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政聯想 - 鍾劍華
2016-08-31

沿著「副學位+自資學位」這個歷程，不少同學未曾畢業便已背上了數額不菲的「學債」。這情況十分不健康，也直接影響了大專院校教與學的質素。   完整的大學教育，校園生活、宿舍生活及課堂以外的活動都是主要的組成部分。香港的大學，宿舍已經不足，社區學院就根本沒有這方面資源，政策上也沒有這方面的打算。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大學教育已經是碎片化了的，不完整的大學教育。   在公開試成績沒有其他人突出的同學，無可奈何要選擇先報讀副學位課程，正常的取向應該是加強教與學的投入，以提升教育的效果。但事實是剛剛相反，社區學院要自負盈虧，副學位得不到資助，處於相對弱勢的同學，要投向一個相對弱勢的學習環境。   因為學費貴，因為要滿足日常花費，可能有高額的借貸，也可能不想學債太重，不少同學便要忙於兼職。作為教育與工作的一個轉折點，大專學生兼職不一定是壞事。但不能否認，因為經濟負擔及債務而從事過多兼職，把校園生活與學習妥協掉的學生近年確是越來越多。長時間兼職、同時忙於好幾份兼職、甚至有全日制的學生同時要兼顧一份全職工作，可以把多少時間專注於學習上便可想而知了。同學長時間兼職工作，未能善用校園的各種設施及非正規的學習機會，進一步弱化了大學生活，也把教與學的質量都進一步拉低，只會鞏固化了副學位學生的弱勢。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很多從事大專教育的都心裏有數，但又無可奈何。   現今在這一種「人人要升學」的氣氛下，不少青年學子都是要經歷這一個「副學位＋自資學位」的路徑來完成學業。用上了4年或更長的時間，雖然可能真的是賺得了一個學位，經歷的一段卻肯定是十分昂貴、又可能會是貧瘠不堪的所謂大學之路。畢業之後，還要為一屁股的學債作張羅。究竟值不值得？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8-26

大專教育的發展缺乏全盤規劃，完成高中課程的學生其實選擇不多。政府優先資助在公開試中成績較佳的同學，原則上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也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分配，不應該造成一個差不多是「勝者全取」的局面。現時，絕大部份成績較次的同學，未能競爭到有限的資助學位課程，只能轉向不受資助的副學位。而這些不受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及社區學院，又絕大部份都是引導同學於畢業後往上競逐更有限的資助高年級學位課程。未能成功的，似乎只能繼續轉向自資的學位課程找機會。 香港政府現時透過學生資助處，提供了多個不同的貸款及資助項目。這些計劃經過多年的發展而形成，隨着升讀大專學生的增加，項目也變得多元化。部份銀行及金融機構，也會為大專學生提供升學貸款。在過去十多年，因為社區學院的高速發展及自資課程的急速膨脹，越來越多青年學子被這樣的大專制度引導進入了一個「低資助、高收費、高借貸、高負債」的政策陷阱裡。部份院校也視之為一盤需求穩定的大生意。於是爭相提供更多「自資的學位銜接課程」，滿足這個市場需求之餘，學院也可以大賺一筆。 在這個過程中，不少青年學子便逐步累積了高額的債務，就算警覺到總欠款已經達到警戒水平，但已經再沒有回頭之路，只好硬着頭皮，期望取得學位之後可以找份好工，然後慢慢還款。偏偏大學生的身價在過去十多年不斷下跌。拿得一紙證書，也不保證可以找到薪酬合理、發展前途明確的工作機會，只拿着一個副學位就更不用說了。 部分同學畢業之後，根本無法償還債務。現時，拖欠還款的個案的數目高達一萬二千多人。過去幾年，平均每年都有二百多人因為無力償還升學貸款而申請破產。人生才剛展步，誠信已經掃地。這除了是個人原因之外，不合理的政策難道完全沒有責任？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8-24

政府要大幅增加升讀大專的適齡人口比例，財政上卻沒有打算給予所有大專同學跟過往一樣的資助，客觀條件也不容許這樣做。既要追求高指標，又沒有能力全數資助，從此以後，升讀大專便分開了兩類學生。一類是公開試成績較好，獲得資助院校錄取的；成績較次的，要升學就只能選擇由社區學院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的副學位課程。  商人治港，加上保守主義觀念主導了政策議題，大專教育的發展也變成了一盤生意。社區學院在教與學條件上都沒有資助院校好，資歷當然也及不上資助的學位課程。但這些社區學院需要自負盈虧，所以學費反為貴了一大截，平均學費水平大概是兩倍多。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政府已經逐步改變對資助大專院校同學的財政支援政策，學費水平雖然仍然維持在平均成本18%這個指標，但為學生提供的升學貸款已經不再是免息，審查也更嚴格。政府在2001年提出擴展大專教育的政策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市場的利率水平很低，但大專生向學生資助處申請升學貸款的利息水平，竟然還高過在市場上承造按揭來買樓。實在十分荒謬！ 政府高調地說香港要成為「知識型社會」，要鼓勵更多青年人升學，但在財政支援上卻越來越錙銖必計。上一屆政府的政務司長說過，升讀大專對學生個人來說是一種投資，將來是有回報的，所以學生自己也需要承擔更多。這一種說法，大致可以說明政府對大專發展及政府承擔的看法。因此，對於只能升讀自資副學位的同學，得到的財政支援就更是薄弱了。透過市場機制大幅度增加副學位的結果，是令這一批升讀大專的二等公民差不多無可避免地過早孭上了巨額的「學債」。讀完副學位課程的同學，欠下十多萬學債的大有人在。如果之後只能繼續升讀自資的學位課程，畢業時欠下二十多萬甚至三十多萬學債的也絕不出奇。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8-19

跟其他社會政策比較，教育具有更明顯的社會投資作用。擁抱自由經濟的保守主義經濟學，都認為政府有需要投資教育，為社會及經濟發展人力資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是近世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畢生倡議「大市場小政府」，反對政府過度介入。但對於教育，他也認同政府應以「資助需求」的方式，即所謂「教育券」，以保證人人可以受惠。   香港政府一向高舉「自由放任主義」及「積極不干預主義」，但在二次大戰之後開始逐步擴大對教育的投入。在殖民地教育的政策下，直到80年代中期前，升讀資助大學競爭激烈，只有小撮精英才有機會。能夠過關斬將的，一旦獲得當時僅有的兩所認可大學或一所理工學院收錄，便會得到大額的政府資助。政策上，學費水平的指標是成本的12%。8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逐步擴大資助大專的名額，院校也有所增加。但政府仍然給予獲錄取的學生大額資助。學費水平大概是平均成本的18%。除此之外，很多學生也可以申請到足以應付基本生活的免息貸款及無需償還的助學金。    可以說，當時的政府在高舉自由經濟的政策綱領下，還是十分願意投資於大學生的。學生在經濟壓力不大的情況下，課餘兼職工作的當然也有，但比例不高。學生可以專注於學習，同時也有較多時間留在校園，學習的效果自然也較佳。大部分同學都明白到自己得到過社會的資助，再加上當時的社會氣氛沒有今天功利，很多天子門生都有較強烈的回饋社會意識。直至回歸初期，情況也大致如此。    到了今天，能夠升讀大專的同學多了，但大部分都只能升到自負盈虧的副學位。畢業後如果不能爭取到有限的資助高年級課程，如果又不願接受這是一個「學習上階段性的終結」，就只能選擇也是自負盈虧的學士學位。「負債的新世代」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8-17

基礎教育是兒童的基本權利，也是社會開發智力的基本工作。隨着教育階段的延伸，技能及專門知識的培養，便應有着更吃重的考慮。作為社會政策，不一定只能強調其浪漫人文的一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求知便是終極目的」，這一類說法當然沒有錯，但現代社會投放大量公共資源於教育，當然不會沒有功利務實的考慮。在大專教育的發展上，政府就有需要透過完整的規劃，為社會的需要培養人才，也要為社會的長遠發展建立人力資源上的條件。合理的大專教育政策，也不能只看目前，更要對長遠的發展需要有所洞見；透過教育，也可以為新世代開拓更多機會。    香港政府無疑是投放了大量資源於教育，80年代中期之後，專上教育的發展就更比過去任何一個階段都迅速。不過，這不就等於政府的規劃很有效。回歸前，當時還是候任的特首董建華先生已經把教育視作他上任後，也是回歸之後3個最重要的政策項目之一。不過，19年來，香港大專教育的發展除了在量的增長上十分可觀之外，各方面都難以令人滿意。    上次提到，由開始時雄心勃勃，說會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廣闊的升學前路」，到了勸喻同學，要把副學位看作是一個「學習階段的終結」，前後只是兩年之間的事，政府的說法已經是南轅北轍。單從這一事例，便足以證明政府政策的錯誤。以為放任市場，便足以滿足升讀大專的需求，甚至放棄了政府的規劃角色，結果便是造成今很多青年學子過早成為「負債的世代」；升學之後並沒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成為「失去希望的世代」；事業發展不明朗，收入也沒有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上升，成為「新貧世代」；有一些甚至成為典型的「下流世代」。造成這些現象，固然不能盡怪政府，但政府在發展及政策規劃上的偏失，確是責無旁貸的。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8-12

上文的「18%資助學位升學率」這個說法，有必要澄清一下。文章要表達的意思，是十多年來政府在資助大專學額上並沒有大幅增加，未能實現政府要為副學士畢業生提供「廣闊的升學出路」這一個承諾。2001年時，資助學士學位大概是一萬三千多，今年是15,000，增加了不足二千個。由於青少年人口減少，所以從效果上看，現時能夠升讀資助學位課程的大概已到了適齡人口的26%。這是教育局來信提供的資料，也是一個較為嚴格的說法。不過問題的關鍵是十多年間，由無到有，副學位提供了三萬多個升學機會，但新增的資助學士學位只約二千個，製造出來的升學樽頸問題是十分嚴重的。 政府是不是有政策責任，保證所有青年人都能夠享受資助的專上教育？大部分人都會說「不一定」。正規教育是一個越來越漫長的歷程，加上社會及經濟發展，追求教育越來越沒有上限，連「終身教育」都已經成為政策目標了。但社會的資源畢竟有限，總要為政府的政策承擔劃出一個合理的界線。 要以強制方法，保障所有兒童都有機會接受基礎教育，這是全球性的政策共識。但每個人的能力及取向不同，升到上大專教育這個層次，個人的選擇比政策的強制便更重要。政府不一定有必要透過政策或法規，強制所有人都要接受專上教育。同一道理，選擇升讀專上教育，也不一定代表政府要為此負上無限制的承擔。從這個角度看，上文提到哪一位前教育局高官所說「政府不能保證所有適齡青少年都能夠升讀資助的學士學位」，說法也是不無道理的。但問題的關鍵是政府要對整個過程有一個合理的規劃。現在盲目追求一個甚高的大專升學比率指標，其中近四分三沒有政府資助、沒有政策規劃。市場導向的結果是課程性質高度集中，又都是以引導學生往升讀資助學位課程的路徑走，造成的問題便大了。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8-10

大幅度增加副學位來擴展大專教育，造成了龐大的進修升讀學位需求。社區學院的副學位課程，大部分不能跟已確立的專業資歷掛鈎。學生於是視副學位為下一步爭取升讀學位課程的踏腳石。但政府提供的資助學位仍然維持在18%，根本沒有打算讓所有副學位的畢業生繼續升學。   剛開始的時候，政府急於希望學生、家長、及社會各界都能夠接受由社區學院營辦的副學位課程，因而作出了不切實際的承諾。當第一批社區學院開始招生時，主事的教育局官員接受傳媒訪問，高談政府將會大幅增加資助院校高年級的學位銜接學額，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廣闊的升學前景」。這個說法，無疑是對學生作出了一個保證，新開辦的社區學院也信以為真，大為鼓舞。有一些政府的資助院校，也積極參與開辦社區學院，不遺餘力催谷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到第一批副學位學生畢業時，政府卻未能相應大幅增加資助院校高年級的銜接學額。剛畢業的副學士眼見繼續升學的前路不通，頓生被欺騙的感覺，在校園內示威，要向院校討個說法。這時，曾經承諾會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廣闊的升學前景」的那位官員又出來指導學生了。不過這次她卻說，政府不能保證每一個副位學持有人都能升讀資助學士課程。甚至還要多加一句，說學生也應該視副學士是一個學習上「階段性的終結」。由此可知，青年人的憤怒及不滿，有時也是不無道理的。   這一局面，到今天仍然未被打破。每年社區學院招收新生的時候，都標榜自己的畢業生有多大的比例能夠升讀資助學位課程，可見繼續升學仍然是選擇副學士課程的主要原因。政府最近一兩年雖然增加了資助的高年級銜接學額，但相對於每年高達三萬多副學位畢業生，仍然只是杯水車薪。副學位製造出來的升學樽頸，已經成為大專教育發展最嚴重的問題。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8-05

以自負盈虧的社區學院來擴展專上教育，完全符合政府一向以來「重商主義」的思維方法，也符合當下新保守主義政策觀念的主調。政府以為市場可以更有效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也可以更有效益。政府的如意算盤是這些社區學院會因應長遠經濟發展的需要，來開辦合適的課程，不需要大增公共教育的經費，讓市場為社會培育人力資源。    政府不主導這個發展，不作政策的全盤規劃，不作財政承擔，結果社區學院根本不會考慮「長遠的社會需要」，而只考慮學生及家長「即時的課程需求」。要盡快收回成本，在財政上自給自足，社區學院自然是一窩蜂的開辦最受家長及學生歡迎，也是在財政上最容易、對學院也是最節省成本的學科。學院限於財力及各種因素，也沒有可能開辦一些較高端的專業課程。香港社會對教育的看法本來已經十分功利，要全費就讀副學位，就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功利的傾向。這些因素加起來，結果是大部分社區學院最主打的科目都是跟工商相關，也有少數會搞護理及其他人本服務相關的課程。至於純學術性的學科、基礎科學、文學及人民學科便顯得次要，最多也只是聊勝於無。   十多年下來的結果，是整體畢業生的資歷及背景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完全不對應，畢業生搵工困難，薪酬因為供應太多而不進則退。最近有調查發現，副學位持有人的起薪點，甚至及不上讀完中學便投入職場的年輕人。可以想像，這樣的局面會造成多大的挫敗感及不滿。單看數字，今天香港社會有近三分之二適齡的青年人可以升讀大專，但其實能夠獲取資助大專教育的仍然只有18%。社區學院提供的學額供過於求，令部分學院不惜要以送平板，學費打折扣這些方法來吸引學生報名。畢業生則面對期望與結果的嚴重落差。能夠繼續升學的好處，可能已經被要付出的代價完全抵銷。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8-03

政府願意擴展大專學額本來是件好事，但十多年下來的結果卻是怨聲載道，原因究竟在哪裏？最關鍵問題是缺乏全盤的大專教育發展規劃。董建華先生在2001年提出的擴大大專教育政策，只是追求在數量及升學比例上追上其他地區，要達到60%的大專升學率，但卻沒有思考如果要達到這個比率，大專教育應該包含甚麼不同的課程及不同的學歷層級。政府在提出這個指標的時候，也沒有充分考慮政府可以如何為這個龐大的大專教育學額膨脹作合理的財政安排。   如果依循一向沿用的方法，由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絕大部分大專學額，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開支便可能要增加一倍以上。當時的教育開支已經是政府開支的最大一塊，佔整體開支的五分之一，政府根本沒有可能把總開支中的近一半投放在教育，政府也根本沒有打算這麼做。因此，所謂六成人升讀大專，在政府的構想中只是在政策上鼓勵更多私營的社區學院來提供各種副學位課程。到了今天，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的大專學額，仍然是適齡學生的18%，跟回歸前的指標完全沒有分別。如果單看政府的政策報告，政府會很驕傲的告訴社會各界，現時大專的升學率已經超越60％，算是超額完成了。但在18%得到資助與65%總體升學率之間，有47%其實是由學生自己掏腰包升讀的各種副學位及自負盈虧課程。   社區學院雖然可以得到政府的貸款及撥地，但仍然是要在營運上自負盈虧，政府的貸款及地價也是需要歸還。其收費標準因而也比得到資助的大學學額還要高出一倍以上。站在學生的角度，爭取不到資助學額，唯有硬着頭皮升讀不獲資助的副學位，反正機會似乎是多了很多。這一種市場需求主導、供應引導及自負盈虧的發展，結果是製造了大量勞工市場消化發不了的副學位畢業生，同時也製造了大批負上了巨額的債務的大專學生。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三、五刊登

2016-07-29

有不少論者把當下青年一代的躁動心態及挫敗感，歸咎於政府過度膨脹專上教育，造成現實與期望的落差，製造了大批高不成低不就的職場生力軍，也形成了嚴重的人力資源錯配。這一種觀點指出了現時香港社會面對的處境，但卻不能因此而否定擴大專上教育覆蓋比率的需要。 在港英時期，香港奉行一套「殖民地式的教育」政策，特點是層層淘汰，只有少數人能夠升上大學。殖民地政府透過有限的、高度篩選的大專教育，把極少數精英甄選出來，讓他們可以得到超越一般人的機會與待遇，這是維持殖民地權威的政治策略。這情況直到80年代中期，香港回歸已成定局後才有改善。不過，那個階段能夠升上大專院校的，加起來也只是適齡人口的12%，比西方國家低了很多，與亞洲其他經濟水平相若的地區也有一大截差距。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人心動盪，大量社會精英申請移民海外。當時的總督衛奕信爵士才急急宣布要在10年之內把升讀大專院校的人口比例提升至18%。 這雖然已是一種進步，但整體水平仍然是偏低。隨着經濟結構的轉變，也隨着社會發展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升學的需求不斷增加。教育要與經濟發展相配對，也有更多人有條件及願望去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因此當年前特首董建華要把大專升學率提升到60%，也不是一個不合理的發展，問題只是如何按部就班，有序地落實這個目標，同時要處理好升上大專的學生是否有多元的課程選擇，以配合個人發展的需要及人力資源的需求。可以這樣說，當時訂下的目標不一定錯，但卻失諸步伐太急，也沒有合理的全盤規劃，從而建構不同層次、資歷、及學歷的架構，以迎合新形勢下的經濟發展需要。另一方面，政府沒有對這個發展建立一個合理的資助及融資方法。結果是造成今天尾大不掉，天怒人怨的局面。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7-27

近期，政府統計處發表的報告及非政府機構作出的研究都指出，香港的年輕一代「社會階層向下流」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其中的具體的例子，是發現年輕組群的收入中位數跟香港回歸時的水平差不多一樣，即是說年輕一代的實質收入正在不斷下跌。另一研究又發現，副學位的畢業生，收入反為比不上完成中學階段便開始工作的一群。近日，又有另一個報告指出，去年畢業的副學位學生中，只有四成能夠順利找到工作。 有人認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在西方國家，很多持有學位的人都只是從事一些基層的工作。事實上，年輕人發展機會不足，社會及經濟條件下流這個現象並不是香港獨有，是全球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共同趨勢。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也很多。 不過，在東方人社會，透過讀書及學業成就來爭取較佳的發展機會，始終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觀念。特別是在香港，整個教育制度的設計十分功利取向，以推動經濟發展及培養人力資源為主要目標。學生及家長長期都在「讀書改變命運」、「讀書可以改善個人及家庭生活」、「讀書是社會階層爬升的最合理途徑」這些價值觀念影響下，致力爭逐較佳的教育機會，以為只要能夠「贏在起跑線」，便可以為前途提供一個更佳的保證。政府的宣傳也不斷強調教育的經濟及功利效果，強調「教育是投資」。到了今天，當完成大學教育再不是必然的收入及就業保證的時候，難免造成極大的挫敗感。  在一些西方社會，長期高企的青年失業率已經導致各種青年及社會問題，甚至造成嚴重的社階層對立及代際關係緊張。也有人把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形成極右的社會思潮。從很多方面看，這些苗頭也正在香港社會出現。政府在回歸後推動的教育改革，及在大專教育發展方面的政策偏差，也加深了這方面的危機。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7-22

學者方案提出的第四個融資安排，是向每年盈利超過千萬的企業額外徵收百分之1.9利得稅，指定用作全民退休保障之用。從一開始已經可以預計這會引致自由經濟學派及一些商界人士的反對。因為為香港有不少人，一向都以為只有低稅才能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施永青先生在其文章中說得對，亞洲很多地方近年都有逐步減稅的趨勢。但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香港的稅率仍然是最低。日本的利得稅接近四成，南韓也接近百分之三十。很多人都會拿新加坡作例子，近年把稅率調低到跟香港差不多。事實是新加坡的一般行業利得稅仍然比香港高出百分之三。而且不要忘記，新加坡的僱主除了繳稅之外，還要另外為僱員向中央公積金供款。如果把醫療保險及醫療儲蓄計劃供款加上，便佔一般員工名義薪酬的三分之一。   財政司長兩年多前曾經領導工作小組研究香港的長遠財政問題，結論是結構性財赤無可避免，香港的低稅環境其實是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的。人口老化正是導致香港政府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如果今天不作籌劃，將來可能已經太遲，學者方案的建議，正是針對這一點。對已經有過千萬盈利的企業來說，額外抽取1.9%絕對可以承擔，也不會大幅度影響香港的低稅環境。把這額外的稅款作指定的政策用途，可以穩定全民退保的財政來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其他公共開支項目競逐新增的收入。這正是為長遠人口老化作準備的必要舉動。   連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也認為可以調高稅率來應對一些香港要處理的問題，改善香港的貧富懸殊，香港的商界實在是時候調整對低稅的過度依賴，也不應該把低稅視作理所當然。如果政府最終否定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綜援及其他長者福利開支只會持續上升，政府最終仍是要在整體公共開支中撥出資源的，加稅仍然是難以避免。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7-21

學者方案提出的第三個融資方法，是建議把現時僱主及僱員向強積金供款的其中一半，即共每月薪酬的百分之五，轉移至全民退休保障的基金，只保留另外一半在僱員的強積金帳戶內。這個方案的好處首先是可以在無需要求僱主及僱員額外供款的情況下，為全民退休保障穩定地注入新的資源。   有人批評說，這豈不是削弱了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那一半供款不放進自己的強積金戶口內，豈不是益了別人？這一個質疑忽略一點，就是這些錢沒有因此而消失，只不過放進基金內，為合資格的退休人士提供全民共有的養老收入。把強積金這一半供款撥出，同時也為供款人確立一個權益，到他們達到指定年齡之後，除了可以取回強積金戶口內積存的款項之外，還可以繼續每月支取全民退休保障。   有幾多強積金作退休之用，純粹看個人在工作的年月能夠積存多少錢。家庭主婦及其他工作不穩定的人士得到的保障極之有限；壽命長的人士也有可能到了某個階段，強積金用盡之後，生活所需仍然不得不另作出籌謀。   這一做法是把強積金的性質改變，由原來單純是強制性的個人儲蓄，變成把個人儲蓄與社會保險結合在一起。這一種把「個人帳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方案，與國內二十多年前開始的「養老保險」概念大致相同。如果採納這一方案，供款確是有部分給轉移了，但供款人所得到的保障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其他原本不受強積金制度保障的人，也因為這個轉變而得以受惠。   為退休保障加入這一個社會保險元素，對供款人來說，比單純的儲蓄計劃多了一個更穩定而長遠的保障，也可以減少即時需要為強積金支付的行政費用。對社會整體而言，也產生一個對「老齡風險共同承擔」的效果。因此，縱然這一個安排要處理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仍然是十分值得考慮的。

2016-07-15

學者方案提出了四個融資安排，處理了全民退休保障的資金來源問題，所以不是「隨收隨支」的制度，這一點是很清楚的。這也是學者方案比政府提出的兩個方案都優勝的原因。政府提出你第一個方案，「有經濟需要方案」，只是一個改良版的「長者生活津貼」制度，受惠人數有限，還要接受資產及入息審查，最大的問題還是政府要以經常性開支來支付，因此是不能持續的。政府提出的第二個方案，「不論貧富」方案，性質上與周永新教授建議的相似，但政府沒有處理資金來源問題，因此認為如果推行，就會導致大幅增加利得稅及入息稅。因此也認為不可行。  所以關鍵問題還是要處理好融資安排，但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在半年的諮詢期內也廻避這個問題，只是不斷重複一旦採納「不論貧富方案」便要大幅加稅。這其實是一個十分懶惰的處事方法。 學者方案比政府兩個方案都進步的地方，是提出了四個融資來源，現在要處理的是公眾是否接受。第一個比較簡單，是要求政府先撥出一千億作為全民退保的起動基金。政府原來已經預留了五百億，建議加倍是因為時間已經又拖了幾年。這個數目相對香港政府的財政盈餘加外匯儲備，應該還是綽綽有餘的。而且，也不要忘記這些儲備都是長者有份為社會累積的。 如果政府一旦推行全民退保之後，就可以把長者綜援的數字大幅減少，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甚至可以取消。學者方案建議政府按目前財政上在這方面的開支，按比例每年撥入全民退保的基金內。這個做法有兩個好處，一方面是為全民退保注入整個社會持續的財政支援，但同時又把這個承擔鎖死在現水平，不致因為人口老化而不斷膨脹。這兩個融資方法都是比較容易做到，也不會長遠增加社會的負擔，相信會比較容易得到接受。其他兩個下次談。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7-08

如果施永青先生不支持「隨收隨支」的方案，那就更加沒有理由去支持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那一個「有經濟需要方案」，因為那個方案沒有解決融資問題，也是一個「隨收隨支」的方案。以「隨收隨支」的方式來處理退休金問題，確實是難以長期維持的，這一點我與施老闆沒有分歧。但施先生在其文章中說現在提出的學者方案是一個「隨收隨支」的方案，這一點我就不能同意了。    提出方案的學者們十分清楚，如果不處理融資安排，隨着人口老化，綜援也好、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有經濟需要方案」也好，最終還是長遠難以持續的。因此，學者方案要求透過四個融資渠道令該方案可行，不是一個「隨收隨支」的方案。    施先生在文章中說：「按學者自己的計算，這筆錢亦只能捱到2064年。先不說這個預期有沒有出錯，但起碼學者也承認，錢被花光的日子總有一天會來」。這一說法是對學者方案的誤讀。根據學者方案發起人邀請的精算師作的計算，如果接納全部四個融資方法，到了2064年仍然會有1,600億元滾存於退休基金之內。沒有人可以肯定說這個預期一定不會出錯，因為所有推算都是建基於某些假設，假設有可能會變化，都會有出錯的可能。但學者方案作推算的基礎，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2064人口推算報告」；方案所作的回報推算也是根據政府對長遠經濟評估作的預計。至於錢最終會不會被花光，這得看所謂要預計的長遠是去到幾長遠。這一點無人可以預知，也不能假設將來如果真的出問題，將來的政府不會想辦法來處理。    如果有一個方案，到了接近50年後仍然可行可持續，仍然會積存1,600億元，我們的社會是否因為要懼怕更長遠的未來可能出問題，而對今天已經出現了的問題視而不見呢？果真如此，可能政府甚麼規劃都不應該做了。 周二、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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