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 - 許楨
2013-04-26

近兩星期,世界各地大新聞特別多,中國大陸先發生了四川大地震死傷以萬計,沒過幾天,新疆南部發生的恐怖襲擊,也造成逾十名國人死傷。此前,美國波士頓馬拉松也受到炸彈襲擊;雖然死傷人數遠不能和「九一一」事件相提並論,然而,由兩頭年輕獨狼,單憑幾枚自製壓力鍋炸彈,就造成千百人死傷,也實在叫該國民眾膽寒,執法及安全部門神傷。至於肥料廠大爆炸,亦成為美國近世少見的嚴重意外。 回到東亞,朝韓繼續你來我往,劍拔弩張;圍繞釣魚台列島,陸、台、日間上演了「三角演義」。在東京和台北簽訂漁業協議之際,馬英九事隔多年,再度出席海陸空三軍實彈「漢光演習」。馬氏並明言,兩岸關係緩和固為事實,但大陸導彈對台灣的威脅,卻未有一天稍停過;因此,相關實彈演習殊為必要。及後,中、日執法船隻數十艘在釣魚台海域追逐,亦為數十年未見之事。 未想到,一宗湯顯明宴請內地官員案,將上述種種國內外大事件從新聞頭條拉扯而下,似乎還要吸引諸位看官眼球好一段時日。說到底,相關報道反映了作為特首任命的重要公職人士,嚴格而言並非公務員、高級官僚的廉政專員,在宴請、放禮、用酒方面如此疏失,即便未有干犯規條,也會因為自我期許低劣,而傷害了廉政公署的名譽地位。 作為企業或公共機關的管理者,自己簽單自己花錢,其實十分常見,而且皆如是。目下所知湯氏宴請京官,所超出一般水平的花費,實亦不算驚人,畢竟,一年中有數次幾萬元的飲宴,從金額、頻率到宴請對象,亦未予人突兀之感。須知道,內地檢察、法律部門確為廉署主要合作對象,與相關機構的領導建立良好關係,並無不可理解之處。 問題卻在於湯顯明大有化公為私之嫌。和其他公共或受政府資助的部門一樣,廉政專員應該代表公署向參訪者或合作對象致送紀念品。據媒體所知,湯顯明向內地官員贈送圍巾、相機、生肖石雕等物品,明顯不符合此一原則,而淪為根據對方喜好、需求而度身而訂造的禮物。 湯顯明用納稅人的錢,滿足任何人的物資需求,可視為公帑私用。最叫人驚愕的,是湯顯明在首個,也是唯一個正式回應中,指上述指控與其出任全國政協有關。難道有人心虛,怕別人指他得此名位,是因用公帑「量廉署之物力,結京官之歡心」的延報報酬?須知道延後報酬不一定是金錢形式,政治或權力延後報酬,也會嚴重損害社會的公平公義。而這一點,正正是廉署必須堅持守護的。假如此事當真為政治迫害、秋後算帳,結連近日提堂的唐英年九龍塘僭建案,位居政務司長,也曾公開質疑執法不公、有意刁難;湯顯明的捉鬼遊戲陰謀論,還真不知如何落幕。希望湯顯明能盡速解畫,將事實之全部公之於眾,而不要作似有還無,引導市民往政治鬥爭想像的論說。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3-04-19

現今的主流國家的閱兵、婚禮,甚或葬禮,從形式、內容到氛圍,大多源於歐洲,或高度模仿歐洲,例如本周三倫敦上午舉行的戴卓爾夫人葬禮,在肅穆之餘,亦反映基督徒的精神狀態,以及英國人的氣質、素質;雖未至於置生死於度外,但的確表現出舉重若輕,了無遺恨,不禁想起戴安娜王妃的兄弟、子姪,送其遠走之際,所表現的鎮定、克制和從容,實亦展現英國民族和皇族的雍容。 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禮葬舉行前後,在英國引發不少爭議。另一邊廂,卻有香港政壇元老,以及倫敦華埠居民,認為戴卓爾夫人未為香港普選和民主化定下方向與步伐,成為今天政局混亂根源云云。實在難以想像,戴卓爾夫人及其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抱持甚麼理由,透過何種方法,去爭取或推進香港的民主事業?誠如上周本欄所言,戴卓爾夫人主義的核心,是白人至上,或言英格蘭利益至上主義。歐洲英、法、德等國有舉辦大型航空展覽的傳統,作為展現各自宇航產品與技術的平台,力求在國際競爭中佔優。戴卓爾夫人把握參觀英國航空公司的機會,就該企業計劃更改標誌,棄用所謂「英國紅」而表達強烈不滿。把國旗,嚴格而言只是英格蘭十字旗的紅、白顏色圖騰化,本身就是極狹隘的民族主義,自然讓現代自由派極端反感。 可以說,假如英國在文化、教育、移民政策上毫不鬆動地遵循「戴卓爾夫人主義」,今天,就沒有那麼多中東、南亞和東歐企業家到該國拓展事業並定居。須知道,英國的阿拉伯和印度裔居民,尤其是後者的收入、財富,甚至學識,都遠比白人為高,這結論有大量統計數據支持。當貝理雅成為繼戴卓爾夫人之後,另一個長期執掌唐寧街十號的政治領袖,貝氏明智地對國策作適當調整,才維持了今天英國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面貌。 從另一角度想,和香港一樣,南非本就是侵佔別國領土;英人不義在先,戴卓爾夫人還要支援該國英裔作種族隔離統治。賣軍火的是英國,竟然稱曼德拉是恐怖分子。從戴卓爾夫人極端的意識形態觀之,難道她認為黃皮膚比黑皮膚優勝,可以管好自己,統治香港?透過鍾士元、譚惠珠等人,保守黨政府只打算延續其實質統治,何曾有把三個不公平條約的廢存,和香港的民主化,以及本土社會發展掛鈎? 在此背景下,我們該當如何理解其時香港社運、學運、民運,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民主回歸」口號與論述?政治領袖蓋棺之際,其功過每每難以論定,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見解和感受。然而,對於史實,以及在上位者決策背景與公開立場,則應當有大體一致的認知;否則,即是對歷史正義的背棄和無視。關於這一點,本欄將繼續探討。

2013-04-12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以87歲高齡離開這個世界。她不但是英國至今唯一女首相,任期橫跨整個1980年代,更直接領導英政府參與香港回歸歷程。觀乎此,再考慮到她過人的剛毅與魅力,國際和本土媒體,對其死訊和政治遺產連篇報道,亦殊不出奇。 有意思的是,戴卓爾夫人離世當日,本港媒體所作報道,以及曾與之接觸的政壇元老,竟然大多尊之崇之,並謂之戴氏於香港回歸歷程,貢獻甚豐云云。筆者承認,對於本土或國際保守派人士,本就不存好感。問題是,就事論事,戴卓爾夫人及其代表的政治信念和利益集團,就真的有甚麼創見值得推崇,有甚麼善政值得懷緬嗎?竊以為,戴卓爾夫人及其執政團隊有幾項或與香港相關,或無關的重要決策,足以說明她的價值觀念,並不屬於當世,更不指向未來,而僅僅屬於過去。 不講居港權單談越南船民問題。與其說戴卓爾夫人疑歐,不如說其親美。恰恰於其上台之前,美國兵敗越南,越南難民、船民問題,困擾美國在東亞的盟國。而作為列根第一盟友,戴卓爾夫人在既未徵詢港人,又未考慮香港政經、安全、社會利益下,命殖民地政府無條件收容船民;最終人數竟達數十萬之多,對本港公共開支造成負擔。然而,英國本土收容的越南人,不及香港百分一;甚或比其他歐陸大國更少。 此外,戴卓爾夫人和愛爾蘭共和軍針鋒相對以暴易暴;以及倫敦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作政治經濟及軍事支援,亦大開歷史潮流之倒車。總之,為了顧及英國,甚或只是英格蘭人利益,被統治之異族或殖民地的尊嚴、公義,被肆意踐踏。如果沒有冷酷野蠻的蘇俄作映襯,戴卓爾夫人亦不過如邱吉爾般,既是英格蘭民族英雄,復為別族的壓迫者罷了。 最諷刺的是,其極右經濟主張在英國樹立並延續三分一世紀後,該國卻正式淪為二流國家。其綜合國力,竟然在過去數十年,逐步而全面落後於德、法。由於工會被打散,政府在製造及相關行業的角色消退,資金流動、擴充備受鼓勵;卒之,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幾乎放棄所有輕重工業,更遑論漁農。與之相反,德國、法國不但成為歐洲大陸政經核心,其發展模式亦大異於英美。在金融、貿易取得相關進展同時,德、法政府對科研和生產投入,亦遠積極於戴卓爾夫人開啟的當代英國模式。在放棄社會公義和平衡發展之同時,英國經濟卻未見特別活躍並具後勁。戴卓爾夫人走了並不可悲,可悲的是其身後英國,不管在政治還是經濟領域,只能活在昨天,而沒有明天。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3-04-05

兩會期間建制派從北京傳回普選必先預算,所引發的爭議說明《基本法》以及其後人大就普選所作說明,從理念、制度到實施都有著各種矛盾。當北京和港人在價值觀、重大歷史事件理解,始終落差巨大;而彼此命運、利益又難以割捨,作為紐帶和平衡點的行政長官該當如何產生,自然成為複雜的政治工程。近日,喬曉陽到深圳向建制派講話;重點之一,是引1987年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時語:「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嗎?」喬氏點明「這是個反問句,回答應是不一定」。 喬氏引鄧小平語,說明北京承認兩點;第一,在開放情況下,港人不見得會選符合北京愛國標準的候選人。第二,相對於港人意願,符合北京標準才是第一位。從邏輯上講,港式「普選」不會解決少數政府問題。一國兩制本為台灣而設,就在中共以此向國民黨表善意之際,台灣自八十年代起,從省市縣普選走向全島民主化。在東亞眾多親美極右獨裁者中,蔣經國以最低社會代價、最高政治成就,順利終結了家族統治和白色恐怖。 打從那時起,台灣政壇就再沒任何勢力,獲取民意授權接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島內政治現實,演化為台灣人權益和意願凌駕兩岸,尤其是大陸利益考慮。換句話說,以不統不獨維持「兄弟之邦」關係,台北不再以對抗北京為政治主軸,成為兩岸交好的默契;但本質上,這是台灣人的選擇,而不直接出於北京的脅逼、指令。弔詭的是,台灣人在民主路上丟棄了「中國」;對大陸人權的關注,對六四事件的悼念,比之香港民眾、媒體相去極遠,反而造就兩岸交往相安無事。 北京在港、澳實施「一國兩制」所表現的實用主義,更進一步推翻了兩岸以此模式統一的可能,亦埋下香港抗爭運動的種子。在李登輝、陳水扁任內,無論北京如何文攻武嚇,也沒有斷絕來往。民進黨執政期間,北京反而一邊保守底線,一邊歡迎綠營巨頭登陸,強化經貿交流;即便相關人士在島內責難北京打壓,大肆主張台獨。由此透露出只要積存充足政治能量,即便在意識形態、身份認同上尖銳對立,仍會獲取北京禮遇和實利交換。 環顧右方台灣再看看左方澳門,香港從政和社運人士自然而然得出結論,抗爭才能保自由爭民主,整個社會亦不自覺地滑入抗爭政治漩渦。說白了,香港泛民再反北京,其潛在威脅終難與執掌台島軍政財權的民進黨相提並論。參考北京對台綠營標準,為何只要放棄台獨,便可承認其執政地位並加強交往?香港泛民只要拒絕向港獨靠攏,為何就不能執政呢?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 逢周五刊登

2013-03-22

歐洲有眾多歷史悠久,文化獨特的小國,近日因為金融及經濟危機而備受注目的塞浦路斯,即為其中之一。塞浦路斯是一島國,位處地中海之東,東、北面與土耳其隔海相望。然而,長期以來,島上居民多為希臘裔,因而至到如今,該國和希臘仍保持特殊的文化、社會、經濟和金融聯繫。及後,由於土耳其裔居民人數漸升,而兩族的對峙,最終引致土耳其出兵,遂把該國一分為二。靠北邊的三分一成土耳其區,而南邊的三分二,即為多數國家承認的塞浦路斯共和國,也就是這一輪銀行危機的主角。 民族、宗教、文化的對立,對歐洲國家和民眾而言,可謂家常便飯;流向衝突,充斥著古今歷史。遠在歐洲邊陲的塞浦路斯,似乎沒有甚麼了不起的理由,在國際政經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然而,恰恰因為其獨特的文化宗教背景,致使小小塞島的局勢,反映出歐洲、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微妙互動;而北約在歐洲的存在,也帶來了美國的角色。中世紀以前,天主教最大一次分裂,造成了羅馬教廷和東正教的並立。而希臘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則成東正教的傳人。冷戰結束未久,因著這份特殊的宗教、歷史因素,俄羅斯、烏克蘭和希臘,還建立了特殊的安全聯繫。例如,希臘向烏克蘭購買世界上最重型、最先進的「歐洲野牛」級氣墊登陸艇,其目的在於加強塞浦路斯的快速反應能力,以應對日益強大的土耳其軍力和島上駐軍。 此外,希臘更自俄羅斯購入先進的S-300防空導彈系統,以抵抗規模龐大的土耳其空軍。作為歐盟和北約一員,美國在東南歐的重要盟友,希臘上述軍備進口,以及在塞島上的布置,頗顯突兀。可堪玩味的是,同樣作為美國盟友和北約成員的土耳其,不但一直被拒加入歐盟,在塞浦路斯兩族對峙的問題上,一直被西方視為侵略方。在當中,宗教和種族因素是否具有決定性,就難以論定了;無論如何,我們尚未看到非白人、非基督教徒為主體的國家,加入歐盟的情況。 另一方面,由於土耳其是替美國守住東南歐,以及西亞關口,阻止俄羅斯、烏克蘭海、陸軍,自黑海向地中海、印度洋突破的第一守將;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部署的軍備,反而大部分向歐美購買,或取得准許證後,自行生產。由此,就可見美、俄因素干擾下,希臘、土耳其、塞浦路斯和整個歐洲的複雜關係。有著此一層背景,歐盟才對俄羅斯人在塞浦路斯的巨額存款,尤其敏感。而早在俄羅斯民眾和官方有所反應之前,已有不少西方媒體把塞浦路斯向莫斯科求援,理解為超出金融、經濟意義的政治動作。說到底,當德國這些經濟強國指責希臘、塞浦路斯等小國不負責任、不思進取之同時,上述小國在歐、美、俄這些大國的羽翼下生存,也並不容易;稍一不慎,便有傾覆之虞。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逢周五刊登

2013-03-15

在早前一個飯局,主辦者邀請一位極有份量的親北京立會議員出席,就普選方案與年輕學者交流。席間,筆者未敢隱晦,直言一些核心政治問題未解決,提出任何方案都沒有意義;本土政治發展和社會狀況,只會繼續艱難下去。最近,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多名香港代表在北京建議為2017首度普選設預選,再一次凸顯了《基本法》所定的政治和選舉制度,有不少難以實行的內容;如今,港人和北京都面對著巨大挑戰。 首先,預選機制提出者開宗明義,此辦法就是為了確保當選人不能「和中央對著幹」。反映了《基本法》所定,特首既由港人普選,又由中央任命的矛盾。若干年前,有泛民領袖提出,普選才是特首產生辦法的核心,中央任命僅屬行禮如儀;該說法一度為眾多港人支持,但已遭北京駁回。從邏輯上講,由於任命是實質的,普選只能具有從屬關係;北京最終確認或否決之日,才是特首誕生或難產之時。 問題卻在於,每當挑起愛國愛港爭論,從北京到中聯辦、港澳辦,卻一再有官員強調,絕大多數港人愛國愛港;既是如此,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候選人,便不可能不符合此要求。現實卻是,建制派即便在近年多次選舉中大有斬獲,卻從未跨過四成半門檻。屬全港性質的立會超級議席選舉結果,甚具指標意義。所謂預選機制和嚴防「鬧事者」當選,等於揭穿了港人普選和中央任命難以一致的事實;也間接說明自回歸至普選,一國兩制實行二十年在政治上有明顯缺失。 事件上,自回歸至今,泛民屢獲提名投身特首選戰。假如在普選之際,泛民反而因為新增預選而未能參與,則說明誰當選並不最重要,泛民不當選最重要;反過來推倒普選前歷次特首選舉的合理性,也從根本上否定了自1997年始,歷屆特區政府的權力基礎。其假設是,和中央對著幹的泛民會在普選中獲得多數港人支持,因而不能參選。反之,在選委中高票當選的歷任特首得到中央任命,則說明選委只體現北京意志,卻並不反映港人意願。否則,從選委到普選的制度性轉易,為何要加入預選? 此外,早年爭論「政改四部曲」還是「五部曲」時,港人已有疑慮,北京隨政治需要而加插《基本法》不見的制度關卡。若實行在特首選舉條文中未見的「預選」,只會進一步削弱《基本法》作用和人大常委權威。在我們強調一國兩制總體方略造就了回歸前後繁榮穩定之際,也要承認《基本法》所制定的政治架構以及選舉制度,早已脫離社會現狀、民眾訴求和發展所需。無論民主是否潘朵拉,盒子早被打開,就再也合不上。要恨,就去恨彭定康去吧;無論願與不願,港人,只能一往無前。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3-03-08

本周初,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開幕會議上,發表其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在習近平「開短會」的呼籲下,該份報告的篇幅雖見縮減,仍可以視為溫氏對過往一屆,乃至兩屆總共十載工作的總結。筆者以為,在溫氏領導下,過去十年中國在各個領域,尤其是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可謂平之又平,平穩、平順,卻平庸。 成就方面,溫家寶強調中央政府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內生產總值從26.6兆元(人民幣,下同)倍增至51.9兆元;公共財政收入從5.1兆元升至11.7兆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8.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9.9%;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等實現重大突破,首艘航母入列等。 在政府工作不足方面,該份報告亦指出,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經濟下行及產能過剩矛盾加劇;企業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問題並存;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及政府支出增加矛盾凸顯;金融領域風險,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發展與環境矛盾尖銳,城鄉、區域發展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包括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障礙;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腐敗多發。 管治一個國家,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自是千頭萬緒談何容易。上述成績與不足互為因果,箇中關鍵在於自1990年代中財稅改革後,中央政府權重責輕,職能調整並非尚未到位而屬方向有誤;社會保障、經濟結構的制度改革裹足未前,從而造成今天中國續向前行的障礙。在過去十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上升5.5倍,但社會經濟體量僅擴充4.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更低於此值。說明經濟資源和生產力持續向中央政府集中,開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倒車。 此舉固然造就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科技項目的成功;然而,國富民貧強幹弱枝的財稅安排和分配原則,卻直接造成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機,以及普羅百姓的生活問題,甚或導致貪瀆現象的惡化,全面掏空中國持續發展的潛力和動力。當中央抽取大筆稅金作戰略投資,央企業務增長則受制度性壟斷保障;直接關顧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責任卻由地方承擔。當經濟發展成果不能轉化為省市稅收增長,社福開支、民眾期望又持續上升,賣地遂成為最方便也最有效的財政隙縫填補之道。與此同時,溫家寶卻在報告中大談壓抑樓價之道,豈非捨本逐末哉?追本溯源,只要中央政府少與民爭利,多為民眾謀福祉,深化市場改革,釋放民企生產力,已見失衡的社會經濟發展,自會見到曙光。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周五刊登

2013-03-01

新政府上任後,留任的曾俊華(圖),發表其首份財政預算案。對該預算案持肯定態度者,如民建聯等,稱之為平實。亦有評論認為,相關部門早已吹淡風,有效管理市民預期。更有聽眾致電財爺熱線,認為該案了無新意。而工商界立會議員,雖未對其大肆抨擊,但失望之情流於言表。簡言之,「梁曾組合」的首份預算案,保守有餘創見不足。可以說,作為實質施政藍圖和根據,在該份預算的制約下,起碼在未來一年,香港社會經濟問題既未觸及根本,自必無法從根本改善。 必先指出,審慎理財不等於不作制度性、系統性、原則性檢討。現代國家和國際都會管治體制和運作機理,不論走市場還是計劃經濟、民主選舉還是一黨獨大,大多採用任期制,夠鐘就換人。皆因現代社會內外因素瞬息萬變,時隔數年便須更換大腦,檢視前任的價值判斷、理財思維和施政方針。換言之,每一任財相財長,都應當秉持謹慎而負責任的態度制定預算;然而,對於收入來源、戰略投資、產業方略,以及社福開支的起伏變易,應當有敏銳動察力和預見。毫無疑問,曾俊華多份預算案,未符上述要求。亦因此,過去多年來,「曾曾組合」的施政理念和財經措施,總是落後於香港及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所需。 連年被詬病的嚴重錯估財政盈餘,一方面反映市民和商界質疑財政司,有否客觀預估政府收支狀況的意願。另一方面,亦說明香港實際稅收狀況,和訂定長遠財政規劃的制度性矛盾;所謂難以預估、非恆常性的財政收入,究竟應否為了切合香港長遠經濟發展和財務狀況,而再作審視並重新定位?數十年來,穩定且可預估的利得稅、薪俸稅,一直只佔政府入收不到一半。相反,政府自房產和投資市場所得賣地、差餉、印花收入,數額之巨,竟不下於此。問題卻在於,政府自土地、房產和證券市場所得巨額收入,從絕對數到比例上講,主要來自中產。從本質上講,香港稅制既非累進,亦非累退,而是扭曲地由中間收入階層負擔對基層的醫療、教育和社福補貼。超低「直接稅率」的受益群體,卻只限於財閥。可以說,對於絕大多數經濟體來說極端怪異,對殖民地來說卻十分普遍的財稅體系,卻因為憲政制度和原有官員的保留,而在香港固態化。 在公共開支持續上升,中產家庭和賦稅壓力日重的情況下,放棄高地價政策,加大企業利得稅累進幅度,就成為二而為一的戰略考慮。就此而言,香港歷年財政預算所反映的深層問題,與其說是社會經濟失衡,不如說是去殖工程、政治體制和行政系統的滯後,延宕了香港的進步。若不有所作為,香港自必蹉跎下去。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2013-02-22

在此,先要感謝《am730》給予機會,讓筆者在此與讀者交流;接下來,本欄會探討三方面的議題。一、中美在亞太的競合,以及相關國家的應對。二、中國及周邊經濟體,在城鎮化、資訊化過程中,面對的發展瓶頸與機遇。三、香港邁向普選之際,社會、經濟、文化的一系列轉變和可能。毫無疑問,不限於本地範疇,在中國和亞太宏闊前景中,香港和港人自有其獨特角色,各種意見碰撞砥礪尤為重要。但願此方格之地,亦可起尺寸之功,成為言之有物的交流平台。  我們先行討論九巴加價所折射的問題。自2011年加價至今,事隔兩年,九巴獲准加價4.9%,其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無論有否被誇大,巴士公司經營困難早非新聞。在在反映香港作為高唱自由主義經濟體,面對社會訴求和政治體制演變帶來的窒困。一方面,九七回歸並沒有成為「小政府‧大市場」理財、發展哲學的陰陽界。和經濟體量、歷史背景多所近似的新加坡不同,港府並不直接提供廉價交通服務。然而,隨著地區組織和議會壓力日增,港府在平衡企業利益和民生訴求時,對服務、價格的規管日嚴,則尤為明顯。 問題是,港府作為港鐵大股東,「球證兼球員」早被責難。而港鐵不獨在交通領域,對房產市場更是參與日深。究竟今天的港府,對其自身在上述戰略行業的角色,有否深切思量,並設定長遠方向?以九巴加價為例,一方面,港府透過區議員施壓,致使裁撤低效路線變成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又以法定權力限制加幅。但在聯匯制度下,香港失卻調整外部價格的手段,本地貨幣發行機構放棄調節輸入性通脹的權力;能源、設備、車隊的成本,不能靈活、直接反映至票價。加上當今大眾對工資工時、工作狀態、環保要求更見關注,集體運輸企業的經營彈性日低。 進一步引申的問題是,因政治考慮而保留低效路線,真正的補貼者是少數盈利路線的乘客,而並非巴士公司本身,情況就如西歐福利主義國家中產納稅人的窘困。加價加稅對大財團和富裕家庭幾無影響,所造成實質和心理壓力,多由中高受薪階層承擔。經濟暢旺時,局面尚可維持。然而,如上所述,以大眾利益為名,民代施壓為手段,政府透過價格規管左右供求平衡,斷不會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機會。當鄰近經濟體,尤其是華東、華南大中城市的崛興,本土政治計算造成經濟效益的犧牲,自然降低了香港的競爭力。說到底,巴士票價和樓價的廉與昂,只是相對於居民收入增長而言,豈有客觀合理水平可言?慮及此,政府有否氣魄面對本土產業空洞化、生產力及工資增長極緩等問題,才真正值得我等關注。   作者為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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