指點天下 - 王永平
2016-12-16

今屆選委會選舉創出兩項新紀錄。一是投票率達46%，較上屆超逾18個百分點；二是非建制派奪得325席，較上屆大增121席。進一步分析如下。 首先，46%的投票率代表約10.7萬名選民，而絕大部分是在專業界別的個人。換句話說，逾九成有資格在立法會地區選舉投票的選民不能投票選出可以代表他們提名及選出特首的選委會成員。這是上回大部分港人不接受中央對普選的831決定把選委會原封不動變成提名委員會的主要原因。 除了把絕大多數港人拒諸門外，選委會的「廣泛代表性」其實存在不少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例如，無論從經濟貢獻、就業人數等角度看，一個正常智商的香港人很難接受漁農界應該佔60席，較例如會計界、工程界等界別的席位多一倍。 此外，大部分席位是不容許個人票，例如保險經紀沒有資格在保險界別投票。因此，在38個界別中，有13個界別，共401人自動當選，佔1,200名選委的三分一。看到上述情況屆復屆一成不變，民智高的香港人，特別是透過互聯網熟悉外面世界的年輕人，怎會服氣？ 今次泛民大勝，真的要多謝梁振英領導的政府在過去幾年來有意或無意地讓社會嚴重撕裂，把市民簡單地劃分為支持或反對政府。結果是在市民可以運用自由意志，而又毋須恐懼的投票上，他們便一面倒地選擇旗幟鮮明的非建制派候選人。這是非建制派在全部專業界別拿到絕大多數席位，包括在5個界別全取席位的原因。又以不可能是反中亂港的醫生界別為例，明言爭取真普選的競選團隊以高票當選，而全部表態支持過梁振英的候選人，儘管在行內聲譽好，盡數落選。得票最少的是政治最正確的「反港獨」團隊。 我希望中央及下屆特首認真思考絕大多數專業及知識分子在今次選委會選舉上表達的反建制及求普選訴求。同時，當權者應該感受到沒資格投票的大多數市民愈來愈不接受這個小圈子選舉。這個矛盾不解決，香港社會難以長治久安。

2016-12-15

今個月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15周年。根據加入世貿的協議書，其他成員國在針對中國入口貨品的反傾銷調查，不可再採用第三國價格來計算傾銷幅度，而應該視中國為市場經濟，將相關貨品的出口價和內銷價比較，以裁定傾銷行為是否成立。不過，美國已聲明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 隨著支持中國已成為市場經濟的英國宣布脫歐，加上意大利政府修改憲法的公投失敗，歐盟極有可能稍後正式宣布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的決定。近日日本傳媒報道，東京政府將對中國維持現有的反傾銷稅機制。上述情況導致日前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少數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並稱中國會依據世貿組織規則，採取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筆者未退休前曾擔任香港駐世貿前身、國際關貿總協定(GATT)的代表，並參與成立世貿的多邊談判。我亦曾擔任世貿一個因應有成員國對反傾銷徵稅的投訴而成立的仲裁委員會主席。我想指出，上述有關反傾銷規定的條款，其實如不少世貿協定的條款般，寫得相當含糊。中國當然有理由投訴其他國家不履行義務。但由接受投訴到成立仲裁委員會到有結論，需時多月。即使投訴得直，須撤回傾銷稅的國家也可以用很多理由拖延落實決定。在這方面，美國、歐盟和日本不是遵守世貿規則的模範國家。 另一方面，有關中國是否市場經濟的爭拗，道理不是全部在中國這邊。不少發達國家對中國入世貿多年，卻遲遲不開放重要的投資項目及容許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內地市場長期不滿。反傾銷的爭拗肯定會與中國在其他方面未有履行義務綑綁在一起。最後，在現實世界，國與國的貿易關係與政治形勢密不可分。例如，我估計特朗普上任後的美國不會輕易在這方面向中國讓步。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14

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接聽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祝賀電話，引起一場中美外交風波。由於這次是美台斷交37年來，首度有美國總統當選人與台灣領導人直接通話，引發北京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發言人強調，美國有關方面須信守「一個中國」政策，並提醒美方，台灣是中美關係最敏感的議題。 憑著有話直言，不考慮「政治正確」贏得總統寶座的特朗普，在網上留言反駁中方批評，稱中國可有在人民幣貶值或南海興建軍事設施上問過美方意見。後來美國傳媒陸續披露內情，證實這次歷史性通話是經過精心安排，並非像特朗普交接團隊聲稱的「禮節性祝賀」。他接受傳媒訪問，指與蔡通話不是事先安排，但聲言如中方拒絕在貿易等問題上讓步，他就會考慮是否維持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外交部對此言論表示嚴重關切，強調一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和合作的基礎，不容破壞。 當年中美建交，美國與台灣斷交，承認一個中國。但美國國會隨後通過台灣關係法，藉此維持兩地人民的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法案亦重申美國建交是基於台灣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的期望，以及容許美國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事實上，美國歷年來向台灣出售的武器總值千億美元，是一盤大生意。 美國總統選舉期間，不少評論及中國民間意見認為，比起是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主要推手希拉莉，生意人特朗普當選會對中國較為有利。這是因為解決經濟矛盾，較處理人權差異容易得多。 不過，做生意講實力。特朗普當然明白，一個國家的最主重要實力，是保護自己及盟友(或顧客)的能力。假如台灣不穩定，西太平洋不會和平，而美國的霸主地位和相關的經濟利益必然會受損。這個情況也不符合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度強大的口號。 特朗普上場後，美國在經濟上會與中國針鋒相對。在軍事上，特朗普不會提重返亞洲的論調。但會履行增加軍備的競選承諾，確保美國肯定在軍事保持強勢，並絕對不會對中國示弱。 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13

特首梁振英宣布放棄角逐連任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隨即表示會重新考慮參選。她說為了香港整體福祉，並不介意有人會批評她反口食言。其實哪個參選特首的人不說是為香港好？有梁振英出爾反爾，話N屆不選的先例，市民對林鄭月娥轉軚之舉不會感到意外。不過，像其他參選人一樣，她需要爭取超過600名選舉委員會成員的支持才可當選。對不少選委投票決定有最大影響力的，自然是中央政府。 梁棄選後另一宗新聞是某傳媒引述權威消息，稱中央不支持財政司長曾俊華和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參選特首。前者拒絕回應此事，但以辭職表明參選決心，而後者則表示，既然梁不會連任，他參選的機會大減。 除了退休法官胡國興正式宣布參選外，為圓特首夢奮鬥多年的葉劉淑儀已預告會加入戰圈。假如曾俊華和林鄭月娥也參與這場選舉，中央會否擔心人數太多，影響其心儀的候選人勝算？這是有人猜測在兩名司長之中，只能有一人可獲中央綠燈出線的原因。不過，我認為中央毋須緊張，反而應該歡迎多人競爭的情況。 按現時遊戲規則，特首參選人需拿到150張提名票才取得候選人的資格。選委會有1,200人，理論上可以分別提名最多8人。實際上，因為提名人須記名，而非建制派手握近300票，建制派參選人估計最多只能有3人獲提名。假如這3名建制派候選人勢均力敵，的確有機會出現無人能拿到逾半票數成功當選。不過，候選人可以在選舉後期宣布放棄角逐，並呼籲其支持者轉投另外一個對手。視乎非建制派是否派代表參選，中央可以發揮影響力，讓支持度不足的一名或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在關鍵時刻光榮引退，確保中央屬意的候選人順利甚至高票當選。 我認為多人參選特首可讓中央有更多選擇，並在選舉期間仔細評價他們的表現，最後才一錘定音。到了關鍵時刻，我不相信會有建制派候選人漠視中央的旨意而堅持衝紅燈！ 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12

特首梁振英以照顧家庭為由，宣布放棄角逐連任。這個突然而來的決定，與梁振英近日落區見人的選舉動作並不相配，也不符合他一貫迎難而上的性格。因此，大多數港人歡迎這項消息之餘，更相信這是中央勸退的結果。有人認為梁振英棄選是中央體恤民情，避免香港社會進一步撕裂。雖然這看法沒有錯，但我認為更全面及準確的結論是，這項決定符合中央對港政策，只是在策略上作適當調整。 中央對港政策經歷過三個階段。2003年，50萬人上街抗議23條立法前，中央對港政策是可以不理港事便不理，而中聯辦幾乎隱形。之後，中央決定加強一國在兩制的地位，並在有需要時影響香港的選舉和施政。梁振英上場後，中央決定全面掌控香港的重要事務，不容許有任何出亂子的風險。這是一國兩制白皮書和831特首普選決定的根由。 不過，中央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毋疑，梁振英是個中央絕對信得過、可以執行強硬手段的特首。但一手硬也須同時配合一手軟，特別是在香港這個民智高、自由、國際性的城市。中央明白，鐵腕管治的成本很高，而稍有差池，香港經濟受損之餘，也影響國家利益。例如，在施重手、不惜釋法對付港獨之同時，中央也放寬對泛民實施多年的回鄉證限制。 問題是，慣了強硬打擊對手的梁振英很難改弦易轍，促進和諧。最近政府藉釋法司法覆核四位非港獨的非建制議員便是梁振英過度勇猛的例子。中央堅持挺梁的代價，就是把大多數港人不滿之心不斷強壓下去。我相信這是中央經過長時間考慮後，認為棄梁是較佳選擇的原因。 我不知道中央最終決定誰任下屆特首。但我相信，此人必須令中央放心，他或她需要硬時不會手軟，需要軟時能有成效。不過棄梁的訊息應該是中央希望香港社會多些和諧。(www.facebook.com/JosephWWP)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09

香港回歸後，末代港督彭定康重遊舊地多次，每次都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而他也總是留下不少令人批評或讚許的言論。 今次彭定康來港出席以「香港管治」為題的論壇，並發表以「善治：民為貴」為題的演講。他認為良好管治有4個特質：法治、問責、政府效益及政治穩定。 在彭督管治5年期間，香港法治保持獨立及受政府重視。他創先河出席立法局面對議員質詢，亦舉行居民大會解答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提問，充分體現官員的問責精神。他引入每個政府部門須遵守的服務承諾，藉此提高政府效益。在政治穩定方面，他成功安定民心，讓香港順利過渡。上述各項成績，值得港人尊敬及特區政府學習。 然而，不少港人懷念彭定康的原因不是他的管治成就，而是他替香港爭取民主的經歷。他鑽《基本法》的空子，把立法會部分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擴大至一人一票。中方罵他是「千古罪人」，但很多港人卻封他為「民主鬥士」。我認為兩個看法都不正確。 彭定康出任港督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確保英國光榮撤離香港。看到不少港人對回歸充滿疑慮，並因此渴望有多些民主保障，彭定康於是選擇與中國抗衡，爭取多些民主。這是安定民心，維持有效管治的權宜之計。事實卻是他的政改方案破壞了中英之前同意的直通車安排，不能順利過渡。換另一個角度看，彭定康的民主工程替自己贏得聲名，讓英國光榮撤退，但香港的民主完全並沒有較《基本法》容許的程度增加了半分。 今次彭定康離港時，一方面強烈批評港獨，另一方面說一國兩制沒有失效。這個平衡言論符合他的政客本色。總結一句，彭定康曾經是個管治出色的港督，但我們毋須著意他現在說甚麼或期望他會替香港做甚麼。香港前途始終是靠香港人自己去打拼。

2016-12-08

財政司長曾俊華拒絕回答四位議員提問的風波，沒有因為政府改變立場而終止。主要原因是特首梁振英否認他事前知情，並稱原來立場「不至於要拒絕回答四位議員的提問」。讓我根據呈現在公眾面前的事實評論這宗羅生門。 首先，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事後給立法會主席的信件清楚表明，「政府的一貫立場是只會回應已依法妥為宣誓議員的問題和意見」。不過，「為了避免不必要爭拗，並保持立法會運作暢順，以符合社會整體利益」，政府將回應所有議員的問題和意見。 換句話說，根據政府原來立場，曾司長根本沒有回答政府認為沒有妥為宣誓的四位議員的提問的選擇。這亦是林鄭司長需要白紙黑字再去信給立法會主席的原因。因此，梁特首對曾司長毋須拒絕回應的批評，並不公平。 曾司長在出席立法會會議前，曾諮詢律政司的意見，確認政府不回應的立場沒有改變。令人奇怪的是，制定這個立場的關鍵人物、律政司長袁國強在鬧出風波後竟然封口，拒絕解釋為何他認為官員回答四位議員的提問便會影響政府對他們的法律行動，即使法庭尚未審理案件，遑論有裁決。 政府這個「未審先判」的立場，不僅是與一般市民理解的「無罪假設」法治原則相違背，連立法會法律顧問及城中眾多資深大律師都不認同這個法律觀點。同樣奇怪的是，這個基於法律意見的政府立場又可以因為「避免不必要爭拗」等政治因素而改變。袁司長不是經常公開強調，政府依法辦事時，不會加入政治考慮嗎？ 個人意見，在這件事上做得最錯而一直拒絕交代的官員是袁司長。借此事連消帶打，但不可能不知道，甚至是拍板通過原本立場的官員是梁特首。對梁特首最言聽計從的官員是林鄭司長。最無辜(或者最聰明)的官員是曾司長。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07

上訴庭駁回梁頌恆和游蕙禎就原訟庭對其拒絕宣誓，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席的判決的上訴。這項裁決的主要理據是，上訴庭認為在香港，《基本法》而非立法會享有最高法律地位，而《基本法》賦予法院權力就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作出審判。因此，法院就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作出裁決，不存在如上訴人稱的干預立法會運作的問題。 由原訟庭至上訴庭，梁游兩人的理據都是法院不應該干預立法會的所謂三權分立原則，卻從來沒有就他們是否「拒絕或忽略」宣誓作任何解釋或抗辯。原訟法官不接納「不干預」的理由在判詞裡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而上訴一方其實沒有提出甚麼新理據。結果是梁游敗訴之餘，更要承擔對方全部訟費。 在判詞中，上訴庭表明有權判決宣誓的行為是否合法(即監誓者的看法對法院沒有約束力)。判詞也包含幾項重要的裁決，對相類司法覆核案的審理有指示作用。 首先，與原訟庭裁決的依據稍有不同，上訴庭清楚表明其裁決是按照人大釋法而作出的。其次，上訴庭亦表明人大釋法的生效期為1997年7月1日(即香港特區按《基本法》成立之日)，並適用於所有案件。同時，《基本法》並無賦予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去處理人大釋法是否等於修改《基本法》的問題。換句話說，上訴庭對今次人大釋法的效力和約束力完全接納，而將來有關的司法覆核可以追溯到1997年。 不過，因為梁游兩人拒絕宣誓的事實沒有爭議，所以上訴庭只引用人大釋法的第二(三)段的相關含義，而毋須就其他含義(例如第二(二)段的「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表達任何看法。因此，這次裁決對政府今次針對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及梁國雄四位議員的司法覆核沒有直接關係。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06

財政司長曾俊華昨天早上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但甫開場首先讀稿，指政府已在上周就四名議員(即劉小麗、梁國雄、羅冠聰及姚松炎)展開法律程序，要求法庭裁決他們的宣誓無效。因此，根據律政司的意見，在法庭作最終裁決前，公職人員包括財政司長要跟從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早前致立法會主席的信件，不會回答該四名議員的提問。 曾司長此舉令在場的非建制派議員譁然，並藉在席人數較建制議員多的情況下，通過休會動議，令會議提早結束。曾司長會後拒絕就政府此項決定解釋，只重複這是政府立場。 不過，政府這項立場原來可以說變就變。當天下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定期會面後，引述林鄭司長回應，指政府在法律立場不變的情況下，為了顧及整體利益，出席官員會回答所有議員的提問。 不是只有政府才懂法律。立法會法律顧問認為被政府司法覆核的四位議員，在法庭未有裁決前，仍然保有議員身份。這個觀點其實符合一般市民理解的常識。因此，政府官員不回答議員的提問有藐視立法會之嫌。 律政司長袁國強是資深大律師，屢次強調他只是按法律辦事，不會加入任何政治考慮。林鄭司長代表政府改變立場，容許官員回應四位待審議員提問前，曾否徵詢過袁司長的意見？這個改變是百分百純法律考慮，還是加入了一些政治因素？經常強調重視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特首梁振英有沒有參與客觀效果是向全部非建制派議員「挑機」的決定？在剛表示積極考慮參選特首的曾司長出盡洋相後，政府以顧及整體利益為由，收回禁制令，難道之前的決定沒有考慮「整體利益」？種種問題，不知哪位問責官員可以出來向不懂高深法律或政治的市民交代清楚？ 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05

「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帶隊訪問北京，獲特首級規格接待。他與排名第三的領導人、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面後，接著拜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後他引述王光亞說，中央主管部門同意之前不獲發回鄉證的反對派人士可以申請證件進入內地。這項突然而來的消息，連特首梁振英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也不知情。隔了幾個小時後，政府才發聲明證實收到中央政府通告，即時放寬過去對部分立法會議員和其他人士進入內地的入境限制，並且重新接受此類人士的回鄉證申請。 「此類人士」包括部分泛民議員和有份組織平反六四活動的中國籍香港居民。二十多年來，他們被列入不受歡迎人士類別，其回鄉證被取消或不獲發回鄉證。上屆特首曾蔭權曾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往內地交流，而隨行的部分議員只獲發一次性的入境許可。今年5月，張德江訪港與議員會面時，表示回鄉證的問題總會解決。今次中央宣布放寬之前的限制，是對泛民政黨釋出善意的好事。 不過，這宗喜訊不是由聲稱一直大力推動這件事的梁特首宣布，而是出自以發動群眾反對泛民佔中立大功的周融之口，未免有點奇怪。此外，在政府藉人大釋法司法覆核多名非建制議員，以及周融引述王光亞稱申請回鄉證不等於獲批的情況下，恢復正常公民身份的泛民議員很難會對此消息感到雀躍。況且，發生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後，擺明不愛國的港人如黃之鋒覺得沒有回鄉證反而更有保障，不會被自願返回內地。無論如何，中央此舉值得港人歡迎。但港人會期望這是中央調整對港政策的開始。其實要貫徹習主席期望的「保持政治穩定」和「廣泛凝聚社會共識」，有六成市民支持的非建制派不可能被政府漠視，或在立法會上長期被只靠議席多的建制派打壓。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02

9輛在台灣完成軍事訓練的裝甲車，在運返新加坡途經香港時，遭香港海關扣查，事件演變為中國與新加坡的外交風波。新加坡國防部表示已展開程序向港府取回裝甲車。發言人稱裝甲車並沒有配備任何軍事設施，而透過商業運載方式是正常做法。發言人強調新加坡尊重一個中國原則，並貫徹遵守這項政策。 中國外交部就裝甲車事向新加坡提出交涉，要求新方嚴格遵守香港有關法律。發言人重申，堅決反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和台灣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包括軍事交流和合作。 據報道，承運裝甲車的公司沒有按照法例向香港政府申請進出口許可證。因此，香港海關扣留裝甲車調查是否涉及軍火走私，完全合法合理。不過，有關方面補辦手續，甚至依法被罰不是問題。問題是這件事讓中國有機會提醒新加坡不能像以往般左右逢源，要懂得尊重今非昔比的區內最強之國。 其實新加坡派軍人往台灣接受訓練，是由李光耀執政時便開始的。不過，隨著李光耀淡出政壇，加上中國強勢崛起，新加坡的兩岸政策便愈來愈難保持平衡。根據內地《環球時報》的社評，新加坡於2012年承諾會放棄跟台灣之間的軍事合作，而今次裝甲車事件暴露了新加坡的「虛偽」。 北京藉事件向新加坡抗議，同時是向台灣的蔡英文政府示威。此外，在中美外交角力上，新加坡一向扮演微妙的關鍵角色。一方面，它在東盟有相當重要的協調能力。另一方面，它其實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忠實支持者。有華人血統的李光耀雖然與歷任中國領導人都有交情，但一向很忌憚這個強國。他認為亞洲區的和平穩定須建基於中美日三方的平衡。不過，承繼他執政的李顯龍，無論是因為個人才能或客觀政治環境，都不能像他父親般做到面面俱圓。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又不得失美國成為今天新加坡外交的最大挑戰。說句笑話，移民新加坡的香港人也不能擺脫中國的強大影響力！周一至五刊登

2016-12-01

特首梁振英日前委任張宇人及廖長江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前者是自由黨主席，後者是建制派在立法會的召集人。這項委任令行會的非官守議員增至16人，應該是歷史性最多人數。但行會成員在一般市民心中早已褪去往昔尊貴的地位。 回歸前，能夠被港督選中出任當時稱為行政局的成員，都是在社會上有影響力及備受尊敬的成功人士。例如行政局的非官守首席議員鍾士元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發揮巨大影響力，既獲邀請帶同其他成員往北京與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會面，亦前往倫敦向英首相戴卓爾夫人表達香港人的憂慮。 為了保存這個香港原有體制的優點，制定特區政府架構的《基本法》清楚列明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而像主要官員一樣，行會成員須是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回歸後，行政會議卻不像以往般被特首重視。獲委出任行會成員的人士，部分是因為政治理由而不是本身有甚麼專長。其實特首希望透過委任一些政黨人士出任行會成員，以便施政可以暢順或更貼近民情的做法，本身完全沒有問題。問題是透過選舉，特別是地區直選晉身立法會的議員不可能代表整個政黨加入行會，甚麼事都支持政府。所以他們是以個人身份出席行會。在有需要維護政黨利益時，他們便不惜辭去行會職務，例如當年田北俊因為反對23條立法辭任，而早前李慧琼也在立法會選舉前辭任。 今屆特首梁振英曾在競選政綱中稱會加強行會的職能，讓非官守成員為政府出謀獻策，協助政府解釋政策，以及委任他們出掌重要的諮詢委員會等。四年下來，行會的表現(或無表現)，市民有目共睹。以今屆行會非官守召集人為例，他沒有獲委任出掌一個諮詢委員會。現時為政府政策或特首言行護航的行會成員寥寥可數，而大多數在市民心中也沒有很高的公信力。 行會沉淪，是近年政府施政退步的縮影。周一至五刊登

2016-11-30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以「香港新願景」為題發表演講。演詞長達八千字，涵蓋八個議題，包括鞏固優勢，堅定信心；多元經濟，優質就業；培育青年，廣納人才；平衡發展，優化城市；扶貧助弱，共享成果；和諧共融，關愛互助；一國兩制，勿忘初心；以及掌握機遇，昂首邁進。 林鄭月娥表示，這篇演詞不是行政長官選舉的競選綱領，而是一名服務多年的公務員的肺腑之言，亦不介意被視為她的臨別贈言。她說只要港人依然熱愛這個城市，她有信心能落實她提出的願景。 林鄭月娥說過很多次她不會參選下屆特首。但不少人記得，她在上屆政府做發展局長時，曾表示任期結束後便會退休。結果是她接受梁振英邀請當上政務司長。我相信她不會主動與梁振英爭奪特首寶座。但假如形勢有變，我也相信她會把握機會，落實她的香港新願景。 在她提出的八個願景中，林鄭月娥著墨最多的自然是她的強項：扶貧助弱。她在演詞中完全沒有討論政改，只是強調中央有誠意讓「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並要求特區政府嚴格、全面、準確地落實《基本法》。對不少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這個「信中央」的願景並不能解決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局。 撇除她的政治取態，林鄭月娥是個非常能幹的官員，更對基層和弱勢社群的福祉真正關心。她在回歸前後做過庫務局副局長，所以熟悉經濟事務，也明白審慎理財的道理。這是她對全民退休保障有保留的原因。 林鄭月娥還未到六十歲，又熱愛香港，即使她當不上特首，又不願再做政務司長，她也應該繼續在下屆政府內工作。既然她不甘心香港的經濟增長遜於新加坡，她可以考慮做個名義上低一級但有權有責的財政司長，致力令香港超越新加坡。她也可以在其他公職上繼續發揮所長，特別在扶貧助弱方面服務香港，作出貢獻。周一至五刊登

2016-11-29

我一向認為，香港只有「講獨」分子，沒有「港獨」分子。真的爭取「港獨」是要像孫中山先生當年一樣，搞流血革命推翻滿清。今天討論香港可以獨立，或應該獨立，像香港人一句口頭禪「得個講字」。在言論自由的原則下，只要不是煽動暴力或刑事罪行，任何大逆不道的議題都可以講。作為一個「通識」或「學術」議題，有學生在校園把「港獨」提出來討論，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思想不自由，香港談甚麼創意？不過現實始終是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框架內，「港獨」沒有生存的空間，只是死路一條。 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利用立法會宣誓宣揚「港獨」，只是「講獨」的升級版。但這場鬧劇卻對香港造成極大損害。首先，梁、游的不當行為令投票予他們，一心想給本土派年輕人一個從政機會的選民失望。他們一聲「支那」更令經歷過日本侵華苦難的年長一輩憤怒。結果事件愈鬧愈大，中央順勢出手透過人大釋法。 這次釋法對香港的司法獨立造成極大衝擊。看到有機可乘，政府美其名做後續工作，而建制派利用人大釋法提出司法覆核，企圖把部分非建制派議員拉下馬。無論結果如何，香港會有一段長時間政治紛爭不絕，嚴重影響立法會的正常運作。不少非政治性的民生立法或撥款建議會因此被迫拖延，受害的是普羅大眾。 「講獨」另一個破壞是模糊了爭取普選的訴求。《基本法》承諾香港有普選，但今天出盡鋒頭的「講獨」分子，在兩年前爭取普選的「雨傘運動」中好像沒有出現過。「講獨分子」不集中力量去爭取普選而去奢談2047年前，或者不知多少年之後肯定不會實現的「港獨」，是甚麼道理，還是別有用心？ 為了避免有人利用「港獨」之虛妄做損害港人利益的事，我建議非建制派考慮發表鄭重聲明，與「港獨」劃清界線，然後繼續爭取普選及維護本土利益。周一至五刊登

2016-11-28

早前曾鈺成在其專欄談到有出版社編寫他學英文的書，並請到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寫序。曾鈺成的英文水平勝過不少曾在歐美留學的本地精英，而彭定康的英文更是出類拔萃。記得彭督在港工作時，定期就香港管治及社會狀況發表家書(Letter to Hong Kong)。他離任時，把這批家書輯錄成書，送給每位主要官員。香港電台應該有彭督整套家書。有心學好英文的人士值得上網查閱，肯定獲益良多。 回歸前的香港政府定下兩文三語政策，期望學生學好中文、英文，以及講流利正確的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兩文三語確保港人植根香港，面向中國及放眼世界。我在1995年擔任教育統籌司(回歸後改稱為教育統籌局局長)。1996年3月，教統會發表題為《提高語文能力整體策略》的《第六號報告書》。報告書建議成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簡稱「語常會」)，其工作範圍包括協調兩文三語政策的實施及評估其成效。 1999年，語常會出版了我有份構思的《名人學語文訪問系列》第一輯。負責訪問和撰稿的是今天成為香港「名筆」的陶傑。書中訪問的名人有13位，包括董橋、金庸、張小嫻、成龍、周潤發、陳慧琳、司徒華、吳靄儀和曾鈺成(排名不分先後)。例如，成龍和周潤發都是40歲後才學英文。成龍在美國第一年，沒有拍戲，一天9小時，全年學英文，而周潤發則從最基本的發音學起。這本書已經絕版，我那本也不知在甚麼時候掉了，希望語常會看到此欄，考慮再版。這本有趣及勵志的書，非常值得有心學好中英文的人閱讀。 兩文三語中的廣東話(其實已經變成香港本土話)近年好像被輕視了(例如有人認為以普通話教中文更有效)。我認為廣東話是香港原有生活方式及本土文化的重要元素，需要珍惜。保存廣東話完全符合一國兩制。這個議題值得另文討論。周一至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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