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極醫源 - 梁卓偉
2016-05-05

去年大學聯招放榜，香港大學盡攬全港十二名狀元，其中七人成功報考醫學院，成為輿論焦點：如果說最好的學生都在港大醫學院，也不誇張；內外全科醫學課程的所謂「神科」地位，更顯無與倫比。 身為院長，理應歡喜雀躍，但筆者不禁反問：當一個城市「最好」(其實更準確而言，「最好」是指「最高分」)的學生都跑去習醫的時候，這樣的選擇會對社會產生甚麼長遠影響？ 我們常以種樹來形容培育人才，比作自然保育或許更確切：不但有茁壯的樹，還有花葉繁茂，果實豐美，水土潤澤，只有多元生態，才能維持盎然生機。當人才發展只傾向於某一行業，其他領域會不會受影響，生態是否因此失衡？當一個本來獲劍橋錄取的學生，最終也決定留港學醫，這是證明了香港教育的成功？還是顯示了求學目的之直白？ 上世紀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說過：「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歷程，並非為未來的生活作準備」(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living and not a preparation for future living)。對此我大致認同，但會在後面一句加上一個「只」字，即教育並非只為未來的生活作準備。換句話說，求學不只是求分數。 體驗大學生活絕不輸於求學的重要程度。港大醫學院每年錄取多位狀元，甚至包攬全數，我們取錄的準則，包括考慮他們是否真的想讀醫科，有無探索知識的抱負，和關懷生命的志願，這才是求學的關鍵。 去年筆者授課的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小組中有一名IB狀元，學期末評核時他跟我剖白：當初報考志願是哈佛的文理學院，但一直未聞回音，才留在港大讀醫，他的名字還排在等候冊上。他硬着頭皮請我為他寫推薦信，讓他有機會見識世界頂尖的學府，體驗海外求學的生活。我毫不猶豫答應，雖然這樣一來，等於我們醫學院損失一名優秀人才，但這是他的人生選擇，四年哈佛博雅教育可以更大程度豐富他的人生，或許屆時他才會認清自己的求學意向，堅定習醫之志，奉為終身使命。 求得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應由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去學習和掌握，而非大學教育的主要甚至於唯一目標。我們該怎樣評定一家大學的品質？不只是看他們錄取甚麽學生，而是看學生離開學校時成為甚麼人。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隔周四刊登

2016-04-21

去年逾千公立醫院醫生靜坐抗議，要求跟隨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加薪。其實按政府規範未有其必然性，甚至可被形容為不依循規限辦事。話雖如此，筆者當時率先表態支持，認為公院醫生跟其他公務員甘苦與共，自是理所當然。消息傳開，朋友恍然大悟般感嘆，原來醫生並非「不吃人間煙火的」。 醫生給人「不吃人間煙火」的印象，源於香港醫療專業的自我獨立監管制度，《基本法》第142條這樣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字裏行間隱然地位「超然」。 醫生的「超然」地位獲法律保障，其實應該追溯到一份「社會契約」。歐洲啟蒙時代大哲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啓發了後世思考個人和政府（或公權力）之間的關係：其基礎是社會每個人都同意遵守共同規則，接受相應義務，放棄自己部分的權利，並且讓公權力執法，形成契約關係。由此引申，專業團體由自我監管，承擔義務，來獲得認可與尊重，也符合契約精神。 代表醫生的專業團體，必須維持整體醫生的操守、道德、技術標準，才能獲取社會信任，賦予專業獨立運作與自我監管的「超然」地位，這是整個專業與社會之間契約的一種體現。此外，每位醫生在個人層面亦必符合社會的期望：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詞內的宗旨，置病人利益於自身之上，嚴格保持專業水準、注重自我修養，為公眾利益奉獻。 但凡談到生計待遇總不免尷尬：醫生一旦過分在意自身利益，公眾就會質疑其醫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公眾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人都認為醫生太看重賺錢(1)。關於醫生賺錢，英國著名戲劇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以其特有的幽默風格肆意嘲弄：「最危險莫過於一個窮醫生，比沒錢的僱主，貧困的房東更甚。」（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a poor doctor: not even a poor employer or a poor landlord.） 蕭伯納當年批評醫生，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也不能免於蠅營苟行，有所謂「醫生的左右為難」（The Doctor’s Dilemma）。專業與利益該如何平衡？醫生的誠實專業，固然要有合理利益的保障；但維護自身也別忘了自省：有無恪守社會契約，是否問心無愧，不負公眾期望？  (1)Atul Gawande, A Surgeon’s Notes on Performance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隔周四刊登(今期文章由梁卓偉、特約作者唐明合撰)

2016-04-07

外地受訓的港人醫生回流要重新考牌，連牛津劍橋也不例外？爭論之餘可別忘了：香港本地畢業的一度都是「無牌醫生」。 辛亥革命爆發的同年，香港大學成立，早創於1887年的香港西醫書院(原名為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正式併入港大，但新機構對待前身十分決絕：不但沒有聘用當時書院院長葉純(Dr. Robert MacLean Gibson)，英國醫務委員會還只承認香港大學畢業生註冊，拒絕認可以前西醫書院的資格——聽來荒誕，但從1887年到1915年的四分一世紀，西醫書院的畢業生(包括第一屆的孫中山)一直都沒有獲得正式醫生資格，有的只是一張稱為Licenciate的有限度執業許可證，對比今天的Licenciate亦即執照醫生實具天淵之別。 彼時醫科絕無今日之「神科」地位，連香港也稱不上一座甚麼城市，本地華人的生活水準非常低，雖然西醫書院有意培訓本地人才，卻不能說讀醫的學生懷有出人頭地的希望。 1894年鼠疫大爆發，全港陷入緊急狀態，雅麗氏醫院與那打素醫院都實行關閉，改為臨時收容所，西醫書院學生都「當仁不讓」，自動響應院方號令到瘟疫前線，甚至擔當仵作。當時香港城市建設薄弱，自不待言，學生當然也沒有甚麼防護設備，唯憑謹慎小心，外加一點運氣，硬著頭皮上陣。 近期英國初級醫生罷工抗議，要求改善周末值班的待遇。聯想到香港醫生的處境，不禁莫名感到歷史的捉弄：從起初香港本土培訓的醫學生不獲承認，到外地畢業醫生必須在香港考牌，在時勢的漩渦裡，命運因何浮沉，誰有答案？只覺「時移世易」這四個字，太過輕描淡寫吧。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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