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理直說 - 碧樺依
2016-12-02

特首選戰又將開始。近日梁振英又展開上次的選戰策略；一支筆、一本簿、一張摺凳，微服出巡落區「聽民意」。我就建議特首不要浪費這些時間，反正民意早已被政府抹煞。 9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正正反映民意，清楚表達香港市民對民主普選的訴求。然而，政府將法律變成政治工具，一而再再而三計劃除去民選議員資格，企圖穩固建制派在議會內的主導權。 當然社會對「DQ」梁游的意見相當兩極化，除覺得他們做得過火，亦有人質疑他們對民主的立場，打擊長久以來爭取民主的努力。但不論他們的立場，甚至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是甚麼，需要關注是被「DQ」的手法。「DQ」既成先例，政府就會順勢用同樣的手法剷除異己，更多民選議員可能受到影響。 民選議員的產生本身就已經代表民意。政府不但沒有回應民意，更衝擊我們僅餘的民主制度。多名官員近日更不斷抨擊反對聲音，如食物及衞生局長高永文公開批評區議會對墟市地點投票結果和教育局長吳克儉在面書點名批評民間組織「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與他會面時「節外生枝」，包括遲到和沒根據既定安排開會。這些行為只可以用「小家」來形容。作為政府官員，不但沒有接納民意，更大耍官威，分化社會，將民意拒於門外。 這樣的政府，我們可能要無止境的面對。 周五刊登

2016-11-18

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和英國脫歐後的狀況一樣，社會經濟發展的前路尚未明朗，但種族仇恨和性別攻擊不斷加劇。學校內種族仇恨標語到處可見、伊斯蘭信徒老師被學生扯頭巾、更有白人學生叫黑人學生滾出校園、有反特朗普示威者於示威中被對方支持者襲擊，更有婦女和性小眾因作出反特朗普言論而當眾被打。 最嚴重的，可說西維吉尼亞州克雷鎮鎮長惠林(Beverly Whaling)於臉書上公然支持友人對第一婦人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的種族仇恨言論。惠林友人、發展公司的主管泰勒(Pamela Ramsey Taylor)於臉書上寫道：「白宮終於將出現一位有格調、美麗、有尊嚴的第一夫人，真令人精神一振。我已經厭煩透那隻穿高跟鞋的人猿。」明顯指米歇爾是「穿高跟鞋的人猿」，最終惠林因事件而辭職。 幸而，當社會走向極端，受影響的社群就會尋找出路對抗極權和仇恨。伊斯蘭教徒和猶太教徒長時間處於不和及鬥爭中，但因受到種族仇恨的民粹嚴重影響，美國的伊斯蘭教徒和猶太教徒決議走在一起對抗種族仇恨。美國市民亦自發不同的行動保障少數族裔人士，有人佩帶安全扣針顯示對受影響社群的支持。 文明國度自有方法面對極權，在香港，雖然我們許多時覺得很無助，釋法和選舉制度的崩壞令香港進一步被極權壓迫，但民間社會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們還要繼續抗爭下去。 周五刊登

2016-11-11

特朗普當選，很多人大跌眼鏡。一個公然侮辱女性、製造種族仇恨、逃稅、不知道甚麼是全球暖化和支持極權統治者的狂人，竟會成為總統，簡直是將我們一直深信的價值觀全部推倒。各國傳媒都表示非常擔憂，美國境內更已經爆發反特朗普示威。 問題是，如此瘋狂，又何以能當選？   選舉資料顯示，達九成的美國黑人和拉丁美裔投票給希拉莉，但少於一半白人投給希拉莉。從年齡角度分析，18至44歲選民只有四成投給特朗普。最終顯示特朗普的票源來自年長和居住於鄉鎮的白人。這與早前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可說一模一樣。   年輕一代對社會的期望再一次被年長一代掩蓋。年長一代並不是生於多元文化的時代，他們的「good old days」就是在單一文化的社會中，努力建構自己。然而，現在的社會環境完全改變，社會不再單一，年輕一代擁護多元價值觀。兩代人對社會的看法相差太大。但說真，社會已不能走回頭路，全球化下，人的流動性很高，社會再不能故步自封。   選舉塵埃落定，但了解選舉結果的由來非常重要。這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所在。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下，「欽點」出來的領導人可能是一個賢士，而民主選舉可能選出一個「爛橙」，但民主選舉過程能反映民意，令社會了解到有些社群被忽略。這樣，才能了解社會上不同社群的想法，從而找出問題所在，重新建構社會。 周五刊登

2016-11-04

一直有個處理不到的邏輯思維問題：我們期望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可以給予香港民主制度；我們更期望一個以法律打壓市民的國家能夠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 現實中，這些期望不斷落空。從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方法到多次的人大釋法風波，中央政府不但沒有皇恩浩蕩給予香港期望的民主法治制度，特區政府更主動地將這些基石一一推倒。 地理上的連帶關係，當然令香港人越來越感受到中共的壓迫和強權，但縱使離開中國大陸，這些無形的恐嚇亦會繼續存在。 早前有香港學者刊登關於內地移民政治取態的學術文章，發現多數新移民的政治意識較親建制。初時亦會對文章的結論有點疑惑，終歸香港和內地的政治氣候不同，市民參與政治討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雖然越來越收窄，但畢竟比內地開放，新移民應有機會接觸更廣泛政治資訊。 然而，這些想法乃我們一廂情願。很多新移民其實走不出內地政治打壓的陰霾，曾經有內地移民表示很想參與民主運動，但害怕內地家人受到牽連，因此不敢參與。 這些擔憂其實很普遍，更不只局限於居於香港的內地移民。澳洲有學者希望進行相類似的研究，但他們嘗試邀請中國留學生做訪問時，卻遭到很多學生拒絕。雖然訪問不記名，但學生仍然擔心中央政府會有多種途徑追蹤到他們的行蹤，更對他們於內地的家人作出威脅。 對於中國留學生，他們不認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私隱。他們雖在外國，因習慣和需要的關係而繼續使用那些高度受監控的社交媒體。因此，他們其實從來沒有脫離政權的控制。 這些狀況和威嚇，我們身在香港，不會感到陌生。 周五刊登

2016-10-21
2016-10-07

本周初成千上萬示威者穿著黑衫於波蘭首都華沙的國會外聚集，抗議政府提出近乎全面禁止墮胎的法案。 波蘭一直被視為極保守天主教國家。於墮胎議題上較其他有國教的歐洲國家更保守。現行的反墮胎法只容許婦女於少數情況下墮胎，如因姦成孕和對母親生命有危險等，但新法案連這些情況都不獲容許，直接令婦女和胎兒的性命受到威脅。 同類的爭議數年前於愛爾蘭發生。2013年前，愛爾蘭有關墮胎的法例和現在波蘭建議的新法案一樣， 完全沒有保障婦女，直到一名女子因懷孕而生命受到極度威脅，但因醫院不容許進行墮胎手術而導致女子最終離世，事件引起愛爾蘭社會關注。婦女和人權組織要求修例，最終法例得以修改，於懷孕期間保障生命的法例於2014年正式實行。 愛爾蘭一直被國際社會抨擊其墮胎法違反人權，而波蘭的執政黨卻走回頭路。反墮胎法不只關乎婦女健康，更關於生育自主權。聯合國早已對生育自主權作出定義，基本權利包括個人對懷孕有自主權，可決定子女的數目、何時懷孕、更應有足夠的資訊關於懷孕的狀況，以至健康的保障和不被歧視的待遇。 平衡宗教價值觀和人權經常成為兩難，但並非沒可能達成共識。實際上，並非所有宗教團體對人權議題都持保守態度，關鍵在於雙方有否以開放的態度溝通，了解互相的關注。 周五刊登

2016-09-23

立法會選舉多位資深議員落馬，有人歸咎「雷動計劃」影響選民意向，偏頗某些候選人。而支持雷動計劃的，就認為落選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過於將責任推到雷動發起人戴耀廷教授身上，討論變成對人不對事，將焦點放在支持或反對戴耀廷上。 選舉已經過了兩個多星期，相信有足夠時間冷靜下來，稍為理性分析雷動計劃。 雷動計劃的一個核心概念是「商討」。市民參與雷動計劃便會加入訊息組群，於組群內得到第一手選舉資訊，然後透過商討，作出策略性投票決定。這個程序其實和兩年前「和平佔中」商討過程非常相似，需要市民參與討論，從而得出大家同意的結果。 討論得出的結果只會影響參加者的決定，沒有參與的市民並不會知道商討的內容，因此是一個透過理性分析的集體行動。不過，雷動計劃的商討結論卻被廣泛流傳，沒有參與商討的市民亦能於不同公眾媒體得到推舉名單，唯不悉當中的理據。 對此，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 第一，當一個看似有公信力的名單出現，於兵荒馬亂之際，市民又豈能如雷動計劃支持者所言，能夠完全理性分析名單，從而決定會否根據名單投票呢？ 第二，公開沒有理據的名單亦涉及道德問題。不參與雷動計劃的市民並沒有表示要收到支持者從內部討論所作出的結論，支持者為何能於沒有公開理據的情況下廣泛宣布名單，嘗試左右他人的投票意向？ 篇幅所限，下期再談雷動。 周五刊登

2016-09-09

選舉過後，評論滿天飛。對於香港現時處於政治動盪的時代，焦點自然放於新議員如何改變政治局勢。議會一直以泛民與建制對決，如今「本土自決派」成功晉身議會，無疑會帶來新局面。 我更關心的是新議員的加入對公民社會所帶來的影響，皆因議會的支持/支援對公民社會非常重要。 一直以來，泛民議員與公民社會有緊密關係，一些議員本身來自民間團體，如李卓人的工會背景和張超雄來自社福界；同時亦有議員支持某些民間社會推動的議題，如黃碧雲對婦女議題的關注和劉慧卿對保障人權的堅持，他們都與民間團體緊密合作。 事實上，香港的公民社會甚少政治渠道倡議所關心的議題；因此亟需議員的協助，將議題帶入議會討論，令政府和市民關注。民間團體和議員的合作關係是經過長時間的遊說和磨合才能建立，並非朝夕所達。 政治素人雖有新政治理念，令更多人關心政治，但對公民社會的倡議工作卻是新挑戰。民間團體要對新議員進行遊說，唯新議員對不同社會和民生議題的取態卻是未知之數。 再說，「新、舊」交替民粹下，新議員和所屬政治連繫對舊有團體和議員一直不信任，認為他們的工作和對社會政民生治的分析已過時，有些甚至漠視公民社會。 今天巿民所享有的社會福利和人權保障是由很多弱勢社群和政團一點一滴努力建立和辛苦爭取得來，即使對現況和未來勢道的分析不同，但絕不能抹煞他們過往的努力。 新議員要貼地，就必須積極與公民社會合作，廣納民意，才能在議會揮發作用。 周五刊登

2016-09-02

早前政治學者黃鶴回、馬嶽和林蔚文於學術刊物發表文章，講述香港市民對不同政黨的取態。根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12年的數據，他們發現選舉投票意向與個人移民歷史有關。若相比於本地出生的市民，內地移民對國家信任度和自豪感較高；三分之二的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為本地出生居民，而56%建制派的支持者為內地移民。   文章造成很大的回響，反對內地新移民的人士認為文章確定他們的反對立場，指新移民是建制鐵票，這令分化言論更極端；另一方面，反對歧視新移民的一方便試圖挑戰「黃馬林」的研究方法，希望社會不會進一步標籤和歧視新移民。   誠然，很少學者會勇敢去做這些社會敏感性極高的議題，因為回響一定很大，必會受到多方攻擊。因此，我尤其敬佩和感謝三位的努力，因為這個研究其實對香港的發展很有用。當然，我亦擔心文章對新移民帶來更大的歧視，但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正視狀況才能作出改變。   若果我們真的相信民主自由是尊重多元社會的基石，那麼我們就要想辦法捍衛和令到更多市民真正明白其重要性，否則對社會作出的傷害可能更大。   我們需要問一個問題，要是香港一直是個移民社會，那為甚麼早期移民較支持民主理念，現在的新移民則較難？文章其實已帶出重點，來港較長時間的移民是可以被社會教化而發展出民主意識。   這正是打破對新移民標籤效應的理據，如果社會大眾能夠繼續正面探討和推動民主，民主化必能延續。   星期日的選舉，請大家投票，延續香港民主發展。 周五刊登

2016-08-26

還以為政府諮詢期過後，社會不會再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誰知竟於選舉期掀起新一輪的關注。 很多民間團體都藉著選舉期來倡議所關注的議題，希望得到候選人表態，從而於當選後在議會內跟進。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和其他關注團體亦因此要求候選人對全民退保表態。 其實在退保諮詢時，不同政黨和獨立人士(其後變成候選人)曾表態支持，可幸他們沒有走數，今天於不同選舉論壇上仍然表示支持全民退保，不惜引來反對者的選舉攻擊。 全民退休保障，顧名思義是為香港的長者提供對晚年生活的支援。不同團體和政黨發表過不同的方案，大多涉及資源再分配的概念。有反對全民退保人士認為自己的資源不但會落入沒有需要的人手上；於現在本土思潮高漲的時代，更有人會擔心香港的社會資源會用來養新移民。 有如此擔憂完全是意料之內，而支持全民退保的人士其實一直都在討論如何減少顧慮，例如加入在港居期的限制，建議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才能申請的規定等等。 多個調查亦顯示很多長者因沒有固定收入而一直生活於惶恐中，擔憂積蓄會用完而不敢消費。如指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候選人就是出賣港人，忽視社會貧窮的嚴重性，那豈不是社會最有錢的10%巿民才算是香港人？ 再說，比起未敢表態，只懂阿諛奉承政府，對市民實際需要置之不理的建制派，誰才是賣港？ 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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