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公解碼 - 孫明揚
2016-08-31

香港以廣東人為主，當小朋友學習中文時便出現一個口語和寫作並不完全相同的情況，因為我們日常口語化的廣東話與書寫和學習用的文字表達不盡相同。雖則現有趨勢在網絡媒體採取口語化方式的文字表達，將兩者慢慢二合為一，但書寫時融入口語化導致撰寫的文章不為非居港的華人看得懂，實則令中文質素下降。因此，推行「普教中」的第一層意義，就是解決廣東人讀和寫不相同引致的學習問題。試想想，以普通話學中文，可以做到手寫我口，會否更好呢？   「普教中」第二層意義，在於現時全球最大的市場是中國，外國人都知道要學好普通話，以便到中國做生意。「普教中」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輔助學生將普通話學好，有助他們日後在職場發展，是一石二鳥的方法。   有一些本土派的人士，反對「普教中」，更反對學普通話，將之說成是去廣東話化的政策等等。首先，當全世界都在學普通話的時候，你不讓香港學生學普通話，如同阻礙下一代的出路，窒礙他們到內地尋找發展空間的機會，削弱他們的競爭力。再者，廣東話如同上海話、閩南話和客家話等等，都是一種方言，不會因為學了普通話而被淹沒，消失不存在。   現在，最核心問題是適合任教「普教中」的師資不足，但師資不會無辦法解決的，例如在內地聘請適合的教師來港任教，就像香港的乒乓球運動發展一樣，初時以內地的球手、教練為主，慢慢便培育出第二代、第三代本地的乒乓球手。只要我們有決心，沒有甚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2016-08-17

近日有涉及「佔領運動」的首宗公開獲得賠償的個案，涉事男子稱「佔領」期間途經旺角，誤被當示威者在無任何反抗下被捕及被控襲警，但其後獲撤控罪。由於他在被捕過程中被多名警員弄至身體多處受傷，遂向警務處長提出民事訴訟，因警務人員不恰當使用武力招致的損失要求賠償。律政司代表警務處長提出賠償18.9萬元，兼支付訟費。這個案例引伸出不少的觀點值得我們深入了解。   有很多人都認為，「佔領運動」其中一個負面後果，就是令警民關係緊張，市民變得不信任警察，經常苦思如何修補破裂的警民關係。大家要明白，「佔領運動」期間，場面混亂，參與行動的警察數目眾多，很多時要一次過拘捕數十人，他們行動中的主要任務是維護法紀，恢復社會秩序，其後每個參與的警務人員須就逮捕情況作出詳細筆錄以為入罪證據。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電光火石的一瞬間涉及眾多不守法人士，要清楚記得每名被捕人士的言行細節實非易事，況且每個人的主觀記憶由於在現場所處位置不同難免有所分別，所以各自提供有關事件發生的實況會有相當不盡相同的敍述，這是我們需要明白及理解的。   警方採取的每一項拘捕行動都是根據充分的表面理據去阻止犯案的發生，主要出發點是保護社會安寧。警務人員防止罪案發生時無需考慮跟進的司法程序，其後警方整理涉案詳情後須就掌握的證據採取跟進行動。倘若警方認為證據薄弱便會終止行動，反之會提出檢控要求交予律政司考慮。律政司會從法律層面檢視有否足夠證據進行檢控，律政司檢控專員已往經常就檢控的準則詳細說明，不贅。決定不檢控不一定等於有關人士沒有犯法，只是律政司認為手頭上的證供不足以入罪。至於律政司決定提出檢控的個案，法官審判時所考慮的因素與律政司不盡相同，主要分別是在普通法下定罪的門檻甚高，對被告採取一個寧縱莫枉的準則，在證據方面有所紕漏，在程序方面有所不足，在證供方面有所不同，便被認為定罪不穩妥，引據法律疑點歸於被告的原則，便不判有罪。法官亦只是認為，定罪不穩妥，而非指有關人士無罪。在普通法下法庭定罪的百分比是普遍偏低，是被認為法治得以彰顯的明證。 

2016-08-10

上周談及，處理政務需要事先與所有持分者溝通，以便清楚知道各自的底線，從而掌握妥善處理方法，達致各自可以向支持者交代的目的。有人會擔心，新政團不信服這一套，甚至會將閉門談話公開。在我看來，現在的新政團如雨後春筍，各自知名度低，所以不論正途歪途都是彼等爭取支持的選項，總之首要揚名讓公眾認識。在這個弱肉强食的環境之下，各自的發展實在有賴領導者的政見及胸襟，及更加重要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但可預見絕大部分為生存而掙扎的現有組織會曇花一現，至於最終能修成正果的組織為誰，現今實在無從考究。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政局亦一樣。香港回歸至今，中央想令港人信服，開放全民選舉特首是不二法門，而中央實在無需預先篩選特首候選人，所有符合基本法規限的參選者都應該放行。如果考慮到目前篩選的目的，說得白一點是令中央可以預早淘汰從港獨及有關國家安全角度不能接納的候選人，我相信絕大部分港人都會接受及支持這個看法。況且在短中期無人會相信一個有這樣主張的候選人會當選，既然如此為甚麼要捨易取難？況且中央還有尚方寶劍，便是根據《基本法》訂明的權力，不作出委任，重新再進行選舉。 如果擔心這說法的安全系數，大可不必，因為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誰有能力，誰有從政經驗，自有公論。君不見以往有重量級泛民參選只是陪跑。有謂須居安思危，考慮日後不能預見的不利發展，實在不能輕言現在全面開放特首選舉，但這是否本末倒置？因為從任何角度看來，這些所謂不利發展一定要及早妥善處理而不令其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過去兩個星期的確認書便是明證。我知道有悲觀者會假設有日香港通過普選選出一個不珍惜中港關係的候選人。如果這個情况真的出現那只是反映香港由於某種原因經已走上了不歸路，而香港人心難以「回歸」，屆時已非特首人選問題這般簡單，而是更嚴重的民生、民心問題。我個人不認為會發展到這麽極端的情況，因為實在難以想像有關方面會任由情況敗壞而不早作妥善處理。 亦有意見指出，如果香港選出的特首人選，最終不獲中央任命，會引發很大震盪。其實香港已經經歷過「佔領運動」這樣大的震盪，安然度過，相信再難有震盪能比「佔領運動」更嚴重。 周三刊登

2016-08-03

上星期兩個疑似特首人選都不約而同地道出特首這份工是不易為，他們這一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操，為香港盡心盡力，令我們萬分敬佩。有關於這份工其他的不說，只是集中怎樣理順中港關係，做到港人心服口服，亦同時全面顧及國家層面截然不同的考慮，難度非常高。我想他們兩位一定在這方面有他們自己的辦法。   擔當香港的特首，懂得籠絡民心，是起碼要求，但這並不足夠。特首當然要了解香港情況，但還要懂得與北京溝通和聯繫，早前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很好的例子。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認為當下的處理方式是有極大的改進空間。那麼，我以為兩位疑似特首人選處理同樣問題時，會與現時處理這件事情的方法有甚麼不同？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分別在於他們應會更有效地去掌握港人的情緒，及採用更公開的方式向中央表達港人的訴求。 他們意識到這是在狹縫之中處理中港矛盾，是個兩難的大題目。但從一國兩制的角度，唯一生存之道是要公開地為港人爭取最大的利益。   無論任何人當特首都應該與北京領導人建立互信及默契，令領導人意識到香港特首一定要被香港市民看得到會為香港公開爭取應有的公義，因為這是我們認為特首應有的當務之義。反過來說，如果特首不公開就事件作交代，而私下就事件作出交涉是遠遠不夠的。這不是說不進行非公開性的磋商，而是兩者都是缺一不可，但前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正如外國人所說：「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公義的落實一定是要使到所有人都看得見。    其實這是也是老生常談，我以往的工作崗位，常常須要與議員和各界團體溝通。在公開對外交代前，通常都會掌握到一個數害取其輕的務實處理方式，把各方面的打擊面縮到最小，凸顯對各方面的最大利益。事前已經溝通過，對各自的說法有默契。所以從公眾的角度看來，可見到對方盡情全面表達出他們所有的論據，讓他們對外有所交代，而政府由於知道雙方的底線，所以處理事情就可以避重就輕，大家各取所需，何樂而不為呢？ 周三刊登

2016-07-27

除了9月立法會選舉，明年的特首選舉亦暗暗醞釀中。由上屆特首選舉結果，與首屆特首選舉相比，可以見到，北京對特首人選的要求，由最初只著重是否德高望重，變成還需要有能力。 上屆特首選舉，大家都知道唐英年會黃袍加身，怎會預料到陣前變將。大家都以為，唐英年臨門脫腳，是因為大宅僭建事件，但實情是否這麼簡單？因為大宅僭建雖然嚴重，但如果適當地援引危機處理不難妥善解決，實在不足以令有關人士懸崖勒馬。歸根究底，是因為甚麼原因呢？眾說紛紜，有說和個人能力有關，但我對此說法存疑，因為不是經過長期觀察及通過考驗才被接納為候選人？ 一講到能力，現時有人經常吹捧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常指她有意參選，又說近來已轉口風云云。我與林鄭共事過，我覺得她當政務司長是一流，是此職位最有能力及最合適人選，但我不相信她有志做特首。而另一熱門吹風的特首人選，是亦與我共事過的財政司長曾俊華，他的才華有目共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做特首，但我知道有不少人希望捧他出來，跟「ABC」對著幹。 至於最想選下屆特首的人，現任特首梁振英就不用多說，他一定想連任，由他當年說出「N屆都唔選」，就已經知道他的志向。還有兩個非常渴望當選特首的有志者，一個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但她要先選立法會，若果有甚麼閃失就顯得尷尬，所以至今仍有所顧忌；另一個是有「馬拉松」稱號的梁錦松，眼看他最近開始積極增加曝光率，必有所圖。 最後還有曾鈺成，他的態度十分曖昧，似乎在等待欽點。 (立法會港島區參選名單，還有鄭錦滿、許智峯、郭偉強、張國鈞、羅冠聰、司馬文、王維基、陳淑莊、沈志超、黃梓謙、劉嘉鴻及何秀蘭。)  周三刊登

2016-07-20

立法會功能組別一直被批評是小圈子選舉，《基本法》說明立法會議席最終要全部由普選產生，各方一直就取消功能組別未有共識。 但目睹上星期的立法會鬧劇，由於一個功能組別議員因應他所屬界別內少數人的堅持下，置社會公義及整體社會利益於腦後，挾持整個議會，令議會無法正常運作，令議會蒙羞。這段事件凸顯功能組別最醜陋的一面，為了維持封閉小圈子的小撮利益，當選的議員便無可避免地在重要社會議題上倡議偏頗的意見。再者，有關議員參與立法會議工作的紀錄亦令人慘不目睹。而這個現象或多或少也有反映在某些其他功能組別議員身上。既然《基本法》已有清晰的說法，最終亦要被取代，不如盡快取消。   有些人認為，政府需要靠功能組別在立法會支持政府，但我的看法是，經歷「雨傘」之後，特區政府的高官多次强調要開放和廣納民意，令民意得以彰顯，以團結各方和尋求共識作為以後施政的藍本。我對這個表態非常支持。我有信心在各方努力之下，不難達到這個境界，而到時無需動用功能組別去支持政府。   當年制訂功能組別制度，是因為知道政府不能影響全部直選議員的政治取向，所以設計出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制度，需要功能組別和直選組別，每組都有過半數支持，議案才可獲通過，這個方法可以化解政府在直選組別無多數票的問題。但時至今日，如果再依靠功能組別這種制度，社會中的後生一代會覺得不公道，因而製造出很多政治爭拗。   再者，每一個功能組別代表一個業界，事事只為維護業界利益，處處掣肘政府，變相是另一種壓力團體，實為界別利益向政府爭取或施壓，那麼為何要給予他們特權呢？   政府要相信自己，只要所做的事合乎民意，或是正確的事，自然會得到支持，無需依靠形象負面，又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政府的功能組別。 周三刊登

2016-07-13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戰幔逐漸揭開，多名議會資深議員退位，讓年輕一輩承擔議會責任。有人經常擔心，一旦讓激進青年進入議會，將會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實我們關心的焦點不是他們是否會主導議會，因為沒有任何人會以為這可能成為事實。但如果真是有一或兩位比較激進的青年進入議會亦不是我們該認為大驚小怪的情況，因為在現有的比例代表制下，當選的門檻不是太高，百分十二左右的選票已經有可能保進一名候選人進入議會。 其實，年輕人經常將「獨立」掛在口邊，但要再進一步闡釋或論述，便說不下去。再者，「獨立」看似有很多支持者，實質只是通過傳媒報道下塑造出來的現象，「支持」獨立的人，來來去去都是一小撮人，在網上的「社交圈子」內互相討論，互相認同和支持，但事實上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見解曾經廣泛影響持其他意見者，加入他們的行列。 通常網上熱話只是過眼雲煙，一段時間之後就無人認真理會。而香港實實在在必須面對的問題，年輕人未必掌握。當他們進入議會，在制度內就要面對現實，然後無可避免地思考自己可以為香港做些甚麼有用的事，而非消極地以為推翻現有制度，就是萬事皆吉。 全球的政界人物都年輕化，例如加拿大總理只有四十多歲。香港的議會不可能每位議員都六、七十歲，必須接受一下這些年輕人的衝擊。雖然他們在各方面皆不成熟，但他們只是未開竅的井底之蛙，當在社會輿論及其他互動力量影響之下，他們不可能不擴濶他們的價值觀，他們會嘗到在議會失敗的經驗，從而不得不接受原來現實是他們想當然地倡議的一面，他們自然會成長。如果長江沒有後浪推前浪，我們的議會便會欠缺活力，不思進取。 所有人都會同意任何社會的將來繫於下一代，香港亦然。那麽為何獨獨我們對我們的年輕人沒有信心？ 周三刊登

2016-07-06

過去數十年，經常有言論指香港稅基狹窄，應該研究擴濶稅基，其中一樣是開徵增值稅。我認同有些論述認為，政府不應開徵增值稅，因為所有人都要付這稅，包括窮人，在這種情況下，未必是最好的方法，政府應「劫富濟貧」，相信他們不會介意多付3%至4%稅。   早前彭博新聞報道指，香港十大富豪身家淨值達總和，相等於香港GDP的35%。現時青年人對貧富懸殊的問題看得很重，而地產霸權亦深入民心。雖然地產商否認有「霸權」，但事實上地產商確實主宰市民的一切，例如居住的方式、居住面積大小，以及住宅要有會所設施等。   以屋邨來說明，若地產商老老實實，在加添花巧的設施，沒有會所設備，沒有游泳設施，住戶依然可以住得舒適。誰說住宅一定要有這些設施呢？這些設施究竟有幾多人會使用？業主每月付錢維持會所營運又是否值得呢？   我明白，以豪宅包裝可以賣錢賣得高一些，賺得多一些，但地產商賺錢都應該要有良心，帶頭不做虛浮的設施。「扮豪宅」是以不誠實手法吸收大回報，其實地產商在港賣樓，是長做長有的生意，又不是要賺一筆錢就結業，實在無需要每次都要賺到盡。   香港社會有很多問題，其實可以簡單解決，例如政府可以在地契條款上施加限制，令住宅減少浮誇的設計。但政府太過被動，難以主動提出議題，只能在問題顯現後去「救火」。所以，社會人士預見問題時，應提出來讓社會盡早思考，不要在問題加深才急忙要求政府善後，往往已經太遲了！    周三刊登

2016-06-29

熟讀中國歷史都知道，中國是一個文化大溶爐，任何外來入侵者都會被同化。同一道理，我覺得時下較為激進的年輕人，只要走入香港制度之內，亦一樣會被同化。因為他們多數只是有自已的理想，比較單純，完全沒有實踐經驗，單憑一腔熱血向前衝，挑戰現有社會制度，但畢竟無理念、無主張，只是以口號式的要求落實民主。要他們踏進制度之內，就會開始接受洗禮，開始接觸現實，知道政府主要的任務，便是在面對一眾市民不同的要求梳理出一個有較同時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解決一時序。   作為前公務員，我可以講，政府絕對無理由及無誘因去做不符合民意的事情。實情是他們不能同時用有限的資源去處理所有面對的問題，他們每每掙扎去尋找最符合當前情況的最佳平衡點，找出為市民認同的做事先後次序，換句話說，他們會決定分配資源去處理他們面對最廹切的民生問題，所以有一些事情有錢去做，另一些較次要的問題就須要按步就班，靜候資源分配。所以任何時期受惠到的人不會多說甚麼，但未能受惠的人，不滿的聲音便此起彼落。   香港政府庫房「好有錢」的想法，植根於很多香港人的腦中，這是因為我們有財政盈餘。很多人不明白何謂公共理財，公共理財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接受年與年間的公共收入與公共支出不會出現以倍數的差異，如以圖表顯示就是由一條連續曲線去串連各年的數值。所以政府會假設收入按年增加某一個穩定的百分比。但實際表現會按年情況有非常不同的結果，例如突然股市大旺或生意興旺，政府在印花稅或利得稅的收入便會大增。這是超乎常態的情況。當然收入可以大增，亦可以大跌，例如股市大跌，或最近的英國脫歐都是不可預測的因素。   當然我們見過有一些年度會有突如其來的收入增加，但同時沒有理據去假設以後年度都會有同樣的意外收入。我會稱之為「不義之財」，要用之而後快，否則就會有很多人覬覦，所以我不反對以合理的「派糖」方法將這筆錢解决一些當年面對的短期問題。不過，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政府會有收入大減的一日，所以常常批評政府擁抱巨資而不思用以決解民困，是標準「守財奴」。   香港以穩健見稱，確實是全世界獨一無二。大家要想想，香港彈丸之地，沒有自己的資源，就單靠這筆財政儲備，我就寧願政府理財保守了。 周三刊登

2016-06-22

香港回歸將滿19年，但人心仍未回歸。我覺得，有一段時間，中國的軟實力強勢，例如舉辦奧運和登月，不少香港人都為此感到自豪。但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人文素質始終會有良莠不齊，不時出現不文明的事情，如有人自己躺卧在公路上，訛稱被車撞倒來騙財，類似這些事情經內地傳媒報道公開，便嚇怕港人，怕這些事情會在香港發生。在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之下，港人對內地看法傾向負面，窒礙人心回歸。   另一個令香港人心未能回歸的原因，我估計，與那一班提倡港獨和香港自決的青年亦有一點關係。早前有些報道指，他們之中，有好些人是近年才移民到港，很可能他們在內地曾經自己或家庭面對有一些不好的經歷，所以他們來港後，便將對內地的種種不滿情緒，化作行動，鼓動港人反抗內地。   有不少港人確實有受到內地旅客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居於屯門、元朗和上水等地的港人，水貨客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感受更深，但這是居於大部分其他地區的港人無法感受得到。在這件事上特區政府可謂後知後覺。倘若特區政府早著先機，盡早正視這個問題，也許其後會朝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現在回首看來，讓事情發酵到近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區政府是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近年內地經濟起飛，鄧小平先生所倡導的政策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得以落實，而導致出現一批所謂的土豪。他們的行事方式，炫耀個人財富，缺乏個人文明素質。這個現象或多或少都有在訪港的自由行人士身上反映出來，但這正是港人所不值。   當然以上各點並不完全是香港能單獨解決的，而且所有事物都需要時間慢慢改變。我深信國家的軟實力會隨著國力的增强而有顯著的改善。我亦深信香港年輕一代終會明白我們的民主道路是需要自己按照自己獨特的一國兩制方式，跟隨普世認同的民主價值，尋求最合適自己的具體制度，而不是全盤接收任何其他的一個方式。在這個前提之下我不相信港人心回歸愈來愈遠，我們需要的只是我們的決心及一段不長不短的時間。 周三刊登

2016-06-15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談及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問題的看法，概括為：「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當中，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香港人也怕「初心」驟變。有意見認為，本港回歸初期，中央官員強調不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及「港事港辦」，但近年取而代之的論調，是親北京人士反覆提醒港人，中央對香港有直接管治權，與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初心」的理解有落差。這種期望上的落差，令一些港人感到恐懼，甚至因而起反抗之心。 「一國兩制」是全新的東西，沒有實例可循，在香港回歸初期，中央政府對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沒有甚麼認識，於是採取寬鬆信任態度容許香港自由發展，向國際社會顯示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成功落實。但經過多年實踐之後，中央政府發現有一些問題，並非如想像般根據其原本方面發展，其中表表者便是所謂「行政主導」的沒法落實。 中央政府便覺得，不能不對香港問題撒手不管，免得香港人心愈飄愈遠，擔心不盡早糾正，日後更難處理。 中央要撥亂反正，所以便出現人大「8.31」決定及《一國兩制白皮書》，講清楚這就是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初心」，並非新鮮事物。我明白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初心」，但這不代表港人普遍認同這「初心」，因為在實踐的過程，由於內地有很多不同的單位，良莠不齊，有時會做了一些破壞一國兩制的事，顯著者如李波事件。這些情況不免淪為別人的口實，對港人的信心自然大大打擊。 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前天也談及落實「行政主導」的具體困難。他是過來人，所以他點題出這個課題是非常值得社會聚焦討論，尋求有效方法去緩和行政立法間的緊張狀態。對我來說，在現時情況之下解決這一個兩制初心引出的問題是有迫切性的。 周三刊登

2016-06-08

年輕人對社會不滿，或多或少與他們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有關。好似小朋友一樣，見到別人可以去做或可以擁有，但自己不能做或不能擁有時，就會覺得不公平，就會不開心。   現時，本港年輕人擁有大專學歷的比例比以前任何時期更高，但沒有相對的職位增加，所以普遍來說工資與晉升機會亦相對減少。加上求學期間靠政府助學金的補助為數可觀，需要償還。在這些情況之下，怪不得不少年輕人覺得社會對他們的努力，沒有給予應有的金錢回報。再者，因為長者健康的不斷改善，延遲退休年齡的要求不斷增加，這一來更加令年輕人覺得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斷被減少。   假若香港可以像美國、加拿大般，大學學位普及，社會福利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屆時雖則差不多個個都是大學生，未必所有人都做白領工作，有不少人加入其他行業，都有不錯的發展。其實本港近年推廣資歷架構便是鼓勵年輕人涉及不同的專業範疇，提供適時的社會服務。這一來所謂行行出狀元，年輕人可以增加他們的成功感，減輕對社會的不滿，不公平的感覺亦會有減少。   我有親戚居於加拿大，擁有工程系學歷，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程相關工作，最後做了郵差派信，一派便十多二十年，收入一樣可以，亦可自置獨立屋居住，最近即將退休，有不錯的退休金安享晚年。   不過，這需要相應較好的福利政策支持，以及社會氛圍的改變。前者，要提高福利，就要徵收重稅，但香港先天沒有天然資源，是外向型經濟體系，低稅制是賴以吸引外資的重要元素，要大家考慮如何取捨。 周三刊登

2016-05-26

本港有一小撮青年人對國內人權狀況及政治體制極不認同，所以導致港獨或香港自決的主張，同時鼓吹採取激烈抗爭的手段。最近不乏報道這些人士主張的新興政治團體積極準備參與今年稍後的立法會選舉。 對此保守人士認為憂慮，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些青年人在現實生活中，有眾多鬱鬱不得志之事，無處宣洩。他們的自我形象低落，覺得香港近年面對的主要問題源於國內種種政策，所以將不滿歸因於國內政權，以至內地種種事情。 我沒有水晶球，所以未能預告立法會選舉結果。但我絕對不認為有些激進青年入選是會有任何災難性的後果。我相信任何人進入議會工作都無可避免要履行議員的職責。相對於這個意見，我當然注意到有相當數目的現任議員絕不能被認為稱職。因為他們對任何一項政府政策或措施只是不問理由消極地反對，絕對缺乏有用及可行的另類主張。在辯論時往往提不出有建設性的論點，動不動就「拉布」，彷彿認為這是議員的天職。但我們必須看清楚，經常「拉布」的立法會議員，其實亦怕「拉布」造成立法會無法通過任何議案或撥款申請的下場。   原因非常簡單，大家只要看看隨着本屆立法會任期將完結的最後幾個星期，立法會正以非常有效方式把積壓已久的法案及撥款一一通過。因為他們心知肚明，他們需要向社會交代他們任內的一份成績表。他們斷斷不會將自己推向死角，從而承擔不務正業的罵名。我們從這個經驗可應該感謝「拉布」的議員，因為我們的立法會已成功建立了一套合情合理，經歷司法覆核及具備社會認受性的「剪布」機制。我們可以清楚看得到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之下，我們的議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去面對及理順不同的困境。 我相信無論任何主張的政團如果有幸晉身立法會，願意走入建制之內，在我看來是很大的鼓舞。因為若他們始終拒絕走入建制，立於建制之外，只會繼續不斷做出激烈的行為抗爭，只要他們身處建制之內，不論他們採取任何不合作行動，如果明顯不為文明社會認同，議會本身必會耐心地把問題妥善解決。我自己的良好意願是希望所有當選議員好好利用他們的機遇，親身實際及深入地了解政策制定是甚麼一回事，背後的運作是怎樣，對政府的所有建議，不可以從陰謀論角度考慮。 我可以以過來人的身份清楚明確地表達所有公務員是以服務市民為己任，他們知悉所有政策對社會不同階層帶來不同影響，所以力求尋找最符合最大公義的平衡點作出政策建議。當新進議員能成功走入建制，我希望他們要有「骨氣」，不要在議會只懂盲目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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