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2010-09-10

香港終於完成了對最低工資的立法，但這對於解決在職貧窮究竟有多大的好處？仍有待事實證明。 坊間傳言，最低工資的時薪將訂在二十八元；以此推算，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三十天(休息日也計薪)，月薪也不過6,720元。以我接觸的香港人來說，他們都不會滿意這樣水平的工資，覺得這與在職貧窮沒有甚麼分別。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香港現時並非人人都有二十八元時薪的，對於那些在酒樓做清潔，或在舊樓做看更的低薪一族來說，最低工資確可以減低了他們在職貧窮的程度。據估計，將會有三十萬工人，因最低工資的立法而受惠。從這個角度來看，最低工資不無好處。 我相信，最低工資訂在時薪二十八元的水平，社會應該承受得起。不過，勞工界很明顯對此並不滿意，他們爭取的目標是時薪三十三元，每年檢討一次。這樣，他們就可以逐步把最低工資的水平提高，最終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 這當然理想，但綜觀世界，很多有最低工資立法的地區，一樣存在着貧富懸殊的問題。有些國家成功地藉此減低了本國的貧富懸殊問題，卻加劇了與他國之間的貧富懸殊；而且是他國富，己國貧；古巴與北韓就是這樣。我相信香港人寧願要現時香港的貧富懸殊，也不要古巴與北韓式的「均富」。 現實是立法並不能解決貧富問題，否則我們把最低工資的水平訂得高一點便可以了，人人月薪三萬元，短期裏一定皆大歡喜。 不過，若是經濟沒有同步增長，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沒有增多的話，三萬元能買到的物資亦不會增加，基層一樣處於相對貧窮。 香港人想達至的，是生活得比一般人好，而不是與一般人差不多，那就一定不能靠提升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愈訂得高，就必然會有更多的人一起拿最低工資；結果將會是有更多的人處於相對貧窮狀態，令社會上出現更多怨氣。 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沒有最低工資，但由於經濟增長得快，人力市場經常處於緊張狀態，老闆要請人，不得不增加工資。在那個年代，香港雖然有不少人處於相對貧窮，但由於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比人不足，但比前有餘，所以心裏較為好過。但近年香港的經濟已發展至頂峯——金融經濟，難再向上轉型，要再整體改善生活已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相對貧窮的矛盾自然激化。 要解決這個矛盾，最低工資可起的作用不大，主要還得靠經濟增長。可惜香港人現在把問題簡單化了，以為透過立法，把最低工資訂高一點就可以解決問題。我擔心這種心態，長遠對香港未必有利。

2010-09-09

《時間簡史》的作者霍金警告，若果人類未能在未來的二百年裏，成功移民外太空，人類將因地球資源不足而走上絕路。 有人以為︰現代科技突飛猛進，二百年不是一段短日子，移民外太空應不會太難吧。然而，人類要去地球以外的地區生活，難度遠比一般人想像中高。 離我們最近的星球是月球，它是地球的衛星，可惜質量太少，沒有足夠的地心吸力把大氣層吸住。太空人只能自備氧氣在太空衣內生活，根本不可能長住。至於太陽系內其他行星，亦缺乏地球這樣獨一無二的環境，不適合人類繁衍。 離太陽最近的水星，太陽的輻射強烈，一般生物都吃不消。在高溫之下，水可能都會被蒸發，植物難以生長，人也沒有天然食物的來源，非久留之地。 水星之外是金星，它離太陽的距離比水星適中，但金星的公轉與自轉差不多，以至金星有一面長期向着太陽，而另一面則總是背着太陽，沒有日夜之分。向太陽的一面曬死，背太陽的一面不見天日，會被凍死。 金星之外是地球，地球之外是火星。火星是離地球最近的行星，但它的大氣層較稀薄，地面上未見有液態水。美國曾派太空船登陸過火星，發現它像沙漠一樣，一片荒涼，沒有生物的痕跡。火星人只是小說家的幻想。 火星之外是木星，它是太陽系裏最大的行星，比地球大一千四百倍。它的地心吸力是地球的兩倍半。因此，人千萬不要在木星上跌跤，跌一跌就可能跌死。此外，木星的大氣層流動劇烈，那裏的一個風暴已比地球的面積還要大，叫人類怎樣生活。 至於木星以外的行星，實在離太陽太遠了，它們能吸收到的陽光很少，溫度在攝氏零下一百五十度之下，即使有水，也已凝固成冰。在這種環境下，生物根本不能生長。 如果太陽系除了地球之外已沒有星球適合人類生活，那人類就只得往外太空其他星系找機會了。人類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距離太遠。我們根本不能以地球上慣用的尺度來衡量這樣的距離，而是要用「光年」來量度，即光在一年裏可以經過的距離。光速是每秒三十萬公里，一年有多少秒？我也不想計下去了。 以現時太空船的速度，即使有辦法再快多幾倍，一代人也沒法遠航至最近太陽系的星系，我們的太空船能㩦帶這麼多的食物與氧氣供幾代人生活嗎？如果所到的第一站不適合生活，我們還可以去第二個星系嗎？真是很難想像！ 因此，我們還是研究如何在地球上和平共處較為實際。因為，即使我們在外太空找到合適的星球，難保上面已有高等生物居住，我們如果不懂得和平共處，一樣會面對地球上的同樣的資源分配問題，那又何必飛這麼遠呢？

2010-09-08

昨文談及，在地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根本沒法容許愈來愈多的人口，一起來過現代化的富足生活。為了自己的國民在物質生活上有基本的保障，各國政府都必須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先是保護本國的資源免被他國掠奪；進而想操控他國，把別人的資源也據為己用。這種發展必然會導致戰爭。 有讀者認為我的論調過度悲觀，但這絕非我一個人才有的看法，英國科學家霍金(《時間簡史》的作者)最近就表示：如果人類不能夠在二百年內移民太空其他星球，人類將沒法繼續在地球上活下去。 科學家曾以白老鼠做實驗，當籠裏有足夠的空間與食物時，白老鼠皆能和平友好地生活；但當放進籠裏的白老鼠愈來愈多時，白老鼠就會顯得煩躁、好鬥，咬死弱者。這是生物基因裏自私的天性使然，人類一樣逃脫不了這種自私基因的操控。 有人或者會說，人類除了有自私的基因外，一樣存在著利他的基因。如果我們能夠遏抑自私的天性，讓利他的基因發揮主導作用，我們或許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合理分配資源，讓一部分人繼續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然而，生物之所以同時擁有自私與利他的基因，前者是為了個體的生存，後者是為了種族的繁衍。後者只在特殊環境下發揮出來，而前者則只會在特殊環境下才受到遏抑。前者的主導性遠比後者強。 一般而言，父母看到子女處於危難的時候，最願意犧牲自己以成全子女；亦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願意為國家民族遏抑自私的基因。但對非我族類，就很難產生利他的意願。文明如美國，也會以非人道手段審問疑似恐怖分子。歐洲至今仍有國家排擠吉卜賽人。很難想像，人類會在將來，為了其他民族也有生存空間，可以偉大到叫自己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不要再活下去算了。香港人連港人在內地的子女也不肯讓他們來港定居，怎肯在資源不足時利他？ 歷史上，人類只有在資源充足時，才會選擇和平，避免戰爭。按《史記》記載，周古公被戎狄攻擊，卻「奪其財物」時，雖然「民皆怒欲戰」，但他仍選擇帶領族人，踰梁山，到岐下生活。他之所以不忍「殺人父子而君之」，是因為還有岐下這塊未有人佔領的地方可以生活，但當今世界已沒有岐下這類處女地，人類非遷往外太空不可。 然而，往外太空移民談何容易，是否二百年內做得到也成問題？但地球資源不足的問題，將在未來的三十年裏愈趨惡化。金磚四國的崛起，將令二十多三十億的人口也要過現代化生活。這是現時正在過這類生活人口的三倍，地球能有這麼多的資源供應這批新需要者嗎？原來已享受得比較多的人肯分薄一點嗎？我所認識的年輕一代，都不思考這類問題。他們未有貢獻，就已覺得世界虧欠他們。人類將來怎不爭個你死我活？

2010-09-07

香港的民主派，常視美國為民主的典範。可惜，美國只在自己國內行民主，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卻不喜歡採用民主的方法，而是採用武力壓服的方法。不然的話，美國應在全球設立投票站，而不是軍事基地。 奧巴馬決定從伊拉克撤軍，並非他比小布殊熱愛和平，而是因為他發現美國無力同時兼顧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個戰場，他想把兵力集中在阿富汗，把問題分先後解決。 所以，當奧巴馬談及美國的全球戰略時，他一樣要美國成為「唯一有能力遠距離投射和持續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國家。」若非為了建立全球的軍事霸權，美國何需有這樣的要求？按奧巴馬的說法，美國需要以自己的價值去維持國際秩序；這樣，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才會有保障。 由此可見，美國人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一切仍是以自己的價值與利益為依歸的。別國人民皆須順從美國的意願，否則美國將以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強迫別國就範。至於別國人民的意願在美國人民的利益面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美國曾為了在印度洋的加西亞島上建立軍事基地，把當地的全體原居民強迫遷往毛里求斯，而且永遠都不可以回來。這完全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但為了美國的全球利益，那就管不得那麼多了。香港的民主派，經常去美國乞求民主，會不會是所託非人？ 歷史上，美國支持獨裁者鎮壓民主的事例非常多。智利的皮諾切特，印尼的蘇哈圖，越南的吳庭艷——都是美國扶植起來的。現時獲得美國支持的沙特阿拉伯皇室，其實比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還要封建專制，但美國卻對薩達姆看不過眼，而對沙特阿拉伯卻可以容忍。這又算甚麼普世價值呢？ 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取態，說穿了就只有一條，就是要千方百計操控全球資源，以保障美國人可以過高人一等的生活——美國人開車，馬力要比人大，美國招牌，燈光要比人燦爛，連美國人吃的雪糕，都要比別人甜，比別人大份。為此，美國必須在全球建立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因此，美國即使在連年財政赤字下，仍不斷增加自己的軍事開支。 美國人口佔世界的5%，但美國的軍費卻佔全球的40%。2008年美國的軍事支出高達六千九百六十八億美元，高過排第二的俄羅斯兩倍，是美國認為必須抑制軍事發展的伊朗的七十二倍，比排在美國之後的十八個國家的總和還要多。這可不是一個崇尚民主價值的國家應該做的。 然而，當全世界愈來愈多的人都想提升生活水平時，世界的資源一定不夠分配；這些牽涉到國家基本利益的問題，除了訴諸武力外，是否還有更好的出路？這或許是人類命運的可悲！

2010-09-06

奧巴馬終於完成他競選時的諾言，把美軍從伊拉克撤走。今次撤軍可謂沒有太丟美國人的面子，起碼是有秩序地進行，不似上次從越南撤軍那樣，軍隊自己也秩序大亂，爭先恐後地想登上撤退的艦艇，為了乘載更多的撤退人員，不得不把航空母艦上的飛機也推落海。這些場景，讓全世界的人在電視新聞中都看到了，美國軍威盡失，美國人心中真不是滋味。奧巴馬今次撤軍，總算避免了重蹈從越南撤軍的覆轍。 然而，美軍進佔伊拉克的目的達到了嗎？很明顯，今次撤軍很難算得上是勝利凱旋。因為這邊廂美國在撤軍，那邊廂伊拉克的「叛亂」分子就四出生事——放炸彈、搶物資、伏軍警。可以想像，美軍撤走後，伊拉克一定不會安寧。美國今次撤軍，一樣不見得光彩。 美國人或許可以自我安慰，說已成功推翻了薩達姆這個獨裁政權。但這個目的七年前已達到了，小布殊如學他的父親在91年那樣，一勝即撤，那就不用死多幾千美軍，花多數以萬億計的軍費。現在總不能說，留多了七年，實際上別無所圖吧！ 美國人雖不肯承認，入侵伊拉克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資源；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伊拉克根本沒有大殺傷力武器，又沒有與拉登勾結，根本不可能威脅美國的安全，那美國留在伊拉克幹甚麼？可惜，美軍佔伊期間，伊拉克的石油產量始終沒法回到薩達姆時代的高峰層面。而伊拉克平民的生活，在缺乏油產上升的帶動下，根本不可能有真的改善。另一方面，作為侵佔者的美國，儘管花錢無數，卻撈不到一點油水。這是美軍無心戀戰的一個主要原因。 美軍留駐伊拉克的另一個原因，是擔心薩達姆落台後，伊拉克會出現一段政治上的真空期，沒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很難逼使伊拉克的三大勢力——什葉派回教徒、遜尼派回教徒，與庫爾德族分離分子，合組聯合政府，伊拉克勢將走向分裂。但現實是美軍要走了，但這項任務卻遠遠未算完成。如果伊拉克不出現一個類似薩達姆這樣的軍事強人，伊拉克將國不成國。但如果又出現一個薩達姆第二，那美軍七年來的努力豈不是付諸流水？ 美軍佔領伊拉克期間，曾扶持自己的支持者搞過兩次民主選舉，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選出來的只不過是一個傀儡政權，沒有人相信內裏有多少民主成分。這樣的政制不可能會穩定，沒有人可以保證，這屆政府能否捱完他的「法定」任期。 現在美國撤走的只是駐伊的作戰部隊，實質還留下數以萬計的各有名堂的合約工，以扶持美國設立的傀儡政權，繼續維護美國在伊拉克的利益。這批工作人員未撤，表示美國還未死心；當美國連這批「半僱傭兵」也得撤走時，那美國就不得不承認，自2003年以來的佔伊行動以失敗告終了。這項宣告奧巴馬自己是不想作的，那就留給他的下任做吧。下任的包袱應該會小一點。

2010-09-03

從我之前的文章中，讀者不難察覺，我傾向青年人應自我問責，而不是把問題推給社會。以青年失業問題為例，其背景非常複雜，短期內都不易得到解決，青年人宜珍惜自己的青春，調節自己去適應環境，而不是眼光光靜候環境會變得對自己有利。 然而，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評論，卻傾向從相反的方向去對待青少年失業問題，他們會把問題歸咎政府，認為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失敗，以至培養出來的學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此外又指大學學額不夠多，令青年人失去了透過學歷去改變命運的機會；有些更指商界肯付的工資太低，沒法吸引青年人投入工作。總之，一切都是社會的錯，青年人自己反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其實，青年人失業率高根本是一種自然現象，全球如是，香港的情況絕不比其他國家嚴重。現實是青年人離開學校後，都需要有一個找工作的過程；要物色一份自己喜歡，僱主又接受的工作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人人都一步到位。在這個找工階段，青年人的失業率較高，是十分正常的。 這種情況其實與新樓落成時差不多，投資者也有一個物色租客的過程，在一時未找到租客的情況下，新樓的空置率較高亦是正常的，無需視作社會問題。因此，我們亦無需把青年失業率高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在一般的情況下，政府都沒有太多的改善空間。 新樓業主若想快點找到租客的話，最有效的方法是減租；青年人想快點找到工作的話，亦只能採取類似策略，就是要學孔子那樣「多能鄙事」，卑賤一點的工作也肯做。我在商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當練習生，實質上就是做信差；而我之後的發展，亦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現時香港的整體失業率只有4.3%，反映青少年找工一段時間之後還是能找到穩定工作的。未有跡象顯示，這一代的青年人往後都會找不到工作。當真如是，高失業率的情況，將由去年的15至24歲延伸至今年的15至25歲，而明年更會延至15至26歲；那我們才能說我們的教育真的出了問題，教出來的學生根本不符合社會的需要。 此外，我亦不認為香港大學生的學額不足；相反，我們的問題是大學生的收生基準太低。這種情況不但會浪費社會資源，亦令一些大學生虛有其表。他們缺乏自知之明，還以為一出社會就可以謀得高薪厚職；結果當然久久未能如願，徒令失業率上升。 現時，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已不少，讀完中學可以讀展翅，讀副學士；讀完大學可以讀碩士。但讀多兩個課程，不見得社會可提供的工作崗位會同步增多，結果工作依然難找，而青年人的怨氣反比未去進修前更多。因此，與其鼓勵青年再去進修，不如叫他們早點出社會工作。

2010-09-02

朋友從事飲食行業，嘆聘請不到員工。我問他有沒有歧視年輕人，因為據統計數字，失業率雖已跌到只有4.3%，但青少年(15歲至24歲)的失業率卻仍有13.2%。朋友說，不是他歧視年輕人，而是年輕人歧視他們的行業。 他請人時：如果在廣告上標明是做飲食業的，那就很少人會來應徵；以至他不得不扮請文員以作招徠，那即使工資訂低一點也有人應徵。他是等有人來的時候，才告訴應徵者，文員的職位已滿額，希望說服他們轉做其他職位。 不過，他說這樣請回來的人很多都做不長，因為他們沒有思想準備，會嫌工作時間長，星期日也要返工，長時間站立很辛苦，要拋頭露面不習慣，很多時工作還不到一個禮拜，就不再上班，走的時候交待也沒有一句，更奇怪的是工資也不回來領取，家裡真的這麼富有嗎？ 我會理解，青年人為何不喜歡做飲食業，高調地說職業無分貴賤是沒有意思的。然而，青少年也得明白，這個世界是不容所有人都去做醫生、做律師的，要想做這類工作，得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就表現比其他同學好，如果比輸了，那就得面對現實，做一些被視為次一級的行業。總不能寧願選擇失業，有工也不去做，廿幾歲仔仍要家裡養。 據統計，香港整體的失業數字在下降(由4.6%跌至4.3%)，但青少年的失業率卻上升了(由13.1%升至13.2%)。這即是說，香港的整體環境在改善，照道理青年人找到工作的機會亦應該會同步增加，那為甚麼青年人的失業率反而增加了呢？究竟是社會愈來愈歧視年輕人，還是青年人愈來愈不願意工作？ 有青年人埋怨，很多工作在請人的時候都要求有經驗，他們剛從學校出來，哪有經驗，所以不是他們不願工作，而是僱主排擠他們。然而，青年人也得有自知之明，為何一定要找那些需要經驗的工作呢？未有經驗就得找一些職位低一點的工作；從低做起是大部分人都要經過的職場里程，這一代青年人也不能例外。不見得社會上每一個職位空缺都是需要經驗的，關鍵是青年人願不願意低就一下吧了。 我記得孔子在回憶自己生平的時候說過：「余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說：孔子少年的時候，身份卑微，所以很多被人鄙視的事情他都能夠做。從孔子的語氣來看，他並沒有以此為恥，反以此為榮。 史記說孔子乃野合而生。他父親早有妻妾，66歲仍不依禮教搞「野合」，弄大了20歲少女的肚，生了孔子這個私生子。孔子三歲，他就死了，令孔子得不到父系家族的庇護，只好去做鄙事—管倉庫、看牧場，可能要搬運貨物，餵飼牛羊。但少年做鄙事，並沒有妨礙孔子成為一代宗師。香港的青年人是否爾生也貴，故不屑為鄙事呢？

2010-09-01

中共自誕生的一天開始，已在黨內搞民主選舉，為何搞來搞去都沒法有真正的民主呢？最大的原因是中共所講的民主，背後還有「集中」兩個字。他們稱之為「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不但要民主，更要集中。」他們是透過選舉的形式，把權力集中在中央，然後就在全國的範圍內要求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在這套思想的指引下，中共在搞集中的時候就雷厲風行；搞民主的時候就馬馬虎虎，連形式上的民主也不重視。 西方的政府，透過民主選舉獲人民授權後，也會把社會公共事務的管治權集中在政府手裡，但政府只管已立法的公務，不管人民的私務。中共則秉承中國父母官甚麼都要管的傳統，連人民如何談婚論嫁、生兒育女都要管。黨的旨意滲透入人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作之君，作之師。」這個中國傳統，令人民不但受管，還要受教。所以，每當需要選舉時，黨就可以教人民該如何投票。香港的政黨亦會教支持者如何配票，如何綑綁，反映他們有近似中共的基因。 民主的基礎是個人主義。選舉的目的是讓個人的意願在政治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而不是把組織的意旨強加在個人身上。在革命時期，中共或許不得不集中力量去爭取勝利；然而，若果在執政之後，還是一味強調集中，反而會令社會失去平衡，陷自己於被革命的困境。 在革命時期，中共鬥地主，分土地，把既得利益者的財產拿來共了，民眾當然支持。但革命成功後，中共自己成為了既得利益者，那權力集中就演變成財富集中。改革開放後富起來的人之中，相當有一部分是藉黨的權力而致富的。 今天，內地的貧富懸殊已日益嚴重，若不趕快進行體制改革，就無法制約黨的權力，令社會的財富可以得到較公平的分配，發展下去，社會的矛盾遲早會激發。 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引入黨內民主，避免權力過度集中，那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選舉必須定期進行，不容當權者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舉行。 (二)參選的門檻必須降低，否則沒有差額選舉，又與委任有何分別？ (三)選舉前得有公開辯論，好讓投票人有機會了解候選人的見解。這就需要讓黨員起碼在黨內有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並且不會被追究，否則競選何來競爭。 (四)投票必須以不記名的方式，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進行。 (五)點票工作必須接受監督的情況下進行。 以上要求，即使未能在選全國代表時進行，亦得先在選黨的中央委員會時落實。先由中央建立起良好的民主作風，然後才從上而下地向全國推行。

2010-08-31

昨文預期，中國民主發展的道路，將會是先有中共的黨內民主，然後才會有社會的全民民主，先以黨內民主制約高層的權力集中，待建立起一定的法制後，才向全社會推廣。這樣可以暫不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行起來阻力較小。 其實，民主制在希臘城邦開始的時候，亦是小規模地先在精英分子中試行的。西方先進國家最初也只是有土地有財產的人才有權投票，然後才發展到成年男性、再到女性，最後才是少數族裔。中國的情況特殊，先在中共黨內行民主，不失為可以一試的選項。 然而，要在中共內部先行民主也絕不容易，民主在中共可謂先天不足，缺乏歷史經驗。民主的理念本來並不與共產黨的理念相阻，馬克思要爭取的就是工人的民主權利。所以中共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斷高叫民主口號，直到當權後才叫少了。 事實上，中共在管治蘇區(中共的佔領區)的時候，為了發揮基層的積極性，的確曾樂於聽取下級的意見，實施過小規模的民主。當年很多去蘇區探訪的海外知識分子，也以為中共在蘇區已落實民主。 當年，中共是革命黨，加入中共是會殺頭的，共產黨人很多確是有理想的，他們相信民主應該是真心的。然而，當時的客觀環境並不容許中共在黨內實施民主。 在當時執政者眼中，中共是叛黨，故中共的黨員只能隱蔽地進行地下工作。黨員四散東西，互不認識，很難進行全國性的選舉。當年的革命領袖，要麼是打出來，要麼是由蘇聯老大哥相中委任的。兩派人馬經常有矛盾。黨內的權力鬥爭嚴重扭曲了黨內的民主建設。 在遵義會議之前，中共名義上的領導人是王明、博古。他們因為曾留學蘇聯，受蘇共賞識。中共奉蘇聯為革命先行者，又接受蘇聯援助，不得不受蘇聯影響，但當年在農村打游擊的土共，根本連這兩個人的名字也未聽過，心中當然不服氣。 由於在王明領導下，中共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損失慘重。毛澤東利用民意在貴州遵義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成功奪取了王明與博古的權力。所謂擴大會議，實質上是請了一批非正式代表一起來開會，表面上是聽取更多人的意見，實質上是破壞既有的會議規章，不依法辦事，先滲入「自己友」，然後強行要「少數」服從「多數」。中共的「民主傳統」就是這樣承繼下來的。 再者，在革命戰爭時期，一切講求效率，民主的成本實在太大，革命黨無法負擔得起。加上革命領袖都是強人，下屬容易因崇拜而盲從。在這種氣候環境下，民主的種子根本不容易萌芽。因此，中共現在即使真的想推行黨內民主，需要克服的困難仍有很多。

2010-08-30

早前出外公幹，回港閱讀舊報才得悉，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已被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與公職，移交司法機構法辦。 在內地，官員一旦被開除黨籍，表示已無可挽回，法庭多會按黨的取態，治以應得之罪。相反，若黨籍得以保留，之前所犯之事，法庭亦會網開一面，暫且(或者永遠)不予追究。 這分明是把黨的位置放在司法機構之上，以至在法律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只要找到黨內高層庇護，法庭也沒奈何。 這種社會環境，是導致貪污愈來愈普遍的主要原因。人們即使目睹有人貪贓枉法，也不敢輕易告發，擔心犯事者有高官做後台，反而惹禍上身，以至社會上缺乏正氣。 近年，內地不是沒有捉貪官，而且被抓的官員職位愈來愈高，連直轄市的市長也一樣給拿下來，不能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但人們仍會問，為何這些被抓的官員，長期劣行纍纍，絕非初犯，之前竟一直不被察覺？ 這說明，貪污在內地已十分普遍，人們已見怪不怪，習以為常，要去告發也告不得那麼多了。我真擔心，人們已視貪污為國家機器運作時必須施加的潤滑劑，缺此，機器就不能有效運作。 經過長年累月的適應，貪污已進入了中共黨員的DNA，成為遺傳因子的組成部分。難怪有中共元老說：「不肅貪會亡黨亡國，一肅貪先會亡黨。」可見黨與貪污已結合得難分難解了。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內地社會缺乏獨立的監察機構，黨的權力缺乏制衡。中共鼓吹一元化領導，黨委書記無處不在。法律由黨解釋，法官按黨的決議辦事。在這種情況下，黨員若有不當的行為，老百姓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是以貪污風氣一發不可收拾。 現時中共的官員，尚不至於只貪污，不做事；更多的應是邊做事，邊貪污；有些辦事能力還不錯，如陳良宇便是。因此，內地仍不至於民不聊生，並不存在著民眾揭竿起義，重建民主政制的客觀條件。要解決貪污問題，主要還得靠黨內部的進步力量。 中共黨內雖存在大量入黨為做官的貪污腐敗分子，但亦存在著一批希望帶領中國走向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為了令中國在全球崛起，為了中國可以有與其他先進大國並行競爭的能力，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有效的國家體制。 中共革命時代的第一批領袖，都已紛紛去世，像毛澤東，鄧小平這類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已不會出現，黨中央也得行集體領導制。這種形勢已有助黨內民主的建立。我相信，中國在行全民民主之前，須先行精英民主。 有黨內民主，中央領導人的權力就會受到一定的制衡；全面黨代表會議就有權成立有獨立權力，類似ICAC的反貪腐組織，肅貪才會真正見到成效。 我相信，香港要有民主，先得要中國有民主；中國要有民主，先得有中共黨內的民主。除此之外，別的路都不易行。

2010-08-27

毛澤東說，中共賴以成功的一項優良傳統是實事求是，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確如是，但當權之後，卻愈來愈假大空。中國人愛面子，共產黨又要講教條，行起事來自然無法切合實際。 我在內地營商，又從事一些環保與扶貧的工作，所以接觸到不同層面的內地法律，發覺毛澤東所說的優良傳統已經蕩然無存。內地的法律在起草時都寫得很完美，卻不考慮客觀上的可行性，結果必然是沒法全面落實，只好表面上說一套，行起來又是另一套。 以內地的勞工條例與環保要求為例，立法時，標準訂得比香港還要高，連香港的勞工團體與環保人士也說訂得好，常以此向港府施壓，要求香港的法例也應向大陸睇齊，說大陸做得到的，香港怎會做不到！但現實是，大陸的法例只是虛有其表，有些根本從未落實過。 大陸的勞工，在法律上可享有的福利比香港還要多，既有退休保障，又有教育與醫療補貼；既有最低工資，又有最高工時；若被解僱，還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賠償。但訂法例的人卻不考慮業界的實際情況，不明白以中國的生產力根本負擔不起這麼多的工人福利。業界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若要生存下去，就不可能遵照這樣的要求去做。唯一的出路，就是買通有關官員，過得關就算。而官員們又樂於有這些無法執行的法律，好讓他們隨時找到業界的痛腳，方便收取「通行費」。 現時內地抓貪官抓得多了，官員不敢隨便收陌生人的賄款，於是市面上就出現了專門提供勞務的公司。企業可以把自己的員工掛在勞務公司的名上，當員工是勞務公司聘請的，福利由勞務公司負責。企業與勞務公司之間只有商業性質的合約關係，因而不受勞動法管轄。至於勞務公司如何去遵守勞動法，企業就可以不理了。這樣的安排，不但民間如是，連一些國企也有利用。久而久之，勞動法已虛有其表。 又如物業買賣的增值稅，一般要收價格升值的30%，升幅逾倍的要收60%。大陸近年樓價升幅何只逾倍，理論上大部分二手樓宇轉讓時都得交大額的增值稅。然而，買賣雙方為了避稅，都不把樓宇真正成交的價錢報給政府。於是陰陽合同就普遍起來，即一份「陰」合作是拿來交易用的，另一份「陽」合同是拿來產權登記用的。陽合同上的價錢，有些還一直停留在十幾年前的價錢。所以，內地的增值稅例雖已有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卻從來未收到過增值稅。這分明與事實不符，但上級稅局卻可以任由下級稅務局長期收不到稅。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就是內地存在著太多不切實際的法例，大家都接受有些是沒法執行的，都早已習以為常了；只要能蒙混過關，沒有人想無事生非。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又何來會有尊嚴？因此，今後內地在立法的時候，寧願標準定得低一些，但一旦法例制訂後，就必須嚴格執行。如果繼續容許有法不依，那法例訂得再好也沒有意思。

2010-08-26

香港人去內地工作或做生意，最不習慣的是那種沒有法治的社會環境。他們講關係，不講合約；講情義，不講法律。他們要有了關係才和你講情義。為了建立關係，你就得一起去飲酒唱K，花費大量精神時間於業務無關的事宜上。   香港也有人靠拉關係來做生意，但不拉也可以，只要簽好合約，就可以透過法律去解決中途的波折。然而，在大陸打官司絕對不是一條可以依靠的途徑。官司的輸贏，與法律上的理據無關，而是看訴辯兩方誰有較深厚的社會關係網。你有朋友認識主審法官，他就找朋友去託主審法官的上司去施壓。如果你自己沒有關係，也會有自命有關係的人為你穿針引綫，教你如何透過送禮，去扭轉訴訟形勢。以至有時候，明明是對方違約，法庭竟判對方得直，還可以得到不合理的賠償，令守約一方反而吃虧。   這種文化，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破壞了市場機制的基礎──在自願自利前提下進行公平交易。這是內地經濟發展虛耗偏高的基本原因。內地如果還不下決心扭轉這種狀況，經濟發展將很快遇到瓶頸，不容易在人均生產值方面，追上西方國家。   有人認為，內地若想有法治，先得建立民主政制。這當然最理想，但現實上並不易行。中共的執政地位，是以打江山的方式得來的，怎會肯輕易放棄。現時亦不覺有透過革命推翻中共的客觀條件，比較值得參照的是台灣與南韓所行的途徑。   台灣與南韓原先亦行軍人專政，但隨著經濟起飛後，社會上出現了一大批知識水平較高的中產階級，他們手上已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自然希望有法律為他們提供私有產權的保障。這是推行法治須有的客觀基礎；否則，即使出現開明的領袖，民主也只能夠是菲律賓式的。   內地經過這幾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民間積累起來的財富已不少。這批第一代的財富擁有者，當中確有相當一部分，是靠權力與關係，趁社會未有法治，乘機掠奪公產而致富的。但他們不難發覺，他們嬌生慣養的第二代，一定不如他們那麼善於掠奪。此外，當他們自己不再是一無所有，他們亦不想再去鋌而走險。他們為了已經在手的財富，為了下一代的保障，一定會樂於看到法治的建立。社會有一套穩定的運作秩序，他們才有安全感。他們不想看到有權力的人可以繼續無法無天。   此之所以，近期內地已放權傳媒，在非政治議題上，對地方政府進行一定的監督；消費者遇到不公平待遇，也可以透過傳媒進行申訴。此外，地方若出現重大事故，主要官員亦得辭職，作政治問責。政府在施政時亦增加了透明度，行事需依照一定的程序。另一方面，被捕的貪官，級別已愈來愈高。這些雖然還做得很不夠，但已展示出官方的權力正受到制約。希望日後量變質變，法治真的可以在內地出現。  

2010-08-25

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總理溫家寶特來巡視。他在視察後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三十年來，深圳由一個只有幾萬人口，以農業為基礎的小市鎮，發展成一個逾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會，成績有目共睹。我手頭沒有統計數字，但我相信，深圳的生產力已不只翻了幾個番，而是翻了幾千個番，甚至過萬個番。世上應很難找到另一個城市，曾如深圳這樣高速增長過。 那深圳是憑甚麼這樣高速地增長起來的呢？簡單地說，就是靠政策開放──開放地引入外資，開放地容許全國人才來深圳工作，開放地容許企業按市場的需要去自行運作，開放地容許社會的成員憑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深圳的動力，主要來自企業，來自民間。它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模式，令民間的積極性不再受到束縛，深圳的成功，已促使全國都得仿效，從而令中國的經濟體系，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表面上，這些變化是經濟性質的，但實質上，這些變化都是極具政治意義的，而且是屬於根本性的。如果在文革時期，這些改革一定會上綱上線地被指控為想復辟資本主義。因此，不能說現時大陸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香港的政治評論員，常把政治體制的改革局限於選舉制度上，這是非常狹隘的看法。世上往往先得有經濟發展，才能導致政治改革；當個人有獨立生活的經濟能力後，才可能有個人投票權的確立。急不及待地在內地推行民主選舉，只會令政治矛盾激化，對人民沒有好處。 我認為目前內地最需要的，並非形式上的民主選舉，而是經濟運作上的有法可依。英國的法治是早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逐步建基的；大憲章實質上是皇帝與貴族之間的協議；大家各付出一些，以換取對方的好處。法治的起緣就是為共處制定遊戲規則吧了。 中共作為執政黨，需要重新定位，並自行約束自己的權力，以讓民間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政府的權力範圍，必須有明確界線。這樣，民間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空間，可以恰當地早作規劃。 此外，民間在從事經濟活動時，亦需要一套一貫的遊戲規則作依循，不用沿用殘酷的森林定律，否則又會導致交易成本高昂，生產效益比不上其他文明社會。可見建立一套法治系統，並不與中共維持執政的利益相衝突。 目前就想中共放棄所有特權並不實際，但中共應該縮窄特權的範圍，讓更多的人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裁決。這樣，不但可以改善營商的環境，還可以令人民有正常的申訴渠道，減少貪污腐化，令社會更為和諧。

2010-08-24

長期以來，地產投資者都喜歡投資港島區的物業，認為港島區的物業，檔次高過九龍區。在人同此心，並在行為上反映出來之後，港島區的物業，過去在升值幅度上，的確比九龍區優勝。然而，我認為，這種情況今後可能逆轉，投資者應加以留意。 港島勝九龍，有其歷史因素，但這些因素已起了變化。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人先奪港島，雖然再奪九龍新界。在時間上，港島佔了先行發展的優勢。 殖民地統治者，屬外來的入侵者，自知不受當地人歡迎，缺乏安全感。早期的港督府就設在維多利亞山頂，極不方便，怕得要死是也。九龍連接大陸，清兵可以一擁而下；但港島則有海港作天然屏障，安全性較高。所以，英國從一開始，就把政府總部與核心商業區設在港島，而殖民地官員，亦大都住在港島。在這種情況下，港島的地位自然高過九龍。華人為了方便做生意與辦事，只好向權力核心靠攏，在富者的追捧下，港島的樓價自然升勢凌厲過九龍。 不過，香港的殖民地時代已經結束，權力核心已轉移去了北京；加上近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香港的經濟動力，亦主要來自北方。九龍比港島更靠近內地，明顯在地理位置上已比港島更為佔優。 英國看中香港，是因為它的海港。當年的商務以海運為主，船泊在港島與九龍分別不大，英國人為安全計，才選擇優先發展港島。但現在海運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尤其是在人員的流動上，空運與陸運比重遠超海運。內地人來港，無論是坐飛機還是坐火車，皆先至九龍後至港島，九龍怎不近水樓台先得月？ 過海隧道經常塞車，去港島已變成了一種不方便。即使不計內地來客，純計香港本身人口，住在九龍新界的也遠比港島的多。去九龍返工遠比過海去港島方便，假以時日，九龍區的寫字樓當顯現出更多的吸引。近期，九龍區寫字樓的吸納速度已快過香港島，租金上升的速度也比港島快。這些都反映著用家的心態已有所改變。投資者一定會跟隨用家，故價格上很快亦會反映出來。 現時，西九龍新發展區的豪宅，價格已可媲美山頂南區，主要原因是不斷有大陸客捧場。大陸客不受太多的傳統地區觀念影響。他們見高鐵站與西九文化藝術區都放在九龍，而九龍望港島的風景，比港島望九龍還要漂亮，自然捨港島取九龍。 至於零售業方面，現時生意最好的是尖沙咀廣東道一帶，生意額已好過銅鑼灣。連旺角油麻地一帶，亦盡是大陸客。大陸客的消費增長已遠超歐美日本客。港島區過去做歐美日本客為主，現在已不是一種優勢。已有迹象，商舖投資者把注意力由港島轉往九龍，這種發展，在今後將會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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