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戰》 -
2014-06-27

「佔領中環」運動發起的電子公投「全民投票日」,將於周日結束,港澳辦及特區政府明言,所謂公投是「非法」及無法律基礎,內地黨媒《環球時報》更發表詞鋒辛辣文章,反而刺激更多港人投票,至今投票人次已高達逾74萬,不論投票結果是否具法律效力,但參與投票的市民用「選票」表達意見,政府亦應予重視。 七十萬對十三億 全民投票定政改方案已踏入第七日,累積網上及親身投票總人數已多達逾74萬人,相信直到本月29日投票結束,數字可望直迫80萬。不論投票數字如何令人興奮,國務院港澳辦早已定調,這是一場「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的」『公投』 ;然而市民並沒有因此而退卻,每一位投票的市民均是「明辨是非」,清楚明白這不是官辦的全民投票,明知這是一場沒有法律約束力的,仍紛紛登上網絡投票,擔心網絡安全的市民更無懼風雨、長途跋涉走到實體票站親自投票。 當面對數十萬投票數字,《環球時報》搬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十三億人多」社論,強調中央及特區政府均不會承認投票結果,並警告七百萬香港人,香港的政改問題,十三億中國人同樣有發言權。「十三億」,看似真的很大吧! 梁振英離港休假前特意高調回應該社論,一邊說「不同意這個講法……不應該將香港市民和中國人民對立起來」,另一邊說「無論公布的人數裏面有多少水份」,大多數參與的市民均是希望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意願。稍不留神,以為梁振英充大了膽,竟敢反對官媒;然而,仔細咀嚼內文,便知道他一方面污名化是次全民投票,對市民要求無篩選的真普選,仍是充耳不聞 。 執筆之時,Twitter傳來一張內地博客溫軍的貼圖,題為「內地人支持香港」,相中十多人拉起白底黑字的自製橫額,簡體字寫著「濟南人民支持香港人民的自主選擇」,而蹲在地上的手拿著「你敢讓13億人投票嗎? 《環球時報》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有13億人多」的大海報。 如果,當權者以為可以無視七十多萬人的意願,請謹記:且讓十三億人民投票,讓人民自主選擇的話,結果不會完全是你想像的!        公民起動陳小萍 理性同尋政改出路 過去幾天,不少網絡專家曾指出「佔中」的網絡投票機制蘊藏漏洞,一人可投多票,且投票系統缺乏監察,存在「造票」空間。然而,在執筆之際,泛民宣布已錄得逾70萬人次投票,無論當中有無「水份」,也絕非一個小數目,無疑反映了部分港人的聲音,中央及特區政府是難以視若無睹。 但筆者不認為這次投票代表了港人的主流意願。大家不要忘記,是次投票的三個政改方案選項是由兩千多名「佔中」支持者篩選出來的,三個選項皆含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元素,對於當時的投票結果,連陳方安生和湯家驊也公開表示過不滿,陳方安生更明言「6.22投票缺真正選擇」。戴耀廷在「D-Day3投票」後,也多次承認選舉結果不反映民主派的整體意見。後來,為了催谷「佔中投票」人數,陳日君及李柱銘先後表示「不需要糾纏選擇甚麼方案,最緊要去投票」。 試問一個由小圈子篩選出來,連溫和民主派也質疑其代表性的選舉,能夠反映社會大多數人的真正意見嗎?泛民的重量級人物更曾「洗腦式」表示「毋須理會投甚麼,最緊要去投票」,投票出來的結果有多大參考價值?何況「公民提名」顯然不符《基本法》,無論「佔中投票」結果是甚麼,也肯定沒有法理上的可行性。泛民以欠缺法律基礎的「全民投票」,炮製一個欠缺法理可行性的選舉結果,豈非「強法所難」?政府當然有責任聆聽市民聲音,但難道無責任維護憲法? 筆者完全相信絕大多數港人是渴求普選的,至於哪套選舉辦法最適合,也確實存在一定分歧。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身為政改命運的決定者,應在政治現實、法理框架及民意之間作出一個最大的平衡,在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下,提出並擁護一個民主成分最高的政改方案,讓「一國兩制」的實踐更加圓滿。依目前形勢,只抓緊法理,不顧民意;或只抓緊民意,不顧法理,政改也是沒有出路。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陳志豪

2014-06-13

立法會財委會上周五審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撥款,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大堂,事件最終演變成衝突,更要召警到場執法,財委會今日再開會,立法會將實施5項臨時措施,防範示威者再度「佔領」立法會,事件亦引起各界關注,建制派認為有必要制訂防範性應對措施,公民社會則認為,聆聽民意及撤回東北發展計劃,才是解決之道。    漠視民意才是立會衝突根源 上周五一班守護新界東北的村民及熱心市民藉立法會財委會會議,進入立法會大堂(圖),表達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訴求,並要求建制派議員面對群眾、不要出賣村民。事件發生後,建制派議員不但沒有正面回應群眾的訴求,反而轉移視線,指責關心新界東北發展的市民進入立法會大堂表達訴求影響大樓安全。 建制派議員群起抹黑和平示威群眾進入大樓表達訴求,有兩點事實必須要澄清和讓公眾了解:第一,事發當日的地點為公眾大堂,有公眾飯堂、圖書館等設施,日常公眾只需要在保安接待處登記或議員助理的協助下,便可使用立法會大堂的設施。第二,當日筆者亦在現場,當警員未到場「執法」時,示威者未有與立法會保安發生激烈的肢體衝突,反之警方到達後封鎖大堂入口,利用大量鐵馬阻擋市民表達意見,令現場情況混亂不堪。因此,出現衝突場面的責任絕對不在和平示威的群眾,立法會秘書處的決定,反印證小圈子選舉產物的崩壞和建制派議員害怕面對群眾。 真正要避免衝突場面發生的方法,並非簡單的加強立法會保安,而是立法會能否及如何體現真正的民意。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引發示威衝突的問題核心,是議會容許少數人操弄制度的暴力和維護這種腐敗制度的力量。當日的行動正好印證了制度有多暴力,反抗力量就有多大。與其要藉加強保安為由限制表達自由和只容許清一色歌功頌德,倒不如作制度性的改革,令立法會真正能成為彰顯民意的地方。希望大家「622」投票爭公民提名、爭取一個真正解決和避免往後發生衝突的制度!我亦藉此機會希望建制派認真回應民意,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不要再不遺餘力打壓示威,保衛東北卻無心無力。 社民連秘書長陳德章   立法會制訂保安措施須慎思 上周五立法會財委會討論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時,有示威者衝入立法會,與保安員衝突,結果警方介入。事件中8名保安員受傷。這令部分人士聯想起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並關注立法會的保安管理問題。 立法會在憲制上肩負多項重要職能,包括制訂、修改和廢除法律等。這些職能能否有效發揮對管治起着重要作用。若然立法會出現保安員無法處理的衝突時,難免要召來警方處理,以盡快恢復秩序。 有意見認為就着立法會可能發生的衝突,應制訂長期預防措施,例如不容許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大樓等。這是否最佳的處理辦法,值得商榷。 對於部分示威者而言,其目標是吸引眼球,令社會關注其訴求。當中小部分更藉此爭取更高個人知名度。而大多數示威者屬於不同團體,團體可能在一些情況下彼此有不同程度的競爭關係。政治活動的發展趨勢是「沒有最激,只有更激」。 即使立法會推出長期預防措施,願意付出更多人力物力,示威者仍會想盡辦法鑽空子,立法會防不勝防。另外,立法會推出長期預防措施,可能會引來更多示威者藉故挑戰,例如提出訴訟等,以吸引報道。立法會能否勝訴實在未知之數,但是引發的輿論討論加上訴訟,有心挑戰者肯定能博取更多社會關注。 較現實的做法是按個別情況,例如遇上較敏感事件、示威者事先張揚等情況下,立法會才推出臨時措施。情況就如今日財委會會議期間採取臨時措施一樣。 當然,立法會應吸取台灣的經驗,作出最壞打算,探討後備方案,在立法會原址被示威者「佔領」時,能否另行覓址舉行會議。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陳振寧

2014-06-06

「六四事件」轉眼25周年,這件血寫的歷史牽動無數香港人的心,年年這晚維園均燭光如海,今年更錄得破紀錄的18萬人入場同悼死難者,但六四亦是官方忌諱,特首梁振英表明特區政府不會評論事件,建制派亦經常呼籲港人放下歷史包袱,今年更有親政府團體打出「六四真相」旗號,指當年屠城是「謠言」,雖然如此,愈來愈多年輕人投身「毋忘六四」行列,足證歷史並非後人可隨意改寫。 若有一名德國人要攞和平獎 為何不是希特拉? 六四事件25周年,入場人次急升。假如當天十多萬人踏出維園包圍政總,要求港府轉達;或包圍中聯辦,要求上達民意,最終會否有出人意表的結果? 有指「港人應放下六四」,實在不可理喻。尤其對於自電視機目擊的人,六四事件不單是一場政治運動,亦與其人性有關。古語有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撇除是否認同學生政見,凡得知軍人開槍屠殺學生,豈有不流淚不氣結之理?如同孟子性善說所云,此舉並非要討好誰,也不必備受國際嘉許,乃是由心而生。那些「不清場、不開槍,不會有今天的中國」之說,與「沒有納粹、沒有希特拉,就沒有強盛德國」毫無分別,同樣泯滅人性! 依筆者愚見,「毋忘六四」,一是為自己的良心,亦是文明之義。現今世界文明不單在乎於科技進步或經濟發展,高舉民主、人權,信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乃是橫越多個世紀、國度的文明基石。「八九民運」見證了共產黨對人權的輕視,也挑戰了現代文明的底線。港人「毋忘六四」實不單為了良心與公義所致,亦是體驗我們對原則及真理的信任程度。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毋忘六四」不在乎用甚麼方法、在甚麼地方哀悼。更重要,是在晚會以外,多年來我們有否拾起當年學生,那種擔起社會公義、敢於向政權叫陣之特質。「毋忘六四」之餘,我們香港人,又能否實踐我們所相信之人權、公義,與國際社會一同捍衛民主——最低限度,是在懷有中華氣息的土地上,無畏無懼,爭取我們自己的自由民主。     新民主同盟社區主任古俊軒 尊重歷史,先要客觀全面認識歷史 25年前,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集會示威,其民主愛國的訴求,大大牽動了港人的心,引起了逾百萬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往後更每年舉辦「六四」集會,出席者動輒數以十萬計。無疑,「六四」是本港政治的一個深刻圖騰,「六四集會」更是香港政治運動的鮮明部分,加上現代社會資訊發達,互聯網有大量關於「六四」的資料與討論,任何人皆觸手可及,希冀港人忘掉「六四」,是不現實的。支聯會憂慮港人善忘,連年祭出「毋忘六四」的口號,未免杞人憂天。 歷史固然不會被抹去,然而,只記著過去發生了甚麼事是不足夠的,到底歷史如何影響當代,甚至「歷史的真貌」是甚麼,其實更值得我們深究。 像大多數八十後一樣,「八九民運」期間,筆者還十分年輕,對「六四」不算有第一身的感情和觀察,我後來所認識的「六四」,離不開其他人的視角和詮釋,確實有一定局限性。為了更全面了解「六四」真貌,擺脫其他人的主觀影響,筆者建議大家主動地循多個渠道搜集相關資料,例如書籍、文章、圖片等,絕不能單靠一個渠道被動的接收訊息。 畢竟,缺乏全面、客觀、深入的認識,也就談不上真實不真實。就像一個瞎子,摸到了象腿,便以為大象是粗大的圓柱體;摸到了象耳,便以為大象是充滿皺紋的扁平狀。其實,在一些未親身經歷過的歷史面前,你與我又何嘗不是瞎子?從多方面了解事件,不斷力求真貌,才算是尊重歷史的態度,才有資格作出進一步的反思、檢討、批判。 另一方面,縱使「六四」是政治性的歷史事件,我們亦要提防歷史被當下的政客所利用,轉化成政治工具,甚至作為募捐的平台。以過去幾年為例,在「六四集會」當晚,維園外總有不少形形色色的政黨或民間組織擺街站籌款,發表與「六四」無關的政治宣講。如政黨需要爭取資源,可以有很多方法,為甚麼偏要借助悼念的機會?試問這算是對「六四」的尊重嗎?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

2014-05-30

特首梁振英上周到立法會,激進派議員一如以往在議事堂叫囂及擲物而被逐,結果令答問大會被腰斬,梁振英事後「例牌」譴責議員行為,但無向立法會伸出橄欖枝,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則形容,行政立法關係已達臨界點,一語道破目前的僵局,但輿論對如何化解則各執一詞。    請保皇議員們文明點吧! 的而且確,市民對議員在立法會發動拉布戰有不同意見,尤其主流媒體幾乎眾口一詞站於建制一邊的年代,要掌握充分資訊再作獨立思考與判斷的空間已愈見微小。 保皇黨頭頭當然「食住上」,更振振有辭的提出要設立懲罰機制及收緊議員的議事權利,讓尊貴的議會變回文明的議事堂。我的問題是,議員拉布抗爭就是阻礙議會運作了嗎?又或,議員向官員擲物叫囂,就是不文明了嗎? 你當然可以說,議員投擲物件擊中官員的話,會構成人身傷害。但有關官員大可報警拉人,這方面議員們可沒刑事豁免權的。可是,議員拉布及辱罵官員,卻是少數派僅有的抗爭的手段。莫說歐美等已行「真普選」多年的民主國家,議員拉布的權利還要得到維持及尊重,更何況現時有一半議席由功能團體操控的偽民主議會,少數派議員這稀有的權利更見彌足珍貴,是代議士少有可替市民發聲的出氣口。 議會民主的本意,是讓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可在議事堂內就不同的理念立場及具體政策進行爭辯。而且辯論愈激烈,細節就愈透徹,人民對爭議性的法案了解就愈明晰。反過來,民意會影響政黨及議員的投票取向,而最終落實的法案也會更紮實,更容易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反觀偽議會制下的香港,政府想要通過的議案,只要得到保皇議員的支持,幾乎無需辯論已十拿九穩地通過,但代價是議會民主的本意被割喉扼殺,而代表現代政治文明的民主精神亦被掃地出門。 保皇黨若要借題發難,請先捫心自問立法會如何給你們玩爛弄髒。若不自省而駡人,以為掩人耳目繞過不民主議會的實質,就可衝著少數議員的「不文明」行為向議會權力「開刀」,結果只會讓「制度性暴力」加劇。即使最終激進議員的「小兒科」式抗議落幕,但更激烈的群眾抗爭只會轉到街頭作舞台!故懇請特區權貴及保皇議員們學會文明點吧,讓香港可落實真正普選,讓議會做回真正的議事堂! 工黨副主席譚駿賢   放下意識形態才是出路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陳偉業和陳志全因在議事堂上擲物、拉布,破天荒導致立法會會議被腰斬。3人所為,情何以堪?有人說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原因為何?泛民主派基本上袒護搞事3子的行為,這背後反映甚麼? 筆者認為這至少反映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導致一部分人士對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產生排斥甚至對抗情緒,特區政府首當其衝正是他們的頭號敵人。對這個所謂「不公義」的政府進行「拉布」,甚至出言侮辱特首,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義不容辭」。 意識形態往往是導致一個社會分裂甚至內戰的最有力武器,上世紀因共產主義崛起和英美領導的資本主義的對抗,產生了不少內戰,分裂了德國、韓國甚至東西歐。香港因受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意識形態影響,對任何無採用西方一人一票選舉模式的國家,包括自己的祖國都具有一定排斥性。然而國情如何,歷史的脈絡,卻沒多少人在意。歸根究底,正是意識形態作怪。 究竟每個地區把西方民主選舉模式照搬,是否符合當地人民整體利益?烏克蘭顏色革命後多年,民主選舉有了,但今天依然民不聊生,親歐美派和親俄派依然在決鬥。泰國也是擁護西方民主選舉的國家,政爭從來無令國家穩定過,最近要依靠軍人巴育插手平息動亂。世界上每個地區應按當地實際情況設計其政治制度。推動社會進步時,是否需考慮其執行方式?付出的代價?對整體利益的影響?高舉某種理念或意識形態旗幟,忘卻實際情況,用這種態度進行任何改革,皆落得失敗收場。 今天人們推動「佔領中環」及議會拉布等,同樣中了上述謬誤。哪怕是最簡單的行政立法關係,立法會議員的職能既要監察政府運作,同時也應協助政府做好施政,今天很多議員無限放大其監察功能(即凡事對著幹)的理念,忘卻了實際上應協助政府施政,何嘗不是犯了上述毛病?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主席周浩鼎  

2014-05-23

立法會撥款條例草案因議員「拉布」,未能在政府預計的「死線」前通過審議,令政府出現財政危機。政府官員連日批評「拉布」影響民生及政府運作,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日前更宣布「剪布」,就議員發言設時限,引發「拉布」權和「剪布」合理性的爭議。 行開啦 ? 不如你企開啲啦! 立法會內有議員以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派錢進行「拉布」,至今已一個多月。曾俊華為此先後發表兩篇網誌批評「拉布」議員,其中一篇更以《行開啦!》為題,指「拉布」會造成政府「財政危機」及公帑損失,並拒絕再次申請臨時撥款情況下作「最壞的打算」與各政策局商討應變方案。 「拉布」不是新鮮事,一直主要由議會的少數派透過各種方式,拖慢一些無法否決的特定議案審議及至投票的過程,逼使議會多數派退讓。是次拉布有議員提出約千項修正案進行「拉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職權其中一項便是「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行使方式便是議員就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所以實際上議員「拉布」是正履行其立法會議員職責,大家可以不同意他們於議會履行職責的方式,但不能否定其合法性。 在外國,「拉布」亦非新鮮事,亦有「剪布」機制,但其要求較高,以美國為例,參議院必須要有五分之三的參議員通過才可終結「冗長辯論」。因為他們很清楚,在議會內自己所屬黨派無可能永遠是多數派,故會尊重彼此的發言權利而不會隨意「剪布」。 議員貴為民意代表,是否進行「拉布」則屬政治判斷,其行為亦需向選民負責,若選民不同意,自然會以選票懲罰。說到底,「拉布」的關鍵,在於政府及議會多數派是否根據民意制訂及推行政策,若一眾政府官員及多數派議員還是冥頑不靈堅持不聽民意,令市民不耐煩,那麼我們也只好回應曾俊華一句,『企開啲啦!』。                    九龍城區議員楊振宇 捍衛拉布權利 規範剪布機制 財政預算案「減甜」,未有回應部分政黨提出訂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訴求。社民連及人民力量議員遂掀起新一輪拉布戰,務求迫使政府讓步。雖然不少民調表示香港市民普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然而這次拉布戰並未引起很大迴響,其他泛民成員亦不作參與,更可預期政府不會輕易讓步。可見,這次運用拉布策略似乎是出於政治姿態,多於相信策略能夠達到目的。香港立法會分區直選採用比例代表制,只要取得約百分之十的選票便幾乎可獲一席,所以議員以拉布宣示立場是可以預期的。政府挑選這個遊戲規則,便要承受這種制度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拉布雖然影響政府運作,但政府有責任用盡一切方法確保行政部門運作暢順,如改變議案次序使關乎民生的迫切議案先作討論,以及申請臨時撥款等。然而,政府竟因為不能姑息拉布行為而不採取任何方法,純粹以「財政懸崖」製造恐慌,與拉布議員拉鋸博弈,是否負責任的做法? 拉布是世界各地的民主議會內常見現象,卻被建制派視為洪水猛獸,認為它是危害香港發展、浪費公帑及耽誤時間的偏激手段。然而,香港議會自回歸以來首次拉布正正是由建制派議員在1999年發起。這次拉布成功爭取時間,使建制派議員有足夠票數「殺局」(解散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議員沒法能預測自己將來會否運用拉布策略,而拉布的確能使少數派表達反對聲音。所以,每位代議士都應該捍衛自己拉布的權利。 當然,一個成熟的議會應該有一個有規範的剪布程序。然而立會的現行做法是由主席據《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賦予的酌情權剪布。這種依賴主席主觀判斷自行裁決的方法,在高度政治化的議會必定引發爭議。筆者建議修改《議事規則》,使剪布機制規範化,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當中亦能一定程度保障拉布的權利。西方議會普遍由大多數議員表決終止辯論的剪布機制,把剪布權移交到議員手上,值得參考。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朱浩霆

2014-05-16

「佔領中環」運動將於下月22日舉行全民投票日,讓全港市民「三揀一」,由於三個入圍方案均有公民提名元素,在泛民內部引起爭論,溫和民主派明言欠缺選擇,而政府及建制派近日亦開始潑冷水,質疑全民投票的代表性,泛民能否動員市民投票,將是與政府爭奪民意的一場考驗。 政改話事啤 上星期佔中「商討日三」在二千多名支持者投票下,選出三個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供全港市民於6月22日全民投票「三揀一」。在學界及人民力量的動員下,兩者的方案順利高票跑出,泛民各政黨為成員的真普聯「三軌方案」以較低票入圍;其他沒有公民提名元素的十多個方案,儘管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原則,但得票都遠遠落後於三甲,緣盡622。 過去一段日子,泛民非公提派對上述結果表達不同層面的失望及解讀。由一班佔中支持者挑選過的方案再交由全民選擇,恍如先作篩選。到622之時,那些認為公民提名並非必要的市民,甚有可能認為沒真正選擇而不去投票,造成投票人數失去代表性的客觀後果。 對茹素者而言,要在一家只有本地肥牛、手切牛肉及美國肥牛的火鍋店中吃頓安樂茶飯的確強人所難。情況就如非公提派所面對的一樣。加上「商討日三」只為佔中支持者而設,投票結果在合理範圍之內。此刻非公提派考慮另設平台,以從另一角度爭取普選,其動機不應被公提派懷疑。這場政改戰場上,誰也不應獨佔道德高地,任何口舌之爭更只會模糊爭取普選的焦點: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 不管茹素茹葷,都關心622全民投票人數多少,是否足以展示實力。無論結果如何,估計高官與建制派一樣會嘴巴硬,就像2003年超過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2012年連續一星期10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反國教,他們最初都會死撐,辯稱有更多沉默大多數在支持政府,但最終都要屈服於民意,撤回23條、撤回國教。政改不盡然是賭話事啤,但政府應吸取教訓,及早回應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而非又一次迫香港人「晒冷」。 公民黨執委楊岳橋 「佔中」欠理 泛民內訌 由「佔領中環」運動倡議的全民政改方案,一直都以「自編、自導、自演」形式進行,從組織多場非公開參與之商討日,不透明地訂立選案規則,安排所謂「國際專家團」篩選入圍方案,再交由其擁護者選出重點具「公民提名」的三個方案,以予舉行其後的「全民投票日」;整個過程明顯欠缺可選擇性和隱含嚴重的導向性,亦可見投票程序和模式都未能達至合理的水平,這豈不是與其倡議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原則背道而馳嗎?有報社進行民意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者表示不會參與電子公投,結果已初步反映了該組織的行動不為市民所支持。 事實上,「佔中」運動可說是激進的概念,主流社會都不會接受,民意基礎根本十分薄弱,如上文所述,舉行那些自稱「全民表決」之投票活動,基本缺乏真正的民主主義,而且引起泛民內訌,亦說明做法在小群體內都未能達至共識,放大至整體社會更難得到認同,因此任何的結果都完全沒有代表性! 探索民主政制的演變也是體驗文明的其中一部分,需要經歷討論、協商和決議的過程,若以脅懾方式來達至某一小撮人的極端政治理念,此為香港一貫以法理為核心價值所不容的事實。筆者相信全體香港市民都渴望見到政制向前邁進,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而非像那些激進分子意圖推翻憲制下的《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斷送了全港整體利益和未來,大家要向他們說不!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張國樑

2014-05-09

高鐵工程延誤和嚴重超支事件被傳媒揭發後,風波繼續擴大,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與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雖已就隱瞞工程延誤而公開道歉,但立法會議員及公眾並不收貨,張炳良更首當其衝,備受下台壓力,而港鐵昨宣布,韋達誠明年8月任滿後不再續約,但強調有關決定與高鐵工程無關。至於高鐵風波持續多久,觀乎政府與港鐵如何善後平息民憤。 港鐵,這個兩不像怪胎 要數近期最為聲名狼藉、形象惡劣的公共事業,肯定非港鐵公司莫屬。由港鐵負責管理的高鐵建築工程項目出現延誤,更涉嫌於去年向立法會虛報進度。政府官員和港鐵負責高層更愈說愈糊塗。運房局長張炳良更要面對立法會的問責和不信任動議,有下台壓力。 另一邊廂,港鐵近年服務表現已令市民極失望和詬病,包括經常發生嚴重事故並延遲通報;去年盈利高達132億元,仍按「可加可減」機制加價3.6%;部分路線載客量飽和,要增加載客量竟考慮減少座椅,罔顧傷殘人士和長者需要等,實在俯拾皆是,罄竹難書。上述種種當然可從技術層面作深入剖析,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找出導致港鐵近年百病叢生的癥結——港鐵是「公營機構與私營上市公司之間的兩不像怪胎」。 目前港鐵肯定是集私營和公營兩者之短,而沒有兩者之長。作為政府佔大股份的機構,港鐵一如很多由政府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擁有經營上的專利,也獲得政府在政策上傾斜優惠,毋須面對真正市場競爭。獨家經營,一鐵獨大,加上鐵路沿線上蓋地產項目,賺個盆滿缽滿。 但另一方面,政府即使持有港鐵七成半股權,在董事局內有三名官員,卻往往以「照顧上市公司小股東利益」為藉口,拒絕對港鐵作更嚴謹監管。 筆者有理由相信,港鐵近年事故頻仍,是成本控制上「私」心為本,盡量壓低開支所致,故系統更新和維修問題叢生;而高鐵工程延誤事件亦反映港鐵不以「公營機構」身份看待向公眾問責的需要,心存僥倖,以「私」念操作,圖自行解決後瞞天過海。如果不在體制上徹底改革港鐵這種兩不像怪胎,則追究瞞報高鐵工程延誤事件,又或短暫煞停港鐵的加價等,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目前政府政策給予港鐵專利及大量優惠下,真正的私營根本不可行,唯一之途是考慮全面回購港鐵的股份。以4月29日的港鐵股價加上收購所需的溢價計算,要回購所有已批出股份估計約需500億元——這不及政府於2011年用於「派糖」的開支,實在值得社會認真討論。  民主黨中常委尹兆堅 加快工程進度  完善監督機制 高鐵工程(圖)延誤導致損失,政府局方和港鐵高層責無旁貸。傳媒一直盯著高鐵興建進度,發揮監督作用,過去亦有揭示延誤情況,似乎未能喚醒政府局方和港鐵高層的重視。今時今日,港鐵公布工程大幅延遲兩年,令人詫異,整件事鬧大了,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港鐵主席錢果豐、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才向公眾道歉,可謂咎由自取。 事件顯示:一.政府局方對高鐵工程進展監督輕率,沒有主動及時掌握進度;二.港鐵高層自信過高,未能正確評估工程難度;三.政府局方及港鐵就高鐵工程的監督機制和溝通機制不完善,以致政府局方沒有全盤資訊即時回應查詢;四.輕視公眾對高鐵的關注,未能及時向公眾披露工程進展及解釋原因。 現時,有輿論興師問責,要求張炳良下台,或要求錢果豐、韋達誠辭職。有街坊問筆者怎樣得知:工程最新進展?港鐵如何追回或縮減延誤的工程時間?何時可以正式和內地高鐵接連?居民的想法是盡快開通,盡量省錢,方便來往兩地。這些居民的關注卻在媒體上少見,港鐵在報章上刊登廣告,刊載錢果豐和韋達誠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辭全文,我們只是知道工程由2015年通車延誤至2017年,其他自我讚揚及解釋的文字,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公眾已更關注高鐵的進展。港鐵除了要應對政府局方、立法會議員、傳媒的追問,似乎沒有考慮如何直接向公眾交代?港鐵的公關部門是否可以發揮作用,向十八個區議會解釋?港鐵有否考慮日後在傳媒上、網站上更好的披露進展及遇到的難題情況?港鐵會採取甚麼補救措施盡量追回進度?如何完善與政府局方、立法會、公眾的監督機制?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洪錦鉉

2014-05-02

一名內地幼童在旺角隨處便溺,事件由街頭風波釀成中港大戰,內地網民發炮還擊,揚言在五一黃金周發動小孩來港便溺,內地官媒亦推波助瀾,令中港矛盾升級,特區政府的「包容論」,恍如點燃炸彈,進一步激化香港民情,輿論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檢討自由行等政策,否則中港衝突會愈演愈烈。 蘇錦樑,未掂先囂! 最近,一對內地夫婦讓2歲男童在旺角街頭當眾大便,恰巧被路過記者拍照,男童父親搶記者記憶卡,有人出手阻止引發衝突,激起中港一場爭論。內地官媒更直指拍照者比便溺男童更不文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亦表示「包容係最好嘅處理方法」,令不少港人震怒。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自由行政策以來,內地來港旅客愈多,香港變遷亦非常大,熟悉的小店都漸變為金舖和藥房,四處都遇到行李箱和旅客,一起逼搭港鐵,街道也非常擠逼。港人的不滿情緒其實已積累多時,但卻一直得不到政府回應,反而被梁振英怪責「未富先驕」,蘇錦樑又要港人「以和為貴」包容文化差異,甚至「多等一班車」。究其實,就是過份著眼自由行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對大財團的利益,而無視香港不少人面對的苦況。 環境轉變,無論是小店愈搬愈遠,還是港鐵愈來愈逼,筆者與一眾港人都感同身受。眼見有內地旅客讓小孩隨地便溺,筆者固然不能接受,但卻又明白即使連港人要在旺角西洋菜街找出個廁所,也不是一件易事,更何況旅客。我們固然不可能「包容」隨地便溺,甚至可說應加強執法,不過論到核心,卻是我們香港有否足夠配套(公共交通或廁所等)承受大量來港旅客?再深一層,就是政府有否責任去保障我們各行業的生存空間,防止內地資金主導香港經濟,令經濟單一化,確保社區有各式各樣的店舖行業? 然而,從公屋商場及港鐵的私有化,從拒絕實施租務管制等政策均可證明,政府退出公共領域,不願意承擔任何責任,是故中港矛盾的元兇乃是中共以及特區政府自己。 如果不徹底檢討自由行、一簽多行等政策,如此中港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黃浩銘 不用一跳便至誰「不文明」的問題 近日一名內地孩童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街頭便溺(圖),遭途人拍攝,發生孩童家長和途人的衝突。事件迅即引起香港和內地社會關注。隨着香港和內地網民、媒體等參與,一場誰「不文明」的罵戰如火如荼地展開。 然而這件事在提升至誰「不文明」的高度前,社會可先考慮以下情況:如果孩童家長能輕易找到諮詢人員或諮詢中心並提問;如果孩童家長已取得標示廁所位置的地圖單張;如果有諮詢人員主動向孩童家長提供資訊並作引導等,或許這場誰「不文明」的罵戰根本不會發生。 以上多個如果的情況旨在指出香港旅遊業快速發展,旅客數量急增的同時,配套根本未能跟上。這不單是指興建新酒店、商場等需要較長時間處理的配套。 多個國際旅遊城市都會在旅客集中地設立旅客諮詢中心,內裡員工能解答旅客的疑問,並有多種語言的小冊子、地圖等可供旅客免費取閱。值得一提,韓國首爾的旅遊區例如明洞、仁寺洞、梨大等更有穿着紅色背心的觀光諮詢人員,他們會主動向旅客打招呼,並提供多種語言的諮詢服務。 反觀旅發局只有四個旅客諮詢中心,分別設在機場、山頂、尖沙咀和羅湖。而其他旅客集中地如銅鑼灣、旺角等都未設有旅客諮詢中心。諮詢服務的缺乏和被動是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其實設立更多旅客諮詢中心、印製旅遊區地圖單張以至設立觀光諮詢人員制度、與智能手機程式商合作等並非難事。這些工作既可為旅客帶來極大方便,也可減少矛盾和衝突發生的機會。如果政府能重視這些「小事」,指責對方「不文明」的罵戰發生的機會有望大大減少。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陳振寧

2014-04-25

最新一份審計報告披露,先後獲政府注資2.5億元的盛事基金,成效不彰,誇大吸引旅客及創造就業職位的數目,報告更揭發獲基金贊助的「香港龍獅節」,嚴重誇大活動的就業人數,甚至把幼稚園生和小學生列為受薪表演者,引起公眾譁然,有輿論認為,政府應公開基金帳目及徹查事件,以挽回公眾信心。 為公帑嚴格把關 徹查盛事糊塗帳 審計署炮轟盛事基金所資助的「盛事」,吸引旅客及創造職位成效不佳,更有盛事因造成負面輿論受到財政懲處,甚至有疑似出現主辦機構與代理人涉利益衝突、帳目混亂及漏報收入等不當行為。審計報告亦指出,獲資助的高爾夫球公開賽僅得6%門票公開發售,形同「自己人派對」。部分資助項目如帆船大賽及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皆屬富裕階層玩意,盛事基金資助這些活動,予公眾有「富人落單.庫房埋單」的感覺。 審計報告又質疑有主辦機構呈報的創造有薪職位數目有誇大之嫌,如今年初舉行的龍獅節,僅約1,850名有薪表演者,遠低於承諾的3千個,且當中至少410個「有薪」表演者由學童填數。龍獅節籌委會召集人陳鑑林解釋,因向出席學童支付車馬費,故將他們算成受薪人員。但說法與事實不符,實則多間參與學校的通告顯示,交通是由校方與家長安排。另外,積極力撐高鐵工程的高志森,其劇團參與合辦的資助項目在申報上亦出現「混帳」。 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未有為公帑嚴格把關,旅遊事務署對基金的運作監管不力,撥款機制與帳目交代含糊不清。面對這筆糊塗帳,廉署早在2010年已關注基金是否有必要繼續運作,更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把餘款退還政府停止基金運作。政府卻背道而馳,在12至1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增撥1.5億元,延長盛事基金運作五年。在立法會財委會的討論文件中可見︰為鼓勵盛事長遠可以自負盈虧方式持續舉辦,評委會決定,如屬「再次申請」的項目獲批准,資助額會被縮減。但同一文件亦可見︰評委會日後會視乎再次舉辦的活動是否適合獲基金資助和其往績是否令人滿意等因素,酌情釐定資助額。而龍獅節獲批的資助額,由11年的100萬,增至14年的150萬。如此說來,不禁令人懷疑盛事基金的布局,是為滿足龍獅節籌委會等建制組織獲源源不絕的資助而度身訂造。 為釋除公眾疑慮,負責任的政府應趁盛事基金新一輪撥款計劃仍未展開申請之際,暫停基金運作,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基金所有資助項目的帳目,嚴正查辦失職及枉法的人員。         新民主同盟社區主任李世鴻 革新盛事基金 提升其價值 審計署作為一獨立部門,專責審核各政府架構的帳目,確保公帑用得其所,資源運用合乎效益,其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在審計署的嚴厲監察下,高層公職人員如芒在背,不敢亂花公帑,做官原來一點也不爽,市民的利益自然更受保障。可是,對於新一份審計報告(圖)有關「盛事基金」的批評,筆者未能完全認同。 作為旅遊事務署轄下的「盛事基金」,其功能在於推動更多文化、藝術和體育盛事項目,提升香港旅遊業的競爭力。在這樣的角色下,批評「盛事基金」未能創造大量中長期職位,其實並不公道。畢竟,不少盛事往往是一次性的,而創造就業機會亦非該基金的主要功能。不過,如著眼點在於基金方面誇大或涉嫌誤導公眾其創造職位的成果,則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另一方面,審計報告批評盛事基金拒絕盛事申請資助的比率偏高,69%申請遭拒,由基金成立至2014年2月,只有24項盛事獲批撥款。從正面看,這豈非該基金的審批過程嚴謹的表現?難道逢申請必批才是好事?在獲資助的盛事項目中,亦有9項(41%)受財政懲處,被扣減資助額,這難道又不證明了該基金嚴格監督獲批盛事項目的執行? 當然,「盛事基金」設立5年以來只有24個項目獲批,當中多數是地區性質的活動,吸引力有限,其成績難以稱得上理想。然而,有評論提議廢除該基金,又未免矯枉過正。說到底,設立一個基金以推動盛事項目,還是有意義的,我們應聚焦於全面檢討,改革該基金,提升其價值。例如盛事基金過往在吸引國際盛事來港舉辦方面遇到甚麼困難?未來如何改善?該基金的評審委員會是否可引入更多成員,特別是更多立法會議員,以加強代表性?基金是否可多作宣傳,鼓勵更多本港團體嘗試申辦盛事?基金帳目可否更全面和具體地公開,以釋除市民疑慮?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

2014-04-11

內地護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提出,香港未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將內地《國家安全法》在本港試行,此言一出即引起千重浪,饒戈平隨即澄清並不代表中央意見,特區政府亦重申現時無計劃就23條立法,但事件爭論亦引申若香港出現緊急情況,中央可根據《基本法》18條將內地法律在港實施,不論18條或23條,均同樣觸動香港人的神經。 脆弱的一國兩制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內地法律學者饒戈平(圖),在一個月內多次發表言論打擊香港民主自由,先是「一錘定音」否定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最近又建議將內地《國家安全法》在香港試用,引起社會譁然,連傳統左派也亮出《基本法》作擋箭牌,劃清界線;而饒戈平亦立即澄清言論既不代表自己,也不代表北京立場,只是歸納內地學者意見,更不願多談背後的法理依據。 面對難以拿揑的輿情,北京最高領導層往往會透過非官方人士發表「個人意見」,試探社會對個別敏感政治議題的反應,從而適當調整全盤部署,避免在政治上進退失據。由此可見,中央仍未掌握當前香港政治形勢,不惜犯險,窺探民情虛實。然而,饒戈平卻說漏了嘴,言論引證了北京政權僅視23條作用等同港版《國安法》,變相肯定港人當年的憂慮,絕非無的放矢。 其實,香港實施的所謂「一國兩制」是相當脆弱,北京絕對可隨時大筆一揮奪去港人珍而重之的自由。從饒戈平言論可見,在內地法律學者眼中《國安法》茲事體大,必要時可透過既定立法程序,將之引進香港實施。而回歸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先後三次將7條內地法律寫進《基本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實施,毋須經立法會審議,異常簡單。北京會否不惜政治後果,將其主觀意志循此途強加於港人頭上,乃屬未知之數。 但就算23條未有立法的今天,假使香港社會發生不能控制的動亂情況,人大常委會也可根據《基本法》第18條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便可將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控制局勢。但中央絕不甘心於此,誓要將安全系數推至最高,利用層層金剛圈將香港緊握於股掌之中。 北京對於香港遲遲未能就23條立法,始終耿耿於懷,斷定人心尚未回歸。究竟中央何時按捺不住,會親自出手呢?              工黨社區幹事趙恩來 23條立法並無迫切性 有報道指內地法律學者饒戈平建議,若香港短期內未能就23條立法,可考慮在香港試用內地的《國家安全法》。雖然饒戈平後來透過媒體澄清,這並非他的個人言論或中央的意見,只是引述內地學者意見,但這言論亦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作為法律學者,以23條及《國安法》作為學術問題去討論,這點應該尊重;但若從政治角度而言,23條立法可謂沒有迫切性。當然就23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這點已不用贅言再辯。但現時的香港,其實有更迫切的議題需要處理,除了特首普選外,房屋、土地供應、人口等政策問題,以及扶貧、退休保障等民生問題,都是香港政府及社會所急需解決。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曾因有個別人士擅闖軍營,指出有需要盡快就23條立法。這其實也有點誇張,當然擅闖軍營是嚴重罪行,但是次事件後,警方已快速逮捕疑犯,並交由法庭審理。而就王振民的言論,律政司長袁國強亦回應指香港有相關法例處理有關事件,就此而為23條立法並無必要。 回到條文,《基本法》23條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這一句其實很清楚,23條的立法是由香港特區自行負責,亦是香港高度自治的表現。整條23條沒有定明立法限期,其實亦是中央對香港的尊重。如果真的因為沒有在一定期限就23條立法,然後改用附件三以加入《國安法》,在法律上違背了《基本法》的原意,相信中央也不會以此路進。 《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也是「一國兩制」的基石,香港的任何改變,都不應背離《基本法》。正如未來特首選舉,《基本法》明文規定特首候選人是提名委員會所提名,我們應該跟隨;23條是由香港自行立法,我們亦不應該違背。無論是內地學者還是本港的政治人物,對他們提出不符合《基本法》的提議,基於言論自由應予基本尊重,但最終的做法還是應該緊隨《基本法》。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甘文鋒

2014-04-04

全體立法會議員將於本月12日到上海展開為期2日的考察訪問,此行焦點為與兩名中央官員交流政改,泛民主派經擾攘多時,最終同意參加上海之旅,與京官直接對話,不過,中央對政改立場強硬,泛民亦擺出高姿態反對任何篩選,相信雙方難藉一次溝通化解分歧。 面對政治show,泛民更應豁出去 中央邀請立法會議員包括泛民主派到上海訪問,還安排議員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會面,討論香港政改問題。突然一改強硬的姿態,看似表現善意的一面。 會面能否達到良好效果和收窄分歧,視乎中央會否改變在政改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切切實實聽取香港市民對普選的意願,實現合乎國際標準的普選。但觀乎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多次重申中央對普選的「一個立場及三個符合」,堅持普選不可照搬外國模式,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羅范椒芬亦表示中央想由提名委員會把關,阻止對抗中央和不屬於「愛國愛港」的人士成為候選人;以及林鄭月娥「一錘定音」的言論,可知中央仍「口硬心硬」,堅持主導普選。因此,不見得中央在是次上海之行有很大的妥協空間。 筆者雖不期望一次會面,能完全打破中央與泛民之間的僵局,達成普選共識。但若可與中央官員直接對話,至少能將香港人對真普選無篩選的訴求,包括三軌制方案、提名門檻、選委會的組成等,直接向官員表達,可避免建制派向內地官員發放誤導信息,令中央錯判香港形勢。另一方面,泛民亦能進一步了解中央真正想法和立場,評估和思考往後爭取普選的策略。 面對政改僵局,面對兩走極端,即使上海之行或許是中央安排的一場「政治show」,但作為民意代表的泛民議員,更應「豁出去」,不要放棄任何與中央「討價還價」的機會,亦避免他人以任何藉口,批評泛民堵塞溝通之門,阻礙香港民主進程。                民協屯門社區主任甄紹南 樂見泛民赴上海 中央為了展現對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絕對重視及誠意,邀請泛民議員到訪上海。筆者樂於看到泛民議員參與此行。 60至70年代,美蘇兩大國為了使對方減少核武器裝備,展開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談判於1969年開始,直到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莫斯科簽定第一階段限武條約(SALT I)。第二階段限武條約於1979年簽定,整個談判過程歷時超過10年。美蘇兩國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初時互不相讓,到最後達成共識,高層接觸交流也甚為重要,試想如果任何一方打算閉門造車,斷絕往來,當然不會有結果。中央已經展示誠意,泛民在情在理,也應該赴約交流。 中央政府多次表明政改的底線,跟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相關決定進行普選,泛民提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從頭到尾都違反基本法45條,提名委員會的確擁有實質提名權,只要認清這原則,筆者相信落實普選指日可待。 透過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再進行普選,最早是在1988年基本法起草時提出,最終在當時5個特首選舉方案中被中英雙方同意並共同揀選的,當年考慮到要保障工商界在香港繼續生存及確保資本主義運作,避免走民粹主義,於是採納提名委員會方式,由不同界別組成,確保不同階層均衡參與。這是有固定歷史脈絡的。 很多人忽略了一點,中國憲法第31條允許中國設立特別行政區,其制度可按實際情況而定。這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的根源。中央賦予香港權力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並非讓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故此在普選行政長官的安排上,有基本法框架規範,是有必要的。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無論是誰執政,都堅守共同原則,不會推翻自己國家的政權和制度。但香港卻奇怪,參選特首的人士可不是每個都同意這原則,有些更渴望要推翻中國政府,香港卻又確實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不是奇怪麼?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主席周浩鼎  

2014-03-28

台灣爆發24年來最大規模學運,立法院更首度「淪陷」被佔領十天,學生指責執政國民黨政府「黑箱作業」,在未釋除民眾疑慮下,挾立法院大多數,圖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與台灣關係密切的香港,一直高度關注事態發展,部分港人更到當地聲援,輿論亦將香港商議多時的「佔領中環」相比,事件對香港不無啟示。 昨天北京 今天台灣 明天香港 台灣學生為反對服貿協議,佔領立法行政兩院的行動,對照香港正在醞釀的佔中運動,兩者雖有分野,但有更多的共通點。 台灣政府承諾會對服貿協議逐條審查逐條表決,藉此安撫民眾。2013年6月21日以先簽署後審議的方法與大陸簽署協議,但今天政府出爾反爾,企圖黑箱作業含糊通過立法,嚴重違反程序公義,踐踏國民意願。2010年香港政改一役,中央承諾港人於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但近日本地及內地官員,諮詢期仍未完結,竟以「一錘定音」的姿態表明,必定會以各種巧立名目的手段,進行一場經過篩選的假普選。無賴程度難分軒輊。 太陽花學運受到台灣廣泛民眾支持,聚集人數每日遞升,要求取消服貿協議的聲音高唱入雲,令本來已民望極低的馬英九政府雪上加霜,亦隨時令國民黨再次被擠出總統府門外。台灣學生以理性非暴力手段佔領立法院,令當權者一直沒有藉口動武清場。 但日前在佔領行政院期間,學生領袖及傳媒發現在抗爭人群中,夾雜了一些形跡可疑的人物,刻意做出破壞及暴力行為,將和平集會的學生,塑造成為一批暴民。有「暴民」出現事情就變得好辦。首先將緊守崗位又同情學生的前線警察調走,換上一批鐵甲威龍暴力清場,演變成流血事件。劇情似曾相識,手法與六四天安門事件幾乎如出一轍,只差真槍實彈及坦克車。 歷史不斷重演,當權者會用盡各種手段掩飾自己惡行。明明自己出爾反爾監人乃後,卻不擇手段甚至否插贓嫁禍,將受屈者塑造成為滋事暴民。香港普選之路踏入關鍵時刻,佔中運動亦如箭在弦,我們不能輕易被抹黑成暴民,太陽花學運正好予以為鏡,好好為公民抗命做好準備。   公民黨執委譚文豪 防範佔中須真誠對話,以太陽花學運為鑑 由台灣「反服貿運動」演變而成的「太陽花學運」引起世界關注。由學生發動的非暴力抗爭運動迅速佔領立法院,並以癱瘓議會運作,要求政府重新逐條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事件引起香港政界及公民社會高度關注,並與正在醞釀的「佔領中環」運動相比。部分支持佔中人士受佔領立院所鼓舞和啟發,揚言可能佔領立法會。反佔中人士則對癱瘓議會及其後發生的闖入並破壞行政院事件,大加撻伐,聲言佔中活動使激進分子有機可乘,釀成暴亂。事實上,佔中與太陽花學運性質有別。然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歷史上任何事件的爆發,只因在事發前沒有得到適時的疏導。反服貿事件或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服貿協議自去年6月簽訂以來爭議不斷,卻未有引起如是次學運的大規模群眾抗議運動。雖然馬英九政府辦過20場公聽會,卻被認為只是在宣導政令的政治秀,未有回應學者及民間的意見及質詢。事件醞釀至今年3月17日,國民黨立委表示服貿協議送交立院審查已過3個月期限,依法被視為已審查並改由立院院會存查。事件引起民間譁然,亦不符合協議簽訂後要逐條審查的朝野共識,引發學運。所以,是次太陽花學運的主調是「反黑箱作業」,亦即是主要抗議政府的處理手法。如果馬政府不急於拼經濟爭政績,耐心逐條審理議案,在公聽會及立院審議時真誠溝通及適切疏導,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回看香港,政府及建制人士對佔中口誅筆伐。然而,在指責佔中運動的同時,是否應反思政府對政改的處理手法能否與之適度溝通及疏導?政改小組舉行早餐會讓人「各自表述」或請內地學者重複立場,是否真誠溝通?姑勿論「一錘定音」是否失言,確實令部分港人質疑政府對政改諮詢的誠意。 佔領運動確實對經濟發展有著負面影響。然而,沒有出現這些運動,又是否代表政通人和、社會爭拗消弭?推動政改者更應該拿出政治氣魄及智慧,真心跟民眾溝通,適時跟中央爭取,在《基本法》框架下建立可行共識,才是防範佔中的治本之策。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朱浩霆

2014-03-21

香港電視上周擱置在今年7月1日開台的計劃,並就流動電視廣播制式,以及是否需要額外申領免費電視牌照,連番與通訊事務管理局隔空舌戰。港視主席王維基揚言,一旦無法達成共識,將訴諸法律行動,相信事件將會持續。    沒有信任 怎談法理 通訊局早前突然以《廣播條例》,指香港電視若有超過5,000個指定處所接收電視節目,就必須取得免費電視牌照,引發新一輪「電視風雲」。 近年,香港多了一種聲音,就是突然強調法治,就連最見人治的大陸官場,也頻頻勸告、呼籲、提醒香港要力保法治。然而在現行法例下,香港電視不論使用那套播放制式,只要有超過5,000個指定處所接收電視節目,不論民意如何,似乎理所當然要遵守規定。 可是,自去年梁振英政府突以行政手段,把香港電視變為唯一未能取得免費電視牌照的新申請者後,公眾對政府信任度急轉直下,港大進行的長期研究指,選擇「幾不信任」及「非常不信任」港府的被訪者,去年底突然升至接近35%,只是略低於2003至04年。 只要政府不獲公眾信任,由行政措施至法治制度,要取得公眾理解實為空談,正如廉政公署成立前,根本沒有港人相信政府會公正處事,警隊會維護法紀,當時若有人高喊維護法治,不是被責虛偽,便是愚蠢。 如此氣氛,即使政府銳意改革,善意行政,也只會被當作權宜之計,公眾自知在決策過程中,既無參與機會,意見更無官員理睬,又如自前途談判起,坊間對港府多項基建,等同97前由香港運錢回英國之音,充耳不絕。 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由胡仙案、人大釋法開始,早已多次自破法治根基;民主制度落後於人,市民無力以選票另覓賢能,改善制度,合法地位早受質疑;公眾對政府基礎信任早已全失,今天到頭來跟港人再說法理,談何容易。 寄望大部分公眾在短時間內掌握,甚麼是CMMB、DTMB、DVB-H等多個技術名詞,簡直難過登天,他們只是希望政府可接納民意,增加免費電視的選擇,特別是他們認為最有競爭力的香港電視,甚至法例已說明多於5,000個指定處所接收電視節目,便要先取免費電視牌照的規定。沒有信任,港府又未讓香港電視啟播,公眾根本不會接納任何解釋。              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  何不先啟播移動電視節目? 香港電視(港視)與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在大氣中互批,輿論也很熱烈。這次,港視主席王維基(圖)似乎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認同,與之前不獲批免費電視的民意相比,大不如前,氣勢不再。 王維基在不獲批免費電視後不久,公布與中移動香港子公司簽約購買流動電視牌照,令支持者為之振奮,尤其是習慣用智能設備上網的年輕一代更是期望用手機觀看港視節目。王維基繼而尋求租用亞視及電視廣播租用的發射站,但大家都是競爭者,不能成事,無可厚非。王維基再宣布打算在全港不同地區的大廈天台安裝發射器。可見,他依然以廣大電視用戶為商業服務對象。 這種張冠李戴的作法,迅速得到通訊局回應。自2014年1月起,該局已主動向王維基提出其流動電視服務可能會違法。出售流動電視牌照予港視的中移動負責人也證實,當年投得移動電視服務牌照時,特區政府已表明相關政策。等於說,通訊局並非針對港視。 這一次,王維基重施故技,希望喚起市民的支持,似乎不再有效。筆者認為原因有三:第一點,「再而衰」的道理,市民熱情退卻,難以再次動員。第二點,通訊局的應對得宜,也有甚多深得市民認同的淺白易懂的金句。第三點,也是最重要一點,王維基自己令市民失望。市民對於王維基宣布轉用移動電視,深深期待7月1日的到來,他們不懂甚麼是DTMB或CMMB的制式,總之期望在手機上看到節目。現在,有些反感他因港視不能電視播放,就放棄對7月1日的承諾;有些人甚至質疑他從中移動子公司購買移動電視牌照時,無可能不知箇中限制,懷疑他當時提出發展移動電視只是煙幕。 無論如何,我們期望香港電視先啟播移動電視!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洪錦鉉  

2014-03-14

主管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就2017年普選特首闡述「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並強調若普選制度照抄外國一套,容易「水土不服」及落入「民主陷阱」,將帶來災難後果,這一說法被指是為普選一錘定音,泛民主派憂慮中央已為普選設下「框框」,另有輿論則認為中央只是重申立場,毋須作過分解讀。 與其無謂猜測 不如做實事 傳話的人這樣說:「他有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輿論指這是中央對普選安排設限,立場(由開放)轉硬。有評論指張德江的講話是對普選一錘定音,亦有意見認為只是重申中央一貫立場,無所謂轉軚或轉硬。問題是打從政改諮詢開始,有誰知所謂中央的立場,其實有幾開放、有幾封閉? 翻看2010年6月8日《大公報》報道,時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回應「區議會方案」時,強調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一個星期後,《大公報》題標報道〈郝鐵川:無先例   無法律依據   無必要   「區議會方案」屬畫蛇添足〉。其後,民主黨提出「區議會改良方案」,並獲政府接納 。 又一個星期,即同月22日《大公報》題為〈中聯辦:「一人兩票」不抵觸人大決定   區議會方案提升民主成分〉。同一個星期,立法會就2012政改進行辯論及表決,泛民以方案未有廣泛討論為由,要求終止辯論不果,而修訂版政改方案最終在大多數建制派支持下獲得通過。 筆者跟一些泛民支持者一樣,雖不認同,但無奈地接受「超級區議會議席」成為政治現實,只盼這個政治怪胎盡早與功能組別一併廢除。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看上述兩個星期的「歷史」,一個方案由被指「三無」,到變成改良版方案,最後更被通過,前後不足十四天。 回看現時政改局面,爭取真普選之路未敢樂觀。與其猜度當權者意志,倒不如實實際際做好團結市民爭取真普選的工作。現距離政改諮詢結束尚有一個多月,一個改變歷史的決定,在每個香港人手中,一個電郵、一個傳真、一封郵件才是鐵價不二的民意。         公民起動陳小萍 反抗中央的人選特首 如同精神分裂 《基本法》規定,本港的政改方案必須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才得以落實。在這樣的憲制條件下,我們是不能忽視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的取態和意見,這是憲制上的現實要求。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表明,香港的普選制度必須依據「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立場是指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三符合則是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符合《基本法》規定、符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行政長官標準。這番表述不過是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一貫立場,也完全合符「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尺度,根本不存在中央「忽然強硬」的問題,張德江委員長只是更清楚地說明中央和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的態度和要求而已。 客觀地看,難道中央領導重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推進民主也不好嗎?《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亦早已指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可見我們實在不必過分解讀領導人的言論,以為中央的立場改變了。 「三個符合」中,較多人關注的是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的規定。姑勿論中央領導曾多次重申此一原則,就是從憲政的角度看,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長官須得到中央政府任命,《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這些憲政現實規定了,行政長官是絕不能與中央政府對抗,否則「一國兩制」及《基本法》難以完整落實。事實上,行政長官是「一國兩制」下的政治架構,如特首候選人否定中央對香港的主權,亦即否定現行的憲政框架,怎麼還要參選特首呢?中央政府固然不會任命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倒過來看,邊反抗中央,邊參選特首,邊奢求中央政府的任命,豈不等於政治上的精神分裂?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李梓敬

2014-03-07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上周三被兩名兇徒當街狂斬六刀,事件震動全城,各方齊聲譴責,並敦促警方全力緝兇,《明報》相信劉進圖遇襲與新聞有關,新聞界組織認為,事件敲響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警鐘,公眾普遍亦擔心言論空間收窄;但有輿論認為,無證據顯示事件與新聞自由或政治有關,並指言論自由已受到保障,並日益提升。  打壓言論何止暴力 近年發生多宗針對傳媒的暴力事件。2012年「獨立媒體」及《星島日報》辦事處遭到破壞:2013年接連有記者及傳媒老闆遇襲:上星期《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斬至重傷。這接二連三的事件,威脅新聞從業員的人身安全,更令市民在表達意見時有所顧忌,無疑令市民驚覺香港的言論空間縮窄,新聞自由岌岌可危。  其實香港新聞自由受損已不是這一年半載的事。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發布的「新聞自由排行」,已由2002年的第18位跌至今年的第61位,不僅是一兩件嚴重事件所致。因此,在聲討幕後黑手同時必須留意,對媒體直接的暴力傷害固然顯眼,但不過是眾多打壓媒體的手段之一。剛過去的兩個月,接連有報章被抽起廣告。對於依賴廣告收益營運的商業媒體來說,這可說是最直接的打擊,即時造成虧蝕或導致印量減少。這不是甚麼新鮮事,也不只是出於政治動機。例如2011年,港鐵向報章發信,指若報道港鐵的負面新聞,會保留抽起廣告的權利。充分顯示大財團亦深明廣告對媒體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干預報道的武器。  不過說到底,不論使用暴力還是其他手段,出於政治還是商業動機令傳媒噤聲,受害的不僅是新聞從業員和傳媒機構,還包括廣大市民。若沒有傳媒揭發官員隱瞞資產,比對政策前後矛盾,報道奸商欺壓行為的話,市民可以完全被蒙在鼓裡。因此,撐新聞自由,不但是撐傳媒人,也是撐我們每一個人知情的權利。 街工社區事務主任/葵青區議員黃潤達 香港重法治 自由受保障 上周中發生了《明報》前總編輯及世華網絡營運總裁劉進圖遇襲案,事件引起多方關注和予以譴責有關暴行,令人聯繫到近年趨升的傳媒工作者遭恐嚇或暴力襲擊之事例,再混入早前劉某和李慧玲被撤職的事件,有傳媒組織發表危機論,說明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屢遭粗暴干預,擔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有損其專業採訪和報道天職。 事實上,同類遇襲案在過往一直發生,大部分至今都未能緝捕主謀,也許傳媒工作者的日常事務都會接觸不同層面的社會人士,性質亦多元化,因此,能找出每宗個案背後動機,相信十分困難! 在這次遇襲案中的真相仍是個謎團之際,有個別資深評論員試圖一錘定音,為此案預定結論,解讀為當事人曾披露內地某政治人物的家族貪腐資料,推斷行兇主腦乃是中共成員,務求將一個共融團結的港人關注,搖身一變談為政治打壓的事端;若正面看待此舉,正好說明香港的言論自由不單沒有被打壓,還日益提升,但可惜是見到這個權利已被過度使用,已超越了它之上的道德責任了。 《基本法》賦予每位香港人享有新聞及言論自由,同時亦給予我們保障,正如執法機關必要嚴肅處理相關新聞從業員被襲的案件,將主謀繩之於法;但行使這些權利時,大家有否想想如何履行公民的義務呢?筆者認為「權利」和「義務」是要並行,不能無視於法制之下的責任,要以真憑實據來提出指控,這才是真正的港人核心價值!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張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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