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有一間工廠,嗯,假設是印刷廠吧,但你並不擁有下游的工業,即是不擁有報章、雜誌及出版社,也不擁有廣告或公關公司等需要大量印刷的機構,這即是說,這間印刷廠的生意都是來自客戶。 假如你的這間工廠,生意已經上了軌道,每月、每年的生意,也是平穩的,你有甚麼方法,可以增加自己的營業額呢? 方法有很多,例如說,提升印刷的工藝技術,這好比宏觀經濟的產業升級,又例如,你也可以購買新的印刷機,這好比宏觀經濟的增大投資額,也都可以增加營業額。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只要容許客戶賒帳,或賒更多的帳,這是更簡單提升生意額的方法。 在宏觀經濟世界,也可以用同樣的概念,去增加GDP。 我們當然知道,單單憑著印刷鈔票,對經濟增長是沒有好處的,可是,如果這些財技可以加速商品的流通,則便有助於經濟,所以我們也知道,發行股票有利於經濟,因為股票可以促進公司的融資和私人的資金周轉,這雖非直接幫助了經濟,但卻有間接的幫助。至於衍生工具,例如股票的衍生工具,則有助於股票的流通,如果股票有利於公司,公司有利於經濟,則衍生工具有利於股票,換言之,也即是衍生工具有利於經濟,這推理是一推便明的。 好了,我們也知道,股票和衍生工具都需要貨幣來買賣,因此,當市場上的股票和衍生工具愈來愈多,貨幣需求也愈來愈多,因此,政府也需要發行更多的貨幣,去滿足這些需求。當然了,嚴格來說,貨幣也是衍生工具,是最原始的衍生工具,是由實物商品所衍生出來,用來交易實物商品的。 在這一百多年的經濟增長率,遠遠高於一百多年前,原因之一,自然是技術創新,原因之二,便是金融上的創新:不停的發行新的衍生工具,製造出更多的貨幣需求,流通了、繁榮了整個經濟。 問題在於,印刷廠的數期愈長,壞帳的機會率也愈高。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情況,就是印刷廠的生意很差,客戶付不起錢,印刷廠唯有加長數期,佯裝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我並不認為,這種掩耳盜鈴的方法,真的能夠解決問題。 在這方面,我是極度悲觀的:世界大蕭條早晚也會來,問題只是我有沒有能力趁它來臨之前,揾夠退休而已。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話說在日前,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發表道歉文:「我要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過去四百年來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現時在台灣共有16個法定原住民族,人口約54.8萬人,相比起其2,350萬人口,佔人口總數2.33%。這些原住民又稱為「高砂族」或山地人,以前有一首歌叫《梨山痴情花》,有首更有名的叫《阿里山的姑娘》。為甚麼原住民要居住在高山呢?在明朝時,中國實行海禁,首先來台灣的是荷蘭人,他們有的是槍炮,但人數不多。明末清初,福建泉州人鄭成功打跑荷蘭人,佔領台灣作反清基地,當然也帶來大量漢人作為統治階層。 二十年後,清朝派出降將施琅攻佔台灣,納入版圖,從此台灣成為清國一部分。本來在台灣,客家人和福建人同是主要勢力,但施琅禁止廣東人來台灣,來自漳州和泉州的閩南人獨享此島,霸佔近海的富裕地區,靠水吃水,原住民只有逃往高山了。 跟著來的是日本人,統治四十多年,到1945年至1949年,中國人又回來了,大量外省人移居台灣,成為統治階級。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殺掉一萬多名本地人,後來到了2007年,陳水扁總統道歉,2010年,馬英九總統又道歉了一次。 蔡英文這位本省總統不可能就「二二八」三度道歉,故只有挑來原住民來作為道歉對象,以作公關宣傳。如參看外國案例,美國和加拿大的領導人向原住民道歉,已是慣例了,德國領導人則向猶太人道歉,箇中的原因很簡單,美國原住民只佔人口的1%,加拿大則有3.8%,德國的猶太人則差不多殺光了,所以縱是道歉,也不過是貓哭老鼠,因為對方根本不可能翻案,也沒有政治力量了,故不妨安撫。 所以,我常常說,佔領一個地方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要對對方極度殘忍,當自己大獲全勝,對方也不再有力翻盤時才故作大方,反過來對對方極度寬大:道歉又有甚麼相干?反正你們已經死光了。當然,自己的成功方程式,絕對不能讓別人複製。主動道歉的另一原因,正是為了禁止別人複製的最有效方式。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立法會選舉在上星期五截止了報名,正確時間是下午5時正,我之所以把時間說得這麼精確,皆因有一位候選人是直至當日的4時58分,才衝進了政府總部遞交表格,然後發現有一些重要資料尚未填妥,所以要即時補充資料,急寫至5時正,法例所限,只有pen down,政綱只寫了幾隻字,也漏交了確認書,根據他本人的說法:「要等到星期二抽籤時,才可以確定自己有沒有參選資格。」 在本屆,我有4個好朋友報名參加了選舉,有直選,有超級區議員,也有功能組別,有民主派的,也有建制派的,此外,也有一些很熟悉但不算太要好的朋友,也有一些泛泛之交,加起來差不多有二十多人了。當然,也有一些是我不想他們當選的,從頗為不想和很厭惡都有。 兩年前,我登記了做選民,但我不會投民主派,也不會投建制派,更加不會投本土派,在我的選區,也沒有好朋友參選,所以實際上,我是無票可投。 對於立法會議員,如果是現任議員,我當然會要求他在過去4年,有好的議政表現,首先是出席率和投票率,跟著就是議政水平要合格,已經沒幾個現任議員做得到了。 我不計較他們的政見立場,就這一點,我和大部分香港人的標準並不相同。積極拉布的議員,有的議政水平也很高,我的某位建制派議員朋友也是高手一名,我常常請教他的專業意見,不過,通盤來說,其基本知識都很差,尤其是經濟常識和金融議題,大多無知得令人發笑,經濟及金融相關的功能組別的代議士,則可能與利益結下千絲萬縷的關係,也難選擇。 我對候選人的基本要求,第一是年輕,最好是介乎30歲至50歲的當打年齡,第二是受過高等教育,因為議員需要閱讀大量文件,中學程度是不足夠的,第三是在社會上有一定的成就,不一定是傳統社會菁英,工運鬥士、中學教師等等都可以,但他們必須是在行內是優秀的人才,我可沒信心讓一個沒有履歷的人去作人民代表。 至於代表金融服務界的,首先當然是要識英文啦,否則怎同大部分是外國人的證監會,以及外國金融機構交流溝通呢?第二,樣貌要端正,這好比《大內密探凌凌發》的對白:議員和武林高手一樣,並不一定要靚仔,但都唔可以甩頭甩骨到成件豬頭咁!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保障小投資者是一張高舉的道德大旗幟,當然,這是不可以反對的。不過,問題在於,究竟用甚麼方法,才最有效地保障小投資者呢? 我所知道的是,炒細價股而傾家蕩產的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真正最多人輸身家的,第一個是在十多年前的負資產人士,其次就是在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時的藍籌股,以及銀行推銷的衍生工具,如雷曼債券。換言之,炒細價股的股民有哪個不知道風險呢?反而是號稱安全的藍籌股和理財產品,一旦爆煲,才是輸死人的禍根。所以,我常常說,對小投資者最大殺傷力的政策,其實有二,第一,是在2003年廢除了最低佣金制,第二,是讓傳統銀行經營證券業務。 首先,當廢除了最低佣金制之後,股民的數量和炒賣次數大增,這直接導致了股民有更多的機會去輸錢。也是從那時起,很多打工仔整天看著電腦螢幕,現在則是看著手機,整天炒來炒去,非但輸完又輸,還因工作時分心,影響了本地生產力。當然了,取消了最低佣金,雖然也傷害了中小型經紀行的收入,但因成交額大增,令到交易所的利潤大增,奠定了它今日的股價,以及加強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別忘記,這是以散戶輸得更慘,來作為代價的。 其次,美國在1933年,通過了Glass–Steagall Act,這是它在1929年崩盤、以及幾年的大蕭條,痛定思痛所想出來的補救方案。這條法案的涵括內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隔離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令到兩者不可以在同一大股東和管理層的控制之下。很可惜,這法案在金融家多年來的努力遊說之下,在1999年,克林頓政府取消了,然後,香港也跟隨美國,取消了兩者的分界。從此之後,香港銀行不再專注於傳統的放貸業務,而是努力的去推銷客戶炒股票,以及出售其理財產品,不消說的,回扣最高的產品,推銷最力,客戶也輸得最慘。 由於客戶對銀行的信任度很大,而且,調撥現金也方便得多,銀行對客戶的財政狀況也比證券行清楚得多,很多還擁有其房地產的按揭,當銀行一旦可以經營證券業務,其對散戶殺傷力之大,好比原子彈。保障小投資者很好,但有種的,不只針對細價股,還要針對大銀行,不要打蒼蠅,要打老虎,而且要快打,今晚就要打老虎!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前幾天,有雜誌訪問我,由於是不能推的老友,所以也只好接受了。在訪問中,對方問我,對於證監會和交易所的諮詢文件對業界的影響,有何看法?當然了,他們都是反對諮詢文件內容的。 我的回答是,現在是講公共政策,如果你講私人利益,是錯了,如果你講業界利益,也是錯了,甚至是講保障散戶,也不是完全正確,為甚麼呢?因為最重要的,是公眾利益。對,我們講公共政策,制高點是為整個社會謀最大的利益,其他的,都只能是次要。 我打一個比方說,就是社會開賭場,如澳門,當然是進入去的賭仔,都是十賭九輸,不輸的那第十個,也是長賭必輸。但為甚麼一些國家仍要開賭場呢?答案是,開賭場可促進經濟,促進整個社會繁榮,故賭仔輸錢,反而是其次的考慮了。 但是,在賭場的世界,也有別的高層次考慮,就是賭局是否公正,如有些賭桌是否出千,因一來出千會影響整個賭城聲譽和公正性,二來,出千也會令到很多賭仔怕怕,影響了整個賭城的收入。如再跳高一層去考慮公共利益,也有人會質疑,一個倚賴賭場為主要收入的城市,應開拓多元化收入,當然,多元化收入也必定影響GDP,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3種收入是最高的,一是金融,二是高科技,三是賭博,任何的產業多元化,都只會把GDP拉低。 但由於產業的分工,任何一個城市只能把精力集中於一種高增值產業,只有一個大國才可多種產業並存。但產業多元化也不無好處,就是可令國民收入更穩健。究竟收入高和收入穩定,在這兩者之間,又應如何保持平衡呢? 就我本人利益而言,自然是愈多人參與香港的金融事業愈好,因為餅愈大,我的潛在收入也愈高。但就公共利益而言,現行金融條例令太多散戶作出不必要的高頻買賣,及強積金的推行等,這些都是對我有利,但我卻反對的。無他,作為一個無權無勇、人微言輕的小股民,不管如何發聲講老實話,都不會損害到自己的利益。 就諮詢文件而言的老實話,很簡單,我要求的只是透明化、制度化,不要讓證監一會獨大,一言堂辦事,隻手遮天,而是希望有所監督、有所制衡,讓業界和股民有法可依,僅此而已。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至五刊出
有一天,和朋友在國金的Robuchon下午茶,他手上持有「富貴生命」(1438)這股票,問我有關對它私有化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紅籌之父」梁伯韜正透過CVC向「富貴生命」股東提出以3元的價格去作出全面收購和私有化。 話說這公司在東南亞經營墓地、殯葬業務,在2014年12月17日上市,招股價是3元,第一天便跌至2元,最低跌至1.64元,可算是慘不忍睹。這一次的私有化,較停牌前的價格2.45元溢價了22.4%。 第一個基本知識,是從buyer’s side看私有化的利潤,我曾經說過,如果大股東要私有化其公司,最少要有兩倍以上的利潤,才是划算。換言之,「富貴生命」的真實價格,應該在9元以上,如果看它最近的業績,增長得如此迅速,相信是可信的。 第二個基本知識,就是炒股票的基本知識:炒股票是求財,不是求氣。你接受了要約,是馬上有錢賺,如果拒絕,則股價馬上會大跌,即時蝕了錢,再持有下去,對方很可能一計不成,二計又生,任由股價下跌到比2.45元更低,再使出新財技,提出更壞的方案,又或是大搞資產轉移,那時便唔衰攞嚟衰了。 我說過,私有化的利潤至少是兩倍,是6元以上的利潤,你卻連0.6元也賺不到,如果你是在上市時申請公開發售,還是得個桔,無賺無蝕。這樣不公平的條款,但你接受了,當然很不順氣。不過,這好比你炒樓賺錢,但地產發展商比你多賺十倍,你當然大罵發展商,但唔通退番間屋唔賺錢咩,梗係一邊罵一邊收錢啦! 畢竟,像當日「新世界中國」(917)連續兩次私有化,一次比一次條件更好的機會率,雖然並非沒有,但卻是很低很低的。私有化失敗之後,股價會愈來愈衰,這是most of the cases。所以,我勸告這位朋友,我會一邊罵,一邊接受要約,如果真的看好業務,希望長期持有收息,又或者是,希望梁伯韜在日後會把它包裝後,再上市,賺取暴利,我就會選擇接換回非上市股票加1.37元現金的方案。 股票的世界,是錢的世界,我絕不會和錢鬥氣,任何決定,都是基於最大的金錢利益,至於公義,那是口講的,決不能和自己荷包裏的錢扯上關係。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至五刊出
長期而言,我最擔心的事,當然是死亡,但是,這日子始終要來,要擔心也擔心不了這麼多,其次擔心的,就是在我的死亡之前,世界已經大亂,甚至已經大戰,那就非但可能令我的死亡加速,也肯定會令我的活著變得十分痛苦。 不幸的是,看現時的政經局勢發展,未來的世界大亂很可能成為現實。 很多人說,現在中國的崛起,有點像當年德國的崛起,引起了以英美為首的大國的不安,從而有可能引起戰爭。這即是說,現時的局勢有點像一次大戰以前,德國和英美法俄這四個大國的利益衝突,因為一點點小事,便可引起了歐戰。 但我看現時的局勢,則又有點像兩次大戰的中間,即1918年至1939年的二十多年。 在當時,戰敗後的德國深深不忿,認為自己並沒有打輸了戰爭,只是因為國內的猶太人背叛了國家,未打輸便投降,因而才有後來的希特拉上台,企圖為一戰之敗而翻盤。在九十年代,蘇聯打輸了冷戰,結果崩潰,俄羅斯人也認為自己是戰鬥民族,不戰而敗,只是因為被自己人出賣了,所以才有強人普京的上台,也是企圖翻盤。 1929年後,美國經濟大蕭條,全世界陷入不景氣,各國開始把自己的經濟問題,歸咎於其他國家。這也好像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的狀況。這種客觀狀況,令到民主倒退,政治強人登場。 理論是:凡是因為政府無能,人民不滿現狀,都會有利於民粹和仇外。這些強人正是以極端民粹的政綱,去取悅民眾,當年的希特拉和墨索里尼,今日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以及美國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都是大打強烈的民粹牌和排外牌,作為取勝的招數。 奇怪的是,當經濟衰退時,人民反而更加排外,貿易壁壘會更加多,這會令到世界貿易減少,衰退加劇。兩次大戰之間是如此,俄羅斯已被孤立,英國也要脫離歐盟,美國如果由特朗普當了總統,也很可能會走這條不歸路。 更不用提在當時,恐怖主義盛行,一戰的導火線,正是因為奧地利王儲被極端民族分子所暗殺,而現在,因為一宗受爭議性的大型恐怖活動而令到各國歸邊,變成對峙,也並非沒有可能的事…… 簡單點說,歷史會重複,但會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去重複,而我,唯一的擔心,只是過唔到老啫。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至五刊
「易還財務」(8079)的前身叫「彩虹化粧品」,在2001年上市,在2004年財困,蕭若元入主,當時,公司只有五百萬元現金。 蕭若元孤注一擲,用這箋箋之數,用來創辦了「變靚D」,當時尚是荒蕪一片的醫學美容市場,給他以先驅的姿態開拓了出來,公司盈利一片亮麗,變成了這行業的翹楚。 然後,應該是大約在2009年左右吧,蕭若元眼看醫學美容市場已經開到泛濫,毅然把業務陸續出售,開始把公司轉型。這一次轉型,搞了好幾年,而公司的名字也先變成了「無限創意」,去年再改為「易還財務」。 它的財務放貸業務是在5年前開始的,在去年,轉型已經成功,收入是6,685萬元,利潤則是4,092萬元,今年3月底全年的營業額則是1.19億元,利潤則是3,299萬元,而公司的資產淨值則達到了4.63億元。 從去年開始,它發展了批發和零售業務,經營得很不錯,例如人民超市,我和好幾個朋友都是它的客戶,但這暫且不去管它,只看其主業,即是財務放貸,已經有兩年的穩定利潤,只要今年可以繼續下去,不難把公司轉成主板上市,單單從創業板轉成主板的殼價價值,前者是3.5億元,後者是6.5億元,已經足以把股價翻一番了。 查實早在去年,它非但改了名字,還作出了一次供股,2供5,供股價是0.08元,結果有16.37%放棄了供股,令到股權進一步集中。由於後來它又宣布了10合1,所以它的供股成本價是0.8元,和現價相距不大。 一隻股票,兩億多元的市值,低於殼價三成以上,更是只有逾4億元資產的一半左右,連續兩年有不俗的盈利,還有轉成為主板的潛質,況且,供乾之後,股權也集中了……在今日的股市,有這種質素、這種價錢的股票,是絕無僅有的。 如果純從炒作股票的角度去看,它的股價低迷了好久好久,供乾了之後,還未開始炒作,已經遇上了股災,因此也就一直按兵不動。直至本月以後,大市穩定了下來,十天前,才開始異動,至今上升幅度有限,很明顯的,以今日的市況,仍然未有大量散戶參與,所以只是炒上去的時刻,遠遠未到散水的階段。看往績,這股票除非不炒,一炒便常常以倍數上升,這顯然是近期少有的心水股票。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逢周一、三至五刊出
話說我撰文反對有關證監會「吃掉」交易所的上市監管決策,最近有看法認為,現時聯交所上市部以及上市委員會都是具有高度金融專業知識的人士,亦有很高的道德操守,同時亦已有個機制去防止涉及利益衝突。 我相信,所有公共機構都有機制去防範利益衝突,但不見得一定能杜絕流弊。事實上,所有的股民有目共睹的是,在過去幾年時間,有很多公司花費了過千萬元,都不能夠成功上市,便可知上市之難。 可是,也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型保薦人,卻可以輕輕鬆鬆的便能做到啤殼上市,好像那些只是僅僅夠資格的工程公司,一間又一間的順利上市,而一上市時,該類公司股價便大升數十倍,然後又急跌九成…… 我所說的「懷疑濫權」,就是因為眼見這些不公平的情況:有的保薦人要搞上市,難如登天,有的保薦人則易如反掌,如果那些有神奇力量的,是高盛、光大及新鴻基之類的大公司,那還罷了,但它們居然只是一些小型公司,不禁令人疑惑,其「力」從何來呢? 所以,我才會建議,用一視同仁的法例去解決問題,就是上市要求不妨從嚴,但是,只要符合資格的,便要讓它上市,把監管機構的discretionary權力減至最少,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目前有說法謂,證監會一向在上市事宜上掌握生殺大權,不因諮詢文件而有所更改。 我要指出,所謂「生殺大權」包含了兩種權力,一是生,一是殺,美國法律由國會通過,這是生權,但總統則可以否決有關法律,這是殺權。 把生殺權分開,是公共機構互相制衡的大原則,全世界均是如此,而諮詢文件的精神,正是要把原本只擁有殺權的證監會,連生權也介入去控制,所以我們才要激烈的反對。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話說近日我寫了多篇文章,評論證監會和交易所公布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聯合諮詢文件,也有論及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而在日前,張華峰不點名地引用了我於本月14日在本欄發表的一篇文中內容: 「於有專欄作家連日發表評論反對建議,如最新提及『很多公司搞來搞去,也上市不成,反被保薦人騙了過千萬元,而能夠上市的,必然是有人事兼熟悉潛規則的專業人士……,當局本身就是最大的騙徒根源。』如果指控屬實,現時的上巿制度豈非不可不改?但作者除了質疑諮詢文件建議,甚或質疑證監會和聯交所審批新股上巿的角色外,又沒有提甚麼出良方妙藥,實教人迷惘。」 我有理由相信,張華峰議員之所以反駁了拙文,是因為該文提起過他的名字之故,而並非因為他作為業界代表議員,把有關的文章都參閱了。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所提及的「良方妙藥」,早在一個多月前的6月24日本欄的一篇「客觀指標比增大權力更加有效」,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以上的,縱使更加嚴苛,都是客觀的指標,申請者單看條文,便知道自己合不合格,也可以把交易所的discretion減至最低。不消說的,在這一點上,交易所和證監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灰色地帶愈多,他們的權力愈大,權利也會愈多。」 因此,這也證明了,他本人仍未把問題研究清楚,作為立法會議員,政府有付出公帑,去支付他辦公室研究人員的薪水,也許,在發表言論之前,應該先把基本的研究工作做好,尤其是,在這個互聯網的世界,在發表言論之前,應該先做一次Google Search,這是基本指定動作了。 簡單點說,我所要求的,就是把當局的酌情權(discretionary power)減到最低,例如說,如果要求新上市公司3年後才能賣殼,要求創業板有10%的公開發售,立例講明便可以了,規定所有新上市公司必須遵守,而不應去潛規則某部分它看不順眼的公司,勸喻它們接受這個條件。這即是說,家家有求,這才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這才是法治,不是人治。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近日細價股莊家和炒鬼的最熱門話題,當數當局的consultation paper,這固然是一來由於切身問題,關乎未來細價股的財技方法,不關心不成,二來也是因為近日市況太差,無股可炒,大家實在太過得閒了,唯有關心一下時事啦。 因此,在這些日子來,我聽了不少意見,但這些意見的其中一部分,雖然眾莊家們言之鑿鑿,講出一大堆道理來,但我認為是沒有得駁斥的,因為這些做法的確太過損害小股東利益,要駁也沒法駁,要強硬地講出來,反而是削弱了自己的公信力。 這好比打一場仗,如果要死守某一個不可守的陣地,必然死傷慘重,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應該保留實力,去打那些有機會打勝的陣地,才是最佳策略。 曾經有人問過我:「如果老闆要找槍手,應該找你還是找某某呢?」 我的回答是:「先不管我和某某誰寫得更好,我講我們的風格,某某是老闆叫他寫甚麼,他必定全力以赴,照足老闆的意思去寫,取悅老闆。而我,則是永遠不打守不住的陣地,縮小攻擊範圍,但要保證勝出,一擊要中。」 想當年,我當社論主筆,社長要求我寫一篇文章,幫老闆申訴其地產上的權益,我看了所有的資料,搖頭說:「老闆的工作,如果做得到,我必定做,但這一篇文章的理據不夠,如果夾硬寫出來,反而會令他更難看,我不寫,其實也是為了保障老闆的利益。」 扯遠了,現在說回consultation paper。 我認為現行制度中,第一個要改變的就是大折讓發新股,這包括供股在內,這當然是嚴重損害小股東利益,根本不可能駁斥到。但只要禁絕了大折讓供股,又為甚麼要禁絕大比例供股呢? 打個比方,如果現價是1元,只要把供股價定在10%折讓以下,即是0.91元,無論是2供1,還是1供10,甚至是1供100,又哪裏有損害到小股東的利益之處呢?反而是,這種大比例、小折讓供股,不利的是大股東,所以也沒有大股東願意這樣做,因此,自然也並沒有禁絕的必要。 簡而言之,我認為要棄守的,是大折讓發新股,但是要堅守的,則是大比例發新股,包括供股在內,因為前者的確損害了小股東利益,但後者並沒有,只是無知者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而已。其他的,過兩天再說。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說香港股市不振,不過,近日恒生指數已累升了不少,可是,硬是成交不大,沒有散戶參與,不消說的,細價股更加是乏人問津,如果說,這是因為經濟不景的問題,但老實說,在金融海嘯之後的幾年來,經濟哪一天是好過的?從內地到香港,也不過是一場虛火、一堆泡沫而已,從來沒有過實體經濟的支持。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城市,和倫敦、新加坡一樣,不可能憑藉本土經濟而生存,而必須引入外來的資金,倫敦是歐洲和中東,新加坡則是亞洲和中東,才可以把金融業發揚光大。至於香港,當然是要靠內地資金了。大家又知不知道,現在的香港要資金流入,是多麼麻煩的一回事呢? 美國堅持要打擊洗黑錢,銀行業務從開戶口開始,已是困難重重,開一個公司戶口已經要有熟人介紹,如果是離岸公司,更加是難上加難。所以,現在開公司戶口這一重手續,已經要有專業人士服務,要收顧問費用的。 哦,如果你要提存大量現鈔,更加是不可能的事。你可以說出一百個很完美的理由,但銀行也不會信服,銀行說,不如把你的戶口關掉算了,少了一個客戶,比不上被銀監問長問短的痛苦。如果你是尊貴的客戶,想開一個私人銀行戶口,得到更優質的服務,幾球美金的開戶費你當然是有的,但是,申請表上要填充的問題,再加上supporting documents,可能要搞上好幾日,我一個大把錢的富豪朋友,索性不做尊貴客戶了,省得麻煩。 不過,相對來說,倫敦和新加坡的洗黑錢法規,執行得比香港寬鬆得多,原因?你懂的。 別忘記,有名的炒股商人楊家誠,正是因為洗黑錢罪名而坐牢的。他當然不會賣毒品,也不可能勾結IS或阿蓋達,但資金來源搞不清,也搞到一身蟻了。 除了洗黑錢之外,連轉錢也大有問題。一位莊家對我說:「家陣唔係無人肯炒股票,好多大陸佬已經摩拳擦掌,想大炒一頓,但是現時內地把地下錢莊冚得七七八八,就算想打錢來香港炒細價股,又去邊度轉錢呢?」 所以說,現時股市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經濟,也不在於莊家有沒有心去炒,而是在於走資問題。美國一招洗黑錢,中央政府則打擊地下錢莊,資金遭到種種法規的圍困住,要動也動不了,那又怎可以轉過來炒股票呢?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監管當局為了「捉賊」,要作出世紀改革,朋友傳來的信息是:「為咗呢個consultation paper,唐主席搵咗張華峰三次,梁伯韜兩次,CEO Ashley Adler揾咗好多大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畢馬威、德勤、富而德和傻強周圍去lobby人哋,係咪背後有啲大陰謀我哋唔知,點都要過呢個consultation paper,咁緊張真係前所未見。」 這個說法未免太過陰謀論,但是,把香港股市變成中國化,和中國的法規逐漸看齊,即是法制上的「港股A股化」,應該是一個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朋友Jeff的說法是:「其實A股莊家老早習慣晒呢種規矩,不過,香港莊唔習慣之嘛。我哋做莊家嘅,要與時並進先至得!」建議改革的其中一招,是把主板公司的盈利提高至最近一年3,000萬元,之前3年至少5,000萬元,即3年合共8,000萬元,比現時增加了60%,創業板現金流則要求加至3,000萬元,即增加50%,以及最少有一成股份公開發售,即禁絕了全配售。以上的建議,我當然並不反對,不過,我也認為,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 現時IPO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答案是有兩個:第一,上市成本太高,所有費用幾千萬元,因此,集資回來的錢,根本是剛剛足夠支付上市費,如果不去算上啤殼費用,上市根本是無利可圖的。 第二,證監會和交易所的權力太大,我指的是discretion的權力太大,大家不妨問一問行內人士,說假如一間公司符合了上述的上市標準,可不可以成功上市?答案是不可以,因為其中的灰色地帶實在太多,法例並沒有講明,只由監管當局根據他們的心情,以及人事關係,去作出個別的特殊安排。所以,很多公司搞來搞去,也上市不成,反被保薦人騙了過千萬元,而能夠上市的,必然是有人事兼熟悉潛規則的專業人士,也即是監管當局口中的「賊」。從這個角度看來,當局本身就是最大的騙徒根源。 所以,如果監管當局要「捉賊」,除了要勒住別人之外,還要監管自己,不過,前者影響了自己的收入,後者則影響了自己的權力,這當然是很不划算的事,因此自然也不會有人提起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逢周一、三至五刊出
專業投資者的定義是擁有800萬元資產,但如這位仁兄本來是有幾千萬股票資產、並已在某證券行登記了成為專業投資者,但是在這一年來的股災,已經輸到剩番三幾百萬元,達不到800萬元的要求,那他又算不算得上是專業投資者呢? 關於這一點,我會用信用卡的簽帳額來作解說: 假如你的收入很好,資產很多,申請一張過百萬元信用額的信用卡,在發卡銀行來說,這當然不成問題。但當你失業了,沒有收入,資產也賣光了,沒有還款能力了,你的簽帳額是不是和以前一樣,是一百萬元呢? 答案是:沒有改變,因信用卡的額度是由申請時遞交文件去決定,以後只會陸續增加,很少會減額的。事實上,亦沒有信用卡公司會要求卡主每年遞交文件,逐年審批新的額度。 所以,其實專業投資者的限制和信用卡一樣,都是很不靠譜、很危險的。但不靠譜儘管不靠譜,當然也總比完全不管、完全亂來為佳。這好比信用卡雖然有很高的風險,但至少申請者在當時是有這筆錢的,曾經有過,也總比從來沒有過好很多。 話說保障投資者協會會長呂志華說,如沽出一個太古城單位,已有1,000萬至1,200萬元資產,又如08年的一個雷曼苦主是菜販,但卻持有600萬元迷你債券。所以,據呂志華的說法,如計上通貨膨脹因素,現時對專業投資者的要求,應該是要有1,600萬元至2,000萬元,才算合理。 對於呂志華的說法,如果單單計算通貨膨脹因素,是完全正確、無法反駁的。可是,如果是要把專業投資者和投資知識掛鈎,卻是言不及義了。 在這個世界上,有錢而不懂得投資股票的,實在太多太多,一個菜販不但有600萬元,甚至有幾千萬元身家,又或者是有幾個太古城單位,又何足為奇呢?當然也有一些人,雖然有三幾千萬元現金,但其欠債也有幾千萬元,是實質上的負資產人士,但這些人也可以成為專業投資者,因為審查過程是看不出其負債的。 所以,法例對於「專業投資者」的原來要求,其實並不在於他專業不專業,而只是在於他輸不輸得起而已。我們相信,一個只有80萬元身家的人可能孤注一擲,盡買一隻垃圾股,但有800萬元以上資產的人,應該懂得分散投資,不把所有的蛋放在一個籃子內吧。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至五刊出
《南華早報》有一篇由耶魯大學前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Stephen Roach寫的交章,主題是:中國會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他的意見是不同意。這個問題,其實大家已討論好幾年,也有過很多不同意見。至於我本人的看法,則是:中國遲早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也即是說,將會陷入長期的低增長或零增長,這幾乎是肯定的,問題只是在於何時發生而已。 中國之所以必然會成為日本第二,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一個國家經過了高速發展之後,必然會出現增長放緩,這是經濟學上的定律,改不了的。 第二個原因,則是中國經過了實行三十多年的一孩政策,人口很快便會快速減少,這也是日本現正面臨的最大問題。事實上,如果西歐不是從東方接收了大量新移民,其衰退的速度恐怕不在日本之下。 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發生的必然性,而只是在於發生的時間。樂觀的論者以為,現時中國像七十年代的日本,在經歷因石油危機而引起的短暫衰退後,雖已沒有了雙位數字的高增長,但亦維持了20年的4.5%中速增長,亦從中等收入國家躍身變成了高收入國家,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 如從匯率去看,1970年至1973年,日圓匯率持續升值,在1973年至1975年,日圓則貶值2年半,跟著日圓又再開始升值。這個故事的前半段像極了今日的人民幣,只不知今後是不是依著故事發展而已。 悲觀的人則指,中國的債務佔GDP已從2008年的150%,急增至現時的225%,至於日本則陷進財政崩潰式的390%。但客觀地說,財政崩潰不一定是永久絕症,像1997年的南韓,在貨幣崩潰後,浴火重生,照樣有近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也躋身成為了高收入國家。 今日的中國,正在經濟轉型,記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從窮國變成中等收入國家不太難,但再變成高收入國家則不容易,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了。所以,縱使中國真的是更像七十年代的日本,也並不代表它必然經濟轉型成功,打進了「高收入國家俱樂部」。當然了,縱是中國打進了高收入國家俱樂部,再過十多年,因為人口急跌,也必然會成為日本第二,這叫做:「今日日本低增長,他朝中國也相同。」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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