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一名穆斯林女子穿着布堅尼躺在法國尼斯海灘之際,被警察要求須脫掉她的布堅尼,才能留在沙灘。 布堅尼是黎巴嫩裔女設計師札奈提專為回教婦女所設計的泳衣,概念與比堅尼相反,故稱之為布堅尼(Burkini)。比堅尼是盡量用少點布,布堅尼卻用很多布,以覆蓋全身上下。 法國其實不止禁穿布堅尼,連回教徒在公眾地方穿遮掩面部的罩袍也不准許。理由是法國是世俗國家,不想有人在公眾地方作太強烈的宗教性質的標榜,以免引起宗教衝突。 但現實是天主教修女依然可以穿着教袍,不用換上世俗的服飾才上街;但回教徒卻不可穿著罩袍去公眾地方,令法國的回教徒覺得自己被歧視;而出動警察強迫穿布堅尼的女士當眾脫衣,更有侵犯人權之嫌。 法國憲法容許人民有不信某個宗教;或完全不信教的自由,但並沒有要求人民都得做無神論者。別人穿甚麼衣服,應該悉隨尊便,政府毋須干預。 世上的人權,其實都是以相反的角度才能恰當地呈現出來的。生命權不保證人人都可以有食有住,可以活得長壽;而是社會不容許人可以隨便奪去別人的生命。言論權不代表人喜歡說甚麼就可以說甚麼,人仍是要為自己的言論而負責的,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文明社會才能提供的。 法國是最早提倡人權的國家,美國現時四處推廣的普世價值,其實都源自法國。但諷刺的是,這個人權國家竟率先破壞人權,連人民穿甚麼衣服也要干預。 其實,比堅尼剛面世的時候,天主教國家也不是立即接受,意大利就曾經立法限制國民穿着比堅尼,回教徒只是接受得慢一點吧了。我們的上一代,女性亦不一定願意穿泳衣去沙灘。因此,回教徒想着布堅尼並不是不能理解的事。 然而,在法國就有人覺得穆斯林人的存在已威脅到法國的傳統文化,破壞了社會的集體回憶。因此,社會必須強制這批異教徒融入社會,以保持法國社會的純潔性。 有些極右組織,更主張要像納粹對待猶太人那樣對付國內的穆斯林人。他們認為,只有令這些人難受,才能逼這些人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後只講法文,過法國人那樣的生活,否則他們應該離開法國,回非洲生活。 然而,法國的回教徒,大部分都不是新移民,而是早年從阿爾及利亞等前殖民地移民過來的。他們已在法國住了兩三代,不可能回非洲生活。這批人人數不少,佔法國人口近10%,如果因膚色、宗教或生活習慣對他們進行迫害,勢必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彈。這批人失業率很高,下一代又看不到出路,對社會早有仇恨,歧視他們只會驅使他們加入恐怖組織,法國今後難有安寧。
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在檢討英國出兵利比亞的做法上指出,卡梅倫的決定作得過於倉卒。一心只顧如何拉卡達菲下台,沒有考慮是否存在著其他更好的選擇,更沒有對推翻卡達菲後可能出現的局面,作過認真的評估。報告認為,卡梅倫政府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認為西方當時有點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西方眼見茉莉花革命已先後在突尼西亞及埃及取得成功(其實只是假象),所以急於把成果擴散到利比亞。 這樣急的原因是利比亞擁有大量油資源,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但因為卡達菲有社會主義傾向,之前西方難以染指,所以希望在卡達菲落台後分多一杯羹。 此外,英法的空軍實力與利比亞的差距實在太大,有了制空權之後,基本上可以確保軍事上的勝利。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英法不想讓美國專美。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就經常對此誇誇其談。 另一方面,國際的大環境亦造就了英法在軍事上的介入。當時,俄羅斯還未因克里米亞與西方鬧僵,而中國亦未意識到美國會出這麼大的力度來對付老二。所以聯合國安理會在應否介入利比亞問題開會時,中俄只投棄權票,沒有行使否決權,令英法可師出有名。 當然,促成英法兩國介入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對自己文明發展模式的篤信,自以為這套模式可放諸四海而皆準,是歷史的必由之路。若非自以為在替天行道,怎會這麼固執?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別的文明身上? 然而,世界各地的文明有不同的發展環境,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習慣,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可能純以軍事力量上的優勢就足以叫另一個文明改變。蘇聯在阿富汗不成功,美國在伊拉克亦失敗,英法肯付出的代價比蘇美少很多,怎可以奢望有成果? 其實英法根本不用這樣心急,利比亞原先就在改變,變得愈來愈親西方,出動武力只會揠苗助長。 卡達菲原先親蘇;蘇聯解體後,他失去了靠山,只好與西方修好。尤其是看到薩達姆被美國扯落台之後,他的態度明顯有變。他宣布利比亞放棄發展核武,同意對洛克比空難的遇害者作出賠償,他是阿拉伯領袖中首個站出來譴責拉登的。因此,西方只要肯放他一條生路,他是應該會願意與西方配合的。 他最得力的兒子賽義夫,曾在歐洲多國留學,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思想十分西化,歐洲有很多人都認識他。當時,有人認為可透過他與卡達菲協商一條雙贏的出路;但卡梅倫卻一意孤行,非要趕卡達菲下台不可。這個決定令多少人痛失家園,葬身怒海,但從政的人就有這個本事,並不覺得這是甚麼一回事!
一個需要軍事強人的國家是可悲的,但當一個需要軍事強人的國家失去軍事強人之後,情況可能更加可悲。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上台的大多是反殖的革命領袖。他們革命的時候,無不以爭取民主作號召,上台後卻戀棧權力成了獨裁者,間中或出現軍事政變,新上台的大多換湯不換藥,甚少如南韓與台灣那樣,發展出類西方式的民主政制。 蘇聯解體後,西方自信心大增,覺得自己的政制最為優勝,應向外推廣,成為世界的主導模式。茉莉花革命應該是在這種大環境下,在阿拉伯地區爆發出來的。 如果西方只是透過互聯網作宣傳,或以民間組織作滲透,當地人還可以作自己的選擇。起碼,能匯聚足夠實力地位的政治團體,還可以在當地起主導地位。惜西方後來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竟赤膊上陣,動用軍事力量去資助在當地還不成氣候的小眾力量去推翻地位鞏固的執政勢力。結果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要自食苦果。在利比亞與敘利亞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個人沒有太大的獨立生存能力,必須依附於家族與宗教勢力。情況一如中世紀的歐洲,還屬於黑暗時代。如果沒有工業革命,沒有經濟能力的大幅改善,與個人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西方亦不可能光靠政治理念就發展出民主政制。事實證明,西方在中東的努力只是揠苗助長,弄巧反拙。 比較幸運的是埃及,只是亂了三年多一點,又回復到軍人專政狀態。新總統塞西是否好過穆巴拉克還不知道,只知道他在鎮壓反對力量時絕不手軟;出動坦克,用機關槍實彈掃射示威群眾,把採訪的記者也一併拘捕,集體判處死刑。如果穆巴拉克可以繼續當政,這種事可能不會發生。 埃及人民可謂一場歡喜一場空,白白折騰了三年多,付出了這麼多的代價,還是打回原形。這個原形是指又恢復軍事強人執政,但若果從經濟與民生的角度去看,則是遠遠未恢復原形。動盪所造成的破壞,可能要一個很長的時候才能恢復,多少人的生命因此而步上厄運! 利比亞的情況就更可悲,卡達菲之後就群雄無首,亂作一團,不知要內鬥多長時間,才能出現一個力壓群雄的強者;那時,人民才有望可以過穩定的生活。 現時,在利比亞最有機會跑出的應該是伊斯蘭國的勢力,因為很多其他的武裝勢力都只著重爭奪資源,缺乏長遠願景與部署。不過,西方國家已把伊斯蘭國視為恐怖組織,一定會盡一切辦法予以打擊,不讓它在利比亞得勢。 我相信,西方國家現在已開始緬懷有卡達菲的日子。有卡達菲在,美國大使就不會死於非命,非洲難民亦沒有機會從利比亞出發去意大利,而更重要的是伊斯蘭國根本不可能在利比亞有發展空間。
英國國會的外交事務委員會,日前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指前首相卡梅倫在2011年決定與法國一起出兵利比亞是嚴重錯誤。現實是卡達菲政府被推翻之後,利比亞至今仍內戰不斷,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無法生活,被迫投奔怒海,湧往歐洲,導致歐洲民間也為難民問題而分化;而利比亞更成了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溫床。 報告認為,英法在出兵前未有先做好足夠的情報工作,對利比亞各部落之間的複雜關係全無掌握,對極端伊斯蘭主義在反政府武裝力量的影響亦不知情,在這種情況下就貿然干預利比亞內政,實在愚蠢。 其實,這樣的結論根本不用五年後經過深入調查才能作出;本欄在利比亞動亂剛開始時,就已對此作出預言。我覺得西方人對自己的那套政治制度過度迷信,以為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但現實是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都做過實驗,儘管出動地面部隊,並直接參與了整個政府的運作,亦無法把民主政制移植到這兩個國家。英法竟幻想光透過英軍轟炸就可以把利比亞送上「通往民主的康莊大道」。 若非英法出兵,利比亞的反政府武裝根本不是卡達菲的對手,只是卡達菲敵不過英法空軍的精準轟炸,最終兵敗被殺。英法成功地換掉了一個能有效管治利比亞的強勢政府,代之以一個四分五裂無法統一全國的失敗政府。 英法自己白白浪費資源,毫無成果,是他們咎由自取;卻害苦了利比亞人民。卡達菲倒台後,利比亞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政府軍連首都的黎波里也控制不住,全國沒有一個國際機場可以安全起落,油田大量落入部落武裝力量手裏,有些更在不斷的爭奪中受到嚴重的破壞,利比亞的經濟從此一蹶不振。 在卡達菲年代,利比亞屬於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鄰國的人民都想去利比亞找機會;但卡達菲被推翻後,利比亞卻變成兵荒馬亂,盜賊如毛,水電不通,公交停頓,人生活無保障的人間地獄;人民唯有離鄉別井,偷渡前往歐洲。 西方國家視卡達菲是騎在人民頭上的獨裁者,推翻卡達菲政權是得到人民認受的。但真正接觸到利比亞人民的西方記者都知道,利比亞人民現在都懷念卡達菲,還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在卡達菲年代,無疑會有政治犯受到不人道對待,但受影響的只是少數人,但整體而言,人民的生活是在不斷改善中。但西方推翻卡達菲之後,除了少數政治野心家有得益外,絕大多數人卻在受苦。國家無力進行有效管治,部落間不斷進行仇殺,不時出現人道大災難。 英國國會的報告,只是站在英國的利益立場上去檢討出兵的得失,認為這是一項錯誤。但若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發動一場導致這麼多人痛失家園,死傷無數的戰爭,幾乎可視作是罪行。 為何世上總有這樣的一些人,自以為自己的文明程度比別人高,所以有權為文明程度比自己低的人,作命運上的取捨。
香港現時的土地批租系統源自英國,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屬王室所有,只租不賣。現時所謂的地價,其實只是用戶為爭取承租權而付出的額外代價罷了。香港的所謂樓宇業主,並不擁有永久業權。理論上,一旦土地的租約期滿,政府是有權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樓房一併收回的。 在英治年代,若有土地約滿的情況出現,政府會優先考慮土地是否宜作其他公共用途;若果沒有需要,就會與土地上的小業主優先續租,但要重新補地價。地價由地政署評估,約等同同區新拍賣土地的樓面地價,小業主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繳交地價。 由於在港島及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政府是在不同的年代,用不同的租期批出的,土地約滿的時間各不一樣,政府在約滿與小業主談判補地價時,所遇到的阻力不大,可以逐個擊破。但界限街以北的土地,由於本身沒有割讓給英國,英國自己也是向清廷租回來的,所以港英政府一律只能批租至1997年。回歸時鄧小平又一律續租至2047年,而且不用補地價。 如果政府現時不作任何部署,到2047年這麼多的土地同時約滿時,會很難處理。單是要為每一塊土地作估價已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再者,有這麼多的利益一致的市民同時出現,很容易引起集體對抗。而最要命的是在同一時間,令這麼多的香港人多了一筆財務負擔,足以影響社會的內需與再投資能力,甚至會招致通縮,損害經濟發展。 然而,若果不用補地價又再續租50年,那整體英式的土地批租系統就會受到破壞,以後政府只能一次過賣地,再也沒法不斷有補地價的收入。香港的低稅環境亦可能因為少了補地價的收益而沒法持續。 我有一個建議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從現在起就開始與小業主商討續租問題,談得攏的就提前簽新租約,取代2047年到期的那份舊租約。誰先談妥,就與誰先簽。這樣,以後界限街以北的土地的租期就不會同時屆滿,政府就不用面對之前所描述的困局。 為鼓勵小業主提前與政府續約,政府可以一律免補地價續租75年,但在租約中清楚陳述,約滿後政府有權收回土地,或要求按市值補地價。由於75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足夠業主住過世,還可以留給第二代,相信會有不少人接受。只要政府對2047年是否可以免補地價續租留下一定的不確定性,願意提前續約的人一定更多。 由於與土地用戶續約屬地政署既有權力,要開展這項工作不用通過立法會,不怕有人搞拉布。此外,政府還可以在新租約中引入一些環保要求,就會令這項舉措在社會上有更多支持聲音。而更關鍵的是,會有大量市場成為這種安排的得益者,反建制派不會選擇與民為敵。
昨文建議,政府以送大禮的方式,讓2047年或之前土地租約到期的「業主」(實為租戶),以免補地價的方式續租75年。 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何要免補地價? 原因是有了薄扶林花園可以免補地價獲續期的先例之後,其他小業主都因此有了合理期望;如果政府突然改變政策,會遇到很大的抗拒。再者,2047年到期的小業主,數以十萬計,政府根本無法面對如此龐大的抗拒力量。就算小業主都同意補,要釐定各單位補地價的金額,其行政壓力,亦非現有的政府架構可以承擔。 因此,與其讓市民覺得政府是迫於無奈才這樣做的,不如以此賣個人情,由政府主動在年期未屆滿之前,就與小業主免補地價續期;這樣就可以減少小業主的擔憂(年期接近完結前,銀行可能需要縮短按揭貸款的還款期,令買家借錢困難,小業主賣不得好價),有利於修補現時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惡劣關係。 此外,我亦想解釋一下,為甚麼一續就續75年,而不是50年呢? 續50年是回歸時的做法,是由鄧小平提出來的。但現時民間有抗拒北京影響的情緒,為了顯示今次決定是特區政府在高度自治的情況下所作的決定,所以要避嫌,不用50年的土地批租期限。 再者,原先市民已對續租50年有合理期望;因此,如果續50年只能符合市民的原有期望,而不能令他們喜出望外。有了額外的25年,才能增添政府送大禮的效應。 此外,如果連續兩次續50年都可以免補地價之後,市民就會期望以後都不用補地價。甚至連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將來年期屆滿後,也不容易要小業主肯補地價。 如果真是這樣,那英治年代所留下來的土地批租制度(Lease hold)就會蕩然無存,而政府亦會少了一項重要的收入,香港的低稅環境可能會無法持續,這對香港的經濟生態環境可以造成極大的衝擊。 因此,我認為政府實有需要令補地價繼續成為政府的一種重要收入。其辦法就是和小業主講清楚,今次是免補地價續期的最後一次,下次再沒有這樣的優惠。肯接受這個條件的,政府就提前與他們續約,不肯的就等到2047年再算,把到時是否一定可以免補地價留下一定的不確定性,以推動小業主提早續約。 其實,批租75年是英治年代已有的做法,在跑馬地與尖沙咀地區,都有75年期的土地。當年,第一個75年要付地價,要再續租就得再付第二次地價。因此,政府若是願意這次免補地價續75年,在下次年期屆滿時要重新補地價就會顯得一點不過分。這樣,政府就可以保留英治年代的一項重大的收入來源。但若果政府掉以輕心,Lease hold的土地制度就會被破壞,以後再也無法修復。
有論者附和本土派命運自決的說法,拿2047年將有大量土地的租期會齊齊告終做文章,企圖以這個議題作為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的切入點。看政府的取態,似乎想把這個問題輕輕帶過算數,無意乘機加以利用。 從某些官員來看,根本不存在2047年的大限問題,這只是有人乘機搞事。因為,現時新批的土地,租期已超過2047年。譬如,今年批出的都是2016加50,已是2066年。所以政府似乎不想再在這個偽命題上與本土派糾纏。 如果政府高層真是選擇這樣做的話,就是不善於捕捉「戰機」,反映他們的政治敏感度不足。我認為,政府大可以借題發揮,利用補地價的需要,去修補與市民之間的惡劣關係。當年鄧小平就是藉著50年不變的一句話,向住在界限街以北的香港人,送出一份免補地價就可以續期50年的大禮,令一國兩制因而大受歡迎。 因此,我建議特區政府再送一次大禮——提前向土地租期會在2047年或之前到期的土地使用者談續期問題,快將到期的(如寶翠園)可以先談,然後按先後輪住來處理;全部一律免補地價,就可以續租75年(為何是75年?另文再說)。 這項工作可以由下一任特首來做,一定可以令他大受歡迎。因為,這裏涉及的利益接近天文數字,沒有一個政黨敢與民為敵,反對一個這樣的特首。之前政府派錢,每人只派6,000元,絕大多數議員都在立法會內投贊成票。今次若按市價計,每呎樓面地價起碼要補5,000元;一個400呎的單位也要補200萬元。等於全港起碼有100萬戶家庭受惠,涉及的錢超過二萬億港元。 這樣做的好處,除了可以令特區政府師出有名送大禮之外,還可以令特區政府展現很多正面的政治姿態: (i) 願意積極回應民間的訴求,即使是這個訴求最先由本土派提出,也會得到政府的重視。這樣,政府就有機會與部分本土派人士修好。 (ii) 願意用全民參與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涉及的是民生與財政問題,不涉及太多的敏感的政治問題,政府可以放心讓港人先自行討論,謀取共識。即使有人想節外生枝,但一涉及會妨礙市民得到補地價續期的機會,一定不會有政客願意去招市民指責。 (iii) 特區政府有極高的自主權,即使涉及這麼多的金錢利益,亦可以在本港內部自行解決,不用事事聽命中央。 (iv) 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超過2047年,市民不必視此為大限。 因此,只要政府能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好,不但不用為這個問題頭痛,還可以展現政府的執政能力,令政府可以在市民中重建威信。 至於這項安排如何具體落實,另文再談。
佔中後,建制派曾以為,港人會趁下次立法會選舉,換走那批支持佔中的議員;誰知換進來的卻是一批積極參與佔中,甚至有港獨傾向的年輕人。然而,一向擺出戰鬥格的特首梁振英,今次卻沒有教訓港人作錯選擇,或提醒港人讓港獨分子得逞可能招致的禍害。相反,他以平和的語氣,祝賀新當選的議員,希望將來可以和他們好好合作。 從特首這樣的表現來看,建制派應該意識到,自己的支持度仍然只有四成左右,未能過半數。在這種情況下,建制派根本未有條件作戰略進攻;若然輕率挑起事端,只會碰到一鼻子灰,自討沒趣。 此之所以,梁振英並沒有抓住某些新當選議員的港獨言論窮追猛打;即使在傳媒主動要求他為此作回應時,他也沒有乘機大發議論,而只是說會交由法庭處理。 相反,本土派卻似乎得勢不饒人,有人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擺明車馬,表示一定會在宣誓就職做立法會議員時「玩嘢」,以不莊重的方式,表示自己不認同誓詞中的某些內容。且看政府對他們的這種行為會如何回應? 如果建制派對待這批年輕議員的態度,一如之前放過黃毓民與長毛一樣,連指控他們發假誓也不敢,那一定會令建制派的支持者非常失望。所以,我認為建制派還是會有底線的,即使他們不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也應該把問題交由法庭判斷。 不過,若果沒有受到挑釁,我估計建制派會盡量避免在新的議題上作交鋒,以免引起另一場類佔中事件。他們應該不會在這個時刻重啟政改方案,原因是知道勝算很低。他們可能寧願示人以弱,引誘對手輕率進攻;待找到對手弱點時,才予以還擊。 他們應該已意識到,自己實力不足,有需要重組統一戰線,重新界定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之前,梁振英把自由黨也視作外人,結果只是令自己人變得愈來愈少。今後,他們可能不只會拉攏自由黨,可能連其他泛民的成員也不放過;只要不認同港獨的,都應視之為團結對象。 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民主黨的議席由6席增至7席,顯示民主黨所選擇的溫和路線是在社會上獲得相當大的支持度的。因此,能否與民主黨建立一定的合作關係,是建制派能否取得進展的關鍵。 再上一次政改,亦即是引入全民選超級區議會的立法會代表的那次,不正是靠民主黨的支持而獲得通過嗎?如果當年建制派願意退讓,把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方案送給民主黨,視作是他們向北京爭取回來的,那這個方案在立法會內獲通過的機會就會很大。由此可見,建制派過去所犯的錯誤,主要在於過左,而非過右。
今次立法會選舉,是佔中後的第一次,參與投票的人數達220萬人,為歷來最高。這顯示,佔中對港人的確造成不小影響,所以多了人想藉今次立法會選舉出來作政治上的表態。 在選舉前,無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派都希望這些新出來投票的人是自己的支持者;但結果只顯示,這些新投票者各自歸隊後,兩派的比例並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今次是40.2%比54.9%,上次是41.5%比55.3%,整體格局未變。 比例雖然沒有變,但實際的人選卻出現了比較大的改變,尤其是在反建制陣營,可謂是一代新人換舊人。 有人說,今次變換的主調是由激進的本土派換走了溫和民主派;但現實卻是,被視作相對溫和的民主黨不但保持了自己的議席,還增添了一席,由6席變7席。而被視作為傳統泛民一分子的公民黨,亦保住了原有的6個席位。今次被踢出局的是絕不溫和的黃毓民與陳偉業,連長毛梁國雄也是在最後一刻才趕過了方國珊。因此,今次只能說是政治光譜的最末端來了一次洗牌,溫和泛民反而影響不大。因此,把今次選舉結果理解為港人支持用更激進的手段去反對建制未必恰當。這只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大多數。 我認為,傾向港獨的人之所以能夠當選成為立法會議員,完全是因為選舉制度使然。在比例代表制與多議席單票的選舉方式下,一個人只要在選區內獲10%左右的選民支持就可以當選。梁國雄在新界東只有6.1%的得票率,根本談不上他的主張就是香港人的主張。 新一批當選的本土派議員之中,以朱凱廸的得票率最高,達13.9%;但他的港獨色彩並沒有他的偏左的本土色彩那麼濃厚。再者,他的確長期在地區做了很多紮實的工作,並非那些光懂得做政治表態的人。 但即使這樣,如果把選舉制度改為多議席多票制,他能否當選亦很成疑問。因為,在新界西(朱凱廸的選區)投票給田北辰(新民黨)、陳恒鑌(民建聯)、梁志祥(民建聯)、麥美娟(工聯會)、何君堯(鄉事派)的人,大多數都不會同時投票給朱凱廸。即使是投票給尹兆堅(民主黨)的人,也不一定會全部同時投票給朱凱廸。在這種情況下,朱凱廸就很難有機會當選。如果連朱凱廸也會這樣,其他支持率不如朱凱廸的本土派,在多議席多票制之下,處境一定更加堪虞。 由此可見,選舉的結果極受選舉的方式影響。我們在解讀選舉結果的訊息時,不應以偏概全。我並不認同把今次選舉的結果解讀為港人支持港獨;亦不代表港人支持以激進暴力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 然而,由於激進派在一些選區所獲的支持度已達兩成有多,這絕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力量。北京政府應好好檢討,事情為何會弄至這樣?如果北京還不願意在用人與行事的方式上作出一些根本性的改變,形勢將會朝著他們更不願意看到的方向發展。
今次立法會選舉是佔領中環行動後的第一次全港性的政治性的選舉,之前的區議會選舉只是區域性與民生性的。佔中對香港人影響這樣大,所以很多人都很關注今次立法會選舉的象徵意義。 參加今次立法會選舉投票的人數為歷屆最高,約有220萬人;原因不只是投票率高了,還因為新登記做選民的人多了。這反映的確有不少港人想藉今次選舉對佔中作政治表態。無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建制派都對這批新人有很大的期盼,希望他們是自己一方的支持者,令自己一方在今次選舉中大勝。 然而,選舉結果卻顯示︰兩大陣營獲支持的比重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上次是41.5%比55.3%,今次40.2%比54.9%,依然是反建制派佔上風,只是雙方的距離略有拉闊。嚴格來說,建制派是吃虧了一點,這與他們原先的期望有落差。 不過,這少許的差距未足以改變整體大局,這可以反映,新出來投票的這批人的政治傾向與常出來投票的人的政治傾向,在支持建制與反對建制的比重上都差不多。很有可能,在還未出來投票的人之中,這個比例也差不多。好像不管發生了甚麼事,大家仍是投票支持自己早已歸屬的一方。 如果真是這樣,香港的未來將會長期僵局。原因是憲政的設計對建制派有利,他們可以透過功能組別,令自己在議會中取得較多的席位。這與他們在社會上所獲得的支持度不相稱,於是令那些在社會上所獲支持度較高,而在議會中獲議席較少的反建制派議員不滿。他們認為,由於憲政的設計對他們不公平,所以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使用拉布手段來行使他們該有的否決權。 現時,反建制派的對抗情緒已愈演愈烈。不但會在政治議題上與政府對着幹,在民生議題上也不會與政府合作。這種情況已大大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令香港的發展停滯不前。 這種僵局看來不易打破。反對派覺得除了使用非常手段外已沒有路可行,而建制派卻因為沒法扭轉選情,而更加不敢作憲政上的改革;他們對功能組別的依賴會愈來愈重。自由黨在今次選舉的處境正是這樣。 現時,本土派的策略已擺得很清楚;他們想透過喚起港人命運自決的醒覺,合力推翻對他們不利的政治遊戲規則。說白了就是要廢除基本法,重新修定憲法。然而,他們在今次立法會選舉所獲的支持度,在直選部分也只有18.9%。即使能爭取到泛民的支持,加起來亦只有54.9%,未達到2/3的絕對多數,以符合修憲的要求。因此,只要建制派能在選民中,維持超過1/3的支持度,他們對修憲也有否決權。因此,太早提出要修憲,只會引起爭拗,而不會有結果。現實是香港的命運依然難決。
今次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令我失望,因為我所支持的中間溫和路線,可謂全軍覆沒,敵不過想把政制推倒重來的激進派。看來,香港社會還得進一步撕裂,直到港人有機會嘗到讓激進派得逞的惡果時,港人才會痛定思痛,重新檢討自己的選擇。 我個人的適應環境能力不錯,不管哪一派上場,我相信我仍有能力找到生存空間。但我看到社會上有不少人,他們在相對安穩的環境下,生活仍捉襟見肘;若然社會出現動亂,政府管治失效,他們很容易就成為無法適應新環境的受害者。 我之所以這麼悲觀是基於我對客觀環境的分析與評估。今次選舉的結果顯示:反建制派所得到支持,仍然略多於建制派。反建制派的勝利,令他們以為,他們有權決定香港未來的路向。只可惜,現實政治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這麼簡單,港人並非香港前途的唯一持份者。 要改變香港的建制,必須修憲,亦即是說要修改基本法,權力在全國人大手裏,並非港人在香港就可以說了算。而人大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會考慮中國的需要,而不是港人的意願。從人大8.31的文件就可以知道人大大概會怎樣作取捨。 香港的激進派認為,正正就是因為人大不理會港人的意願,才觸發香港人追求獨立的訴求,並且不再迷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爭取手法。今次立法會的選舉結果,顯示持這種想法的候選人,在年輕的選民之中,獲得不少的支持。一批年輕的傾向本土的「傘兵」,紛紛進入了立法會。 他們比被取代的那批議員更激進,更信心十足,更蠢蠢欲試。可以想像,他們在立法會內一定會與建制派展開不會輕易妥協的鬥爭。因此,今屆的立法會一定會相當「熱鬧」,新的鬥爭方式會層出不窮。 然而,以現時立法會的機制,光有民選議員中的些微多數,是不足以作重大的憲政改動的。因此,激進派亦只能做反對派,不能做建設派。立法會只能是吵吵鬧鬧,有破壞,沒有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一定是施政困難,很多因應形勢轉變而想推出的新政策,都要大費周章, 才有機會落實。因此,香港在與新加坡以及一些鄰近城市進行競爭時,仍會處於劣勢,沒有條件再做亞洲四小龍之首。港人將難分享到經濟高速增長的紅利。 另一方面,北京對今次立法會的選舉結果一定不會稱意。他們會擔心香港將來的局面會難以控制,那就更需要一個更能緊跟北京意向的特首。在這種情況下,梁振英被留任的機會反會更大。世事就是這麼弔詭,很多議員在競選時都主張ABC(Anyone But CY),結果他們的成功當選,卻反而造就了CY留任。
學校不應容許學生在校內派發推動港獨的傳單,最基本的原因是港獨會為香港帶來禍患,並要全體港人都得為此而付出代價。推動港獨的人不是在搞命運自決,而是要代香港人決定命運。他們在社會上只屬少數,沒有被授權為其他人去決定命運。 根據中大的民意調查,支持港獨的人只佔港人的17.4%,而主張維持一國兩制的支持度,卻有69.6%。這個比例已符合一般社會的修憲要求— 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這顯示,香港社會已有足夠的民意對港獨活動進行制約。 有這麼多的人不認同港獨,主要是他們認為,在可見的將來,港獨都沒有落實的可能性。因為,香港要獨立,除了要看香港人的意願外,還要看中國人的意願。 中華民族是一個向心力很強的民族,雖然多次被外族侵佔,但最終仍能成功復國;期間還有能力把入侵者同化,變成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樣一個民族是不會輕易讓自己既有的領土分離出去的。尤其是近年中國的國力已大為增強,更不可能容許香港獨立。這不只是中國政府的取態,而且是13億中國人的取態。不管哪個政黨執政,都不可能背離主流民意。 香港本土派的想法很簡單,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的包袱。他們認為,中共的在中國執政,已令中國也變得不可親。而且會在政制發展上限制了香港的發展。只有擺脫了中國,香港才有自己的前途,才可以命運自決。 然而,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勇武去阻止中共的武力干預嗎?有人說,中國政府不一定會這樣做,以免招至國際制裁。那他們對中共實在太不了解了。當年,戴卓爾夫人就是在這一點上估計不足,才吃了一記悶棍,差點從人民大會堂的梯級上跌下來。 台灣的民進黨對此反而有較客觀的估計,所以在取得執政地位後,也不敢貿然宣告獨立。因此,香港的港獨分子,只能在香港開展爭取港獨的活動,但他們自己可能也不想運動真的可以成功;因為他們的工作愈是有成效,就只會促使中國政府及早出手干預。 在七十年代,中國政府為了一個渺無人煙的珍寶島,也不惜與軍事實力強大得多的蘇聯開戰。不難想像,中國政府是絕對不會任由香港獨立的。如果港獨分子選擇勇武對抗的話,只會令香港變成衝突的中心。屆時,正常的經濟活動就沒法進行,市民的收入就會沒有保障,生活質素一定會大幅下降。有人甚至會無辜被牽連,導致無謂的死傷。敍利亞今天弄到哀鴻遍野,當初就是因為有部分人不合時宜地想爭取獨立所造成的。 以國際標準而言,香港人今天過的日子已算不錯,所以大多數人都不想為一個不會成功的運動而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早前成立的主張香港獨立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源」,趁暑假後學校開學,在學校派傳單,呼籲中學生在新學年參選學生會,以把港獨聲音打入校園每一個角落。有學校阻止學生這樣做,卻受到某些論者的批評,認為學校不應限制學生的言論自由。我不認同這種論調。 首先,以派傳單的方式推動港獨,有別於客觀地討論港獨問題。討論是不會預設結論的;但現時在學校派發的傳單,都是傾向性非常明顯的,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要不要限制學生派這類傳單,要考慮的焦點在於推動港獨是否會為香港帶來嚴重的禍害,而不是會否限制了言論自由。很明顯,現時確有一部分人,企圖透過轉移問題的焦點,而為港獨開綠燈,讓港獨可以在少不更事的年輕人之中蔓延。 中學生一般都未過18歲,連生活的取捨亦得在監護人協助下作出。他們在學校的行為,校方有權亦有責任加以管理,這並不涉及言論自由問題。正如學校不會容許學生在校內派發推動同學吸煙的傳單,學校亦有權不容許學生在學校派發一些未經校方認可的政治傳單。 現時,社會上的很多討論,很少直接討論傳單的內容是否存在着一些不當的意識,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限制派傳單視作限制言論自由。 現實是︰學校不會禁止討論吸煙會否危害健康問題,但學校一定會禁止學生派發推廣吸煙的傳單。如果有教師對此持相反的意見,並在學校鼓勵學生吸煙,他連教職也可能保不住。學校對此若不是立場鮮明,多數家長也會主動加以抵制。 推動港獨對香港可以造成的危害,我認為絕不少於容許年輕人抽煙;我們對吸煙也可以這樣限制,沒有理由不可以用同樣的標準來制約港獨。 有人或許會說,吸煙危害健康有客觀的科學證明,但港獨則是一種意念,很難說一定是不對的。我同意,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當社會上有人各持己見時,就只能以多數人的意見為依歸。 美國南方至今仍有人主張獨立,但大部分美國人不贊成,所以社會對主張南方獨立的人就會有所制約。主張南方獨立的美國人,可以私下在茶餘飯後討論這件事,但不可以去學校派傳單。學校與聯邦政府對此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由於美國南方的獨立運動已不成氣候,美國政府對他們已相對寬容;但若涉及伊斯蘭國理念,那就緊張得多了。不但學校裏只能作單向的宣講,就是在互聯網上也會做一定的意識形態審查。以特朗普的說法,這種審查現在做得還不夠呢﹗ 我相信伊斯蘭國成立的時候,一定會有立國宣言,但在Google卻不會搜尋得到。能夠在Google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伊斯蘭國的負面資訊,完全看不到由伊斯蘭國自行發表的原本信息。由此可見,即使在美國,言論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平日早上駕車上班,習慣扭開收音機聽新聞及時事評論節目;但近日這段時期我都沒有開收音機,原因是這段時期電台都在播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論壇,而其內容真是慘不忍「聽」,聽不夠3分鐘,就有一種快要窒息的感覺,不得不把收音機關掉,改聽CD。 窒息是甚麼感覺?我幼年時曾遇溺,嘗過這種滋味。它首先給你的感覺並非沒法呼吸所導致的肉體上的難受,而是生命可能即將完結的恐懼。立法會的選舉論壇為甚麼會給人窒息的感覺呢?因為我們的候選議員實在太不濟了,由他們來為市民代議社會問題,代決社會政策,香港真是凶多吉少。 很多候選人,少不更事,對自己所處的時空毫無認識,既不理會歷史事實,又不理會其他持份者的取向,就一意孤行,要其他人把命運交予他們去代決。這樣會有好結果嗎? 他們的思維方式,都是基於某些理念,而非透過自己的體驗與判斷,而是受制於意識形態的框架。逢官必貪,逢商必奸,以為打倒地產霸權,癱瘓政府運作,人民就會幸福快樂。他們既不懂得金融業有多大的功能,亦不懂自由貿易對香港的重要,就胡亂提倡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要求政府不應側重金融業。這完全不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讓他們來決定香港的命運,只會把香港引向邪路。 然而,在現時的多議席單票的選舉制度下,有些人只要拿到5%的區內選民支持,就可以成為議員。於是候選人最有效的選舉策略,就是比別人激進,那他就能取得處於政治光譜最末端的那批選民支持。這批選民人數不用多,能把他們送入立法會已足夠。 香港有五個選區,如果一個立法會議員,在自己的選區也只獲得5%的選票,以全港計,他的支持者可能只佔全港的1%。如果投票率只有六成,那投票給他的人,可能只佔全港選民不足1%。與此同時,可能全港有超過一半市民極之不喜歡他們,但現有的制度只計支持票,不計反對票。不管有多少人反對,這樣的人一樣會被送入立法會,任由他們在立法會內胡作非為,也文也武。 因此,我認為應該讓香港人不但可以投票支持哪一個人可以做議員,而且可以反對哪一個人不可做議員。選民在投票時,除了可以「✔」之外,還可以打「X」。凡被超過50%選民打「X」的,都不可以做議員。 只有這樣,香港社會才不至因為選舉而變得愈來愈撕裂。候選人為了不致被太多人反對,才會選擇走較溫和的中間路線。離經叛道,譁眾取寵的言論亦會逐步失去市場。香港人才有過安穩生活的機會。 在市民未有機會投「X」票之前,市民應看清楚,盡量不要投那些大多數港人都不會喜歡的人。我個人一定不會投勇武派,疑似港獨分子,以及那些只曉得拉布卻拿不出可行方案的破壞分子。只有在立法會內叮走這類人,香港才可以脫離厄運。
今年已是2016年,還有不足31年,絕大部分界限街以北土地的官批租期就會完結。有傳媒問我,到時會出現怎樣的情況? 我說,這樣的情況香港已非首次出現,香港行習慣法,照先例去做的機會很大。 在港英年代,由於九龍界限街以北的土地,清政府並沒有割讓給英國,而只是租借給英國,年期到1997年6月30日。因此港英政府在批租這些土地時,亦只能以二房東的身份分租,年期比自己的原租期還要少3天,即是到1997年6月27日。 到1984年,距97期限只剩13年,新批的土地發展完成後可供使用的年期不足10年,問題如果不解決,這樣的樓很難賣得出,英國政府只好要求北京在這個問題上表態。中國的態度是到期必須把香港交還中國;但中國政府會讓住在界限街以北的港人,享有自動續租50年的優惠,只需每年按差餉估值交3%作地租,不用補地價。此之所以,界限街以北的土地除了1997後新批的之外,都是2047年6月30日到期的。 現在距離2047年還有31年,而1984年距離1997年只剩下13年,如果84年前,港英政府還可以順利賣出土地,特區政府今天並不急於要處理這個問題。只不過,近年社會上有政治勢力想在2047年的問題上製造矛盾,所以才在這個問題上造文章。 不過,我認為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因為97前這個問題需要中英兩國透過外交途徑去解決;現在卻只是一國之內的事務,中國政府有權自行決斷,處理的空間很大。 我估計,具體的做法會與97那次差不多,就是自動續期50年,只需繼續交地租,但不用補地價。其實,港島薄扶林花園的地契2006年6月11日到期的時候,特區政府已用過這個方法來處理,沒有理由到2047年時不用這個方法。此外,港島寶翠園的地契年期亦會在2030年到期,到時就可以看到特區政府是否會同樣這樣做。 坊間有人不負責任地散播到時補地價會很重的說法,我認為機會率接近零。因為,這麼多的土地一齊到期,單是逐一去訂定補地價的金額就是一項極其繁重的工作。如果住戶有不同意見,還可以上訴,要求覆核,排期去審,搞50年可能都未搞完。香港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測量師與裁判官。 其實,現時特區政府批出的土地,年限都已超越2047年。在2016年批的,會去到2066年,顯示特區政府自己,無需經過中央,已可批出超越2047年期限的土地。由此可見,根本不存在2047年的懸崖式的大限。不但政府的態度如是,出真金白銀的市場參與者,包括地產商、銀行、以及樓宇的小買家,都願意接受超越2047年的土地年期。近期推出的新樓盤,除了舊樓重建的之外,年期都超越2047年,其售價都不需要折讓,有些售價還創新高(如Grand Yoho),這已可以反映一般市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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