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6-07-08

筆者對於是次英國脫歐公投的失望,並不在於結果。而是民粹狂潮侵擾此一民主發源地。而原來被受信任的代議政制和政黨政治,卻因為政客長年背棄基層選民利益,又透過多次操弄統獨情緒鞏固個人權力,而造成此一完全不負責任的惡果。當工黨不公,保守黨愛冒險,就休說英人不英明。    英國人,尤其是佔「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人口八成以上的英格蘭人,縱然在過去數百年來,一直是推動現代科學、政治、經濟革命的先驅,卻以保守、穩健稱著於世。事實上,在過去數百年間,英國本土,即所謂英倫三島,從管治架構,到權力架局,再到政黨形勢,無論相對於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還是隔海相望的歐陸,都來得穩定。   英國人一直對其代議政制,亦即國會制度,抱持極高信心。社會上,對於英國皇室的去存,一直有所討論;然而,對於英女皇個人的尊重,對整個皇室的支持,經過1990年代及本世紀初的低谷後,卻進入近10年的回穩趨勢。英國政府,則繼續行內閣制;首相仍然只是政府首腦,而非國家元首。首相本身及其選任官員,都由民選,卻仍然限於間選產生。   英式普選和政黨政治,一直受利於國民的信賴,即便沒有如美國、法國般,以直選確立國家元首,也不影響政府的認受性和管治能力。無論國王還是相首,都沒有直選的傳統下,英國人更不習慣事係大小訴諸公投的「歐洲特色」。就此而言,是次公投的出現,連同其結果,已反映了英國社會的改變,以及重大危機。   其中的關鍵,從深層來說,與英國社會政經深刻改變相關;作為一個完全開放的中型經濟體,無論脫歐與否,英國人掌握這種變化趨勢的能力,都注定日趨下降。從表層看來,卻是過去兩次全國大選,以及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直接造成的政治結果和社會效應。   由於在短期內,仍然看不到回復到穩定的「保守—工黨」兩黨政治的趨勢和基礎;英國國內政治,無論是兩黨惡鬥、「留歐—脫歐」造成的對立,甚至是「英格蘭—蘇格蘭」暗藏的分裂危機,仍然尚待喘息之機。此一情勢,亦將干擾到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復甦,以及面對美、中企業競爭,俄國手、恐怖主義安全壓力時的應對能力。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24

奧巴馬在連任之前,就大力推動「社區反恐」;2011年8月,白宮宣布「協助地區夥伴,預防激進主義」為方針。把波士頓、洛杉磯等地市政府、警隊、市長辦公室、各式團體、學校和社區服務機構,整合成上下貫通的「社區反恐」體系;針對各地區潛在暴力根源、社會需求制定聯合計劃,防範極端意識於未然。  聯邦政府也有所動作,國土安全部指派一名高階協調員,專責反制本土極端主義事務。國安部與司法部合作,以1,500萬美元舉辦民間座談,提升社區防範極端主義的意識。並調撥250萬美元到國家司法學院,對於「境內激化與暴力主義」作長期跟蹤研究。最後,美、英、加三國專家作針對性研究,並將成果轉發與分支執法單位。  在社區之內,有先導計劃「Role of Community Policing in Homeland Security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就以抵制極端意識為切入點,防止「新恐怖主義」在「邊青」群體中蔓延。    該計劃有五大主旨:一、執法單位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以推廣憲法保障、避免文化誤會為目的。 二、讓民眾理解公共安全之重要;讓不同社群就生活品質、文化環境提出意見、表達不滿。 三、借助具影響力的社區人士,分享地區情資;宣傳「反暴力主義」。讓社會代表人物成為執法單位與民眾溝通橋樑。 四、透過宣傳、教育,讓社區內個人或企業,積極與執法單位合作;一旦遇事,避免恐慌之餘,能夠協助抵抗暴力。 五、對警察及相關人員,作針對性訓練,建立維持社區安全的執勤守則和戰術。  綜合而言,在奧巴馬任期之末,美國縱然發生了史上最慘痛的「奧蘭多血案」。然而,美國針對「新恐怖分子」,並非全無防備;已透過行政、執法、司法、社福、教育等部門的合縱連橫,構築針對本土化「極端主義」的地網天羅。當然,正如境外的「反恐戰爭」不可能竟全功於一役,內在化的「反恐措施」也無法一蹴而就。無論如何,對於奧巴馬也好,對於其繼任人也罷,面對這場由外而內的反恐戰,除了堅持和沉著,也就別無選擇了。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17

上周日,美國奧蘭多發生慘況空前的獨狼式槍擊案,付出近50條人命沉重代價。該案是「新恐怖主義」向美國本土轉型的顯例,而奧巴馬上任後,以「社區反恐」應對之已達數年。面對「有策劃無組織」的「新恐襲」,美國當局已有一套思路,只是應對措施仍在調試當中,難言勝敗。 該案行兇者—奧馬爾·馬丁(Omar Mateen)父母是阿富汗移民;奧氏本身在紐約出生,後舉家遷居奧蘭多附近的皮爾斯堡(Fort Pierce)。自2007年始,奧氏在保安公司G4S任持槍護衛。2013年,奧馬爾涉嫌發表關於達伊莎(DAESH,前稱「伊斯蘭國」,ISIS)的極端言論,而兩度被FBI問話。次年,又涉及美國人在敘利亞執行自殺炸彈攻擊而被查。即使如此,奧氏並不在當局「恐怖主義觀察名單」上,並能繼續合法持槍。 奧氏背景其實一點不特殊。2014年12月15日,悉尼瑞士蓮咖啡室人質案爆發,2死3傷。兇徒穆尼斯(Man Haron Monis)原為伊朗人,尋求政治庇護成功而舉家遷往澳洲。早在08年,穆尼斯因出言侮辱英、澳反恐烈屬,而受監視。在人質案爆發前兩天,有人致電澳洲反恐部門,稱穆尼斯網上留言可怕;當局卻否定穆氏具暴力傾向,而放棄追查。 數周後,2015年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被槍擊。行兇的Kouachi兄弟於巴黎第10區土生土長。數月後,《查理周刊》恐襲後續,越洋在美國上演。是年5月4日,反伊斯蘭右翼組織「美國捍衛自由陣線」(American Freedom Defense Initiative,又稱Stop Islamization America)於德州舉行「穆罕默德漫畫大賽」,以回應《查理周刊》遇襲。達伊莎遂經互聯網,招募美國公民Elton Simpson和Nadir Soofi為槍手。兩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阿利桑那州鳳凰城人。而Simpson此前因恐怖主義傾向而受調查,卻未被起訴。 面對「新恐怖主義」兇徒背景的本土化、犯案動機內在化;早在2007年,紐約警察局就提出了具前瞻性的研究:「西方國家內部的激進化—本土威脅」。該文件指,近年在歐、澳、美連續發生數起事件,經調查後,都確認並非由「基地組織」一類極端武裝策劃,而是西方民眾接受極端思想後,對自身社區發動恐襲。 由於恐襲「社區化」、其源起與社會矛盾相糾纏,相應反恐措施,自必整合到地方管治之中。相比原有反恐格局,基本由軍隊、外交人員承擔;「新反恐措施」更講求警務、情報、宣傳、懲教、扶貧、教育、青年、移民政策全面整合。具體措施如何?且於後文再敘。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10

日前,中國外長王毅(圖左)訪問加拿大;在與該國外長狄安(圖右)會見媒體時,王毅對加拿大記者嚴詞斥責,不只成為外交風波,更引起中外媒體追蹤報道。事態發展無論是否出乎外交部意料之外,此番中國政要與國際媒體的互動,再一次加深世人對環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憂慮。眼前的言語之爭,並非中國在外交輿情上被逼還擊,而是王毅本人主動應戰。   事緣該次記者會,規定加拿大外長只回應本國記者,亦只有中國記者,才可以向王毅提問。表面上說是中加共識,但媒體界實在想不通,保障新聞自由的加拿大,為何有此突兀要求。該名加拿大記者,其實是向狄安提問,關心該國如何透過外交去改善中國人權。王毅的激烈反應,是改變共同安排也好,收回中方特殊要求也罷,都是打破了中加默契。   所謂外交無小事,其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向中方表達不滿;相信不只認為王毅干擾採訪,亦感覺到作為東道主,未受尊重。回首1990及2000年,原國家主席江澤民兩次接受美國記者專訪;對方都展示了「八九民運」當中,王維林手無寸鐵抵擋坦克車的照片。作為國家元首的江澤民,其政治身份絕非王毅可比,其回應卻要克制得多。   說明北京從來都對西方關注中國人權,並將提出尖銳問題,有充分準備。過去三十年間,最大變化,正是王毅所強調,中國經濟體量已緊隨美國之後,成為東亞最強。由弱變強,由窮變富的中國,世人難道不應該更關心其人權狀況?   事實上,根據王毅邏輯,毛澤東也沒見過曼德拉,更未到過非洲,當年一窮二白的中國,又憑甚麼,去譴責英裔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支持南非黑人平權?難道中國憲法,說得最多的人民權利,不是平等、民主和解放,而只是吃飯和賺錢嗎?   時移世易,當年的殖民帝國和弱小民族的欺壓者,不只允許蘇格蘭人就統獨公投,最終反而強化了聯合王國的認受性。長年支持蘇獨的辛康納利,數十年來,更飾演占士邦、阿瑟王,一直是英國影壇象徵和國家驕傲。英女皇又何須殺氣騰騰,祭出「吃英國飯,就別砸英國鍋」的大旗?可見,加拿大記者的提問,擊中關鍵。當今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巨大市場,會損害他國對自由、人權的堅持嗎?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03

早前,臺灣迎來第三次政黨輪替,綠營二度執政。而且這次執政遠比2000至08年度,陳水扁首度當選、連任險勝時要全面。自2014年始,絕大多數縣市執政權、立法院主導權,以及總統府寶座,都由民進黨及其盟友掌控。因此,在5月20日中午,蔡英文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的演說,尤其是涉及大陸、外交內容,就更能預視兩岸三地關係發展,以及東海、南海形勢。 蔡氏表示,「臺北—北京」互動的「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第二,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第三,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阿扁當政之初,蔡英文雖未加入民進黨,卻成為前者首任陸委會負責人,制訂兩岸政策。陳水扁下臺、被捕後,民進黨一沉百踩,蔡氏承擔主席之責;其時,針對「九二共識」爭議,蔡主席便已邁向「中間路線」—承認兩岸代表會談的歷史—變相接受國、共海基、海協兩會認受性,並肯定會談「求同存異」精神。 而在蔡氏總統就職演辭中,更首度強調1992年香港「辜汪會談」形成「共同認知與諒解」。正如蔡氏申明,兩岸溝通的「政治基礎」,包括臺灣民意。從承認其「事實」,到尊重其「精神」,新近發展到肯定其「成果」。可謂從三個層面接受了「國共會談」的成果,並願意按其軌跡繼續推進;可以說,已屬當今臺灣人可以想像得到,民進黨最大的立場調整。 和國民黨的根本不同,在於蔡英文並未高呼「一個中國」原則,僅以「民國憲法」作回應。事實上,早在前述綠營首度執政的2000年,原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就有過「憲法一中」論述。蔡氏的新論述,既兼顧了歷史事實與政經成果,也呼應了新一代臺灣人自決的時代精神;相比起此前國共兩黨的表述,其實更精確地反映臺海現狀與臺島民意。 然而,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越來越失去叫座力,責任就完全在於民進黨嗎?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尤其是馬英九在位的八年之間,北京又是否坦誠面對「一中各表」?我們且於後文再敘。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5-27

作為鍾情於數學的教師,曾鈺成主席中英皆擅,在此亦毋庸贅言;早前他在提到曾氏眾兄妹取英文名一事,就頗值一談。以下是筆者的生活拾趣與見聞,未經嚴謹考證,不過作為茶餘飯後談資而已。   以名明志,確是國人傳統,亦見於歐洲。由於基督教是西方文化核心,命名系統,就成為辨別宗教最直觀依據。香港人稱洋名為English Names,反映「西方—殖民地」的文化權力關係,和Christian Names的原意差距甚遠。當然,一些從文化邊緣到核心的地區,譬如美加、澳紐,尤其是美國,都見到越來越多非Christian Names,且按下不表。 曾經向一位大狀朋友表示,馬道立的英文先算好,袁國強不叫好。語言本身遠遠不只是工作領域的溝通工具,還是文化載體,並作情感、思想表達之用。曾主席選擇洋名時,雖然不見得和他當時宗教信仰相關,但起碼知道,如用「姓」來做「名」,分分鐘成為笑話。﹙Jasper 是奉見小耶穌的三王之一,是歐洲不算大姓,除英國外,一些同宗民族如荷蘭都會用;而拉丁國家就有各種變寫,但發音基本不變。)   先不論某些男生女生用Fury, Funny來做名,單講將一個洋姓作洋名,有沒有人懷疑 令壽堂曾改嫁洋人呢?否則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您,為何會跟洋人姓呢?雖然說現代英國人,只有不足三分一擁有Anglo-Saxon血統,但日耳曼文化留痕仍深。世人皆曰德意志語又硬又堀,英文入面比較柔順的尾音,如tion, sion, 雖不一定,但多來自拉丁語。而der, ther, ter, tor 等尾音,多來自德國部落。   以ton, son 結尾的Names,如Jackson, Jordon 基本上是Family Names, 偶有情況,如Johnson,是Family Name 轉用為 Given Name的特例。當然,英國是聯合王國,除了Anglo-Saxon,白種英國人還有Vikings,Celtics。Vickings 來得早,但都是進進出出,文化遺留與其居英歷史之長不成正比。Celtics 入面,「姓麥」的,Mc, Mac,幾乎都是蘇格蘭人。而顏色,如Brown, White, Black, Green, 雖然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都有,但愛爾蘭比例最高。愛爾蘭還有些特別易認的姓,由O’ 開頭,如O’neill。   最後是威爾斯,不知與其知名度低有否關聯,被港人誤將姓當名用的威爾斯姓,比例特別高,如:Bane, Baines, Owen, Evan, Ellis, Lewis, Davies, Morgan, Morris, Lloyd。其實英美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家長,替孩子起名不是John就Paul,Michael、David都一大堆。女仔就Catherine,Caroline,Margerat, Michelle。太有創意,或太過隨意,多數中招。區區小時有教名,中學入官校後就未再用。自我介紹比較煩:My names Hui, Hui Ching. 雖然要洋人朋友適應我們華人將姓擺在名前,但不可以講:My names Ching, Hui Ching. 因為Ching,是英文的確是姓,雖然姓的人不多。 

2016-05-20

承前所論,面對列根政府開啟的廉價美元時代行將結束,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不得不變招。根據「二零二五」戰略,中國國務院將「組織實施大型飛機、航空發動機及燃氣輪機、民用航天、智能綠色列車、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智能電網成套裝備、高檔數控機床、核電裝備等一批創新和產業化專項重大工程。」由此,大國之間的科技比併,從戰場延展到商場;從德國「工業4.0」到中國「二零二五」,各國政府自上而下訂定的方略,恐怕大同小異;關鍵卻在於自下而上的實施狀況、如何激發社會經濟潛能。知己知彼、謀定後動;在新科技推動產能革命的歷史關口,北京實在有必要,認清美國優勢,及其社會經濟轉型的底蘊。 美國固有世上最強科研體系、創新產業;為推動經濟轉型、工業革命,其最大優勢卻在於前文所及的年輕家庭移民大軍。從奧巴馬到希拉莉,民主黨人正推動前所未見的移民開放政策。既為美國經濟造成良性循環,也為該黨持續創造來自東西岸大城市的「新美國人」中產年輕家庭票源。 表面上,奧巴馬與希拉莉並不特別親近。在2007年民主黨內初選當中,希拉莉的最後一里路,就敗在奧巴馬手下。事實上,在美國參議員當中,奧巴馬算是出身普羅階層;而希拉莉卻屬於典型的精英分子、極高收入專業人士。後者甚至在年輕時代,參與過共和黨競選事務;直到今天,仍有人認為希拉莉像共和黨多於民主黨人。然而,當廉價美元退潮後,奧巴馬雖然基於憲政倫理,尚未大力支持希拉莉,卻在內政外交上,為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進一步主導世界大局作鋪墊。對外方面,比起其前任—極右的共和黨小布殊總統,中間偏左的奧巴馬,較妥善地處理與左派當政的拉美鄰居關係。在此8年間,美國和巴西、委內瑞拉等國關係趨於穩固;與古巴更取得歷史性突破,駐對方大使館重啟。 作為國際戰略大玩家,華府的外交、安全、政治、經濟政策往往四而為一,劍及履及。與中美洲國家改善關係,逐步解決國內非法移民問題,甚至給予包括投票權在內的公民權利,都是奧巴馬任內難以逆轉的重大舉措。一方面,繼續從全球,尤其是亞太、西歐吸納專業人士家庭,將進一步改善美國的人口結構;使之更年輕、更具活力、事業企圖心,維持文化多元。另一方面,來自拉美的年輕家庭,也有效補充中低技術勞動力;穩定美國的工資水平、營商成本和企業環球競爭力。 不論教育、收入水平如何,相比起固有國家,移民年輕家庭的開銷,包括日常開支和子女教育等家庭投資,都比較大。換言之,不只是其生產力,還包括其消費力,都是美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助力。慮乎此,當特朗普就移民爭議的瘋言瘋語,斷不可能動搖民主黨更開放、進取的移民政策。如希拉莉能緊接奧巴馬繼續執政8年,不只創下了戰後民主黨掌管白宮的歷史;亦將進一步拉開美國相對於其他大國的人口結構優勢。中國面對的競爭壓力,仍在後頭。

2016-05-13

繼續本欄關於美元指數逐步上揚的討論,並分析列根經濟學的影響。綜合而言,只要美國得以維持環球資金有序回流,並透過技術革命推動「再工業化」,有效擴闊低下階層就業多元,提升其稅後可支配收入;即便通脹、失業率、堅尼系數及資產價格,因短中期「﹙橫向﹚強美元—﹙縱向﹚低利率」而比上一個榮景稍高,亦可堪承受。 回首歷史,列根任內固然惡化了堅尼系數;其當政年份,美國基層收入也提升百分之六;列根經濟學的精粹同時為共和、民主兩黨繼承—「先患寡,再患不均」正是移民社會經濟體系最真實、最直接寫照。除卻收入分配,論及總體增長—既然李克強在人大記者會上表示,對香港一類成熟經濟體而言,2%上下的增速已算達標;以同等速度擴張的美國經濟,自然同稱理想。 未來,太平洋彼岸持續增長的實體經濟,維持美元穩中走強,卻並不必然恢復往昔「美—中」貿易擴張軌跡。對北京而言,眼前的變化在於,過去三十餘年,「廉價美元」引發跨洲貿易、國際投資急速膨脹,鄧小平適逢其會推動開放改革,自然讓中國成為華府引領的全球化、傳統工業轉移、中美貿易得益者。如今,面對「廉價美元」退潮,一度靈光的「巨額投資+海量進出口加工貿易」模式漸次失靈。   事實上,自列根以降的美國政府,無論由共和還是民主黨執掌,過去三十年來,無一例外俱以貿易失衡為由,先後撻伐德、日、中、韓等國;然則,以「廉價美元」驅動傳統工業外移,利用中國等後進經濟體巨額政府投入、天然秉賦、年輕勞力,以獲得海量消費品、工業原料,壓低美國生產、生活成本,從來是華府三分一世紀以來,持續擴張貨幣供應的政策動機。 在此期間,中國固然找到「大宗進出口+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模式,而驅動經濟;但以「廉價美元」為媒介的巨額外國直接投資,才是一切前提。三頭馬車中,消費按下不表;基於重大美國因素,投資與出口看似同時帶動中國發展,其實有著明顯的因果、主次關係。 如今,外國投資基於成本考慮而轉移東南亞、南亞、非洲,基於長線回報而重回美國。在「後廉價美元時代」中國首當其衝,歸根究柢是過度依賴投資規模,生產效益卻提升有限所致。如今痛定思痛,面對美國來勢洶洶的產能革命,北京也於去年推出「中國製造二零二五」報告,但願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2016-05-06

承接前文所論,繼續分析美元結構性走強。就歷史數據觀之,「美匯指數」從一九六零年代末一百二十點以上,下滑至十年後不足九十點,再於八零年代上半葉衝破一百六十點,紀錄至今未破。其後,自列根主政至今,「美匯指數」先後出現了兩高峰、兩低谷—分別是八十年代一百六十餘點、二千年一百二十點,以及九零年代八十多點、金融海嘯僅僅七十點。可見,從列根時代到眼前,無論從該指數最高到最低點、或者前後兩個高峰對比,還是兩個低谷相較,三個維度審視,都充分顯示遠在金融海嘯爆發前三十餘年間,美元越來越「廉價」的軌跡極其清晰。上述美元高峰,兩次都與一度高速增長的後進國家急墮經濟懸崖相關。 如一九八零年代的拉美債務問題,二千年前後的「亞—俄」金融危機,都造成資金避險潮而急推美元。新近發展之所以矚目,在於該指數自去年至今幾度突破百點,卻在歐亞、拉美經濟體步出危險期,銀行體系、證券市場、公私債務漸見平穩的情況下發生。 可以說,眼前美元恢復強勢,尚能維持多久,固然有待觀察;得以斷言者,此一情勢即便持續,也與史上資金避險、謀取美元高息,進而推高「美匯指數」的往績截然不同。對美投資回報成為海外資金的吸納因素(pull factors),取代外圍金融風險的驅離因素(push factors),引導國際資金流向美國後,由觀望轉為駐留。 既然列根當政時,美元自高處滑落,卻並未立即擺脫高息環境;可見,美國「匯率—利率」同步效應,確未如其他經濟體般緊密。按此邏輯反推,如今耶倫牛步加息,亦並不必然冷卻資金流美之勢。在全球化語景下,歐洲復甦步伐、中國股樓走勢、以及能源價格波幅,都與美匯連動。 美國長遠競爭力,尤其是消費力持續提升、製造業榮景預期,才是今後國際資金重新湧入該經濟體的主因。國際資金持續流入,與年輕家庭移民大軍進一步充實美國人力資源具聯動關係;「人力—資金—知識」三流合一,才是美國競逐產能革命的凌駕優勢。 伴隨年輕移民家庭流入,講求文化視野、專業知識、商務網絡的創科企業,能夠進一步充實美國新產能之餘,亦帶來強而有力的消費群體。持續擴充的智能型中間階層,讓「列根經濟學」強調的「涓滴效應」得以強化。長久以來,金字塔狀的收入分配轉向橄欖型,可以緩解日趨尖銳的「階級—種族」衝突。因此,美聯儲內「鷹派」維持百分之二通脹預期,反映具前瞻性的謹慎態度。而在審慎當中對美國經濟、美元長遠感樂觀,亦屬其來有自。

2016-04-29

本周中,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一連兩日會議結束,宣布維持聯邦匯率不變;並對美國經濟展望表信心,不排除六月下輪會議加息。根據新近經濟數據,美聯儲認為勞動力持續好轉,消費信心高企;而通脹仍然低於該局百分之二的長期目標。美聯儲強調,將繼續密切注視通脹走勢。 此外,世界財經媒體都注意到,與三月議息會議後發布的文件相比,新近聲明刪去了「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發展繼續構成風險」。總體而言,美聯儲對國內經濟增長、普羅階層收入,以及消費後勁,並未因一時未能加息而失卻信心。而通脹眼前恰恰低於百分之二,成為美聯儲內部以主席耶倫為首的鴿派,仍處上風的根本原因。 從三月、四月議息會議聲明的細微差異,以及在此數周之間,持不同觀點相關委員的言論可見,所謂鴿派、鷹派,在是年加息的大方向上愈趨一致,以防通脹過熱為議息第一原則,也更見明確。此與筆者早前分析相符,詳參本欄「消費通脹俱升,美國再成引擎」系列文章。如今,值得討論的是,在緩步加息的大方向下,美匯將持續走強?還是一如新近發展般,進入調整期? 筆者的判斷是,即便耶倫牛步加息,美匯指數中長期仍會偏強;而世界,也就告別了「廉價美元」時代。進一步講,美國究竟在何月加息,斷比不上此一歷史轉折關鍵;美元持續走強,以何為基礎?將如何重塑環球經濟版圖和政治格局?將深刻影響中國與香港的經濟前景。 回首是年三月,列根遺孀南茜辭世;美聯儲局主席耶倫下調2016經濟增長預測,仍暗示將加息兩次;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莉,維持在大都市區的初選優勢。短短數周之間,美國三位巾幗領袖的新聞,彷彿代表著該國政經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 踏入二零一六年,列根開啟的「廉價美元」步向轉折;耶倫以緩步加息謹守「溫和通脹」;希拉莉穩中求勝的「家庭移民」選舉戰略與政策取向;誓將成為未來三十年,美國力求維持環球霸權的關鍵詞。下半年,無論入主白宮者是象是驢,必然成為華府重塑領導權,推進人口結構改革,邁向新產業模式的關鍵年。 而關鍵中的關鍵,在於從去年至今,「美匯指數」逐步脫離凡三十載「廉價美元」軌跡。自列根時代至今,「美匯指數—聯邦利率」屢屢同向不同步、同步不同幅度。在過去數月,美元走強,其息口走勢卻略緩於匯率升幅。與過去數十年相比,美匯指數新近發展軌跡,有何同與不同?且於後文再續。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逢周五刊登

2016-04-22

上周,本欄指出,美國經濟體質改善,決定美元長期走強。中美發展的此消彼長之勢,不會因為短期數據的上落,而有所更易。上述判斷之基礎,在於就「消費—投資—出口」關係而言,消費影響美國經濟活動七成以上;就業、通脹升溫,始終比眼前個別企業,尤其是傳統工業、能源集團的海外收益,更能決定產業結構轉型、新發展模式的成與敗。此外,正如摩根大通所指,眼前美國跨國企業盈利下降,基本由能源價格暴跌造成,不見得具有普遍性和指標作用。  隨著美國把更多防務、情報資源東移「西太平洋—東印度洋」地區,「黑海—西亞—東地中海」進一步陷入地緣角力、安全困局。短中期原油價格慘淡,難以準確反映供求關係,亦無法預示市場走向。沙特、伊朗、俄、美等—油組與非油組成員、油組內什葉派與遜尼派角力,都與眼前原油供過於求,拖累天然氣、優質煤國際價格相關。  退一步講,美國家庭消費對能源價格極敏感;至上周中,美國普通級汽油平均花費,從去年同期二點四美元一加侖,暴跌近兩成至略高於兩美元。而去年末季庫存下降百分之零點二二,更比預期中的零點一四加快近倍,說明美國企業去庫存的動能甚強。  跨國能源巨獸的盈與虧,對美國國內經濟和消費水平的貢獻持續下降,對該國產業轉型百利而無一害。當然,上述情況對短期統計數字造成帳面收縮,正是經濟轉型、產能革命必須面對的陣痛。民主黨人續掌白宮將有利於淘汰傳統工業和發展模式。  進一步講,告別金融海嘯,世界經濟不只進入「新周期」,亦隨著新能源、新物料、大數據投入工業體系,而告別「舊模式」;當中,尤以人工智能實用化最具革命性。倫敦Google Deepmind研發出AlphaGo連敗韓國棋王,又對世界第一中國棋手躍躍欲試。英美再次引領產能革命,歐、日、中、印,縱有企圖心並嚴陣以待免失先機,仍屬追隨者。  「美—中」地緣、產業的互補關係亦由此改寫;北京自須審視自一九八零年代以降開放改革經濟成就的「外緣內因」,謹慎應對變局。不只在「西太平洋—東印度洋」地區,在「新工業」領域,中美亦將短兵相接。列根遺孀南茜,早前以高齡離世,讓人回首自一九八零年代以降,華府奉行三十載,以「廉價美元」為中軸的「列根經濟學」。 如上所述,以「產能革命—家庭消費」為強勁動力,美匯指數自去年至今,已多次劍指一百點強弱分界。我們當如何檢視「廉價美元」造就「改開時代」中國崛起?中國在「後廉價美元」時代迎接的挑戰為何?恐怕已成北京亟待解決的難題。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4-15

本周,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考慮到國際環境和國內景氣,而對進一步加息頗感猶豫。與此同時,中國新一季PPI、CPI似乎比外界預期好。一時間,中國經濟恢復強勁,美國增長裹足不前的論調,開始浮現。然而,筆者保留既有觀點,美國財政部和聯儲局不必過於擔憂失業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控制通貨膨脹仍屬首務。而美元走強不只是趨勢,更預示著環球政經格局的結構性改變,影響長達數十年。   三月底,美國商務部公布去年末季國民生產總值(GDP),年度化季度增率達百分之一點四;高於初估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一。該季個人消費支出(PCE)增長年度化季度環比終值,達百分之二點四;高於初估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二,促進GDP成長率擴增百分之一點六六。去年美國GDP增長達百分之二點四,並不下於前年。   然而,相對於本土消費、就業市場之強健,美國跨國企業增益卻放緩。美國境內外統計數字所釋放訊號不一致,對於投資者、經濟學界、財金媒體最大考驗,在於判斷美國能否擺脫西歐恐襲陰霾、東亞硬著陸風險,再度成為世界增長引擎。   筆者認為,核心數據顯示,以消費增長、充分就業為動力,美國本土經濟迎來連續八季以上中速增長。正如路透社所指,在過去一年,美元兌主要貨幣,已升值百分之十點五;是月中,美聯儲宣布利率不變後短短一周內,美匯指數勁升百分之一點二。反映各界普遍看好美國經濟、美元前景。   美元走強、油價低落,固然對個別企業海外收益構成壓力;然而,家庭消費轉強、總體經濟擴張,致使聯儲局多名高層,在過去一周重申應按計劃加息,以維護美聯儲之信譽。事實上,去年第四季,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度化季度環比,穩步上揚百分之一點三;觀乎美匯走勢之強,上述通脹幅度符合預期、並不算低。   慮乎此,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投票代表—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認為,自去年十二月以來,勞動市場持續向好,確令美聯儲喜出望外。而布氏亦相信,通脹將按預期步向百分二;因此,在一周之內,布拉德已與另外四名FOMC代表,建議最快於四月加息。   筆者認同布拉德等「鷹派」主張——在未來一年,美聯儲主責在於控制通脹;加息為中長期趨勢,美匯指數將頻繁趨近甚或突破百點。國際資金有序回流,不僅改善美國銀行體系、集資公司中短期流動性,亦將成為產能革命長期動力。境內外資金流向,將進一步拓闊美國創科企業相對歐、亞同行的技術優勢與市佔率。「企業效益—投資回報—利率上揚—升值預期」,已於美國境內形成溫和卻持續的良性循環。與此同時,德、法、中、日等工業大國,卻面臨不同程度的通縮,甚或滯脹風險。在主要經濟體之中,恐怕只有仍享人口紅利,並具一定創科基礎的印度,有著較為開闊的遠景。

2016-04-08

從「香港民族黨」到「十年」,紛擾背後,真正的焦點只在於,香港人能否捍衛表達的自由;拒絕以言論、以思想入罪的文明底線。讓自由,繼續成為香港電影,乃至整座城市的靈魂。如伏爾泰在生,他也許會說:「雖然我反對港獨,但我用生命捍衛您提出港獨的自由。」 香港市民固然有權利以合法途徑改變憲制架構,否則,《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當中,就不可能有清晰的修改程序,以及實實在在的修改經驗。律政司司長指港獨「違憲」,勸市民不要「以身試法」;是否與其法律訓練有背?確須澄清以維護法律界及特區管治的專業與尊嚴。 而電影不只由眾人所拍,所述說的,亦為眾人之事;有人就有政治。自一九九七至今,剛好二十屆金像獎;變的,不是香港電影人對小本製作的珍惜。從黃百鳴——搭錯車、開心鬼,到吳思遠——蝶變、蛇形刁手,香港電影人、電影業就是由「刀仔鋸大樹」而來。 變的,也不是年輕電影人在資源緊絀情況下,仍然對社會、對生命表達義憤、憂思與嘗試。變的,恐怕是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對個人選擇的尊重,對思想自由的珍視,對獨立精神的堅守,已到了質變邊緣。對「十年」的爭論,反而證明了該片超越技術層面的時代意義與力量。 回首一九九七,當年最佳電影「香港製造」,和「十年」一樣,預算只得五十萬。前者票房不足二百萬;後者已突破六百萬。「十年」被批評為學生習作,但起碼是五位年輕導演集體創作;而據信,「香港製造」的團隊亦不過五人,其演員多數是首次上陣。「香港製造」的商業成就未必比「十年」高,但導演陳果的續作——「去年煙花特別多」、「榴槤飄飄」、「香港有個荷里活」,不斷加入更具感染力的政治元素,探討中港關係,衝擊港人的感觀和思維。 在大時代大轉折,探索人群的徬徨,固然是政治;故意改寫歷史細節、隱藏感受,其實比明言政治,更懂政治。例如,電影「葉問」將主角塑造成民族英雄,將其南下香港說成是逃避日寇追捕。據其徒弟徐尚田回憶,實情是葉問本人曾協助國民黨管治佛山,來港避禍發生是神州變色前後,而非抗戰期間。從第一集到第三集,打日本「鬼子」、白人黑人向來是該系列電影噱頭。相對而言,「一代宗師」畢竟定位一代宗師,票房不俗、獲獎無數之餘,更從武術探討武林,從技擊演繹哲學,自然得到葉氏後人稱許,也指向李小龍「止於至善,上善若水」的武道。 宏觀過去三十五年,整個中國電影業;無論是否巧合,是八九六四之前,「批判政治」電影,從未禁足金雞獎,多多少少「金雞獨立」將將十年。從巴山夜雨、天雲山傳奇,到更著名的芙蓉鎮,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人,以歌頌鄧時代為前提,都允許批判毛時代的政治迫害、人道災難。 自九十年代始,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的「霸王別姬」、「活著」、「藍風箏」,無論在外取得多大成就,都難逃被禁命運。到廿一世紀初,三人所拍的「英雄」、「黃金甲」、「無極」、「狼災記」,縱然耗資億萬、畫面瑰麗、技術精湛,又得到幾多回響?而張藝謀近作「歸來」,又算不算中國電影人文精神的「歸來」?失卻了時代力量、獨立精神,無法以自由為靈魂,電影剩下的殘軀又是甚麼? 堅守自由,是香港對中國、對中國人,最大歷史責任與貢獻。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4-01

早前,本欄用「膾炙人口」的典故,解釋筆者在日本故都「奈良—白濱」之間偶遇的「黑豚饅」—三字之中,「豚」與「饅」用的就是古法。但一個「黑」字,卻不慎「露了底」。在嶺南、嶺東諸方言中,在近世以前,流播範圍其實不算深、廣、久、遠的廣府話,「黑」、「烏」、「青」俱稱常見。而客家話中,一面倒用「烏」字;因地理位置偏東南,與吳語地區較接近的閩南、福州,除了「烏」,亦偶見以「青」代「黑」。此三字相較,明顯「黑」、「青」較古,而「黑」是近代通行。現代規範漢語中,「青」字多指淺綠,連墨綠都不見得能夠清晰指涉。而與華北互動更多的江浙地區,以「青」代黑卻並不鮮見。深受江浙滬文化影響的臺灣,近月也上映一影視作品,稱「一把青」,風評不俗,說的正是老民國故事。可見,愈南愈古、愈遠化古的單薄論述,實在極為粗陋,經不起推敲。   說回「饅」食,除日本外,傳統上,韓國也以「饅頭」指肉包,保留唐、宋傳統。今天遊人極多的「明洞」,十數年前雖屬旺區,但本土消費居多。當時早就有聞名遐邇的「饅頭」店,後來中文旅遊書卻之稱為「小籠包」,亦不算是錯譯。奇怪是竟有華人,甚或韓國人稱之為「餃子」,便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或許筆者又要多作考慮。中日韓「饅頭—包子」之間有文化傳移現象之餘,難道連「餃子」也加入混戰?無論南北,華人吃包點多配清茶,所謂茶點是也。同一道理,廣東人的「水滾茶靚」同樣並非古法為今法。由於韓國,尤其半島南部山瘦而矮,以茶葉佐飲的傳統,反而不及一海之隔的東瀛深厚。而日本保留了唐、宋以前煎茶、抹茶技藝,有別於明、清以降的原片茶葉的沖泡之法,而精製茶粉是不宜與開滾的露水、泉水共用的。   入清以後,由於經發酵,甚或烘焙的原片茶葉經閩、廣出口,嶺南、嶺東各式烏龍、黑茶、紅茶才至大盛。即便在中國,那怕同樣是原片茶葉,同樣以沖泡之法佐飲,在江東流行的龍井、白茶、碧螺春,其茶溫都介乎抹茶與粵人獨愛的普洱、牡丹(壽眉)之間,水若滾,不發酵、半發酵的茶就一定廢了。   須知道,歷史,那怕是生活情趣、衣食住行史,古今中外都不是線性發展;眼前所見構成嶺南、嶺東文化的種種元素,固然有不少傳承自唐、宋之間,甚或遠追先秦、兩漢,然則,也有少屬於元、明、清以降,海路開通、閩粵勃興以後形成。我們的文化成就,本來就是多元與優秀二而為一。 硬說自己最古、最優、最正宗,小則陷於沙文主義、井蛙之見而無法自拔;重則自打嘴巴、自相矛盾,去古甚遠。我們之優秀在於「古今中外互為體用」,及後本欄可以從廣東大戲之平喉、霸腔,上海時代曲與西洋音樂劇之流播切入,探討黃霑時代粵語流行文化黃金時代之源流。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3-18

從來有種說法,有謂中國傳統,在野不在朝,在夷不在華。更有具體說法,認為隋唐在日,宋明在韓,清朝在臺,而清末民初的遺老遺少,南來港澳者,亦所在多有。在此方寸之間,筆者自然無法一一細究上述觀點。只能很籠統地說,不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極端。在七、八十年代國粹熱時,認為十年浩劫方過,中國文化與社會發展已然重燃希望、一切重上正軌;主與回歸,紛至沓來。如今,又認為所謂「文化中國」已與地理上、政治上、社會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分離。   無可否認,有不少傳統文化,尤其是文字載體,確實在日、韓、臺、港等原來的「文化邊緣」傳承著。早前筆者來往於日本故都——「京都—白濱—奈良」之間;春意漸濃卻乍暖還寒,於途中停泊休歇之處,見有販售「黑豚饅」之小檔,自然買來給黃口兒子溫飽。在《孟子‧梁惠王篇》當中,就有「雞豚狗彘之畜」云云,所謂「豚」就是豬。十數年前流行的會考精讀書,把「豚」解成小豬,「彘」解成大豬,或前者是家豬,後者是野豬的說法,筆者恐難苟同;此二字連用,更多是從節奏、音韻考慮,與字義關係不大;而為漢語的「四六文」特性,且不深究。   復又,既有肉餡,為何又稱為「饅」?難道日本不知道包子才有餡,饅頭、花卷、銀絲卷都只是自發白麵?其實,今天所謂肉包,古時確實叫饅頭。那麼當年無餡的又叫甚麼?就是炊餅,或燒餅。因此,電視劇裡武大郎賣的炊餅,是蒸氣騰騰、粉白水嫩的饅頭;而非今天黃橋酥餅、京津烙餅般的香口模樣。上述情況,就是所謂「文化移位」或「異地保存」。「饅頭—炊餅—肉包」的「能指所指」(Signified/Signifier)「字音—字型—字義」多次轉移,而中日之間,也有從中心到邊緣的轉移。   同一道理,當今港人熱衷的韓燒和刺身,也是唐宋之間中國主流食品;所謂「膾炙人口」,「膾」就是生肉片、生魚片;而「炙」就是把肉片、魚片放到生鐵板上烙熟。今天,韓國人仍然用漢字「膾」形容「刺身」。而在唐宋迎來大開放時代的潮汕,仍然常見「烙」的烹調之法。稱「蠔烙」、「瓜烙」、「菜烙」為「煎」,既不準確,亦失韻味。   然而,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從此與神州大地切斷,即便有所留守本土,也遠播至嶺南嶺東之地,就未免偏頗。近日亦有爭論,認為用廣府話最接近「古漢語」,用來誦讀唐詩宋詞最合適;甚至把「正—簡」、「粵—普」爭議簡化為—越遠越古,越外越古的邏輯。筆者不禁失笑;可謂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實,即便果真「禮失求諸夷,禮失求諸野」,持上述觀點者崇奉的小中華、真古國——日本,難道不是最早推動漢字簡化、日語拉丁化的國度?難道,外來語對日語及日本社會的衝擊,比中國還要輕淺?難道,以「礼」代「禮」,不是日本遠比中國為早?使用簡化的「礼」字,就必然不及行「禮」古、信、達、雅?我們且於後文再敘。

/136



C觀點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廚神

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