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5-11-13

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及外交部要員,頻繁出訪;繼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華府、聯合國所在的紐約,以及倫敦後,又在北京接見法國總統奧朗德、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亞太及世界安全局勢又晦暗不明的情況下,北京銳意改善與上述大國的經貿關係和防務合作。 緊接著上述「大國外交」的是習近平、外交部長王毅與東盟成員國領袖的互動。習氏在出訪越南、新加坡,並與馬英九舉行歷史性會面後,又將飛抵馬尼拉,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會面之餘,亦展開APEC—亞太經貿合作會議的活動。有意思的是,越南、新加坡和菲律賓,在環南海國家當中,都有著特殊的戰略作用。而越南與菲律賓據有島礁,更是與中國面對複雜而且趨於激烈的主權爭議。菲律賓將南海爭議,尤其是中國主張的九段線有否法理依據提上海牙國際法庭,更是四両撥千斤地將了北京一軍。 無論仲裁的結果若何,北京必須面對的現實,即便中國綜合國力和軍力持續提升,對外策略精準與否、外交工作的專業水平,始終會決定國力對外投射的效果。自一九六零到八零年代,蘇聯的前車可鑑,輕忽運用國力所造成的反作用力,大有可能導致國家嚴重內傷,實不可不引為鑑戒。 與此同時,王毅亦與新近完成大選的緬甸人員會面。昂山素姬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將取得國會絕對多數議席,已無懸念。而昂山素姬本人,卻不見得會憑藉空前的政治動員力和全國認受性,而衝擊因人設事而不合邏輯的憲法規定。事實上,在過去數十年間,昂山素姬陣營對民主理念的追求、堅忍和克制,同樣重要。 而吳登盛在脫去軍裝以後,對多次補選結果的尊重,對在囚在審政治犯的全面釋放,都成為執政黨、在野黨良性互動,推進民主的見證。在未來,昂山素姬如何與吳登盛,原執政黨及國家領袖瑞曼協調、合作,會決定緬甸的政經前景和外交格局。該國的前路固然不平坦,但進一步開放和正常化,將會成為歷史主軸無疑。而當中,充滿著昂山素姬本人及其團隊的妥協、智慧和不放棄。 當緬甸擁抱普世價值,該國與歐、美、日本的政經往來得以恢復。作為原「英屬印度」之一部,該國與西方素有歷史淵源。與中國卻有結構性矛盾,包括邊境問題、少數民族武裝問題等。全國民主聯盟上台並不必然導致緬、中關係生變。然而,當緬甸在對外合作方面有更多選擇,而政局亦變得更開放、更多元化,原本被放在枱面之下的緬、中矛盾,便自然上浮。而兩國領導人及外交系統則必須嚴肅而專業地予以解決,以免成為雙方互動的羈絆。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5-11-06

眼前又到了行政長官制定施政報告,財政司長準備預算案予以配合的時候。當下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美聯儲亦考慮到國內外政經形勢未明,而將加息之議一延再延。以此為背景,行政長官及財政司長屬下人等,反而應當集思廣益,既要準確把握全球經貿脈搏,順勢而為;復當全面思考香港發展前景及潛力,作適度制度調試,為未來作各種政策摸索。筆者以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主要面對的挑戰,以及可堪探究的方向如下。   其一,人口老化,社會勞動力質、量齊降,始終是制約香港向前、更新的最大障礙。雙非嬰固然並非本港人口補充的合適來源,長期禁止亦無可厚非。然而,資助外來學生到本港大學就讀,卻不失為維持、提升勞動力之良法。相關措施推行經年,作全面技術性檢討或有必要。但似乎未見方向性、系統性失誤,減省相關學額、資助,似乎不符香港總體利益。   其二,新近推行的海外港人二代回流計劃,據聞反應不俗。港府相關部門及駐外代表,可以更積極推廣之。畢竟,一九八零、九零年代之移民潮,導致大量香港資金、技術及人才外流,多少影響本地持續發展。然而,港人及其子女在海外,尤其在先進經濟體的生活、工作、成長經歷,如若回流,又可加化香港對外社會、經濟、文化聯繫,拓寬本土視野。   其三,要吸引海內外人才來港,必須提供充足土地、房屋、設施及生活環境配套。現任發展局思路頗為清晰,直陳只有大力開發功能完整的新市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香港城市空間不足的核心問題。事實上,眼前各區樓價、租金高昂,塞車嚴重、人車爭路,以及發展與保育、商機與民生的嚴重對立,都由城市空間不足所造成。因此,根據新的規劃理論、生活模式開發的新市鎮,才能針對上述需求,起立竿見影之效。相比起人工島,筆者更支持「沿岸填海」;相比起保育價值高的嶼南,嶼北東涌線沿岸,似乎更適合大規模東西向填海造地。   其四,上述政策都不能只爭朝夕,而須持之以恆。港府的資源不應當過度累積、早晚為通脹之虎吞噬。也不能倒過來假設庫房永遠豐厚,總須未雨綢繆。以香港金融市場之成熟,各國人才之薈萃,應當早日成立主權基金,退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可成為中國「走出去」金融艦隊之一員。香港龐大的土地收入,可考慮與養老基金掛鈎,讓社會各界,尤其是中產及基層受惠於賣地收入。如此,香港以金融、地產為支柱產業的經濟結構,才有更高的公益性質。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10-30

早前,「皇冠郵筒」的廢存,引起香港社會熱議;由於郵政部門考慮相關政策的時程頗為接近陳佐洱「兩化論」—「去中國化」、「去殖民化」。政策改動背後是否涉及政治動機,又進入注定沒有結論的爭辯。香港的歷史並不短,筆者亦經常強調,述論本土發展歷程,絕不能忽視從唐宋至明清的漁農和屯兵時代。然而,難以否認的是,殖民時代畢竟是香港歷史研究、教育之核心;何為本土史?何為殖民史?從本質上講,這不是如何劃分,而是如何論述的問題。歷史述論涉及現存的人生活模式和價值重塑,與現實世界緊密聯繫。處理歷史問題之不當,自會動搖社會凝聚力。  筆者相信,在一九七零、八零年代成長的香港人,不管家庭、教育背景如何,恐怕屬於最後一代文化意識上「準中國人」、「半中國人」,甚或部分「非中國人」。數日前,手上有幾張贈劵,到某英資百貨隨手挑選些衣物,包括一對頗為亮眼,價格又合理的袖口鈕。 袖口鈕是很簡約的Celtic knots(塞爾特紐結), 蘇格蘭除了彩色格子,最具代表性的,便屬藍白色Celtic knots。及後,又帶小兒到該商場閒逛;我們先看「星球大戰」特展,再上九樓看「龍貓」。回家路上,小兒嚷著要畫「龍貓」。區區記起十多年前買過幾大冊「宮崎駿原畫集」,剛到家趕緊翻出來,供小兒臨摹。  夜裡細看當天照的相,才發現太座替小兒選了件綠白色Celtic Football Club球衣。星戰、宮崎駿,Celtic knots,自日常生活順手拈來,又在父子兩代之間傳承。最普通的生活習慣和審美標準,構成我們身份認同、集體意識、價值觀的基礎。  經過數十年洗禮,七零、八零年代及以後成長的港人,受美、英、日不同層次、各個領域的生活文化影響甚深。這並非由單一文化,而是全球化已經重新「定義」香港人。相對地,港人的文化多元,即便並不等於絕對的「去中國化」,也必然以「中國因素」相對淡化為代價。問題只是,下一步,我們怎麼走? 區區的子女,已屬第二代喜愛哥斯拉、機動戰士、星球大戰的家族成員。正如過去數年間,區區和小兒一起挑選「鋼鐵俠」玩偶。很自然,小兒會和再下一代,一起挑選三十年後的「鋼鐵俠」產品。「異化」不一定是問題,問題是我和下一代,在中國越來越強,以及收回香港的環境下成長。香港人進一步西化,或曰國際化,但香港卻在中國化。 這「兩化」其實是兩股難以相容的歷史潮流,而哪一股才屬主流?當下論斷又實在武斷。近年已見不少前賢分析香港未來;愚以為,必須把香港同時放在經濟全球化、中國現代化的框架之下,所謂本土論述,才有現實意義。「著眼」於香港人的多樣文化,「著手」於香港的政治局限;或者,是包括區區在內,每一個期盼我城更好的人,可堪探索之路。

2015-10-23

本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英國作「超級國事訪問」;本文付梓之日,習氏伉儷應該正由首都倫敦,移師中北部城市曼徹斯特。之所以稱之為「超級」,皆因英方,包括英國皇室上下給予的殊遇,實為近年所少見。   一方面,當然和英國近來經濟形勢相關。在過去大半年間,英國遇上了自2008、2009年美、歐金融海嘯以來,至為蕭條的景氣。自金融海嘯以降,英國首個經濟上升周期似乎步入尾聲;隨之而來的,很可能是失業率逐步高走,國民收入下降將帶來中期甚或更長的通縮。   對於早已去工業化,高度依賴服務出口和國內消費的英國來說,和中國在旅遊業、教育產業,以及各種專業領域合作,自然是不可輕忽的事。另一方面,雖然對比起絕大多數歐陸政權,倫敦的財政狀況,以及英倫銀行的調度能力和潛力,要理想得多。然而,假如上述經濟往下走的判斷不錯,英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有可能面臨新一輪的財政緊縮。   雖然卡梅倫的風評一般,但兩度帶領保守黨勝出大選,已確立個人及該黨長期執政地位。經蘇格蘭獨立公投及新近的國會選舉後,英國工黨已元氣大傷,正由極左人士領導,在可見將來都難以重奪政權。英國的政、經狀況如上所述,就歷史往績、理財原則和意識形態觀之,面對經濟挑戰,卡梅倫政府不太可能,亦不大願意擴充公共開銷,凱恩斯那一套,從來不是保守黨那杯茶。 而自冷戰以後,所謂兼顧左、右的新中間路線,不管在美國還是英國,都由非保守陣營的自由派、左派所據。最重要的代表即為克林頓總統和貝理雅首相。以此為前提,中國企業大舉投資英國的核能、鐵路,即便需要保守黨政府作擔保,始終引進了國外真金白銀的投資,與保守黨謹慎的理財原則相配合。   上述分析,還單單就英國周期性經濟不振,以及中國投資、消費所起立竿見影之效而言。從來目光遠大的英國政治家、企業家,當然不會只打眼前的小算盤。倫敦和北京長期戰略性協作,斷不會只是口號;尤其牽涉到英、美、中大三角關係,更是內有文章,尤值關注。   在這大框架下,所謂英國外相在洗手間前接待習近平的戲謔,便頗讓人見笑。希斯路機場一年接待無數國賓,該處便屬最高規格的臨時會面處。該貴賓室屬長條形,大量記者一般待在一端,也就是進出口一方聚合、提問、拍攝,另一端則為洗手間;因空間不足,為免尷尬而置屏風於前。明明是貴賓室附設洗手間,卻被說成在洗手間前接見貴賓。這恐怕並非觀點與角度,而屬是否尊重事實和常識的問題。當然,中、英關係是否就此一帆風順,又屬另一話題,我們且持續觀察之。

2015-10-16

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後段,美國外交、軍事、情報力量徐徐撤出中東,以及鄰近的東非、南亞地區;一方面,直接導致中東各國的權力結構、國際關係、安全形勢的根本改變。以此為前提,中、俄、歐,甚或日本和印度,透過深度參與中東政局,而在國際安全秩序中,有著新的角色。及至近日,普京出兵敘利亞,成為該國阿薩德政權的守護神。  眼前長駐敘利亞的Su-25對地攻擊機,雖屬七十年代產品,用來打擊擅長游擊戰的各路反抗武裝,都算是對症下藥。Su-25首度出場,正是八十年代阿富汗戰爭。當時,蘇軍面對的抵抗武裝,即包括拉登領導的聖戰士游擊隊;和今天敘利亞、俄羅斯聯軍面對的作戰環境,以及敵人的戰術、裝備水平,相當近似。須知道,Su-25固然不甚先進,若論堅實程度,竟然引擎被美製刺針導彈擊中,仍可飛返基地重修再戰。  與俄國相反,中國出口中東、南亞的軍備,卻屬於和歐、美直接競爭的高檔貨、奢侈品。例如,中國的無人攻擊機,近日證實已裝備伊拉克政府軍,用以打擊伊斯蘭國。中國發展無人機的成果,並不下於歐、美,更大逼超前俄國;除小型引擎仍有所不如,在諸如觀瞄、通訊、控制、材料、氣動外形等領域的技術掌握,已無明顯距離可言。  事實上,除伊拉克外,中國早在去年就向強大、富裕得多的沙特,出口技術更高、規格更大的察、打一體無人機。假如說,在廿一世紀局部戰爭中,無人機是矛,那高科技之盾,就非遠程防空系統莫屬。在更早階段,中國FD2000防空系統,連敗美、俄、歐產品,中標土耳其國防部計劃,引起西方外交干預。西方固然難以接受,作為北約南翼支柱的土耳其,選擇中國防空系統,卻無力阻擋中國軍備向中東繼續挺進。  相比起無人機交易,近日中國出口八艘潛艇到巴基斯坦的新聞,更具戰略意涵。巴基斯坦不只是印度宿敵,在伊朗、沙特因為IS、也門戰況而勢成水火之下,巴基斯坦卻同時和兩國保持安全聯繫。在未來,因棄核而獲撤銷制裁的伊朗,篤定成為中國軍工下一位中東大豪客。當中國成為土耳其、沙特、兩伊、巴基斯坦的主要軍火商,與歐、美、俄共享中東大餅,世人又當如何評價奧巴馬的中東政策呢?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5-10-09

數年前,筆者在媒體表示,中、美的國力差距,大概在2009到2010年之間,走到歷史上最接近的一點。在此以後,兩國的綜合實力,以及發展潛力,尤其是後者,又重新走上拉開的道路。而這個歷史軌跡,不容易在我等有生之年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重新拉開距離,很可能並不在於國民生產總值的規劃,又或者軍事裝備等應用技術,而是推動一個社會進一步向前的各種內在邏輯和條件。換言之,在上述年份以後,中國的經濟體量、軍事投資,甚或介於有形與無形之間的外交影響力,仍然會依據過去三四十年的慣性而持續向前。 然而,中國從經濟到政治再到社會文化體系的不足之處,始終會浮現世人眼前。就此而言,中國目下眾多經濟指標下滑,尤其是外匯儲備大規模流向海外,既不是周期性,也並非結構性,而是歷史性現象。中國企業和個人走出國門的無效投資,其實是國家核心競爭力不足的真實反映。就此而言,中國總體發展之勢,未必會呈現懸崖式急墜。放緩不是問題,社會發展必然有升、降周期;然而,放緩之後,有否後續動力推動新一波升軌,從二戰前南美、二戰後日本經驗可見,都並非必然。 亦因此,筆者從來認為預言中國經濟實力,甚或綜合國力於何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乃幾近於笑話。可笑之處並不在於其主觀預望和「客觀」結論,而在於誤以為一個社會發展的軌跡近乎線性。劃幾個點,拉一條線,就預示了一個世界級大國億計民眾的未來。 其實,日本從1960到90的故事,亞洲四小龍在稍後也歷經了逾三十年的急速發展軌跡,都不比開放改革後的中國稍慢。進入廿一世紀以後,飽受亞洲金融海嘯打擊的韓國和新加坡,又如何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挺進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這就不是歷史之必然,當中,牽涉到西方社會經驗以外的現代化努力和實驗。而與之相對照,香港、臺灣的維持現狀和停滯不前,成為很好的參照。 上述對照其實牽涉到兩個或以前可供比較的國家、經濟體,各有相近或相異的發展條件;背後都沒有隱秘可言,不外乎人口結構、知識水平、文化底蘊、決策思維,以及地緣、資源秉賦一類。而其中,我們一般較為注意上層結構和個人條件兩端,也就是一地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以及勞動人口的競爭力。其實,在兩者之間,社會背景所造就的企業文化,才是最核心因素。換言之,以星、港為例,兩地從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優良制度,置使相較於鄰近無論有否殖民地歷史的經濟體,都有更文明、現代的發展條件。但真正能發揮這種制度優勢的,始終是靠民間大大小小商業或非商業機構。 筆者認為,香港在過去數十年不只贏在制度,也贏在企業和企業家。而如今,新加坡企業不只從後趕上,其政府也是以企業管治的思維,在管理著一個城邦經濟。從學術到應用,香港要進行更多企業研究和推廣,而在上位者,又意識到其重要嗎? 

2015-10-02

一般而言,分離主義以及伴隨而來的內戰,常見於亞、非、拉後進國。當然,也有一些香港人熟悉的西方國家,持續出現獨立運動,數十年乃至數百年而不息。當中,包括加拿大魁北克省、英國的蘇格蘭,以及最近舉行變相公投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 魁北克原受法國管治,從血緣到通用語言,都和作為加拿大主體的英語省份截然不同。而今天的愛爾蘭、蘇格蘭,雖然無法抗拒英語作為商業及主導語言;但是,在公共場域,仍保留一定凱爾特語,以示慎終追遠並不忘本。而加泰隆尼亞,嚴格而言,並未使用獨立語言、文字,只屬較為特別的西班牙方言。 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持續發酵,透過去年無約束力的公投,以及本星期的議會選舉,而有加速之勢。上述情況,固然與2008年金融海嘯相關。在經濟大蕭條底下,西班牙的公共財政備受衝擊,銀行體系亦見不穩。緊接而來的緊縮措施,讓原本就背負沉重稅賦壓力,又具有分離意識的加泰隆尼亞人,日趨不滿。  以此為背景,馬德里作為西班牙中央政府,和以巴塞隆拿為首的加泰隆尼亞地方力量,更見緊張。面對去年底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馬德里就意圖透過警隊介入而直接阻撓,事後亦透過法院宣布其結果無效。必須注意的是,和蘇格蘭相似,加泰隆尼亞雖然未能透過公投獨立建國;卻在體制內合法選舉當中,讓獨派大勝。  在前不久的英國大選當中,原本支持度不相上下的保守黨和工黨,卻因為蘇格蘭選區的鐘擺效應,大量選票由原工黨支持者傾注到獨立黨派,反而導致保守黨大勝,讓反蘇獨的力量,保住長期執政權的弔詭現象。眼前,獨派政黨在加泰隆尼亞取得多數議席,將會加劇馬德里與地方政府的對立,乃至衝突。 作為因應,假如西班牙中央政府放寬地方財政權力,甚至讓加泰隆尼亞建立獨立稅務體系,都只會加速後者的分離。在經貿全球化的今天,生產要素環球流動,相比起經濟利益不均、稅收制度不合理、歷史上的恩怨分合,文化背景、價值體系、身份認同,以及生活模式的分野,才真正成為分離主義的乾柴烈火。這一點,作為加泰隆尼亞「鄰近經濟大國」的西班牙,又豈可不察?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9-25

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以及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饒戈平後,在新近舉行的論壇中,陳佐洱關於後九七時代香港發展回顧與前瞻的討論,復又引起熱議。正如不少建制中人所指,陳先生雖然在一九八零、九零年代,身為處理香港事務的重要官員,然而如今已無公職,沒有必要相其言論上升為北京治港思維之轉變。  然而,該論壇的規模不小,規格甚高,一眾據傳有意參與二零一七特首競選的政經界重量級人員,不只賞光出席,更先後成為各大專題的主講者,甚或主持會議。因此,香港各界,特別是管治體系中人或建制派人士,被追問陳佐洱之所指為何,便並非捕風捉影之舉。  事實上,不過在數年前,傳統左派領袖吳康民先生,亦因「港英餘孽」一說,而激起兩任自由黨主席,以撰文或回應訪問的形式反唇相譏。讓建制派當中,傳統左派與工商界人士不盡契合之處,再度展現人前。如今,適逢區選、立會選舉及新界東補選在即,一些並非出身民建聯、工聯會等乖孩子的建制派立會議員,亦就陳氏「去中國化」、「去殖民化」之說,表達清晰立場。  作為原中方官員,陳佐洱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自然有表達立場,維護其見解及利益的自由。然而,其論說的邏輯難以貫通,自然明顯削弱其說服力,亦讓香港社會持各種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者,都不容易理解其立場。陳氏指,英方在一九八零年代就掀起「去中國化」高潮。  然則,即便當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簽,八九六四事件隨後爆發,彭督來港後亦因「新九組」等政改主張而推翻了直通車;可是,公務員本地化、法律中英並重、公共財政向中方透明化、交還軍事設施等工作,仍然有序進行。相比起中、葡交接澳門,英方為香港所作準備,實在盡責得多,亦高效得多。香港經濟發展及社會平穩遠未如新、澳,完全發生在一九九七年以後。  退一萬步講,即便「去中國化」果真發生在一九八零年代,英國竟然重新在過渡期重新強代殖民統治,該二十年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從經濟總量到人均收入,均處新、澳之上。陳氏的論述,強化了殖民管治反而有利香港經濟前行之說;在不符合歷史事實,以及可持續發展理念之同時,亦明顯有違中方的政治立場。陳佐洱難以自圓其說,也許可為其「去殖民化」主張,就此打住。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9-18

日前,張曉明關於特區權力劃分,以及行政長官憲政地位的見解,引起熱議,延燒至今未息。其後,饒戈平的補充恐有火上加油之效。筆者並不認為張、饒二君的言論帶有惡意。然而,相關論述卻在在反映中、港對於不少政治概念南轅北轍的理解。 上述分歧並不局限於北京與泛民或一般香港民眾之間;即使官場中人及特首任命的司法人員,亦不見得接受張、饒主張。饒氏認為三權互制不同於三權分立。然而,分立是制衡的前提,沒有分立,就不可能制衡,似乎是港人對相關字詞一般的理解。 事實上,正如律政司司長及終院首席法官所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司法體系獨立於行政機關以外。對香港人而言,這是從殖民時代延續至今的社會常態,以及既有生活模式不可或缺的基石。 談及特首的「超然地位」,在殖民時代,英皇派遣的港督,不只為三軍司令,更在立法局享有權威。由港督委任的行政、立法首席議員,一直在英、華社會中享有政治地位。及至九七臨近,港督在立法局中委派的議員,失卻絕對制宰能力。因而為求重大法案通過,港督亦不得不在立法局之中爭取臨時盟友。 然而,到財政預算等法案遇上阻礙,「民主先生」彭定康亦不得不祭出皇室訓令和英皇制誥,以保駕護航。就此而言,港督本人倒是在行政、立法體系享有絕對權力和超然地位。然而,九七後,隨著地區選舉和政黨政治在艱困中前行,特首不能從屬於政黨的基本法條文,無疑阻隔了特首在行政、立法機關裡施展權力。 所謂「超然地位」,其實是完全脫離現實的構想。所謂「雙重首長」,既是特區之首,又是政府之首,卻因為特首擠壓了政務司司長在行政機關內部的角色,改變了原港督與布政司的工作分際,反而引起政府內部,尤其是問責官員和政務官體系的緊張。  復又,從居港權到普選設計再到特首地位,再三祭出「立法原意」作為論述基礎,亦不符香港社會的習慣與期望。無論是中國領導人還是基本法委員會,都沒有憑藉立法原意去解釋基本法的權威,反而引起干預港人治港,隨政治需要解讀法律條文的話柄。假如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範圍和次數持續擴大,無疑將進一步損害基本法的權威。基本法本是中、英、港的妥協產物,以北京所能接受,最大程度保留倫敦政經利益,維護港人生活模式為前提,讓北京恢復行使主權。就此而言,和港人生活與權利息息相關的英國殖民管治模式,成為九七後制度設計原型,而殖民政府官員也被全面保留下來。  就此而言,港人權利、港府權力,又如何由北京授予?客觀上,只是殖民體制的歷史傳承而已。無可否認的是,特首是否經過港人一人一票支持,才是其地位、權威保證;否則,經過近二十年的管治,四度由北京任命的特首,其地位與聲望,是持續上揚更有保證,還是往下走呢?

2015-09-11

相比起1999、2009年國慶閱兵,剛剛舉行的抗戰勝利閱兵展示的新型裝備,所釋放的重要訊息,是中國反介入能力形成。所謂「反介入」,是將美國海空力量,拒止在中國周邊之外。讓美軍在計算戰略得失之後,基本放棄對東亞軍事衝突直接干預。    首度公開的「殲15」艦載機、「鷹擊12」超音速反艦導彈,都直指美、日聯軍在亞太地區,包括遠在關島、夏威夷和澳洲的海空力量;上述武器結合中國國力,可以實施持續遠程打擊。另一方面,「東風21D」在之前的閱兵固然出現過,但這次是首度由官方確認為「反艦彈道導彈」。「東風21D」的出現,使到美國航母打擊群,在西太平洋航行不再絕對安全。    當然,上面談到的艦載機和反艦導彈,都應用於戰術層面。北京繼一九八四年後,再度展出射程逾萬公里的東風5洲際彈道導彈,才最具戰略意味。比起1999、2009年先後展出,射程達到阿拉斯加的東風3、4系列,東風5B才能真正全面幅蓋美國東西兩岸,體現環球作戰、快速打擊能力。  軍事是外交的延續。當中國軍備的技術水平再上一臺階,外部環境卻在持續惡化當中。基於歷史、意識形態,以及與東京的關係考慮,歐美大國領袖迴避北京抗戰勝利大閱兵,並非不可預期。然而,在東盟十國當中,派出領導人出席者,則只有具社會主義背景的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像泰國、印尼等,與中國幾無領土、領海糾紛,卻具有重大戰略角色的東南亞國家,並未積極回應。    以此為前提,自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始,中國每一代領導人都在閱兵或相關場合宣布裁軍,多則逾百萬,最少也二、三十萬。裁軍,固然符合軍事發展潮流,有其實際需要和內在邏輯。但是,從過去數十年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安全、外交互動可見,解放軍員額的下降,並未導致各國對北京的信任。    當中國國力、軍力達到新水平,安全環境卻走向八九六四之後、冷戰結束之初的惡化境況。首先,歐美進迫莫斯科,讓北京有唇亡齒寒之感。其次,日本政經情勢回穩,造就右翼政客推動軍事化。三、民進黨或再度上臺,第一島鏈重新上鎖。北京如何爭取鄰國,尤其是東盟的支持,似乎比威懾美、日盟軍,更為重要。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5-09-04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成長的朋友,都很受當時的流行文化,尤其是電視劇,以及與之相關的流行曲、潮語所影響。筆者和一起成長的朋友不大一樣,在當時並沒有「追劇」、「煲劇」的癮,反而比較著迷於中外電影。及至近年,當港產劇集徹底告別黃金時代,反而成為筆者觀察對象。 將中、港、臺,以及日、韓的電視節目和劇集作比較,可以成為我們觀察各地社會的窗口;同時成為思考香港文創產業出路的鑑戒。兩個免費電視台當中,其一早已不復製作劇集,另一個亦只會出品民初、時裝劇,如今要看古裝片,連數年前的中、港合拍片都已幾近消失,而內地古裝片成為唯一選擇。 此前一套說武則天的,不太拍得出隋唐風度;正在播出的說劉、項,似乎稍帶秦、漢之際的情懷。劉邦和項羽,就像毛澤東和蔣介石,先不說其政治理想和治國手法,都是性格很鮮明,優缺點也很鮮明,很有意思的人。而劉與項,毛與蔣,勝負互易,人生跌蕩,就直比小說更引人入勝。 秦國起於西戎,早在周朝時,就以善於養馬稱著,是文化水平不甚高的族群。當然,話說回來,從炎帝、黃帝到夏朝、周朝,無論從文史記載,還是近世考古所見,中華民族的核心,其實是來自青海、甘肅一帶半牧半農、由牧轉農的遊民。這和西方人類學傳統上認為人類起源在於中亞草原的結論,基本一致。 反而被目為東夷之後的殷商,其實世代生活於今天山東、河南、河北等中原地帶。亦因此,筆者從來對於外來與本土、傳統與變調等爭論,頗感煩擾與無稽。無論如何,到了秦末,崛起的群雄,除張子房、項梁、項伯、韓王信等極個別人外,已無古風可言,都是庶民,身上已無此前六國貴公子的味道。而劉邦、項羽則尤其如是。從六國覆沒到劉漢代秦,不過匆匆數十年,世道變化之速,由斯得見。 無論是劉也好,項也罷,都以弔民伐罪、反抗暴秦為旗號。然而,當他們登上權力頂峰之後,卻比贏秦更甚地控制國家與民眾,建立更嚴密的文化、社會與政經制度。這不太可能出於個人意志和性格缺陷,而彷彿是那個時代的潮流。就此而言,秦始皇就不是太落後,而是太超前了點。  同樣地,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他們比同時代任何一個人,都更高呼民主、自由與個性;到最後,他們建立的黨、政、軍機器,卻更強調紀律、團體、集體。從日本人的歷史態度可見,該國的現代化並不徹底、深入,該民族的深心處,仍然欠缺現代人文關懷和追求。而中國人,又如何呢?驅動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潮流,又真的來自西方嗎?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08-28

在過去數周,除港大副校長任命,以及相關人士涉及的捐款調查外,本地政壇似乎趨於平靜。新聞版面悉數讓位於中外股市暴跌,而港股似乎又迎來了大起大落大時代。然而,未想到的是,特首適度有為的主張,引起了自由黨主席兼立會議員鍾國斌的討論,你來我往,好不熱鬧。及至近日,特首親撰的長篇回應,更把「適度有為」VS「積極不干預」的討論,推至高潮。    很明顯,基於這並不屬於學術人、評論者之間的隔空爭論,似乎會牽動未來治港思維的變易,甚至是不同主張者,在未來治港藍圖、路線圖當中的重要角色。客觀上講,除極個別特例外,包括自由黨在內的大小政黨,以及該黨所代表的商界人士,都並非「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構思者、制定者。    除作為受惠者外,或許,自由黨人亦只算是相關理念和制度的維護者、改進者。因此,假如「適度有為」的討論持續發酵,真正的交鋒,會否發生在政府內部?尤其在於財金部門的高級公務員、技術官僚,與政治任命官員,包括特首本人之間?從殖民時代過渡而來的官員,會否繼續成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捍衛者?這便尤其值得觀察和分析了。   從一九八零年代中英談判啟始至今,香港管治尤其在財政分配上最大的改變,就是財政盈餘持續累積。恰於其時,隨著美國自列根時代始的量化寬鬆,已造成全球資產膨脹三十載。從該時起,公共財政赤字、貧富懸殊和資產價格暴漲,就形成循環。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學流派,視上述循環或為良性、或為惡性;卻幾乎沒有政經領袖,嘗試指出打破循環的途徑。   以此為背景,作為相對小型而十分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無論有無「基本法」的羈絆,香港都極特殊地長期保持結構性財政盈餘。公共財政和貨幣系統,雖然沒有即時的系統性危機,因為用來維護既有體系,包括聯繫匯率的彈藥,實在充足到離奇。   另一方面,公共開支不只未能滿足社會基本所需,也未有為經濟進一步發展,作最低限度投資。導致香港的人力資源、地緣優勢,因欠缺政府決策和資金投入,而未能全面發揮優厚潛力,更遑論提升競爭力。與之參照,新加坡在維護金融、貨幣體系平穩之餘,大量公共資源的投入,對包括人力在內的有形、無形資產的維護與改善,在造成可控的赤字財政之餘,卻擴大了經濟規模,改善生活水平。香港眼前的稅制和社福政策思維,是否起著反向調節的負面作用?所謂「適度有為」,可否在民生、教育、護老等較少爭議的環節,先行入手? 

2015-08-21

日前,天津濱海新區,發生嚴重火災及化學品爆炸。至今,傷者已達數千、死亡過百;當中,包括現場犧牲的逾八十名消防員。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安全隱患,眼前更是難以估量。天津大爆炸,既反映中國的管治理念和體系的不平衡,亦說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瓶頸。未能從天災人禍中吸取教訓,是否最大教訓? 自明清以來,天津即貴為「天子渡口」,是京畿要地最重要的商港和海防前沿。一百多年來,天津的現代化,其實比名滿世界的上海、香港,起步更早亦更有規劃。像李鴻章、袁世凱等洋務大臣,更長期坐鎮天津;使該地成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最早樣板。到了民國,無論國都在北在南,天津仍然保持特別市的地位。 及至紅色中國成立,京、津互補,有各自定位;天津繼續擔當承載傳統文化、海陸樞紐、現代重工,三位一體的國務院直轄市。但是,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天津從城市面貌、經濟表現到發展思維,都一步步落後於上海、廣州、深圳等南方城市。天津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代表性、重要性,明顯今非昔比。眼前的大爆炸,更反映城市管理和監察能力的淪喪,動搖外界,包括海外重要投資者,對現屆黨政領導的信心。 比起其他大國,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尤其倚賴政府指導和拉動。與此同時,基於行政效率低下、資源投入不平衡、民眾監督力弱等原因,中國公權力的建設與實施,卻遠遠未符社會期望和發展所需。除了早有所聞的編制外警察、派出所外,天津大爆炸更見大量編制外消防員。相關人員的裝備水平、專業質養如何?作為直轄市居民的性命、財產,如何得到保障?都因眼前的亂局而大受質疑。 不少先進國家,如美國、澳洲、日本,即便進入廿一世紀,也會發生海面漏油、惡意縱火、核電爆炸等天災人禍。但是,由此造成的傷亡,往往比中國同類事故為少。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膨脹,財稅收入、公共開支直線提升,中國政府和社會的危機應對能力,以及每次付出沉重人命代價後的反省與改進,往往未如期望。如此社會,究竟在急速發展,還是停滯不前呢?一個失卻最基本安全感,以及從劫難中學習的國家,又如何稱得上崛起中的大國呢?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逢周五刊登

2015-08-14

在本周,讓海內外媒體至為矚目的財經新聞,肯定屬於中國人民銀行指示下,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連日下調,而平均下調的每日幅度,更在百分之一到二之間。這不只在當代中國金融史所鮮見,也或多或少影響了外界對內地經濟發展前景的憂慮,以及對北京管控國內經濟局勢的懷疑。 由於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政府對主導經濟形勢有著鮮明角色和關鍵作用,一旦其管控能力受到國內、國外市場的懷疑,中國政經情勢便有從困局進入危機的可能,各界因而不可不慎。當中國在東海、南海舉措日益受到美國、日本、東盟,甚或澳洲、印度關注之際,「中國軍事威脅論」伴隨「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奏起,自必致令面對反腐瓶頸的領導人,倍感頭痛、備受壓力。  雖然,美國金融官員在評論近日人民幣大幅貶值時,強調中方須堅持金融改革,尤其是匯率市場化的道路。而人民銀行在昨天亦表明,已避免對匯價常規性干預,只是眼前出現結構性問題,而不得不作糾正。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包括美元、歐元、日圓,在過去五年間,都見大幅度實質升值。因此,眼前百分之三到五的調整,相對於大局仍屬有限,並非趨勢性,而是技術性微調的說法,也大體合理。 事實上,雖然如上所述,人民幣在過去數年的升值不少,但仍然和美元單一貨幣掛鈎,只是上下浮動波幅一步步擴闊。因此,在2008到2010年間,金融海嘯後第一個階段,人民幣其實有隨著美元偏軟而低走,只是同向而不同步。在當時,人民幣相對於美國以外重大貿易伙伴的貨幣,其實並不強勢。 然而,在過去半年到一年間,美國增長的步伐雖慢,但後勁越來越強。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固然比預期低,但失業情況明顯改善卻日益明顯。美元重新抬頭,倒過來拉動了人民幣兌換歐元、日圓時的強勢。在中國經濟前景尚未明朗的當下,由旅遊、投資等國民個人行為拉動的資金流出,卻容易為日、歐復甦作嫁衣。 人民銀行指,中國對外貿易盈餘仍然可觀,沒有理由透過人民幣大幅貶值來進一步提高外匯儲蓄。筆者認為此一說法合理,人民幣低走最有利低成本、低技術貨物出口。將有利於恢復甚至擴大進口規模,維持大量中小型企業的產業鏈、現金流。避免再次出現大規模倒閉潮,讓來自農村的城市工人維持工作機會。 當失業問題已非美國經濟首要問題,中國因失業危機而導致社會不穩的挑戰,就在眼前。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2015-08-07

繼續討論「一帶一路」所強調的「五通三同」,在「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三方面,香港企業在交通規劃、基建管理、投資融資方面,優勢明顯;針對「一帶一路」造就的新需求,業界先進著墨甚多,毋庸贅言。重要的是,在國家銳意推動新一波中外大交流、大整合當中,我們能否借助歐亞市場對專業服務的需求量變,達致本地發展模式、港人收入途徑的質變。讓本港財稅、企業及個人收入,乘「一帶一路」巨潮,更上一層樓;持續擴充的專業團隊和中產階級,將促進均富,有利和諧。 專業服務及高等培訓,需要的社會資源少、個人回報高;香港有潛力長期提供大量具國際視野的中、高層人才,以支援中國政府及企業沿著「一帶一路」拓展與併購。相關人員遍布法律、會計、工程、設計、管理、營銷領域,透過在本地院校及業界吸收知識與經驗,成為生產力、競爭力,以及稅源生力軍;將有力推動本港升級為知識型經濟,根本擺脫對單一行業、土地經濟的過度依賴。 依托「一帶一路」出口專業服務,香港將成為歐、亞最重要的法律仲裁、項目管理、資源配置和培訓中心,真正在金融及金融以外領域,與倫敦、紐約鼎足而立。為此,本港各專業界別、大專院校、基礎教育和特區政府,都須以更宏闊視野,作針對措施和戰略投資;讓本地人才寶庫,完成從服務香港到服務亞太,再從服務亞太到服務歐亞諸國的歷史性跨越。而背後,就是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政策及資金支持。 最後,我們不容低估本港促進中、外「民心相通」的重大作用;在過去一世紀,香港的軟實力幅員廣大。尤其是電影、音樂、動漫、飲食等流行文化,通行亞太;以新潮、包容、多元為特徵,成為海外華人共同回憶。也影響著周邊國家,乃至全球文創產業。 吸取過去十年,本港軟實力萎縮,未能主導內地市場的教訓,我們應當憑藉在區內最完整的製作流程,最成熟的發行體系,整合兩岸四地及「一帶一路」諸國的創新力量,透過生活模式的樹立,文化娛樂的傳播,致使「民心相通」;讓香港軟實力在融入中國文創產業過程中,率先開拓歐亞市場,成為環球流行文化之一極。 從國家到專業,從專業到企業,從企業到個人;「一帶一路」提倡的整合、互利、共融,最終達致人和人的心靈相通、利害相關。在尊重文化多元,保有社會政經體系特色之餘,促進沿途各國和諧、和平。從大到小,香港在各方面都有可取經驗和潛力。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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