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極醫源 - 梁卓偉
2016-05-05

去年大學聯招放榜,香港大學盡攬全港十二名狀元,其中七人成功報考醫學院,成為輿論焦點:如果說最好的學生都在港大醫學院,也不誇張;內外全科醫學課程的所謂「神科」地位,更顯無與倫比。 身為院長,理應歡喜雀躍,但筆者不禁反問:當一個城市「最好」(其實更準確而言,「最好」是指「最高分」)的學生都跑去習醫的時候,這樣的選擇會對社會產生甚麼長遠影響? 我們常以種樹來形容培育人才,比作自然保育或許更確切:不但有茁壯的樹,還有花葉繁茂,果實豐美,水土潤澤,只有多元生態,才能維持盎然生機。當人才發展只傾向於某一行業,其他領域會不會受影響,生態是否因此失衡?當一個本來獲劍橋錄取的學生,最終也決定留港學醫,這是證明了香港教育的成功?還是顯示了求學目的之直白? 上世紀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說過:「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歷程,並非為未來的生活作準備」(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living and not a preparation for future living)。對此我大致認同,但會在後面一句加上一個「只」字,即教育並非只為未來的生活作準備。換句話說,求學不只是求分數。 體驗大學生活絕不輸於求學的重要程度。港大醫學院每年錄取多位狀元,甚至包攬全數,我們取錄的準則,包括考慮他們是否真的想讀醫科,有無探索知識的抱負,和關懷生命的志願,這才是求學的關鍵。 去年筆者授課的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小組中有一名IB狀元,學期末評核時他跟我剖白:當初報考志願是哈佛的文理學院,但一直未聞回音,才留在港大讀醫,他的名字還排在等候冊上。他硬着頭皮請我為他寫推薦信,讓他有機會見識世界頂尖的學府,體驗海外求學的生活。我毫不猶豫答應,雖然這樣一來,等於我們醫學院損失一名優秀人才,但這是他的人生選擇,四年哈佛博雅教育可以更大程度豐富他的人生,或許屆時他才會認清自己的求學意向,堅定習醫之志,奉為終身使命。 求得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應由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去學習和掌握,而非大學教育的主要甚至於唯一目標。我們該怎樣評定一家大學的品質?不只是看他們錄取甚麽學生,而是看學生離開學校時成為甚麼人。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隔周四刊登

2016-04-21

去年逾千公立醫院醫生靜坐抗議,要求跟隨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加薪。其實按政府規範未有其必然性,甚至可被形容為不依循規限辦事。話雖如此,筆者當時率先表態支持,認為公院醫生跟其他公務員甘苦與共,自是理所當然。消息傳開,朋友恍然大悟般感嘆,原來醫生並非「不吃人間煙火的」。 醫生給人「不吃人間煙火」的印象,源於香港醫療專業的自我獨立監管制度,《基本法》第142條這樣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字裏行間隱然地位「超然」。 醫生的「超然」地位獲法律保障,其實應該追溯到一份「社會契約」。歐洲啟蒙時代大哲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啓發了後世思考個人和政府(或公權力)之間的關係:其基礎是社會每個人都同意遵守共同規則,接受相應義務,放棄自己部分的權利,並且讓公權力執法,形成契約關係。由此引申,專業團體由自我監管,承擔義務,來獲得認可與尊重,也符合契約精神。 代表醫生的專業團體,必須維持整體醫生的操守、道德、技術標準,才能獲取社會信任,賦予專業獨立運作與自我監管的「超然」地位,這是整個專業與社會之間契約的一種體現。此外,每位醫生在個人層面亦必符合社會的期望: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詞內的宗旨,置病人利益於自身之上,嚴格保持專業水準、注重自我修養,為公眾利益奉獻。 但凡談到生計待遇總不免尷尬:醫生一旦過分在意自身利益,公眾就會質疑其醫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公眾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人都認為醫生太看重賺錢(1)。關於醫生賺錢,英國著名戲劇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以其特有的幽默風格肆意嘲弄:「最危險莫過於一個窮醫生,比沒錢的僱主,貧困的房東更甚。」(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a poor doctor: not even a poor employer or a poor landlord.) 蕭伯納當年批評醫生,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也不能免於蠅營苟行,有所謂「醫生的左右為難」(The Doctor’s Dilemma)。專業與利益該如何平衡?醫生的誠實專業,固然要有合理利益的保障;但維護自身也別忘了自省:有無恪守社會契約,是否問心無愧,不負公眾期望?  (1)Atul Gawande, A Surgeon’s Notes on Performance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隔周四刊登(今期文章由梁卓偉、特約作者唐明合撰)

2016-04-07

外地受訓的港人醫生回流要重新考牌,連牛津劍橋也不例外?爭論之餘可別忘了:香港本地畢業的一度都是「無牌醫生」。 辛亥革命爆發的同年,香港大學成立,早創於1887年的香港西醫書院(原名為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正式併入港大,但新機構對待前身十分決絕:不但沒有聘用當時書院院長葉純(Dr. Robert MacLean Gibson),英國醫務委員會還只承認香港大學畢業生註冊,拒絕認可以前西醫書院的資格——聽來荒誕,但從1887年到1915年的四分一世紀,西醫書院的畢業生(包括第一屆的孫中山)一直都沒有獲得正式醫生資格,有的只是一張稱為Licenciate的有限度執業許可證,對比今天的Licenciate亦即執照醫生實具天淵之別。 彼時醫科絕無今日之「神科」地位,連香港也稱不上一座甚麼城市,本地華人的生活水準非常低,雖然西醫書院有意培訓本地人才,卻不能說讀醫的學生懷有出人頭地的希望。 1894年鼠疫大爆發,全港陷入緊急狀態,雅麗氏醫院與那打素醫院都實行關閉,改為臨時收容所,西醫書院學生都「當仁不讓」,自動響應院方號令到瘟疫前線,甚至擔當仵作。當時香港城市建設薄弱,自不待言,學生當然也沒有甚麼防護設備,唯憑謹慎小心,外加一點運氣,硬著頭皮上陣。 近期英國初級醫生罷工抗議,要求改善周末值班的待遇。聯想到香港醫生的處境,不禁莫名感到歷史的捉弄:從起初香港本土培訓的醫學生不獲承認,到外地畢業醫生必須在香港考牌,在時勢的漩渦裡,命運因何浮沉,誰有答案?只覺「時移世易」這四個字,太過輕描淡寫吧。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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