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理直說 - 碧樺依
2015-12-18

上星期工黨選出新主席,由胡穗珊擔任,香港政界再多一名擔任重要位置的婦女。香港婦女參政的狀況愈趨重要,這亦跟國際趨勢接軌,連視為對女權最保守的沙特阿拉伯亦終於容許婦女參與選舉,更有20名婦女成功當選,超出預期。   婦女能於選舉中勝出顯示大眾對婦女參政的態度更積極和信任。然而,從政男士們反而沒有平等概念。就香港而言,特首只懂口講關注婦女議題,但整個梁班子只有林鄭月娥為女性。工聯會鄭耀棠以「小花」年輕樣貌有當選優勢,更是一句觸怒婦女界。我替這群女性從政者不值,辛苦工作多年,只換來一句「靠樣」當選。   這些不信任於國際政治舞台更明顯,數天前於巴黎就敘利亞局勢舉行的國際圓桌會議(圖),參會者包括多國領袖,然而沒有一名女性在場。婦女參政人數少,你可以質疑說是參選婦女實際能力不及,但一個和平進程討論中缺乏婦女聲音是為嚴重問題,皆因社會動盪和戰亂中最受影響和威脅的是婦女和兒童。   就敘利亞難民狀況為例,婦女遭受強姦和家暴的狀況非常嚴重。專門處理難民個案的醫生表示三分一個案涉及強姦和家暴,但因他們多為傳統伊斯蘭婦女,未必所有人願意求助,因此認為被虐婦女的實質情況更嚴重。   事實上,聯合國於1992至2011年間所舉行的31場重要和平進程高峰會,婦女參與比例少於百分之五。婦女於很多和平進程中依然未能得到保障,安全仍受到很大威脅。「和平進程」談判又如何不會令人覺得是空談呢? 周五刊登

2015-12-11

由政府開始表示對「全民」退休保障有保留,取以代之用了「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的字眼引導討論。字眼不同,牽涉一個最重要的爭論點就是何謂「平等」。官員近期接二連三表示「全民」性有違「分配公共資源平等性」,更表示有錢人都有份就不公平。這種「平等」的概念不但相當落後,更不適用於退休保障的討論上。 退休保障有別於綜援制度。我們必須承認,所有長者都面臨退休,絕大部會因而失去穩定的基本收入。因此,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和國際勞工組織,於釐訂一個可持續的退保制度是要確保長者有一個基本收入保障和能夠享用醫療服務,促進長者權利保障和尊嚴。在此之上,再根據長者本身的狀況加強對有需要長者保障。 要達到這個目標,政府就不能夠只依賴某類供款式的退休保障制度,例如香港的強積金。於強積金的討論上,坊間已多番表示社會上有不同的社群因社會經濟模式而不能受惠,尤其是婦女和殘疾人士。很多國際組織早已指出,惠及全民的退休保障才可以符合人權責任,能夠大大減低標籤效應,維持平等和免受歧視原則。 由於香港政府均有簽署以上所有提及的國際公約,因此必須履行責任。事實上,聯合國經社文委員會於回歸後的每一次審議,結論都譴責香港政府沒有一個惠及全民退休保障,嚴重歧見沒有保障的一群,尤其是家庭主婦,自僱人士和殘疾人士。 在退保議題上,核心爭議根本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政府根本沒有持守宏觀公平原則,缺乏責任感和視野。這樣的一個政府,又怎能取得巿民的信任和支持。 周五刊登

2015-11-27

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圖),重量級人馬敗陣自然諸多借口,許多根本不成理由。 葛珮帆歸咎選舉變得政治化,聽起來就覺得很荒謬,因為選舉本身已是政治行為。但撇開評論她的政績、也完全不理會她的政治背景,更隻字不提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她曾推翻多項促請政府調查和改善的民生方案,把她當作素人而言,這番話蘊含了社區議政的歷史痕跡,與社工息息相關。 社會工作的其中一個重要範疇是「充權」,扎根社區提供服務,並讓居民行使自身權利無比重要,而相關的社區發展工作於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有著重要的作用。當時,為了安頓新移民,很多社會服務團體和教會都會協助發展社區,提供生活需要,改善環境。但當70年代市政局改組,擴大職權範圍,這些非牟利團體的角色漸退,區內的民生工作許多時候只能靠政府體制處理。 2000年解散兩個市政局,區議會的權能也大大被削弱,加上整體香港發展,社區一體化,很多民生議題已不是區內獨有,例如教育及福利服務,關乎整體規劃,是各區均需要面對的問題,也牽涉各種政治勢加和分布。 今天,政治化無可避免,如果我們仍停留在七、八十年代議員與選民的關係,而未能意識到政治對民生的影響,這對社區發展毫無幫助。 這次選舉很多地區泛民和建制得票差距其實不大,希望無論敗陣的泛民人士和新民主派議員將新社會發展思維和民主公義理念帶落社區,繼續以行動說服和感染市民。 周五刊登

2015-11-20

上星期五巴黎受到恐怖襲擊,相信大家會感到痛心和憤慨。其實,同時間,世界各地亦遭受恐怖襲擊,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和貝魯特。 相比十四年前美國9.11恐怖襲擊,社會反應大不同。十四年前從國際社會到普羅大眾,都會將恐怖襲擊和回教劃上等號;現在則越來越多人能夠將兩者分開,即使宗教和移民人口,甚至難民危機,仍然被極端恐怖主義污染。 可幸的是,現在多了人在社交媒體明言:「這與難民無關,他們都是恐襲的受害者」、「不要以偏概全將罪名加諸所有回教徒上」。國際社會亦在恐怖襲擊的議題上更謹慎,各國於聯合國反恐行動計劃中達成共識,加入條文定明各國反恐政策不能針對單一社群,不能造成種族和宗教仇恨。 大眾思維改變並不容易,是要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和溝通才能達成這些改變。恐怖襲擊並不是近年的事,從猶太復國主義,愛爾蘭共和軍到拉登、伊斯蘭國,於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恐襲停止,是由於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如愛爾蘭共和軍和英國政府達成停火協議,組織自治政府。   早期的恐怖襲擊多因區內政治局勢所引致,有明確的地域和目的。然而,現在的恐襲已打破邊境局限,甚至沒有鮮明目標,發動人士更未必來自單一組織,不少是受恐怖主義影響的個人行動,因而變得更難以控制。再說,現在的恐怖分子並不如以往為了單一政治目的,而是為傳播以武力反欺壓的,簡單來說,是種恐怖主義思維。因此,能夠溝通甚至達成協議的機會,微乎其微。 正式溝通途徑近乎零,反而激發回教徒,不但教長,甚至青少年,走出來回應和抗衡恐怖主義。回教徒能夠站出來其實並不容易,要從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一個完全沒有想過議題,再次了解和反思宗教意義。 如今只能針對恐怖主義的思維方式,嘗試打破種族和宗教仇恨,不讓自覺被壓迫人士走向極端,才是有效打擊恐怖主義的方法。報復肆殺,會令恐怖分子進一步認定受西方壓迫,武力反擊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  周五刊登

2015-11-13

「全民退休保障」,我細細個就聽過呢個名啦。 的而且確,縱使退休保障從七十年代已開始討論,可惜眼見很多長者因沒有適當和公平的保障而活於貧窮中,不能安享晚年。然而更可恥的是,政府一直深知問題存在,訂立貧窮線時,口口聲聲說重點關注老人貧窮問題,但到現在不但仍然漠視問題,更想淡化問題的嚴重性。雖然終於承諾年底進行諮詢,但不能稱得上作出承擔。 人口老化是一個社會現象,不只是一個金錢問題。國際社會一直以一個較為前瞻性和社會共融的角度釐訂退休保障的重要性。一個有長遠規劃的退休保障,不但能令長者有基本保障從而繼續參與社會,活得更健康精彩,更能令整體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平穩發展。 政府突然將一直原用的「全民」改成為「不論貧富」,表面看似概念一樣,但實際意思和反映的價值觀大為不同。「全民」的概念基於退休保障為基本權利,每人生而共享,不但「不論貧富」,更不論性別、社會地位、宗教等等,有多元包容性。然而只用「貧富」斷定人的需要,不但漠視退休保障不止於金錢援助的廣泛社會意義,忽視了長者生活上不同的需要,更容易構成標籤效應,令長者被看成為需要施捨的一群,完全將問題個人化,將社會經濟矛盾推到長者身上,漠視社會責任。 更諷刺的是,政府聲稱改名是為老實地點出問題,政府應該於議題上有立場。很多國家,包括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如波蘭、智利、甚至中國,早於八、九十年代已發現退休保障需包含多方元素,令長者達致身心健康。 政府單從金錢評估退休保障需要,顯然社會福利概念已倒退到連很多發展中國家都不如。 周五刊登

2015-11-06

只是數月間,一場大學管治風波將屹立百年的香港大學毀於一旦。能如此「把炮」的人是誰?李國章、梁智鴻,抑或梁振英?無論是誰,都只是一個觸發點,一個長久著重「人治」的制度才是真正兇手,讓立壞心腸的人有機可乘。 每個社會、組織和機構當然需要人去管理,但一個重人治而漠視程序的制度就會令管治權力集中於少部分人身上,集權處理整個體制。缺乏監察制度,用人唯親的狀況便更容易發生。 其實,大學管治一直如此,管理層由特首委任,校內教職員和學生的參與度極低。然而,近日不少資深教授組織起來抗爭,反映大家對制度已到一個不可再容忍的地步。 於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的教職員,尤其是教授級,因工作環境較個人化,很少參與集體行動。以往有調查發現,普遍多於三分一大學同工參加工會,唯獨從事研究的教職員甚少參加工會。   我希望有更多教職員參與工會以爭取權利,外國經驗亦顯示大學教職員工會對抗人治制度非常有效。由於工會會員多是前線員工,工會參與管治架構,能夠反映和提出學生的訴求。參與工會也不一定只為教學工作,即使負責保安和清潔的員工,他們都是為大學而努力,共同締造良好校園。 再說,讓工會參與管治,也是履行大學的使命。歐盟於2006年對大學制度和管治進行檢討,確定大學需要強烈的社會責任,以回應社會所需。因此教育和研究必須以社會為本,更有責任指出社會的缺漏和提出改善方案。 確立強烈社會責任也為管治模式帶來改變,大學需要回應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訴求和期望,減少政府參與大學管治,而加強工會和學生的角色,就變得無比重要。 這樣,大學才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以回應社會需要。  周五刊登

2015-10-30

早前到訪瑞典南部城巿的馬爾默。剛踏出火車站,就看見有不少中東面孔在車站內徘徊。這裡有點像工作過一段時間的瑞士日內瓦火車站,心想馬爾默是否像瑞士一樣有很多移民工。 火車站內,亦有很多警察巡邏。身材高大的警察雖全副武裝,但面帶笑容,非常親切。一直走,在牆上和地上貼了很多類似以阿拉伯文寫的指示牌。走出火車站,抬頭一望,有個以四種語言寫出「歡迎難民來臨馬爾默」大型路牌,指向一所營地辦公室。 好奇走進營地辦公室,原來是瑞典紅十字會,一個名為Refugee Welcome的團體,以及瑞典入境處聯合運作的辦事處,為難民提供一站式服務。 工作人員透露,多數難民來到馬爾默已身心極度疲倦,很多時候警察在火車站和港口遇到難民,便會帶他們到辦事處。辦事處為難民提供一個休息的地方,有食物和醫護人員檢查身體,而入境處人員則和他們講解申請停留程序。其後,會送往酒店暫住,慢慢考慮下一步。如他們希望留在瑞典,便會轉往另一個地方居住。 馬爾默不算是一個很大和繁華的城市,很多遊客只會到哥本哈根,才順便到此一遊。但由於馬爾默是最接近歐洲大陸的海港城市,難民如要到北歐,第一個落腳點便是馬爾默。工作人員說,有時會成千人湧入,但人數不及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皆因位處北歐的瑞典實在太冷,不適合中東難民居住。 也許因為馬爾默較有組織地處理難民入境和人數相對其他國家少,因此不會看到類似其他國家的難民逃亡慘象。他們的處理手法也讓難民有更多空間考慮下一步。 可惜,並非所有瑞典國民都有相同想法,上星期發生的瑞典校園槍殺案,便明顯針對移民。其實,不同市政府對難民的態度也不一樣,工作人員亦慨嘆只有馬爾默才能做到這種協調工作。 至於鄰國,有些國家開始關閉邊境,國內對移民和難民的爭論持續。難民真正能夠安頓,恐怕只會越來越困難。 

2015-10-23

今日的香港,無論男女,擁有相同的投票權。 夫婦離婚,無論男女,都有權爭取子女的撫養權。 社會和政治運動,無論男女,都可以自由參與。 遇到性侵犯,無論男女,都能夠訴諸法律,懲治侵犯者。 然而這些看似男女應有的權利,於二十世紀初或之前的英國,女性完全無法享有。為了爭取平等選舉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婦女爭取選舉權團體「suffragette」成立,以較激進的手法喚醒人民,尤其是當權的男士。 電影《女權之聲》中的慕德,自小於洗衣房長大。雖然不斷受到老闆性侵犯,但男權至上,女性根本無法反抗,外人亦視若無睹,只好啞忍。之後認識了一名為婦權分子的同工,原本只為了「希望其他婦女不用過她所遭遇的日子」便參加了婦權運動。然而,在參與的過程,丈夫認為她是一個對抗男性的無恥女人而離棄她,丈夫更將兒子送走,不讓他們見面。不過,所有事情卻令她更確定平權的重要。 其實,婦女爭取的並不只是一紙選舉權,而是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認同。只有同等的權利,才不會被視為二等公民,甚至「地底泥」,任人侮辱。電影細膩刻劃出婦女因沒有權利而沒有地位。慕德丈夫一句「you are my wife, that’s what you are meant to be」和一名逮捕參與婦權行動的警長說 「Let their husbands deal with them」,赤裸裸道出婦女只是丈夫的附屬品。 兩性平等,並不能只靠一方的努力。電影描述一名丈夫非常支持太太參與運動,更親力親為,推動平權運動。這正正配合聯合國近年所推動的「He for She」運動,確定男性於平權運動的重要性。 聯合國剛發表《全球婦女2015年報告》,顯示婦女遭受暴力對待非常嚴重,教育權利和就業權利亦未普及,達致兩性平等仍然長路遙遙。 婦女動力基金將於11月9日舉行《女權之聲》慈善首映,籌得款項將用作推動婦女平權。如有興趣,請直接與婦女動力基金聯絡。 周五刊登

2015-10-02

中學時代必讀四書中的《大學》,對每位香港大學學生有更深意義。香港大學的校訓「明德格物」正出自《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及「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句校訓,我從沒有忘記,更希望可像我其中一位很敬重的老師一樣,於教學的路上實踐校訓。這位老師,是陳文敏教授。 我還在港大唸社會工作時,需要寫一篇關於社會政策的文章,而我的選題是「從《青年約章》看青年政策」。由於陳文敏教授曾推動青年權利,故膽粗粗聯絡他,希望跟他做訪問。當時我對人權完全沒有概念,身為院長的陳文敏教授雖教務繁忙,但仍然抽時間接受訪問,更很用心地將不同人權概念仔細講解。 或者,陳文敏教授已忘記此事,但對我卻非常重要。因為他,我對人權工作產生熱誠。沒有他當天悉心教導,就沒有今天的我。 對學生而言,教授寫過多少篇學術論文和參與多少研討會並不重要。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授,能啟發學生對學習和追求知識的熱誠。可惜現況卻令人失望,在今天大學教育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學院爭名聲爭派位,天天跑數,還有多少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能將學生放在第一位? 如今,追名逐利以外,還有政治考慮。 香港大學副校長遴選事件終了,一眾校委赤裸裸地衝擊學術自由和院校自等核心價值,把大學培育人才的角色和學生的真正需要放諸腦後,也沒有以學生的最大利益為依歸。 香港大學不單失去一位備受敬重的教授,最大損失乃致「大學之道」的淪落。 周五刊登

2015-09-25

習近平訪美其中一項重要行程,是於與聯合國婦女署合辦的「全球婦女峰會:從承諾到行動」中致開幕詞,並主持第一場會議。這次全球婦女峰會是「北京+20」其中一重要會議。 20年前,北京舉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落實《北京行動綱領》,本來中國承繼大業,再次舉動世界大會檢討綱領,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畫面一轉,這些年來,中央卻不斷打壓婦女維權人士,就令中國主持這場峰會議會顯得荒謬至極。 再說,中國的家庭暴力問題日趨嚴重。根據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調查,25%女性在婚姻中遭遇家暴。聯合國預防夥伴項目亦發現52%男士承認曾對女性施暴,更荒謬是有被虐婦女因自衛襲擊施虐者後被判刑。 來自四川的李彥因長期受到其夫施以暴力及虐待,於 2010 年將他殺害。然而,中級人民法院沒有酌情考慮她長期受虐的狀況,並於2011年對她判處死刑。雖然經過多方介入後,最高人民法院推翻死刑判決,但從李彥一直求助無門至法院對家暴受害人的忽略,反映中國各階層未能保障婦女權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八月通過初審《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現正進行社會諮詢,希望年底前能通過。然而,這邊說不,那邊卻不斷打壓倡議保障婦女免受家暴的維權人士。 這些打壓不曾間斷,三八婦女節前夕,公安逮捕了五位中國女權活動人士,包括武嶸嶸、鄭楚然、李婷婷、王曼和韋婷婷,他們都是因倡議消除家庭暴力和對婦女歧視而被捕。至於早年積極倡議女性及兒童權利的蘇昌蘭,更於2001年被迫辭去小學教師工作,現時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面臨終身監禁。 外交公關口號般的大喊保障婦女無濟於事,重要的是以實際行動顯示保障婦女的決心,於社會不同層面確保婦女安全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而非持續打壓和滅聲。 周五刊登

2015-09-18

辦公室新來了一位韓國男同事,因來港工作的關係,太太和一歲半的兒子跟隨搬來港。得知他有小朋友,對我這些「而我不知做父母是怎樣」的人,當場第一時間介紹他可以帶家人到哪裏玩。 上星期正當我如常推廣香港的飲食玩樂文化,突然間辦公室中的星級媽媽走過來開始講小朋友的讀書問題。又要參加遊樂班,又要報讀幼稚園,我頓時看到韓男同事變得心慌慌。 兩天前韓男同事突然問我哪裏可以買郵票,要替小朋友報學校。我在毫無作出思想的情況下「吓」了一聲。我的驚訝並不是因為他要墮入香港的怪獸式教育制度,而是我無想過找學校、照顧小朋友的工作是需要他處理。 韓國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觀念跟華人社會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因太太在香港並沒有工作,對香港生活認識不多,更沒有其他人可以請教;因此所有生活安排都是韓男同事一力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就落在他身上。 其實男女家庭崗位的角色比以前變得更流動。但因很多時始終女性較多需要做照顧者角色,因此關注家庭崗位歧視亦多是婦女。這情況下很容易忘記其他性別的照顧者。推動兩性平等的同時不期然將男女角色更加定型。社會對性別少一些定型,男士就有更大空間道出困難,社會對照顧者這角色亦可以有更大認同。周五刊登

2015-09-11

上堂時討論近期最熱門的歐洲難民潮。我問學生點解大家需要關注,大家的答案都非常有道理,例如因全球化下各國互相影響、可以要求政府對其他國家施壓(當然我會質疑香港政府會否這麼厲害)。但居然無人提及香港以前其實遇過同樣的狀況。更令我震驚是居然學生們無聽過長達25年越南船民事件。   還記得小時候住近避風塘,每隔兩三日便會看到窗外一車一車的豬籠車坐滿越南難民(圖),從碼頭駛往難民營。當時非常疑惑為甚麼香港可以容納那麼多人。   早前林煥光在一個學生論壇上講述當時香港政府需要作出容不容許第一艘難民船進入港口的決定。港府於很短時間內就能以人道理由容許難民進港。撇除難民營的惡劣狀況和甄別政策的好壞;於短時間內作出這前進的決定並不容易。相反歐洲多國需用上這樣長時間才勉強容許難民進入,香港差不多40年前已走得非常進步。   世界顯然不進則退。退,不只是決定救援時間延長;更對難民定義不一致。上星期談及「難民」和「移民」的分別。由於難民能接受高度保障,而移民就有機會被遣返;當時港府的甄別政策遣返了大批被界定為「非法入境者」的船民。然而很多被界定為「非法入境者」的亦受戰爭影響,無法維持生活,因此才逃難到香港。因此甄別政策亦遭受譴責。   去年聯合國已出報告指出這些所謂「非法入境者」(illegal immigrant)應稱為「非常規移民」(irregular migrant)。因「非法入境者」帶有犯罪(crime)的含意;而他們並非犯罪者(criminals),只是因為生活困難而需離開家園,因此不應加諸罪犯名義。而「非常規移民」亦應受到基本生活保障權利。   歐洲各國自身利益當前,繼續使用港府30年前被轟的政策,完全漠視新定義和人權義務,還不算是退步? 

2015-09-04

不同媒體對歐洲難民狀況的陳述都不同;有些媒體會用「難民」(refugee),而有些會用「移民」(migrant)。雖然講述同一件事件,但不同的稱呼代表身份和權利的不同,更反映該媒體的政治立場。 「難民」和「移民」最大的分別在於其選擇性。難民是指那些在原居地面對戰爭以及迫害而需要逃離家園的人;那些因性命受到威脅而迫不得已要逃亡的人。相反,移民的選擇權較大,多是因為生活、工作、教育、家庭團聚,甚至飢餓,而遷離原居地。他們可以選擇回原居地,而且依然受到原居地政府的保障。 然而這些人如何被識別、被標籤甚麼身份直接影響他們所得到的權利。在國際人權框架下,有些權利是普世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賦予;而有些權利則根據特定的身份才能享有,例如難民、原住民、少數族裔、性小眾等。鑑於其被迫害的身份,難民需得到尋求庇護地方的保護,安頓其生活,更不能遣返原地。相反,因移民享有的選擇權較高,因此並沒有這樣高度的保護。 因此,在今次事件上,如媒體選擇以「難民」形容逃離中東北非家園的這些人,表示他們認同這些流離失所的人需得到保護和安置。這些媒體多是人道團體,如聯合國和國際特赦組織,和左傾的新聞媒體。而以「移民」來界定他們的表示該媒體並不相信這些需要高度援助,更可能支持遣返。這些媒體多是右傾的新聞媒體,甚至一些國家立場。 字裡行間,大家可以意識到不同國家的立場和願意承擔的責任。但無論如何,希望各國能以保障生命為大前提,不要陰謀論手無寸鐵的人,尤其是婦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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