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籃子物品來作為貨幣,前兩天說了「小問題」,就是政策的透明程度,今天則說「中問題」,就是物品的價格波動。 一籃子物品貨幣在構思中的好處,是貨幣可以維持客觀的購買力。但是,正如張教授的說法,這一籃子物品不可能和政府每月公布的「物價指數」掛鈎,因為「物價指數」不是一個可在市場成交的統計數字。但是,貨幣的價格真的能夠因這制度而變得更穩定嗎? 貨幣價格是波動的,例如說,港元和美元掛鈎,美元在市場上的價格波動,也會影響到港元的價格。 我們知道的是,貨幣的第一原則,是必須保持價格穩定、購買力穩定,而價格穩定的貨幣就是好貨幣,這是錯不了的硬道理。 問題在於,商品的價格是不是穩定的呢?答案是:非常的不穩定,可能比貨幣更不穩定。因此,如果選用商品價格來作為貨幣的錨,價格也會極不穩定。 一籃子貨幣可能可以造成某程度的對沖,減低了波動風險,但問題在於,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商品的價格大體上往往是朝著同一個方向走,一升齊齊升,一跌齊齊跌,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是以一籃子物品來作為貨幣,也不能作出很有效的對沖,自然更不能大量減低貨幣的價格波動風險。 更大的問題在於,商品的供應量不是永遠不變,而是隨時波動的,有時會大量增加,有時則會大幅萎縮,這自然也會嚴重的影響了商品的價格。 在這個世界上,當年有「白銀大王」亨特兄弟,而「糖王」郭鶴年仍然能夠屹立至今,一個「大王」可以左右一種商品的價格,而幾個商品大王聯合起來,就能夠影響到以一籃子物品掛鈎的貨幣價格了。 換言之,如果是像新加坡般,採用一籃子貨幣的掛鈎政策,那還容易處理,因為控制著貨幣供應源頭的是政府,但是,如果是用一籃子物品,控制著供應源頭的,卻是一些大商人。 一般來說,政府是有傾有講,有商有量,不會亂來的,但是,如果由商人控制著貨幣的錨,也即是說,把政府的貨幣命脈掌握在幾十個大型商品壟斷商的手上,這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今天說的是「中問題」,已經不夠篇幅了,但是最大的問題還未說,只有留待明天再續「未了緣」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今天想講一講張五常建議了很久的「以物品成交價作指數為錨的理想貨幣制」。張教授的文章向來是我的至愛之一,從小拜讀,簡直是茅塞頓開,受益良多,所以我對他是非常尊敬的。但是,在學術之前,沒有老師大師,只有真理,而我認為,以一籃子物品成交價作為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是行不通的。 張教授的想法,是由一籃子大約30種的物品,一半在期貨市場選擇,一半在批發市場選擇,不需要全部都是中國市場,但要成交量多,而且市場價格是要給公眾知道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籃子物品不能完全是物價指數,因為物價指數的一部分,是不能在市場上成交的,也即是說,沒有客觀數字的。 當然了,貨幣必須有增長,也即是製造通脹,才會對經濟有利。佛利民的看法是每年固定地增加幾個巴仙的貨幣量,根據張五常的想法,只要把一籃子之內的物品指數每年增加幾個巴仙,便能有效的控制貨幣增長量了。 張五常的建議,是一籃子物價的調控應該是「上三下二」,即是通脹時的上限是3%,通縮時的下限是2%。這可以把官員的權力和濫用權力減至最少。就「上三下二」這個想法,只就這一點而言,我是很同意的。唯一的缺點是,以現時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2%至3%的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是不足夠的,但如果是經濟增長率之上,再額外加上2%至3%,則又好像太多了。 好,現在到分析和討論了。 首先是一件小事:一籃子物品的指數比率,是不是要向公眾宣布呢?張教授認為是不需要的。這當然也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公眾不知,那就可能造成了政府官員的腐敗機會。此外,一籃子30種物品的指數是不可能永遠不變的,這就像指數成分股,不時隨著時間改變,最少也要偶然改變其所佔的比例,如果是黑箱作業,不讓公眾知曉,也會造成腐敗。 在述及「上三下二」的原則時,張教授已說明了立場:他想將官員的arbitrary權力減至最低,但是,一籃子物品的掛鈎,恰好就是令到官員有更多權力的做法。 所以呢,如果是採用了一籃子物品的成交價來作貨幣的錨,官員們所能運用的權力,當和浮動匯率制的分別不大。反而是現時香港所實行的固定匯率制,緊盯著美元這主要貨幣,更為簡單,官員們可動手腳的機會更可減至最低,而公眾也獲得了最佳的知情權。 說完了小問題,過兩天再說一些更嚴重的問題。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中國說起和日本關係時,總是提起和日本簽署了的四份政治文件,相信關心國際政治的人都聽過了。但究竟是哪四份文件呢? 話說二戰之後,日本因為戰敗而被美軍佔領,終於在1951年,和包括日本在內的48個國家,簽署了《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俗稱為《舊金山和約》,從此變回了獨立國家,擺脫了被佔領統治的地位。不過,美國以日本為駐軍基地,依然是繼續著。 但是,蘇聯、波蘭、捷克三國反對條約的內容,所以沒有簽署,真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冷戰,不爽整個美國集團。中國的國共雙方,以及朝鮮和韓國也因未搞清由誰來作代表,所以不能參加簽署這份和約。 在1952年,台灣和日本簽署了《中華民國和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承認了《舊金山條約》中和台灣有關的內容,而在1965年,韓國和日本則簽署了《日韓基本條約》。 所以呢,共產中國並沒有和日本簽署和約,這當然是因為冷戰的問題。到了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遜率先訪問中國,作為附庸國的日本遂可跟隨政策。 同年9月,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和毛澤東政府簽定了《中日聯合聲明》,內容包括了: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則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以上是中日的第一份政治文件,由於日本承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由「中華民國」去簽署的《中華民國和日本國間和平條約》自然也從此失效了。 在1978年,中國和日本簽定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由鄧小平親自赴日出席,外交部長黃華負責簽署。這份條約不足一千字,其實是前述文件的延伸,不過,《中日聯合聲明》並非一份「合約」,這份文件則更進一步牢固了雙方的法律關係。根據條文,這份條約可於一年前提出,終止條文關係,但當然是直至今天,也沒有提出過。 在1998年,江澤民訪問日本,簽署了《中日聯合宣言》。本來,這次訪問應該是連戰爭責任、道歉問題等一併解決的,但是卻沒有,所以這也不過是將上述兩份文件重申一次而已。 到了2008年,胡錦濤訪問日本,簽署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簡稱《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所以呢,這其實是,中國每一任領導人,都會赴日一次,去簽一份文件,重申立場,如此而已。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朋友帶了姐姐出來,跟我談一宗生意。閒聊之時,姐姐說及她曾經寫過一個計劃書,交給了施永青的團隊,希望施先生投資她的項目。她說:「我進入了最後一輪,但結果還是失敗了。」 據她所說,施永青的這個基金,只要接受了計劃書,最高可以投資一千五百萬元。我在近期也看過了施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這個基金好像還在運作著,不過細節我就不清楚了。 對於朋友姐姐的說法,我的回應是:「看計劃書來決定投資,是一件十分愚蠢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例子。」 其中的原因,當然有很多。 第一,懂得寫計劃書和做presentation的高手,多半不懂得做生意。 第二,創業講求的是隨機應變,而不是計劃,因為事物的發展往往不依從計劃而走,創業時初期的想法,和後期獲得成功的做法,往往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我常常說一句話:「創業是非常愚蠢的一回事,因為是沒數可計的,初時只是憑著一股傻勁去蠻幹,只是因為天份、努力,加上運氣,碰巧成功吧了。」 我相信「中原地產」初成立之前,施永青如果拿出一份計劃書,去求資金,肯定會被打回頭。 「莎莎」(178)的郭少明夫婦,在當時,很可能連計劃書都不懂得寫吧?在美國的那些科網公司,可能在車房創立,初時多半只是為了好玩,哪有甚麼計劃可言呢? 其實,做生意的成功與否,看的並非是計劃,而是經營的手法。一個人懂不懂做生意,必須要看他怎去經營一盤生意,才能夠知道。 所以呢,如果要搞創投,在別人創業之前,看計劃書,是沒有指標作用的,而必須是在那人創業了一年兩年之後,有了公司,有了業績,也即是有了指標,創投基金也不用去看計劃書了,只須親自去觀察其經營的手法和模式,以及那人的管理風格,心中便有了一個譜,那就可以決定值不值得投資了。 我的經驗是,成功的投資,在初期看上來,從會計學的角度往往是很愚蠢的,成功的人也並非總是很聰明的人,創業時投入和決心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而在創業的初期,投入和收穫的代價,往往不成正比,所以我說,創業永遠不是計劃,也需要一股勇往直前的蠻勁,才有可能成功。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四刊出
在外遊之前,寫了很多的存稿,回來之後,發現在本報的一篇有關「民主」的文章,遭到了不少的痛罵。這當然是好事多於壞事,因為有人罵代表了有人看,總勝於沒沒無聞。如果讚好是A級,罵怎也算是B級,這可不是我的個人偏見,而是傳媒界的共識。 查實那篇有關「民主」之文,本意並非政治題目,事實上,如要批評民主,那是說到爛的課題,根本沒有新意可言。批評民主不是新發現,說希臘文化是偽造,才是新點子。 至於內容及論點,則在文中已是self-explanatory了:「1.古書流傳下來,手抄來手抄去,一定愈改愈多。2.古人沒有版權概念,一定會加進自己的想法,而且愈加愈多。3.託古改制,把自己的著作,冠以古人的名字,也是在所多有。」 不過,一個歷史題目,恐怕是上不了《政經密碼》這個專欄的,所以我唯有冠以一個「民主是個大騙局」,好來一個魚目混珠,以填旅行存稿之數。實則上,真正的題目應該是「希臘文明是個大騙局」才對。 至於罵我胡說八道,實在不要緊,因為這種有新意的文章,的確很多臆測的成分:如果新意不被人罵,就不是新意了。但是,用此文為理由,拉扯到罵我反民主,那就不知如何說起了。 雅典民主是不是個騙局,和民主是不是一件好事,那是兩碼子事。這正如美國的先祖們殺光了印第安人來立國,但這並不證明今日的美國制度不好,英國人是強盜出身,但這也並不證明今日的英國不好。這是很簡單的邏輯推理,中學生也不會犯。 如果說,我會說當年雅典的民主是個「託古改制」的騙局,以批評今日的民主錯誤,這是一個邏輯上的低級錯誤。 罵我反民主,那當然沒有問題,但張冠李戴地把歷史題目變成了政治題目,也即是說我犯上了低級錯誤,那就真的是不那麼好了。 在上機之前,我忘記了下盤,所以才下飛機,我馬上用漫遊電話,買下了「朗力福」(8037)。回來後,股價急升了的,卻是「英發國際」(439)。 不過,我買下「英發國際」,是好幾個月之前的事了,當日急升過一次,升了幾倍,但是,我沒有沽出。不過「朗力福」也沒有升跌,維持著我的買入價,唯有再等一會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四刊出
連續寫了兩篇有關香港政治的文章,今天再寫一篇,就是有關民主的騙局,而且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騙局,騙了幾百年,也騙了幾百億人,這應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騙局了。(按:有的宗教騙局,可能牽涉範圍、人數和時間更大更廣,但不贅。) 大家讀政治書,一定會讀到民主是從何而來的。一般來說,政治學的書籍會告訴大家,民主的來源是來自二千多年前的雅典,但是,當雅典滅亡後,民主政制也就隨之滅亡了,直至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民主政制才再次出現了。如按這些記載,那時的雅典可牛了,不但有民主,而且在整個希臘半島,不論文學、科學知識,均都是十分發達。 我記得,我在唸大學時,讀希臘悲劇,覺得它的文學水平,遠遠高於當時的文明國家,論到複雜程度和結構,比中國先進了最少一千多年。事實上,如果以西方文學來作標準,希臘悲劇的水平,在西方,也要十五、六世紀,才能比得上,那是接近二千年後的事了。當時我的心想,希臘文化真的偉大啊,中國文學真是差幾班呢!但是,當時的我卻想不到一個問題:凡是不可思議的事,多半是個老千局,正如特異功能其實是魔術,希臘悲劇為甚麼不可能是偽作呢? 事實是,在古希臘的作品,沒有一本是直接流傳到後世的,據說,全都是失傳了之後,流落到阿拉伯世界,再回流到希臘的。以我研究了這麼多年的歷史,對於歷史文本有這麼深厚的認識,也以全世界的所有古書流傳的歷史來作比較,得出來的結論是:1.古書流傳下來,手抄來手抄去,一定愈改愈多。2.古人沒有版權概念,一定會加進自己的想法,而且愈加愈多。3.託古改制,把自己的著作,冠以古人的名字,也是在所多有。 以上情況在中國及全世界均如此,我不相信希臘作品會是例外。我的看法是,很多的希臘著作都是阿拉伯人的作品,只不過傳到希臘時,被張冠李戴,換成希臘有名的古人名字而已。至於雅典的民主制度,當然也是亂吹出來的,因雅典的民主正是當時歐洲人的理想政治制度,故也來玩一個託古改制,這一招,中國人已玩了兩千多年,必定不會陌生。所以民主這玩意,從一開始,就已經是一個騙局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關於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我的看法是,中央政府的態度已經軟化,很大程度上,終於會提出一個大部分市民都接受的、民主的普選方案來。為甚麼我會有這個想法呢?這當然是憑我的觀察,以及同我認識的政治人物的討論,經過我的大腦去分析,所得出來的結論。 一個中央接受的普選方案,有甚麼必要條件呢?這個必要條件很簡單,就是保證它所支持的候選人,能夠當選行政長官,那就可以了。 問題在於,如果民主派用余若薇來參加競選,那麼,以余若薇的聲望,只要能夠入閘,獲得提名權,在一個民主選舉之中,建制派能夠派出誰人,能夠勝過她呢?事實上,我看到的是,近來余若薇少有出席政治活動,更不會對敏感政治話題表示意見,正是養精蓄銳,少做少錯,正在積極為2017年的出戰行政長官而備戰。 我討論過有關建制派找誰出戰余若薇的問題:梁振英肯定是不敵的了,林鄭月娥完全信不過,李慧琼是悉心培養的接班人,但還未成熟,不能叫她送死。在高永文和黃仁龍之間,後者根正苗紅,而且深沉內斂,還是勝了一籌。但是,由黃仁龍去對付余若薇,就是憑著建制派的大量鐵票,再加上這幾年新拓的票源,畢竟還是輸了七八成,很難打勝這場仗。 關鍵在於:如果民主派只派出余若薇一人,當然是穩勝無疑,然而,民主派很可能還有其他人參選,例如說,民主黨的何俊仁和劉慧卿,兩個都躍躍欲試想參選,黃毓民和陳偉業也不一定支持余若薇,馮檢基則幾乎是鐵定會去參選的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不管中央政府怎去為行政長官普選開綠燈,余若薇都是不能選到的,中央政府又何懼之有呢? 所以本來民主派爭取行政長官的提名,要求是低門檻,但現在的風向,我的看法是,很可能會反過來,要求較高的門檻了,免得馮檢基又來,劉慧卿或何俊仁又來,甚至是黃毓民都來,那就不妙了。 最有趣的是,戴耀廷現在的說法,是要求初選時最高得票者不過半數,便得進行第二輪投票,這顯然就是為了避免民主派大混戰,令到余若薇敗北,因而提出的方案。但是,不過兩輪選舉制,在小圈子選舉,是易事,在議會中選舉,也是易事,但如果在全民普選,隨時選民連選兩次,也不是沒有這個例子,法國總統就是這樣選出來,不過當然了,大多數的選舉,都不是使用這種方法的。 戴耀廷倒不如乾脆坦白說,佔領中環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余若薇當選行政長官,甚麼主,甚麼普選,都只是口號而已!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我常常說,香港大多數人的政治傾向,是民主派,但不反中。所以,在選舉方面的最大光譜,應該是局部投共的民主派。 事實上,民主黨突然支持特區政府2012政改方案,就是往這方向走,也正因為民主黨的轉軚,令到政改方案得以順利通過。 這政治事件的結果,是民主黨的民望大升,但是,從整個民主派的角度看,它則成為了「叛徒」,罵它出賣了民主。然而,在政治的世界,支持率就是一切,「叛徒」與否,根本就不值一哂。因此,對於此事,我的意見是:司徒華臨死之前,還帶領民主黨打出一條出路,真的是一位神智清醒的政治老薑,論到政治智慧,香港無人能及。 然而,民主黨最令人難解的是,在政改方案之後,突然間,又轉回了反對派,繼續逢政府必反。我對於此事的評語是:好比打麻雀單吊,先是轉了章,跟著又轉回去,這是最笨的事。 政治呢家嘢,無論走哪一個立場,是左是右是中,都會有人支持,然而,立場必定要堅定,一旦左右搖擺,就是死路一條。 民主黨的支持政改方案,損失是大量的民主派基本支持者,但是得回來的,卻是中間派,以及部分民建聯的支持者,但是計起上來,得比失多,所以才會支持率大增了。但是,當它二次轉軚後,失去了的拿不回來,新得到的又拿不牢,再次失去了,這叫做「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又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結果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我把這件蠢事,複述了很多遍,但是直到近來,才知道真相,才知道民主黨的苦衷。 話說當日和民主黨談判,是跳過了廖暉,由胡錦濤主席親自拍板。這當然是高瞻遠矚的一著,因為民主黨一旦轉軚,香港的大局已定,公民黨獨力難支了。 問題在於,民主黨轉軚之後,首當其衝的,就是民建聯。正是最怕貨比貨,一個轉軚了的民主黨,隨時吃掉了民建聯幾成的支持率,民建聯立時首當其衝,變成泡沫化,這當然是極壞的事。 民建聯發現形勢不妙,於是向中央政府撒嬌投訴,中央政府沒法子,只能保住親生子民建聯,捨棄了民主黨。結果就是,民主黨慘被出賣,形成了今日裏外受敵,同時受到民主派和建制派攻擊的慘淡局面。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在2003年,美國侵略伊拉克之時,說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結果卻被發現是虛構出來的事實,但指控雖屬假,侵略的事實卻不能因此而還原,伊拉克的結局,還是給美軍佔領了,並且分裂了其領土,成立了一個傀儡政權。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美國的侵略伊拉克,和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分裂了其東北三省(伊拉克是庫爾德自治區),再成立一個傀儡政權(中國是汪精衛政府)。 這一次,美國指控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並且以此為理由,企圖轟炸敘利亞。這本來是正義的做法,奈何有了上一次的作假前科,再也沒有人相信美國了。 當日發生此事時,我寫了一篇社論,首先表示不相信美國政府,誰知卻連它最忠實的盟友英國人,也不肯相信美國說的是實話,這倒有點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如果要翻舊帳,美軍在打越戰時,噴灑了近7,600萬公升的「橙劑」。「橙劑」是因為其盛載的圓桶是橙色的而為名,這是一種除草劑,當草葉死了,善於打叢林戰的越共失去了天然屏障,便易於被美軍的大攻擊力武器所殺傷了。 問題在於,「橙劑」含有二噁英,這不但令到越南的新生嬰兒很多變成了畸形,也令到許多越南人多生了癌病、心臟病、神經系統疾病等。 如果大家認為,美國會刻意隱瞞越戰時的這些醜事,這只對了一半。因為美國隱瞞的,是整個越戰,而不是單單在越戰中的某些事件,例如使用化學武器。 社會學家Jim de Fronzo所作的一項調查:只有2%至4%的大學生說,他們在高中時代,學習過越南戰爭的歷史。不過,美國的中學非但不教越戰,連韓戰也不怎教,甚至是近代史,都不怎麼去教。 很多香港人的邏輯是:「你都是這樣啦!」又或者是:「美國都係咁啦!」更常見的是:「中國仲衰啦!」利用別人更壞來作理由,以「洗脫」自己的不好。 我當然不會犯上這種低級錯誤。我指出美國中學不教越戰,只是指出一個客觀的、沒有甚麼香港人知道的事實,好讓大家有所參照,但絕對沒有借古諷今的意思,請不要誤會了。 最後說回敘利亞。對於美國的轟炸敘利亞,有的(身在香港的)美國堅定支持者認為,炸得太輕,沒有阻嚇力。對於這種親美說法,我只提出一句安慰的話: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後的轟炸將會陸續有來,伊拉克豈不是搞了13年,美國才正式入侵的嗎?皇帝不急,太監可別太急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四刊出
哈馬是敘利亞的第四大城市,現時有20萬人口,1982年是18萬。 穆斯林兄弟會在那裏的勢力很大,他們視阿薩德為「真主的敵人」,要求實踐人權憲章,取消戒嚴和舉行民主選舉。因此,在1980年,他們的人向阿薩德投擲了兩枚手榴彈,並且用機關槍掃射,問題在於,阿薩德大難不死:保鏢悶熄了一枚手榴彈,而阿薩德本人敏捷地踢開了另一枚。 後續是阿薩德大怒,暴力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應是在城市大搞恐怖活動。其中最震撼的是在1981年,在首都大馬士革的汽車炸彈案,其中有64人死亡,135人受傷。 阿薩德決定,要一勞永逸地把事情解決。 在1982年,他派出軍隊,首先是逐走了所有的記者,繼而血腥鎮壓哈馬,大屠殺當地的穆斯林兄弟會中人。別以為穆斯林兄弟會的人會乖乖的受死,他們是經過一番血戰,才被殺光的。不單人死光了,連建築物也給轟了個稀巴爛,穆斯林兄弟會從此在當地就被連根拔起,再也不存了。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作者Thomas Friedman把這做法稱為「哈馬規則」。究竟甚麼是「哈馬規則」呢?簡單點說,就是「jungle law」,也即是「森林法則」,亦即是弱肉強食。 如果要我對「哈馬規則」作出一個評語,我會說:這也許不道德,but it works。三十年後的今天,埃及試過民主選舉,結果穆斯林兄弟會果然執政了,跟著的局勢是如何的混亂,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至阿薩德呢?他從1970年一直執政至2000年,他上了《可蘭經》所說的有很多美酒和美女的天堂,一直當權了30年,從來沒有被挑戰過。 這證明了,暴力鎮壓的確是有實質上的作用的。也正因如此,他的兒子,也即是現任總統巴沙爾,才會繼續使用「哈馬規則」,去鎮壓反對派,只是時移世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時今日,這一招好像不那麼成功了。 最後一提的是,從哈馬的大屠殺事件可見,穆斯林兄弟會可不是吃素的,埃及軍政府廢除了民主選出來的政府,用武力對付穆斯林兄弟會,必然會招致大規模的報復,埃及軍政府唯一可以用的,就是「哈馬規則」,否則埃及將會永無寧日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四刊出
Thomas Friedman就是撰寫《世界是平的》這本世界暢銷名著的作者,雖然,在我看來,這本書只是一些陳腐的資本主義原教旨內容,而且還是他的前作《凌志車與橄欖樹》的另一個翻版,真真正正是卑之無甚高論,唯一可取的是,記者出身的他文筆流暢,而且採訪了很多大人物,資料詳盡,如此而已。 然而,這位作者的另一本作品,卻是我看了又看,足足看了七八遍,也均看得津津有味,而且還把它推介了給哥哥和幾個朋友,人人都看得愛不釋手。 這本書就是《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另外,我在寫此文時,從網上翻了一些資料,才知道這本書有簡體字譯本,書名叫《美國記者中東見聞錄》,待下次去內地時一定要買一本。 Thomas Friedman是個猶太人,本身精通阿拉伯文,他初出道時,去了中東當記者,報道了不少好故事,這本就是他在那時的見聞錄。我因為想寫一些關於敘利亞的東西,不期然便想起了這本書。 話說現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父親阿薩德當總統的年代。阿薩德是軍人出身,在1970年,通過不流血政變,奪得了政權。這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是很流行的奪權方式。 我看內地的一些資料,說阿薩德的總統地位,是經過了4次的民主選舉,所得回來的。問題在於,這究竟是怎樣的「民主選舉」呢? 話說有一次,有人問阿薩德:你在選舉當中,得到了99%的支持率,只有1%的人不支持你,你還想要甚麼呢?阿薩德的回答是:「我想要他們的名字!」 這就是敘利亞的「民主選舉」,而在整本書中,我最欣賞的,就是這一句對白。順帶一提,敘利亞和埃及兩個國家關係密切,在1958年,這兩國曾經是一個國家,名為「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由埃及強人納賽爾去作共和國總統。 該兩個國家在1961年才因政治不合而告分裂,但在1967年,還聯軍一起,和以色列打過仗(當時參加聯軍的還有約旦)。 因此,當埃及的政局不穩時,也影響了敘利亞的政治穩定,所以,現在這兩個國家同時都立立亂。明天再續。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四刊出
近來,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推介越南經濟和越南地產,認為越南那邊的形勢大好,政治穩定,而且還有美國的支持,經濟前景也是看俏。 很奇怪的是,韓國、日本、越南等國,都是使用漢字的,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極大,但是這三個國家的華僑卻特別少,反而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這些國家,華僑卻很多。我猜測是因為這三國的華僑,皆已入籍,變成當地人了。 越南人向來仇視中國人,相信是因為它曾經被中國侵略過,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於侵略者造成的「歷史仇恨」所致。 越南的第一個王朝,應該是在秦朝滅掉蜀國後,蜀國人逃到越南建立的「甌雒國」,跟著給秦始皇滅掉,派了趙佗去管理,當秦朝滅亡時,趙佗宣布獨立,是為「南越武帝」,首都設在廣州,國土包括了今日越南北部。 自此之後,越南一直歸於中國的管轄之下,直至五代十國時,才同中國分開,成立了「大越國」。從此之後,它就同中國分道揚鑣了。 越共在1975年統一越南全國,由於華人是最富裕的一群,而且更是聚居在反共的南越,當「鬥地主」時,首先要鬥倒的,便是華人。 他們把華人的財產沒收了,把華人趕進「新經濟區」,要出國的華人則要繳納12両黃金。中國在1979年和越南打了「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迫害華人的政策到達了高峰期。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估計,單單在1979年一年,越南政府在華人難民的身上,搶掠了30億美元,大大的充實了它的國庫。 估計有兩百多萬名難民離開了越南,其中約有三分一死了,其中美國接收了超過一半難民,而中國接收了超過二十萬人,跟著是加拿大、法國、澳洲,均有十萬人左右。 至於香港人記憶最深的,當然是那些滯留香港的越南船民了,前後一共來了二十萬人,經過甄別後,遣返了其中的6.7萬人(真無陰功),其餘的則分送到世界各地。 順帶一提,越南是一個非常令人難解的國家,因為專家數目極少。我看費正清的自傳,在1975年,整個美國只有哈佛有越南研究,而哈佛也只有一個越南專家而已。 怪不得美國會打輸越戰了,因為它根本沒有能力去評估當時越南的局勢。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別人分析政治經濟,用的是微觀分析:閱讀了大量的資料,然後根據這些資料,去得出結論。至於我的分析政治經濟,用的則是宏觀分析:只用幾條簡單的理論,去拆解所有的政治經濟事件,看的是大局,不著重細節。 我認為,在政治學上,也可以和經濟學一樣,只用「價格理論」等幾條簡單而美麗的理論,便能推論和解釋所有的政治事件。事實上,我正在寫作一本有關政治學的基本理論的專著,希望能夠在明年面世。 日前約略談了菲律賓的經濟,有一個問題:在二次大戰之後,大家都覺得菲律賓的經濟很好,國家教育也是亞洲名列前茅,而且英語水平又高,所以對於它的前途,也是最為看好。但是呢,在這幾十年間,菲律賓的走勢有目共睹,糟糕不堪,不在話下。 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發生呢?人們舉出很多微觀上的理由,例如說貪污腐敗呀,國民懶惰呀,但我認為,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道理,去說明此事,就是:一個國家要想發展經濟,政治權威雖然不是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 菲律賓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史上最大的是在15世紀時的蘇祿蘇丹國,但這是來自中東、信奉伊斯蘭教的外來政權,至於菲律賓的統一,是由西班牙完成,美國繼承,日本又來玩了一陣子,戰後才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當一個新國家成立了之後,需要作出整合,才能發展出中央政府的權威,這國家才有強大的可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亞洲發展得比較好的地方,例如說,日本、韓國,甚至是泰國,都是原來就是一個國家,用不著整合起來,馬來西亞則維持著原來的蘇丹,去繼續管治,相比起菲律賓來,這些國家就比較穩定,人民也比較團結,經濟的發展好得多了。 至於台灣,蔣介石帶著一百多萬的軍隊,去管治當時一千多萬人的台灣,自然容易得很。新加坡則有李光耀,雖然李光耀沒有軍隊,但卻大肆實行高壓政治,大抓共產黨員,這也製造出政府的權威形象來。 除了菲律賓之外,還甚麼國家,是相同的情況呢?答案是:印度。印度也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印度的國家整合,也遇上了相同的問題。如果從這一方面去看,印度在建國之後的前四十年間,經濟一籌莫展,也不是奇事了。 看,用這麼簡單的理論,去分析政治,是不是很容易的事呢!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菲律賓人質事件過去3年了,菲國政府始終不肯正式就此道歉,這當然牽涉到國體問題: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國家,如果論到對等關係,由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開口道歉,才叫做「對口」。 再說,「魔警」門多薩的問題,屬於馬尼拉市政府的管理失當問題,因為是市政府管市警察的。但是,台灣的漁民被殺,卻是軍人的行事,而軍人卻是由中央政府管的,所以中央政府便要為軍方的出錯,向台灣出面道歉了。 不過,這些細膩的故事,香港人可不必管,只消把帳統統算到菲律賓國家的份上,也是無可厚非,誰教菲律賓人民選出了這樣的一個令人討厭的總統出來呢? 菲律賓在2003年至2008年的經濟增長率是4%至5%之間,雖然算是很不錯,但是,卻遠遠比不上亞洲的其他新興國家,不但比不上中國和印度,連越南也比不上。 到了2009年,因為金融海嘯,經濟下滑,結果經濟增長只有1.1%,這就造成了政府變天,擊敗了前總統兼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當上了總統。 阿基諾三世當選總統後,菲律賓的經濟發展得很好,2010年有7.3%,2011年卻只有3.7%,相信是為歐債危機所拖累了,2012年則有6.6%。 說老實話,這也並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但是在菲律賓人而言,已經是一個超級能幹的總統了,是以他的民望居高不下,自然也不會輕易向香港低頭,畢竟,一國總統公開向別人道歉,是非常丟臉的事,也是非常有損民望的事,阿基諾又怎肯吃上這個虧呢? 事實上,由於菲律賓的經濟提升了,從去年開始,已經收緊外傭政策,打算在這5年之內,逐步減少外傭,香港都要引入孟加拉外傭,作為應變措施啦。 我曾經分析過,菲律賓近年的經濟發展迅速的最大原因,如果不算美國的幫忙,其實最大原因,不過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基數低,所以升得快,如此而已。皆因它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鄰近各國,所以當各國都上了去之後,發現了菲國的成本是如此之低,自然就會大量光顧了。 第二個原因,則是經過這一百年的經濟發展經驗,人類已經摸索出國家初期經濟發展的硬道理,所以,要發展經濟,根本是很容易的事,從亞洲到非洲,都是在高速發展,算不得甚麼。只是從中等經濟國家「升呢」成為發達國家的竅門,就仍然未能摸得清,這就是今日中國所面對的問題。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正如我一直以來所強調的,今日埃及的亂局,是有其歷史上的必然性。如果要去討論,穆爾西政府的失敗,可以分為政治失敗,和經濟失敗兩項,但這兩項,也均有著必然性。 在政治上,很多評論員都在譴責,穆爾西政府在上台之前,明明說自己是世俗化的政策,上台之後,卻大搞原教旨主義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的不滿。這種所謂的「分析」,肯定是不懂得政治鬥爭的基本原理。 穆爾西政府上台之後,當然就要施政啦,但是,他馬上發現,施政處處不順利,因為他在政府內根本沒有班底,人人都在搞怠工,沒有人聽他們講的話,他們的政策,也處處不行。 那怎麼辦呢?他只有用回自己人了。但是他的班子,就是原教旨主義的那些人嘛。 在舉目無親的情況底下,他唯一的方法,就是鞏固原有的基本班底,取悅這些基本支持他的人……當年的民進黨取代國民黨上台,豈非也是遇上了同樣的問題,陳水扁政府豈非也採用了同樣的統治手法? 毛澤東也搞過大鳴大放,一放,就知道不妙了,再放下去,自己就會倒台,所以只能走回頭去,而且愈走愈回頭,才能夠保住權力。 所以呢,在政治上,穆爾西只能這樣走,這也是有著必然性的。 至於在經濟上呢?埃及經過了三十年來的穆巴拉克政權,經濟已經完全美國化了。穆爾西執政,政策上當然是不可能繼續親美了,美國也不用親手做些甚麼,只需要減少一點點的投資,減少一點點的貿易量,在中國的古語,這叫做「給他穿小鞋」,埃及經濟已經不能抵受了。 所以,當穆爾西執政後,埃及的經濟情況是必然不會好的。當人民發現生活愈來愈壞時,便會效法上次,上街推翻政府去。 更糟糕的是,穆爾西政府並沒有掌握軍權,連武力鎮壓示威群眾的能力也沒有,這政府當然非得倒下不可了。 對於埃及今後的局勢,我的看法是,穆斯林兄弟會將因而學會了槍桿子出兵權的硬道理,它將會採用武力抗爭的方式,去對於非法奪取政權的軍政府,也將會更加仇恨給它穿小鞋的美國。 但是,無論如何,苿莉花革命已經成功令到了整個和平的中東世界,變成了火海和地獄,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中東的兄弟們既然忙於自相殘殺,恐怕再沒有能力和心情,去向美國發動恐怖襲擊了。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逢周一、三、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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