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6-03-14

早前出席晚宴,一位前輩問及不才對於傳統風水、命理的看法。事實上,但凡研習建築、規劃、城市學者,多對風水之學稍有涉獵。筆者雖無深入研究,卻也屬興趣盎然。如同《周易》、《春秋》、《詩經》,中華經典歷千載歲月淘滌而來;既傳承著文、史、哲諸門學理,亦反映、發揚中國人的處世智慧、待人之道。以風水為法門,明心見性;透過通曉天文地理,而明瞭人之有所為、有所不為。   讀當代經典,固然要read beyond the lines;讀古書,就更要穿越歷史的迷霧,在微言裡尋大義。筆者總以為,心胸寬或窄,決定了視野偏抑全;其實現代科學與傳統風水之聯繫,只要破除偏見,其實不難拈花微笑、萬法歸一。當中,最為人熟知者,自然是中國人講求坐向、居水之北、山之南。這和北半球東亞大陸的山勢、水系相關。   復又,所謂坐北向南,並非正北正南,而望東南稍偏,以順應地球自轉,以及地軸傾斜之勢。假如欠缺對大自然敏銳感應、持續觀察、系統記錄,中國人又豈能歸納出上述覓地安居之法?風水之學並不局限於分析,也長於創造;一屋也好,一村也罷,布局上以設「明堂」(今誤為名堂)為佳。 所謂「明堂」,就夏商周三代以前先民遺跡可見,為屋前平整乾地;以把日、月、星光反射進屋。以盡用自然光以減省燃料,減輕採集柴、煤之負擔,亦避免餘燼對人體之侵害。既可延長住戶在室內工作、活動的時間,亦以較佳通風、採光殺滅細菌病毒。   因此,風水特別排斥陰濕,真屬傳統保健智慧。在古代,由於磚、石、木等建築物料的尺寸、強度限制極大,難以開啟大門大窗。以坐北朝南為基礎,中國人想到利用屋前平地反射自然光,實在奧妙。在「諸葛村」中,更以八卦鏡湖為「明堂」,其反射、調溫、調濕效果,更遠優平地。「面水」離不開「靠山」,屋後、村後「景山」(即影山)植以「風水林」,實為避免水土流失;再度證明風水並不限於分析,還有改造之能。   最後,無論屋內、村內,都講求「直水無情、曲水有情」。所謂「水」包括水陸兩路。現代城市設計以英國人最出色,以香港、倫敦為例,到處皆為羊腸小徑、彎曲難展;看似遠沒法、美大道平直雄壯。原來英人有意為之,為著控制人車均速度、流量。從停靠、加速到定速,越是平穩越有利交通管理、人車安全。在今天嶺南嶺東,尤其是潮汕,仍見刻意把街道、水道設計得微彎的村落;為的就是控制「人—畜—氣—水」—四流,不至無限加速、不至「直衝入屋」。   面對「現代—西方—科學」霸權,學懂謙恭,破除對「迷信」的迷信;借用北大李學勤教授在一九九二年的倡言—「走出疑古時代」,才不至讓「番書仔」成「番薯仔」。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2016-03-04

近日主持、評論工作都離不開新東補選。從選後開票結果可見,梁天琦優勢區,明顯在北區、大埔;除個別票站,本土派在中產聚居的沙田、西貢並不佔優。九七後「中港融合」措施,尤其是自由行,「養大」了本土派,從是次選舉的數據分析清晰得見。這恐怕是香港政府收回新設新界北選區的關鍵考慮。   事實上。遠在開放自由行之前,原殖民地高官、首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即指,融合政策會引發中港矛盾和政治衝突,最終得不償失;卻被目為彭定康所啟動中英政爭的延續,未被正確解讀。如今,傳統泛民雖能維持來自中產的支持,但居住於中港邊境的中下階層和年輕人,倒向極右的本土派已成定勢。   由此催生出和九七前民主回歸派(大中華派)——左傾民族民主路線截然相反的極右本土主義。「八九六四」後引爆「北京—香港民主派」分道揚鑣,乃至反目成仇,只為今天本土派崛起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政治空間;本土派本身並非民主回歸派線性發展結果和必然歷史產物,反而與後九七政局的關係更大。   從國民教育到政改方案,北京每次施壓都能壓縮民主派的論述和發展空間,但新空間每每為更年輕、更偏執、更激進的本土派盡取;在「後反國教」時代,漸次成立的眾多青年組織,不只透過二零一六年度區議會選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擴大在各級議會版圖,也正式告別民主派承傳的孫文「三民主義」論述。民主回歸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保留了國、共建立政權前革命時代的痕跡。嬰兒潮奠下的本土主義,先天上構成與民主回歸派涇渭分明的價值體系和社會追求;即便不受選舉制度干擾、扭曲,沒有現實政經利益考慮,「民主回歸派—本土派」都有著完全背馳的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   無論各方是喜聞還是厭見,一國兩制的平衡在北京和民主派二十餘年間激烈拉扯下鬆弛、失衡、崩塌;形同港獨的本土派崛起是果不是因,如今要壓制卻幾近不可能。右翼思潮一旦燃燒,就在年輕人間星火燎原,由此亦能解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梁天琦,如何得到百計義工支援,共取得一成半以上選票。   就交叉比對可見,是次投票人士當中,梁囊括大多數十八至三十歲選民支持,一面倒的趨勢遠比民主派得票比民建聯多一萬重要。從兩陣對決到多元路線到三分天下的情勢,果然來臨;「民主派—本土派」之間,只有策略性合作之可能,彼此落差並不小於「民主派—建制派」之間,而歷史淵源卻要淺薄得多。   眼前懸念,就是9月大選,本土派能否在保守派大本營——港島,攻下一城;若然,全港本土派議席將坐四望五,足與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泛民三黨比肩。本土派與激進派在全港總得票,不會止於梁天琦眼前自新東取得的一成半,大有可能超逾兩成;因此,另一關鍵就只是兩派得票如何劃分,如何把選票有效化作議席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一,並非虛言。

2016-02-26

財政司長曾俊華日前發表其任內第九份財政預算,在香港、中國,以及周邊國家面臨經濟下行的陰霾下,特區政府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的預算案,在公布當天,得到主流媒體和立法會大多算黨派的讚賞。無論是在政府恆常收入還是開支方面,固然並非記者和議員們的興趣所在;即便在往年更易引起熱議的派糖部分——短期紓困措施,也並未激起太大的關注與討論。 相反,無論在媒體界,還是政圈裡,更多人關心的是曾司長本人有否更上層樓之志,對特首大位的準備如何。甚至有激進派的議員表示,雖然未能保證未來不會針對該份預算案在立法會拉布,卻認同當中「本土情懷」;並視該份文件為司長本人投入競選的宣言云云。一時間,有人對二零一七年特首寶座誰屬倍感好奇,有人對現任特首、政務司長、財政司長三人的關係見縫插針,當然,有更多人憑藉褒揚財政預算,而或明或暗地譏諷同一年度的施政報告。 筆者卻以為,梁振英、曾俊華經數年磨合,由實踐證明是一對不錯的組合,一方面,維持了香港公務員體系的嚴謹、仔細、專業和穩建,另一方面,也試圖在中國及鄰近經濟的進一步整合當中,尋求香港、香港人的新定位、新出路。單論私人關係,筆者倒不認為梁、曾二人的親近與否,和港人福祉、政經形勢,有多大關係。 從成長經歷到共事過程看來,曾俊華無疑對前任特首曾蔭權要熟悉得多;然而,單論財稅、經濟政策的適切度、前瞻性,則「梁—曾」組合的效果,實大有長進。隨著過去十年香港經濟回暖,但免稅額的減免極其有限,在曾蔭權時代,港府並無正視過度徵稅的問題。由於香港稅制仍未脫離殖民地經濟框架,利得稅、薪俸稅過輕,卻透過巨額賣地、印花收入,讓擁有小型住宅的一般中產家庭,負擔著龐大社會開支。 就此而言,在過去近十年,當庫房水浸,越是跟隨「民意」,民粹式派糖,其實在慷壓力沉重的中產之慨,進一步扭曲了香港稅制極端不公的問題。表面上的紓解民困,其實不只迴避問題,更是轉移了公眾視線,並未履行政府之權責。在本年度,政府以較合理幅度提升個人、家庭、父母同住免稅額,只是微量修正嚴重扭曲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稅制。 長遠而言,如何調整利得稅、薪俸稅的最高課稅率,將稅階細化,並進一步抬高免稅費,才是應對未來三到五年間,環球經濟不振,本地消費疲弱,面臨通縮風險的必然之道。無論「梁—曾」組合能否維持,本年度財政預算起碼展現了遠比從前健康的理財思維,至於長遠規劃和大刀闊斧的財稅改革,就一代人做一代事;不必讓曾司長勉為其難了。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2-19

中國樓市撐不住大既是十五六個月之前的事情。自2014年第四季開始,大型開發商就在觀望,到2015年部署撤資,像長江、新世界已經完成,嘉里有某些原因,仍在運作中。中國直接投資外流嚴重直接導致人民幣不穩,人行調整中間價是果不是因。  中國外匯儲備已趨近2008/2009金融海嘯後水平。商業奇才、大企業家,永遠是市場經濟的瑰寶,再高級的官員說話都權充參考,因為有的人,從十幾二十歲起,就憑判斷力賭自己的一切,而且毫無退路。所以在經濟轉折期,仍然迷信官方說法的普羅大眾,幾乎形同傻瓜。 對普羅大眾來說,有否足夠投資渠道以平衡風險,是重要卻不是最重要的。獨立思考和資訊流通,才決定一個人的經濟命運。「大國崛起」、「中國模式」朗朗上口,並非可笑而是可悲的。持此論調者,不要說西方,連鄰近亞太先進經濟體,尤其是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乃至臺灣戰後發展軌跡,最基本的狀態都未能掌握。才會相信甚至接政府之力吹捧所謂「經濟奇蹟」。 從1960年代開始,每隔十年就出現亞洲「經濟奇蹟」,都維持三四十年高增長,但隨後拾級而下成為常態。60年代起飛的日本、70年代的香港、80年代的新加坡、90年代的臺灣,莫非如此。這些所謂「亞洲經濟」奇蹟,都與戰後歐美產業轉移和貨幣量寬相關。 直白地說,跟今天中國一樣,海外資金投入,一度撐起了大小東亞經濟體的規模,但資金流向和發展模式,始終由西方主導。當歐美因為產能革命,而不再赴與東亞此一角色時,外資自然流出,也自然決定中國的經濟命運。   其實不用很多大道理去捅破薄如紙紗的「大國崛起」論,中國GDP增長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就直接反應了中國作為經濟代母的事實與本質。人是你的、地是你的,連空氣都是你的,但該是我的錢,永遠是我的,留或走,並不是北京決定的。 在此基礎之上,比較中國與香港 / 日本 GDP,若非自欺欺人、刻意誤導,就是外行到可笑。日本、香港是世界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其國民控制的海外資產超過GDP一倍。(英國比例更高,但英國有作為全球帝國的歷史背景)。小學生都明白的是,GDP量的是這片土地上,究竟生產了多少;而人均可支配收入量的是,這群人能分得到多少。 在全球化當中,除了北韓、巴西,這兩個數據不可能沒差距。前者越大,說明自己替別人賺錢;後者越大,說明有條件使喚別人賺錢。只是資本主義裡僱主、僱員身份,劃成不同經濟體的分類。中國在強調自己GDP有多大,卻有意無意忽視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極低,等於60年代香港窮人把海量原料抱回家裡,全家老幼總動員穿成塑膠花後,拿回廠裡換丁點零錢。  遺憾的是,跟上述東亞經濟體不同,中國政府並無任何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動機與舉措,甚至反其道而行,以逐年稅賦暴增為政績。反科學、背人性的思維,必然有違時代前進的軌跡。從蘇聯施行剪刀差到今天中國都在犯同樣錯誤,錯誤的根源在其對人的價值觀。人不是生產機器,人的回報和生活品質的提升,而不是產出規模,才決定一個民族和國家命運。醒醒吧,「大國崛起」。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2-12

送羊迎猴之際,普教中、學簡體又引起爭議。筆者認為「普教中」事倍而功半,亦不認為有必要學簡體字;然而,把港式粵語圖騰化,在有違史實之餘,亦對保育、傳承、發展香港文化無益。粵語有眾多版本,但從民間到學界都鮮少以香港版本為正宗,其原因,在於港式粵語外來語甚多;亦無進一步擴大作為嶺南方言的內涵;簡單來講,具有歷史、文化、文學價值的元素,如俚語、歇後語、典故,港式粵語不只難以突破廣州話範圍,甚至明顯萎縮。 從傳承來講,由南海十三郎到黃霑叔、王亭之,甚至李我,精於粵語及廣東掌故者,悉數與廣州淵源極深。而香港只是將上述廣州文化人的知識、經歷、才情,現代化、商業化。近二十年前,香港個別學者、院校推廣的所謂「正音」運動幾近鬧劇;竟然由港人根據宋代音韻書,教當代廣州人講廣州話。據王亭之先生指正,「正音」運動令「任」先生成淫先生,「蘇」小姐成衰小姐。 將意識形態取代常識、常理,必然引為笑柄。難道活的廣州人所講廣州話竟然不正宗,而要港人據死書匡正之?事實上,對香港而言,客家話、東莞話才是真正生根的本土語言;蜑家、河洛話都星火相傳,在離島——長洲一帶亦有不少人用。客家話、東莞話在港使用時間,不只長達四百至千年,而且發展出有香港特點的發音同詞彙系統。 廣州話通行香港,只是一九六零年代以後的事,直到七零年代中,才超越國語具凌駕地位,至今不過三分一世紀。原籍廣州一帶的港人,原來從來不及人口之半。人口百萬上下的族群有閩南、潮州,逾五十萬有江浙滬、客家,山東、京津亦不在少數;另外,美、英、法、澳紐、日、韓、菲(不包括外傭)、馬、泰、新、南二諸國人士,在港各在兩萬人或以上。 復又,嚴格而言,孫中山、葉問講的是「珠三角西岸」(南番順——中山——五邑)方言,比起「東岸」——客家、東莞話,距「北岸」——廣州音較近,但始終並非一回事;當地不只受閩南語、福州話影響,甚至帶有波斯語、阿拉伯語痕跡。雖難有細緻到縣級的統計,然而筆者深信,原籍澳門、中山、五邑及鄰近地區的港人,不可能比原籍廣州者少。 就文化領域而言,香港東面是東江客家民系,隔虎門以北是東莞語區,西面澳門再上就進入中山、五邑、南番順,悉數不同於廣州話。這些方言和香港文化淵源深得多,亦不難解釋為何英人殖民以來,香港華人直至近世才以「港式粵語」為「通用語」。香港上述幾十個族群確實透過作為「通用語」溝通,但粵語作為方言,根在穗不在港;將港式粵語圖騰化,是近乎臆想的自戀。太過意識形態化,分語言、文化、歷史的源與流,自然鬧出「韓國人捍衛孔仲尼」的笑話。

2016-02-05

過去數周,香港和北半球大部分地區的天氣都相當不穩定,乍暖還寒;不只溫度,濕度也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雖不確定兩岸四地之中,除香港外,已然出現的禽流感,是否與之相關;然而,這也似乎預示著送羊迎猴新的一年,世界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尤其在經濟方面,即便不一定迎來新的嚴冬,也會是起伏不定、風險日高的一年。  為何說不一定新來經濟寒冬?皆因作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來源的中國,雖已於二零一四年底硬著陸,因而筆者向以為,「會不會」硬著陸由始至終僅屬偽命題。然而,新一輪經濟增長點,如生物科技、潔淨能源、智能操控,以及大數據處理及運用,也漸次在北美、西歐開花結果。也就是說,以科技進步和理念創新為源動力的「新經濟」,已由理論化為現實。  因此,美國的持續向上、穩步增長,始終會帶動全球發展,問題只是其步伐快慢及周期長短而已;基本方向,倒是明晰無誤的。就此而言,亞太地區,尤其是兩岸四地感受到的經濟發展減速,便不見得具有全球普遍性。即便不與美、歐相比,將東亞二而分之,東南亞的經濟增長,就會比東北亞更快。  以此為背景,在未來數年,同樣作為區內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的資金流向,更呈現南走之勢。與此同時,和香港近似,與中國經貿關係緊密的日本、韓國、臺灣,也可能受到人民幣貶值影響,出口貨值停滯不前,甚或萎靡不振。而美國市場穩健增長,又能否成為有力替代,則成未知之數。  畢竟,無論作為再出口還是終端市場,過去10年間中國的發展,已或多或少改變了日、韓、臺的產能、產業結構;東北亞經濟與美、歐的直接貿易,已因為中國的崛起拾級而下。就此而言,蔡英文上臺後,無論會否重提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的「南向政策」,都應當從經濟,而並非純粹「統獨」的角度審視。  當然,假設民進黨長期執政,與東盟、日、韓,甚或其他TPP成員國建立更完整、全面、穩固的經貿關係,會反過來改善臺灣的國際環境,在處理兩岸問題時,也有更大的迴旋空間。就此而言,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政權,客觀上並未為北京帶來「以商促政」的效果;經濟前景晦暗不明的中國,面對蔡英文團隊時,只會有更少的板斧可用。兩岸關係乃至亞太安全形勢,會否以二零一六年為轉折,我們且持續觀察並分析之。

2016-01-29

近日,有議員著皮草,引起社會熱議。筆者感興趣的,倒不是皮草是否國貨,或者是否雷同吃牛肉等政治正確不正確問題。而是回首我們物種長達數百萬年的進化史,人類既為動物,為何仍要著Fur? 那怕是和我們基因百分之九十九近似的類人猿—黑猩猩、侏儒黑猩猩、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和紅毛猩猩,大多數生活在赤道南北,仍然被厚厚的皮毛覆蓋全體。不只在所有動物當中,即使在高等靈長類近親當中,人類也是極少數furless的物種。 換言之,furless和高度發達的大腦、靈巧而善於製作、使用工具的雙手,以及直立雙足行走,定義著人類,也劃下人與獸在進化道路上的鴻溝。有意思的是,furless不等於hairless,人類不只保留了汗毛,而且特別發達的汗腺,不只導致保溫、閉體厚毛的消失,也推動人類走向世界每一角落。 過去百餘年來,考古及解剖學家在南非、東非發現多種古猿、古人化石證明,在大腦高度發達之前,人類就從樹梢轉移到草原生活。生理機能和行走方式的遽變,先於智力大爆發。當古猿或早期直立人「腳踏實地」之後,腳掌變平、臏骨變長,大腿佔身體比重、比例也明顯上升。   背脊從平行於地面變成垂直,並直接由髗骨之下伸出。上述改變都為著適應由爬樹到曠野上奔跑的新生活。從人類、獅子感染同類寄生蟲可見,我們的祖先開始吃更多的肉,從基本草食性變成雜食動物。牙齒變小、變尖利、變得多功能,而非以磨鈃為主。 無論是爭奪獵物還是躲避獵殺,和大型貓科動物——如獅子、豹並存數百萬年的人類,雙手製作利器的功能,和長途奔襲能力同樣必要。人類漸發展出更厚的脂肪取代皮毛的保暖功能。為的是讓汗腺更方便持續散熱,而脂肪又具有儲水、儲能作用。不管是變輕變薄的毛髮,或者變厚變多的脂肪,都更適合草原上以「馬拉松」搵食的生存模式。 因此,人類主要減少的是毛髮的粗細和長度,與汗腺配合作用的毛孔並未明顯減少。人類的體型和黑猩猩相近,成年雄性體重一般不超過一百公斤,但黑猩猩的臂力幾近人類兩倍,原因是該物種仍留以厚毛保溫的特徵,而皮毛又遠比脂肪輕,在同等體型下,黑猩猩的肌肉就遠比人類發達。  此後,人類就具有走出東非草原的能力,從赤度進入熱帶,再到亞熱帶、溫帶,甚或寒帶。人類越到北方居住,脂肪自然越厚以抵禦嚴寒;然而,受心肺功能和血管構造所限,人類不可能大型化成北極熊,或縮小成北極狐、貂鼠的體型。脂肪層佔身體有一定比例,其禦寒功能也有頂點,便有人捕獵上述動物,甚或海豹、鱘魚製作皮衣。 香港成了北極?還是人心冷如鐵,問天。

2016-01-22

臺灣總統、立法委員合併大選剛剛過去,不少評論認為寶島將來進入新的階段,同時迎來挑戰與機遇。然而,長期觀察臺灣政情,尤其是大小選舉的朋友恐怕更傾向相信,在激情與喧囂過後,眼前政治人物能夠打開的新局面,仍舊有限。而當地政治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局限,仍很大可能持續下去。以下是筆者對臺灣民主化二十年的簡單分析與歸納。作為社運和學運,臺灣民主化與韓國、菲律賓等西方在亞太盟友相若,都在一九八零、九零年代之交,達至白熱化。在蔣經國的最後歲月,臺灣先後爆發了「黨外社動」,並醞釀其後的「野白合學運」。在當時,兩岸黨、政、軍大權,仍然主要由第二、第三代職業革命家掌握,威權性質極重。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風,已經透過日見寬鬆的出版、出入境條例,而西風東漸。 以此為背景,剛好二十年前,臺灣第一屆民選總統在一九九六年舉行。一方面,有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李登輝、本土大族的連戰,親受蔣經國「催臺青」策略提拔的林洋港,出身國系的郝柏村,也有前副總統陳誠之子陳履安。雖然,當時已見綠營的民進黨派員出選,但真正具備競爭能力和民眾期許的三組人馬,其實都出自國民黨威權政體。 這個從威權到普選的過渡期推進得很快,到了二千年前後,無論是臺北、高雄等核心城市的市長、議員選舉,還是層級更高的省主席、總統大選,藍、綠兩黨不只叮噹馬頭,也進一步分裂出更多中、小型政黨;臺灣的政治光譜變得更闊,民眾的選擇更多,也迫使各規模的政黨,必須提出更強的參政訴求和具體政綱,為取得行政、立法、監督權力之後作打算。 有論者認為,無論從歷史、現實還是未來著眼,民進黨與臺獨之間,不能畫上等號,筆者不以為然。首先,民進黨由黨外時代起始,固然由反對蔣氏威權起家,集合了各路人馬;然而,就在正式成立後未久,民進黨內外省籍,甚或本省客家籍人物,或透過選舉、或基於個人考慮,漸步淡出黨務、政務。 民進黨從黨工到參政人員,其組成都不反映臺島四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比例。就此而言,無論有否太陽花學運,以及柯文哲醫生、「時代力量」崛起,民進黨本土意識之強,實在無從動搖。相反,本土意識更成為鞏固該黨向心力的最重要憑藉。作為政法學者,並非出身深綠的蔡英文,意識形態色彩不強。但其實由當年「青年律師團」分化出來的「正義連線」陳水扁、「福利國」謝長廷,也並不屬於黨內最左的「臺獨基本教義派」,卻不易保證上臺後避免兩岸碰撞。華府會否重新成為「北京—臺北」溝通的最短距離?我們且須持續觀察。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1-18

金庸、蔡瀾、倪匡、黃霑,一律不以國語(普通話)研習中文;但,這個並非重點。重點是,他們都以母語學語文,又有否影響他們「書面語」寫作能力?有否阻礙他們和全球華人溝通?筆者相信一定有,假如沒有,中文緣何如此了得?如何洛陽紙貴半世紀?言為心聲,黃霑叔填的詞,難道只能感染廣東人?無論你母語是海寧話、寧波話、或潮州話;恭喜你,亦請你戮力傳承下去,因為都是十分優秀、優雅、優質的語言。在香港這個小地方,我哋得以廣府話、英文為通用語,實吾生之大幸,信、達、雅兼而有之,難道不是麼?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要改,是某些人的腦袋。有些人,究竟憑藉自身多高的語言天份?多闊的文化視野?以及多深的政策研究?去為教學語言、語文教育出謀劃策?是出口成章,還是信口雌黃?教育,同國際關係、城市研究一樣,都是專業;以九七為界,香港最大的分際就是整個社會民粹化,唯一剩下的「思潮」,就是「反智思潮」,而反智,導致專業旁落。高官如是、媒體如是,社運更如是。人人都指點江山,人人都是先知、智者。但生吞活剝者眾,不求甚解、誇誇其談者更多如恆河沙數,沒有甚麼人願意用知識裝備自己。王冬勝、梁錦松,不用說一定睿智、一定事業大成,但亦一定有其局限。說人民幣將取代港元,或提倡普教中,一樣是欠缺歷史視野的判斷。如果不是無力辨識優劣,就是望風披靡、跪迎今上的心態。   假如,歷史有必然,人類的故事,是線性向前,袁本初一早結果了曹孟德,而孫、劉又如何抗曹而定鼎天下?就算信仰「唯物史觀」,也要正視意志、決心、信念,往往支撐住人類弱小勝剛強。若非如此,基督徒和猶太人現在仍舊俯伏在羅馬帝國之下。而新教徒如英語民族,又如何獨領風騷三百年?個個民族都「不得妄議大政」,世界就不是今天的世界。 人,不是野獸;人類,亦不可能倒退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優勝劣敗」與「小而強大」實是二而為一。這個信念,筆者有,香港人亦應當有。守護並發揚香港文化優勢,是權利,亦是責任;對自己,對後人。接受普教中的學童恐怕越來越多,包括筆者在內,不少家長其實苦苦掙扎、取捨不易。然而,這群接受普教中的孩子,其中文又會不會有廣州出生、喇沙受教的番書仔James Wong萬分一的好呢?就正如中國有成千上萬的武術冠軍,為何又不見孕育了堪與Bruce Lee比肩的一代宗師?須知道,這小龍可是美國出生、西雅圖讀大學、有四分一德國血統,兼娶了當地白人的喇沙仔? 香港及香港人之偉大,不只在於我們深受西化;而是在此基礎上,有哪樣中國優秀文化,我們未能展現世人眼前?而這一系列現代中華,乃至東亞優秀文化表現,又與普通話何干?單是這雙武稱第一、文無第二的喇沙仔,哪位不是用英文為主、粵語為輔受教育,卒而獨領風騷、名揚四海?

2016-01-08

筆者向來對於所謂「英國人留炸彈論」失笑,相關說法其實反映了原來得到良好管治的前殖民地,絕大多數都難以在英人既有軌跡上,推動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像李光耀及其團隊那般,在既有基礎之上,建立一套新的意識形態、管治理念,以及各式內政、外交原創政策,更屬難能可貴。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其他原英國殖民地的去殖經驗,還是特立獨行的一國兩制香港實踐,都必須面對舊有政經體系的調整及重新適應母國文化、本土化的挑戰。本周的幾宗頭條新聞,從城鄉開發、重建,到麥齊光、曾景文案,乃至標準工時、退保機制、強積金對沖的討論,都是上述歷史問題的反映,去殖民過程必須穿越的關隘。 處理得到,便能透過民眾表達多元意見、維護自身利益,到達成共識、謀求社會合力向前的新方向。處理失當或不公,則會進一步惡化香港各族群、階層及政經團體的分化與惡鬥;在此過程中,特區政府當然責無旁貸,應展現主事者的識見與擔當。而社會各界,亦必須以建立互信、謀求解決問題的可行之道為共同目標,而非陷入無止境的「口水戰」之中。 以新界丁權、丁屋、丁地為切入點,筆者無意評論持續當中的司法案件;然而,問題的核心,很明顯是自1960年代始,與大規模發展新界衛星城市相關的「小型屋宇政策」,已然無以為繼。村民行使丁權的行政、法律及交易成本太高,才退而求其次與微型發展商合作「套丁」。 當年殖民地政府據有港、九百逾年,「租借」新界亦近一世紀後,才對新界、離島農地建屋有新的規範與限制;顯然是城市擴張到鄉郊一籃子策略之一環。脫離當時的政策背景、經濟環境和社會制約,抽離且孤立地檢視「小型屋宇」政策,當然找不到出路。 麥齊光、曾景文案亦如是,在殖民體制下,政府骨幹由英國、蘇格蘭人士擔任;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後,自1980年代中始,英方依約及自身長遠利益安排高級公務員「華化」。但優渥的福利制度,仍舊以維護外派英裔—即原屬CO(殖民地部)的海外政務官利益為先。才出現香港政府補貼各級公務員租屋,卻不鼓勵在本土生根、置業的扭曲政策。 是政策的不合理、不公平、不落地,導致以此安身立命的華裔公務員,以對租方式套現。所幸相比起歐陸法系、中華法系,英美普通法系較能避免產生「法匠」,馬道立等終審法官終還當事人清白。欠缺歷史縱深和宏觀視野,不只局限一時一地之發展,更可能造成民眾的精神和經濟損失。 所謂「本土化」應該是對英人留下的管治理念與價值體系的去蕪存菁;揚棄糟粕,才能使之歷久彌新。香港的「勞—資」關係、賦稅體系和社福制度,更須如是處理,我們且於後文再續。 周五刊登

2015-12-18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終於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與此同時,聯儲局各代表亦預言,在未來一年,持續加息的趨勢很可能形成;而加息的次數可能達四次或以上。由於基本符合市場預期,而各界亦早已消化相關訊息。因此,無論是美國當地,還是香港的投資市場,尤其是證券交易,亦穩步上走。事實上,就在耶倫宣布加息前一天,由於消息言之鑿鑿,香港股市已終止連日下挫之勢;及至本文赴梓,香港及亞太主要證券市場都普遍穩定,甚或做好。   香港相關部門亦緊隨美聯儲,以同向、同步、同幅度的方式加息。然則,隨著一九九零年代以來,「中國—香港」政治、經濟、社會交流日益密切;中國在亞太乃至世界經貿體系影響力日增,香港經濟周期並不完全與美國同步,已然引起業界及社會熱議。因此,在過去十餘年間,基於各種考慮,香港利率走向雖未與美國背馳,卻屢次出現同向不同步,甚或明顯滯後的情況。而且,也是多出現在加息,而非減息周期當中。   針無兩頭利,也不會兩邊都鈍。長遠而言,當香港的經濟增長周期與步伐,慢慢與美國拉開距離,維持聯繫匯率的有形、無形代價不只會越來越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也就更難平衡。經濟利益的分野很可能,雖然也非必然加劇社會對立。然而,相比起完全浮動,或與一籃子貨幣彈性掛鈎的匯率制度,現行聯繫匯率始終是較為穩妥的選擇。與人民幣相較,美元的國際流通性、認受性和強韌度,始終明顯優勝。作為持續發展的國際金融中心,貨幣的強健是一切基礎。強勢的美元,終究會為香港吸引更為充裕的國際資金,足以支撐更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和銀行業務。   更重要的是,在兩大經濟體—美國與中國之間,也不好斷言哪一個潛力更足,更能夠成為亞太地區的發展引擎。誠如本欄一再指出,眼前中國經濟能夠保六、七,或者八,完全不重要;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在發展潛力是否充足,生產模式和管理水平,有否自動提升、增值的可能,才是最核心的問題。中國經濟未必迎來斷崖式崩塌,但內在動力一旦喪失,要重新起動就幾近不可能。前車之鑑固然有日本,德國走出困頓,既與生產力改善相關,也由歐洲一體化進度理想所造成。中國是否具備上述轉型的內、外條件?如非,聯繫匯率是否香港在危局當中,其中一把保護傘、降落傘?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12-11

繼早前伊斯蘭國突擊巴黎,造成百計死傷之後,在剛過去短短數日,恐襲大有蔓延全球之勢。首先,美國南加州發生一男一女槍擊事件,總統奧巴馬旋即以「槍械管制」為題,發表全國反恐講話。其次,倫敦地鐵有兇徒揮刀割喉,重創多名無辜途人。東京蘋果電腦專賣店,亦收到炸彈恐嚇。中東戰略要點阿丁港,發生炸彈襲擊,市長身亡。  與此同時,法國地方選舉,由極右反移民政黨勝出,伊斯蘭國發表中文聖戰歌,亦為更嚴重衝突埋下伏筆。反恐將成為2016年環球頭號大事;而當中,美國的行動最能左右世界安全形勢,但美國人自身的安全,亦最難保證。從嚴懲銀行高層到推行全民醫保,自上任至今,奧巴馬從來勇於克服美國國內結構式問題,卻大有可能在反恐問題遇滑鐵盧,晚節不保。  隨著大選臨近,民主黨提名戰白熱化,是否趁南加州慘劇,強力推行槍管,就不只涉及到奧巴馬的價值取向,亦須顧及對於參選人,如希拉莉的影響。畢竟,反對槍管最力的「全國步槍協會」,從來積極以巨額捐款介入大選。稍一不慎,奧巴馬就要背負整個共和黨票源、財源,送對手入白宮的責任。  對外方面,自2008年始,奧巴馬就逐步收縮在中亞、中東戰線,與相關國家亦若即若離,甚至罕有地發生與當地盟友——阿富汗、伊拉克、沙特各式爭議。奧巴馬的思路、動作十分清晰,要把美國外交、軍事、情報資源和精力,東移南中國海、南太平洋和東印度洋,既圍堵中國,又防備印度的失控。  假如中、印持續發展國力、軍力,又成功與週邊國家整合,美國乃至西方的全球霸權就宣布瓦解。但是,眼前敘利亞、伊拉克戰線,以及美國國內形勢,致使奧巴馬整套安全戰略走向失敗。奧巴馬全國講話越是強調施襲者為獨狼,與恐怖組織關係不大,越可能適得其反,造成恐慌。極端思想透過互聯網滲透美國,資訊網絡又讓施襲者取得全球支援,唯一困難就是入境和取得武器。  作為全球移民最多、來源最複雜,亦最易取得半自動步槍的國家,要遏止「獨狼式」恐襲,美國茫無頭緒。南加州慘劇只是同類事件的起點而非終點,亦可能成為奧巴馬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入主白宮8年,最大的污點。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5-12-04

近日,筆者對「四哥」─謝賢先生的演藝事業,及其人生起伏十分感興趣;並由此思考香港在過去數十年,以及未來影視娛樂、媒體發展的脈絡為何?各種可能性為何?此一感受和啟發,來自兩次偶然觀看的電視節目。一是本地連續劇重播,二為一中國電視台新近播出的專訪。   先說電視劇,是1980年代中改編自金庸武俠小說的《天龍八部》。該部小說是金庸大師較後期作品;筆者以為,該部大堆頭與《笑傲江湖》、《鹿鼎記》一道形成與《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等作品截然不同的晚期風格。明顯區別在於更多現代小說、新文種—如話劇劇本寫作技巧的引入。   隨著手法的現代化,人物性格、背景、情節和結局,也帶有更多異域色彩和歐洲文化痕跡。金庸及各位評論家談得較多的是主角蕭峰身上透露希臘天神色彩,凜凜神威直如天降,卻又有難以迴避的宿命悲劇。   筆者卻更注意段正淳到處拈花惹草,不只構成了自身基本性格,也形成故事格局、各人矛盾和情節推動的核心。段氏多情對《天龍八部》的重要性,就好比眾神之神宙斯之於整個希臘神話體系。當年選角者確有眼光,劇中謝賢外形甚具說服力;由於體形高大,擔當王者角色亦甚突出。須知道,直到明末清初意大利神父來華任宮中畫師,即便畫風寫實精確,仍刻意按比例放大帝皇身影。   更重要的是,劇中的段正淳雖四處留情,卻無面目可憎;相對地,十數年前中國電視劇《人間四月天》中的徐志摩,卻沒有詩人的浪漫氣質,而空似四處獵艷的宅男,讓人好不噁心。一如原著,謝賢演活的鎮南王,帶領大臣、豪傑查案、緝兇;冷靜、睿智、身先士卒之餘,對其兄長又極忠誠。所謂多情,反而增添了一份人氣,而不致過於完美,讓讀者、觀眾更感共鳴。   上述氣質,其實糅合了現代,尤其是英國小說中偵探和騎士氣質。身為王子的福爾摩斯,本不必追逐愛情,而段正淳偏放下身份,逐一尋芳。反而讓人相信背後是種真摯。正如有媒體刻意營造「四哥」的花花公子形象,又孰知謝賢原為來自基層的「暖男」?且於後文再續。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11-27

今年區選過程平靜,其結果卻多少讓人意外。就新近選民登記觀之,新增選民以七、八十歲者為主,以每年輕十歲為一組漸次減之;而二十歲上下的新生代,則少到幾可忽略不計。選後結果所示卻並非如此,新登記選民雖以年長者為主,但投票率暴漲;「首投族」或「少投族」多支持泛民,尤其是本土派以及年輕傘兵。  說明新增選票即便並不以青、壯年為主,也代表從前對政局冷感不同年齡、不同階層民眾,因新近政情而參與區選。因而導致民建聯、新民黨、工聯會、自由黨,至多力保不失,個別更見萎縮。說明投票率越高,對決氣氛越濃,則建制派越見失利的慣性不變。  比起雙料議員落選,民建聯得票率、議席數大幅下降,更說明該黨發展正遇瓶頸。其他尚未全面厲行年輕化的建制黨派,更難以就世代更替下定決心。本來,相比起立會採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區會行小選區、單票制,從選民結構與選制配合度而言,其實有利於泛民及獨立人士。  因此,是次區選年輕傘兵不只有一定斬獲,且高票落選者亦眾;總體得票率更達四成幾,轉換跑道參與明年立會選舉的雄心已現。其前提是各路傘兵的整合,或發揮最基本的協同效應。近在咫尺的立會選舉和新界東補選,傘兵的角色已非無足輕重。然而,長遠而言,正如十二年前憑藉「七‧一遊行」崛起的民陣世代,年輕傘兵前路障礙不少。  其一,所謂傘兵當選者始終未及十人,僅為四百餘席百之一二。還須經歷更殘酷、全面的民意洗禮。其二,傘兵尚未就任,就被泛民大黨質疑為建制B隊,「抹紅」之事無日無之。在比例代表制下,在野黨派惡性競爭同質票源習性不除,香港政治僵局就難寸進。其三,廢除市政局後,年輕區議員晉升階梯不全,嚴重破壞香港政治人才培養。  可見傘兵之路不好走,泛民與新生代之爭,恐讓香港民運再度陷於內爭輪迴。九七後香港管治日弊,在制度層面,一是行比例代表制,二是廢兩市局,三是立會分組點票並廢除議員草案權。近二十年來,分化、攔截、圍堵在野力量,既未見有利於建制派發展力量、儲備人才,提高認受性。更難以應對網絡時代充滿各種可能的年輕人新戰法。今天只是起點,只要年輕人擇善固執、因信而立,命運自決不是夢;而香港政黨政治和選舉成果,才有新生的可能。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5-11-20

近日,極端武裝伊斯蘭國,在巴黎同時進行最少六宗恐怖襲擊,造成數以百計死傷。 法國總統奧朗德用「史無前例」,以及「戰爭狀態」來形容上述事件,實不為過。脫胎自阿爾蓋達,又稱「基地組織」的伊斯蘭國,既有其母體的痕跡,又代表著二十一世紀,極端武裝、恐怖主義新的發展方向。 無論反伊斯蘭國的戰事將如何進行下去,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的赤色巴黎,注定成為人類血腥史重大轉折之一。今次大規模恐怖襲擊的主事者和執行者,據信包括了在比利時、法國出生、長大、生活的穆斯林青年,也有以中東難民為掩護,新近潛入歐洲的聖戰士。就上述人等的組成,可見伊斯蘭作為近年崛起最快極端武裝的兩面性。 首先,在美國總統小布殊出兵阿富汗,攻打阿爾蓋達之前,該組織一直與塔利班政權和武裝唇齒相依。及後,事實上塔利班和阿爾蓋達也是唇亡齒寒;小布殊派出海、陸、空三軍、海軍陸戰隊,聯同英國、波蘭、蒙古等盟軍,不只持續打擊基地組織,也連帶推翻塔利班政權。至今,塔利班和民選阿富汗政府,都尚未達成永久停火協議。   伊斯蘭國從脫離基地組織自行發展至今,就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管治理念和領土訴求。在過去四、五年間,伊斯蘭國也在敘利亞、伊拉克北部,以及貼近土耳其、伊朗境內的庫爾德人區,建立較為穩定的國境。並透過石油、文物貿易、物流,維持國境之內的收入和賦稅。 以此為基礎,經過與敘利亞、伊拉克兩國政府軍,甚或與伊朗武裝、訓練的什葉派民兵連番戰鬥,伊斯蘭國武裝的人數、裝備和戰術,都在明顯提升之中。以戰養戰,成為伊斯蘭國軍隊一大特徵;也致使該組織,類近於二十世紀中、二戰前後,在游擊戰中成長,最終建立正規軍的東亞政權的發展軌跡。 與此同時,在二十一世紀全球一體化、資訊化的背景下,伊斯蘭國又利用人口流動、文明衝突,以及互聯網金融,甚或線上遊戲機為手段,傳播思想、籌措資金、策略行動;最終,沉重打擊西方核心城市。在二十世紀,英、美、法為著石油和戰略考慮而侵犯中東。今天,在西方還清歷史孽障之前,新舊兼備、虛實夾雜的戰爭模式,已由巴黎恐襲,展現世人眼前。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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