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3-04-26

近兩星期，世界各地大新聞特別多，中國大陸先發生了四川大地震死傷以萬計，沒過幾天，新疆南部發生的恐怖襲擊，也造成逾十名國人死傷。此前，美國波士頓馬拉松也受到炸彈襲擊；雖然死傷人數遠不能和「九一一」事件相提並論，然而，由兩頭年輕獨狼，單憑幾枚自製壓力鍋炸彈，就造成千百人死傷，也實在叫該國民眾膽寒，執法及安全部門神傷。至於肥料廠大爆炸，亦成為美國近世少見的嚴重意外。 回到東亞，朝韓繼續你來我往，劍拔弩張；圍繞釣魚台列島，陸、台、日間上演了「三角演義」。在東京和台北簽訂漁業協議之際，馬英九事隔多年，再度出席海陸空三軍實彈「漢光演習」。馬氏並明言，兩岸關係緩和固為事實，但大陸導彈對台灣的威脅，卻未有一天稍停過；因此，相關實彈演習殊為必要。及後，中、日執法船隻數十艘在釣魚台海域追逐，亦為數十年未見之事。 未想到，一宗湯顯明宴請內地官員案，將上述種種國內外大事件從新聞頭條拉扯而下，似乎還要吸引諸位看官眼球好一段時日。說到底，相關報道反映了作為特首任命的重要公職人士，嚴格而言並非公務員、高級官僚的廉政專員，在宴請、放禮、用酒方面如此疏失，即便未有干犯規條，也會因為自我期許低劣，而傷害了廉政公署的名譽地位。 作為企業或公共機關的管理者，自己簽單自己花錢，其實十分常見，而且皆如是。目下所知湯氏宴請京官，所超出一般水平的花費，實亦不算驚人，畢竟，一年中有數次幾萬元的飲宴，從金額、頻率到宴請對象，亦未予人突兀之感。須知道，內地檢察、法律部門確為廉署主要合作對象，與相關機構的領導建立良好關係，並無不可理解之處。 問題卻在於湯顯明大有化公為私之嫌。和其他公共或受政府資助的部門一樣，廉政專員應該代表公署向參訪者或合作對象致送紀念品。據媒體所知，湯顯明向內地官員贈送圍巾、相機、生肖石雕等物品，明顯不符合此一原則，而淪為根據對方喜好、需求而度身而訂造的禮物。 湯顯明用納稅人的錢，滿足任何人的物資需求，可視為公帑私用。最叫人驚愕的，是湯顯明在首個，也是唯一個正式回應中，指上述指控與其出任全國政協有關。難道有人心虛，怕別人指他得此名位，是因用公帑「量廉署之物力，結京官之歡心」的延報報酬？須知道延後報酬不一定是金錢形式，政治或權力延後報酬，也會嚴重損害社會的公平公義。而這一點，正正是廉署必須堅持守護的。假如此事當真為政治迫害、秋後算帳，結連近日提堂的唐英年九龍塘僭建案，位居政務司長，也曾公開質疑執法不公、有意刁難；湯顯明的捉鬼遊戲陰謀論，還真不知如何落幕。希望湯顯明能盡速解畫，將事實之全部公之於眾，而不要作似有還無，引導市民往政治鬥爭想像的論說。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3-04-19

現今的主流國家的閱兵、婚禮，甚或葬禮，從形式、內容到氛圍，大多源於歐洲，或高度模仿歐洲，例如本周三倫敦上午舉行的戴卓爾夫人葬禮，在肅穆之餘，亦反映基督徒的精神狀態，以及英國人的氣質、素質；雖未至於置生死於度外，但的確表現出舉重若輕，了無遺恨，不禁想起戴安娜王妃的兄弟、子姪，送其遠走之際，所表現的鎮定、克制和從容，實亦展現英國民族和皇族的雍容。 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禮葬舉行前後，在英國引發不少爭議。另一邊廂，卻有香港政壇元老，以及倫敦華埠居民，認為戴卓爾夫人未為香港普選和民主化定下方向與步伐，成為今天政局混亂根源云云。實在難以想像，戴卓爾夫人及其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抱持甚麼理由，透過何種方法，去爭取或推進香港的民主事業？誠如上周本欄所言，戴卓爾夫人主義的核心，是白人至上，或言英格蘭利益至上主義。歐洲英、法、德等國有舉辦大型航空展覽的傳統，作為展現各自宇航產品與技術的平台，力求在國際競爭中佔優。戴卓爾夫人把握參觀英國航空公司的機會，就該企業計劃更改標誌，棄用所謂「英國紅」而表達強烈不滿。把國旗，嚴格而言只是英格蘭十字旗的紅、白顏色圖騰化，本身就是極狹隘的民族主義，自然讓現代自由派極端反感。 可以說，假如英國在文化、教育、移民政策上毫不鬆動地遵循「戴卓爾夫人主義」，今天，就沒有那麼多中東、南亞和東歐企業家到該國拓展事業並定居。須知道，英國的阿拉伯和印度裔居民，尤其是後者的收入、財富，甚至學識，都遠比白人為高，這結論有大量統計數據支持。當貝理雅成為繼戴卓爾夫人之後，另一個長期執掌唐寧街十號的政治領袖，貝氏明智地對國策作適當調整，才維持了今天英國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面貌。 從另一角度想，和香港一樣，南非本就是侵佔別國領土；英人不義在先，戴卓爾夫人還要支援該國英裔作種族隔離統治。賣軍火的是英國，竟然稱曼德拉是恐怖分子。從戴卓爾夫人極端的意識形態觀之，難道她認為黃皮膚比黑皮膚優勝，可以管好自己，統治香港？透過鍾士元、譚惠珠等人，保守黨政府只打算延續其實質統治，何曾有把三個不公平條約的廢存，和香港的民主化，以及本土社會發展掛鈎？ 在此背景下，我們該當如何理解其時香港社運、學運、民運，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民主回歸」口號與論述？政治領袖蓋棺之際，其功過每每難以論定，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見解和感受。然而，對於史實，以及在上位者決策背景與公開立場，則應當有大體一致的認知；否則，即是對歷史正義的背棄和無視。關於這一點，本欄將繼續探討。

2013-04-12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以87歲高齡離開這個世界。她不但是英國至今唯一女首相，任期橫跨整個1980年代，更直接領導英政府參與香港回歸歷程。觀乎此，再考慮到她過人的剛毅與魅力，國際和本土媒體，對其死訊和政治遺產連篇報道，亦殊不出奇。 有意思的是，戴卓爾夫人離世當日，本港媒體所作報道，以及曾與之接觸的政壇元老，竟然大多尊之崇之，並謂之戴氏於香港回歸歷程，貢獻甚豐云云。筆者承認，對於本土或國際保守派人士，本就不存好感。問題是，就事論事，戴卓爾夫人及其代表的政治信念和利益集團，就真的有甚麼創見值得推崇，有甚麼善政值得懷緬嗎？竊以為，戴卓爾夫人及其執政團隊有幾項或與香港相關，或無關的重要決策，足以說明她的價值觀念，並不屬於當世，更不指向未來，而僅僅屬於過去。 不講居港權單談越南船民問題。與其說戴卓爾夫人疑歐，不如說其親美。恰恰於其上台之前，美國兵敗越南，越南難民、船民問題，困擾美國在東亞的盟國。而作為列根第一盟友，戴卓爾夫人在既未徵詢港人，又未考慮香港政經、安全、社會利益下，命殖民地政府無條件收容船民；最終人數竟達數十萬之多，對本港公共開支造成負擔。然而，英國本土收容的越南人，不及香港百分一；甚或比其他歐陸大國更少。 此外，戴卓爾夫人和愛爾蘭共和軍針鋒相對以暴易暴；以及倫敦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作政治經濟及軍事支援，亦大開歷史潮流之倒車。總之，為了顧及英國，甚或只是英格蘭人利益，被統治之異族或殖民地的尊嚴、公義，被肆意踐踏。如果沒有冷酷野蠻的蘇俄作映襯，戴卓爾夫人亦不過如邱吉爾般，既是英格蘭民族英雄，復為別族的壓迫者罷了。 最諷刺的是，其極右經濟主張在英國樹立並延續三分一世紀後，該國卻正式淪為二流國家。其綜合國力，竟然在過去數十年，逐步而全面落後於德、法。由於工會被打散，政府在製造及相關行業的角色消退，資金流動、擴充備受鼓勵；卒之，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幾乎放棄所有輕重工業，更遑論漁農。與之相反，德國、法國不但成為歐洲大陸政經核心，其發展模式亦大異於英美。在金融、貿易取得相關進展同時，德、法政府對科研和生產投入，亦遠積極於戴卓爾夫人開啟的當代英國模式。在放棄社會公義和平衡發展之同時，英國經濟卻未見特別活躍並具後勁。戴卓爾夫人走了並不可悲，可悲的是其身後英國，不管在政治還是經濟領域，只能活在昨天，而沒有明天。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3-04-05

兩會期間建制派從北京傳回普選必先預算，所引發的爭議說明《基本法》以及其後人大就普選所作說明，從理念、制度到實施都有著各種矛盾。當北京和港人在價值觀、重大歷史事件理解，始終落差巨大；而彼此命運、利益又難以割捨，作為紐帶和平衡點的行政長官該當如何產生，自然成為複雜的政治工程。近日，喬曉陽到深圳向建制派講話；重點之一，是引1987年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時語：「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嗎？」喬氏點明「這是個反問句，回答應是不一定」。 喬氏引鄧小平語，說明北京承認兩點；第一，在開放情況下，港人不見得會選符合北京愛國標準的候選人。第二，相對於港人意願，符合北京標準才是第一位。從邏輯上講，港式「普選」不會解決少數政府問題。一國兩制本為台灣而設，就在中共以此向國民黨表善意之際，台灣自八十年代起，從省市縣普選走向全島民主化。在東亞眾多親美極右獨裁者中，蔣經國以最低社會代價、最高政治成就，順利終結了家族統治和白色恐怖。 打從那時起，台灣政壇就再沒任何勢力，獲取民意授權接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島內政治現實，演化為台灣人權益和意願凌駕兩岸，尤其是大陸利益考慮。換句話說，以不統不獨維持「兄弟之邦」關係，台北不再以對抗北京為政治主軸，成為兩岸交好的默契；但本質上，這是台灣人的選擇，而不直接出於北京的脅逼、指令。弔詭的是，台灣人在民主路上丟棄了「中國」；對大陸人權的關注，對六四事件的悼念，比之香港民眾、媒體相去極遠，反而造就兩岸交往相安無事。 北京在港、澳實施「一國兩制」所表現的實用主義，更進一步推翻了兩岸以此模式統一的可能，亦埋下香港抗爭運動的種子。在李登輝、陳水扁任內，無論北京如何文攻武嚇，也沒有斷絕來往。民進黨執政期間，北京反而一邊保守底線，一邊歡迎綠營巨頭登陸，強化經貿交流；即便相關人士在島內責難北京打壓，大肆主張台獨。由此透露出只要積存充足政治能量，即便在意識形態、身份認同上尖銳對立，仍會獲取北京禮遇和實利交換。 環顧右方台灣再看看左方澳門，香港從政和社運人士自然而然得出結論，抗爭才能保自由爭民主，整個社會亦不自覺地滑入抗爭政治漩渦。說白了，香港泛民再反北京，其潛在威脅終難與執掌台島軍政財權的民進黨相提並論。參考北京對台綠營標準，為何只要放棄台獨，便可承認其執政地位並加強交往？香港泛民只要拒絕向港獨靠攏，為何就不能執政呢？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逢周五刊登

2013-03-22

歐洲有眾多歷史悠久，文化獨特的小國，近日因為金融及經濟危機而備受注目的塞浦路斯，即為其中之一。塞浦路斯是一島國，位處地中海之東，東、北面與土耳其隔海相望。然而，長期以來，島上居民多為希臘裔，因而至到如今，該國和希臘仍保持特殊的文化、社會、經濟和金融聯繫。及後，由於土耳其裔居民人數漸升，而兩族的對峙，最終引致土耳其出兵，遂把該國一分為二。靠北邊的三分一成土耳其區，而南邊的三分二，即為多數國家承認的塞浦路斯共和國，也就是這一輪銀行危機的主角。 民族、宗教、文化的對立，對歐洲國家和民眾而言，可謂家常便飯；流向衝突，充斥著古今歷史。遠在歐洲邊陲的塞浦路斯，似乎沒有甚麼了不起的理由，在國際政經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然而，恰恰因為其獨特的文化宗教背景，致使小小塞島的局勢，反映出歐洲、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微妙互動；而北約在歐洲的存在，也帶來了美國的角色。中世紀以前，天主教最大一次分裂，造成了羅馬教廷和東正教的並立。而希臘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則成東正教的傳人。冷戰結束未久，因著這份特殊的宗教、歷史因素，俄羅斯、烏克蘭和希臘，還建立了特殊的安全聯繫。例如，希臘向烏克蘭購買世界上最重型、最先進的「歐洲野牛」級氣墊登陸艇，其目的在於加強塞浦路斯的快速反應能力，以應對日益強大的土耳其軍力和島上駐軍。 此外，希臘更自俄羅斯購入先進的S-300防空導彈系統，以抵抗規模龐大的土耳其空軍。作為歐盟和北約一員，美國在東南歐的重要盟友，希臘上述軍備進口，以及在塞島上的布置，頗顯突兀。可堪玩味的是，同樣作為美國盟友和北約成員的土耳其，不但一直被拒加入歐盟，在塞浦路斯兩族對峙的問題上，一直被西方視為侵略方。在當中，宗教和種族因素是否具有決定性，就難以論定了；無論如何，我們尚未看到非白人、非基督教徒為主體的國家，加入歐盟的情況。 另一方面，由於土耳其是替美國守住東南歐，以及西亞關口，阻止俄羅斯、烏克蘭海、陸軍，自黑海向地中海、印度洋突破的第一守將；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部署的軍備，反而大部分向歐美購買，或取得准許證後，自行生產。由此，就可見美、俄因素干擾下，希臘、土耳其、塞浦路斯和整個歐洲的複雜關係。有著此一層背景，歐盟才對俄羅斯人在塞浦路斯的巨額存款，尤其敏感。而早在俄羅斯民眾和官方有所反應之前，已有不少西方媒體把塞浦路斯向莫斯科求援，理解為超出金融、經濟意義的政治動作。說到底，當德國這些經濟強國指責希臘、塞浦路斯等小國不負責任、不思進取之同時，上述小國在歐、美、俄這些大國的羽翼下生存，也並不容易；稍一不慎，便有傾覆之虞。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逢周五刊登

2013-03-15

在早前一個飯局，主辦者邀請一位極有份量的親北京立會議員出席，就普選方案與年輕學者交流。席間，筆者未敢隱晦，直言一些核心政治問題未解決，提出任何方案都沒有意義；本土政治發展和社會狀況，只會繼續艱難下去。最近，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多名香港代表在北京建議為2017首度普選設預選，再一次凸顯了《基本法》所定的政治和選舉制度，有不少難以實行的內容；如今，港人和北京都面對著巨大挑戰。 首先，預選機制提出者開宗明義，此辦法就是為了確保當選人不能「和中央對著幹」。反映了《基本法》所定，特首既由港人普選，又由中央任命的矛盾。若干年前，有泛民領袖提出，普選才是特首產生辦法的核心，中央任命僅屬行禮如儀；該說法一度為眾多港人支持，但已遭北京駁回。從邏輯上講，由於任命是實質的，普選只能具有從屬關係；北京最終確認或否決之日，才是特首誕生或難產之時。 問題卻在於，每當挑起愛國愛港爭論，從北京到中聯辦、港澳辦，卻一再有官員強調，絕大多數港人愛國愛港；既是如此，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候選人，便不可能不符合此要求。現實卻是，建制派即便在近年多次選舉中大有斬獲，卻從未跨過四成半門檻。屬全港性質的立會超級議席選舉結果，甚具指標意義。所謂預選機制和嚴防「鬧事者」當選，等於揭穿了港人普選和中央任命難以一致的事實；也間接說明自回歸至普選，一國兩制實行二十年在政治上有明顯缺失。 事件上，自回歸至今，泛民屢獲提名投身特首選戰。假如在普選之際，泛民反而因為新增預選而未能參與，則說明誰當選並不最重要，泛民不當選最重要；反過來推倒普選前歷次特首選舉的合理性，也從根本上否定了自1997年始，歷屆特區政府的權力基礎。其假設是，和中央對著幹的泛民會在普選中獲得多數港人支持，因而不能參選。反之，在選委中高票當選的歷任特首得到中央任命，則說明選委只體現北京意志，卻並不反映港人意願。否則，從選委到普選的制度性轉易，為何要加入預選？ 此外，早年爭論「政改四部曲」還是「五部曲」時，港人已有疑慮，北京隨政治需要而加插《基本法》不見的制度關卡。若實行在特首選舉條文中未見的「預選」，只會進一步削弱《基本法》作用和人大常委權威。在我們強調一國兩制總體方略造就了回歸前後繁榮穩定之際，也要承認《基本法》所制定的政治架構以及選舉制度，早已脫離社會現狀、民眾訴求和發展所需。無論民主是否潘朵拉，盒子早被打開，就再也合不上。要恨，就去恨彭定康去吧；無論願與不願，港人，只能一往無前。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3-03-08

本周初，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開幕會議上，發表其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在習近平「開短會」的呼籲下，該份報告的篇幅雖見縮減，仍可以視為溫氏對過往一屆，乃至兩屆總共十載工作的總結。筆者以為，在溫氏領導下，過去十年中國在各個領域，尤其是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可謂平之又平，平穩、平順，卻平庸。 成就方面，溫家寶強調中央政府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內生產總值從26.6兆元(人民幣，下同)倍增至51.9兆元；公共財政收入從5.1兆元升至11.7兆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8.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9.9%；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等實現重大突破，首艘航母入列等。 在政府工作不足方面，該份報告亦指出，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經濟下行及產能過剩矛盾加劇；企業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問題並存；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及政府支出增加矛盾凸顯；金融領域風險，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發展與環境矛盾尖銳，城鄉、區域發展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包括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障礙；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腐敗多發。 管治一個國家，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自是千頭萬緒談何容易。上述成績與不足互為因果，箇中關鍵在於自1990年代中財稅改革後，中央政府權重責輕，職能調整並非尚未到位而屬方向有誤；社會保障、經濟結構的制度改革裹足未前，從而造成今天中國續向前行的障礙。在過去十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上升5.5倍，但社會經濟體量僅擴充4.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更低於此值。說明經濟資源和生產力持續向中央政府集中，開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倒車。 此舉固然造就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科技項目的成功；然而，國富民貧強幹弱枝的財稅安排和分配原則，卻直接造成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機，以及普羅百姓的生活問題，甚或導致貪瀆現象的惡化，全面掏空中國持續發展的潛力和動力。當中央抽取大筆稅金作戰略投資，央企業務增長則受制度性壟斷保障；直接關顧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責任卻由地方承擔。當經濟發展成果不能轉化為省市稅收增長，社福開支、民眾期望又持續上升，賣地遂成為最方便也最有效的財政隙縫填補之道。與此同時，溫家寶卻在報告中大談壓抑樓價之道，豈非捨本逐末哉？追本溯源，只要中央政府少與民爭利，多為民眾謀福祉，深化市場改革，釋放民企生產力，已見失衡的社會經濟發展，自會見到曙光。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3-03-01

新政府上任後，留任的曾俊華(圖)，發表其首份財政預算案。對該預算案持肯定態度者，如民建聯等，稱之為平實。亦有評論認為，相關部門早已吹淡風，有效管理市民預期。更有聽眾致電財爺熱線，認為該案了無新意。而工商界立會議員，雖未對其大肆抨擊，但失望之情流於言表。簡言之，「梁曾組合」的首份預算案，保守有餘創見不足。可以說，作為實質施政藍圖和根據，在該份預算的制約下，起碼在未來一年，香港社會經濟問題既未觸及根本，自必無法從根本改善。 必先指出，審慎理財不等於不作制度性、系統性、原則性檢討。現代國家和國際都會管治體制和運作機理，不論走市場還是計劃經濟、民主選舉還是一黨獨大，大多採用任期制，夠鐘就換人。皆因現代社會內外因素瞬息萬變，時隔數年便須更換大腦，檢視前任的價值判斷、理財思維和施政方針。換言之，每一任財相財長，都應當秉持謹慎而負責任的態度制定預算；然而，對於收入來源、戰略投資、產業方略，以及社福開支的起伏變易，應當有敏銳動察力和預見。毫無疑問，曾俊華多份預算案，未符上述要求。亦因此，過去多年來，「曾曾組合」的施政理念和財經措施，總是落後於香港及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所需。 連年被詬病的嚴重錯估財政盈餘，一方面反映市民和商界質疑財政司，有否客觀預估政府收支狀況的意願。另一方面，亦說明香港實際稅收狀況，和訂定長遠財政規劃的制度性矛盾；所謂難以預估、非恆常性的財政收入，究竟應否為了切合香港長遠經濟發展和財務狀況，而再作審視並重新定位？數十年來，穩定且可預估的利得稅、薪俸稅，一直只佔政府入收不到一半。相反，政府自房產和投資市場所得賣地、差餉、印花收入，數額之巨，竟不下於此。問題卻在於，政府自土地、房產和證券市場所得巨額收入，從絕對數到比例上講，主要來自中產。從本質上講，香港稅制既非累進，亦非累退，而是扭曲地由中間收入階層負擔對基層的醫療、教育和社福補貼。超低「直接稅率」的受益群體，卻只限於財閥。可以說，對於絕大多數經濟體來說極端怪異，對殖民地來說卻十分普遍的財稅體系，卻因為憲政制度和原有官員的保留，而在香港固態化。 在公共開支持續上升，中產家庭和賦稅壓力日重的情況下，放棄高地價政策，加大企業利得稅累進幅度，就成為二而為一的戰略考慮。就此而言，香港歷年財政預算所反映的深層問題，與其說是社會經濟失衡，不如說是去殖工程、政治體制和行政系統的滯後，延宕了香港的進步。若不有所作為，香港自必蹉跎下去。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3-02-22

在此，先要感謝《am730》給予機會，讓筆者在此與讀者交流；接下來，本欄會探討三方面的議題。一、中美在亞太的競合，以及相關國家的應對。二、中國及周邊經濟體，在城鎮化、資訊化過程中，面對的發展瓶頸與機遇。三、香港邁向普選之際，社會、經濟、文化的一系列轉變和可能。毫無疑問，不限於本地範疇，在中國和亞太宏闊前景中，香港和港人自有其獨特角色，各種意見碰撞砥礪尤為重要。但願此方格之地，亦可起尺寸之功，成為言之有物的交流平台。  我們先行討論九巴加價所折射的問題。自2011年加價至今，事隔兩年，九巴獲准加價4.9%，其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無論有否被誇大，巴士公司經營困難早非新聞。在在反映香港作為高唱自由主義經濟體，面對社會訴求和政治體制演變帶來的窒困。一方面，九七回歸並沒有成為「小政府‧大市場」理財、發展哲學的陰陽界。和經濟體量、歷史背景多所近似的新加坡不同，港府並不直接提供廉價交通服務。然而，隨著地區組織和議會壓力日增，港府在平衡企業利益和民生訴求時，對服務、價格的規管日嚴，則尤為明顯。 問題是，港府作為港鐵大股東，「球證兼球員」早被責難。而港鐵不獨在交通領域，對房產市場更是參與日深。究竟今天的港府，對其自身在上述戰略行業的角色，有否深切思量，並設定長遠方向？以九巴加價為例，一方面，港府透過區議員施壓，致使裁撤低效路線變成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又以法定權力限制加幅。但在聯匯制度下，香港失卻調整外部價格的手段，本地貨幣發行機構放棄調節輸入性通脹的權力；能源、設備、車隊的成本，不能靈活、直接反映至票價。加上當今大眾對工資工時、工作狀態、環保要求更見關注，集體運輸企業的經營彈性日低。 進一步引申的問題是，因政治考慮而保留低效路線，真正的補貼者是少數盈利路線的乘客，而並非巴士公司本身，情況就如西歐福利主義國家中產納稅人的窘困。加價加稅對大財團和富裕家庭幾無影響，所造成實質和心理壓力，多由中高受薪階層承擔。經濟暢旺時，局面尚可維持。然而，如上所述，以大眾利益為名，民代施壓為手段，政府透過價格規管左右供求平衡，斷不會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機會。當鄰近經濟體，尤其是華東、華南大中城市的崛興，本土政治計算造成經濟效益的犧牲，自然降低了香港的競爭力。說到底，巴士票價和樓價的廉與昂，只是相對於居民收入增長而言，豈有客觀合理水平可言？慮及此，政府有否氣魄面對本土產業空洞化、生產力及工資增長極緩等問題，才真正值得我等關注。   作者為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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