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政聯想 - 鍾劍華
2016-05-06

香港人的生活水平高，平均收入處於世界前列。隨着收入增長，對生活質素的要求照理應該也會同步提高。不過，香港人出名拼搏，工時長變成了一種不成文的工場潛規則，沒有因為經濟富裕而出現重大的轉變。  這一種傾向其實十分不健康，也製造了不少問題。例如勞動強度過大，令生活過度緊張，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際關係及精神張力上升的主因。對個人而言，長工時或會有助收入的提升或保障工作機會，但也帶來十分高昂的代價。例如影響了平衡的生活安排及失去其他個人發展的可能性，不少打工仔便因為工時長而需要放棄個人興趣及公餘的學習機會；長工時也很明顯會影響家庭生活，為了「搵食」，要犧牲與家人相處及與子女共聚天倫的時間；不少人甚至連恆常運動以保持身體健康也無暇兼顧。  高工時文化也會帶來的高昂的社會成本及風險。對於部分工種，例如職業司機、機械操作人員、或個人護理及醫療服務從業員等等，過長的工時有可能對自身及服務對象的安全造成風險。因長時間工作而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及個人後果，整體社會也難以避免要作出承擔。因此，逐步扭轉這一種高工時的職場文化，對社會及對個人應該都是利多於弊的，香港現時的經濟情況也有這樣的條件。 不過，香港的競爭激烈，部分行業面對高昂的經營成本。僱主希望把僱員「用到盡」，不少僱員也有強烈的動機去「博到盡」，以爭取更多的收入。在這一種「你情我願」的情況下不斷加班的習慣，便成為香港職場的慣例。要求僱主及僱員自我克制，也未能有效把工作時數合理地降低。香港長期形成的高工時文化也始終難以改變。因此，香港政府對是否需要推行法定標準工時，及對如何才能有效落實相關政策作出研究及諮詢，可以說是一個十分合時而且合理的政策發展方向。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5-04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一個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紀念日。在1889年7月，世界各地的工人組織在巴黎召開會議，決定由各國的工人政黨組成一個聯合組織，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正式命名為「社會主義國際」，即所謂的「第二國際」。大會同時決定把每年的5月1日定位「國際勞動節」，宣揚勞動者對經濟的貢獻。大會同時宣布，要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作為勞工運動的主要目標。 工人階級的興起，是工業革命的結果。因為生產力的提升，大量農村勞動力得以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投入工業生產。但在工業革命早期，這一些勞動階層的日子並不好過，工業活動的產能雖然大幅度提升，但勞動的強度也不斷增大、勞動的成果卻大部分不是由勞動階層分享、就連健康與安全都缺乏基本保障。到了十九世紀，隨著工人階級的覺醒及社會主義思潮的推動，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勞工運動，工人階級政黨也相繼組成，甚至提出要透過革命來改變原來的生產關係。在各種社會及政治條件的改變下，勞工階層在各方面得到的保障才逐漸有所改善。 經過了一百多年，八小時工作制這個目標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落實情況很不一樣。過去幾年，關注勞工處境的跨國性組織都有對各地的工時狀況進行調查，香港持續被評定為全年總工時較高的地區。 一般而言，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因為起步較遲，又需要與其他發達地區競爭，因而要在工資及工時上作妥協，以長工時及低工資作為主要的競爭武器。但香港已經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系之一，勞動階層每周要工作超過50小時則無疑是太高，與百多年前提出的每天工作八小時這標準作比較，也可說是相差太遠。就算不拘泥於第二國際提出的標準，就與亞洲其他地區或與其他經濟發展水平相若的經濟體比較，香港工人的工時也實在是較長。

2016-04-29

香港政府在推動健康飲食問題上，除了幾年前向學校及膳食供應商出了指引之外，其他具操作性的工作實在不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在2010年7月開始正式生效的食物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強制要求所有預先包裝的食物，都要在包裝上列出食物中的營養成分，讓消費者可以及時獲取有關食物成分的資料，令他們可以作出均衡飲食及健康飲食的選擇。  這做法在國際上已經十分普遍。在歐洲部分國家，營養標籤制度已經包括一般快餐店的食品。特別是針對容易致肥的高脂高熱量食品。法國已經強制快餐店出售的漢堡包、熱狗等，要清楚在包裝或容器上標明食物的熱量，脂肪及糖分含量。相對而言，香港現時的做法偏向保守，但總算是行前了一步。未來可以改善空間仍多，譬如應該把更多食物納入營養標籤制度規管的範圍之內；需要強制列明的成分可以包括更多；而標籤上文字的可閱讀性也應該有所改進。  政府去年也成立了一個「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顧名思義，是要透過這個委員會的研究，建議及實際工作，推動食物減鹽減糖。據說最快於今年底，會為預先包裝食物推出「低糖」及「低鹽」標籤，幫助消費者作出選擇。委員會也希望加強市民的警覺性，主動減鹽減糖，目標是希望十年內港人的鈉攝取量會降低三成。委員會曾經提出，要在今年之內推出「鈉指標」，為減鹽訂立明確的指標。現時要評價該委員會的工作成效可能為時尚早，但首年的工作進度，似乎已經落後於原來構想，可見這一方面的工作仍然有一定的阻力。 無論如何，推動健康飲食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健康及醫療衛生政策中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香港政府對這方面的工作起步較遲，力度仍輕，覆蓋面也偏狹。要更有效針對肥胖及其他因飲食方式引致的健康風險，實在有必要繼續加快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周三、五刊登

2016-04-28

香港及新加坡都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起飛，生活水平提升，飲食習慣也越來越西化。兩地的政府，在80年代初期已經開始察覺到這種轉變帶來的疾病模式變化，也開始透過宣傳及健康教育，鼓勵市民健康飲食及多做運動。再上個星期本欄指出，新加坡政府早在90年代初，已經開始在學校推行一套有系統的「纖體健康計劃」，目標是在學童階段便針對性地處理肥胖問題，培養學童的健康飲食及運動意識。比較起來，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落後很遠。    香港的學童肥胖問題其實早有端倪，但政府及教育局都沒有仿效英國及大部分歐洲國家的做法，向學校的膳食供應及小賣部作出具制約性的指引。直到2006年才在學校推廣「健康飲食運動」；到了2007學年，衛生署才開始向學校及饍食供應商提出「健康飲食指引」，要求學校午飯要少鹽少肉多菜。但直到今天，教育局及衛生署對學校小賣部提供的零食仍然沒有強制性要求。有部分學校可能已經自行作出限制，但高糖高鹽高熱量的飲品及食品仍然可以輕易在很多學校的小食部及自動售賣機中找到。    翻查政府的數據，在1998年時，香港小學生的肥胖比率已經達到16.4%，到了2008至09學年，更升至22.2%。近年，學童肥胖率雖然比高峯期稍微回落，但對上一個學年仍然於18.7%的高水平，冠絕東南亞地區。    另一個問題是對體育課的不重視。香港，新加坡及南韓的教育制度同樣是競爭激烈，課程緊張。但新加坡及南韓近年都十分注重體育科。南韓制訂了「體育法」，規定學校每星期要提供足夠的課時及課外節數讓學生作體育活動；新加坡也在逐步落實「學校體育與運動大綱」，逐步把體育課時提升至每周兩個小時。反觀香港，體育科只佔總課時的百分之五，可以說是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對推動學童注重體育的作用，可以說是微不足道。

2016-04-22

向高熱量、高糖及高脂肪食品開徵額外稅項，成效並不理想。各地政府都會透過宣傳教育，鼓勵選擇健康飲食，也不斷唱衰垃圾食物，作用也只是一般。現代人的飲食習慣經過長時間形成，對垃圾食物已經養成一種難以克服的依賴。這既是習慣造成的心理影響，也有其實質的需求因素。早年的研究還未有廣泛的證據時，高糖高熱食物被誤為最有效增加營養的飲食方式。當經濟發展上軌道之後，生活水平提升，對副食品及零食的需求大幅增加，令訴諸味美的食品市場蓬勃發展。而美味很多時又跟甜鹹，即糖、鹽、及各種食物附加劑的關係密切。高熱高脂食品在產生熱量及提升體力上也較有效率。正因如此，今天當政府要向高熱高糖食品徵稅，很多人便投訴這對低下階層及體力勞動工人不公平，因為他們正正需要較便宜而高熱量的垃圾食物。 有人建議，除了加稅及唱衰垃圾食物之外，也可以扶持或鼓勵健康食物的發展。這一方面的嘗試在很多國家已經很普遍，除了撥出資源協助健康食物的研發及推廣，歐洲部分國家還向健康食物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市民多採購。  不過，現時健康食品仍然不足以與垃圾食物爭一日長短。一方面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垃圾食品工業已經發展得頗具壟斷性，規模經濟效果令健康食品工業難以競爭。有部分食品製造商也曾經嘗試與時並進，改變其原來的生產及經營手法。全球最大的可樂汽水廠便曾經改變其旗艦商品原有的方程式，減少糖分、色素及其他附加劑。但結果是慘不忍睹，無論是味道及賣相都廣受批評，市場不受落之餘，還變相給予競爭對手可乘之機。在市場的原則的驅使下，唯有盡快回復舊有的方法，就算現時也提供各種較健康的低糖甚至無糖版本供消費者選擇，也只是聊備一格，始終仍然是原來那個被標籤為「垃圾版本」的佔主導地位。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4-21

除了透過體育科從學童階段培養運動的興趣之外，協助其他年歲組群人士維持運動習慣也十分重要。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向其成員國提出指引，鼓吹透過廣設各式體育設施，提供更多公餘空間，以鼓勵成年人保持運動。不過，現代人工作緊張，生活繁忙，要持之以恆作運動以保持健康也殊不容易，再加上不少人都缺乏健康飲食的高度警覺性，肥胖及超重問題便變成了公共衛生的問題甚至是社會公害。 因此，除了勸諭及宣傳教育之外，世界各地有不少國家都曾經嘗試以較強力的措施，意圖改變人民的飲食習慣，但成效也很不一樣。英國政府來年開始徵收「糖稅」，只是因為較為近期才引起關注，而算不上是甚麼創新的做法。能否產生預期的效果，還是要拭目以待的。 以北歐的丹麥為例，以前曾經開徵過「汽水稅」，與英國現在計劃中的糖稅大致相同。早幾年更向不脫脂奶、芝士等高脂食品開徵「肥胖稅」。丹麥原來的銷售稅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上這些的稅項，令消費這些不健康飲品食品的人要繳納三成多的稅款，按照經濟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價格機制應該可以影響消費者的行為。但結果是在丹麥與德國接壤的地區紛紛開設專門銷售這些致肥食品的超市，丹麥國民也樂得每逢周末便跨境大量採購。政府的總稅收不但沒有增加，還有提供理由讓國民天天投訴，更催生了龐大的食品水貨市場，結果是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行政負擔，致肥食品還是照吃如儀。丹麥政府最後也只能舉手投降，於2014年先後把「汽水稅」和「肥胖稅」取消掉。 這經驗說明原來一個社群的要飲食習慣一旦形成，要改變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徵稅的結果可能只會改變消費者的購買行為，而非長期形成的飲食文化。現時，墨西哥、法國、美國部分州仍然堅持向汽水徵稅，成效一般都不如理想。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4-15

以鼓勵運動作為對抗肥胖的策略，上文提到在俄羅斯及墨西哥城的有趣措施，可能是宣傳大於實際。最正路的做法，當然就是鼓勵多參與正式的運動了。西方發達國家一般都比較重視戶外活動，也重視學校體育課。很多國家會在教育政策中規定體育課佔的時數。以美國為例，2008年發出的體育活動指引，要求小學每周要有150分鐘的體育課時間，中學則更要增加至每周225分鐘。   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向被詬病為過於強調競爭，現時雖然政府在政策上加強了強調體育課，也在中小學推行體育推廣計劃，但效果並不理想。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建議，中小學應分配總課時的最少百分之五予體育發展活動。這約等同每星期兩節，每節35至40分鐘的體育堂，可以說是少得可有可無。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也重視授課，但相對於香港，便十分關注兒童肥胖問題，近年對體育科的重視提升得也更快。新加坡政府現正在逐步落實2014年開始的學校「體育與運動大綱」，預計到2017年，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四年級的體育課時間，每周至少兩個小時，比香港高出近一倍。    早在1992年，新加坡政府已經針對學童肥胖問題，在學校推行一套「纖體健康計劃」，英文叫Trim And Fit，英文的縮寫是TAF，意思即是要把FAT(肥胖)扭轉過來。根據這一計劃，所有被評定為體重超標的學童，每天都要被強制作不少於15分鐘的減肥運動，即所謂「肥仔要跑圈」，直至達到正常體重指標為止。計劃也有獎罰機制，增加了學生參與的動機。根據官方數字，在1992年該計劃推行之前，癡肥學童比率高達14%，此後逐年下跌至2014年時只佔9.5%。學童肥胖人口的下跌比率，超過了所有其他年歲組群。    由此可見，針對肥胖問題，及早鼓勵運動確實是能夠產生效果的。當然，除了運動之外，如何減少食用致肥食品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2016-04-13

以體重作為計算機票票價的準則，確實具有懲罰性，也有可能加重了對肥胖人士的負面標籤。倒不如想想可以如何鼓勵肥胖人士進行一些有益健康的行為，例如更注重運動。    對於這一點，俄羅斯幾年前的一個做法，便有一些啟發性。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可算是其中一個肥胖城市。在2013年初，市中心的一個地鐵車站添置了一部很特別的購票機，如果乘客面對該購票機的電子屏幕，於兩分鐘內完成30次「蹲下起立」的動作，便可以得到一張單程票值30盧布，約等同3.5港元的免費車票。願意一試的人倒也不少。成功完成的當然興高采烈坐免費車去。完成不了？不好意思，你便得在眾目睽睽下及一片訕笑聲中自掏腰包買票，免費車坐不成還要一臉尷尬。    這一做法的原意是要宣傳當年在莫斯科舉辦的冬季奧運會，也乘機鼓勵市民注重運動。但後來市政府發現效果不俗，很多人真的會回家努力練習，希望下次再作嘗試，以圖一雪前恥。結果這一做法一直延續至2013年底，才在一片惋惜聲中宣布停止。    這一經驗後來啟發了南美的墨西哥。該國的墨西哥城被譽為南美肥胖之都，在全球城市肥胖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全市有高達七成成年人及三分之一兒童是超重，癡肥問題嚴重。除了遺傳基因之外，市民不熱衷運動也是引致肥胖普遍的原因。    市政府有鑒於此，在2014年底把地鐵系統內的十多個車站命名為「健康車站」，站內都增設了上述曾經用於莫斯科的運動購票機，而且是改良版。門檻更低，只要做十次動作，便可以獲得一程免費。而且，前面的電子屏幕還會計算那人動作的幅度可以燃燒多少熱量，希望透過這方法鼓勵其市民多做運動，也對運動的效果更敏感。    這一措施推行以來，也有很多乘客十分有興趣作出嘗試。不過，現時還不知道這個從莫斯科借來的經驗會否帶來正面的效果。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4-08

既然肥胖及癡肥造成的健康風險這麼高，問題也被確認有惡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其他國際機構及醫學團體都紛紛提出建議，希望及早干預，防止問題進一步惡化。世界各地的政府在最近幾年都紛紛推出措施來處理及預防這個問題。英國政府在這個時候開徵「糖稅」，其實是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的。對高糖食品徵稅的做法也漸趨普遍。成效如何？留待下周再談，先談一些比較有趣的做法。 南太平洋有一個島國叫薩摩亞獨立國，人口不足二十萬，但因為遺傳及其他原因，全國竟有近六成人口屬於超重，是全球肥胖率最高的國家。在太平洋那些群島之間，航空交通是最普遍使用的運輸方式。幾年前，薩摩亞航空公司有鑑於乘客的平均體重已經超越標準，燃料開支因而大幅超出預算，其政府也覺得有需要警惕國民注意體重，於是在2012年開始改變票價機制，不再以座位作單位，而是以乘客上機前過磅的體重作準。這一種「論斤」來買票的構想，其實早在2008年已經在國際航空界開始討論，但沒有航空公司夠膽推行。有了這個先例，美國一間國內航空公司「西南航空」也於2013年規定體型超出鄰座界限的肥胖乘客，必須加購座位。 航空業界估計這種具突破性的票價計算方式可能會變得越來越普遍。這一做法在薩摩亞也似乎有一些正面的效果。雖然仍然未有證據指出其國民的肥胖情況有改善，但其航空公司的收入卻因此而大幅增加。在推行過磅收費政策後一年多後，那一間原本艱苦經營的航空公司財政狀況大幅改善，已經有足夠的財力可以把其機組擴充，由3架飛機增加至4架。增幅也真的不少。  不過，有人認為這樣做對推動減肥及小心飲食作用微乎其微。也有人質疑這一種做法對肥胖人士不公平，有懲罰肥胖之嫌，更有可能涉及歧視。在美國甚至有人因此而告上法庭。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4-06

肥胖引起的健康風險，不是英國獨有，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由倫敦帝國學院牽頭做的肥胖研究，剛於幾天前出版的醫學期刊發表報告。這研究覆蓋了186個國家，發現在過去40年，全球肥胖人口由1.05億上升至6.41億人，超越了全球4.62億體重不足的人口總數。預計到了2025年，全球肥胖人口將增加至11億。到時，全球男性的肥胖率將升至百分之18，女性則會超過百分之21；而男性和女性的「癡肥」的比率將分別超過6%和9%，這將會構成十分嚴重的健康威脅。 事實上這一種健康威脅早已存在，在經濟發達的國家，肥胖已經是嚴峻的個人健康及公共衛生問題。現時這6億多肥胖人口之中，超過兩成來自6個高收入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愛爾蘭及新西蘭。這些國家有相同的飲食習慣，都是嗜高糖、高鹽、高脂、及冷凍肉類。有趣的是6個都是英語國家。同樣是經濟富裕，日本的肥胖現象便沒有那麼嚴重，可見如果稍為改變飲食習慣，結果便會很不同。有一些地區經濟並不富裕，肥胖卻十分普遍，這顯然與族裔及遺傳因素有關，其中南美、加勒比海部分地區及一些太平洋島國都有這個現象。 也有一些地方，肥胖問題近年急速惡化。中國大陸便是其中的表表者。調查指中國的肥胖人口總數現時達到九千萬，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且還在急速增加。在2005至2011年的6年之間，體重超標的人數增加了4倍。據中國衛生部的數字，高收入家庭的男孩肥胖風險特別高。這是高速經濟爭增長帶來的生活及飲食習慣轉變的後果；也與中國家庭在一孩政策下，特別溺愛男孩有關係。其中根據南京市疾控中心2013年的監測報告，南京的總人口中，胖子比例竟然達到百分之40.7，情況令人吃驚。 面對這一嚴峻的健康風險，各地政府都曾經採取不同的策略來應對，成效究竟有多大呢？

2016-04-01

2013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英國人高踞歐洲癡肥排行榜首位。成年人有61.7%為「超重或癡肥」，「癡肥」的高達24.9%。數據也顯示肥胖現象正迅速向年輕一代蔓延。兒童在小學入學前，十中有一已是癡肥；到小學階段完結，這比例倍升至近五分一。   肥胖問題也引致醫療開支的連年上升。在2013財政年度，治療因肥胖造成的疾病便用去超過50億英鎊，佔公共醫療開支4%。這說明肥胖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構成沉重社會成本的公共衛生現象，政府加強介入已經難以避免。   含糖量較高的致肥食品，難免成為主要的針對對象。十多年前，英國教育部已經禁止學校的小賣部出售垃圾食品及高糖飲料。現時，電視的黃金時段不容許出現這類產品的廣告。相關的企業也主動作出調整，希望政府不要出手太重。現已是全球最大的糖果商吉百利，3年前宣布再不會以兒童為主要的銷售及廣告推廣對象。全英銷量最高的可樂汽水廠，去年初也主動提出，在飲料的包裝註明熱量及糖分之外，加入如香煙包裝般的警告字眼。不過，這些做法難收立竿見影之效，更被認為只是大企業的緩兵之計。   有一些醫學組織及關注團體不斷倡議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來應對肥胖問題，也對英國政府長期猶豫不決感到不滿。今年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夕，另一個研究報告再一次建議政府開徵「糖稅」。眼見癡肥人口越來越多，肥胖風險越來越大，這一次英政府似乎也更有決心。    現時仍難確定開徵糖稅的成效會有多大，但英國食品及飲料協會已經發表聲明質疑其作用，認為只會引致相關企業裁員，新增成本也有可能會轉嫁消費者；有汽水飲料商表示會考慮訴諸法律；也有基層組織認為糖稅對體力勞動工人不公平。另一方面，則有建議擴大至向其他致肥食品也開徵糖稅。這一場糖稅風暴，可能還有好戲在後頭！ 

2016-03-30

英國的財政大臣歐思邦於3月16日公布了英國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布兩年內開徵「糖稅」，要向汽水及其他含糖量較高加工的飲品，分兩級加徵額外的稅款。   這一建議其實並不新鮮，在英國起碼已經討論了五、六年。開徵糖稅，主要目標不是要增加政府收入，而是從國民健康及醫療衛生政策的角度來考慮，要打擊「癡肥」。「糖稅」估計會為庫房帶來5.2億鎊收入，相對於這個財政年度國民保健服務1,326億鎊的政府撥款，只是區區小數目。預算案也說明，糖稅所得的額外收入會全數用作鼓勵學童多做運動。   英國與其他經濟發達地區一樣，近年其中一個最大的健康問題是「肥胖」，而非吸煙。一般人對吸煙的健康風險已經有一定的認識，加上持續的反吸煙宣傳及不斷提高的煙草稅，英國的吸煙人口近20年基本上都是在持續下降。經過幾十年的討論和發展，應對吸煙的政策，一致性和穩定性已經很高。肥胖問題遠比吸煙問題複雜，引致肥胖的因素也比吸煙多。城市生活的節奏、飲食習慣、垃圾食品及高糖飲料都有關係。吸煙較多的人大部分都是已屆成年，但致肥的飲食習慣及行為卻不分老嫩，人人有份。   英國的研究發現，肥胖引致的健康問題是醫療服務承擔不斷加重的一個主要原因。肥人患上心血管及循環系統疾病的風險比正常體重人士高3倍；肥人也會消耗更多護理及其他公共資源，而一個癡肥人士終其一生耗用的醫療資源也比正常體重者高4至5倍。面對問題不斷惡化，加上醫療開支上升，已經成為英國的一個主要的政策困境，幾年前就有醫學團體建議向糖尿病及其他及肥胖相關疾病的病人，額外徵收醫療費或「肥胖稅」。近年，就連英國廚神Jamie Oliver也大聲疾呼要求政府盡快開徵糖稅。因此，現屆保守黨政府挾去年國會選舉大勝的餘威，敢於犯險，可說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3-24

有某位藝人公開說，香港的醫療制度全世界最好，引起網上一番激烈的爭論。公道點說，香港的醫療衛生服務未必是全世界最好，但仍是有很多值得讚譽之處的。例如在某些環節，香港的醫療技術及研究處於世界頂尖水平。現時的醫療衛生體制，在基本服務的層次上仍然能夠為全港市民提供廉宜而算是方便的服務。政府也說：醫療政策的目標是沒有病人會因為缺錢而得不到應有的治療。不過要做到價廉而且人人可得，在未能推動其他更有效的融資方法之前，政府便必須承擔越來越龐大的公共醫療開支，這些錢其實也是社會整體的資源，最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方法是否可以持續下去。 堅持以這種方式來營運公共醫療，雖云公平，但病人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無論是門診、急症室、或專科服務，輪候時間正不斷延長，有些環節已經到了不能接受的程度。於公共醫療體系服務的醫務人員，經常需要長時間工作，對醫療服務質量的保證也絕非好事。香港的醫療隊伍，在各個環節都人手不足。現時香港每一千人口便有1.9名醫生。這一比例遠低於大部分歐美國家的每千人有超過3名醫生。與亞洲其他經濟水平相若的地區比較也明顯落後，例如新加坡是3.0；南韓的比例是2.6；日本則是2.3。護理及其他輔助醫療專業人手也有類似的情況。很明顯，這些情況的持續得不到改善，對市民也絕對沒有好處。 不敢肯定香港的醫療服務水平未來仍是否能處於世界前列，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各界只滿足於現時這一種仍算是價廉而利便的服務，而不肯面對現時體制上的種種問題與不足，不去探討及接受改革的需要，長遠受苦的仍然是香港市民。又若然政府繼續拖拖拉拉得過且過，每次論及醫療改革最終必然是迎難而退，政府引以為傲的政策目標也將難以長遠維持。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3-18

在1990年成立醫管局之後，港府便把醫療改革的焦點放在融資問題上。1993年發表的一份名為「促進健康」的諮詢文件，打開了香港醫療融資改革的序幕。文件指出隨着人口及其他因素的轉變，原有的醫療體制已經不足以面對未來，因此需要作出改革。政府的目標是要為香港的醫療制度，找到一個長遠可行又可以持續的融資機制。諮詢文件提出了5個改革方案，處理的是要如何攤分不斷上升的醫療費用問題。當時政府顯示出極大的決心，要在改革了香港醫療衛生的行政安排之後，再闖醫療融資改革這一關。當時負責醫療政策的衛生福利司長，甚至曾經公開指出，香港人必須在該5個方案中作出抉擇，否則香港的醫療體制會在兩三年內崩潰。   不過，當年政府在年底開始為推行「老人退休金計劃」作出諮詢，期間掀起了重大的爭議，把醫療融資改革問題蓋過。到了1995年中，政府決定推行「強制性私營公積金計劃」。很明顯，作為一個行將退場的夕陽政府，沒有可能同時推出兩個這麼重大的政策改革。醫療融資改革自然不得不暫且放下。香港的醫療制度也沒有如官員所預計般在兩三年內崩潰，但問題卻不斷拖延，開支也不斷增加。其後，政府一再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至今已發出了多份諮詢文件，醫療融資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轉眼之間，問題已經耽誤了二十多年，期間醫療開支增加了5倍。當香港剛開始討論融資改革討論之時，台灣也在談論醫改，今天當香港還是在同一問題上蹉跎歲月之時，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已經進入第21個年頭，去年甚至已經再向前走出重要的下一步，通過了推行「長期護理保險」的主體法例，預計2017年便會落實推行。隨着時間的推延，香港市民也越來越依賴現時免費午餐式的醫療體制，其他因素也令今天任何尋求改變的努力都只會事倍功半。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3-16

流感高峰期迫爆病房及急症室的事件，雖云只是偶發，也足以說明香港的醫療衛生體制，已經再一次到了一個臨界點。流感高峰期，年年總有一兩次，不能說是意料之外。事件也說明了這專欄之前兩周談到的幾個問題。 先不說醫療融資及醫院的管理，事件首先是反映了基層健康服務與醫院服務的嚴重失衡。政府早於90年代初便發表文件，說要加強基層健康服務，但成績至今只能說是差強人意。其中一個問題是資金不足。現時在五百多億元整體醫療開支中，衛生署分得的不足十分之一。過去5年，在「政府防疫注射計劃」下，政府提供的疫苗數量大約都只是30萬劑，去年的覆蓋率只是高危組群的百分之十四，這一比率明顯太低。疫苗數量有限，政府也不見得很積極向高危組別推動接種。這一方面是資源問題，也是落實加強基層衛生服務的意志偏弱的問題，兩方面互為因果。   市民的防疫意識不足也是事實。但基層健康服務的一個主要作用，便是要提升防疫意識，減少疾病的出現，以紓緩醫療服務的壓力。因此，這一問題也是政策落實不力的後果。如果政府不全面檢討這一方面的策略，下一次流感高峰期，同樣會迫爆醫院。  市民一窩蜂湧到公營醫院求醫，也反映了過度依賴公營醫療服務的傾向，這或多或少也是制度使然。現時全港11間私營醫院，總共只提供約3,000張病床，跟公營醫院相去甚遠。有市民明知公營醫院人滿之患，但去到私營醫院同樣塞滿了病人，唯有倒灌公營醫院。政府沒有辦法推動私營醫院的發展，這也不是新的問題，但沒有積極構想如何克服困難，便是大問題。原本預留作發展私營醫院的土地，一旦無人問津，政府便迅速把土地改變用途來建屋起樓。這向社會傳遞了甚麼樣的訊息？政府究竟有多大的決心去扭轉公司營醫療失衡情況，實在令人懷疑。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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