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論 - 袁彌昌
2016-10-27

讀者可能留意到，筆者在評論中經常使用歷史類比法，但實際上筆者使用的不全然是歷史類比法，而是歷史拼圖法，啟發自羅家聰(羅耕)在其專欄中所使用的拼圖法。 羅家聰的拼圖法應叫做併圖法才對，因為他將兩張走勢圖併在一起，藉以預測未來走勢與發展。它的最大優點就是它可比較一整段時期的走勢，以及背後所反映出來人心對升跌的原始反應，其參考價值非常巨大。 將這種拼圖法用於歷史上有其特殊價值：人們一般使用的歷史類比法實在過分簡陋，比如西方人經常使用的希特拉、慕尼黑、越南等例子，基本上對未來事態發展的預測只有幫倒忙的份，但不少人仍對之深信不疑。另一方面，這個可能是筆者的專業——戰略研究的假設，就是世事怎變，人心都永恆不變，因而實在沒有如拼圖法般將人心反應忠實地反映出來的辦法。因此每當筆者進行歷史類比，也會參考拼圖法的做法，需要多處吻合才會採用該例子。   美國軍事戰略家John Boyd認為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定向(orientation)最為重要，但如果沒有歷史經驗作參考的話，就唯有依賴個人經驗作出定向，那是相當危險的。筆者有幸對歷史感興趣，因此可根據歷史形成定向，亦可用中西史互相參照。然而時下年輕人大多對歷史嗤之以鼻，令他們的定向能力大打折扣，因而經常只能以先驗的方式來推敲，極容易受到不同的理論和意識形態所蠱惑，作出拙劣的決定，這與本港歷史教育的衰落不無關係，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啟歷史教育，重現歷史本質。 本欄至此已是最後一篇，在此與大家暫且告別，希望後會有期！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2016-10-20

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及游蕙禎，上週在立法會宣誓時使用「支那」一詞及粗言穢語，並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 旗幟(圖)，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做法的是非曲直固然是十分明顯，但事實上，這應早在人們意料之內，難道大家認為他們會「順攤」地照本讀出誓詞嗎？   如要有效應對這情況，我們必須先了解梁游二人目前的處境：自從競選時青年新政天馬行空地提出開發香港天然氣，而成為政圈笑話後，老實說，他們要再想出一個新點子也甚為艱難，其他理論配套亦同樣欠奉，令這條路往後怎樣走下去很成疑問。   再者，梁游二人這種以身份認同為優先的右翼本土，在當選後隨著朱凱廸人身安全受威脅、橫洲事件爆發後，鋒頭迅即被以朱凱廸為首，著重反霸權的左翼本土所蓋過，整段時間基本上無人理會。直至後來游蕙禎提出「扑嘢論」，才總算扳回一城，得到外國媒體的報道。所以對於梁游二人來說，唯有依循這「路徑」，才得以搶回一點曝光率和話語權，因此在宣誓中再次鋌而走險可謂必然。   之不過，這模式可不是容易操作與維持的。以這次宣誓為例，梁游二人太急於求成，又要刻意取得西方媒體注意，就連其「支那論」過了火位，侮辱了所有中國人也不自知。可以預見，將來當外界對他們失去興趣，他們又將自我炒作，到時又會無可避免地自暴其短，至此其自敗之象已呈，不足為慮。   這不是說我們不應譴責他們，而是既然他們今次犯了無差別地侮辱所有中國人的錯誤，那麼我們更該實行精確打擊，準確地恰如其分地譴責他們，加速其敗亡。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2016-10-13

早前曾鈺成在其專欄提到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更沒有政治領袖，雖然這一點是眾所公認，但曾鈺成提出政治領袖要有政治理念、技巧及魅力，固然是從政者的基本素養，之不過單憑這樣就算是政治領袖，那麼政治領袖一詞則跟成敗論英雄無異，只會淪為結果論的產物──最後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大家應該聽過管理學中有一條叫「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指在組織中，人早晚會被擢升到不能勝任的職位。筆者認為這原理非常有道理，而且在政界中相當適用。就在筆者研究的戰略學中，就有大戰略與戰略的一些原則完全相反的情況，因此一個人被擢升到某個高度時，就會進入如大戰略般的領域，需要以全新方法來應對。如果以為靠培育就可克服這問題，就未免太過樂觀──公務員可以培訓出來，但成功培育政治領袖的例子卻有如鳳毛麟角，且不說現在是多變的21世紀。   簡言之，筆者不認為香港的政治領袖問題是個經驗論問題。從戰略角度來看，香港自回歸後根本連談得上是大戰略的東西都沒有，19年來基本上是「無人駕駛」。令問題雪上加霜的是，不巧以「獅子山精神」為代表的香港主流意識形態走向衰落，可是新的意識形態卻尚未形成。由此可見，要在香港成為成功的政治領袖，一定程度必須在這兩方面有所建樹，否則難以扭轉局面。   然而，由於目前香港的情況實在是差無可差，因此政治領袖可暫時不用顧慮上述重大問題，反而有能力並專注於團結香港，恢復香港的穩定和諧就可以了，真不知這是可幸還是可悲。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2016-09-29

在剛結束不久的立法會選舉中，朱凱廸、劉小麗和羅冠聰等人成功當選，除了令「官商鄉黑」成為香港新的專有名詞之外，更重要的是重新喚起了市民對社會公義的關注與盼望。 思想家李澤厚在與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中，主張「要改革不要革命」，並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四個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其前提是社會穩定和生態環境。筆者認為這四個順序對香港同樣適用：港英時代後期，香港經濟起飛，個人自由得到保障。由於社會機會處處，機會大致上平等，加上公共服務配合得宜，社會公義未成問題，市民轉而直接追求民主——這訴求到回歸後更形強烈，以致市民對其他三方面都不以為然。 後來全球經濟環境轉變，港人上流機會減少，經濟性深層次矛盾逐漸浮現，可是社會與中央依舊在民主問題上角力，令經濟性矛盾多年被忽視。佔領運動及政改失敗終於令市民在民主追求上清醒過來，導致民主回歸派失勢，本土及民粹主義抬頭。到立法會選舉，朱、劉及羅等人參選，人們才意識到社會公義才是目前香港的關鍵問題，以前的民主追求一定程度是以社會公義為代價的——沒有社會公義的基礎，即使有民主也是枉然。 因此朱、劉及羅當選意義非凡——除了凸顯出香港問題的經濟民生根源及性質之外，其「民主自決」主張實質上亦表明了民主是達成社會公義的手段，這賦予香港民主新的及更具體的含意，特別在香港政改未成功情況下，先退一步鞏固社會公義，之後再全力追求民主，實乃上策。

2016-09-22

著有《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的趙鼎新教授，提出了中國「儒法國家」形成的原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結構提供了解釋，亦側面道出了目前陸港矛盾和香港問題的本質。 有別於一般人認為中國強大的官僚制國家是治水農業和外族入侵的產物，趙鼎新認為強大的國家機器是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戰爭背景下國家和社會的互動，最終導致了中國統一和儒法國家的建立。 大家都知道三家分晉是春秋與戰國時代的分水嶺，不過三晉的出現卻是由於貴族勢力不斷坐大，導致了封建危機，令貴族變成了國君。所以在三家分晉前，三晉已在領土上實行非世襲、以郡縣制為中心的官僚體制，以確保封建危機不再重演。 在這背景下，為了進一步加強君權及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魏、韓、趙先後發起了在法家思想指導下的全面性改革(因此法家學者絕大多數出自於三晉)，其成功迫使其他國家仿效，最後造就了貴族勢力相對薄弱的秦國，採取更為徹底的改革，一統天下。 秦國統治者對法家這一套很自信，認為馬上能打天下，也能治天下，所以秦十五年而亡─他們不了解法家學說不能給國家存在提供一個合法性基礎，而這弱點恰巧是儒家學說的所長，因此日後漢朝採行「陽儒陰法」而成為儒法國家。 文化大革命後儒教崩潰，令國家由儒法雙軌變為純法一途，國家強大更令這趨勢有增無減，其治港政策亦變成了強硬路線的展現，造成了不少矛盾。故此，治港者必須盡快找出儒家學說的代替品，回到儒法雙軌的路上，才可軟硬兼施，因時制宜，令港人歸心。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9-15

中國作家郝景芳，近期因其小說《北京折疊》獲得科幻界大獎雨果獎而聲名大噪。作品講述22世紀的北京，人口8,000萬，不同階層的人生活在相互隔離的3個空間裡，並按比例分配生活時間：第一空間住著權貴統治者，有500萬人口，第二空間是2,500萬中產白領，第三空間則有5,000萬底層勞動者。 每48小時中，上層人士能生活24小時、中層白領16小時，下層清潔工只有8小時。當一個空間出現，另外兩個就會折疊起來，裡面的人隨即休眠。   諷刺的是，這作品明明是借科幻諷今，除了背景之外，無一不暴露當代大城市的階層差異及權力分配的現實，卻偏偏榮獲科幻界最高榮譽雨果獎，不知道還以為是西方評審對作者太過明顯的隱喻所開的玩笑。   如果我們以為作者藉作品來發牢騷就錯了，她實際上在為正在全球大城市湧現的後現代社會問題，提供一種「反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面對自動化和大規模失業問題，只好把底層人口「塞到夜裏」，徹底減少這些人的生活時間，同時為他們保留了一種不能由機器人替代的工作—垃圾處理。至於為避免因上層社會工資、物價上漲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影響到底層人口，城市必須實行摺疊和完全隔離，令人們、貨幣和商品無法流通─這些措施的出發點儘管是人性和善意的，卻令社會階層固化，貧富分化幾乎不可逆轉。   目前香港的眾多社會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所有階層同待在這彈丸之地，同時承受著全球化及其他階層的相互影響，假如我們再不趕緊尋找解決方案，將來香港可能只剩下「折疊」一途。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9-08

上周筆者才提到非建制派恐怕會在選舉中陷入欲救無從的境地，不過非建制派在選舉前30小時迅速變陣，支持率低的候選人宣布棄選，而在選舉當天「雷動計劃」亦按照計劃起動，就結果而言，至少怎樣也令民主黨和公民黨 5 張名單全部當選，很大程度拯救了泛民。 泛民雖有棄選的決心，但危機意識卻很低：佔領運動後，泛民的支持者已大幅流失，不少甚至跑到建制派那邊去，年輕人亦幾乎一定不會投給泛民。20多萬張新增選票泛民也沒有着落：年輕首投族只會投給年輕人政團，年長的就投給建制派。換句話說，客觀意義上今次選舉就是革泛民的命的，這一點從連任失敗的傳統泛民中一目了然。 今次選舉由於刻意被冷處理、非建制派碎片化和民調欠指標性，實令一眾選民毫無頭緒，缺乏方向，因而在這背景下，棄選消息一出，反而令選民頓時重拾方向，建制派的如意算盤也再打不響。 因此，即使棄選的候選人可讓出的票數不多，但卻啟動了選民的策略投票模式，使他們大舉投給位處中游須爭奪尾席的泛民候選人，平白讓選情不太理想的候選人撿了極大的便宜─鄺俊宇由本來爭奪尾席，搖身一變成為票王就是最佳例子，所以棄選及雷動計劃實際上是為整個選舉變調而救了泛民。 然而，這部署下遭殃的還有中間路線：策略投票令投票行為帶有新的目的和方向性，令人覺得投給中間路線挽救不了局面，以致中間選民迅速歸邊。撇開民主思路不談，王維基及方國珊高票「梗頸」落選，便成為了這部署下最大的受害者。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9-01

本來滿以為是佔領運動之後最重要的選舉，殊不知在一片反梁振英聲中，所有議題都相形見絀，民調又搞得一塌糊塗，本屆立法會選舉就在這反高潮中迎來投票日。   確認書出台後，港獨議題的確把反梁聲音蓋過了一陣子，但大家只要有看選舉論壇，就知道以反港獨遏制反梁是行不通的，因為越多提及港獨，只會變相為它宣傳，得不償失，且不說由建制派來做不弄巧反拙才怪。   不過，梁振英運氣倒是不錯——儘管後來的選舉論壇的質素有所提升，但一開始論壇鬧劇連場已深入民心，以致不少人看了一次之後便出現疲態(fatigue)，之後的也一概不看，所以在論壇中出現無數次的「ABC」，也沒有取得更大效果。   此外，無論這次選舉多麼缺乏議題，也不會如此沒有報道，所以背後有可能是傳統媒體有意為之，故意將整個選舉作冷處理，這樣既可幫助梁振英，又可降低投票率以增加建制派勝算。   另一方面，上次新界東補選辛苦保住的直選18席分組點票否決權，其實在這次選舉中更加「凍過水」——上次只要保住楊岳橋便一勞永逸，但今次情況前所未有：非建制派碎片化，名單又多，再加上民調完全失去指標作用，非建制派一旦選情失利，實在是「要救都唔知救邊個」，將陷入欲救無從的境地，如此的話，造成民調失靈的人亦將成為歷史罪人。   所以即使到現在梁振英還在負隅頑抗不是沒有理由的。假使非建制派失去分組點票否決權，港府和建制派便可提出修改《議事規則》，這樣便可解決拉布問題，令施政重新變得暢順，這應該才是梁振英的最大寄望。    新界東其他候選名單包括方國珊、林卓廷、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張超雄、麥嘉晉、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陳志全、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及陳克勤。

2016-08-25

提到香檳，通常第一時間就會想起唐‧培里儂(Dom Pérignon)，因為不少人都以為香檳(氣泡酒)是培里儂這個法國僧侶發明的，可是培里儂非但沒有發明香檳，他更差點令香檳這飲品從歷史上消失。 說來也夠諷刺，培里儂於修道院的工作，根本不是製作香檳，反而是除去葡萄酒中的氣泡。香檳地區的葡萄酒很容易出現瓶內再發酵，由發酵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往往會使酒瓶在酒窖爆炸，一個酒瓶爆炸可引發連鎖爆炸，令生產者損失慘重，於是培里儂的工作就是研究怎樣避免氣泡這「問題」產生。 由於當時人們對發酵及二氧化碳的產生並沒有足夠了解，所以氣泡酒被冠予「魔鬼酒」的名號，而培里儂甚至認定要用黑皮諾這些紅葡萄而非白葡萄，才可減少氣泡產生。 不過在英倫海峽的對岸，英國物理學家梅雷特(Merret)早於1662年已記錄在成品酒中加入糖分使其二次發酵的方法，並將這「香檳製法」的成果展示給皇家學院，比起培里儂在修道院工作的時候更早。此外，英國人亦在法國人之前發現軟木塞和加厚的酒瓶，以致在法國人還沒有完全掌握釀造技術之前，英國人已在享用並且非常喜愛香檳。 由此可見，不少人眼中的所謂「問題」，其實是源於對事情沒有充分了解，自己駕馭不了，就索性把事情打成負面。相比之下，英國人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還為之配上相應的軟木塞和加厚酒瓶，這樣就一舉將氣泡這「問題」轉化成嶄新的口味，發展成全球知名的飲品。 治港不就該是這樣嗎？只要先搞清楚狀況，加上「打鐵還需自身硬」，還有甚麼不能轉化的？ 周四刊登

2016-08-18

面對港獨抬頭，最有效的解決辦法莫過於把佔港人絕大多數的反港獨人士爭取過來，孤立港獨分子，這樣才能不失原則地找到適當的解決形式，這才是統一戰線的真髓。可是目前情況卻明顯與此背道而馳，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就是在群眾工作中犯了「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   「命令主義」指違反群眾意願，只憑強迫命令辦事的領導作風。主要表現在於不顧客觀實際情況，依靠領導者個人的主觀願望決定問題，並採取簡單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迫群眾接受違背他們意向或尚未明了的事情。   「尾巴主義」則指領導者對客觀形勢估計不足，把一部分落後群眾的意見當作廣大群眾的意見，因而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落在群眾的後面，失卻對群眾的領導作用。   至於「關門主義」，就是統一戰線的反面。在該爭取多數，孤立少數的情況下，逆行倒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民眾趕到敵人那一邊去，親痛仇快，令統一戰線無從展開。   毛澤東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   目前香港在「急性病」、「慢性病」、「幼稚病」的三重煎熬下，已千瘡百孔，港獨越反越獨，管治逐漸淪為維穩。如再不更弦易轍，回到統一戰線的道路上，恐為時已晚、覆水難收。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8-11

大禹治水是中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傳說，《書經》及《史記》皆有記載，但一直缺乏證據證明它曾發生。上周一個集海峽兩岸學者的研究終於為傳說找到科學根據，研究顯示，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引發大型土石流，阻塞了黃河上游河道，在青海地區的積石峽形成一個約200米深的堰塞湖。約一年後，土石流形成的水壩突然潰堤，累積了6至9個月的水量傾洩而出，造成大洪水，影響下游2,000公里的地方。 首先被帝堯委派治水的是禹的父親鯀。鯀採用障水法，在岸邊設置河堤，可是水卻越漲越高，9年都未能平息洪水，於是禹就接手其任務。禹一開始先視察河道，在總結其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後，決定以疏導為方針，經過13年，禹終於消除了洪水。由於治水有功，受舜禪讓帝位，建立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 研究對了解鯀與禹制訂治水策略，其實也具有相當啟示。大洪水的成因是巨大堰塞湖潰堤，如果鯀知道這一點的話，斷不會用障水法，可見他根本沒有好好考察，只先入為主地採用障水法，打算重建被破壞的河堤。過程中可能因偷挖其他部落的土壤來築堤，而遭到殺害。 相反，據記載，大禹治水的起點正是「積石」，很可能就是今天的積石峽，可見禹對問題是有親身了解的，清楚須對症下藥，改堵為疏，先行疏導洪水，才能有效治理。 佔領運動有如堰塞湖潰堤，而港獨就是引發出來的洪水。當權者不先了解民情，就貿然用堵截來應對，恐怕將重蹈鯀的覆轍，因此必須改堵為疏，使亂世恢復平靜，這樣才可獲得「天命」。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8-04

“Stronger Together”似乎已成為了希拉莉的競選口號，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美國變得更強就可以了，管它是together與否？實則希拉莉這口號是沖著特朗普的“I am your voice. I alone can fix it” 而來的，本身沒有多大含意。   本來以為穩操勝券的希拉莉，現在卻選情膠著，的確是有點望天打卦。儘管她言行一向四平八穩，但不受歡迎程度卻與特朗普相若，直逼六成，令兩人很可能成為美國現代選舉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人選。   所謂禍不單行，「維基解密」公開了美國民主黨近二萬封電郵，這些通訊表明，民主黨領導層違反規則，偏袒希拉莉一方，令大批桑德斯支持者聲討民主黨及希拉莉，意味著希拉莉可能已永遠地失去了這些選票。   更甚的是，即使媒體、學術界、政界的所有人都出盡全力攻擊特朗普，非但未能動搖特朗普半分，反而其支持率更一度領先希拉莉，以致令希拉莉甚至整個建制都陷入恐慌——這些人以前一直操弄民意，呼風喚雨，現在竟然藥石無靈，不方寸大亂才怪，亦可見美國的民怨有多深。   反觀特朗普「任你千般來，我只一招去」，叫人只管相信他就是，根本用不著甚麼具體政策政綱。建制和精英越攻擊他，就越能證明他對他們的批評是對的，亦證明他是無所畏懼的——這可說是特朗普對美國政界的顛覆與起義。   上述因素加起來，再加上現在連俄羅斯黑客和普京都被牽扯進來，令日後敗方不承認選舉結果的機會大增，最壞可釀成大規模暴力衝突甚至國家撕裂，難怪已故預言家Baba Vanga預言，奧巴馬是美國最後一任總統。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2016-07-28

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制度與設計，其出發點本是為了致善，背後有著崇高的理想與目的，可是到了現在，這些良好意願好像已蕩然無存。 以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為例，亞當．史密夫的原意可不是現在常聽到的「市場萬能論」，而是透過市場，在適當的條件下，每人為自己的利益努力，結果「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到他從未意識的結局。他追求自身利益，其結果卻經常比他特意於增進社會福利的行為，更有益於社會」──通過社會制度，把人類情感和欲望轉化成有美德及對社會有利的行為方式。 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巴克萊銀行，於1690年創立的時候，其創始人約翰．傅蘭姆亦秉持著高尚的精神，他希望向年輕人注入虔誠和美德的思想，通過訓練使他們變得優秀，這將比直接給他們大量的財富更有利。在當時，從客戶那裡得到的存款是用來幫助銀行同業的業務，而非用於投機或同業拆借市場的。 可能令大家驚訝的是，十九世紀末，人們普遍確信收入不平等有利於增長──富人的儲蓄為更多的投資提供了資金，加快新技術的出現，從而促進增長。換言之，較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成為了生活水平改善的代名詞，且不說這種思想在當時的上層社會是很有市場的。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末，這種思想基本上已被摒棄。 筆者相信民主制度也一樣，當初的設計肯定不是選票多就代表是對的，背後必然有其所追求的理念，期望最後能夠致善以及促進社會利益。如不認識這一點，香港今後的所有制度建設及改革都可能會徒勞無功。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7-14

「相濡以沫」出自《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意指泉水乾涸，兩條魚被困在陸上，彼此用嘴呵出濕氣，用口沫互相滋潤，僅能維持生命，倒不如回到江河湖海，彼此相忘，自由自在。可能由於這句對嘴和口沫的描述，以致經常被人賦予愛情和浪漫的含意，但考慮到它的前文後理，似乎用來形容目前香港狀況和部分港人心態更為合適。 首先，兩條魚本應好好地待在水裡，為何突然落得山窮水盡，被困陸上垂死掙扎？說穿了就是偏要示強，不肯罷休，最後僅能「相濡以沫」以自我悲壯、自我浪漫化，根本無益於理想的追求，而「不如相忘於江湖」就是莊子對這種行為與心態的批判。 為此莊子補充道：「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與其讚美堯而非議桀，不如把兩者的是是非非都忘掉而融化於大道。目前部分港人只管反梁反共，連淪為人家的道具和棋子也不自知，就是太執著於事情表面的是是非非，未能「兩忘」。 要達到兩忘的境界，先要拋棄非黑即白的單純想法，這樣一條新的道路自然會浮現。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世人只看到二元對立，執着於兩端，這樣就無法把握事物真象─「陰陽」不只有對立，同時有陰陽調和轉化所產生的「和」，這樣才能超越陰陽，生生不息，所以陰陽不只是「二」，而是「二生三」─兩忘的道理也一樣：唯有超越二元，才可找到大道。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只要心中存有「三」，則萬物自化、功效自成。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2016-07-07

這些年頭，香港新生代成功的方法基本上擺脫不了兩個模式：「成功需父幹」和「贏在起跑線」：前者明顯帶有「貴族」味道，後者則是普通人對前者的對策，但近年「成功需父幹」似乎已壓倒了「贏在起跑線」，社會出現「父幹霸權」，令一般人的上流之道被堵死。   不少人認為老子提倡「不尚賢，使民不爭」，是反智的表現，但老子提出這主張其實也是針對當時的「父幹霸權」現象，比起目前香港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春秋時期，「尚賢」雖成為一種風氣，然而其所尚之賢，只是「貴族之賢」，往往重私恩而輕公道，變相鼓勵宗親世祿攬權而尸位素餐，老子的「不尚賢」就是針對這種風氣所提出的批判，而墨子當時即大聲疾呼「血肉之親、 無故富貴」─這該是無數港人的心聲。   相反，孔子主張「舉賢才」卻是維護「尚貴族之賢」，所以港人培育下一代的扭曲心態，一定程度還遺留著逾2,500年前的積弊，而「贏在起跑線」說穿了亦只是應對這不公平制度的一種手段而已，本質上仍是在維護這制度，但想不到現在亦被趕盡殺絕。   所以，香港出現民粹主義實在一點也不奇怪：現在利益一面倒向利益既得者傾斜，但他們卻不肯讓出一丁點利益，反而把其他人的上流之道堵死，此取禍之道也，印證了老子「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之說。   如今之計，唯有參考墨子的主張，擴大「尚賢」的範圍，「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多些在非精英之間發掘人才，藉以恢復新一代的上流之道。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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