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政聯想 - 鍾劍華
2016-10-26

上一次談到台灣會於明年落實長期照顧護理保險制度，比台灣更早，日本及南韓已經先後於2000年及2008年推行類似的制度。   先說日本，它是全世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五分之一人口超過65歲；在經濟發達地區，日本也是百歲人瑞數字最高的國家。人均壽命預期長時間排在世界頭三位。可想而知，要有效應對漫長老年期所需要的照顧及醫療需要壓力是如何沉重。日本的長者已經比其他地區的長者健康。根據全球老化監察(Glabal AgeWatch)組織的數字，一般活到60歲的日本人，之後平均會有25年壽命，而相對健康的狀態可以維持到75歲。這是一個相當驕人的數字，但仍然表示每一老人會有10年是處一個相對不健康的狀態，對醫療及照顧服務的需求會很大。   日本的家庭制度在過去30年出現了深刻的變化，已經不能依賴家庭照顧者。長者對正規服務的依賴越深，日本政府支付長者的醫療及照顧開支，從70年代初開始便不斷上升。日本政府及整個社會也察覺到不能長期依賴政府單方面增加服務及撥款來應對急速膨脹的照顧需求，也不能過度依賴醫療服務來處理性質上屬於照顧而非治療的需要。日本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社會討論為長期護理照顧服務作出制度改革及融資改革，也開始著手作前期的準備工作。經過了十多年，逐步建構一個較有系統、全面性的長期護理制度，即所謂「介護制度」。到了2000年，成功落實了一個與介護制度相配合的長期照顧服務融資機制，即是屬於社會保險性質的「介護保險」。   從制度上看，日本的介護服務及介護保險可以說是一個比較複雜而系統化的機制。其精神是要求國民及早為步入老年期不同階段的護理需要作資金安排。加入介護保險，就要為保險供款，政府也會向保險注資，也會有一個共同承擔的機制，從而穩定長期照顧的資金來源。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10-21

那一位康橋之家的前院長接受不同媒介的訪問，越聽越看就越氣憤。本來未經法庭判決，不應妄下結論。但聽到他談話的語氣、他說的內容、所作的解釋，如果仍然相信，簡直是對自己智慧的侮辱。他的辯解漏洞百出、前後矛盾、違反常理、還好意思說自己才是受害者。只能希望律政司再檢視相關的證據，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方法把這個人繩之於法。    受害人智力有殘障，而且有創傷後遺症，如果法律程序真的會對她的健康狀況及復原造成損害，也必須要從當事人的最大利益來考慮。只慨嘆世界有很多不完美，法律程序也難免有機會讓部分作惡的人逍遙法外。看來那一位前院長也是深明此道，因此利用自己的位置，對最弱勢的人作出欺凌侵犯，事後還可以洋洋自得。    最近20年，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經常只把「發展經濟」這個圖騰掛在口邊。社會的功利取向比殖民地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帳面上，用在照顧弱勢人士的資源似乎是增加了，但實際上態度涼薄如昔。在「善用資源」、「政府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市場有時比政府更有效益」這些保守主義的大道理包裝下，其實是越來越以森林定律對待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政府要把部分社會福利服務推向市場，這是很多地方的共同取態。但特區政府的政策往往是把最弱勢、最需要得到社會保護的人首先推向市場。失去了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的直接參與，應該受到幫助的弱勢人士反而被置於相對更危險的處境。年紀老邁的長者，嚴重弱智的成年人，都是最現成的例子。私營安老院及私營康復院舍久不久便會出問題，正是政府這種不負責任態度的最佳寫照。最令人憤怒的是政府連基本的監管責任也沒有做好。把最弱勢的人送往虎口，然後掉頭不顧，就當是完成了責任。這一種作風正是康橋之家這位前院長可以一再作惡的原因。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10-19

本來構想是繼續討論亞洲其他地區的長期照顧政策發展，但先講講復康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一再涉嫌性侵犯女院友的事件。    事件令人感到憤怒及大惑不解的，是涉事的那位社工，早在2002年已經涉及類似的罪行，同樣都是因為受害人不適宜上庭而被撤銷控罪。前後十多年，為何社會福利署仍然讓該院舍繼續營運？理由其實十分簡單，跟安老院舍服務面對的問題一樣，現時得到香港政府資助，為殘障人士，特別是成年智力殘障人士提供的長期住宿院舍服務，幾十年來都遠遠落後於實際的需求。香港政府的「復康服務程序計劃」，在七十年代中期已經推行，但因為香港政府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為「長期照顧」制定全面的政策，復康院舍服務的發展長期沒有得到合理的重視。   私營安老院舍一再出問題，政府不得不於1996年制訂了「安老院條例」，規管私營安老院的操作。同樣的故事，其實也出現在為殘疾人士設的復康院舍上。只不過政府的法例來得更遲。現在規管這一類院舍的《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是在2011年才制定，2013年才落實的，比私營安老院的法例規管遲了足足15年。   但遲來不一定表示就能夠從之前的經驗吸取教訓，實際上是把同一方式的錯誤多犯了一次。都是大量院舍因為未能符合法例的要求，但社會福利署仍然批出「臨時豁免證書」，讓那些不合規格的私營院舍繼續經營，甚至像現在出事這間康橋之家一樣，十多年前已經現出了這樣嚴重的性侵犯事件，但仍然可以經營下去。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長期照顧護理的政策規劃，政府的資助服務跟不上，要依賴市場為政策的漏洞與服務的不足來補鑊。結果是一錯再錯，雖然問題一再出現，但院舍繼續經營，涉事的所謂社工繼續返工、繼續作惡。但對前後十多年起碼兩個受害人及她們的家人，卻造成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創傷。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10-14

香港長期照顧政策的發展，遠遠及不上亞洲地區內其他經濟水平相若的地方。日本、南韓、台灣都是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在過去十多年，這幾個地區都發展起他們的長期護理照顧體系，偏偏香港就還在原地踏步。   先說台灣，如果一切順利，應該在2017年便會落實「長期照顧護理保險」制度。主體法例已經在2015年馬英九總統在位的時候已經通過。雖然當時有爭議，現屆政府似乎還是會繼續根據原有的時間表，在明年落實這個事關重大的制度。早在80年代後期，台灣的政治才剛剛走向開放，已經開始為完善長期照顧護理服務作部署。經過20多年，台灣的長照護服務體系已經趨向成熟，而明年會落實的「長照護保險」制度，就是要為體系的融資作出一個長遠可持續的安排。透過這個制度，服務的對象可以因應自己不同階段的需要，來向市場營運者、非政府機構、或政府服務單位取得服務。不同的服務會有不同的收費標準，從業員也要具有相關的訓練及專業資格。服務收費的方式也包含了個人支付、保險支付、及政府補貼三個元素。令服務對像更容易承擔。長者也可以及早為自己的長遠照顧需要安排好相對應的保險。   台灣能夠走到這一步，經歷了一段十分漫長的醞釀及發展階段。面對的問題仍然會很多，但這對於轉變中的人口結構及醫療照顧需要十分重要。台灣政府也希望透過這個體系，把部份不是必須由醫療體系處理的問題分流出來，舒緩醫療體系不斷增加的財政及服務壓力。 香港政府其實應該感到慚愧，1993年提出醫療融資改革的時候，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仍然未落實。到了今天，「全民健保」在台灣已經成立21年，而明年還會再向前多走一步，設立「長照護保險」。香港呢？醫療融資改革仍然未有明顯的進展，長期護理政策就更是未能排上政府的政策議程。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10-12

所謂「長期護理」政策，所講的就是要發展出一套全面整合的服務策略。這策略應該對各種涉及長期照顧的服務有個全盤的計劃、有清晰的服務質量標準、能夠針對服務的長遠需求、政策的對象也應是全民而非只是基層長者、對服務的資源及融資安排也應該有一個長遠可持續的方案。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根本就沒有一套「長期護理」政策。   隨着香港人口持續老化，加上生活方式的轉變，長期病患人士的數目持續上升。再加上殘疾人士，香港社會對長期照顧服務的需求是十分殷切的。有人說，部分長者及其他人士濫用醫療服務，浪費珍貴的醫療資源。這一種說法並不公允。如果有合理的配套及不同層次的持續照顧服務，根本就沒有必要動輒進入醫院尋求治療。   現在每一張醫管局病床的每天平均成本超過三千元，比一般社區照顧服務及支援性服務都要昂貴。但因為其他服務短缺，政府也沒有完善的規劃，很多有需要的人士其實也是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才選擇進入醫院，但也不一定能夠獲得他們需要的服務，只不過是暫解燃眉之急。這一狀態，既耗費昂貴的醫療資源，也針對不了服務對象的真正需要，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如果政府下定決心，就長期照顧政策作全面的規劃，單靠政府涉及的資源可能十分龐大。現在世界各地的長期照顧政策發展，都傾向以社會保險作為融資安排。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就連醫療制度的融資改革方案，都只能停留在長期討論，然後長期不能作出決策的困局。轉眼之間，政府發表第一份醫療融資改革的諮詢文件已經是23年前的事了，制度仍然改革不了。在這情況下，政府根本就沒有信心，也沒有決心燃起另一個火頭。這個問題越是拖延下去，起步的難度便會越高。面對越來越急速的人口老化步伐，香港社會也再沒有本錢把這個問題拖延下去。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10-07

上一篇提到的「長期照顧」範圍，只是香港政府的官方論述角度。單看這個角度，香港的長期照顧政策已經是十分不完整了。如果用一個更廣義的角度來看，香港現階段的政策更可以說是千瘡百孔。 「照顧」這兩個字，是有指向和針對性的，是有特定對象的。說有人需要被照顧，表述了對象所處的一個狀態，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當事人處於不能完全自理，需要其他人或專業的介入來處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而「長期」這個字則指出，這一個需要被照顧的對象，不是需要一次過的、短期的照顧，而是長時間的、延續的、變化的照顧安排。所以，這些對象不會是因為偶發的事故或意外而造成的短期而非永久性的創傷，因而需要一些臨時性的及過渡性的照顧。隨着年紀，年長者身體機能出現變化，可能在老化階段的某一點開始需要依賴其他人的幫助，或要尋求照顧服務來應對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因此，長者是長期照顧政策的主要對象，隨着社會整體人口的老化，加上家庭結構的轉變，政策上需要為數目龐大的長者設計、籌劃及安排不同類別的長期照顧服務。 除了長者之外，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也符合上述的條件，同樣需要長期照顧。因此，一個完整的長期照顧政策，應該把可預計的人口老化及因為各種原因造成的殘疾及長期病患者的照顧需要都計算在政策的規劃及發展之中。長期照顧的對象福利需要，不獨是基本的生活支援及照顧服務，也需要護理及復康的介入，他們可能不一定需要長期而持續的治療，但也不時需要醫療服務。因此，長期照顧是一個介乎不同系統，同時也涉及龐大資源及整體規劃的一個政策環節。偏偏卻是長期被忽略，或起碼被過度簡化的一個政策環節。香港現時的社會福利及醫療政策，都沒有把長期照顧這個概念全面而有系統地納入政策規劃中。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10-05

二月至三月那一段時間，曾經在這個專欄寫了一組文章，討論香港的醫療改革，涉及的問題複雜，香港討論這個問題已經超過二十多年，可惜進度遠遠落後於實際的改革需要。也許還可以談一談「長期照顧」政策。這個與醫療改革相關，也與安老服務的發展關係密切，但又是一個不盡相同的政策問題。 政府官員偶然都會把「長期照顧」這個觀念拋出，所指的是各級安老院舍及家居照顧支援服務。但嚴格講，香港並沒有一套完整的「長期護理政策」。現時，政府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了不同類別的安老院舍服務，市場上也有五百所各類型的私營安老院，多年來都是問題多多。因為資助模式及長者的消費力有限，絕大部分院舍都只能提供基本的服務。服務質素只停留在較低的水平，水平提升的進度很慢，遠遠未能針對轉變中的需要。無需入住院舍的長者，在社區生活中，難免要得到各種支援。這一些社區支援服務，現時主要也是靠政府資助，同樣主要是針對經濟水平較低的長者。換言之，這些服務都有很重的福利取向，以最具經濟效益的方式，為基層長者提供最基本的服務。 嚴格而言，這一種服務發展取態當然不會錯，但卻是明顯不足夠。首先，是隨著社會的進一步人口老化，繼續以這種方式來提供服務，只會令政府的財政壓力越來越重，服務水平也難有提升的空間。其次，是隨着社會的進步及經濟的發展，部分長者的消費能力及對服務的期望也會提升，由政府提供或資助的基本服務，可能滿足不了他們的需求。理論上，一些市場營運者會有興趣開拓這一個市場。但現實問題是因為沒有政策可依，服務也沒有確認了的標準，挫敗了服務使用者向市場購買服務的動機。缺乏持續穩定及龐大的需求，市場就算存在，也只能針對小眾的需求，擴展空間和步伐都會受到限制。

2016-09-30

大專教育政策過度功利，結果是一些唱高調、曲高和寡、表面上看不到經濟效益的的基礎學科缺乏經費，沒有多少發展前景，因而也無人問津。報讀的人少就成為進一步縮減學額的最好理由。這是一種很基本的官僚心態。站在官僚的角度看，當然是要善用有限的大專教育資源。但問題首先是，香港作為一個富裕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這麼高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夠容許大學有一點點奢侈的空間，做一些看似不合時宜的事。其次，不同學科的人才及研究成果，最終都是會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的。一些基礎學科，今天驟眼看越來越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功利發展需要，但很多時，這些學科領域都是其他熱門學科及前沿尖端學科的根基。 其三是沒有人能夠百分百看得準所謂長遠的人力需求，因此大學作為培養及儲備人才的作用，便應該受到肯定。舉例說，香港的大學教育並不重視語文及方言的人才培訓，純外語的學科也不受歡迎，因此大專學院就算有少數外語部門都是只是個弱勢群體，外語課程更是少之又少，與國際城市的地位可說是完全不匹配。但這一個情況卻被絕大多數人視為正常。到了近年，因為國內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香港政府開始說要鼓勵商界向周邊地區開拓商機，這時大家才警覺到港人對比較偏遠的中亞地區認識不多，熟知當地文化語言的人更如鳳毛麟角，對鄰近的東南亞地區，情況也是此。 就算回頭從功利的角度來看，香港社會過去花這麼多資源在大專教育上，但當有新的需要出現時，卻突然發現「人才難求」，這算不算是對本來就功利至極的大專教育發展政策的一個很大的諷刺？ 世界經濟論壇剛發表了2016至2017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排名下跌至第九，主要原因是創新科技評分較低。基礎學科不受重視，何來創新科技？從這角度看，其實結果並不意外。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9-28

上次說到，政府應該 「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並以發展大專教育來作配合」。這一個說法，並不是片面的鼓吹政府只以功利的取態來發展大專教育。剛剛相反，對於大專教育的發展方向，應該有兩方面的思考。而首先應該是要讓大學教育有更崇高的追求，應該容許大學有空間唱高調，做一些不完全符合社會功利思考的研究，應該可以開辦一些只能滿足小眾趣味的偏門學科。 大學的本質，應該先是一個追求文化價值、以理性探求真理的學術殿堂。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談得上可以擴大至為經世濟民及其他社會的需要儲備人才。在現在社會，大學也應該變成一個集社會文化發展、追求價值真理和學術探究、培養知識技能及專業技術、促進經濟多元及人才發展的綜合體。大專教育應該盡可能推動多元的課程發展，不應只著眼於短期的經濟需要，更應該容許不同志向的學者及學生可以在大學中發展自己的興趣，在不同的範疇中追求卓越。 因此，政府的政策應該是鼓勵甚至是透過調撥資源，讓大學教育可以多元化發展，不應只計算短期的利益得失。就算是驟看似沒有很大經濟價值的一些研究及學科，在人類社會整體的文化組合中，其實也應該有其的角色及位置。 嚴格講，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大專發展趨勢都是本末倒置、都走上了歪路，揚棄了基本，把手段變成了目標。從這個角度去看香港的大專教育，可以說是十分令人失望的。香港社會的功利屬性，把這一種變了質的現代大學教育發展特色發揮至極致。政府透過大學撥款委員會的資源調撥機制，課程的發展往往只看相關行業或產業的短中期人力需求情況，及每一個課程建議中的人力及行業發展前景評估。在這樣的功利邏輯下，一些純學術的學科，便越來越難爭取到學額，甚至到頭來課程被取消，相關部門也可能要關門大吉。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9-23

除了檢討大專學制、重新釐定的副學位的定位及資助方式、及為自資課程的學生舒緩學債這三個急務之外，政府也應該考慮如何可以更好地發揮大專教育的社會及經濟效果。如果想善用人才，把投放於大專教育的資源為社會帶來最大的回報，又能夠令大專畢業生盡展所長、貢獻社會，政府便有必要更有效地提升香港的經濟及產業結構。 社會走向富裕，更多人有能力、也有意願投放更多時間接受教育。這是個人的提升，也是因應轉變中的社會需要。因此，擴大大專學額應該是值得歡迎的事。擴展也不一定是追求學位或更高學歷，可以是提供多元的升學選擇。學生可以因應個人的興趣及意願，有些人會追求知識，有些人會追求更佳的就業機會和發展前景。 社會富裕和發展成熟，社會的需求也會趨向多元化，需要更多不同的專業服務及半專業服務。舉例說，隨着人口老化，固然要增加醫生的培訓，但很多長者不一定長期需要治療，更需要的是多元綜合的專業護理服務。這裏其實有大量半專業的工作崗位可以發展出來。隨着下一代的長者在經濟條件、儲蓄及退休金安排都有改善，他們也更有能力去購買一些各類型的專業護理及保健服務。過去十多年升讀大專的同學確實在比例上增加了兩倍多，但香港的產業結構有走出過金融、地產、旅遊、物流這些舊的框框嗎？香港的大專教育政策有針對過這些轉變來作課程調整嗎？ 政府不可以只擴大專學額，然後把大部分大專生交給市場發落。又假定這一大批學生畢業之後，又會有另一個市場自然地把他們吸納。然後一切盡歸美好，學生學有所用，事業有所發展、對社會有貢獻、經濟也會因此而蓬勃。現實世界沒有這樣白吃的免費午餐。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新的路向，固然需要人才，但也需要有計劃地把產業結構提升，不能單靠市場。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9-21

「學債」問題比很多人想像中嚴重，也有可能帶來長遠的影響，有需要採取措施防止問題惡化，也應該有政策不要讓學債現象擴大下去。長遠而言，政府需要全面檢討大專學制發展及為副學位課程重新定位，也要全面檢討現行的「不資助」模式，看看如何可以對分別流向不同升學路徑的同學給予公平一點的待遇。短期而言，政府應該盡快想想如何給予現時就讀副學位及自資課程的同學多一點財政支援。對於已經負上了高額學債的同學及畢業生，也應該給予一些幫助。 政府可透過各個院校學生事務處和輔導組，認定那一些同學已經因為學債問題而出現困難，及早提供相關輔導和協助。政府也可考慮為學院撥出專項資源，或要求大專院校對資源的調撥作出調整，從而為同學提供更多校園內的兼職機會。這一來可以減少學生奔波於不同兼職的需要，舒緩他們的財政壓力，也可鼓勵他們多一點留在校園內，這對減輕自資課程對教與學質量的破壞應該是有點幫助的。 對於畢業後拖延償還學債的畢業生，除了追討之外，政府可以構想是否向他們提供債務重組方案。過去幾年，每一年都有大額的財政盈餘，財政司長也慷慨地向市民派糖，幾年下來已經派出了3,500億元。雖然說差不多是人人有份，但青年人其實直接所得不多。有樓收租的有差餉寬免，收入已經達到要繳稅水平的可以獲得退稅，領取綜援的可以獲多發一個月綜援金，住公屋的也可以獲得免租。但正在為學業為前途奮發的青年人卻受到忽略，大部分都是一無所得。政府其實可以考慮，如何在派糖時也惠及青年人，向他們表示一點關懷和支援。例如對於負債水平在某個數額以上的，政府給予他們一個數額的債務寬減。這除了是實質的幫助之外，也可顯示政府公平一點，照顧到這一類負債的青年人。

2016-09-14

如果政府逐步把部分社區學院納入資助，長遠可以促進供過於求的副學位課程汰弱留強，也可以減少學生負債。「學債問題」在美國及英國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在香港，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少。學生資助處的數據清楚指出，近年每年都有二百多名副學位畢業生因為無力償還借貸而申請破產。每年都另有幾千人因為拖欠償還學債而需要跟進，有一些甚至引致法律訴訟，這都涉及為數不菲的行政成本。   因為各種因素，大專學生畢業後的收入沒有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副學位畢業生情況就更不理想了。新世代的大專畢業生，負上了學債之後又未必能從這一項向自身的投資中得到足夠的回報，一旦學債成為長期的財務負擔，便可能會干擾了年輕人正常的生涯規劃。   英國在改變了大學收費政策之後，學債問題成為青年人及社會的共同困擾。根據英國當地的調查，因為學債，很多大學畢業生要把婚姻及生育的決定不斷向後推。在倫敦，樓價上漲加上年輕人欠債及起始收入較低這些因素，令青年一代首次置業的歲數不斷後延，兩年之前，平均的首次置業歲數已經上升到42歲或以上。這令人擔心會有越來越多人去到接近退休年齡時，仍然未供滿樓宇按揭的貸款。起始供樓的歲數太高，長遠也有可能損害到金融系統的穩健性。再者，如果因為學債延長而令部分年輕人推遲婚姻及生養子女，也會對人口的均衡造成多方面的影響！有部份借了重債的畢業生因為無力償還，又明白到政府不致於用強烈的方法追討，便把心一橫，拖得就拖，甚至索性拒絕還款，這一種不負責任的心態一旦擴散，也有可能會敗壞社會風氣，對公認的社會價值構成衝擊。   香港是否會出現類似的問題，現時還未有深入的研究結果可資引證。但隨著學債問題的擴大和延續， 對社會造成壞影響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016-09-09

在大專院校來工作的很多朋友，都認同政府有需要全面檢討香港的大專學制。過去十幾年的發展，除了數量上可以說多了適齡的青年人有機會升讀大專之外，其他可說是乏善足陳。而且，所謂多了很多同學可以升讀大專這個說法，實際上也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大部分都只是升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 社區學院也可以說是良莠不齊，最近幾年，不少學院招收學生也有困難，長期只得少於一半學額被填滿。此外，也出現了一些管理及行政上的問題。政府一向相信市場，不少商界人士也經常強調市場產品往往比政府服務優質，或者起碼可以透過增加市場的元素來提高整體的質量。但在大專教育這個範圍來看，市場優越似乎只是個神話。這個市場只是在政府的政策縱容下發展，部分社區學院提供的課程質量也令人十分懷疑。 全面檢討大專學制，就算政府願意做，也會是一個十分艱巨而漫長的過程。在未進行或完成這個檢討之前，有兩個與社區學院及副學位同學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是政府應該盡快處理的。 首先，政府應該設法改變現時對大專院校的資助模式，把社區學院納入資助範圍之內。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收窄社區學院與受資助院校的差距，對學生也算是公平一點，不致於只得「有資助」或「沒有資助」這兩個可能性。隨着中學生人數的減少，現存的社區學院無可避免要汰弱留強。因此，政府也可以選擇性地資助一些收生情況較理想及各方面指標都比較好的社區學院。這除了可以推動社區學院努力出提升水平之外，還可以加快淘汰一些條件及表現不理想的學院。 政府如果肯為升讀副學位的同學提供資助，可以有助於改善現時教與學的質素。另一方面，也可以舒緩學生的財政壓力，減輕「學債問題」。學生如果無需忙於兼職，對院校教與學質素的，應該都會有正面的影響。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2016-09-07

過去十幾年，立法會曾經不止一次就着大專院校的發展問題作出辯論，但都沒有動搖現時的大專教育體制。教資會曾經對改革後的大專教育發展作出一個檢討，作出一些建議，但基本上有沒有調整社區學院及副學位課程在整個大專教育體系內的角色和位置。  對於這個體系現時面對的問題及對學生造成影響，整個社會並非完全不知道。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十多年來，也有多次會議討論到社區學院及副學位的問題。也曾經有議員提出過要求政府全面檢討副學位課程，但政府對這些訴求都不為所動。董建華做特首的時候，把這一個新的發展視作其政績。隨後的曾蔭權就更進一步認為應該把教育「產業化」，對市場營運的社區學院就更加不會有任何改革的意圖了。現任特首梁振英沒有把教育政策視為其施政的主要項目，除了說要研究把幼兒教育納入資助，推動15年免費教育，其他一切都只是蕭規曹隨，對大專教育基本上沒有甚麼大動作。因此，社區學院及副學位造成問題雖然早已被提出，但十多年來都沒有全面的檢討過。 政府首先是要全面檢討香港大專學制，檢討現時大專教育的整體發展路向、策略和布局。 新一屆的立法會剛剛選出，希望有更多議員可以積極推動政府正視這個體制的不足與局限，盡快作出有系統全面檢討。 香港作為一個富裕的社會，升學的需求很大，社會也要透過更策略性地運用專上教育，來推動經濟及產業結構的提升。因此，擴大大專升學率，這一點是絕對正確的。不過，這不應是一條單一的路徑，應該有多元的選擇。副學位應該只是眾多選擇之一。各種課程也不一定要全部走向追求更高的學術資歷，而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包括與某些專業資歷掛鈎。簡言之，課程要多元，資歷也要多元。要達到這一個局面，政府應具有更主導的規劃角色。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2016-09-02

到了今天，名義上有六成半的適齡年輕人可以升上大專，實現了董特首當年的夢想。但實際上，政府提供的資助學位，多年下來只是增加了約二千個。而同一時期，社區學院提供的副學位課程，由無到有，每年可以提供三萬多個學額。另一方面，一些資助院校的自資課程不斷增加，自資學額可以高至等同資助學額的30%，淪近是濫開了。   現在的政策把一大部分青年學子推行一條單一而且狹窄的升學路徑，其中一個很高的比例是要在完全沒有政策的支援下走上了這一條狹路。這樣的大專教育政策究竟社會得到了甚麼好處？又是誰人付出了代價？    政府沒有責任保證人人可以升讀資助學位，這一點怠無疑問。政府因而也沒有必把人人都人推向這一道競逐有限資助學位的狹門。明知不能提供足夠的機會，卻把大部分青年學子引導向這條路徑走，製造了大批大專教育的二等公民，任由他們付出更高的代價來取得一個含金量更低的所謂大專教育歷程，進一步更容讓他們人生還未展步便欠下大額學債，嚴格講是十分不負責任的施政。    政府的責任在於作出合理的政策規劃，讓不同稟賦的同學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這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人力資源發展上必須作出的承擔，不能簡單地把責任推向市場。   因此，可以作這樣的結論，以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來作為推動擴大大專教育覆蓋率的手段，從一開始便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政策錯誤。這個錯誤把大批青年學子導入歧途，浪費了他們的青春，令他們承擔了沉重的代價，社會也平白浪費了很多應該更有建設性的年輕社會力量。    現在，香港社會有迫切的需要盡快重新檢討大專教育的發展路向，不應該再讓問題拖延下去。對於副學位課程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政府也有責任予以糾正。從這個角度看，有幾方面的工作政府應該認真考慮。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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