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5-07-31

眼前,土耳其首任民選總統埃爾多安,正到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圖)。由於土耳其位處歐、亞之間的戰略位置,成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構想的樞紐。埃爾多安是次訪問,將引起該國對於「一帶一路」的討論。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的發展初步階段,香港政、商、學界亦應更主動地謀求自身角色,以利國計民生。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五通三同」,以「五通」為路徑,達「三同」目標。「三同」是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五通」是政策相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香港在上述五大領域,都具備區位、人脈和制度「三位一體」的優勢。 首先,「政策相通」方面,「一帶一路」沿途六十國四十億人,民族多元、體制不一、觀念相異、發展參差;要「互聯互通」,挑戰與機遇並存。中國實在需要「超級聯繫人」,更全面、客觀地掌握各國實況;透過長期監察、獨立分析,「進」可尋市場機遇,「退」可避政經風險。 香港在維護中國利益之同時,又能消化海外訊息;以兼善中、西的視角,為「一帶一路」的宏觀框架,就安全、政經、商貿三大領域,提供中肯、務實、適時的建議。本港媒體發達、資訊流通,無論政商界,還是學術界,都聚合了通曉各國語言、橫跨多種專業的複合型人才。 本港社會與亞太、印度洋沿岸的華人、非華人社會,有著深厚的文化、血脈淵源;是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人員和信息往來的樞紐。在新世紀,本土培養、海外歸來,以及從各國奔赴而致的人才,是香港最大本錢;我們要把「本錢」擴大,對「一帶一路」的參與,不應局限在「實施層面」。 本港政商領袖、學界精英,應當在特區政府的策劃下,以專業智庫、研究組織和民間論壇為平臺,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諸國加深了解、求同化異。響應國家所倡導,在「走出去」過程中,發展「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本地眾多半官方組織、民間團體,多年來在海外推廣香港的經驗,透過與歐、亞諸國長期聯繫,而獲取的信任與認同,尤值重視,應當擴大作用。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7-24

特區政府官員更替的熱議,尚未告一段落。近日,立會主席曾鈺成指出,其親弟並未主動提出退休,讓社會對於傳統左派與現屆政府核心人員的整合,有著各式推論與想法。無論現政府能否走出信任危機,曾主席處理危機的即時反應和方法,倒是頗值參考。 早前,立法會建制派在政改投票過程中突然離場,造就了「八比二十八」的結果;讓會港人和國際媒體目瞪口呆。從嚴肅的憲政角度,投下反對票,以及離場的立會議員,其實共同起著否決政改的作用。無論民間或北京從甚麼角度解讀上述舉措,其歷史責任,都由雙方平均分擔。票債票償的口號,難以成為未來建制、泛民相爭的主題。 不管是否符合大多數港人期望和利益,建制派議員一年多的努力,不只因此付諸東流,更引起陣營內外更多質疑。面對種種權力傾軋與公眾壓力,建制派議員應對危機的判斷力、態度與技巧,將深刻影響今、明兩年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並為後政改時代的香港政局,造成微妙影響。 本來,隨著湯家驊退出公民黨,並辭任立會議員,引起新界東補選的討論;一方面,已使公眾和媒體關注點有所轉移,另一方面,亦正如立即表示派員出選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所言,參與補選將有助建制派修補裂痕,團結對外。但是,及後爆出的社交群組事件,更把曾鈺成也捲入去,不只令社會對民建聯的觀感一時難以改善,更進一步引發各種陰謀論,情況難以收拾。 從創立民建聯起始,曾鈺成就以不折不扣的傳統左派領袖形象,走入公眾視野,至今已歷二十多年。從殖民時代政改爭拗至今,曾鈺成確實帶領民建聯等黨派走過風風雨雨,面對「有辱無榮」的廿三條事件、選舉嚴重挫敗、辭任黨主席及行會成員等一系列挑戰。 誠如曾鈺成本人所強調,一如范徐麗泰的往績,擔任立會主席,比較容易避開爭議,從而累積民望。因此,眼前的社交群組爆料事件,似乎就是衝著曾鈺成的超然角色,及其甚高民望而來。由於普選未能實現,港府弱勢管治持續,北京在選特首時,民望只是參考,應對危機的能力,反而更加決定性。 面對社交群組事件,曾鈺成第一時間承認事實,同時否認自己違反主席操守。並向建制派、泛民,以及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道歉。從泛民公開信第三點要求曾鈺成恪守中立原則看來,泛民並未全體參與不信任動議。曾鈺成臨危不亂、進退有據,遠比離場事件後失態的建制派得宜。所謂爆料,對他而言,是危還是機呢?眼前特區政府面對食水、官員任免和警司動武危機,又能否從曾主席的應對有據之中,吸取些甚麼呢?

2015-07-17

在上周,我們討論到日本和本港流行文化的興衰,似乎和外在的競爭關係不大,主要原因在於兩地人口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後的急遽老化;畢竟,包括音樂、電視、電影、動畫、漫畫在內的流行文化,其創作者和消費者,都以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甚或就讀於中小學的兒童、幼童為主力。   由於行業的特殊性,任務社會、任何經濟體,無論其規模大或小,都不太可能以流行文化產業為支柱。該產業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以及恆常產生的經濟效益和邊境利潤都比較有限。然而,在資訊無遠弗屆的今天,對於塑造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的對外形象,以及由此建立的軟實力,卻有著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事實上,在多年以前,新加坡的經濟規模和總體競爭力,便與本港不相上下;在過去十年,更以年均國民生產總值越逾百分之六的高速,全面趕過香港。然而,通過和國外,尤其西方朋友的閒談可知,香港的海外知名道和影響力,仍然較高。香港正面形象的樹立,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自一九七零、八零年代以降,一度大量出口流行文化的作用,卻難以低估。   近年新興的韓國,也有著同樣成功的故事和路向。相比起日本和香港,韓國地方及中央政府有著更積極的政策支持,固為事實;更核心的動力來源,始終是韓國人口的相對年輕,國內就形成千萬人口的潛在市場。再加上韓國、中國經貿往來在過去二十年急速發展,兩國流行文化市場開放大體同時進行,也造就了韓國相關產業的成功出口。   當然,就正如韓國的興起,並不比日本、香港晚太多,在可見將來,人口老化帶來的種種經濟轉型;既有優勢項目化為劣勢,其實亦符合各大小經濟體的發展規律,不足為奇。因此,長遠而言,筆者也懷疑眼前所謂韓風,可支撐多久;畢竟,作為中小型經濟體,任何既定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都更加難以維持。   其實,韓國、香港,以及東南亞文創業較為發達的泰國等地,經濟和人口規模較為接近,卻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大可以作更多層次、更大規模的文化產業整合。例如以香港為總部的一間人型玩偶企業,生產基地固然在中國大陸,但一些核心製作人員及團隊,如頭雕師,即來自韓國。在平衡成本、製作水平之餘,亦善用了香港作為國際資訊、流行文化中心的優勢,成為本地相當成功,而持續發展的國際企業。在這方面,不只業界,港府是否可以先行一步,作更多的探索和引領工作? 

2015-07-10

一如香港電影市場上映的港產片越來越少,據聞本港電影每年生產從四百部縮減到四十部,對相關從業人員以及香港流行文化長遠發展的影響可想而知。近年,從中國大陸引入的電視劇也越來越多,雖然遠未達到主流的地步,但亦讓人對香港不進反退電視工作的前景,更為擔憂。 應當指出的是,在告別了1980、90年代香港影視娛樂業的黃金時期以後,兩岸四地、日韓或東南亞的同事,雖然在市場份額上已經趕過香港,甚或遠遠超前;但就筆者觀之,其作品質素、製作模式或發行體系,其實並未見明顯優勝之處。一直以來,所謂韓風威名在外,其實真正同時具號召力、影響力和賣埠能力的作品,相比起其舉國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果實亦有限。 就此而言,很難有充分證據說明是外在競爭因為,或者觀眾、聽眾的品味、習慣、消費模式改變,而導致本港娛樂事業的全面敗退。類近的情況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香港一樣處於區內較前列位置的日本。日本影視產業的第一個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的1950到60年代已然出現。在當時,無論是通俗的影音產品,還是大量湧現的新浪潮電視,都深刻影響著世界,尤其是東亞市場。 其後,當日本的人均收入全面趕過歐、美,流行文化產業,尤其針對兒童到青少年市場,更進入西方主流社會。一方面,增加了國民收入和稅款,拉動了玩具、電子、食品、旅遊等產業和國際需求。另一方面,亦進一步豐富了日本在外的文化形象,讓「日本學」在國際學術界更見立體。除日本人在工商業上的成功,流行文化的核心元素,以及營運模式,亦成為嚴肅研究界關注的對象。  然而,進入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爆破,整個社會的發展橫行,以影視產業為核心的流行文化,但呈現明顯的衰退。不只再難拿出優勢的作品,從音樂到電視到動漫的影響力、輸出力大不如前;更有甚者,在諸多周邊產品的設計、生產和推廣上,亦不見有突破。 其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但和過去十年的香港同事情況相類似,其實當時市場上並無明顯的挑戰者和代替品,日本的「病因」似乎源自內部。筆者推測,根本問題在於人口老化,人口結構和流行文化的發展與推廣,有著最緊密關係。如以美、歐相比,除個別國家如英國外,美國流行文化較西歐更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和美國人口因為大量移民進入而保持年輕,似乎關係不淺。在當中,我們香港又得到甚麼啟示呢?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7-03

剛過去的星期三,是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十八周年;無論是十八年前,或是更久遠的過去,又或者是十八年來的每一個7月1日,不同人士,自有不同的感受或感慨。在這一天,剛好發生了兩件事,讓香港的媒體和大眾倍感關注。   其一,是民陣「七一大遊行」的人數不多;究竟是否和「修改基本法」作為是次活動的主題相關,亦引起熱議。其二,是中國人大剛好通過了新版「國家安全法」,當中有若干條文,不只提及香港、澳門,亦涉及臺灣,進而引起兩岸三地的討論。   先說「七一遊行」,關於「修改基本法」的主張,筆者在本欄及其他平臺都一再提及,中華民國不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其憲法,以及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已修改過多次,增刪條文在世界憲政史中,亦不算少。   單論「開放改革」以後,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都進行過重大修改,而且從大方向來說,是增添了不少內容。就此而言,在中國憲法底下制訂及實施的「香港基本法」,並沒有不能修改的局限。或進一步說,即使不從「基本法」頒布之日算起,從其實施之日至今已近廿載,作全面的檢討,起碼從理論上,並未太說不過去。   當然,從現實上講,筆者並不認為以此為遊行主題或副題,有太多意義;最低限度,在香港亟待凝聚的民意上,「修改基本法」難以帶來實效。似乎,這是屬於政治判斷,而非政治倫理的問題。   事實上,筆者以為,不只在未來一至兩任特首沒有必要再碰「普選」問題;在可見將來,北京都可能選擇把這個燙手山芋「放涼了再說」。欠缺此一藥引或火引,「修改基本法」的呼籲,要長期成為社會熱議,實亦不易。畢竟,很多議題的啟動權,並不全然掌握在港人手裡。   另一件事是新版「國安法」,相關原則在過去月餘已見討論,其實沒太多新鮮事。須知道,是次頒布的相關法律的精神、原則和框架,尚未見明確的罰則。對於不少和北京互信不足的港人而言,略顯敏感亦並未為奇。然而,中國收回香港已歷十八載,根據「基本法」為「廿三條」立法,雖未至於刻不容緩,始終是香港必須面對的挑戰。其實,如何透過本地立法,在完成「基本法」交予的憲政責任同時,又能確保香港最珍視的生活方式和人身自由不變,才是全體港人應當開始思考的問題。主動商討,主動提出主張,比起往後推延,更符合我們利益。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逢周五刊登

2015-06-26

中國與美國第七輪戰略與經濟對話落幕,雙方強調管控分歧、加強合作;會議氣氛之和諧,較外界原定設想為高。一方面,固然在奧巴馬任期之末,習近平訪問在即,中美都有保持良好氣氛的理想和期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兩國關係的底蘊—經貿合作,仍然處於較為穩定並積極向好的趨勢,符合中國與美國,尤其是後者的利益。 回首中美戰略及經濟對話之初,定位為「經濟戰略」對話,其性質與今天有所不同。反映了此構想提出之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力量和國際影響力,遠遠不及今天之強大,更未能望美國之項背。因此,牽涉到環球利益的「戰略」問題,華府、美國國務院,並無同中國商量的意願與動機。在當時,所謂「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兩國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而設。 長期以來,甚至在紅色中國建政以前,中央政府對國內金融、銀行體系管控能力不足,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工業化的重大瓶頸與危機。進入「開放改革」以後一段不短的時間,人民幣在經過貶值後,採取了緊盯美元的政策,透過巨額貿易順差,累積了豐厚的外匯存底,也由此引起中美自九十年代啟始的匯率爭辯。 以此為核心的一系列問題,更讓當時出訪華府的中國總理朱鎔基,以半開玩笑的口吻,稱該趟為「消氣之旅」。中國總理到美國,讓該國政經領袖「消消氣」,今天回想,多少有點情何以堪。 事實上,雖然在九十年代及廿一世紀初的兩次金融危機當中,中方都未有全面放棄緊靠美元,以作為金融、貿易及銀行體系之錨;然而,在亞太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小國貨幣紛紛急遽貶值之同時,人民幣相對堅挺,卻展現出北京非同一般的戰略思維與承擔。就此而言,北京比東京承擔了更多的國際經濟責任,而在當時,中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比日本小。 在第七輪中美戰略及經濟對話中,以副總統拜登、國務卿克里為首的對外事務官員,仍然就雙方在網絡安全、南海問題的分歧表達美方清晰立場;而奧巴馬本人在接見劉延東副總理率領的中方代表團時,亦一再重申相關觀點。另一邊廂,協調兩國經貿合作的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官員,卻比較肯定中國在人民幣匯率、銀行及貿易體系方面的改革。雖然亦有催促中方進一步開放之意,但在中美經貿互動上,已未見提出根本的矛盾與不滿。以此為底蘊,中國在南海、網絡,以及太空的競爭關係和安全關注,將不會嚴重衝擊兩國的合作意願。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6-19

近日,隨著一書洛陽紙貴,「細價樓是否會爆煲」的議論,甚囂塵上。與此同時,也有美國大型金融機構指出,香港的投資市場,無論是股市還是樓市,對息口極為敏感;因此,一旦美國聯邦儲備局決定加息,受聯繫匯率所拖累,香港金管局亦必須蕭規曹隨,從而為「步步高升」的樓市,「晴暗未明」的股市,帶來壓力。 然而,正如筆者月前所指,眼前豪宅市道不見得屬於所謂「追落後」,更有可能將帶動新一波升浪;即使,新一波升浪的走勢,未必能夠如2013年至去年底的急勁,那怕政府推出一輪又一輪的辣招。參考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的香港經濟發展和樓市、股市聯動關係,本地人均收入和經濟增長率放緩,與資產價格上升,有可能長期並行。再加入重量級的中國因素,便不容我們對可見將來香港投資市場的上落,過於「想當然」。 眼前,中國除卻本土服務業,而非服務出口,有所擴張,固定資產投資與進出口數據仍然不理想;但資金外流,到其他市場分散投資、平衡風險的態勢,仍將持續一段日子。事實上,就政府公布的數字可見,在過去6到12個月間,印花稅遠遠出乎意料地急升,倒不完全因為「滬港通」等證券市場新措施帶來的「互融互通」;畢竟,每天以千億計成交,不過是最近數周之事。 「辣招」、「加辣招」雖然疊級而上,與物業買賣相關的稅收已被海外,尤其內地投資者所消化並習慣,毫無疑問是推高政府財稅收入的主力。如上所述,新一波外來投資者,更大程度以內地經濟前景暗淡為前提,來港購買物業以平抑風險,其長線投資甚或自用的意味更濃。就此而言,更多選擇銀碼細,租值回報較可觀,但長期升值潛力不及豪宅的中、細價樓,反而合乎情理。 在豪宅,尤其是九龍區千呎以上單位重拾升勢的當下,周邊及新界中、小型單位的走勢,以及公司客、內地客的比例會否持續上升,便是眼前值得關注之處。比起港島的樓價升跌,將影響更多香港普羅階層的投資收入與生活壓力。筆者始終認為,單靠稅收工具和有限度市區重建,只會將港人收入和樓價水平,越拉越遠。固然,以自由市場調配資源為原則,工資高低並非評判物業價格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 大型新市鎮的開發,同時提供逾十萬的住宅單位和工作機會,不只是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也為1980、90年間香港高速而平穩發展的成功故事證明有效。新近修訂的「洪水橋」計劃在大方向上正確,然而,就開發沙田、大埔、將軍澳、東涌等新市鎮的經驗看來,最大的挑戰不在地區異議,或者規劃、基建、交通、造價、延宕等技術問題;而在於創造多元產業,以及大量工作機會之上。在這方面,本欄將持續觀察與分析。

2015-06-12

今年4月,筆者在本欄指出:民意牌只能作為特區政府隱而不發的「戰略」;若變成「戰術」,跟泛民在民調上短兵相接,進入自身並不擅長的「民意動員」,到民間說項,政改方案的支持度,恐怕只會一直往下走,而難以成功推銷。 這情況有點類似物理學上的「測不準定理」,政府的高度介入和積極動員,會使民意產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不見得會朝施政者樂見的方向走。可供參考的就近例子,是1990年代中至陳水扁時代的臺灣。 引導甚或逼使民間的二元對決,經常會模糊了主題,讓具體政策選向更見政治化,被意識形態、身份認同、族群矛盾所左右。民眾更難在民粹和對立氛圍之中自拔;而相關政策的走向,更因為獨立思考和理性選擇的缺失,而走進死胡同。 在當時,每逢重大選舉,民進黨,尤其是陳水扁所屬派系,就要和隱含「統獨之爭」的議題相捆綁,或進行動員、或推動公投;就是意圖以「綠大於藍」的方式解決一切問題,其實違反了尊重少數、理性協調的民主原則。事實上,用「民意」壓倒對方,也屬於政治豪賭,並非萬試萬靈。但「少數執政」的政治人物,往往抵受不住豪賭的誘惑。及至5月中,港大、理大、中大啟動聯合民調計劃,至今才一個月,「黃金交叉」終於出現。「政改」從泛民、建制「兩敗俱傷」,走向特區府的「管治危機」,也進一步削弱了北京的權威,動搖一國兩制。 現管治團隊的支持度,其實遠比前兩任弱,卻經常拉到外線作戰;雷同陳水扁在位時,以在野手法去執政,往往落得連固守基本盤也力有未逮的窘境。稍了解香港政情者,也看得出眼前不少建制黨派,不只作壁上觀,更樂見政改拉倒的態度;並與特區政府切割,為區選、立會選舉留下空間,模糊立場。 民意壓力是港府或逼迫、或誘使泛民走上談判桌的本錢;欲根本解決問題,筆者一向以為,還須靠談判和讓步;直接用民意對決,恐怕錯把平臺作擂臺。其結果是逼選民歸邊,最理想狀態也只是還原45:55的朝、野對決基本盤。既希望實現普選,對現屆政府好感又不足的中間選民或溫和泛民支持者,只好不表立場。剩下兩邊各四成人,便誰也說服不了誰。「主流民意」就此消失。  即便此後支持政改再度超越反對者,也只在3至5%統計誤差之內,不可能對任何泛民候選人構成壓力,並再次反映特區政府未能為民意把脈。經過一連串模仿對手的街頭及網上動員,政改、特首、港府的支持度不斷探底;即便眼前的經濟、就業頗為理想,如何避免「管治危機」,是管治團隊亟須應對的挑戰。

2015-06-05

約十年前,因為陳水扁上臺,臺獨力量高漲,而讓臺島的政治、軍事走向引起全球華人注目。當時,筆者亦較關注臺灣選舉、政情及對外關係,而來往於港、臺之間。有一年的六月四日,有意無意間經過已改為「自由廣場」的「大中至正」牌坊下,僅見三五成群、稀稀落落的紀念人士;記憶所及,應該不過十餘人。 與此同時,更靠裡的中正紀念堂前空地,正有藏獨人士舉行規模不小的搖滾音樂會,臺下亦見人揮舞北京深為忌憚的「雪山獅子旗」。筆者向來對各式民族主義不甚感冒,並主張「愛國不必是主義」;因而並不主張把任何統、獨問題看成純粹的道德判斷和情緒感召。然而,在強烈的中國主義者蔣介石的紀念堂前,親睹上述一幕,亦教筆者印象極深。 到了今天,曾經成為數代港人集體記憶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逐漸出現不同的評價和解讀,維園燭光晚會從「愛國主題」被挑戰,發酵到活動的形式、意義被質疑,其實也是香港社會恢復多元的醒覺。從聚合到分散,無論推動此現象的各方出發點為何,並不必然是壞事。多元才是香港的常態,當然,數十年來,這種多元是以相互尊重的並存為前提,眼前是否丕變?則屬另一問題。 事實上,從二十六年前慘劇發生至今,香港社會因為主權移交,以及外部環境而起深刻變化;國際社會尤其亞太局勢,亦大有不同。當中,中國經濟實力提升,外交影響力的擴大,亦非四分一世紀前所能預見。面對上述種種改變,港人如何理解自身處境,並籌謀將來,實在不易形成共識,更遑論對單一歷史事實的結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徘徊的港人,恐會失去方向。 在後九七時代,北京和香港權力位階的落差,因為實力日見懸殊而更趨凸顯。維護民間對歷史正義的堅持,固然重要;在此過程中,讓香港政經實力持盈保態,不至於全失對於中國現代化和亞太局勢的話語權,卻同樣不容忽視。誠如本欄月前所指,李克強在其政府報告中,首度強調香港在「中國現代化」的作用,即是展現善意的清楚認識。 正如朱立倫以「求同尊異」回應習近平的「求同化異」,香港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自有獨立於北京的歷史觀點與立場。然而,純粹的對抗並不符合本土長遠利益,亦脫離雙方實力對比。如何協助從政人士開拓更廣闊的參政和言論空間,又不失諸如紀念六四等道德底線,既考驗著北京,更考驗香港廣大市民的政治智慧。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逢周五刊登

2015-05-29

近日,繼美軍偵察機多次飛越南海,被中方人員警告後,美國副總統拜登,公開指責中國海上行為,而中方亦發表「戰略白皮書」。北京雖然強調,該份白皮書與眼前局勢無關,卻始終難以釋除各界,對美軍重返亞太後,中、美及其他國家,擦槍走火的疑慮。中國周邊海域,變得越來越不安全。  在胡、溫時代,中國和東北亞、東南亞國家的互信達至高峰。不只中國和東盟「十加一」取得進展,中、日、韓自貿區亦見歷史性突破。當時,中國的經濟體量,尚未全面超越日本。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自北至南,先後由鳩山由紀夫、盧武炫、馬英九、阿羅約夫人、他信兄妹等對華友好人士執掌。 但是,在極短時間之內,上述領袖幾乎全數在小布殊、奧巴馬任內下臺、落網、流亡海外,甚或壯烈自裁。繼日本、菲律賓和泰國對華熱情明顯減退之後,臺灣不只再度變天,更出現藍營大老無人敢戰的地步。韓國總統朴槿惠,雖與中國簽訂貿易協議,青瓦臺仍然因為計劃加入美國導彈防禦系統,而面對中、俄雙重壓力。恐怕,韓國已經告別兩邊交好的時代,而要重新選邊站。 無論上述戰略環境的改變,美國因素有多決定性,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及安全環境急速惡化,卻是不爭事實。單靠與日俱增的解放軍戰鬥力,顯然解決不了問題。在安倍晉三領導下,中、日經濟體量的差距,可能進一步拉大;但自衛隊體制改革、擴充軍備,東京和區內國家的軍事合作,卻在快速推進當中。 近日,繼美、英、法之後,日本亦與澳洲、馬來西亞等亞太重要國家簽訂防務協議。日本自衛隊和軍工企業的活躍範圍,將從東北亞轉移至東南亞,相當程度上抵消中國在南海的防務建設。在此關頭,北京能否穩定和兩印—印尼和印度的關係,就顯得尤其重要。 印尼位處日本、澳洲,以及駐關島、夏威夷美軍之間,扼守南北太平洋,以及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而印度更處於海、陸兩條新絲路的核心,欠缺新德里的支持,「一帶一路」的構想難以實現。比起其前任,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和印度總理莫迪,都以強勢外交見稱,習近平如何取信兩印,以「走出去」戰略應對美、日的島鏈遏制,將決定「亞太—印度洋」地區的平衡與穩定。 逢周五刊登

2015-05-22

近日,新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一番言論,又引起青年人置業難的熱議。事實上,過去數月,雖然基於中價樓按揭成數收緊等新辣招的實施,而造成整體樓價及成交量受壓,個別指數更見低走,筆者卻更關注豪宅的升勢,並認為相關走勢更具指標性、前瞻參考價值。 首先,遠的不說,自一九九零年代中至今,三到四波大的升勢,都由豪宅而起。早在二十年前,投入樓市的大手筆之人,就不局限在個別行業或階級。在當時,不少從事影視娛樂甚或動漫行業者都投身其中,並大發其財。當然,越往後,尤其是美歐金融海嘯以後,中國大陸的投資客對本港樓市的參與更見熱絡,影響力亦與日俱增。新近關於港股是否A股化的熱議,或言人人殊,本港與內地樓市的聯動關係,卻因為港府「限購」、「限貸」等多番干預,而變得似曾相識。 考慮到歷經兩次重大金融衝擊的香港證券市場和銀行業界,從資金充裕度到管理制度都達到新的水平;在稅務、按揭等領域多加管控的各式措施,究竟是為了保障金融體系及貨幣系統的安全,還是純粹平抑樓價,恐怕難以在香港這個從來崇尚經濟自由主義的城市形成共識。另一方面,微觀近日豪宅市場走勢,即使面對從緊的稅務及按揭安排,內地大額投資者入市態度,卻日趨積極;在個別地段,更重拾主導者角色。雖然經過數十年改革開放,內地經濟及投資市場、投資者的心態、取態,始終未如香港般與國際對接。對收放息口等成熟經濟體行之有效的調控措施,內地投資者極不敏感,也影響了港府相關政策的成效。 與此同時,「綠置居」政策逐步成形,限於其規模,短期內固然難以立竿見影;然而,長遠而言,卻可能成為青年置業的突破口。如上所述,無論加重多少輪管控措施,以內地投資者為主的國際客戶,挾其龐大資金優勢,終會力拒公權力對市場的干擾。各種形式的「港人港地」將成為本地人士維護住屋權的基本憑藉。 香港土地開發不足是過去十餘年的問題,至於可售房不足,妨礙民眾資產因自住物業升值而水漲船高,則屬於另一層次。前者造成生活、生產空間不足,後者帶來貧者越貧,中產下流的問題。事實上,港府最浪費的資源,就是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業權的受限及長期閒置。逐步推行各式措施,讓數量眾多的公屋及居屋有序地流轉市場,可透過對年輕人的期望管理,以及針對性的實際供應,從根本上打破樓價高、置業難的困局。 原來的「租者置其屋」縱有諸多技術缺點和考慮不周,也可透過新版「綠置居」予以修正、補足。要學習新加坡以自置居所為主的組屋政策,香港無需由零做起,比世界絕大多數地區成功的本地公營房屋體系,既是我們努力數十年的成果,也是通往未來的基礎。

2015-05-15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在剛過去的周末,俄羅斯在首都莫斯科,舉行了該國史上規模最盛大的閱兵,以紀念衛國戰爭勝利。閱兵的內容,以及各國政治人物、軍隊的參與情況,足以反映俄羅斯的外交和安全困境,乃至世界權力格局的走向。  相比起十年前,眼前的俄羅斯就顯得孤立得多。在2005年紀念盟軍二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紅場閱兵,美國總統小布殊、日本相首小泉純一郎、法國總統希拉克、德國總理施羅德等西方國家領袖,都有到場相見甚歡。及至今年,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印度總統—普拉納布‧莫克吉之外,出席的世界領袖,寥寥可數。  在西方國家領袖悉數缺席的情況下,如今捧場的就只有古巴、委內端拉、蒙古等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蘇聯時代結交的老朋友。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年前,主持紅場閱兵的是普京,十年後,都是他。在當時,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就日趨緊張。  在2005年5月8日,歐戰結束紀念日,美國總統小布殊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批評蘇聯在二戰後鎮壓東歐,並且誓言要葬送分裂歐洲的英、美、蘇「雅爾塔協定」,而引起普京反駁。俄、美就二戰的成果交鋒,莫斯科就面對所謂歷史修正主義的挑戰。  十年過去,美、歐、俄矛盾非但未見緩和,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蘇聯領袖斯大林簽訂密約,決定戰後勢力範圍和安全秩序的雅爾塔—所位處的克里米亞半島,更於去年被俄國武力吞併。面對冷戰結束後最惡劣的俄國與西方關係,以及歐洲安全形勢;普京多次引用沙皇阿歷山大二世的名言:「俄羅斯只有兩個盟友,一個是陸軍,一個是海軍。」  但是,無論是十年前,還是就剛過去的紅場閱兵,甚至在克里米亞舉行的海上觀艦式所見,廿一世紀的俄羅斯海、陸、空三軍,仍舊依賴著冷戰時代的蘇軍遺產。老舊的軍備,實在難以支撐新世紀高科技戰爭。面對西方嚴厲制裁,曾經在二戰、冷戰雄視全球的俄軍,資金、科技更加不足,更加難以更新、現代化。在此危急關頭,首度派兵參與今年紅場閱兵的中國和印度,會否給予普京更多支持?俄羅斯要轉向東方尋求安全保障?這個橫跨歐亞的巨人會進一步亞洲化?我們且拭目以待。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5-08

特區政府推銷政改方案的策略和手法,著實令人難以理解;以至坊間出現北京其實並不樂見香港普選的質疑之音。誠如前文所論,接納或拒絕特區政府所提特首普選方案,其實是廣大市民,以及代表其意願的眾多立會議員之自由選擇;不能說投反對票就屬錯誤,甚至剝奪了民眾權益云云。假如政府所提方案,果真符合大多數港人利益和意願,泛民應當無意或無力反對的。  然而,民意是否如此?北京和特區政府似乎一早就不把和泛民溝通、協調放在通過政改的第一位,而採取「以我為主」的壓迫性打法。如泛民不順從「民意」,在及後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當中,亦可能遭受「民意」的狙擊。上述判斷和決策的前提是維持不變的保守提名方式,仍然能得到明顯逾半的港人支持。假如此一前提不成立,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遭選民清算的,可能不是泛民。  如今,透過特區高官和前特首指出泛民「錯處」,非但難以把對方逼回談判桌,更可能造成政府的管治危機。排除個別由政治立場鮮明的機構、政黨所作調查,眼前由主流媒體、學術機構所作民調,支持政府方案者,在百分之四十七八到五十之間徘徊,而且暫時未有走高之跡象。林鄭司長一向所強調逾六成市民期盼政改通過之說,未有數據支持。  從選民結構分析,隨著泛民、建制此消彼長,兩派得票率逐步穩定在百分之五十五對四十五之間。可以粗略假設,上述近半支持政府方案者,幾乎全數屬於建制選民;無論此番泛民立會議員的政改立場和投票意向若何,都難以和政改支持者建立直接聯繫,更遑論因而獲得其支持。  同樣,由於泛民長期在野,在可見將來也不容易取得執政權,其視野和立場僅局限在既有支持者而非全體選民之上,亦無可厚非。反之,特區政府若未能取得大多數泛民選民的支持,其政改方案通過的可能幾乎是零。這就是在朝在野的不對稱形勢。  誠如立會主席曾鈺成所論,與其打民意戰,不如雙方坐下來好好談。早前大律師公會訪問北京,據湯家驊議員引述,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時,對方提到無論政改是否通過,北京都應該和泛民溝通。香港未能於2017普選特首,固然可惜;若北京從此理解到和泛民合作的重要,也為香港長治久安奠定基礎。這倒比早五年晚十年推行普選重要。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周五刊登

2015-04-24

隨著特區政府公布政改方案,並強調已無任何修改或迴旋空間,延續數年的這一場政治大戲,已然進入尾聲。政改方案從內容到結局,到此已無任何懸念。(圖為政改方案公布後的記者招待會) 筆者固然十分期盼北京能和泛民直接商討,並且在慮及對方訴求和尊嚴情況下,達成共識;畢竟,即使只有投票權而無提名權,也不能說一點進步都沒有。 然而,單純從談判技巧、誠意和推銷手法來說,北京和特區政府的多種部署,始終讓人難以理解。越是「硬任務」,「一定要得」,對目標的堅定,應該以最靈活的手段,最柔軟的身段去達成。反之,不為對手提供一丁點空間,那怕是下臺階也沒有,不是低估了對方,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動員能力和政治能量。 政府打「民意牌」,就像彭定康臨別秋波打「民主牌」一樣,衣不稱身、題不對人。假如民眾支持普選過半是泛民通過方案的理由,恐怕有更多港人要求提名委員會同樣由一人一票產生。事實上,美國從初選到普選都用間接代表制度,反證出選委會提名理論上也可代表民意,問題是其基礎有多闊。 政府無法迴避的是,和選委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功能組別,但凡選民基礎較闊的醫療、法律、會計、教育界,都大幅度反對政改方案。說明泛民採取強硬立場,其實有理性基礎。 事實上,自政改之爭起始,支持政府的民意就在五六成之間,而且大體呈下行之勢。在政府強調民意的當下,又並沒有推行全面民調的決心。因此,所謂民意過半的論調,並未造成具影響力的政治動員。 退一萬步講,其實堅決反對政府方案者,一直三四成之間,就選民比例而言,並不比泛民議席為低。假設泛民自視為該批選民的代表,投下反對票亦不算是抗逆民意。其實,重大議案須三分二議員支持方能通過,本來就是對於關鍵少數以及社會共識的重視。未能爭取餘下三分一或更多人支持,政府負責人當反躬自省。 這場民意戰,特區政府會否未打先輸?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逢周五刊登

2015-04-17

上月底,日本戰後最大戰艦「出雲號」服役,由於其外形酷似航母,旋即在國際媒體引起熱議。所謂外形像航母是通俗的說法,從分類學上講,「出雲號」屬於「直通甲板型軍艦」。其實,「直通甲板型」不一定是航母,也可以是登陸艦、反潛艦。因此,「直通甲板型軍艦」本身並不一定具有攻擊性,主要看所配搭艦載機的功能和性能。  二戰以後,日本將所有一線作戰艦艇,包括驅逐艦、護衛艦、巡防艦,統稱「護衛艦」。因此,日文的「護衛艦」和中文並不對應,亦不等同於英文的「Frigate」。因此,要分析日本海上自衛隊對某型軍艦的分類,主要看編號,稱謂。 例如「出雲號」即屬於DDH級,亦即直升機驅逐艦。DDH直升機驅逐艦是日本獨特的分類,如按國際準則,「出雲號」屬於典型的反潛型直升機航母,其主要功能在於反潛;而中國和俄羅斯的水下艦隊,是「出雲號」主要作戰對象。因為潛艇深具攻擊性,反潛直升機航母一般被視為防禦性武器。  另一方面,並非所有「直通甲板型軍艦」,都那麼容易改裝成具攻擊力的傳統航母。其根本的區別,在於能否大量裝載,並且起降定翼機。「出雲號」約兩萬四千噸的排水量,不到二百五十米的甲板長度,並且欠缺攔阻索、大型起降機等基本設備,要有效運用定翼機,打擊敵方水面、地面和空中目標,幾乎不可能。  即使裝備可以垂直起降的F-35B戰機,也是十年後的事。要與F-35配合使用,也要大幅改動「出雲號」的甲板、機庫;而且裝載量亦只能在十架上下,效費比相當低。因此,改裝「出雲號」不是可不可能,而屬是否值得的問題。「出雲號」本身雖然難以和美國核動力航母,或中國的遼寧號等,足以起降重型多用途艦載機的航母相提並論,仍足以顯示日本逐步取得航母的路向。  事實上,自冷戰結束起始,日本大約每隔十年,就新造一型「直通甲板型軍艦」。從萬餘噸的「大隅級」,到兩萬噸的「日向級」,再到今天的「出雲級」。很可能,再十年後,日本為F-35度身訂造,排水量更上層樓的中型航母建成服役;而這,才是沒有必要改造「出雲號」的真正理由。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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