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星期六為南韓「世越」號沉船事故兩周年紀念。縱使當天下著狂風暴雨,依然有數千人到首爾市中心悼念。 一個未敢忘懷的海難,原來原本想舉辦要悼念亦遭到一些傳媒猛烈抨擊。現屆朴槿惠政府一直被視為相當強權,一直打壓公民社會。海難紀念日前,一些傳媒公然站在大勢政府的一方,為政府擺脫對處理海難的問題和責任,不停製造與論,批評社會過分懷緬過去,又指政府已經對海難處理相當妥善,不應再譴責政府,不應舉行甚麼悼念活動。 紀念日前兩天的南韓國會選舉,朴槿惠所屬的執政黨新世界黨於選舉中大敗。原先以為能夠贏取五分之三國會議席,最終一敗塗地;在野的共同民主黨與國民的黨卻囊括國會300席中的161席,令朴槿惠執政末期處於「朝小野大」局面。 一場選舉不但揭示政府已失民心,更令南韓人體現一些傳媒的無恥。那些之前批評民間社會舉辦悼念活動的傳媒於選舉後作180度改變立場,馬上批評政府沒有妥善處理海難,應回應社會訴求。管理層懶理羞恥,前線記者情何以堪! 這是傳媒的悲哀,向政治靠攏,放棄專業風骨的傳媒主理人醜陋得叫人討厭,最終自取滅亡。人民不再相信第四權,也是社會的悲哀,欲救無從。 《明報》主事人,你又看到自己的下場,香港的未來嗎? 周五刊登
如你像我一樣喜歡看電視,即使未閱讀過政府的退休保障諮詢文件,亦應該看過政府退休保障的電視廣告。政府於廣告中說明退休保障為個人、家庭和社會責任。政府呢?竟可以置身事外!? 退休保障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福利議題,釐訂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往往連帶社會經濟環境、勞動力的狀況和人口結構。然而,斬件式的政策討論往往容易讓政府推卸責任。 去年政府發表的人口政策報告顯示,勞動人口撫養長者比率將由現時平均4.7對1,降至2041年的1.8對1。有見及此,報告建議加強對策,鼓勵年輕夫婦生育和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可惜對策未能達致雙效。 隨着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婦女就業率於過去十年上升2.1%至2015年的50.8%,佔整體就業人數44.5%。然而,在職婦女兼顧家庭崗位上,依然困難重重。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數字,懷孕歧視仍是香港最嚴重的歧視之一。於2014/15年度根據《性別歧視條例》進行調查的280 宗投訴之中,懷孕歧視佔40%(104 宗),涉及婦女於放產假後恢復上班,即被解僱。 再者,於2014年7月至10月期間,平機會進行「歧視條例檢討」的公眾諮詢,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個人表示,婦女產假後隨即被調職或以和放產假無關的藉口解僱員工。 然而,現行法例沒有賦予婦女法定權利,能夠重返放產假前的崗位。 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政府應落實進一步消除家庭崗位歧視,令婦女於家庭和工作選擇之間不會陷入兩難局面。人口政策變相與現實變得矛盾,工作時遇到不平等對待,又如何能夠依靠個人積蓄應付退休後的生活。 退休保障制度,由豈止是福利議題。 周五刊登
成立20周年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雖然對香港的平權發展功不可沒,但基於結構性的問題,外界始終抱質疑的態度,尤其平機會只負責執行現行的四條反歧視法例,基本上可不處理法例以外的平權範疇,可謂是「防守式」,而不是「進攻式」的機關。 平機會對香港平權狀況的前瞻性往往取決於平機會主席的態度,歷屆有非常關注人權發展的主席,因此會落實不同的平權討論,甚至挑戰政府不平等的政策。例如像胡紅玉,就曾因升中派位機制存在性別歧視而入稟控告教育署,並最終成功爭取男女學童平等教育權利。 然而,亦有主席選擇墨守成規,甚至有主席與民間社會不和,漠視訴求。王見秋是一例,沒有提供充分理由,只於提出賠償建議後,便辭退了具人權工作經驗的候任行動科總監余仲賢。 因此,每當平機會更換主席,都會引起外界極度關注,今次亦不例外。一向視為積極推動平權的周一嶽換上人權意識薄弱的陳章明,無疑令民間社會質疑政府推動平權和履行國際公約的誠意。 香港的平權發展好像要靠運氣,皆因因平機會並不是完全獨立於政府。從委員的委任到甄選主席的遴選委員會成員都是經特首委任,完全沒有監管和透明度,違背《巴黎原則》有關獨立於政府機關和多元及廣泛代表性的要求。 平機會剛向政府提交「歧視條例檢討」報告(圖),建議加強平機會架構獨立性,建議政府接受公開申請或由獨立委員會負責管治委員會委員的任命,甚至根據《巴黎原則》成立人權委員會,促進香港整體人權狀況。 如能落實,香港的平權發展不再需要基於人治因素,而能真正回應有需要社群的訴求。周五刊登
台灣4歲女童遭隨機斬首一案震驚港台,引起整個台灣社會的震驚,兩地人民紛紛譴責。日本、韓國、香港及台灣經常被認為是犯罪率低的典範社會,因此往往發生聳動的單一殺人事件時,社會頓時產生驚恐。然而,這樣殘暴的無差別隨機殺人案件,也讓人看見一個台灣社會卻有截然不同的多種反應。 面對暴力,絕大部分台灣媒體並不是探討如何防止事件發生,而是將焦點放在該否廢除死刑。媒體追擊立法委員和政黨的廢死立場;許多網路言論直指是「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錯誤,彷彿是因為主張廢除死刑的言論導致這些暴力犯罪的發生。 面對暴力犯罪,台灣政府長期以來便宜行事地以「死刑」裡的「一顆子彈」來向社會大眾交代,透過死刑這塊遮羞布,使得司法、監所、更生保護、被害保護等制度的改革不被看見,彷彿「死刑解決一切」。只談廢死,完全忽略分析事件的原由和如果令事件不再發生的重要性,對預防暴力並沒有幫助。 可幸的是,民間社會開始關注到主流媒體過度簡化隨機殺人事件的複雜因素所造成的「標籤化」效應,因此也有媒體開始反省與自我節制。最令人敬佩是女童的母親的發言簡單卻直指重點:「我真的不想有人藉著我們的故事,討論支持死刑或廢除死刑,這一課我之前沒想透,現在我依然沒想透……」 嚴重的暴力事件往往容易激化社會的對立,面對因暴力而起的恐懼與憤怒,一個良善、民主的社會更要審慎因應,正如同2011年挪威屠殺事件中,挪威總理Jens Stoltenberg 所說:「對暴力的回應,就是更多民主,和更多人道,但永不天真。」而我們寄望的社會,則需要更多市民願意開始正視問題,同時對自己理想的社群生活有更多想像、討論與對話。 周五刊登
沙特阿拉伯經常被批評高度打壓女性權益,其中一個最令人關注的是婦女不可以駕駛。沙特阿拉伯自1990年正式不容許婦女駕駛,當地以及世界很多人權和婦女團體都嚴厲批評沙特政府歧視女性和剝削婦女外出的機會。這些年來,不少婦女,甚至當地男士,均上街抗爭,希望推翻政策。 沙特政府經常以宗教理由限制婦女權利。然而,兩天前有一則非常諷刺的新聞。一班汶萊皇家航空的航機飛抵沙特阿拉伯,機上所有機組人員,包括機師,均是女性。該名汶萊女性機師表示,能於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佔一席位,相當令人鼓舞。 同樣為回教國家,沙特阿拉伯跟汶萊於女性權益和自主的詮釋顯然有別。同一個宗教,不同國家,甚至每位信徒,對宗教信仰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和實踐;更何況是世界一個數以幾十億人口的地區? 近日有很多關於南亞裔的負面新聞,無可否認已變成針對族群的歧視。然而,莫說南亞裔居於香港已有很悠久歷史,其實南亞裔一詞只是一個統稱,包含不同的國籍、宗教、文化背景,我們又何以能一竹篙打一船人? 歧視的說話造成很大傷害,最受影響的是於香港定居,一直努力融入社會的少數族裔。 周五刊登
林鄭月娥上星期六於退休保障論壇(圖)上請香港人相信政府的誠實。對不起,我無法相信。論壇上,林鄭月娥表示全民養老金涉及226億,相當於醫管局用在長者服務的九成,或能令長者輪候安老院服務時間加快3倍。這句說話已經不可信。 我不否定數字上的真確,然而政府真的會將二百多億經費用作長者醫療服務? 其實,長者醫療需要日趨增加,醫療制度早已不勝負荷,但政府卻於這兩年連續每年削減2.5億醫療撥款。雖然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表示醫管局開支有4%增長,局方有內部資源儲備,指近日公立醫院「情況嚴峻」完全同資源沒關係,而是因為病人年紀大,天氣轉冷和人手及設施不足等。 人手及設施不足,還說沒關係?正正是政府投放資源出問題,沒有誠意處理之餘,更無恥到削減經費和服務,令市民基本健康保障受到影響。 隨了對增加醫療開支的誠意存疑,林鄭月娥所提及的226億其實亦是一個非常誤導的數字。整份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只列出政府的融資方法,簡單說是增加稅收,並沒有提供其他可行的融資方案讓市民參考。其實,坊間有相當可行的方案,唯諮詢文件強烈顯示政府的預設立場,對全民概念一概否定。如此偏頗,林鄭月娥有如何能說服巿民相信政府有誠意?離怪論壇當天一眾參與者聽到此言論,不禁失笑。 政府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概念,其實亦清楚表示出其福利觀。香港政府從不視福利為基本權利,但在殖民地時代始終會遵守國際法,考慮民意。雖然沒有民主體制,但以往政府亦有一定程度以民為本的概念。今時今日,特別政府絕對可以漠視任何人,尤其一般市民,諸多歪理剷除福利,且偷換概念,令外界覺得政府已經多做事,社福界還諸多要求,甚至為求達其政治目的,透過福利分化社會。 這樣的一個政府,又如何令巿民信服!周五刊登
兩星期前面書推出了不同反應表情,由原先只可以按「喜歡」(like)面書上的留言,一下子大家可以選擇給留言六個不同反應。面書的改變令特首梁振英瞬間遭殃,直至現在,短短兩星期間,梁特首面書的相片已有接近19萬「嬲嬲」(angry)。這個數字令特首再一次登上國際新聞。 這些「嬲嬲」是對當權者表示不滿的一種政治表態,不會聯想到網絡欺凌。然而,數天前名模Cara Delevinge卻認為面書的新反應掣將會掀起新一輪的網絡欺凌潮。大家可能認為Cara說得太嚴重,但如果用於個人社交層面上,同學、同事和朋友間被人不斷製造負面回應,也許真的會構成影響。 當然,按一下掣比起以前要寫回覆才能表達不滿來得更容易,但只要並不帶來歧視後果,則可讓用者有更大空間去表達對一切不公義的言論、社會狀態和政權的不滿。事實上,以往特首面書不讓人留言,我們無法表示不滿;即使可以留言,要用文字寫下意見,可能許多人覺麻煩而卻步。 社交媒體作為溝通平台早已普及,許多私人機構已用社交媒體與客戶,以至社會大眾聯繫。反而香港政府和公營機構卻因害怕負面回應而用抗拒與市民於社交媒體溝通,故步自封,令政權和人民更加疏離,管治又怎會順暢。 周五刊登
上星期於中大校內舉辦退休保障論壇,因想有些外國經驗以作參考,因此邀請一位來自南韓的同事分享。論壇前,剛來香港不到半年的南韓同事表示,因社會福利議題和政治有很大關係,故想認識香港的政治生態。 我粗略地解釋香港政治陣營主要分泛民和建制兩派。雖然有別於主流左翼和右翼政治光譜之分,但南韓同事對泛民陣營的理解沒太大疑惑,但談及建制陣營,同事則百思不得其解。他問:「他們不是民選議員嗎?何以不是向選民交代,而是偏袒政權?」這句說話足以刻劃香港政治的荒謬。 南韓的國家退休保障制度(National Pension Scheme)雖然不涵蓋所有長者,但已包括七成,加上實施其他世界銀行所建議的退休保障支柱,就連離婚婦女的退休保障亦相對提高,以緩解婦女就業困難而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基本上,政府顧及到社會上不同社群的退休需要,不如現時香港高度依賴私營架構的制度。 然而,南韓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落實,受到很大的政治影響。簡單來說,退休保障能如現在擴大保障範圍是由於現屆總統朴槿惠的絕大部分支持都是長者,因此上台後不得不於滿足長者訴求下工夫。 至於香港,特首非由公平選舉產生,重要官員也沒有經過選舉洗禮,根本不須向選民負責。財政預算案於星期三出爐,縱使財爺如何親民,於香港的政治制度下,145民生議題要得到政府支持受到很大阻力。 比起任何民主社會,香港市民要加倍施壓,才能令政府改善民生。 周五刊登
電影《十年》,大家可能著重於戲中道出香港於中國政權下的劇變,其實電影亦赤裸裸揭示香港的種族關係。 如有看過電影《哈利波特》都應該記得有位叫張秋的華人面孔角色(圖中)。飾演張秋的,是位英國土生土長,接受高等英國教育的梁佩詩。她一直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其母語是地道英式英語,唯她卻一直受到種族歧視。 兩天前,報章刊登梁佩詩的訪問,透露她經常面對一些「漫不經心」的歧視(casual discrimination),如的士司機會跟他說:「嘩,你的英語說得真好!」。雖說這些話多是出於無知,但也某程度上反映華人要融入英國社會仍有困難。這個現象,放諸四海皆準,能說一口流利的當地語言,不表示能融入社會。 這令我想起電影《十年》的第四個故事《自焚者》中的一名南亞裔女角Karen。Karen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和朋友走上街頭抗爭。可是,「我在香港出生,我說的是廣東話,香港是我的家」的她,卻遭人叫她返回自己國家。 真正的種族融和遠超於語言能力,涉及更深層次的種族歧視和對身份認同的詮釋。上兩屆特首於施政報告中會提及促進少數族裔的社會融入。可惜今屆政府對社會共融完全無承擔。施政報告只將少數族裔狀況簡單化,變成語言和就業問題,單純以為有工作就表示社會問題就能解決。 《十年》告訴我們十年如一日的種族問題,再過十年,仍是一樣。
上星期六起亞視開始停播新聞,對一直傳出將會倒閉消息的亞視,大家可能只當「食花生」來看。但其實涉足嚴重的違反市民尋求和接受各種消息的權利,政府難辭其咎。 免費電視台成立主要原因是讓普羅大眾能夠接觸社會資訊。以前資訊和社會經濟還未如此發達,市民都是從看免費電視得到訊息。現在資訊發達,不同媒體的興起令市民對免費電視的需求和要求下跌,在眾多選擇下, 免費電視或以變得可有可無。 然而我們的笑對「亞視永恆」、「睇佢幾時執」的心態其實在抹殺社會上一些社群的接觸資訊的權利。莫說對年長的一代「睇電視」已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對於很多勞工階層和低收入家庭,亦未必有時間和渠道廣泛接觸不同媒體,回家看電視變成基本接觸資訊的渠道。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因此以目前只有一個免費電視台播放一面倒的資訊狀況是完全不能接受。 政府有責任維持資訊廣播的多元性,更不能讓弱勢社群進一步被邊緣化。 周五刊登
早前林鄭月娥司長推銷政府的退休保障方案時提出「公義論」,認為由年輕人來供款支持長者是對年輕人不公義。言論甚為挑機,有意造成世代之間的對立。另一邊廂,有市民亦表示關心全民退休保障會造成分化,子女會依賴政府的全民養老金,忘卻傳統孝順和供養父母的價值觀。同樣關注世代分化問題,但後者的道德論述顯然超然於司長,並不只是向錢看。 全民退休保障不但不會抹殺傳統孝道觀念的重要性,反而能夠消除現行資產審查制度下所造成的世代分化,甚至能促進社會團結。 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建議於三方供款(政府、僱主和僱員;中小企僱主和僱員只需強積金部分轉移)下,65歲以上長者能每月領取$3,500養老金。其實金額與現時綜援制度差不多,單靠全民養老金過活的長者大多會是現行領取綜援的長者。現行綜援制度需要子女簽署「衰仔紙」,確定不再供養父母。於此制度,當然相對全民制度帶來更大的世代關係傷害,完全破壞孝道的觀念。然而,全民制度下,這些歧視和分化便不會存在。 於世界銀行的退休保障框架下,全民養老金只是其中一條支柱,需要個人責任和家庭的支持才能有一個更整全的保障。因此並不會削弱孝道觀念,子女對年老父母亦需有一定承擔。同時,全民制度更有助團體社會,加強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共同享有社會資源,共同分擔社會責任。 周五刊登
去年香港大學參與由聯合國婦女權能署(UN Women)發起之「HeForShe」計劃,成為全球第一間大學參與這場平權運動。 「HeForShe」計劃旨於鼓勵男性支持兩性平等,如不同領域促進婦女權利。 香港大學能這樣前進地推動性別平權或多或少是由於港大校長馬斐森一直以來對兩性平權的關注。馬斐森於布理斯托大學任教時已參與推動校內性別平權,令大學成功簽署Athena SWAN Charter,讓更多從事高等教育界的婦女得到平等晉升機會和參加大學決策架構。 然而校長這擁護平權的形像被一個聲明完全推倒。馬斐森於星期初學生圍堵校委事件後發出聲明譴責學生,認為學生令他和校委生命受到威脅,是暴民行為,強調要與校委溝通。當晚警方公然闖入校園,保安禁止學生進入學校範圍的示威區;整篇聲明只針對學生,完全沒有譴責警方和保安不適當的行為。 我絕對相信如有校長所說的溝通渠道,校委願意真誠與學生溝通,學生一定不會一下子作出衝擊。然而校委不但毫無誠意,更千方百計迴避責任。莫說整個委任過程完全違背師生和畢業生的意願和訴求;校長不但沒有做好本份讓學生能與校委溝通,反而掉轉槍頭譴責學生,令人憤慨。 「HeForShe」是為了突顯處於有權勢的一方支持弱勢婦女從而得到平等待遇,令弱勢社群享有平等參與社會和政治的權利。整個大學管理一直將學生拒於門外,學生的聲音不能帶入會議,特首和校委更以極權作出所有決定。學生一直處於弱勢。校長今次的聲明完全違背「HeForShe」精神。請不要將平權運動作為噱頭。周五刊登
台灣大選完結,蔡英文順利當選總統,民主選舉成功令高民望候選人進身議會。即使大敗的國民黨亦答謝支持者,擺出姿態承認選舉失誤,朱立倫隨即宣布辭任黨主席。成敗雙方顯示民主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基礎,就是以民為本。 大選期間,很多香港人前往台灣觀看選戰,選舉後便討論香港能否達致普選。香港人對以民為本的政權和民主選舉制度的嚮往再一次被台灣大選觸發。這會造成新一輪移民潮嗎? 近年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局面,令不少香港人產生移民念頭,台灣是其中一個熱門地。早前有幸跟《島嶼.浮城》作者傾談。作者李雨夢走訪台灣,將15個香港人移居台灣的故事輯錄成書。有些人因學習而到台灣,有些人因負擔不了香港的高物價水平而到台灣圓創業夢,有些更因要脫離中國政權對香港帶來的衝擊而離開香港。 移民後隨之而來就是期望和現實的相對問題。作者發現移居港人的生活比想像中複雜。由於文化和生活習慣不同,求學、工作和生活都要用上好一陣子才能開始適應。然而最大的問題是能否真正成為「台灣人」或只是移居台灣的香港人。移民人士要面對最大的挑戰是能否變成新社會的一分子。香港人渴望於台灣開咖啡店能否真的能與當地咖啡店一較高下?香港人嚮往台灣的民主制度究竟在移居後又能否參與其中?這些是切切實實社會融入和身份認同的問題。 除了台灣,有幾位朋友亦移民新加坡。其實由一個開始極權操控的地方移去一個已經受極權操控的國度是甚為令人費解。然而他們只是為了子女讀書和生活質素移民,並沒有需要認同新加坡人身份,新加坡社會問題和矛盾其實與他們並沒有很大關係。 每位移民人士對移民都抱住不同態度和期望,但同時亦表示對原本居住地的失望。對於還對香港未死心的我,亦覺心酸。
梁振英星期三於記者會上被問到如何處理「酷刑聲請」人士滯留香港,他回應:「如有需要會咁做(會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這令公眾及維護人權的公民社會團體譁然,這完全推倒施政報告的總結:「政府並將繼續維護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值」。 「酷刑聲請」人士基於在其國家遭受政治迫害或酷刑,因此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尋求庇護。梁振英這番說話是針對濫用公約的「酷刑聲請」人士,阻止他們來港涉及不法活動。 然而,處理人權侵犯問題絕不能寧枉無縱。 曾有「酷刑聲請」人士因被香港政府遣返而在其國家遭到殺害。很多團體一直建議只要政府加快審核程序便能縮短逗留時間,更能杜絕他人以「酷刑聲請」為由來港作非法行為。 再說,雖然公約第31條列出退約機制,但必需由締約國申請。中國會否因香港的一個可以自行處理的狀況而於國際社會盡丟泱泱大國的面子? 酷刑於公約中的定義為「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去年底發表審議結論認為「酷刑」於香港法例下的定義狹窄,關注警隊在雨傘運動期間濫用武力,要求進行調查,適時及妥善地檢控襲擊者。更提出移交逃犯/被判刑人的安排保障不足、家庭暴力問題嚴重及無法定機制對難民進行甄別。 梁振英不但對委員會提出的關注和建議毫無回應,更公然踐踏國際人權公約,其目的不言而喻。 周五刊登
《環球時報》於李波事件上連日文章指「銅鑼灣書店幾乎專門出版、銷售與內地有關的政治書籍,它們很多都包含惡意編造的內容,構成了對名譽權的嚴重侵犯」,更毫不掩飾說明「然而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如此說來,根據這份中方刊物,幾乎可以斷定李波是被強迫失蹤。 強迫失蹤有別於失蹤和綁架。根據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強迫失蹤是指由國家代理人,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組織,實施逮捕、羈押、綁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強行剝削自由的行為,並拒絕承認剝奪自由之實情,隱瞞失蹤者的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香港雖然沒有簽署及確認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但是香港作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地區之一,有責任保障其公民享有表達意見自由而不受妨礙,以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 這正是「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內地的分別。基本法第39條定明亦確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換言之,維護人權乃香港立地之本,唯香港政府陽奉陰違,沒有保障李波及其餘四名書商的安全,更斷送港人的言論自由。建制議員更可惡,言論不盡不實,企圖合理化「越境執法」,嚴重破壞香港法治。 五名書商安全自由受威脅並非單一事件,其影響牽連甚廣。內地殺雞儆猴,有書店隨即抽起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的言論空間籠罩於霧霾下。政府沒有履行保障人權責任,香港市民正喪失免於恐懼的自由。 周五刊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6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