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長將成立未來基金,要把部分儲備鎖起應付未來所需。但醫院爆棚,人命關天,未必等得到未來。庫房水浸,見死不救、有傷不治已非公共財政問題,而是牽涉道德和孝義的罪過(ethical issue)。 政府還打算在未來兩年共削減開支2%,這更令人費解:何以醫療服務需求最大,最應增加病床和醫生時,反而倒行逆施,不加反減?我不相信任何見過今年流感的港人會認同。但面對如此脫離現實的理財哲學,議員未為民發聲;而市民亦無反應,反而只關心退稅或政改。 五年來財爺原本預測赤字共2百多億,最後卻製造了5,700億盈餘。今天不如大家事後孔明一下﹕若5年前就知道2010至14年,社會經濟有如此璀璨發展,但龐大需求令硬件不足;若你是財爺,回到5年前從頭來過,你會把社會經濟的投資增還是減,將香港造大還是造細呢?你想香港老幼各取所求,還是各有所爭,製造矛盾? 財爺又指未來基金可追求較高回報。但有甚麼投資會比Hong Kong Inc.本身更好?若把5,700億盈餘視作政府5年前可用儲備約10,000億的投資收益,回報率高達54%!而同期外匯基金的回報率只有14%。觀乎財爺估算誤差近6,000億,這可觀回報應屬意料之外。無心插柳也成蔭,若有心栽種,回報高一倍應不是難事。 與同區對手比,香港經濟早已輸到「離行離列」而不自知:香港人均GDP領先了新加坡30年,但在2004年被對方趕過,現已落後45%;回歸時人均GDP只有香港六成的澳門,今天已是香港的2.4倍,是全球第四高!若按GDP總量計算,今年廣州、深圳、天津勢將爬香港頭,更不用說早已高於香港的北京、上海。連年投資嚴重不足(underinvestment)已令部分顧客、投資者、人才捨港而去。理大酒店管理全球排行第二,卻沒有新酒店供畢業生管理。香港現在有7萬多間酒店房,比澳門多1倍。但未來幾年,香港只會增加約7千間(約10%),而澳門則增加3萬多間到約7萬間,增幅約100%,不久亦會趕過香港。若你是理大酒管畢業生,你想到澳門還是留港管理酒店?若我們費盡心血栽培,卻要像菲律賓般把自己最出色的年輕人出口;已發展的香港要用接近第三世界的模式,這很難說是文明進步。 文明社會需要民主選舉、經濟發展等多個元素,每個都不可或缺,但任何一個都不充足(necessary but individually insufficient)。若大家仍不看清大圖畫,只在政治格子內打生打死,香港前景堪虞。另外,多個關鍵政策局均直屬財爺管轄,港人必須合力改正公共理財哲學,因應社會經濟所需投資。否則,無論官員多想為民「有為」,也因沒有財政資源配合,最終只能無奈說聲「無謂」。 縱然如此,此刻我們依然樂觀。香港坐享全球獨有的結構性機遇,只要港人冷靜利用客觀事實和數據,勇敢、誠實地為老、中、青三代福祉作正確抉擇,把「無謂」變「無畏」,重新上路,把香港建成文明社會,兼顧老幼,定能為香港寫下最美好的黃金五十年。
上次本欄提及,文明社會的基本標準應包括兩個:1.老弱傷殘,有所照顧;2.下一代的日子過得比自己一代好。可惜回顧往年,社會議政「風馬牛不相及」,但願今年港人能祥和冷靜,理性討論。其中,「退休保障」便是好例子。現在大家都爭論政府每月應該給長者3,000元還是4,000元、應否有資產審查等。但要保障現時100萬並將在15年間增加1.2倍至220萬的退休長者,不增加病床、老人院,只有錢便夠嗎﹖當然不夠,以醫療服務為例,全港便至少要增加51%的病床應付人口老化。 假設香港總共有100張病床,只有10張在私營醫院,其餘90張都屬公營。當中,65歲以上長者使用了大約一半(44張)。隨着長者增加1.2倍,並計及長者所需的醫療照顧是非長者的6倍,便需要額外51張病床,即現時私營醫院總容量的5倍﹗除非在未來15年,每間私營醫院都擴充5倍或在公營醫院增加六成床位,否則港人的退休保障勢必嚴重變差。 現在全港約有1.4萬張病床由長者使用。目前的醫療和安老設施支援全港100萬名長者已供不應求,當長者數目增至220萬時,情況實不堪想像:病倒沒有醫院住,要人照顧卻沒有安老院舍,屆時香港安老情況勢淪為第三世界,說是可比被伊波拉侵襲的西非亦不為過,遑論要做文明社會。 大家可以算算帳:在本港一對70歲的夫婦,有40%的機會至少其中一方會患上癌症。大腸癌是香港第二號癌症殺手,私營醫院手術費用可高達70萬元。即使有政府每月3,000元退休金,一場大病便等於20年的退休金﹗事實上,美國中產破產的個案,有一半正是由於醫療費用高昂所致。所以,香港的退休保障必須由供應著手,把公營醫療體系的病床和醫護人手增加六成,增建9間大型醫院應付,而不是靠現在討論的自願醫保作「門面處理」。 上星期三政府公布預算案。過去5年,政府可用的各種盈餘(財政盈餘、派糖加上基金注資)高達5,700億,等於370萬打工仔人均為庫房產生15萬元盈餘。政府在極短時間內累積巨額盈餘,絕對史無前例,足證我們早前預測的黃金五年(2010至14年)好景經已應驗。這筆錢足以興建57間瑪麗醫院,既然社會有需要,錢又不是問題;要把香港建成全球長者退休保障最佳地方,只要大家認事論事,自會水到渠成。如果今天的醫療問題明天才處理,等到醫院落成時,可能正在等候治療的病人,早已像每年5千名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逝世的長者般不在人世了。 再者,如此成績是在全球經濟需求不足、面臨通縮、政府赤字環境中創出,香港的盈餘更顯難能可貴。可惜香港社會對自身潛質與問題都不甚了了,並無善用公共資源,白白派去不少。新年伊始,但願港人有力有心,在討論政改之餘,也不要耽誤影響每一個家庭未來的退休及醫療問題。
羊年伊始,謹祝各位讀者身體健康。我信社會發展最終目的離不開創建及維繫一個文明社會(make and maintain a civil society),但須多條腿走路:要有直選元素的政制,讓市民參與選擇領袖,亦要有繁榮經濟、完善法治、優良教育等。每個因素都不可或缺,但只有其中一個都不足以(necessary but individually insufficient)支持文明社會。正如花朵同時需要水分、肥料和陽光,缺少任何一樣,多優良的品種也只有枯萎一途。 近在眼前的例子有希臘。該國稅收在去年12月按月減少7%,到今年3月國庫更可能「乾塘」。希臘貴為民主發源地,雅典更有「西方文明搖籃」的美譽,孕育了多少古哲先賢,歷史輝煌。奈何貧賤夫妻百事哀,缺乏經濟動力,市民又不願節食縮食,一個文化淵博的自由社會,居然選出主張賴債的極左政黨,更有起碼5、6個歐洲文明大國在排隊等賴債。這便證明缺少任何一條腿,多文明的社會也會變得不文明。 合約精神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根基,因為它為銀行、企業、消費者提供確定性(certainty),令人相信必須履行合約,一旦違約則有相應的後果(consequence)。一旦有人開始不文明,很容易墜入惡性循環,商人亦會因應風險而提價,社會隨時一片混沌(chaotic),難以正常運作︰政府都賴債,那公民為何一定要納稅?借了按揭買車買樓為何一定要供款?父母為何一定要養育子女成人?結了婚為何一定要長相廝守?我深信無論你支持甚麼主義,爭取哪種民主,這些絕非文明社會的行為。 因此,那些主張「沒有民主,何來民生」的人,很應該擺出更多理據,證明為何民主和民生不是同樣重要。當民選政客為了選票,一味開空頭支票,建立尾大不掉的福利系統,到兌現支票之日,哪管你是甚麼選舉制度,要「爆煲」的始終要爆。那時更催生一些空喊口號,不切實際的極端政黨,就給予民眾虛妄的幻想(false hope),說他們可以(卻不知如何實行)改變一切,民眾便樂得把原本屬於自己的責任(如欠債還錢),用選票推給這些政客。到最後真的搞砸了,也是政客的錯,不是自己問題。事實上,歐洲反緊縮的極端政黨正急速冒起︰左翼有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的Podemos;右翼則有法國的國民陣線、意大利的北方聯盟等。看來希臘只是序幕,同類的不文明行為勢必蔓延其他深受債務和人口老化困擾的先進國家。 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並無「獨步單方」(magic bullet)。例如,不論有否公民提名,我們的長者數目都會增加1.2倍。現在大家討論退休保障,卻只斟酌退休金額多少;如沒有增加病床、醫生,每個月給長者幾千元,到他們病倒時又如何保障他們?這正是只聚焦一個pixel所衍生的嚴重問題。至於那些把一切民生議題政治化,大打拉布戰的議員,就更是倒行逆施,本末倒置。眼前所見,社會討論一個大如樹林的議題,卻只聚焦某一棵樹,例子還有很多;篇幅所限,下次再談。
年近歲晚,佳節當前,我卻不禁越來越擔憂香港的社會經濟前景。今年冬季流感每天平均奪去4條性命(下筆時共196人),當中長者因流感住院及死亡的數字,皆是以往平均數的5倍;公營醫院內科病床使用率更高達111%!如果今天約100萬長者的香港,一個不是特別「惡」的流感已令我們手忙腳亂;那15年後當長者人數增加1.2倍到220萬,甚至不幸遇上如禽流感或豬流感等較複雜病毒,後果實在不堪想像。 你未必認識現在每天去世的4個人,但未來15年將變成長者的220萬人,一定包括你的父母、親人、或每天都見的朋友;換言之,人口老化與醫療問題是700萬港人最貼身而且迫在眉睫的事。但每天翻開報章、扭開電視,最受注目的除了政改、拉布,居然是電視台牌照。現在人人都把公義掛在口邊,但我認為公義和文明社會的最基本體現,應是老弱傷殘有所照顧。那為何明明眼見醫院爆棚,卻依然沒有港人要求大舉擴充醫療體系﹖事實上,公營醫院的病床數目增長,比我們的建屋速度還慢上萬倍,在過去15年一切維持在3萬張左右,無甚增長! 環顧全球,很多先進經濟體都用了起碼半個世紀,65歲以上長者佔其人口比例才由7%增加至14%,但香港卻只用了30年﹕1983年長者佔本港人口7%,2013年佔14%;但下一個7%,即增至21%,卻只需10年(2024年)!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現在所見全港的醫院、老人院等用了30年才建成;那我們便要在2024年前(即10年內),便把目前所有長者設施增加一倍,即把建設速度增加3倍! 事實上,不計只有160張病床、但也要7年時間才能全面投入服務的北大嶼山醫院,對上一間落成的公營醫院,已是1999年落成的將軍澳醫院了。不少政黨辯論政制問題時都引用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而醫療問題正是對最基本人權——生存權的最大威脅,卻偏偏無人置喙;今年年初,爭取某種民主號召了1萬人示威,但為了自己、父母和親人的性命,還未見到100人上街,實在諷刺。 這反映了本欄不止一次指出香港目前議政的最大問題:見樹不見林,把目光聚焦在一個格子(pixel)上,人人在裡頭打生打死,忽略大圖畫(picture)。明明我們要迫切處理的社會經濟問題多的是,但大家卻彷彿對政治問題著了魔(obsessed),政治以外一概不理。執筆之時,財委會剛開完會,創科局難產便是最佳例證。作為中坑一代,對上報答父母之恩,應讓他們老來病倒有所依靠;對下則應力求下一代比自己一代好。但眼前香港,照顧長者的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卻無人問津;現在連下一代的寶貴發展機遇,也給不顧民生的政客拉倒。如此政治,是否文明?更尤甚者,假如舞台上仍然是這一班鬧劇演員,即使有民主直選,香港這齣戲還可以像賀年電影般大團圓結局嗎?
先撇開經濟不談︰去年病人自殺數字及嚴重醫療事故增近一倍;流感更在40日內奪去超過130條性命。但15年來,香港的病床數目一直維持3.1萬張。與病床供應比,慢龜房屋供應已是快兔!今天有100多萬長者,流感高峰已如此可怕,那當長者人數增加1.2倍到220萬時,我們是否想父母病倒時沒有病床及醫生,甚至失去離世的尊嚴?上週所言香港變成人間煉獄實非虛言恫嚇。當年輕人要離港謀生;長者要離港就醫甚至救命,香港還剩下甚麼?這不是一個茶餘飯後,而是攸關生死、700萬人都要深思的議題! 政制發展是為了建立文明社會。直選元素是文明社會的必要但非充足條件(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它還要經濟支持。正如王于漸教授所言,多完善的制度在沙漠中實行,沙漠只是沙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於1月中在港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中指,歐洲政治大有可能極端化。在法國,由勒龐(Le Pen)領導、反移民反歐元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在部分民意調查中領先;意大利亦有極端陣營得寵;而在希臘,主張增加福利的激進左翼聯盟勝出大選。早前想脫離英國的蘇格蘭也是一例,我倒想知道,若去年11月蘇獨成功,現在油價下跌一半,衝擊北海油田收益,蘇格蘭難以獨力支持福利開支,會否想和英國復合?同理,近來主張港獨的人士,也應擺出經濟可以穩定的論據。 極端主義與經濟重擔分不開︰歐洲多國公私營債務嚴重,青年失業率高見22%。而一戰後德國的巨額賠償,加上經濟大蕭條,也肯定助長了當年的納粹主義。這些政客拿着麵包的圖畫,對餓著肚子的人民說︰「投票給我,我當選後大家便不用再愁溫飽。」結果?大家都知道希特拉掌權後的事。香港只談政治,不談民生的人,應在2015年充分反思,明白其實民主民生,缺一不可。 巧婦難為無米炊。要建立文明社會,教育至為關鍵,但若年輕人接受教育後卻找不到工作——又或者像歐洲今天有就業的78%年輕人,也要一生面對減薪壓力,全無上流力可言,都不會國泰民安。有人指責新移民或其他國家搶走機會、有人會煽動種族、宗教間的仇恨……相比之下,香港全民就業,家庭收入穩健增長,假如問今天的歐洲年輕人想不想做香港人,相信除了被非常難學的廣東話嚇怕的人外,我想大部分都會say yes。 我們家中明明滿園果樹,但若我們還思前想後,考慮到底吃桃還是吃橙;爭辯到底是爬樹去摘、還是搖動樹幹,那不用多久,果實不是熟透跌下在地上爛掉;就是被區內的快兔偷走,結果全家捱餓。香港眼前是一個黑黑白白的二分結果(binary outcome)︰進,則追倫趕紐;退,就無險可守。機遇不會等我們議而不決,對手不會等我們原地踏步。香港絕對有條件成為快樂家園,在沉淪世界中依然燦爛開花,耀目全球;但若再不行動,勢將滿盤落索,跟隨全球沉淪,成為下一個威尼斯,被歷史遺忘。2015年是關鍵的,因為沉淪世界已漸被認識,港人要為我們的家作出抉擇,為老、中、青三代把握社會經濟發展機遇,莫待無花空折技。
早前,我在Rising City in a Sinking World講座中說那天是吉日,因為我早於2014年1月看淡先進國家,但2015年1月初大家還預期世界經濟復甦可期,跟人講Sinking World肯定沒人信。但過去4周,9個央行減息;歐元區1月通縮0.6%,是歐盟有紀錄以來新低;IMF大幅下調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0.3%;過去半年,歐元、日圓以及新加坡元曾分別貶值17%、20%及9%;油鐵銅價最多跌了一半,全球經濟下沉漸由原來的異常事件(outlier)變成共識(consensus)。我們相信未來20年先進國家將沒有上流力;年輕人不是失業就是打散工;而政府(如希臘)亦因財政破產,在最多長者、病人時才關閉老人院和醫院。反觀有些香港年輕人推崇「經濟不重要」,對比極之強烈。 至於Rising City——香港何以能在未來20年的沉淪世界中獨善其身,甚至超越倫敦和紐約,成為最有動力、最人性化、最均富、最和諧的國際都會,篇幅所限,以後再談。但無論上行機遇(upside)多大,我們都須坐言起行,加快發展。須知城市間的競爭是動態的(dynamic),顧客不會等我們擴充商場和酒店容量;競爭對手更不可能不早著先機,而等我們準備就緒才跟我們在同一起跑線上搶客。偏偏部分港人不知港事,不識世事,只講政治;加上政客擋路,令香港發展裹足不前。即使龜兔賽跑,若兔子睡著,烏龜都會贏出;更何況香港對手全是有心有力的快兔:去年底,香港共有7萬間酒店房間,預期未來6年增加約7千間;原是區內「阿di」的澳門去年有3.5萬間,但未來6年將增加3.5萬間,翻一番追上香港到7萬間,增幅是香港5倍!香港未來新增的更大多是50間房的小型酒店,而澳門卻將有像Ritz-Carlton全球首間全套房酒店、全球最大的Marriott酒店等世界級設施。港珠澳大橋最快明年便通車,它可為香港帶來新客源,但亦可把現有客源帶走!當香港酒店爆滿,而澳門不缺酒店房間;原本是阿di的阿di的橫琴,更有等於4個香港迪士尼的度假區。你是遊客,你會點揀?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港人須果斷、勇敢、客觀地作出抉擇:繼續在政治這個格子裡打生打死,還是把等量的精力放在民生經濟上?理大的酒店管理課程全球第二,我們想這些畢業生留港工作,還是跟着原本來港的客人,因為吃閉門羹或價錢太貴捨港而去,令我們盡心盡力培育的年輕人被迫跟機遇到他鄉做澳門人、橫琴人、上海人?港人不會對菲傭的故事陌生:年輕時離鄉別井打工,很多家庭妻離子散,家園變成老人村,我們是否想香港走上同一條路?我們已因土地不足或制度不夠靈活而失去了Google和阿里巴巴兩個巨型機遇。他們不只是行業的winner,更是trainer。我們想香港科技人才在本地發展,還是只能遠赴矽谷?但香港要有自己的矽谷,總需要像科技局的專責部門統籌政策。 同時,港大排名因科研不足首次落後新加坡國立大學;又因配套不足,免稅品王DFS不把零售培訓中心設於購物天堂香港,反而設於新加坡……香港實在不能再輸!
我相信一人一票,也熱切期待幾天前才慶祝了17歲生日的長女,在2017年已領取成人身份證及入大學時可以和我一起選香港領袖。溫故知新,回想我讀大學時,政治學教授第一課便指出民主是the balance between majority and minority rights(平衡多數與少數權益的方法),不只是一人一票,也不是多數(majority)與少數(minority)的問題,最重點是「平衡」。若只是多數決定(majority rule),那便很容易出現民粹主義,小眾便會被大蝦細,宗教、種族、性傾向歧視都可合法進行;若果是少數決定(minority rule),則社會會偏袒少數議題及利益。試想今天香港只由一撮青年或老年管治,會變成怎樣?由此可見,民主制度不應有絕對或國際標準,要達致平衡,肯定是藝術而非科學(例如某個神奇百分比)。我相信基本法強調政制「均衡參與」,也為這個平衡,但似乎香港社會對均衡參與的討論和認知都非常不足。 我絕對支持政改。以騎單車比喻:單車靜止時要平衡十分困難,相反在單車行走時便容易得多。同樣地,推動文明社會發展這部單車向前行,有了一人一票選舉的動力後,要建立和諧社會便容易得多,而正因政制的單車已開動,以後要做政治改革也會更輕鬆。如果再加上經濟動力,一部較快的單車前進起來會更四平八穩。反觀西方民主國家正正就是失去了經濟動力,連帶政治平衡也一併失去,以致政局動盪。例如早前法國內閣因削赤問題出現分歧而解散、歐洲多國出現極端右翼政黨(美國則有茶黨)且支持度不斷上升等。看來FT文章所說的削弱和衝擊西方60年來民主制度的結構性趨勢,很可能陸續有來。歸根究柢,在只是majority rule的地方,政治人物為了買票,無可避免開出很多空頭支票,建立如法國等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承諾「老有政府養、病有政府醫」等糖衣毒藥。但如今到這些支票要兌現時,負責找數的卻時上述面對22%失業率、毫無上流力可言的年輕一代。偏偏,香港的政客似乎未有溫故,將「你想」的民主放在民生議題如低津、三堆一爐之前,繼續拉布;到現在外國開始反思自身制度結構性嚴重問題時,還盲目相信香港要重蹈西方某一種民主制度過去60年覆轍。 香港過去60年都一直在走屬於自己、獨特但成功的路。獨特,在於我們走過最長的殖民地歷史,一直渴求並擁抱民主、自由;成功,在於自強不息、幸福靠自己的思維已植根港人心中。這些核心價值定可推動我城更上一層樓,亦避免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成為全球少數有增長有上流力的城市。我希望港人能夠停止在政治這格子裏打生打死,做到全民知港,明德格物。明德者,了解甚麼是德行、甚麼是好事;格物者,清楚知道香港問題的緩急輕重,明白再不行動的嚴重後果,也把精力聚焦在討論和落實利民利港的政策。否則,若我們任由明明已握在手中的黃金機遇流走,不但會令教育最好的八、九十後失去舞台,大失所望;打拚一生的嬰兒潮晚年病倒時因醫療體系崩潰而無依無靠;還辜負了在二戰、越戰、韓戰等無比艱苦環境中把香港的繁盛基礎交到我們手中、最偉大也正在急速逝去的長者一代。
新年伊始,謹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近日友人送我一篇《金融時報》(FT)的文章,說明主導過去60年西方國家思想的自由市場、民主及美國霸權正大量急劇地流失支持者。2008年金融海嘯後,自由市場機制未有令經濟短期復甦,至今已迷失7年。觀乎日本要在迷失10年後才知已迷失了10年,看來不肯面對現實是日本也是全球的人性表現。目下,可能全球要在喪失20年後,當大勢已去,人們驀然回首,才會驚覺一整代人的機會已經流失。近日德國、日本及美國的10年國債孳息率分別低見0.4%、0.3%及1.9%,通統預視零增長、高失業率及通縮風險將持續。歐盟的青年失業率高達22%,他們隨時一生都未能就業;但另外78%的年輕人,未來40年都可能只可打散工,全無加薪或上流力可言。這也是我們今年主要講座”Rising City in a Sinking World”的開場白。因為黃金五年(2010-14)的數據充分說明,在全球陰霾下,香港不但可以獨善其身,還可以超倫敦趕紐約,成為最有動力、最人性化、最均富、最和諧的國際都會,是全球鳳毛麟角的Rising City;所以香港最美好的50年,不是歷史,而是未來。這也是HKGolden50的核心信念。 此美好未來觸手可及,但港人要做很多實事,首要工作就是全民全知香港的形勢。香港有很多全球求之不得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機遇,令老有所依、弱有所靠、傷有所救、殘有所助,年輕人學以致用、大展所長。但每天翻開報章,卻偏偏找不到如上述的FT文章,彷彿我們只需把全部精力放在政治上,而不用理會民生;而FT文章正好說明,一旦失去民生,則如何民主的制度亦會崩潰。這是最可惜遺憾的事:因為香港明明是可造之材,但若再不對機遇加以灌溉的話,我們勢將跟發達國家一樣迷失20年。 如今人人熱衷政治,彷彿民主能給香港一粒靈丹妙藥(magic bullet),所有問題都可迎刃而解。FT的文章便正好解釋,不論黑貓白貓,能利民的政制才是好貓。事實上,去年底哈佛大學的一項全球調查發現,國家主席習近平以90%的分數被國民評為最佳國家領袖,大幅拋離西方領袖如英揆卡梅倫(55%)及法總統奧朗德(48%),正是民生政策最為重要的力證。因此,我們在追求不存在的magic bullet同時,最少也應把等量的精力,放在可以真正直接幫助香港老中青三代人的政策規劃上。事實擺在眼前,有沒有「你想」的某一種「上流」民主,我們還有大量避免香港跟全球「下流」的實事要幹:香港有一流的酒店管理課程,卻苦無新酒店落成,難道我們樂見香港像菲律賓般,把最出色的年輕人「出口」到外地,例如迫我們頂級的酒店管理畢業生,因本地無發展機會,出走到有大量酒店落成的上海、前海、澳門,而香港則淪為老人村嗎﹖又例如,未來15年長者人數會增加1.2倍,我們需要起碼額外60%的醫院床位。近日流感高峰,人人也知道床位和醫生不足的苦況。可以預視,當長者倍增或禽流感爆發時,我們根本不可能應付得來;父母病倒時,就算能住進醫院,也可能要死於冷巷病榻上。如果我們再不行動,香港隨時變成人間煉獄。眼前是個slow-motion tram crash(極慢動作的撞電車),但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能做到「港人知港」。
轉眼來到12月,適逢佔領結束,也順道作總結和「埋單」。飲食業指佔領令生意損失30億。若我們假設飲食業員工每月收入1.5萬元,30億便是10萬人兩個月的薪水。但港人付出的代價,包括塞車繞路帶來的生產力和收入損失,則肯定倍於此數。 零售業亦受重挫。佔領初,我預測今年很可能是沙士以來最早的聖誕節促銷。不幸言中,12月未到已現減價潮。以往促銷多是接近聖誕節才開始,但今年來早了近一個月。有老闆坦言,港人心情抑鬱,有錢也不使,今年業務能「打和」已是奇蹟。這正是「四季效應」﹕首三季市道暢旺,企業在佔領前大手購貨,但一盤佔領冷水倒頭淋,為求清貨只能提早減價。至於旅遊業,高消費的長途及商務旅客數字已由9月的正增長變成10月的負增長,相信影響將在來年進一步浮現。要知道旅遊零售、餐飲酒店業聘請60萬人,不少更是基層工種,花紅、加薪可能縮水或化水,佔領必對均富造成打擊。佔領落幕,對不少港人而言是雨過天晴。所以我呼籲讀者們境隨心轉,把佔領帶來的傷心變成開心,重過正常生活。因為有很多人都依賴我們每天正常生活,他們才能養家餬口。我也希望僱主不要把第四季的悲情,當作來年的藍圖,依然樂觀慷慨地如佔領前計劃加薪發花紅。大家都是港人,不必計較誰先行,讓我們回復信心,同步向前! 上述是皮外傷,佔領對香港的法治,還帶來更深遠的內傷。法治是香港的金漆招牌,不能讓它褪色,它是全球對香港信任的來源,是經濟繁榮的基礎。過去172年從沒有人懷疑過香港法治,在佔領期間當人們談及「香港法治有沒有問題」時,金漆招牌已被玷污。所以不奇怪澳洲會計師公會發現有四成受訪者對明年香港經濟感悲觀,樂觀的只有16%。佔領難免成為對手「唱衰」香港的口實,說香港不穩定不守法,積極遊說企業把亞洲總部移離我城,我們隨時損失很多高增值工種。眼前已有幾個例子,恐怕來年還陸續有來。傳媒沒有講錯,佔領的確帶出香港最美麗的一面。但我認為,這不只是年輕人有理想,更美麗的是佔領區以外,幾百萬人為了讓部分人表達某種主義而蒙受不便和損失。希望未來傳媒也給予等份鎂光燈,讓大眾清楚700萬人的付出,絕非只是金錢而已;也讓佔領者明白,無論理想多崇高,總不能強把「你想」的理想,加諸在他人的「不想」之上。 黃金五十沒有政治立場,因為我自幼相信令人有絕對激情的宗教和政治的對錯,都要用上50年甚至死後才可證實。以有涯一生,追無涯主義,怠矣!以民主為例,放諸四海如印度、菲律賓、中東、南美等,生活也不一定好。但我肯定扶貧、建醫院、請醫生、上流力是好。而很多主義也能做這些事,所以我寧可不談主義,多講政策。今天堅持某種民主的人,也應想想當實行他支持的主義後,是否不用扶貧、建屋、解決環保問題?既然仍要處理問題,與其用所有精力在未來50年說服人某種主義最好,倒不如把精力也放在政策上應作甚麼正面改變,做一些全民已同意且渴望急切執行的建議,似乎更能利民、又得民心。
家母仙遊剛剛一年了。本欄說過,因為港人遲婚、離婚率高踞世界前十名,加上醫療進步令人人長壽,所以我們一生中陪伴自己最長的,很可能是父母。先母陪伴了我53個年頭,嘗盡艱辛苦澀,亦同時給我無限支持栽培。這關係刻骨銘心,一旦失去,時間最多只能幫個小忙,也不應期望有真正痊愈的一天。 當香港人數最多的中坑一代,見證父母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自會明白接下來便到自己。亦因此傳承將是二戰後出生(1946至64年)的嬰兒潮,未來十年最大的牽掛和責任。中二時老師的一番話,令我足足憂慮了三個月,他說每一個學生都應做得比父母更好。這說來理所當然:嬰兒潮的父母捱過二戰、內戰、韓戰的三戰之苦,身無分文,教育程度低,進修機會更寥若晨星。所以只要讀到中學,要超越父母理應不難。 那時我剛考完篩走約60%適齡兒童的升中試,劫後餘生的我猶有餘悸,又要面對中五會考。當時在母校香港華仁書院,會考後有一半同學「無得留低」。再者,先父先母都大學畢業,先母更是港大優才生,還於中大完成碩士課程,要超越母親實令我不寒而慄。若要一代好過一代,今天仍只有學士學位的我還要多讀兩個學位,恐怕父母在天國還要久候,我才可以完成任務。 先母放棄了千金小姐的生活,致力教育工作。她到葵青區的中學出任創校校長,唯一發過一次牢騷,說以前教的全是Band 1學生,而因新校緣故,取錄的中一生都是Band 5學生。而當他們中七畢業時,學校的大學入學率已超越傳統名校、我的母校港華。她還擔任不少公職,貢獻地區工作。她說明了只要不放棄、不怨天尤人,一代人定可為下一代譜寫美好未來。先母教育事業成就超卓,我實難以望其項背。不過,40年前老師給我的壓力,今天已變成原動力,驅使我為香港的發展、醫療、公共財政、人口老化問題略盡綿力,希望幾年耕耘算是僅僅交到貨,不會辜負父母栽培。 上星期我認識到來自社會發展公認極佳的芬蘭、一位歐盟的社會設計大師。他認為芬蘭的成功也源於「要把下一代發展得比自己好」的價值觀。香港和芬蘭同樣教育水平極高,實有條件建設一個創意無限的知識社會。但政府必須加把勁,在社會經濟的軟、硬件上配合。當我們站在上一代巨人的肩上(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理應可以望得更高,走得更遠,做得更多。現在的年輕一代,也應問問自己的祖父母,如何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自強不息。 中國人有言「富不過三代」。我認為關鍵在於堅毅不屈的態度及對家庭、朋友、社會無時稍懈的責任。無疑今天我們面對土地不足、缺乏上流力等全球皆見的問題,但客觀而言,香港有足夠人才、機遇、資金,和最重要的精神資本(spiritual capital),令8、90後主導的香港前途無限;而中坑一代絕不會任下一代在未來人口老化、缺乏上流力的沉淪世界中淹沒。今天社會困難重重,但撫心自問,自會明白其實我們三代一心,都是想下一代做到最好。我深信一年之內,我們定能把種種社會壓力沉殿成原動力,凝聚建設性的行動共識,向前發展。在這極富愛心和智慧的社會,香港實有足夠條件擺脫物質及精神富不過三代的全球宿命,而我們年輕一代絕不會辜負香港。
傳媒往往聚焦佔領區,偏偏在那三個地點以外,好人好事其實每日都數以百萬計地不斷上演。它顯示出港人的包容肯定是世界第一:七百萬人為了讓年輕人有表達和思考空間,忍受交通嚴重擠塞、商店食肆咬緊牙關撐下去、步履蹣跚的病患長者繞遠路前往覆診……這些事例絕非偶然,而是源自港人特有的精神資本,體諒及包容佔領者行動帶來的不便。 其實,香港的好人好事一直都在。相比之下,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謀殺率是香港的73倍,當地居民的美國夢隨時是惡夢;倫敦的搶劫率和強姦案率分別是香港的46和32倍,到當地旅遊的港人應緊記不要像在香港般,左手Prada、右手LV招搖過市。而且我們是黃皮膚黑眼睛,一看便知是「水魚」;紐約的謀殺率也是香港的27倍。這些罪案率數字似乎在說,人命在外國,遠不及在香港寶貴。 佔領行動之初,大家責難警方施放催淚彈危害民眾,但事實上沒有造成甚麼實質、深遠的創傷。以上的數字令我們問,何以像美國的民選政府可以不保護自己人民最天賦最基本最簡單的生存權、免於傷害和私有產權被壞人予取予求、受盡傷害?若香港的謀殺率上升一倍,肯定港人都會叫家人6點後不要外出,所以實在難以想像何以這些開明國家,會有這麼多壞人想要傷害其他好人。何以她們不能在這方面嘗試追貼國際標準的香港?那我們到底想要她們那種民主、法治,還是香港今天的法治?事實上,鎖起壞人的香港監獄空置率達兩成,指出在香港壞人欠奉。又以事論事,令人自傲的低罪案率除了有賴香港好人眾多,我們高效、廉潔、專業的警隊絕對有功有勞。 佔領同時帶出香港最好和最壞的一面:好的固然是以上的好人好事,壞的就是凡事只看一面便下定論的心態。但亦正因如此,佔領也有好處:正如一男一女共墜愛河之初,男的通常只見到女友溫柔體貼的一面,但就是唯有當他連伴侶蠻不講理的一面也瞭解清楚後,仍決定要與她白頭到老的話,這段姻緣便肯定長久。 香港坐享黃金七年的結構性經濟增長機遇,在過去四年多已表露無遺:就業人數增加一成、收入中位數大增三成、綜援受助人大跌兩成;社會發展和均富都是幾十年來最好的。事實為鑑,沿此路發展,總比不看數字、口號掛帥的運動可靠,尤其是這運動已直接損害基層福祉,例如低津在立法會積壓至今四個多月仍未審議。相信香港的好市民未來幾個月,內心都會自動總結沉澱,加快共識發展香港,創建一個最尊重他人最文明的國際都會,好圓將消失上一代的心願,也為下一代創造上流動力。 創世紀有云,“You can never keep a good man down”,更何況我們有700萬good men and women。香港三代都是好人,困難當前,定有更多人會加把勁幫香港努力付出。這香港核心價值、獅子山下精神的真正傳承——由無到有、由有到最好,甚至超越精神資本不及香港的倫敦紐約,成為世界之最,指日可待﹗
佔領行動踏入第51日,越來越多人擔心香港前景,但我卻感到樂觀。港人治港50年只過三分之一,已面對眾多困難;但要化解深層次矛盾,唯一良方正是深層次全民反思。例如在崇高美麗說話背後是否漏講了:烏托邦國際標準的民主,是否還有國際標準的稅制?在某一套民主面前,長者覆診、小孩上學、上班一族幫到同事、讓顧客滿意的民生活動,以至法治,俱可棄如敝屣,毫不重要?正如每位冠軍運動員身上都傷痕纍纍,但他們在哪裡跌倒,便在哪裡站起,再闖高峰;這段時間正好讓港人在想過試過後,共同在充分資訊下作決定(make informed choices),建立毫不含糊的共識,明白要用甚麼步伐,走怎樣的路,創建香港最美好的黃金五十年。 有關法治和意識形態外,社會凝聚的共識還包括(一)香港有很多好人——為社會負責任,勤力守法、開明變通、關懷下一代的人。這正是香港強大的精神資本(Spiritual Capital):正如蘋果公司或Google成功並不在其利潤豐厚,而是其無限創意的精神資本,香港的好人亦是我們將繼續受全球信任的最大賣點;(二) 為青年加快發展香港。不少人指眼前矛盾在於年輕人缺乏上流機會、置業困難等。既然如此,未來市民都應高抬貴手,減少發展阻力(例如覓地起樓)。 早前一個研討會上,主持參考周永新教授的實驗,問台下15枱觀眾:(一)有多少人會供養自己的父母?有14.5枱人舉手;(二)有多少人相信子女會供養自己?只有半枱人舉手。結果反映中華文化極重孝心,也顯示我們自強獨立、不靠政府,亦代表中坑一代為下一代付出,不求回報。這身教的結果,將是80後不但會為下一代無償付出,還會回饋父母。事實上數據顯示,八成多受訪者表示會供養父母、七成多指會與父母同住。又如剛成立智庫、年屆77歲的董建華先生,明明可弄孫為樂,卻在香港最亂時重新披甲,為港為民出力;台下亦全場爆滿,他們在香港最有需要時迎難而上。這不禁令我慚愧,因為中青兩代做得不夠,又要已付出最多的一代憂心操勞。難怪會上張信剛校長發言時亦指在香港,“Things work. People are nice!”。 所以,香港需明白長者一代如何在經歷二戰、內戰、韓戰洗禮的香港,一個只有戰後下流力、沒有上流力可言的社會,每個家庭在赤貧中平均養大六條化骨龍。他們勞心勞力成就了今天香港,肯定為中坑以及8、90後兩代改寫命運。上周在城大演講,我和十多二十歲的學生說,他們的祖父母輩是活生生的香港核心價值建立者,是付出最多卻發聲最少的一代,很應趁他們消失之前,聽聽其發人深省的故事和心願。我深信已為香港創造美好將來的公公婆婆,肯定會給口口聲聲要改變香港的8、90後帶來啓示。佔領令我最傷心的一幕,是一個八十多歲的伯伯,他可能在日本皇軍殘酷佔領時期、面對戰後赤貧經濟都未曾低頭,卻在特首辦外向學聯代表下跪,請他們高抬貴手開路。年輕人實應多尊重不同意見的人,不要只讓自己相信的理想沖昏頭腦,甚至成為傷害其他好市民的藉口。
香港人不是澳門人。我們不喜歡籌碼,更不甘願當政治事件的籌碼。亦正因如此,佔領行動顯示出港人的包容肯定世界第一:數以百萬計打工仔與父母每天要用多兩小時通勤和送小孩上學、無數生意賺少了甚至賠本、病患長者無法覆診…但港人依然相當容讓。港人雖以靈活和適應力強見稱,但絕不代表市民喜歡長期的不便。 我相信佔領者和反佔領者都是好人,沒有任何人想傷害香港,最佳體現莫過於30日來沒有打破半個窗戶。他們只不過太緊盯着(fixated)眼前一個格子(pixel)而目空一切,但我深信當好人看到香港這美麗圖畫的其他pixel時,例如市民生活如何受阻,良知終會讓人作正確決定。而隨著媒體把焦點由佔領區移回另外數百萬受影響市民時,大圖畫便顯然易見。希望當佔領學生的目光能夠穿越眼前的pixel時,亦會因此更明白自己行動的影響。 佔領者以年輕人為主,而我也年輕過,明白年輕的腦袋總會嚮往和堅信最純真的理想。有趣的是,聽說人腦運作在12歲左右開始改變:本來父母對小孩來說是神,但12歲後你的參考標準(reference point)便不再是父母而是同輩(peers),剛被擱置的公投便正好證明年輕人只要自己人認同便夠。原因可能是古時人的壽命遠不及今天,十多歲便要求偶、繁衍下一代,因此年輕人會力求同輩的認同。我十多歲時參加過基督教的布道會,聽過上主給世人的是unconditional love,我極為感動,希望人人都可付出無條件的愛。我問媽媽:「如果我因車禍燒傷了半塊臉,你還愛我嗎?」她回答:「要考慮一下。」我頓時覺得母親是邪惡的(evil),竟會因車禍而不愛我。到22歲才明白evil的是自己:因為我把一個應屬天堂的理想,而自己窮盡一世也做不到的無條件的愛,加諸在一生奉獻給教育事業的母親身上,把好人當賊辦。 上周六我遇上一位品味古雅的的士司機。他不斷重播聖母頌(Ave Maria),希望乘客和行家都繼續寬恕及包容令他們受苦的佔領者。他不愁衣食,只做替更,但收入也少了三成,已經虧本。可想而知要養家的同行肯定百上加斤。為了準時交更,他更要預留多40分鐘的塞車及入氣時間。我問,不少長者上落樓梯不便,坐不到港鐵,的士能否幫到他們?原來當天他便有兩個長者客人想到金鐘覆診,但因他根本不能在有關商廈落客,只能請他們召救護車。700萬港人和學生都是好人,沒理由要被當賊辦而無辜受罪。當學生明白佔領令長者辛苦,也應反思哪怕理想多崇高,行動是否正確?民生不是甚麼二三線的市儈價值,一個平凡百姓將一天貢獻給家人、朋友、同事、顧客,令人人都開心,同樣是個神聖的任務,不見得不及某一套民主理想高尚。 經一事,長一智。我深信佔領行動至今,未來的路要如何走,香港其實已有共識。天佑我城,在還未對任何人造成深遠傷害前便能達此共識,足見香港實是福地。希望今次事件後,眾多香港好人能利用好的資訊,專注這些為了三代美好未來、迫在眉睫的事上,加快踏上實踐香港最美好黃金五十年的征途。
HKGolden50相信,個人、企業以至社會要作正面改變時,最需要的是沒有顏色、客觀準確的理據和事實,以作出“informed choices”。所以當我見到上周日,學聯的女代表在電視節目表示她「並不完全認識」禁制令等法律後果,頓時令我十分憂慮。當有人連後果都未清楚便行動,一定不是properly informed。我不是來自法律界,佔領的法律後果理應由行內人解釋。但我知道到海外留學申請學生簽證時,定會問到有否犯罪紀錄。很多跨國企業在招聘時,也會問及應徵者有否案底。我絕非歧視有案底的人,但如果公司牽涉到和誠信相關的法律訴訟,而公司又聘用有案底的人,就立時「水洗唔清」。因此,大部分跨國企業都會捨難取易,加上申請者往往不缺,沒有案底的總比有案底的人取錄機會較高。而且,法律後果肯定與造成的破壞成正比。佔領每長一天,造成的損失便多一分,隨時是年輕人一生都賠不起的索償金額。佔領區學生實在要有充分法律資訊,三思而行。 有論者指佔領反映民生欠佳,貧富懸殊、樓價高企。但始終今天不是03沙士。當年失業率高見8%,眼前是全民就業;當時通縮4%,一蚊雞都無人問津,但在佔領前很多食肆都要排隊。既然如此,經過這個月反思後,我們便更應努力覓地建屋、老人院、醫院及校舍等,著手解決問題。我實不希望港人發展出責難文化(blame culture),永遠相信「錯的是社會,不是自己」。年輕佔領者表示他們不要接受現實。現實對我而言,就如每次行山、上樓梯時我們都咒罵的地心吸力,除了接受以外,就是想辦法在現實下做到最好,例如買一對好的行山鞋。又如行山到一半,吃不消回頭下山既非道德妥協,也不需甚麼下台階,沒有必要牽扯到面子、尊嚴以至累人累事。 追求民主也不能不顧後果。這開埠百多年來本應最民主的一個月,卻諷刺地帶來非戰爭時期最多港人失去全面自由和法治的一個月。一位女性則師友人分享,曾有佔領區學生對她說,現今制度差劣,理應推倒重來,令她憶起30年前她白手興家時,還未有聯匯制度,中英談判期間她到銀行排隊兌換美元,當她在隊尾時匯率是5港元兌1美元,排到她時已差不多變成10兌1,財富貶值一半。今天她有自己的則師樓,聘請了很多出色的年輕人。現在是否因部分還未見過這從無到有、得來不易的成果的人,認為制度有問題,大家便要推倒重來,一步登天實行某種後果不明的制度? 佔領行動進入第五周(圖),初步數據似乎顯示佔領的「第四季效應」實會打擊經濟,越來越多人擔心香港前景。但客觀而言我們卻應樂觀。回歸17年,只走了港人治港50年的三分一,我們已面對眾多矛盾,現在正好停下來深切反思接着三分二的路途如何走下去;讓700萬香港好人,利用好的資訊,在這想過、試過、感受過、印證過的一個月,決定未來社會經濟和政治上,要用甚麼步伐、走甚樣的路,不用再憧憬,不需再估計和想像,大家都有共識,堅定自信、昂首闊步地實踐香港最美好黃金五十年這社會的共同使命。
155年的英國管治沒為香港特別帶來民主,但留下了堅實的法治,而且經過四九內戰、六七暴動、中英談判、九七回歸等無數政治經濟衝擊,一直歷久常新,成就東方之珠。但立信百年,毀譽一朝。我們必須力保這172年的金漆招牌,絕不能讓世界對香港的法治產生絲毫懷疑,否則裂痕一開後患無窮。 法治可貴源於其百分百「確定性」(Certainty):無論環境怎變都有法可依,何事違法禁做、何事合法可做清楚分明,市民企業不分國籍種族,都肯定權利和產業得到黑黑白白的保障。中英百多年前簽訂香港租約時,明知一世紀後世界肯定大不同,而即使英國不願放棄香港,港人亦不安心回歸,但英國沒有在港搞公投,挾民意毀約,卻依法把香港歸還中國,這便是確定性。試想如你簽約供5年車,期間不再愛車款,隨意將其退回,這將增加賣家風險,以後賣車必定加價補償。結果賣家生意少了、買家買貴了,是個人人都輸的lose-lose局面。當無法可依、執法不力時,商人都會改賣假貨圖更大利潤。因有法治,港商才貨真價實,知道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服務才愈來愈好。這正是香港和內地城市的關鍵分別:全球信任。法律的確定性令人清楚任何事都有例可循,清貧者亦可申請法援,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直至此刻,蒙著雙眼、手持天秤的法治女神,依舊shows no favour to the rich and no fear for the powerful,不會因財富或權勢而不執法。這法治的活生生體現,莫過眼前起訴城中富豪及前高官的世紀涉貪案。 佔領進入第四周,違法事情天天都有,相關民事及刑事訴訟隨時接踵而來。市民會否覺得因涉案者理想崇高,法庭就應從輕發落?按此邏輯,是否當有人上街示威,即使工人生計、公司投資甚至人身安全受損,法律都不再保障他們?如果你是亞洲CEO,當香港的法治不再確定,而亞洲其他城市如新加坡卻無此問題,你便要向總公司解釋為何還要留港。法治也不是雪藏點心一叮即食,程序需時。不論警察還是違法群眾,可能市民想今天影相、明天裁決,但法治需要搜證、審訊等既定程序(due process),才對各方都公平。 品牌受損(brand damage)難以修復。尤其是香港賴以成功的是經年累月、來自全球的信任:外賓來港買奶粉、讀書以至做手術、上市,都是一個「信」字。相反,不用等到真的「有事」,而是當有人問「會不會有事」,信任已經受損,香港的品牌便不再有溢價。我們務必保住法治和信任這金漆招牌,不要讓人問「會不會有事」。因為很多機會都一去無回,就如阿里巴巴、Google數據中心等,就是下一代IT人才未來發展機會的流失。 佔中至今,港人應開始問自己:當數以億元計的民事訴訟及刑事檢控出現,會否有人佔領法院?今年聖誕,當你和外國朋友或移民外地親戚講到香港法治時,你是否一如往昔充滿信心?他們又會否只猶豫地「Mmmm」一聲回應你?香港172年的進步,到今天是否換招牌,由法治變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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