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6-07-08

筆者對於是次英國脫歐公投的失望，並不在於結果。而是民粹狂潮侵擾此一民主發源地。而原來被受信任的代議政制和政黨政治，卻因為政客長年背棄基層選民利益，又透過多次操弄統獨情緒鞏固個人權力，而造成此一完全不負責任的惡果。當工黨不公，保守黨愛冒險，就休說英人不英明。    英國人，尤其是佔「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人口八成以上的英格蘭人，縱然在過去數百年來，一直是推動現代科學、政治、經濟革命的先驅，卻以保守、穩健稱著於世。事實上，在過去數百年間，英國本土，即所謂英倫三島，從管治架構，到權力架局，再到政黨形勢，無論相對於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還是隔海相望的歐陸，都來得穩定。   英國人一直對其代議政制，亦即國會制度，抱持極高信心。社會上，對於英國皇室的去存，一直有所討論；然而，對於英女皇個人的尊重，對整個皇室的支持，經過1990年代及本世紀初的低谷後，卻進入近10年的回穩趨勢。英國政府，則繼續行內閣制；首相仍然只是政府首腦，而非國家元首。首相本身及其選任官員，都由民選，卻仍然限於間選產生。   英式普選和政黨政治，一直受利於國民的信賴，即便沒有如美國、法國般，以直選確立國家元首，也不影響政府的認受性和管治能力。無論國王還是相首，都沒有直選的傳統下，英國人更不習慣事係大小訴諸公投的「歐洲特色」。就此而言，是次公投的出現，連同其結果，已反映了英國社會的改變，以及重大危機。   其中的關鍵，從深層來說，與英國社會政經深刻改變相關；作為一個完全開放的中型經濟體，無論脫歐與否，英國人掌握這種變化趨勢的能力，都注定日趨下降。從表層看來，卻是過去兩次全國大選，以及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直接造成的政治結果和社會效應。   由於在短期內，仍然看不到回復到穩定的「保守—工黨」兩黨政治的趨勢和基礎；英國國內政治，無論是兩黨惡鬥、「留歐—脫歐」造成的對立，甚至是「英格蘭—蘇格蘭」暗藏的分裂危機，仍然尚待喘息之機。此一情勢，亦將干擾到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復甦，以及面對美、中企業競爭，俄國手、恐怖主義安全壓力時的應對能力。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24

奧巴馬在連任之前，就大力推動「社區反恐」；2011年8月，白宮宣布「協助地區夥伴，預防激進主義」為方針。把波士頓、洛杉磯等地市政府、警隊、市長辦公室、各式團體、學校和社區服務機構，整合成上下貫通的「社區反恐」體系；針對各地區潛在暴力根源、社會需求制定聯合計劃，防範極端意識於未然。  聯邦政府也有所動作，國土安全部指派一名高階協調員，專責反制本土極端主義事務。國安部與司法部合作，以1,500萬美元舉辦民間座談，提升社區防範極端主義的意識。並調撥250萬美元到國家司法學院，對於「境內激化與暴力主義」作長期跟蹤研究。最後，美、英、加三國專家作針對性研究，並將成果轉發與分支執法單位。  在社區之內，有先導計劃「Role of Community Policing in Homeland Security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就以抵制極端意識為切入點，防止「新恐怖主義」在「邊青」群體中蔓延。    該計劃有五大主旨：一、執法單位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以推廣憲法保障、避免文化誤會為目的。 二、讓民眾理解公共安全之重要；讓不同社群就生活品質、文化環境提出意見、表達不滿。 三、借助具影響力的社區人士，分享地區情資；宣傳「反暴力主義」。讓社會代表人物成為執法單位與民眾溝通橋樑。 四、透過宣傳、教育，讓社區內個人或企業，積極與執法單位合作；一旦遇事，避免恐慌之餘，能夠協助抵抗暴力。 五、對警察及相關人員，作針對性訓練，建立維持社區安全的執勤守則和戰術。  綜合而言，在奧巴馬任期之末，美國縱然發生了史上最慘痛的「奧蘭多血案」。然而，美國針對「新恐怖分子」，並非全無防備；已透過行政、執法、司法、社福、教育等部門的合縱連橫，構築針對本土化「極端主義」的地網天羅。當然，正如境外的「反恐戰爭」不可能竟全功於一役，內在化的「反恐措施」也無法一蹴而就。無論如何，對於奧巴馬也好，對於其繼任人也罷，面對這場由外而內的反恐戰，除了堅持和沉著，也就別無選擇了。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17

上周日，美國奧蘭多發生慘況空前的獨狼式槍擊案，付出近50條人命沉重代價。該案是「新恐怖主義」向美國本土轉型的顯例，而奧巴馬上任後，以「社區反恐」應對之已達數年。面對「有策劃無組織」的「新恐襲」，美國當局已有一套思路，只是應對措施仍在調試當中，難言勝敗。 該案行兇者—奧馬爾·馬丁(Omar Mateen)父母是阿富汗移民；奧氏本身在紐約出生，後舉家遷居奧蘭多附近的皮爾斯堡(Fort Pierce)。自2007年始，奧氏在保安公司G4S任持槍護衛。2013年，奧馬爾涉嫌發表關於達伊莎(DAESH，前稱「伊斯蘭國」，ISIS)的極端言論，而兩度被FBI問話。次年，又涉及美國人在敘利亞執行自殺炸彈攻擊而被查。即使如此，奧氏並不在當局「恐怖主義觀察名單」上，並能繼續合法持槍。 奧氏背景其實一點不特殊。2014年12月15日，悉尼瑞士蓮咖啡室人質案爆發，2死3傷。兇徒穆尼斯(Man Haron Monis)原為伊朗人，尋求政治庇護成功而舉家遷往澳洲。早在08年，穆尼斯因出言侮辱英、澳反恐烈屬，而受監視。在人質案爆發前兩天，有人致電澳洲反恐部門，稱穆尼斯網上留言可怕；當局卻否定穆氏具暴力傾向，而放棄追查。 數周後，2015年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被槍擊。行兇的Kouachi兄弟於巴黎第10區土生土長。數月後，《查理周刊》恐襲後續，越洋在美國上演。是年5月4日，反伊斯蘭右翼組織「美國捍衛自由陣線」(American Freedom Defense Initiative，又稱Stop Islamization America)於德州舉行「穆罕默德漫畫大賽」，以回應《查理周刊》遇襲。達伊莎遂經互聯網，招募美國公民Elton Simpson和Nadir Soofi為槍手。兩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阿利桑那州鳳凰城人。而Simpson此前因恐怖主義傾向而受調查，卻未被起訴。 面對「新恐怖主義」兇徒背景的本土化、犯案動機內在化；早在2007年，紐約警察局就提出了具前瞻性的研究：「西方國家內部的激進化—本土威脅」。該文件指，近年在歐、澳、美連續發生數起事件，經調查後，都確認並非由「基地組織」一類極端武裝策劃，而是西方民眾接受極端思想後，對自身社區發動恐襲。 由於恐襲「社區化」、其源起與社會矛盾相糾纏，相應反恐措施，自必整合到地方管治之中。相比原有反恐格局，基本由軍隊、外交人員承擔；「新反恐措施」更講求警務、情報、宣傳、懲教、扶貧、教育、青年、移民政策全面整合。具體措施如何？且於後文再敘。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10

日前，中國外長王毅(圖左)訪問加拿大；在與該國外長狄安(圖右)會見媒體時，王毅對加拿大記者嚴詞斥責，不只成為外交風波，更引起中外媒體追蹤報道。事態發展無論是否出乎外交部意料之外，此番中國政要與國際媒體的互動，再一次加深世人對環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憂慮。眼前的言語之爭，並非中國在外交輿情上被逼還擊，而是王毅本人主動應戰。   事緣該次記者會，規定加拿大外長只回應本國記者，亦只有中國記者，才可以向王毅提問。表面上說是中加共識，但媒體界實在想不通，保障新聞自由的加拿大，為何有此突兀要求。該名加拿大記者，其實是向狄安提問，關心該國如何透過外交去改善中國人權。王毅的激烈反應，是改變共同安排也好，收回中方特殊要求也罷，都是打破了中加默契。   所謂外交無小事，其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向中方表達不滿；相信不只認為王毅干擾採訪，亦感覺到作為東道主，未受尊重。回首1990及2000年，原國家主席江澤民兩次接受美國記者專訪；對方都展示了「八九民運」當中，王維林手無寸鐵抵擋坦克車的照片。作為國家元首的江澤民，其政治身份絕非王毅可比，其回應卻要克制得多。   說明北京從來都對西方關注中國人權，並將提出尖銳問題，有充分準備。過去三十年間，最大變化，正是王毅所強調，中國經濟體量已緊隨美國之後，成為東亞最強。由弱變強，由窮變富的中國，世人難道不應該更關心其人權狀況？   事實上，根據王毅邏輯，毛澤東也沒見過曼德拉，更未到過非洲，當年一窮二白的中國，又憑甚麼，去譴責英裔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支持南非黑人平權？難道中國憲法，說得最多的人民權利，不是平等、民主和解放，而只是吃飯和賺錢嗎？   時移世易，當年的殖民帝國和弱小民族的欺壓者，不只允許蘇格蘭人就統獨公投，最終反而強化了聯合王國的認受性。長年支持蘇獨的辛康納利，數十年來，更飾演占士邦、阿瑟王，一直是英國影壇象徵和國家驕傲。英女皇又何須殺氣騰騰，祭出「吃英國飯，就別砸英國鍋」的大旗？可見，加拿大記者的提問，擊中關鍵。當今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巨大市場，會損害他國對自由、人權的堅持嗎？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6-03

早前，臺灣迎來第三次政黨輪替，綠營二度執政。而且這次執政遠比2000至08年度，陳水扁首度當選、連任險勝時要全面。自2014年始，絕大多數縣市執政權、立法院主導權，以及總統府寶座，都由民進黨及其盟友掌控。因此，在5月20日中午，蔡英文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的演說，尤其是涉及大陸、外交內容，就更能預視兩岸三地關係發展，以及東海、南海形勢。 蔡氏表示，「臺北—北京」互動的「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第二，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第三，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阿扁當政之初，蔡英文雖未加入民進黨，卻成為前者首任陸委會負責人，制訂兩岸政策。陳水扁下臺、被捕後，民進黨一沉百踩，蔡氏承擔主席之責；其時，針對「九二共識」爭議，蔡主席便已邁向「中間路線」—承認兩岸代表會談的歷史—變相接受國、共海基、海協兩會認受性，並肯定會談「求同存異」精神。 而在蔡氏總統就職演辭中，更首度強調1992年香港「辜汪會談」形成「共同認知與諒解」。正如蔡氏申明，兩岸溝通的「政治基礎」，包括臺灣民意。從承認其「事實」，到尊重其「精神」，新近發展到肯定其「成果」。可謂從三個層面接受了「國共會談」的成果，並願意按其軌跡繼續推進；可以說，已屬當今臺灣人可以想像得到，民進黨最大的立場調整。 和國民黨的根本不同，在於蔡英文並未高呼「一個中國」原則，僅以「民國憲法」作回應。事實上，早在前述綠營首度執政的2000年，原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就有過「憲法一中」論述。蔡氏的新論述，既兼顧了歷史事實與政經成果，也呼應了新一代臺灣人自決的時代精神；相比起此前國共兩黨的表述，其實更精確地反映臺海現狀與臺島民意。 然而，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越來越失去叫座力，責任就完全在於民進黨嗎？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尤其是馬英九在位的八年之間，北京又是否坦誠面對「一中各表」？我們且於後文再敘。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5-27

作為鍾情於數學的教師，曾鈺成主席中英皆擅，在此亦毋庸贅言；早前他在提到曾氏眾兄妹取英文名一事，就頗值一談。以下是筆者的生活拾趣與見聞，未經嚴謹考證，不過作為茶餘飯後談資而已。   以名明志，確是國人傳統，亦見於歐洲。由於基督教是西方文化核心，命名系統，就成為辨別宗教最直觀依據。香港人稱洋名為English Names，反映「西方—殖民地」的文化權力關係，和Christian Names的原意差距甚遠。當然，一些從文化邊緣到核心的地區，譬如美加、澳紐，尤其是美國，都見到越來越多非Christian Names，且按下不表。 曾經向一位大狀朋友表示，馬道立的英文先算好，袁國強不叫好。語言本身遠遠不只是工作領域的溝通工具，還是文化載體，並作情感、思想表達之用。曾主席選擇洋名時，雖然不見得和他當時宗教信仰相關，但起碼知道，如用「姓」來做「名」，分分鐘成為笑話。﹙Jasper 是奉見小耶穌的三王之一，是歐洲不算大姓，除英國外，一些同宗民族如荷蘭都會用；而拉丁國家就有各種變寫，但發音基本不變。）   先不論某些男生女生用Fury, Funny來做名，單講將一個洋姓作洋名，有沒有人懷疑 令壽堂曾改嫁洋人呢？否則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您，為何會跟洋人姓呢？雖然說現代英國人，只有不足三分一擁有Anglo-Saxon血統，但日耳曼文化留痕仍深。世人皆曰德意志語又硬又堀，英文入面比較柔順的尾音，如tion, sion, 雖不一定，但多來自拉丁語。而der, ther, ter, tor 等尾音，多來自德國部落。   以ton, son 結尾的Names，如Jackson， Jordon 基本上是Family Names, 偶有情況，如Johnson，是Family Name 轉用為 Given Name的特例。當然，英國是聯合王國，除了Anglo-Saxon，白種英國人還有Vikings，Celtics。Vickings 來得早，但都是進進出出，文化遺留與其居英歷史之長不成正比。Celtics 入面，「姓麥」的，Mc, Mac，幾乎都是蘇格蘭人。而顏色，如Brown, White, Black, Green, 雖然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都有，但愛爾蘭比例最高。愛爾蘭還有些特別易認的姓，由O’ 開頭，如O’neill。   最後是威爾斯，不知與其知名度低有否關聯，被港人誤將姓當名用的威爾斯姓，比例特別高，如：Bane, Baines, Owen, Evan, Ellis, Lewis, Davies, Morgan, Morris, Lloyd。其實英美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家長，替孩子起名不是John就Paul，Michael、David都一大堆。女仔就Catherine，Caroline，Margerat, Michelle。太有創意，或太過隨意，多數中招。區區小時有教名，中學入官校後就未再用。自我介紹比較煩：My names Hui, Hui Ching. 雖然要洋人朋友適應我們華人將姓擺在名前，但不可以講：My names Ching, Hui Ching. 因為Ching，是英文的確是姓，雖然姓的人不多。 

2016-05-20

承前所論，面對列根政府開啟的廉價美元時代行將結束，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不得不變招。根據「二零二五」戰略，中國國務院將「組織實施大型飛機、航空發動機及燃氣輪機、民用航天、智能綠色列車、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智能電網成套裝備、高檔數控機床、核電裝備等一批創新和產業化專項重大工程。」由此，大國之間的科技比併，從戰場延展到商場；從德國「工業4.0」到中國「二零二五」，各國政府自上而下訂定的方略，恐怕大同小異；關鍵卻在於自下而上的實施狀況、如何激發社會經濟潛能。知己知彼、謀定後動；在新科技推動產能革命的歷史關口，北京實在有必要，認清美國優勢，及其社會經濟轉型的底蘊。 美國固有世上最強科研體系、創新產業；為推動經濟轉型、工業革命，其最大優勢卻在於前文所及的年輕家庭移民大軍。從奧巴馬到希拉莉，民主黨人正推動前所未見的移民開放政策。既為美國經濟造成良性循環，也為該黨持續創造來自東西岸大城市的「新美國人」中產年輕家庭票源。 表面上，奧巴馬與希拉莉並不特別親近。在2007年民主黨內初選當中，希拉莉的最後一里路，就敗在奧巴馬手下。事實上，在美國參議員當中，奧巴馬算是出身普羅階層；而希拉莉卻屬於典型的精英分子、極高收入專業人士。後者甚至在年輕時代，參與過共和黨競選事務；直到今天，仍有人認為希拉莉像共和黨多於民主黨人。然而，當廉價美元退潮後，奧巴馬雖然基於憲政倫理，尚未大力支持希拉莉，卻在內政外交上，為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進一步主導世界大局作鋪墊。對外方面，比起其前任—極右的共和黨小布殊總統，中間偏左的奧巴馬，較妥善地處理與左派當政的拉美鄰居關係。在此8年間，美國和巴西、委內瑞拉等國關係趨於穩固；與古巴更取得歷史性突破，駐對方大使館重啟。 作為國際戰略大玩家，華府的外交、安全、政治、經濟政策往往四而為一，劍及履及。與中美洲國家改善關係，逐步解決國內非法移民問題，甚至給予包括投票權在內的公民權利，都是奧巴馬任內難以逆轉的重大舉措。一方面，繼續從全球，尤其是亞太、西歐吸納專業人士家庭，將進一步改善美國的人口結構；使之更年輕、更具活力、事業企圖心，維持文化多元。另一方面，來自拉美的年輕家庭，也有效補充中低技術勞動力；穩定美國的工資水平、營商成本和企業環球競爭力。 不論教育、收入水平如何，相比起固有國家，移民年輕家庭的開銷，包括日常開支和子女教育等家庭投資，都比較大。換言之，不只是其生產力，還包括其消費力，都是美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助力。慮乎此，當特朗普就移民爭議的瘋言瘋語，斷不可能動搖民主黨更開放、進取的移民政策。如希拉莉能緊接奧巴馬繼續執政8年，不只創下了戰後民主黨掌管白宮的歷史；亦將進一步拉開美國相對於其他大國的人口結構優勢。中國面對的競爭壓力，仍在後頭。

2016-05-13

繼續本欄關於美元指數逐步上揚的討論，並分析列根經濟學的影響。綜合而言，只要美國得以維持環球資金有序回流，並透過技術革命推動「再工業化」，有效擴闊低下階層就業多元，提升其稅後可支配收入；即便通脹、失業率、堅尼系數及資產價格，因短中期「﹙橫向﹚強美元—﹙縱向﹚低利率」而比上一個榮景稍高，亦可堪承受。 回首歷史，列根任內固然惡化了堅尼系數；其當政年份，美國基層收入也提升百分之六；列根經濟學的精粹同時為共和、民主兩黨繼承—「先患寡，再患不均」正是移民社會經濟體系最真實、最直接寫照。除卻收入分配，論及總體增長—既然李克強在人大記者會上表示，對香港一類成熟經濟體而言，2%上下的增速已算達標；以同等速度擴張的美國經濟，自然同稱理想。 未來，太平洋彼岸持續增長的實體經濟，維持美元穩中走強，卻並不必然恢復往昔「美—中」貿易擴張軌跡。對北京而言，眼前的變化在於，過去三十餘年，「廉價美元」引發跨洲貿易、國際投資急速膨脹，鄧小平適逢其會推動開放改革，自然讓中國成為華府引領的全球化、傳統工業轉移、中美貿易得益者。如今，面對「廉價美元」退潮，一度靈光的「巨額投資+海量進出口加工貿易」模式漸次失靈。   事實上，自列根以降的美國政府，無論由共和還是民主黨執掌，過去三十年來，無一例外俱以貿易失衡為由，先後撻伐德、日、中、韓等國；然則，以「廉價美元」驅動傳統工業外移，利用中國等後進經濟體巨額政府投入、天然秉賦、年輕勞力，以獲得海量消費品、工業原料，壓低美國生產、生活成本，從來是華府三分一世紀以來，持續擴張貨幣供應的政策動機。 在此期間，中國固然找到「大宗進出口+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模式，而驅動經濟；但以「廉價美元」為媒介的巨額外國直接投資，才是一切前提。三頭馬車中，消費按下不表；基於重大美國因素，投資與出口看似同時帶動中國發展，其實有著明顯的因果、主次關係。 如今，外國投資基於成本考慮而轉移東南亞、南亞、非洲，基於長線回報而重回美國。在「後廉價美元時代」中國首當其衝，歸根究柢是過度依賴投資規模，生產效益卻提升有限所致。如今痛定思痛，面對美國來勢洶洶的產能革命，北京也於去年推出「中國製造二零二五」報告，但願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2016-05-06

承接前文所論，繼續分析美元結構性走強。就歷史數據觀之，「美匯指數」從一九六零年代末一百二十點以上，下滑至十年後不足九十點，再於八零年代上半葉衝破一百六十點，紀錄至今未破。其後，自列根主政至今，「美匯指數」先後出現了兩高峰、兩低谷—分別是八十年代一百六十餘點、二千年一百二十點，以及九零年代八十多點、金融海嘯僅僅七十點。可見，從列根時代到眼前，無論從該指數最高到最低點、或者前後兩個高峰對比，還是兩個低谷相較，三個維度審視，都充分顯示遠在金融海嘯爆發前三十餘年間，美元越來越「廉價」的軌跡極其清晰。上述美元高峰，兩次都與一度高速增長的後進國家急墮經濟懸崖相關。 如一九八零年代的拉美債務問題，二千年前後的「亞—俄」金融危機，都造成資金避險潮而急推美元。新近發展之所以矚目，在於該指數自去年至今幾度突破百點，卻在歐亞、拉美經濟體步出危險期，銀行體系、證券市場、公私債務漸見平穩的情況下發生。 可以說，眼前美元恢復強勢，尚能維持多久，固然有待觀察；得以斷言者，此一情勢即便持續，也與史上資金避險、謀取美元高息，進而推高「美匯指數」的往績截然不同。對美投資回報成為海外資金的吸納因素(pull factors)，取代外圍金融風險的驅離因素(push factors)，引導國際資金流向美國後，由觀望轉為駐留。 既然列根當政時，美元自高處滑落，卻並未立即擺脫高息環境；可見，美國「匯率—利率」同步效應，確未如其他經濟體般緊密。按此邏輯反推，如今耶倫牛步加息，亦並不必然冷卻資金流美之勢。在全球化語景下，歐洲復甦步伐、中國股樓走勢、以及能源價格波幅，都與美匯連動。 美國長遠競爭力，尤其是消費力持續提升、製造業榮景預期，才是今後國際資金重新湧入該經濟體的主因。國際資金持續流入，與年輕家庭移民大軍進一步充實美國人力資源具聯動關係；「人力—資金—知識」三流合一，才是美國競逐產能革命的凌駕優勢。 伴隨年輕移民家庭流入，講求文化視野、專業知識、商務網絡的創科企業，能夠進一步充實美國新產能之餘，亦帶來強而有力的消費群體。持續擴充的智能型中間階層，讓「列根經濟學」強調的「涓滴效應」得以強化。長久以來，金字塔狀的收入分配轉向橄欖型，可以緩解日趨尖銳的「階級—種族」衝突。因此，美聯儲內「鷹派」維持百分之二通脹預期，反映具前瞻性的謹慎態度。而在審慎當中對美國經濟、美元長遠感樂觀，亦屬其來有自。

2016-04-29

本周中，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一連兩日會議結束，宣布維持聯邦匯率不變；並對美國經濟展望表信心，不排除六月下輪會議加息。根據新近經濟數據，美聯儲認為勞動力持續好轉，消費信心高企；而通脹仍然低於該局百分之二的長期目標。美聯儲強調，將繼續密切注視通脹走勢。 此外，世界財經媒體都注意到，與三月議息會議後發布的文件相比，新近聲明刪去了「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發展繼續構成風險」。總體而言，美聯儲對國內經濟增長、普羅階層收入，以及消費後勁，並未因一時未能加息而失卻信心。而通脹眼前恰恰低於百分之二，成為美聯儲內部以主席耶倫為首的鴿派，仍處上風的根本原因。 從三月、四月議息會議聲明的細微差異，以及在此數周之間，持不同觀點相關委員的言論可見，所謂鴿派、鷹派，在是年加息的大方向上愈趨一致，以防通脹過熱為議息第一原則，也更見明確。此與筆者早前分析相符，詳參本欄「消費通脹俱升，美國再成引擎」系列文章。如今，值得討論的是，在緩步加息的大方向下，美匯將持續走強？還是一如新近發展般，進入調整期？ 筆者的判斷是，即便耶倫牛步加息，美匯指數中長期仍會偏強；而世界，也就告別了「廉價美元」時代。進一步講，美國究竟在何月加息，斷比不上此一歷史轉折關鍵；美元持續走強，以何為基礎？將如何重塑環球經濟版圖和政治格局？將深刻影響中國與香港的經濟前景。 回首是年三月，列根遺孀南茜辭世；美聯儲局主席耶倫下調2016經濟增長預測，仍暗示將加息兩次；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莉，維持在大都市區的初選優勢。短短數周之間，美國三位巾幗領袖的新聞，彷彿代表著該國政經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 踏入二零一六年，列根開啟的「廉價美元」步向轉折；耶倫以緩步加息謹守「溫和通脹」；希拉莉穩中求勝的「家庭移民」選舉戰略與政策取向；誓將成為未來三十年，美國力求維持環球霸權的關鍵詞。下半年，無論入主白宮者是象是驢，必然成為華府重塑領導權，推進人口結構改革，邁向新產業模式的關鍵年。 而關鍵中的關鍵，在於從去年至今，「美匯指數」逐步脫離凡三十載「廉價美元」軌跡。自列根時代至今，「美匯指數—聯邦利率」屢屢同向不同步、同步不同幅度。在過去數月，美元走強，其息口走勢卻略緩於匯率升幅。與過去數十年相比，美匯指數新近發展軌跡，有何同與不同？且於後文再續。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逢周五刊登

2016-04-22

上周，本欄指出，美國經濟體質改善，決定美元長期走強。中美發展的此消彼長之勢，不會因為短期數據的上落，而有所更易。上述判斷之基礎，在於就「消費—投資—出口」關係而言，消費影響美國經濟活動七成以上；就業、通脹升溫，始終比眼前個別企業，尤其是傳統工業、能源集團的海外收益，更能決定產業結構轉型、新發展模式的成與敗。此外，正如摩根大通所指，眼前美國跨國企業盈利下降，基本由能源價格暴跌造成，不見得具有普遍性和指標作用。  隨著美國把更多防務、情報資源東移「西太平洋—東印度洋」地區，「黑海—西亞—東地中海」進一步陷入地緣角力、安全困局。短中期原油價格慘淡，難以準確反映供求關係，亦無法預示市場走向。沙特、伊朗、俄、美等—油組與非油組成員、油組內什葉派與遜尼派角力，都與眼前原油供過於求，拖累天然氣、優質煤國際價格相關。  退一步講，美國家庭消費對能源價格極敏感；至上周中，美國普通級汽油平均花費，從去年同期二點四美元一加侖，暴跌近兩成至略高於兩美元。而去年末季庫存下降百分之零點二二，更比預期中的零點一四加快近倍，說明美國企業去庫存的動能甚強。  跨國能源巨獸的盈與虧，對美國國內經濟和消費水平的貢獻持續下降，對該國產業轉型百利而無一害。當然，上述情況對短期統計數字造成帳面收縮，正是經濟轉型、產能革命必須面對的陣痛。民主黨人續掌白宮將有利於淘汰傳統工業和發展模式。  進一步講，告別金融海嘯，世界經濟不只進入「新周期」，亦隨著新能源、新物料、大數據投入工業體系，而告別「舊模式」；當中，尤以人工智能實用化最具革命性。倫敦Google Deepmind研發出AlphaGo連敗韓國棋王，又對世界第一中國棋手躍躍欲試。英美再次引領產能革命，歐、日、中、印，縱有企圖心並嚴陣以待免失先機，仍屬追隨者。  「美—中」地緣、產業的互補關係亦由此改寫；北京自須審視自一九八零年代以降開放改革經濟成就的「外緣內因」，謹慎應對變局。不只在「西太平洋—東印度洋」地區，在「新工業」領域，中美亦將短兵相接。列根遺孀南茜，早前以高齡離世，讓人回首自一九八零年代以降，華府奉行三十載，以「廉價美元」為中軸的「列根經濟學」。 如上所述，以「產能革命—家庭消費」為強勁動力，美匯指數自去年至今，已多次劍指一百點強弱分界。我們當如何檢視「廉價美元」造就「改開時代」中國崛起？中國在「後廉價美元」時代迎接的挑戰為何？恐怕已成北京亟待解決的難題。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4-15

本周，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考慮到國際環境和國內景氣，而對進一步加息頗感猶豫。與此同時，中國新一季PPI、CPI似乎比外界預期好。一時間，中國經濟恢復強勁，美國增長裹足不前的論調，開始浮現。然而，筆者保留既有觀點，美國財政部和聯儲局不必過於擔憂失業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控制通貨膨脹仍屬首務。而美元走強不只是趨勢，更預示著環球政經格局的結構性改變，影響長達數十年。   三月底，美國商務部公布去年末季國民生產總值(GDP)，年度化季度增率達百分之一點四；高於初估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一。該季個人消費支出(PCE)增長年度化季度環比終值，達百分之二點四；高於初估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二，促進GDP成長率擴增百分之一點六六。去年美國GDP增長達百分之二點四，並不下於前年。   然而，相對於本土消費、就業市場之強健，美國跨國企業增益卻放緩。美國境內外統計數字所釋放訊號不一致，對於投資者、經濟學界、財金媒體最大考驗，在於判斷美國能否擺脫西歐恐襲陰霾、東亞硬著陸風險，再度成為世界增長引擎。   筆者認為，核心數據顯示，以消費增長、充分就業為動力，美國本土經濟迎來連續八季以上中速增長。正如路透社所指，在過去一年，美元兌主要貨幣，已升值百分之十點五；是月中，美聯儲宣布利率不變後短短一周內，美匯指數勁升百分之一點二。反映各界普遍看好美國經濟、美元前景。   美元走強、油價低落，固然對個別企業海外收益構成壓力；然而，家庭消費轉強、總體經濟擴張，致使聯儲局多名高層，在過去一周重申應按計劃加息，以維護美聯儲之信譽。事實上，去年第四季，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年度化季度環比，穩步上揚百分之一點三；觀乎美匯走勢之強，上述通脹幅度符合預期、並不算低。   慮乎此，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投票代表—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認為，自去年十二月以來，勞動市場持續向好，確令美聯儲喜出望外。而布氏亦相信，通脹將按預期步向百分二；因此，在一周之內，布拉德已與另外四名FOMC代表，建議最快於四月加息。   筆者認同布拉德等「鷹派」主張——在未來一年，美聯儲主責在於控制通脹；加息為中長期趨勢，美匯指數將頻繁趨近甚或突破百點。國際資金有序回流，不僅改善美國銀行體系、集資公司中短期流動性，亦將成為產能革命長期動力。境內外資金流向，將進一步拓闊美國創科企業相對歐、亞同行的技術優勢與市佔率。「企業效益—投資回報—利率上揚—升值預期」，已於美國境內形成溫和卻持續的良性循環。與此同時，德、法、中、日等工業大國，卻面臨不同程度的通縮，甚或滯脹風險。在主要經濟體之中，恐怕只有仍享人口紅利，並具一定創科基礎的印度，有著較為開闊的遠景。

2016-04-08

從「香港民族黨」到「十年」，紛擾背後，真正的焦點只在於，香港人能否捍衛表達的自由；拒絕以言論、以思想入罪的文明底線。讓自由，繼續成為香港電影，乃至整座城市的靈魂。如伏爾泰在生，他也許會說：「雖然我反對港獨，但我用生命捍衛您提出港獨的自由。」 香港市民固然有權利以合法途徑改變憲制架構，否則，《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當中，就不可能有清晰的修改程序，以及實實在在的修改經驗。律政司司長指港獨「違憲」，勸市民不要「以身試法」；是否與其法律訓練有背？確須澄清以維護法律界及特區管治的專業與尊嚴。 而電影不只由眾人所拍，所述說的，亦為眾人之事；有人就有政治。自一九九七至今，剛好二十屆金像獎；變的，不是香港電影人對小本製作的珍惜。從黃百鳴——搭錯車、開心鬼，到吳思遠——蝶變、蛇形刁手，香港電影人、電影業就是由「刀仔鋸大樹」而來。 變的，也不是年輕電影人在資源緊絀情況下，仍然對社會、對生命表達義憤、憂思與嘗試。變的，恐怕是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對個人選擇的尊重，對思想自由的珍視，對獨立精神的堅守，已到了質變邊緣。對「十年」的爭論，反而證明了該片超越技術層面的時代意義與力量。 回首一九九七，當年最佳電影「香港製造」，和「十年」一樣，預算只得五十萬。前者票房不足二百萬；後者已突破六百萬。「十年」被批評為學生習作，但起碼是五位年輕導演集體創作；而據信，「香港製造」的團隊亦不過五人，其演員多數是首次上陣。「香港製造」的商業成就未必比「十年」高，但導演陳果的續作——「去年煙花特別多」、「榴槤飄飄」、「香港有個荷里活」，不斷加入更具感染力的政治元素，探討中港關係，衝擊港人的感觀和思維。 在大時代大轉折，探索人群的徬徨，固然是政治；故意改寫歷史細節、隱藏感受，其實比明言政治，更懂政治。例如，電影「葉問」將主角塑造成民族英雄，將其南下香港說成是逃避日寇追捕。據其徒弟徐尚田回憶，實情是葉問本人曾協助國民黨管治佛山，來港避禍發生是神州變色前後，而非抗戰期間。從第一集到第三集，打日本「鬼子」、白人黑人向來是該系列電影噱頭。相對而言，「一代宗師」畢竟定位一代宗師，票房不俗、獲獎無數之餘，更從武術探討武林，從技擊演繹哲學，自然得到葉氏後人稱許，也指向李小龍「止於至善，上善若水」的武道。 宏觀過去三十五年，整個中國電影業；無論是否巧合，是八九六四之前，「批判政治」電影，從未禁足金雞獎，多多少少「金雞獨立」將將十年。從巴山夜雨、天雲山傳奇，到更著名的芙蓉鎮，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人，以歌頌鄧時代為前提，都允許批判毛時代的政治迫害、人道災難。 自九十年代始，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的「霸王別姬」、「活著」、「藍風箏」，無論在外取得多大成就，都難逃被禁命運。到廿一世紀初，三人所拍的「英雄」、「黃金甲」、「無極」、「狼災記」，縱然耗資億萬、畫面瑰麗、技術精湛，又得到幾多回響？而張藝謀近作「歸來」，又算不算中國電影人文精神的「歸來」？失卻了時代力量、獨立精神，無法以自由為靈魂，電影剩下的殘軀又是甚麼？ 堅守自由，是香港對中國、對中國人，最大歷史責任與貢獻。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4-01

早前，本欄用「膾炙人口」的典故，解釋筆者在日本故都「奈良—白濱」之間偶遇的「黑豚饅」—三字之中，「豚」與「饅」用的就是古法。但一個「黑」字，卻不慎「露了底」。在嶺南、嶺東諸方言中，在近世以前，流播範圍其實不算深、廣、久、遠的廣府話，「黑」、「烏」、「青」俱稱常見。而客家話中，一面倒用「烏」字；因地理位置偏東南，與吳語地區較接近的閩南、福州，除了「烏」，亦偶見以「青」代「黑」。此三字相較，明顯「黑」、「青」較古，而「黑」是近代通行。現代規範漢語中，「青」字多指淺綠，連墨綠都不見得能夠清晰指涉。而與華北互動更多的江浙地區，以「青」代黑卻並不鮮見。深受江浙滬文化影響的臺灣，近月也上映一影視作品，稱「一把青」，風評不俗，說的正是老民國故事。可見，愈南愈古、愈遠化古的單薄論述，實在極為粗陋，經不起推敲。   說回「饅」食，除日本外，傳統上，韓國也以「饅頭」指肉包，保留唐、宋傳統。今天遊人極多的「明洞」，十數年前雖屬旺區，但本土消費居多。當時早就有聞名遐邇的「饅頭」店，後來中文旅遊書卻之稱為「小籠包」，亦不算是錯譯。奇怪是竟有華人，甚或韓國人稱之為「餃子」，便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或許筆者又要多作考慮。中日韓「饅頭—包子」之間有文化傳移現象之餘，難道連「餃子」也加入混戰？無論南北，華人吃包點多配清茶，所謂茶點是也。同一道理，廣東人的「水滾茶靚」同樣並非古法為今法。由於韓國，尤其半島南部山瘦而矮，以茶葉佐飲的傳統，反而不及一海之隔的東瀛深厚。而日本保留了唐、宋以前煎茶、抹茶技藝，有別於明、清以降的原片茶葉的沖泡之法，而精製茶粉是不宜與開滾的露水、泉水共用的。   入清以後，由於經發酵，甚或烘焙的原片茶葉經閩、廣出口，嶺南、嶺東各式烏龍、黑茶、紅茶才至大盛。即便在中國，那怕同樣是原片茶葉，同樣以沖泡之法佐飲，在江東流行的龍井、白茶、碧螺春，其茶溫都介乎抹茶與粵人獨愛的普洱、牡丹(壽眉)之間，水若滾，不發酵、半發酵的茶就一定廢了。   須知道，歷史，那怕是生活情趣、衣食住行史，古今中外都不是線性發展；眼前所見構成嶺南、嶺東文化的種種元素，固然有不少傳承自唐、宋之間，甚或遠追先秦、兩漢，然則，也有少屬於元、明、清以降，海路開通、閩粵勃興以後形成。我們的文化成就，本來就是多元與優秀二而為一。 硬說自己最古、最優、最正宗，小則陷於沙文主義、井蛙之見而無法自拔；重則自打嘴巴、自相矛盾，去古甚遠。我們之優秀在於「古今中外互為體用」，及後本欄可以從廣東大戲之平喉、霸腔，上海時代曲與西洋音樂劇之流播切入，探討黃霑時代粵語流行文化黃金時代之源流。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6-03-18

從來有種說法，有謂中國傳統，在野不在朝，在夷不在華。更有具體說法，認為隋唐在日，宋明在韓，清朝在臺，而清末民初的遺老遺少，南來港澳者，亦所在多有。在此方寸之間，筆者自然無法一一細究上述觀點。只能很籠統地說，不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極端。在七、八十年代國粹熱時，認為十年浩劫方過，中國文化與社會發展已然重燃希望、一切重上正軌；主與回歸，紛至沓來。如今，又認為所謂「文化中國」已與地理上、政治上、社會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分離。   無可否認，有不少傳統文化，尤其是文字載體，確實在日、韓、臺、港等原來的「文化邊緣」傳承著。早前筆者來往於日本故都——「京都—白濱—奈良」之間；春意漸濃卻乍暖還寒，於途中停泊休歇之處，見有販售「黑豚饅」之小檔，自然買來給黃口兒子溫飽。在《孟子‧梁惠王篇》當中，就有「雞豚狗彘之畜」云云，所謂「豚」就是豬。十數年前流行的會考精讀書，把「豚」解成小豬，「彘」解成大豬，或前者是家豬，後者是野豬的說法，筆者恐難苟同；此二字連用，更多是從節奏、音韻考慮，與字義關係不大；而為漢語的「四六文」特性，且不深究。   復又，既有肉餡，為何又稱為「饅」？難道日本不知道包子才有餡，饅頭、花卷、銀絲卷都只是自發白麵？其實，今天所謂肉包，古時確實叫饅頭。那麼當年無餡的又叫甚麼？就是炊餅，或燒餅。因此，電視劇裡武大郎賣的炊餅，是蒸氣騰騰、粉白水嫩的饅頭；而非今天黃橋酥餅、京津烙餅般的香口模樣。上述情況，就是所謂「文化移位」或「異地保存」。「饅頭—炊餅—肉包」的「能指所指」(Signified/Signifier)「字音—字型—字義」多次轉移，而中日之間，也有從中心到邊緣的轉移。   同一道理，當今港人熱衷的韓燒和刺身，也是唐宋之間中國主流食品；所謂「膾炙人口」，「膾」就是生肉片、生魚片；而「炙」就是把肉片、魚片放到生鐵板上烙熟。今天，韓國人仍然用漢字「膾」形容「刺身」。而在唐宋迎來大開放時代的潮汕，仍然常見「烙」的烹調之法。稱「蠔烙」、「瓜烙」、「菜烙」為「煎」，既不準確，亦失韻味。   然而，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從此與神州大地切斷，即便有所留守本土，也遠播至嶺南嶺東之地，就未免偏頗。近日亦有爭論，認為用廣府話最接近「古漢語」，用來誦讀唐詩宋詞最合適；甚至把「正—簡」、「粵—普」爭議簡化為—越遠越古，越外越古的邏輯。筆者不禁失笑；可謂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實，即便果真「禮失求諸夷，禮失求諸野」，持上述觀點者崇奉的小中華、真古國——日本，難道不是最早推動漢字簡化、日語拉丁化的國度？難道，外來語對日語及日本社會的衝擊，比中國還要輕淺？難道，以「礼」代「禮」，不是日本遠比中國為早？使用簡化的「礼」字，就必然不及行「禮」古、信、達、雅？我們且於後文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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