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2016-11-04

英國公投選擇脫歐，特朗普有機會成為美國下任總統，對某些人來看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尤其是特朗普也有機會當選，足以令人對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也產生疑問。 因為，若然讓特朗普當選，美國過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將付諸流水；這符合美國的利益嗎？美國人民為甚麼要這樣做？ 在這段時間裏，美國四處宣揚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好處，現在卻180度轉變，想增加關稅，限制外國產品入口。美國的選民計過數沒有？究竟美國是全球化的得益者還是受害者？如果全球都行保護主義，美國還可以隨便印美元，去世界各地投資、購買別國製造的商品與服務嗎？若果芬蘭人只用諾基亞手機，中國人只用華為與小米，蘋果的市場一定大幅萎縮。 過去，美國不斷鼓吹，人權、自由、平等，謀求種族之間的共融；現在卻歧視非我族類，要在墨西哥邊境建圍牆，要限制穆斯林進入美國，那等同自己放棄已攻佔了的道德高地，將來再難找到藉口去干預別國內政。 特朗普說要削減美國對海外的承擔，那原有的盟友還願意跟隨美國嗎？美國在全球有這麼多的利益，將來如何去保護。軍火工業是美國的重要工業，亦是美國科技創新的主要動力，美國若是減少對外的承擔，對美國經濟將產生甚麼後果，美國選民想過嗎？ 特朗普曾對聯儲局主席耶倫表示不滿，說若他能夠當選，會把耶倫「炒魷」。聯儲局不是獨立的嗎？如果總統要換聯儲局主席就可以換，美國建立起來的制度，以後如何運作；金融市場勢必一片大亂。 特朗普一旦當選，美國將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的定位與價值取向都會轉變。美國的外交政策，外貿立場，金融制度，財政稅制，移民政策等，都會因此而改變，受影響的不只是美國，全球都沒法不被拖累。 一次過作這麼大的改變，風險其實很大，但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選民已習慣了以個人的角度去投票，不再考慮全局的長遠利益。投票已變成洩私憤的工具。試問在這種心態下，怎能選出一個真正適宜成為國家領袖的人？ 一人一票的最大優點是人人都有權投票，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國家的管治。但一人一票，重量不重質，以至少數高明者的意見反而沒法體現，民主能反映的往往只是平庸的大多數取態。事實證明，即使是歐美先進國家，大部分普通選民的選擇都並不理性，他們很容易受政黨與傳媒影響，往往未思慮清楚就以一時的情緒去投票。此外，選民的短視與自利亦影響著從政者的行為，政府為了爭取選票不得不遷就選民的無知。 我相信美國的有識之士，不可能讓美國這樣淪落下去。特朗普即使有機會上台，參眾兩院也不容他胡作妄為；而且一定會制訂新的選舉辦法，以免再有這樣的狂徒可以當選。

2016-11-03

特朗普的出現，令我比往時更關心美國的總統選舉。過去我只會留意一下報章上的報道，而今次就三場總統辯論都全程看完。 第一場辯論給我留下的印象最好。好的並非兩個候選人的辯論內容，而是辯論的背後安排。 我起初以為，這些辯論會是電視台舉辦的，後來看了辯論會前的介紹，才知道原來美國有個獨立於政黨的非政府組織，一直在負責這項工作。雖然他們的經費主要來自商界的捐獻，但來源分散，不會被個別機構操控。這個組織的主要功能是讓人民有機會在投票前，好好了解一下總統候選人的政綱，以及他們在能力上的差異。我覺得這種做法很好，可以幫助選民作出明智的選擇。 可惜，看了兩場辯論後，印象逐步轉差。我發覺候選人都不着意去闡釋自己的政綱，而是更着意去攻擊和抹黑對方。他們不斷重複的，都是我早已從傳媒上看過的雙方的醜聞與過錯。看完辯論後，大家對候選人將來會如何落實自己的政綱所知不多，只知道兩個候選人都不是好人，或許其中一個不至於太壞吧！怪不得有年輕人說，他寧願有天體撞地球，也不願在這兩個候選人中揀一個。 以前，我總覺得香港的特首候選人很難揀得落手，這次我發覺美國人民一樣沒有甚麼好揀。 其實，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止兩個，譬如自由意志黨的加里.約翰遜，亦有一定的支持度，但傳媒連一點曝光的機會都不留給他。至於另外的三位候選人，很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就算真是勝過希拉莉和特朗普，美國人也沒有機會作判斷! 海明威曾寫過一篇諷刺美國選舉的短篇，說一個人只要表示想競選總統，他步出門口的時候，就會有幾個膚色不同的孩子一起叫他做爸爸。這套手法看來到今天仍然很有效；只是今天不用叫爸爸作隱喻了，而是描述得更加直接，更加有聲有色。 這些其實都只屬小兒科，美國選舉是一樣可以流血死人的。7月10日凌晨，民主黨一個數據主管Seth Rich在寓所被槍殺，傳言他就是希拉莉私人郵件的泄密人，同期死得不明不白的還有Mike Flyhn(一個發表克林頓基金會的運作黑幕的網絡作家)、John Ashe(一個因受賄罪即將出庭指證克林頓一家的聯合國官員)，以及Shawn Lucas(一個代表桑德斯的支持者起訴民主黨代表大會欺詐的主控律師)。這些人的死因尚在調查，但他們的背景都使人懷疑，他們的死是否與大選有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距離大選不足10天的時候，FBI才去信國會，說要重新開啟對希拉莉郵件的調查。看來，未等到調查有結果，選民就得帶著懷疑去投票，這分明是想害希拉莉。 美國大選的競爭手法已愈來愈不光彩，已逐漸背離了民主選舉的原有構思，剩下來的只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奪權陰謀，很難再稱得上為民主典範！

2016-11-02

據報道，有意參選特首的數名人士都有先向中央政府打過招呼，看看北京方面是否願意接受他們。如果他們真是這樣做的話，反映他們在政治上仍十分不成熟。 首先，這表現他們對北京的要求並不清楚，對自己是否符合要求亦不清楚。不知彼，亦不知己，殆矣。 於北京來說，參選人尊重他們的看法，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認為北京並不想每個參選人都在參選前都公開地先來問准他們。這會予人把柄北京在背後操控選舉。如果特首不是香港人選出來的，而是由北京欽點的，那這樣的特首上任後一定不容易做好工作。 以過去三任特首的經驗來看，要爭取北京的首肯並不難，難的是要爭取到香港人的信任。以目前香港的民情而言，參選前就去與北京打招呼，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損害某部分香港人對這樣的參選人的信任。這等同「倒自己米」，絕不是聰明的做法。 實際上，北京只是定了參選特首的最低要求，譬如愛國愛港，擁護基本法等，相信大多數人都可以符合。所以，除非一個人過去曾支持過港獨，或侮辱過基本法，無需太擔心自己會不符合參選特首的最低要求。 或許有意參選的人太緊張自己的得失，他們希望北京不只是不反對他們參選，最好是支持他們參選。這樣，香港的選委會成員就會投票給他們，不用他們自己去拉票。所以他們最希望中央領導人在公開場合走過來和他們握握手，讓記者廣泛報道一下，那他們心裡才感到踏實。 不錯，中央曾經也做過類似的事件，但效果一點也不好。董建華變成江握手之後，民望是低了不是高了。中央如果汲取教訓的話，今後應減少這樣做。要握手的話，應所有符合基本要求的人都握，不要給個別參選人有特殊地位，這只會害了他。 其實，作為特首的參選人，他應該有自知之明，他應該十分清楚自己是否符合參選的基本要求；如果符合，他根本不用事前去問中央。 如果參選人一向在政壇活躍，中央一定會留意他的言行，不可能對他沒有了解，何需到參選前才去交心。不過，今次最早表示會參選的人是一個大法官，平時甚少發表政見，中央對他的了解或許不深；但即使這樣，他亦不用自己向中央去表心意，中央自己會從不同的渠道去了解他。這項工作由中央去做好了，他只需配合，不抗拒就是了。 想參選特首的人現時最需要做的，是向港人及中央政府闡明自己的政治抱負，拿出一份既能切合時弊，又為中港都能接受的政綱。如果連一份像樣的政綱也拿不出來，只是口說願意為香港人服務，那叫香港人何來信心？

2016-11-01

雖然美國的一些鷹派智庫預言中美的利益衝突，很可能引發戰爭；但他們至今並沒有說戰爭必然會爆發；亦未有主張要對中國實施先發制人的策略。至到今天為止，美國對中國的圍堵，還是制約性為主，並非進攻性的。因此，我認為中美之戰並非必然的，而是可以迴避的。 本來，作為有機會成為「老二」的最佳策略是盡量延遲「老大」對自己的注意，那最好就是讓別人做名義上的老二，以便自己可以偷偷地強壯起來。鄧小平主張韜光養晦就是這個原因。可惜，其後的中國領導人太急於去展現自己的政績，沒有貫徹執行鄧小平的策略。 中國實沒有必要把自己的外匯儲備弄得這麼大，減少出口補貼就可以降低貿易順差。如能及早利用外匯儲備在海外作多些投資，亦可以令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會大得這麼驚人。 此外，中國亦沒有太大的需要一定要主辦奧運與世博這類國際性活動。這只會令世人感到中國在炫富，招人妒忌。中國的領導人或許覺得這可增加他們的政績認受性，並提升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但這些民族自豪感卻令一些教養不足的中國人變成四處炫耀的暴發戶，損害中國的對外形象。所以我不贊成中國過早地想有所作為。 另一方面，中國亦沒有必要在釣魚島與南海問題上採取太強硬的立場。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再三十年的和平發展環境，不值得為幾個小島就放棄和平發展的機會。毛澤東在打仗的時候，就認為人比地更重要，只要能保持有生力量，土地可以失而復得。中國現時最需要的是發展經濟，軍事上的發展遲一步也不要緊。 要中美的緊張關係降溫，中國領導人首先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對外一定要韜光養晦，不求有所作為。美國未強至可做一哥前，就行門羅主義，先獨善其身，盡量不管世事。 我不贊成「鬥而不破」的策略，因為一鬥就有機會破，意外破了，代價太大。我認為在現階段中國根本不應講「鬥」，亦未有條件講「鬥」。中國的人均GDP只是美國七分之一，在軍事科技上更落後一大段距離。在陸地上還可以用毛澤東的「深挖洞，廣積糧」那套作防守；但在海空必然是科技壓倒一切，贏者全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不想「破」，美國是不怕「破」，「鬥」起上來，中國只會吃虧。 現在美國已視中國是一個會與他鬥的國家，所以處處防範中國，想制約中國的發展，這對中國非常不利。不過，現時說中國沒有意思與美國鬥，美國已不會相信了。現在中國還能夠做的，是讓美國知道，中國還沒有條件與美國鬥，並會處處迴避與美國鬥。 現實是中國自己尚有很多內部問題未解決；很明顯，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已快到原有管治系統無法跟得上，如不徹底改革，經濟發展必然會遇到瓶頸。當美國知道，中國會先致力於自己內部的改革時，就可以不必花太多氣力對中國防範，中美的緊張氣氛就會緩和，擦槍走火的機會就會降低。

2016-10-31

習近平在訪美時曾表示：世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的一個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了公元前五世紀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他搜集史料時非常嚴謹，分析很有見地，被譽為「科學歷史」之父。 從這場戰爭中，他總結出一個經驗：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既有的霸主，而既有的霸主亦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而政治人物的個人行為與其所引起的國際關係均建構在恐懼與自利之上，如是導致戰爭無法避免。後人稱此為「修昔底德陷阱」。 歷史上這樣的案例很多：雅典的崛起威脅了斯巴達，於是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德國的崛起威脅了英國在歐洲的地位，於是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有人擔心，中國的崛起亦會令美國受威脅，以至中美最終會有一戰。 習近平向美國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以避免自造「修昔底德陷阱」，是因為感到有跡像顯示美國正全方位圍堵中國，阻止中國的崛起。他擔心這樣發展下去，遲早要跌落「修昔底德陷阱」，所以建議美國用「新型的大國關係」去避免兩敗俱傷的宿命。 然而，這只是習近平的一廂情願，習訪美後，中美關係並沒有緩和；美國加強重返亞洲的部署，頻頻與日本、南韓、菲律賓，以至越南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在南韓設立的雷達系統，偵察的範圍更深入中國境內。很明顯，美國已認定中國是美國在軍事上的假想敵，美國重返亞洲的目的，就是要對付中國。 在政治上，美國與越南修好，又改善與緬甸政府的關係，連伊朗也一度成為爭取的對象，甚至願意在敘利亞問題上與俄羅斯合作，都使人感覺是有意撇開枝節問題的拖累，要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崛起這個大問題。 在經濟上，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出現180度的大轉變，由指控人民幣匯率被人為地壓低，轉為宣傳人民幣匯率不穩，大跌已無可避免。如果之前是偏低，又何來會大跌﹖ 另外，美國又聯同其他西方國家阻止中國的資金去海外作投資；高科技的、大品牌的，市佔高企業，都不許中資染指，只許中資買帶不走的不動產。 美國的一些鷹派的智庫，如大西洋理事會與威爾遜中心等，就羅列大量數據，指中國人口多，耕地少，有擴張領土的現實需要。他們又指中國必須借大量出口去令中國的剩餘勞動力得以善用，導致中國需要在全球化的議題上爭取話語權，其結果是一定會與美國發生衝突。衝突的範圍可涵蓋：關稅、匯率、航權，專利權等諸方面的遊戲規則。其中涉及的不盡是道理問題，而是利益問題，結果只能憑實力與地位去解決；這即是說，最終只能訴諸武力。所以有些鷹派智庫認為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已無可避免。

2016-10-28

中美關係自七十年代前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後，得以逐步改善。當時美國的戰略考慮，是要借中國來牽制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所以才把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放在一邊。   至鄧小平當政行改革開放路線，美國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後，有機會逐步向資本主義靠攏，成為美國陣營的一個真正的成員，所以樂見其成。   在這段時期，美國逐步放寬對中國出口的制約，容許更多的資金與技術流入中國。而中英為香港問題的談判，亦剛好在這段中美關係良好的年代展開，所以美國並沒有從中作梗，令談判得以進行得相對順利。   六四事件雖令中美關係出現曲折，但為時甚短，美國很快恢復對中國的積極態度，以誘導中國繼續行改革開放路線。美國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助長了中國的產品可以迅速地行銷全球，令中國賺了很多外匯。中國因而可以作更多的資本性投資及向海外購買技術；中國的經濟發展從此如虎添翼。   然而，美國逐漸發現，中國雖然改行了市場經濟，但並沒有完全倒向自由資本主義。中國依然是中央集權，主要產業仍由國企把控。中國行的那套，更似是國家資本主義。   在政治上，中國雖然已不再迷信共產主義，亦沒有再輸出革命。但中國所行的那套，始終和美國格格不入，被美國視作「非我種類」，漸起防範之心。 再者，中國的發展實在太快了，以GNP計算，很快就超過了德國與日本，令美國感到自己的一哥地位已受到威脅。   一哥地位對美國十分重要，沒有它，美元的國際地位就會不保，美國就會失去發鈔的紅利，對經濟影響很大。此外，做不成一哥，亦會令某些美國的盟友「蟬過別枝」， 導致美國在海外的利益，難再獲得以往那麼好的照顧。   美國逐步醒悟，美國必須集中力量來對付中國，才能保住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開始覺得，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其實甚於中東的恐怖主義。 所以美國從阿富汗與伊拉克撤軍，把航空母艦也調回太平洋，為了重返亞洲，美國在澳洲與菲律賓重新設置軍事基地。   在這種新形勢下，美國對香港的政策不能不跟著改變；美國已不太樂意看到香港可以對中國的經濟起積極的支持作用。相反，美國更願意看到，香港內部分化，爭拗不斷，一國兩制沒法再運行下去；那香港就可以為中國添煩添亂，成為中國的包袱。   美國想中國背負的包袱可不只香港一個， 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人民幣匯價問題，內地的房地產泡沫問題，可做文章的題目很多。總之，要中國無法輕裝上陣，那美國所受的壓力就可以少一些。

2016-10-27

一場金融海嘯，美國不得不出動QE這種飲鴆止渴的手段來挽救經濟。QE雖然成功地製造出一種人為的低息環境，減輕了那些本來危在旦夕的企業的負擔，阻止了金融海嘯的惡性循環，卻凸顯了美國國內貧富懸殊的矛盾，令民粹主義抬頭。以至像特朗普這樣的卑鄙奸商，也可能有機會入主白宮。   美國並沒有用直升機派錢的方式來QE。而是用向市場大量買債去壓利率的方式來QE。利率低了，資產價格就會上升。箇中的理由不難明白。其方程式很簡單：資產價格=回報收益÷市場利率。   回報收益指租金或股息之類，收益上升，會吸引更多的資金來投資，資產價格自然會上升。這是經濟好的時候的正常現象。但即使投資回報沒有上升，只要市場利率回落，亦可以令沒有上升的租金與股息看來比以前吸引。QE沒法令分子增大，於是改行令分母縮小，其效果一樣是令資產價格上升。   窮人「餐搵餐食餐餐清」，手上沒有資產，利率下降對他們幫助不大。而富人的投資多，QE令他們成為最大的得益者，美國的基層對這種機制非常不滿，希望有人可以出來反其道而行之，如是令特朗普有機可乘。   為了令美國人有工做，特朗普主張對中國、墨西哥等國家提高關稅，以增加美國產品在本土的競爭力。他主張減少美國對國際的承擔，盟友若要得到美國的保護，就要替美國付軍事開支。這等如說，美國不想做國際警察了。   這是特朗普與希拉莉最不一樣的地方，希拉莉要重返亞洲，認為這樣才能保住美國的整體利益。而特朗普卻想退守美國，先保住美國的本土利益。   美國的基層民眾，覺得自己的生活也長期沒有改善，當然不想美國再在海外打仗花錢。他們認為最好把這些錢用於本土，修建那些已殘舊不堪的機場，重建那些快要倒塌的橋樑，補貼老百姓自己負擔不起的醫療保險。   美國的基層民眾不知道，單是在香港領事館就僱用了上千名員工，從事着非一般領事館的工作。美國的民眾可能覺得沒有必要，但美國的當權派卻認為有需要利用香港來制約中國的發展；而不讓中國威脅美國的老大地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   因此美國必須重返亞洲，拉攏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印度、緬甸等一起圍堵中國。與此同時，美國還想策動台灣、西藏、新疆、香港等獨立，為中國添煩添亂，令中國無法專注於經濟發展。   以目前的形勢來看，美國必須維持自己的霸主地位，才能收取全球的發鈔紅利，否則美國單靠在本土經營，一定沒法維持國民現有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國在全球的花費仍是有回報的。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精英一定會設計令特朗普沒法當選。然而，若果美國沒法改變國內貧富懸殊的問題，並繼續沿用重量不重質的選舉方法的話，難保有一天會陰溝裏翻船，選出一個主張退守美國本土的總統。

2016-10-26

香港的年輕人想法很簡單，以為只要堅持理想，願望總會成真。這是年輕人的優點，也是年輕人的缺點。有理想，社會才會進步；但罔顧現實去追求不切實際的理想，只會浪費精力，徒勞無功。   如果這些年輕人追求的只是個人的理想，那就不管這個理想是否有機會實現，他也有權全力以赴，不計得失。但如果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社會的理想，那他就得看看社會上的其他人是否認同，是否願意作出同樣的投入。否則，這些年輕人的命運自主就會令其他人變成命運他主。這對其他人不公平。   從很多方面來看，我都不是一個宿命論者。我從不會去算命、問卜，亦不相信掌相與風水。有些即使是成功機會不大的事情，我也會努力爭取。我會對命運之神說，我知道我沒法贏你，但我臨死前，也會找機會撐你一腳。   然而，我相信，人的命運無可避免會受到時空的限制。歷史的因素，現實的境況，不到我們不尊重。出生在石器時代，就只能有石器時代的命運；出生在回歸後的香港，才有香港年輕人今天的命運。   事實是，人的命運既有其可塑性，亦有其局限性。以97為例，時限到了，香港就得回歸。難道香港人是可以說，這個日子不太適合，香港人想另擇一個更恰當的日子？   97是清朝時期已定好的日子，這一代人已沒有話語權。但時間一到，香港是否一定要交還中國，則亦不一定。這還得看中英雙方的實力地位。那就不是一個人可以左右得了的。這是兩個國家全方位角力的結果，涉及數以億計的人的參與，亦涉及文化底蘊的較量，非幾百萬香港人可以決定得了。   當初，英國人還想以主權換治權，但中方堅決拒絕，英國可以不接受嗎？道理上，治權當然是主權的一部分，但中方不能光靠道理要英國人接受，靠的是實力地位。   談判開始後，中方只願與英方談交接問題，至於香港將來的安排，中方只視之為中方單邊的聲明，而不是承諾給英方的收回香港的交換條件。所以之後成立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與起草委員會都不予英方參與。英國對此亦只能接受。   起初，香港亦有一部分人想直接參與中英談判，但中方不接受。中方認為：與英國的談判，屬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問題，由中央政府負責好了，香港以後的安排，中央政府自然會直接與香港人商談。香港人亦只能接受這樣的安排。   由此可見，香港人在香港問題上並沒有完全的話語權。這是歷史因素與實力地位使然。因此，香港人在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發展時，不可能想怎樣就怎樣，還得看形勢，找時機，事前作好部署，事後才會有回報。如果只懂得叫叫口號，玩玩鬧劇，只會惹禍生亂，把其他香港人也害死。

2016-10-25

我對港獨之抗拒之所以這樣強烈，是因為看到港獨分子根本沒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假若讓他們把香港獨立，只會害苦香港人。    先不說香港是中國領土，中國絕不會容許香港獨立，亦不說香港獨立後中國會如何制裁香港，單是香港內部環境在獨立後可能出現的變化，已叫人沒法安寢。   本土派的年輕人思想很簡單。他們以為，香港只要脫離了中共的羈絆，就可以推行他們心目中的民主理想。   然而，他們可有推行民主政治的經驗？佔中搞了超過半年，他們可曾透過內部的民主選舉，建立起有代表性的權力核心？市民只見他們為爭奪金鐘大台的話語權而吵吵鬧鬧，互相指控，爭不到一席位的，就去別處另立山頭，情況與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差不多。   因此，假若香港獨立後，不但全港的大團結沒法達至，本土派自己內部可能亦會長時間互相傾軋，沒法形成一股穩定的政治力量。 現實是香港社會已嚴重分化，社會不容易為建立一套新的制度而取得共識。要重訂憲法，即要簽訂一份絕大多數人認同的社會契約，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部新憲法，必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支持，才有條件在社會落實。如果只能獲些微過半數的支持，在推行時一定阻力重重。   現時活躍在社會上的本土派青年，平時只曉得踢篋，叫口號，包圍做大陸客生意的商舖，但從未真正處理或解決過社會上的重大矛盾。他們只曉得堅守原則，卻不懂得折中妥協。因此，假若香港被他們弄到獨立，社會上的矛盾只會更加激烈，爭拗將一樣沒完沒了。   結果，新憲法可能長期沒法通過，新政府遲遲沒法成立，社會亂作一團，人民沒有清靜的日子好過。   於一般市民而言，政治上的紛亂還可以用眼不見為淨的態度對待；但若果還要面對經濟上的衰退，那就避無可避，必須與整個社會一起承受惡果。   年輕的本土派與商界的關係一向疏離。他們視商界為剝削基層的吸血鬼。他們擔心，商界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香港利益。所以他們不信任商界，覺得政府應該制約商界。   另一方面，商界亦清楚感覺到年輕的本土派仇視商界。商界擔心，一旦本土派得勢，他們的利益就會乏人照顧；香港可能會加稅，私有產權可能會被制約，營商的環境可能會惡化，商界可能要考慮撤資。   然而，如果缺乏商界的鼎力支持，獨立後的新政府還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嗎？商界不願意增加投資，經濟就會不景氣，工人就不容易找工作，工資水平就會下降，政府可能會被迫削減福利，香港人的整體生活水平亦會下降。   本土派的強項是搞復耕，與組織婦女搞家庭手工業，他們對增值能力高的金融業卻採取排斥的態度。讓他們主政，香港人只能過六、七十年代的生活。這可是大多數香港人所樂於見到的嗎？

2016-10-24

香港有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口頭上說不認同港獨，但在實際行為上卻處處縱容港獨。當有人批評港獨的言行時，他們說這樣會妨礙言論自由；還說港獨是因為有人批評它才冒起得這麼快的。   按他們的邏輯，當大家聽到港獨的聲音時，應該悶聲不響，任由港獨的言論到處流傳？即使流入心智未完全成熟的中小學，也不應予以限制？   有港獨組織，擺明車馬要去中小學宣傳港獨；但偏偏有人要把「宣傳」與「討論」混為一談，硬說不應阻止學校討論港獨問題，因此學校裡應有學術自由。現實是學校會容許學生討論吸煙問題，但一定不會容許有人向學生宣傳吸煙。   由此可見，禁止有港獨背景的組織去學校宣傳港獨與學術自由風馬牛不相及，只不過是有人想借學術自由為名，替港獨鳴鑼開道罷了。   現在又有人想把港獨帶入立法會，連就職宣誓也加入去中國化的內容，還用粗言穢語侮辱國人，實在非常過份。但我們的立法會內，就是有一些這樣的議員，他們口頭上說不認同港獨，但在行動上卻處處為港獨分子保駕護航，盡一切努力要把港獨分子拉入立法會。   港獨分子視莊嚴的宣誓為兒戲，嬉皮笑臉，口是心非。態度卑劣，完全不似是在宣誓。單是以他們這種態度，主席已可以宣布宣誓無效。若果他們毫無悔意，根本不應給他們補誓。但立法會內的反對派，卻爭取要讓這樣的人蒙混過關。   如果作為立法會主席的梁君彥敢於擔當的話，根本不用躲在大律師的意見後面。他自己憑常識也不難作判斷。他只是怕被人詬病，才找個大律師提供意見。而大律師的意見亦不是說他沒有權宣告議員喪失資格，而只不過說，既然上屆有得補誓，今次也容許的話就可以視作援先例，會減少被人質疑。但實際上今屆的情況與上屆不全一樣。   上屆雖然亦有人在宣誓時「玩嘢」，但他們只是把矛頭指向中共政權，沒有否定中國。今屆卻把全體中國人都侮辱了。有人甚至連其他人的宗教也不尊重，他在按着聖經宣誓時，竟刻意豎高中指，那就連上帝也侮辱了。立法會主席不可能連這樣的人也予以容忍。   有人說，議員是選民選出來的，但選民選出來的議員也得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否則基本法79條就不用訂定議員在甚麼情況下會喪失資格了。因此，作為主席，梁君彥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判斷。   如果梁君彥一早企硬，現在需要尋求司法覆核的會是港獨分子，無需勞煩律政司親自出馬，而且效果會好很多。

2016-10-21

因某些機緣出席了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匯報會議。   枱上的發言，新意不多。官員要匯報的，當然是扶貧工作的成績。這個財政年度，政府撥給社會福利的開支，高達662億港元，比上一年度的584億增加了14.38%，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19%，為歷年最多。花了這麼多的錢，當然不會甚麼事情也做不出來，所以官員在匯報的時候，多少有點沾沾自喜。   誰知一到社福界的議員發言，描繪的卻是另一番景象。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基層工資長期沒法上升，被迫入住劏房的人有增無減，政府的扶貧工作好像很不到位。   我起初覺得有點不理解，為甚麼社福界對政府的增加撥款不予以一定的鼓勵呢？如果增加了撥款仍是一無是處，那以後不如不增加算了。不過，與我一同出席該次會議的朋友告訴我，這種情況在社福界已不是甚麼新景象，我只是少見多怪吧了。   他認為，社福界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決定了他們對政府的社會福利工作必然不會滿意。因為，社福界的資源，絕大部分依賴政府撥款，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源，他們一定要把問題說得嚴重些；如果把情況說成大有改善，那他們將來可能連份工都保不住。   此之所以，社福界一向堅持要以相對貧窮的角度來界定貧窮綫，而不贊成用絕對貧窮的角度來界定貧窮綫。前者以社會成員入息中位數的一定比例(香港是50%)來劃綫，後者則以社會成員能否基本上達到溫飽來劃綫。前者令社會上必然有一部分人處於貧窮綫之下，令貧窮問題永遠存在，那社福界就可以長做長有。   然而，從社會應該不斷進步的觀點來看，貧窮問題是應該可以逐步得到解決的。而貧窮問題得到解決的最好證明，是社會需撥給社福界的資源可以日益減少。這才能顯示，社會上已愈來愈少人需要依賴政府的資助，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這才是一個美好社會應有的景象。   可惜，社福界已跌落必須不斷地要求增加撥款作自我膨脹的陷阱，上述那種美好社會的景象已不可能出現。   為了令社會可以鑽出這個死胡同，我傾向要求社福界不再完全依賴政府撥款，而必須有一個比例，譬如四分之一的資源是自己向社會籌集的。   官員批出的不是他自己的錢，容易手鬆；但如果要向公眾籌集，捐款者一定會看清楚，這筆錢是否用得其所。社福界喜歡講公眾參與，如果能在劃撥資源的問題上，引入公眾的眼光，讓公眾決定香港的貧窮問題有多嚴重，該支援的水平應達甚麼程度，然後再由政府配撥其餘的四分三的開支。這樣，局面一定會大有改變。   曾幾何時，香港的很多非政府組織，完全不靠政府撥款一樣可以運作。那時，他們的工作比今天更熱誠，看問題比今天更客觀。我希望這樣的情況可以重現。

2016-10-20

任何社會都需要有維持社會有序發展的制度，稱之為建制。人類能夠爬上食物鏈的頂部，就是因為人類社會有建制。這包括國民身份的界定，軍隊的國防任務，日常治安的保護，與進行經濟活動的遊戲規則。一個社會如果不先建立起這些基本制度，社會是無法正常運作的。因此，任何社會都會為軍權、警權、法權設立底綫，不容任何人恣意挑釁。   當然，為了避免掌權者橫行霸道，侵犯個人利益，社會亦會有制度制約當權者，叫他們不得過分。這也是建制的組成部分，是硬幣的兩個不同的面，兩者一樣重要。   然而，近年的香港政治氣候，已令「建制」變成一個貶詞，年輕人常以挑戰建制為時尚，而完全忘記了破壞建制可以帶來的禍患。不但年輕人如是，成年人也會在有意無意間縱容他們，甚至鼓勵年輕人去反建制。   以今次立法會宣誓就職為例，反對派已觸動建制的底綫。一個社會的議會是不可能容納蔑視憲法的人進入議事的。要一起議事，必須有共同的出發點，其基礎就是憲法。想從政，而又覺得現有憲政不可接受，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在議會內是鬧不成革命的。因為任何憲政都有足夠的合法機制，去阻止革命在議會內發生。   議會的人事更替，不算是革命，因為用的還是同一本憲法。但香港的年輕人現時卻想廢除基本法的主要內容——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那就不只會破壞一國兩制的憲政基礎，而且違背了13億中國人的意願。香港人可不要幼稚到以為中國政府會袖手旁觀。   香港之所以有些人會有這樣的誤解，是因為中國政府作了不設前提的承諾，香港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不過，如果任由一國兩制受破壞，我相信不到2047年也不會有一國兩制。若然香港人不對港獨採取抵制的態度，而採取放任與鼓勵的態度，我認為一國兩制隨時都可以結束。   回歸以來，建制派做事沒有堅守底綫。之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曾縱容把宣誓視作兒戲的人補誓進入立法會。如是才鼓勵了愈來愈多的人去挑戰底綫。所以，我完全贊成律政司採取法律程序，阻止那些擺明車馬挑戰基本法的人，可以借補誓而蒙混過關。他們根本毫無悔意，他們必須為他們的行為承擔後果，沒有理由要再給他們機會去公然侮辱憲法。   世上沒有一份憲法是完美的，但把現有的建制推倒重來的代價實在太大。利比亞與敘利亞的教訓值得香港人借鑑。現實是香港的情況並非如反對派所描述的那麼惡劣。香港的失業率只有3.4%，通脹亦只在2.5%左右，經濟仍有所增長，我不相信換個新制度就可以比現在更好。   香港人現時的日常生活，都得靠現有的建制去保障，若果大家都不覺得現在是把建制推倒重來的好時機，那大家都有責任去維護建制的底綫。若果我們任由建制的底綫被任意踐踏，建制遲早分崩離析，以後再沒有安穩的日子可過。    

2016-10-19

今年的維港渡海泳剛好遇着農曆十六的大退潮，水流非常湍急。我游的時候已經心知不妙，擔心可能有人會生意外。後來，內子告訴我，她比我更擔心，因為她在對岸等我的時候，已聽到哨子聲，有小艇的人高聲叫人讓開，以方便救人。她擔心出意外的人可能是我。後來在互聯網上獲悉遇溺者的身份後，她才放心了一點；要到親眼看見我時，她才放下心頭大石。   很不幸，其中一個遇溺者送抵醫院時，已證實身亡。據報，他是一個曾在港大工作了15年的技術人員，過去游過多屆渡海泳，而且皆能游畢全程。   有人後來在烽煙節目中發表意見，指意外乃主辦單位接受報名的要求太濫所造成。我並不完全認同這個看法。   我在七十年代已參加過渡海泳，當時有身份證已可參加；現時，一個人除非有公開賽的記錄，否則都要先進行水試。我由於年齡已超過65歲，主辦單位還要求有醫生紙，證明身體狀態適宜游渡海泳。   我之前亦參加過水試，參加者數以千計，要分多天在全港不同的泳池舉行，要動用數以百計的工作人員，工程浩大。若非項目有新世界發展贊助，香港的泳會是負擔不起的。現實是在香港舉行的其他長途泳，都沒有舉辦水試，維港渡海泳已做得比較好，沒有理由再指控他們。   有人說，應把水試的距離增加2,000公尺，但實際上在泳池裏能游3,000公尺的人，遇到強頑的水流，亦不一定吃得消，今次參加者之中，有些還是香港代表隊成員，有參加國際賽經驗，他們一樣表示游得比較辛苦，所以問題與參加者不符合資格無關。   再者，兩名遇溺者皆屬悠閒組成員，主辦單位已要求他們在腰間繫上一個膠泡，如果氣力不繼的話，可以抱着膠泡休息回氣。但據報今次遇溺的兩名人士，並沒有抱着膠泡呼救，意外不似是安全措施不足造成，更大的可能是兩人有隱疾，在游泳過程中突然發作，才導致意外。這種事情，凡是劇烈的體育運動，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前年的吐露港渡海泳，亦有一名男子溺斃，並不妨礙人們繼續報名參加。我希望新世界發展不要因遇到意外，以後就不再贊助。維港渡海泳已成香港的盛事，並且日漸受國際關注，值得繼續辦下去。 我認為今次最值得汲取的教訓是選期問題。10月份海水不會太冷，太陽亦不會太曬，是舉辦這類活動的好月份；但應該避免揀農曆大潮的日子(潮夕受月球的影響比太陽大)。這方面的資料，天文台都可以一早提供。   此外，即使不是遇到大潮，維港仍會有一定的水流，主辦單位宜事先把水流的情況告知參加者，讓參加者知道那一段的水域水流會較急，並清楚知道水流的方向，以及水流會否在甚麼時候逆轉。我多次見過有參加者因不知情而用錯策略，因而吃了大虧。多花點氣力沒有所謂，發生意外就代價太大了。希望主辦單位今後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訊息。

2016-10-18

自從維港渡海泳恢復舉辦以來，我幾乎每年都爭取參加，今年亦沒有例外。   過往，我會爭取早點去集合處報到，以便早點排隊，排在前面可以早點落水。由於參加的人多，3,000人依次落水，前後有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差。早落水可以有多半小時的時間鬆動，不至沒法在時限內完成游程。但今年由於接受了主辦單位的邀請，加入了他們的慈善泳隊，被安排在最後的一個時段才出發。於我而言，我今年要完成游程的時限比以往會少了半小時，難度會有所增加。   另一項於我不利的因素，是前幾天剛染了感冒，雖然沒有發燒，但總覺得肺部有痰，有黏液阻礙空氣與肺泡接觸，呼吸得不太暢順。   幸好，這個感覺在落水游了一段時間就消失了。身體可能為了適應大運動量，分泌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清痰物質，把我的感冒也治好了。   維港渡海泳的游程不遠，只有1,500公尺，但維港的水流有時會很急，遇着大潮，要完成這1,500公尺，可要比泳池完成5,000公尺還要難。之前，當維港渡海泳還是從尖沙咀游去中環的時候，就曾有人被沖到灣仔、銅鑼灣，或堅尼地城與西環。現時主辦單位派出的人手增加，這種情況應不會發生。   我過往的經驗教訓，是維港的水流多是從鯉魚門流向西環。上兩次我都是被水流沖到終點的西側，然後再逆水游回終點。所以，今年我一下水就游向終點的東側，希望末段可以順流，不用游得那麼辛苦。   誰知此一時不同彼一時，我今次的選擇完全是經驗主義的錯誤。原來當日正值農曆十六，屬於大潮。而我們遲出發的一批，剛好遇着潮退，海水從維港湧出鯉魚門，變成是自西向東，而不是我預期的自東向西，以致我需要逆流而上的時間比上兩次還要長。   我花了僅20分鐘的時間已從九龍鯉魚門的一邊游到港島的筲箕灣水警總部一邊。但靠近港島的岸邊後水流就愈加湍急，游三步就被沖回兩步，大部分體力是在與水流對抗，真正的進度甚少。   我發覺愈近岸水流愈急，所以我以90°的直角游向海中心一點，希望可以避過水流，但此舉被扒着獨木舟的工作人員勸阻，令我只好與其他的落伍者一起在近岸處與潮水搏鬥。 我花了45分鐘的時間，才由筲箕灣水警基地，游到太古城對開，眼見離終點只有100公尺左右，想衝刺一下完成最後的游程，但水流卻愈來愈急，發力都不見寸進。   我當時作了評估，我知道以我的體能是沒有條件戰勝水流，所以我放棄衝刺，避免對身體造成不必要的壓力。我沒有伸手求救，因為我自覺可以應付。我返回我原來的均速盡力而為，直至大會宣布時限已到，我欣然爬上大會派來接我們的船，接受今次的渡海失敗。   形式上，我沒有完成今次的游程，但我沒有感到遺憾，我已盡力。明年我會改變策略，先做點功課，了解一下潮汐與水流的情況才落水。我相信，我仍有能力繼續游多兩年。

2016-10-17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就職時，有個別議員竟乘機宣揚他們的港獨思想。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包括：(i)披上印有港獨標語的披肩；(ii)改變誓詞的內容，如把Hong Kong 改為Hong Kong Nation；(iii)在誓詞中加入自己的內容；(iv) 把某些英語的音節明顯讀錯，如把Republic 讀成Re-fxxk-blic；把China讀成「支那」；(v)刻意在不適當的地方讀斷句子，令到誓言的原有內容沒法完整地表達出來。負責監票的立法會秘書長，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已沒有權力為這樣的誓言監誓，並宣布代表「青年新政」的梁頌恆、游蕙禎，以及代表建築測量界的姚松炎未能完成宣誓儀式，不能在其後的立法會主席的選舉中投票。   我相信，世上大部分國家都不可能接受議員用這樣的方式來宣誓就職。但在香港，我們竟有身為律師的議員，反指立法會秘書長濫權，認為秘書長的判斷主觀，不應隨便憑個別言詞就去猜測議員內心的想法。   但我覺得，這些議員想表達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根本不需要去猜，普通市民看過電視新聞的，都不難有自己的結論。議員有沒有視宣誓是一件莊嚴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把宣誓弄到如此胡鬧，如果仍不需要承擔後果，香港現在的建制還可以如何維持下去？   看梁頌恆在向傳媒解釋他的言行時的那種嬉皮笑臉的態度，實在叫人難以接受。他竟說把China讀成「支那」是他的鴨脷洲口音。但他在其他地方要讀China一詞時，根本就沒有口音，分明只是託詞。他說話的口氣輕佻，好像在說，我就是要把它變成鬧劇，看你們拿我怎麼辦！   宣誓時要說真話，不可講假話，是普通法的基石。天主教在十戒中就有這個內容—「 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其他宗教亦有類似戒律。原因是當一個人在宣誓時也不認真的話，這個人將不會有任何道德底線。   因此，全世界所有國家，即使在最原始的狀態，發假誓也一定會是一種刑事罪行，會受到法律的嚴格制裁。   今屆諾貝爾經濟獎，就由兩個契約論的學者獲得。他們認為，現在經濟就是由無數的契約締結而成。由此可見契約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契約能夠締結的其中一項主要因素，就是結締的雙方都得出於真誠，若其中一方不是出於真誠，契約就會失效。此之所以，誠信常被視作社會的基石。   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出發，從政者與人民之間也存在著一份契約。這份契約其中一部分共通的內容就是寫在議員的就職誓詞上。這個誓詞是公開的，不隨便改變的，議員一旦參選，就不應在就職前才轉軚，否則就有欺騙選民之嫌。   我們的議員是否有考慮過，你們這種行為會對新一代起甚麼示範作用？如果我們的社會以後大家都不講誠信，會有怎樣的結果？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場，你們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把自己的信仰和立場講出來，而不是為了成為議員就不惜弄虛作假，連最基本的誠信也可以丟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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