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理直說 - 碧樺依
2015-08-28

小時候,父母和老師不停告訴我們「生命無分貴賤」,每條生命都很寶貴。從小我們就會學習關懷別人和助人的重要。   專業人士為社會作出貢獻,也許很容易被大家看到;但即使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是他家庭重要的一分子。然而,我已經不知多久沒聽到這些道理,是大家不再關心別人?抑或價值觀已改變?   香港時間星期三晚上,新聞報道在美國有兩名記者於報道期間遭槍殺。事件令人髮指,記者為大眾揭露真相,保障公眾知情權,其安全尤其重要。事件被廣泛報道,差不多所有媒體,個人臉書均譴責事件。   然而,同一時間,另一單突發新聞報道有一艘由利比亞駛往歐洲,載有大約430名難民的船上發現50具屍體。事件無人譴責之餘,報道只當成另一宗難民事件。你可能會想「偷渡預咗有風險啦」。不錯,對於他們,也許死亡都是預計中,但「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誰會冒著生命危險,都要鋌而走險離開家園?就是那些留在自己國家比走難更危險的人。   中東、非洲政局動盪,人們被迫逃離家園。最接近中東北非的意大利和希臘成為主要目的地。右翼政權冒起,歐盟其他國家當然不想被拖落水。最後在極不願意情況下歐盟各國於六月才達成共識,各國能自願地接收六萬名難民,而英國更選擇退出協議。   一直以人權原則主導的歐盟於處理難民事件上令人極度失望。處理難民個案最基本原則是不推回(non-refoulement),就是要確保難民不會被遣送返危險地方,不會因遣返而受到生命威脅。然而,現在各國將難民當成人球,令生命受到極大威脅,實際與遣返危險地方無異。 全球化下一個社會的動盪並非獨立狀況,各國需聯手處理,而不是罔顧性命,置身事外。    周五刊登

2015-08-07

由於處於弱勢,非常諷刺地,弱勢社群的人權問題很多時被有權勢的社群「操控」。尤其是國際舞台上,弱勢社群一方面未必清楚國際社會正在討論甚麼議題;即使知道,亦很難有機會參與討論。 就像上星期談及在保護兒童問題上忽略了兒童角度的問題,由於兒童一直被視為無能力決策的一群,因此從不能真正參與社會討論。很荒謬地,兒童權利沒有兒童的聲音,變成了只以「大人」思維決定如何保護兒童,而不是從兒童的想法去作出適合的介入。 無可否認,有權勢社群很多時真心想保護弱勢社群,但若不能真正了解弱勢社群的需要,只懂站在道德高地去拯救弱勢,後果只會弄巧反拙。 國際特赦組織一份關於性工作非刑事化以保障性工作者之權利的政策建議書遭外洩,建議書提及的立場隨即引起一眾荷李活女星高調聯署反對,認為非刑事化會令色情事業進一步發展,針對性工作的人口販賣更嚴重。我並不質疑一眾女星「救贖」性工作者的熱誠,但從聯署信就看得出他們有多離地。信中一句「Without a vibrant sex industry, there would be no sex trafficking.」(如沒有性工作事業,就沒有人口販賣),這句話未免太天真了吧。 他們顯然認為所有性工作者都是被販賣,要是性工作全面非法,女子就不用淪落風塵。然而,這樣容易就能杜絕,那色情事業又何以能夠屹立數千年? 國際特赦組織反對「瑞典模式」的性工作法律(非刑事化性工作,但刑事檢控尋求性服務的人士),是因為此模式不但不能禁止色情事業,只會使色情事業非法進行。再者,性工作者因害怕被捕,如遇到任何侵害更不敢報警,令性工作者的安全受到更大威脅。 須知這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盼望性工作者團體能夠積極參與討論,帶出他們的真正處境和擔憂。

2015-07-31

六歲女童寫真集事件除了是關於兒童色情外,亦反映了社會對討論兒童的自主權的空間是非常狹窄。 寫真集受到公眾一面倒指責,大家保護女孩,免其淪為色情工具,這種擔心,絕對可以理解。其實,除了香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亦清楚界定「兒童色情製品係指以任何手段顯示兒童進行真實或模擬的露骨性活動或主要為誨淫而顯示兒童性器官的制品。」。 國際社會對打擊兒童色情物品及保障兒童免受一切形式性侵犯的決心堅決,但兒童權利並不只保護兒童,尊重兒童的自主權亦很重要。然而,今次寫真集事件反映社會對「非絕對保障」的言論沒有容納空間。 藝員「翠如BB」於面書質疑大眾「用成人的眼光放在童真的小孩身上」,其言論隨即遭大量指罵而即刪帖。我的一名朋友在臉書上寫了一句希望想知道女童的想法,立即遭到其他朋友炮轟,被誤以為認為只是女童願意,就可以為所欲為。 尊重兒童的自主權並不是指小朋友可以為所欲為,而是明白小朋友的確有獨立思想。簡單來說,強迫小朋友做不願意的事,即使是一個月大亦會以大哭表現其不滿。因此,要從女童的觀點出發作出適當的處理,才能防止同樣事件發生;而不是單從成人的角度強行禁止寫真集,而對女童的想法卻沒有多大考慮。 在這一事上,知道女童對拍照過程的自主程度是非常重要。第一個問題要問是女童有沒有在拍照時顯示出不願意,如有,就不只是要處理寫真集,更要處理嫌疑虐待。 若正如媽媽說她在拍攝時「玩得好開心」,那就要問第二條問題,女童的自主是否基於「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女童作出決定時是否已對行為和後果有充分理解。 其實,我相信女童很大程度知道自己在拍寫真。寫真集並不是單一事件,從女童出道至今,她經歷一連串社會化過程,學懂做甚麼行為便會帶來讚賞。因此,如要處理大家認為的色情內容,其實就要針對女童多年來被灌輸甚麼樣的價值觀。否則,同類事件只會再發生。 聯合國早已開放投訴機制,兒童可以自行將虐待個案呈上聯合國,不用成人陪同。確認兒童有相當的自主能力,能決定自己的事。兒童事件,應從兒童角度處理。 周五刊登

2015-07-24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口號由「兩個就夠晒數」 到近期叫大家生足一隊籃球隊,第一個反應是「嘩!點生呀?」,然後隨即問「邊個湊呀?」。 家計會的建議顯得荒謬,皆因香港的居住環境和收入對於大多數港人來說,不足以養活一家幾口,更何況大家庭。 特首經常以「土地問題」掩飾政府不積極處理福利民生問題。從房屋政策、老人服務、不同院舍服務至託兒服務,都長期處於不足的狀況,最受影響的當然是基層市民,而中產家庭亦承受很大生活壓力。 全球化下,香港福利政策的缺漏牽連甚廣,所衍生的剝削和欺壓,其實不只香港人受害。香港獨立電影《美好生活》正正刻劃出全球化下已發展地方的貧窮問題,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 故事講述居住於一個典型香港細小單位的基層家庭,由於僱主夫婦都要工作,只好聘請一名印尼外傭照顧家庭。由於居住環境擠迫,僱主的工作收入亦未能給予外傭穩定薪金,無可奈何對外傭構成剝削。 外傭當然不是香港獨有,不論哪個地方,外傭受虐的情況亦相當普遍。另一齣電影《阿芳要回家》則講述一名在台灣工作的印尼家傭遭僱主性侵犯和誣告。 面對生活艱難的僱主,外傭如何面對?面對像Erwiana般的受虐,外傭又該如何處理?婦女動力基金將於星期六舉辦「講不出聲...外傭電影故事」,播放這兩齣關於外傭遭遇的電影,導演和外傭團體更會和現場人士交流,讓公眾對外傭處境有多點認識。 周五刊登

2015-07-17

內地於七月一日通過《國安法》,香港人當然最關心《國安法》對香港的影響和港人參與政治活動後,在內地所要面對的情況。但除了香港,國際社會亦高度關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批評《國安法》沒有清楚列明甚麼行為會構成危害國家安全,法例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環境、國防、經濟、文化、教育及宗教等,簡直無孔不入。 雖然專員沒有否定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如果範圍太闊,人民的自由生活空間只會越來越窄,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被進一步限制,而為人民爭取平權和保障的公民社會將更受打壓。最可怕的是,各級官員、機關都要參與通報機制,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甚至人民都必須提供信息,全民皆國保的做法就如英國的反恐方針。 為了防止伊斯蘭青年變成極端恐怖分子,英國政府立法要求學校須積極舉報有極端傾向的學生。然而,很多老師發現此舉不但標籤了伊斯蘭學生,伊斯蘭學生更因害怕以言入罪,故不參與課堂討論,都對宗教討論更閉嘴。如此,是間接打壓學生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英國的例子亦將出現在中國內地。雖然有評論員指即使沒有《國安法》,中央政府亦一直以不同罪名打壓異見分子,但兩者實為有別,因立法後政府就更大條道理以內部事務處理,大大限制國際社會的介入。 國際公約對主權、領土等保障有一定的豁免和付予政府有相當的自主性。如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作出的一般性建議提及,只要沒有違反歧視原則,締約國能自訂反恐政策。國際社會因而難以處理以國安之名所做成的打壓。 法治精神是為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但若果法律的目的由保障變成防禦,最終國家未受威脅,人民的權利就已經受到高度打壓。 周五刊登

2015-07-10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自己不再公開談論政改,會「自動收聲」;政府也告訴你,會放下政改討論,集中處理民生議題。此時,腦海裡浮現林嘉欣《六樓后座》的歌詞: 「想清洗所有紀錄,試過結識你;就當相戀這幾年,我斷了戲記不起;我共你縱是有開心過,更多不快回憶要清理……從頭抹掉你,從頭刪掉你……」 頓時政改議題就好像一夜間消失於世上,從沒發生過。那麼重大的政治議題,說消失就消失,實在離奇。最離奇是好像人們也跟隨政府的態度。至於說好的關注民生,仍然一事無成,也得不到社會重視。 今年參與民陣7.1遊行的人數創歷年新低。當然某程度上經過一年多的政改討論,到佔中,再到方案最終被否決,好像大家覺得已經達成階段性勝利,沒有逼切性於7.1上街。然而,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想法。 首先,原本的選舉制度是一個非民主的制度。選委會沒有社會廣泛代表性,選出的特首更不能代表人民。我們只是回到原點,沒有甚麼勝利不勝利。因此,我們不能停下來。 第二,政府再一次將民生議題政治化。有沒有政改討論,都應該處理民生議題。這樣分先後次序,只反映政府根本無心處理民生議題。況且政制沒有改變,在功能組別壟斷下的立法會和日漸消失的公眾諮詢體制下,政策又如何能真正反映不同社群的需要,從而得到適當處理? 第三,民生議題從來得不到大眾關注,往往會被誤以為是社會上小部分人的福利,很多時甚至會被邊緣化,認為是浪費社會資源。其實,民生無小事,如退休保障、房屋政策,與每一個市民息息相關。 7.1遊行從不只關注政治,很多關注民生議題的團體都會參與其中。民間團體直接代表基層社會,但由於政策倡議工作很難得到政府和企業支持,這些團體需要依靠遊行人士的捐贈才能繼續他們的工作。遊行人數減少,對這些團體的工作影響很大。 政治和民生從來不能分開,請不要淡忘。 周五刊登

2015-07-03

「兒子,對不起。對不起,我告訴你你住在最安全的國家,但你現在卻感到如此不安及驚恐。」一位新加坡媽媽對兒子作出的道歉。   當國際社會,甚至香港,都會認為自閉症患者需要融入社會;新加坡居然以可能患自閉症為由,將16歲余澎杉關進精神病院。有人當然會認為余澎杉拍片歡呼李光耀的去世,形容李光耀是獨裁者和說了有宗教成分的言論,是新加坡社會不能接受,更可能犯法;那為何不是關進男童院而是精神病院?莫說被指可能患自閉症很大機會是一個莫須有的指控,縱使犯法,一個自稱「文明」的政權又何以能如此虐待一個年輕人? 余澎杉事件一直令我非常痛心。   痛心一個大有作為、敢言的年輕人居然快被政權逼瘋。余澎杉在日誌中寫到他:「由被關開始從來沒有看到太陽光,每天所謂的一小時室外活動是和其他被囚人士在室內球場打籃球。很多被囚人士快被逼瘋,處於極度焦慮狀態;不停高音唱歌,不停拍打囚室牆壁,亂扔東西。」這些經歷令我回想到早前聽程翔講述他在大陸被單獨囚禁的狀況。   痛心國際社會對新加坡興趣不大,未能盡力施壓要求新加坡政府釋放余澎杉。本地公民社會需要與國際社會有緊密連繫才能令國內消息有效令外界社會得悉。因香港的公民社會成熟,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人權打壓狀況很快便作出回應。然而,新加坡的公民社會長期受到政府打壓,難與外界建立關係。加上新加坡並不是大國,故此國際社會並不感興趣,間接縱容政府打壓人權。   新加坡政府真正做到「五十年不變」,從1963年「二二大逮捕」事件以強權打壓異己到現在打壓余澎杉,手法同出一轍。然而,現在資訊流通,國際社會,包括我們,不能坐視不理。請不要讓新加坡公民社會孤獨地打這一場仗。 周五刊登

2015-06-26

政改方案被否決,建制派議員的「甩轆」雖然好笑,但整個程序赤裸裸顯示了選民在這班建制派議員的眼中,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在議事廳中消失的潘兆平一票和場外沒投票而急急到中聯辦請罪的33票,這合共34票根本沒放選民在眼內,只是一班中央差遣的投票機器,只是當日不知何故失靈。若所謂的普選制度就只容許我們在這些完全漠視選民的候選人中選其一,即使有一人一票,又如何? 電影《公投飯票》(圖、劇照)也許能為現時我們慌亂的政治狀態帶來多一點啟發。工廠女工珊迪娜曾患抑鬱症,康復後欲重回工廠上班。但公司卻想將她解僱,更提出由其他工人以公投方式決定,迫使16名員工在「領取1,000歐元」和「讓珊迪娜復工」這兩個選項中擇其一,結果大部分員工選擇花紅。支持珊迪娜的工友投訴管工以裁員謠言誤導員工,向老闆提出重新投票,獲得答允。珊迪娜努力利用僅有時間,遊說同事改投支持她復工的一票。 《公投飯票》除了對政改有所啟發,電影亦揭露了工人們要向強權(僱主)尋求公義是何等困難。公投雖看似民主,但如強迫員工以獨立身份決定其他員工的權利,便會令員工難以集體力量去抗衡僱主。在一個僱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框架下,工人個人的力量相當薄弱。同時,僱主隨時能以相同手法對待其他員工,故如何促成集體談判權,非常重要。 香港很多工人,尤其是從事零散工,例如超級市場內的推廣員,以至當家務工的婦女,因多是個別獨立工作,並不容易集結起來爭取保障,故其遭受剝削的狀況很普遍。有見及此,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以不同方式協助零散工和家務工組織工會,希望更多婦女勞工受到保障。 協會明天播映《公投飯票》籌款。在這講求「河蟹」的年代,公、私營基金對進行倡議工作的團體的支持越來越少。假如無權無勢的平民不受保障,根本無法改善社會狀況,而社會福利服務亦只淪為施捨和粉飾太平的事工。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協會的工作,向剝削說不。 周五刊登

2015-06-19

一年一度的回教齋月於昨天開始。齋月是回教徒每年最神聖、最重要的月份。根據教義,於這個月份,天堂之門大開,真主會接受信徒們誠心的懺悔,洗滌一年的罪過。 齋月也是對信徒最重大的訓練。「齋戒」,阿拉伯語“sawm”,意思是禁止做出一些事情。這個月內,教徒需要每天日出至日落間,不但不能飲食和發生性行為,更需要注意言行,不能說他人壞話,粗言穢語當然也不能說。看似嚴苛的規條並非為虐待教徒,而是希望從齋戒行為中令教徒明白貧苦大眾的生活和感受,從而學懂珍惜我們所有,不會浪費。 齋月亦是建立社群的重要時刻。現代人生活忙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時間越來越少。每天開齋,教徒很多時候都會邀請親友到家中一同進餐祈禱,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維持社群生活,互相分享和支持。教會更會準備免費開齋飯,讓有需要的教徒享用。 齋戒期間教徒應該維持正常的生活,從而能夠真正得到領悟。但不能否認,齋戒對精神體力必然會有影響,尤其剛開始數天。像我這些坐在冷氣房工作於夏天進行長達15小時的齋戒,亦會有影響,更何況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人們?香港很多回教徒從事基層勞動工作,包括絕大多數印尼裔和其他南亞裔家庭傭工,以至南亞裔建築工人、保安員等,對於需要長期體力勞動的一群,必然受到影響。 香港並非回教社會,當然不會像其他回教國家般對工作時間作出調配。不過,希望聘用回教徒員工的僱主能夠對正在守齋的員工多一番了解和體諒,對員工的宗教信仰多一點尊重,令香港變成一個真正擁護多元文化,尊重差異的社會。 周五刊登

2015-06-12

政改表決在即,社會當然非常關注政府的政改方案會否獲得通過。但在這重要關頭,我們不能只「八卦」最後結果如何,會否有泛民議員轉軚;我們需要更堅定認清為何香港不能通過政改方案。 通過不平等的選舉制度,不只影響特首選舉,而是我們確定社會竟能夠接受不公制度。立法會選舉方法,功能組別的存在,政府委任「自己人」的制度,都會因社會今次確立接受一個剝削人民權力的選舉制度而無法改變和廢除。 立法會功能組別和政府一直以來的委任制度能否真的選賢任能,見仁見智。然而,委任親信加入政府以穩固勢力的做法,卻違反所有平等概念。 聯合國為促進兩性平等和提高婦女地位而通過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動綱要》至今已經20年。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就是要提升確保婦女參與權力和決議。雖然20年來香港政府就這項議程推動了一些改革,如制定了《村代表選舉條例》確保選舉符合《性別歧視條例》的規定,讓婦女能夠參與鄉村選舉;但縱使聯合國不斷譴責功能組別構成對婦女不公平,政府並沒有對制度作出任何改變。 現行的功能組別以行業模式分類,不單近百萬家庭主婦完全沒有機會參與,功能組別中的都以男性為大多數的行業為主,因此出現了某些(大多是男性)特權人士有兩張或以上選票的不公平情況,對婦女構成歧視,違反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平等政治參與原則。 當大家現在對人權意識有所提升,請以同一角度從平等原則審視所有選舉制度。 周五刊登

2015-06-05

近日與幾位前輩的對話令我重新思索香港的幾代人。 幾年間政府的民望不斷下滑,不但因高官屢出醜聞,最重要是政府的施政和決策愈來愈少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從興建高鐵、政改諮詢、到民生訴求,縱使經歷大規模的民眾反對行動,政府仍然視若無睹,依然獨斷獨行。這種漠視民意的態度不禁令人對政府失去信心,參與政府不但不能帶來改變,更會被視為同流合污。 然而,近日遇到的幾位50後前輩不約而同依然對參與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仍然相信直接參與才能對社會帶來改變。我並沒有因此覺得他們變成建制派,反而令我明白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因過往的經驗,會對政府有不同的期望。 呂大樂教授所指出的「四代香港人」是從社會角度解構香港社會文化對不同年代的衝擊,由第一代,二、三十年代,需要於動蕩中打拼,到第四代,富裕家庭成長的一代失去反抗能力;刻劃出香港價值觀的改變。然而經過近年的政治動蕩,也許要從另一角度解構「四代香港人」,甚至應該是「六代香港人」。 第一代(二、三十年代出生)經歷戰亂洗禮,對政府沒甚期望,深信以個人力量維持生活最重要。因此大家依然可見街上執紙皮的這一代人。 第二代(四、五十年代出生)正是積極參與回歸過渡的一代人,當時中英政府對香港的態度最開放,政府80年代後開始著重民意,立法會開始有民選議員,真正「有商有量」。因此這年代仍深信如此工作模式應是最有效。 第三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正如呂大樂所言,因第二代坐穩大時代的決策,第三代沒有很多作主導機會。當今政府正是第三代人居多,亦因此解釋政府只會按部就班。 第四代(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眼見香港由盛轉衰。但盛世時只是學生的一群難以解構香港的衰落,生活於迷茫中,不知能信誰。 第五代(Y2K出生)未看過香港過往,沒有以前的包袱,以嶄新的角度了解目前政治困局的香港,希望以新思維重新建構香港。 第六代,新生代,他們的路就由社會對他們的尊重開始。 當今政府需要面對這六代非常不一樣的香港人,如再不以民為本,了解不同民意,恐怕施政再不能如以往。  周五刊登

2015-05-29

所謂「有圖有真相」,大埔劍橋護老院被揭發把婆婆脫光衣服在平台等洗澡,事件令人髮指,嚴重侵犯長者尊嚴。然而,照片瘋傳後,沒有政府官員即時譴責,只說派員調查。當然,我們需要明白官方並不能只憑一張照片作證,但當虐老的狀況頻密兼嚴重,而政府一直以來卻沒有正視,社會便應該質疑政府於每年施政報告振振有詞談及的長者安老政策,是否真的能令長者活得有尊嚴。 陰謀論一點,政府的漠視,背後的原因是要繼續過度依賴私營服務去填補公營護老服務的不足;更反映政府沒有全面的施政方針和社會發展規劃。一個良好的城市規劃應能照顧市民需要,包括供應多元的社會服務,但市區用地絕大部分用來興建豪宅,社會服務從不被重視。 尤記得以前唸社工時在北區醫院實習,其中一項工作是要替即將出院而需要入住安老院的長者找床位。因市區安老院嚴重不足,很多時我們需要安排北區,甚至古洞等地方。長者給安頓好了,但由於位置偏遠,他們的家人無法經常探望,長者猶如被放逐,對心理健康影響很大。 人口老化愈趨嚴重,要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讓長者活得有尊嚴,需要社會各界認同和尊重老人家權利,奈何就連國際社會亦就對長者權益訂立公約保障。聯合國推算於2050年長者數目將佔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而香港的人口老化速度要比國際趨勢來得更早,於2030年長者人口將達至整體人口的四分之一。 聯合國於2011年一份權利報告中表示人口老化對國際社會帶來四大挑戰,包括對長者的歧視,長者貧窮,遭受暴力和虐待,和缺乏適當的服務。但要將這些關注事項轉化成公約,前路還很遙遠。然而,我們不能等待有公約才正視長者的需要,社會應作好準備,讓曾經為社會貢獻的長者得到應有的尊重,安享晚年。 周五刊登

2015-05-22

新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於一個訪問中談及置業問題,一個月入萬五元的青年人,如不願意「睇少場戲,去少次日本」,即使樓價跌亦難以置業;要是每月儲蓄三千便可「上車」。不止於此,更說上一代沒有智能電話之類的東西,因此沒那麼多消費。其言論離地引起哄動,劉氏短短的一段說話最少已有三個謬誤。 首先,以當今樓價,數口不精的也知道這樣不可能儲到首期。撇開算術,身為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不但沒有從個宏觀角度分析樓市問題,而對政府沒有做好把關工作,以至官商勾結,合謀囤地等問題更隻字不提,只是將責任一一推到年輕人身上。 第二,把年輕人定型。也許劉氏認為所有年輕人只懂行街睇戲、吃喝玩樂。在職年輕人並非飯來張口的一群,雖月入萬五元看似不俗,但跟十年前大學畢業生的薪金水平相比,其實沒有多大增加,唯百物騰貴,他們又何以維持生計。 第三,收入低,就不要期望能過著有質素的生活,應份捱苦。然而,這思想非常過時。社會變遷,對於今天的打工一族,智能電話、電腦已是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而不同年代對於基本生活質素的定義均有所不同。對於許多已發展國家,如日本和新西蘭,貧窮的其中一個定義是人們需要維持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社會關係。若有人不能享有社會上大多數人所享有的生活模式,便屬貧窮。劉氏用石器時代的概念演繹當下的青年需要,無疑是漠視青年貧窮問題。 離地不出奇,因為還有更荒謬的。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成立理念是協助制定及推動有關香港青年發展的計劃及相關活動,聯合國對青年的定義為15至24歲,唯委員會內竟然沒有這個年齡層的青年參與,那又何以聆聽服務對象的聲音。 再說,政府多年前訂立《青年約章》,列出青年的基本權利,包括不應受到社會階級歧視,經濟剝削。可笑的是青年事委員會似乎早已忘記《約章》的存在,其網頁也沒有相關資料,要在民政事務局的網站才能找到, 劉主席,當你發表偉論前,還是先熟讀《青年約章》和了解民情,否則下次不單離地受質疑,可能主席一職也難保。

2015-05-15

日前幾位中學生於廣西社團總會的面試錄影片段(圖)被放上網,片段中幾位穿著校服的學生疑似在表達支持政改方案的理由。雖然並不知道上文下理,但隨即掀起「中學生撐政改」的話題。 幾位中學生迅速被起底,有學生稱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關上所有網上媒體的戶口。有網民對於幾位中學生受到的網上欺凌以一句「你做得出就唔怕認」回應。然而,恐怕將光明磊落這種美德用於這事件上並不適合,因正正這些學生就是得不到光明磊落待遇的受害者。當學生被指摘撐政改違背民主;然而,這指責亦同時違背著一個很重要的民主原則:程序公義。 程序公義是指於行政執行上應秉持公平公義的原則,並不能偏袒任何對象,更需要尊重每位對象的意見,和於每位對象的知情同意下執行程序。同學於面試中未有被知會錄影片段會公開播放。於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足以違背程序公義原則。當大家擁護民主政治發展時,要記得民主並不只是政治概念,學生的私隱和任何立場都應受到尊重。 社會往往只重視結果而忘了程序公義的重要性。古代包青天因執法嚴明,專除壞人而萬世景仰。大家對包青天這類正義人物和執行正義的模式根深蒂固。然而,社會只記著壞人受到懲治,而忘了其實包青天亦是一人執法。聖人都有錯,只關注結果,很容易趨向人治而非法治,貪污賄賂便容易發生。 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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