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公解碼 - 孫明揚
2015-08-26

身為港大校友，近期的「等埋首副」事件，我亦甚感關注，思考當中的問題，就像進行智力遊戲「Master Mind」(珠機妙算)，給予我很大的啟示。 「Master Mind」是根據對方的一些線索，憑「點解呢度顏色啱、位置唔啱」的提示，推理出對方的顏色珠如何排列，玩得叻的人只需五、六步就可以推理得到，無咁叻的人，可能需要十幾廿步才估得到。在遊戲過程中，很多時得到一些資料和提示後，便覺得自己推理出來的答案一定對，但最後發覺錯了，便又要再收集多一些資料，結果也不一定能猜得對，只是你以為自己猜得對，其實你無將所有可能性都設想一遍，將所有不可能的結果排除。 生活上亦有好多人會武斷地認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對的，但所持的理據，只是「因為係某某話俾我聽嘅」。這就如盲人摸象一樣，所手執的只是事實的其中一部分，自己掌握的並非全盤事實而不自知，便變得自以為是。正如港大「等埋首副」事件，我們必須掌握所有資料才能下判斷，否則會失之毫釐，謬之千里。回首港大「等埋首副」事件，是由有人洩漏了遴選委會已有副校長人選而開始的，但遴選委員會的結果一向是保密的，不應洩漏出來。現時洩漏了，外間的人士便全盤接受了這種說法，完全無人質疑當中是否有選擇性洩漏？是否全部遴選委員一致支持這名人選？便當作事實的全部。 接下來，大家便質疑遴選委員會遲遲未有將已定人選遞交港大校委會審批，當中涉及政治干預。但遴選委員會定出人選後的下一個步驟是甚麼？遴選委員會有沒有提交人選？幾時遞交人選？外人根本無從得知，憑甚麼批評遴選委員會拖延遞交副校長人選呢？ 直至6月，遴選委員會正式將副校長人選遞交校委會，便又有人洩漏了校委會決定擱置委任，要等首席副校長上任後再作決定，引起更大的爭議。這些都是需要保密的議，原因就是時機未成熟，一旦公開便會引來很多不必要的揣測和猜疑，造成今日的結果。 至今洩漏出來的事情，似乎每一樣都有根據、「錯唔晒」，但真正的事實和時序，我們身為外人是一無所知。現時有不同的說法，一種是聲討校委會的人，指港大多個月前已經預備由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另一種是校委會委員李國章所指，遴選委員會推薦的副校長人選，遲至五、六月才交上校務委員會。前者不知憑甚麼證據而作出這種說法，但若李國章所說的時序真確，則完全顛覆了外間一向對整件事的看法。

2015-08-19

現今的家長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就是要「贏在起跑線」，但甚麼是「起跑線」呢？起跑線在哪裡劃界呢？ 其實人生是一場長跑，無需理會「起跑線」在哪裡，就算起跑時輸了成條街，但在長跑路上，這只是小小的一段路。好像每年中學放榜，甚至中學派位，從電視新聞上，都會見到那些學生，結果好又喊，結果不好更加要喊。為何要弄得人生其中一次放榜，有如世界末日一樣呢？ 應該改變家長觀念，不要時常想著「起跑線」這回事。人生根本沒有所謂的「起跑線」，這些概念都是社會吹噓和包裝出來的，要改變這種觀念並不難，只要政府帶頭清清楚楚講出整套理念，包括為何沒有「起跑線」這回事、迷信「起跑線」的影響，以及要改變這種觀念是希望達成甚麼效果等。而這套理念，需要由政策局長親自推銷，在不同場合找機會去介紹，潛移默化，逐漸讓更多人認識和接受。 家長談「起跑線」之餘，對視小朋友的人生路如一條直路，只有讀好書，升大學，人生才有出路。但人生並非只有一條路，亦非每個小朋友都是讀書的材料，讓這些小朋友學一門手藝，比強行催谷他們操練，非升讀學術型大學學位不可。並非學術型的青年，只要有一門手藝，日後生活及發展已不成問題，出來工作無需懂得艱澀的中文，也不需懂得高深的數學理論，一般工作只需懂得加減數即可。所以，非讀書材料的學生，讓他們讀至中三、四，或中學畢業，然後去學一門手藝更好，例如IVE有很多很好的課程，如時裝、設計及工科等，行行出狀元，一樣可以前途似錦。

2015-08-12

年輕一代經常抱怨沒有發展機會，歸根究柢是他們不願捱苦，所有白手興家的人，成功的要訣都是：「唔怕吃虧，做嘢勤奮，唔係自己份內事都要去學下，吸取經驗。」但現今年輕一代上班會話：「嘩，咁長工時？我做咩崗位呀？我淨係做呢啲，其他我唔做㗎！」想法和做法根本南轅北轍，但機會是要自己爭取，不能期望可以繑起手等天賜給你，即使有機會從天而降，也要你伸手去爭取。 香港人常回味六、七十年代的獅子山精神，那個年代，人人都捱苦，而且有些人很快便出頭，原因是當年很多人剛從內地來港，與內地仍有聯繫，只要能在港工作有點成績，便可靠內地人脈到中國設廠，於是造就了一班人發展得很快。還有，那個年代，所有人都捱過，每個人的居住環境一樣惡劣，不會抱怨。 但現今一代生活安逸，從未試過捱苦，是家中的「金叵羅」，所有嘢都唾手可得。他們怕捱苦，或多或少是因為父母曾經捱過苦，生活有改善後，便不捨得子女同樣捱苦，希望他們過得舒適，但有很多家長過分疼愛子女，連大學開學日都要父母陪同。 其實，每一代人看下一代人，都會「唔順眼」，我的父輩當年亦是這樣比評我這一代，我們無需太過擔心，年輕人會有他們自己的體會，然後隨之而改變。而且社會轉變得很快，很多新行業出現，是以往想像不到的，年輕人自能配合時代，找到合適他們的出路。我曾經到IVE參觀時，認識了有一位年輕人，他只懂「打機」亦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當上遊戲程式測試員，每日工作就是「打機」，測試遊戲是否好玩，有甚麼地方需要改善，他只需要提出建議，就會有人跟住去改善。

2015-08-05

社會普遍期望，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由中、小學延伸至幼兒教育，但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早前公布的建議方案，與市民及業界所期望的免費幼稚園教育仍有落差，例如只全額資助半日制幼稚園學費，而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只獲較半日制多25%至30%資助金額，被批評有關方案落實後，全港只有60%就讀本地非牟利幼稚園的學生毋須繳付學費，並非真正的免費幼兒教育。 事實上，幼兒教育難以與中、小學一樣免費。首先，在教育理念上，中、小學教育有完整及統一的課程規劃，包括課程內容和上課時數等，但社會對於幼兒教育仍有不同的想法，例如有些人認為幼兒教育的上課時間不能太長，最多半日已足夠，而目前的全日制幼稚園，其實是混合了託兒服務，兩者的分別仍未有清楚的共識。亦有些人覺得，幼兒年紀尚小，上幼稚園只是讓他們在唱遊中開始接觸群體生活，在這種理念下，幼兒教育亦難以期望與正規授業的中、小學看齊。 實行幼稚園免費教育的困難之處，更在於校舍問題。中、小學的學校由政府提供，無需如現時的幼稚園般，面對租金上升問題，而需要經常調整學費，而且中、小學校舍地點並非十分重要，學生年紀較大，可以乘坐校車或自己搭車上學，所以學校位處哪一區，都總會有學生入讀。 幼兒校舍問題則較複雜，首先他們太過年幼，不可能自己乘坐校車上學，即入讀的幼稚園必須在住處附近，但各區幼兒人數分布每年不同，要視乎新婚夫婦婚後選擇到哪一區居住，流動性太大，難以推算，加上本港嬰兒出生率持續下跌，即使政府能提供幼稚園校舍，也難以選擇合適地點。因為，政府提供的校舍是固定地點，難道校舍建成，用十年八載後，當區內人口結構轉變，幼稚園學生不足時便殺校、拆校舍？然後又在其他地區再起新校舍？ 當年政府殺校，已滿城風雨，所引起的社會震盪、對政府的負面影響，最終是得不償失。所以，現時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提出的「改良版學券制」，已經是最大程度上可以做到的事。

2015-07-22

上周談及，《基本法》有關何謂高度自治及何謂高度自治的範圍都存有相當灰色地帶，容許各方在不同層次或甚至不同理念去演繹和解釋，因而達致不同的結論。我的故友羅德丞認為，因為香港在《基本法》之下繼續實施普通法，有異於國家的大陸法，在終審情況之下遲早會觸及普通法與大陸法接軌的問題。他最大的憂慮在於普通法是沒有釋法這回事，接受普通法訓練的法律從業者普遍對此有很大的抗拒，因為這是他們信服解釋法律是法庭的份內事，法庭判決的案例經過日積月累對原有法律條文提供豐富的深入內容及層次。他預見如有朝一日有釋法的需要，這些由抗拒而蘊藏在這些法律從業者心中的不滿及不安情緒會隨之爆發。 他以為在一國兩制之下， 雖則香港有《基本法》保障我們以普通法行事的優良傳統，但《基本法》第158條同時有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之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他意識到以上所有的敘都是原則性，從未經過實踐的洗禮，沒有先例可援。基於同樣道理，何謂高度自治及何謂高度自治範圍的細則亦有待透過實踐去確定。在他看來，這實踐的過程崎嶇滿途，會提供不少機會給質疑一國兩制的人士去削弱及損壞。 上述兩個層面都冉冉說明行政長官面對的最大挑戰因他身處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所引出的兩制間的夾縫狀態而導致。行政長官任重道遠，如沒有心理準備去背負這個十字架，將無以面對自己、面對香港及面對國家。

2015-07-16

上周談到，行政長官處於夾縫中的位置，需背負建立與國家領導人有效及良好的工作關係的十字架。我的故友羅德丞以為，當時的港督亦要背負十字架，但程度相對為輕。港督當然要為香港爭取落實最有利香港的政策，但他絕不能漠視英國外交部的相關政策取態，因為英國外交部需兼顧它的本土情況，又要關心其他屬土的不同取態。在絕大多數的情況，本着互助互諒的理性討論，互相妥協尋求彼此能夠接納的共識。他說當年社會對這些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談判詳情所知不多，通常只要强調結果對香港帶來那怕只是一點點好處，就會普遍被接受為捍衛香港利益的明證。 但回歸後的香港情況卻非常不同，因為一國兩制的實踐會引來社會上不同的群組對《基本法》的條文有非常不盡相同的理解，從而埋下不少的紛爭伏筆。他提及兩個層面，一是關於香港日常面對的種種問題，二是觸及國家與香港因法律體制不同而引致對所關於情況的分歧理解及看法。 他認為香港日常面對的問題，大部分都是所有人都無異議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情，當可倚賴香港沿用的司法制度用普通法的原則去化解。但從第二個層面來看，雖則《基本法》第158條經已明文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亦同時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但是有關何謂高度自治及何謂高度自治的範圍都存有相當灰色地帶，容許各方引用相同理念，但不同層次或甚至不同理念去演繹和解釋，因而達致不同的結論，對所需解決的事提供不同的法律基礎。(下周再續)

2015-07-08

最近多了關注下一屆的行政長官人選，有不少名字見報，我亦有被問及對這些人士的看法與評價。我當然不會作出任何公開表示，因為我無需將我自己的看法强加諸他人。況且我認為有某些人欠缺作為行政長官的應有條件。這一來勾起我一段已長埋心中的往事。 時為1995年初，我和故友羅德丞通常於周末在他家中吃飯及打衛生麻將。當時社會各界已盛傳德丞兄積極參選，並認為他是當屆的熱門候選人之一，雖則他由始至終從沒有進行報名參選的程序。在其中一次飯局之後，他曾與我分享他準備參加第一屆行政長官的各種考慮，包括何謂稱職的行政長官，記憶所及，他對這最後一點的看法非常全面及深入，現因應有不少討論相關的課題，所以我整理一下我對德丞兄談話的印象以供參考。 他開宗明義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處於夾縫中的位置，如果中港關係和諧，問題不會太大，但如果有任何中港利益不相符的情況出現，則行政長官身處的敏感地位不言而喻，對行政長官的起碼要求自應是堅定不移地為香港的利益據理力爭。他認為這是不難達致，但這並不足夠。他意識到在某些獨特情況之下，香港的長期最佳利益，有異於短期利益，是追隨國家的長期最佳利益。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必定會引發社會的質疑，觸及行政長官損害香港利益，甚至出賣香港的指責。處理這些棘手的難題要求行政長官具備高度睿智，擁有高超政治手腕和享有個人聲望。他的說服能力和親和力都會備受巨大考驗。這個情況同時考驗行政長官平衡中港彼此之間的不同利益、尋求共識、化解矛盾的能力。 在很大的程度上這帶出行政長官建立與國家領導人有效及良好的工作關係的重要性，以確保他有暢通的渠道容許國家充分了解及考慮將香港面對的困難。德丞兄當時拋下一句話作為總結。他說：「It is a cross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o bear.(這是行政長官須背負的十字架。)」(下期再續)

2015-06-24

由佔領運動醞釀至爆發，到其後的「鳩嗚」行動，互聯網的角色舉足輕重，甚有一呼百應之效。我與年輕人傾談這個現象之時，發現他們非常嚮往在互聯網上能有充分凸顯他們脫穎而出的機會，為其他千萬網民有所認識。對他們來說，他們所發表網誌的內容並不太重要，因為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同輩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們追求內容的新穎與哄動性，而對內容的真實性或是否言之有物，通通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他們心底的一句真話就是當他們能吸引為數不少的Like，其滿足感及成就感是無與倫比的。這就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寫照。他們在工作上獲得成功感的機會非常之低，但在網絡上卻是唾手可得。 至於他們喜好甚麼形式的內容，答案使我吃驚。原來他們要求只要夠 「醒神」的言論，近乎尋求一種情緒發洩的取態，對內容的對錯通常都沒有任何嚴格要求，憑直覺支持或反對，而又說不出其所以然。通常來說，這個現象也反映原作者的心態。有不少內容是基於年輕人對社會現況的一些看法，重點是標奇立異地提出新穎的角度，並不是較深入的探索有關問題的來龍去脈來引起讀者的興趣。加以很多都是即興的作品，所以沒有花上任何研究，甚至有不少自我創作的成分，所以絕大部分的吸引廣大興趣的網誌，沒有引起任何深入的跟進討論，來得快同時去得快，在一、兩天之內便會為其他的新說貼所湮沒。 除卻一萬幾千個Like，令年輕人有更大成功感的是，只要他們在網絡上發起號召，相約特定時間和地點，隨時有過千人浩浩蕩蕩準時出現，這種動員能力，令年輕人慢慢「練大咗個膽」，在網絡上放膽發表激烈言論，甚至號召他人做一些「踩界」，甚至犯法的行為，相信政府及執法部門亦為之而頭痛，但這是現實，只能花時間在網絡監察有關言論。 互聯網影響力日益膨脹的情況非香港獨有，須小心留神。就如美國今年進行總統大選，候選人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警覺，不能做出惹人非議的事，因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會有人拿著相機或手提電話拍攝，然後即時上載到互聯網，甚至候選人在「山旯旮」地方發言，只有極少聽眾，但可能有關講話已在全球直播當中，所以即使在「山旯旮」亦不能鬆懈地「講大咗」，這就是現時的形勢，放諸香港亦一樣。

2015-06-17

昨日講到，每個地方都需因應需要，有自己一套的選舉制度，香港亦一樣。再進一步去了解，外國選舉是選出一個政府， 選出的政黨便會組成政府去執政，勝者為王就是這些選舉的真諦，而政黨輪替也是常態，所以不在位的反對黨都要認真考慮有執政的一天。同樣理由，香港立法會(圖)的拉布現象不會出現。但由於香港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所有政黨都是反對黨，對政府的批評毫無保留，正是有權無責的最佳寫照。由於政治形勢、理念及傳統都不同，若將香港的「普選」制度與外國的「普選」制度相提並論，只會是不倫不類。 近來社會各界都苦口婆心地指出，若今次政改方案不能通過，不要天真地以為下一次的條件會更好，對此必須務實地去看整件事。除卻這一點，令我更加關心的是未來的任何政改方案亦一樣需要有三分二的立法會議會通過的這一個規定，雖則據報道這一次有四十一位議員公開支持方案，但我們無從知道下一屆立法會的議員組成、身份或政治取向，至於能否得到三分二的支特不能絕對肯定。再者下次起點一樣為「8.31」框架，不會有所不同。在此情況之下泛民實在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去否決開展民主的第一步的現今方案。如果大膽假設下一次能有一個現在反對人士能支持的方案，誰也不能肯定這個方案能得到所有其他議員的支持。又再膽大套用我上述談及外國政黨輪替的經驗，雖則不甚貼切，也許因為某些其他議員因為某種原因堅決反對，而同樣欠缺3、4票才能達到三分二這一個魔法數目。我的擔心肯定是杞人憂天，但智者千慮，這是否應為泛民議員應該認真思考的憂慮？ 政改只要展開第一步，日後才能行出第二、第三步，否則，永遠不會有日後醞釀改變選舉制度的過程。所以，雖然政改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日後仍可改變，是一個有餘地的普選。

2015-06-16

上周談及年輕一代不修讀中史科，導致對中國有強烈的疏離感，不明白香港並非獨立體，而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對歷史觀認識不足所造成的。年輕一代缺乏對香港近代史的了解和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一無所知，所以從來都不知道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回歸的意義。回歸的意思就是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而「恢復行使主權」的深層含意就是指在中國看來，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是由於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所導致，這是不公義的，這是中國在某段期間不能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唯一原因。中、英為香港前途的談判就是找尋共識，把這不平等條約擱置一邊，以便中國可以名正言順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由於主權一直都屬於中國，所以中國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亦是在這個框架之下。這個情況一直存在，並非新的論述。所以中國國務院去年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明明白白地說明中國在回歸後已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 所有有關高度自治的承諾都是在中國主權的框架下進行的， 並非部分港人所指，中央收緊對香港的管治，違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 由於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個體，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因應國家的需要，獲授權去繼續實施與祖國不同的各種不同制度，去保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這就是一國兩制，舉世無雙，在全世界的其他國家及地區都找不到相同的安排以供借鑑。以選舉為例，世上沒有兩個國家有完全相同的安排。每個地方都需因應需要，有自己一套的選舉制度，香港亦一樣。正如香港當年立法局直選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是因為剛開始引入直選，所以用簡單的方法處理，但隨著社會逐漸開放，需要有更多的考慮，基於本港並非實行執政黨制度，所以有需要設計一個制度去容許市民有機會把想法與自己相若的議員送進立法會，作為代表在立法會內發聲。這便是立法會選舉引進比例代表制的其中一個原因。 (明天再續)

2015-06-11

幾星期前我曾經介紹過2012年引進的新香港中學文憑試(圖)，考生需要必修中、英、數及通識四科。文憑考試容許考生修讀及報考兩個額外科目。根據過往幾屆的經驗選修中史科應考的考生人數不多，原因很簡單，因為現時學生選科多以將來職業作考量。文科生往往傾向選讀與金融經濟相關的學科，以助日後找到一份薪金較理想的工作，而理科生則選讀有關的自然科學學科或附加數學，配合升學的需要。相對於絕大部分的考生而言，中史是無任何實用價值，以助他們升學方便或他日工作上的需要。 我於2007年上任為教育局長之時雖則中史已經不是當年會考的必修科，但多數學校都有教授中史，而此等學校的大多數文科生及部分理科生都會上有關的中國歷史課堂。當時學制容許學生參與學習較多的學科，至於選擇甚麼學科去應付會考則是按照各考生的各人意願。所以雖然不是大多數人報考中史科，但讀中史課的人卻包括不應考的同學。所以同學對中國歷史、文化及源流都有一定的認識。但在新學制下，同學上課的安排有很大的個別彈性，意思是考生會因應各自選擇的非必修科，安排最適合自已的時間表，爭取選讀有關科目的課堂，所以不會有同學會虛耗時間去修讀他們不選考的科目，這是有異於先前的安排。譬如中史科，在新安排下，如果考生不選考，便無從有機會上中史堂。在表面上看來，新舊兩制之間的分別不大， 許多人都忽視這一個微妙而難以覺察的情況， 遑論這情況對往後發展所引起的巨大影響。 在我的層面來說，教學語言、適齡學童數目銳減、幼稚園學券等等都是一大堆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我當時對上述微妙而難覺察的情況沒有認知，所以對於如何認識及了解中史科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掌握。八年過後，我現在意識到這當年沒有任何考慮問題的後果的嚴重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句話是貼切不過的描述。 正因大部分學生不修讀中史，而他們都普遍沒有閱讀習慣，導致新一代對中國歴史的認識十分貧乏，對中國深遠的文化，歴史長流所知不多，對中華民族的榮辱、盛衰漠不關心，對中國充滿疏離感。這個情況相對於香港以外的所有其他國家及地區而言，實在非常罕見，因為他們的下一代對國家及地區的認識是由一系列由小開始的公民教育，他們都對當地的歴史有全面的掌握，懂得唱國歌，認識國家憲法。 聲稱我不是中國人的時下青年數目不多，但他們往往把握時事脈搏於關鍵時刻出動示威，因而爭取到不少曝光率。他們又往往自稱本土人士，但這正正暴露出他們對中國語言的貧乏或錯誤的理解。何謂本土(Nativism)？我上網得到以下我從原英文版本翻譯過來的說法。「本土」是一種政治取態，要求相對於新來者，給予流長久遠的當地居民較多的福利及權力。我敢說差不多所有的自稱本土人士的父輩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或祖父輩於較早時間移民本港。所以他們憑甚麼去歧視相較他們年資較淺的移民？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又是甚麼？其實如果用比較寬鬆的看法去界定香港人，把在上世紀五十年前出生的人士和他們的後代包括在內，所謂香港人的數目也不會太多。 我雖然現在以事後諸葛的心態去反思這整件事，而我又曾假設如果我能當時洞燭先機，可否會採取有效措施减輕這現象浮現的機會？答案絕對是會考慮，但是否能作出有效措施就無從而知。當然現在才事後提出這個課題於事無補，但無可否認這是我工作生涯的一大憾事。

2015-06-03

我相信我們與他人交往時，彼此存在分岐的意見並不是甚麼希奇的事。但因為所涉及的通常都是生活瑣事，所以沒有需要把不同的意見統一。但在其他情況，例如進行重要的工商業決定，由於不能容許產生誤會的空間，或導致窒礙做出正確共識的機會，因此有必要把各主事者之間的歧見全部消除。對此每個人都有豐富的日常經驗。 歧見就是意見不同。共識就是把不同的意見融合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意見。如果要締造出一個彼此都能容納的方案，最重要的條件是各方都能以大局為重，並不堅持己見，調整各自立場，從而達致一個共贏的局面。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各自堅持已見，那麼共識使會永遠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 用以上的論述去審視「佔中」期間政府與學生代表進行的公開會議，便清楚明白注定失敗的原因。眾所周之會議要之所要公開的表因，是與會者背負了很重的包袱，不能在未有授權之下偏離所採取的原則，要求公開會議的主要原因是公開地向所有的持分者交代堅定的立場，及讓所有人看到並沒有出賣原則去委曲求存。所以一定要强調公開、透明的賣點。 試想想，在公開會議上，全世界都注視著，耹聽著，與會者必須保持面子、顧形象，更加要堅持立場，向支持者交代。在這種情況下，與會者難以跳出既定框架，各人的對話內容，未說出口，大家也心中有數，如果把全部談判過程公諸於世，實在沒有條件去達成共識。 那麼所謂的公開會議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明白所有的公開會議背後都要作出很多事前準備配套工作，目的是容許各方進行摸底以充分了解各自底線，這個過程增加彼此調整立場去尋求所有參與者都能接納的最大公約數的機會。這些繁複的準備工作會議容許各方進行充分協商，去尋求一個表達方法容讓參與各方向彼此的主要持分者交代。如果還有小量分歧，大家會協議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輕輕帶過。只要大家心領神會，在其後的公開會議，可以各自找到一個華麗的說法去各自交代容許共識的修改立場。 我以上所說的準備會議會有人稱之為密室會議，隨之而來就是直覺認為這是出賣公眾利益、危害社會及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會議。基此原因不難理解為甚麼泛民對這類會議存有很大戒心，無不耍手擰頭，避之則吉。這種負面態度無助創造有利共識的必要條件。

2015-05-27

最近打書釘時遇上了《Made in Hong Kong廣告》這一本新書，寫盡本港過去五、六十年廣告界的興起和深遠的影響。眾所周知，所有的著名的產品都能善用廣告包裝去增加銷路。 我的一個商界朋友對他自己的每一項新產品的裝潢、顏色、形狀、尺寸及耐用程度，都有要求，他有專人去詳細研究顧客的喜愛及負擔能力，並調查吸引他們光顧的主因。最後產品命名、主題、找尋適當代言人和宣傳媒介等等，都要親自主理。所以每一項新產品推出之前都需要預留足夠時間去進行這些不可或缺的工作。 相對以上私營企業所採用的常態來說，近年政府推出新政策，每每受到抨擊，普遍認為事前宣傳功夫做得不足。我不以為這是不公平的看法，但這只是很表面的原因。其實政府每年都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宣傳活動，例如道路安全、城市清潔、個人衛生和公眾健康等等，都能平實清楚地表達出主要訊息。但就在推出多項主要政策的時候所作出的宣傳，往往流露出欠缺細緻準備的包裝功夫。查實這正反映決策過程中遇上重大障礙，往往被迫到最後限期之前才能作出決定，因而缺乏條件及時間去作出所須的精心籌劃。但這一個並非唯一的原因。 另外一個受人忽略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政府每日都往往將寶貴資源用於「救火」，因而沒有足夠剩餘時間及資源去妥善處理必須的配套工作。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由於去年發生了「佔中」，導致虛耗了討論有關微調政改的各種安排的時間。這是十分可惜。但這是看得到的「火」，但政府經常面對的，是某些外間不會察覺得到的「無名火」。其實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大無名火」或「小無名火」經及時處理，適時救熄，未為外界所知悉。 政府並非不知曉宣傳的重要，所以我們都經常見各司長、局長透過撰寫網誌闡釋政策或回應社會議題，但這卻被批評為躲在鍵盤背後發文，怯於面對質詢。但我們應該正確認識這是現實所需，因為市民閱讀資訊的方式改變，更多人透過互聯網閱讀，撰寫網誌可以接觸更多人。此外，傳媒因篇幅所限而未能詳盡報道的內容，官員可以在網誌內講解得更詳盡、更清楚。不過，寫網誌和召開記者會是相輔相成，寫網誌不能取代記者會，因為仍然有很多人希望聽到官員親口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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