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講到議員「講啲唔講啲」,沒有告訴市民國際標準的稅率、失業率、罪案率——但這些正是客觀證據,說明國際標準不一定可利民紓困、支援下一代,因此香港必須跟隨。而且,令大家吵得面紅耳熱的,很多都是陰謀論。例如議員說「假普選」是「權錢交易」,但數月前,前政務司司長、富豪家庭之一,「權」「錢」都依法入獄,「交易」何在?又有說若「袋住先」,政府會強推23條,陰乾香港。但數字上,回歸時香港經濟是中國的20%,到今天是3%,預測10年後更跌至0.5%,屆時中國經濟每年便會「生出」14個香港。當50年不變只過一半,香港已在國家的經濟版圖上消失!中國真有必要動腦筋來陰乾一個正自動消失、「零頭中的零頭」的香港嗎? 事實是,若非「一國」,國家根本不需照顧香港。但正因是一家人,國家反而要動腦筋想法子,維持香港的重要性及競爭力,才會有滬港通、深港通,令香港股市市值超越倫敦,現居世界第三。中國並不完美,但肯定的是國家不斷進步,愈趨文明。客觀而言,過去30年國家令7億人脫貧、國民壽命增加三十多歲,並正在打貪、改革經濟,各方面都急速改善。偏偏傳媒、政客把「一國」變成禁忌及陰謀論,好比早前的「三億買票」居然成為頭條,甚至立竿見影地影響民調結果,便可見一斑。 泛民議員又說政改令港人「無得揀」。但政治以外,還有更多的事,香港人都無得揀:劏房戶及新婚夫婦想上樓沒樓揀;當客人被其他城市搶去,年輕人想在香港找有上流力的工作沒工揀;病人沒醫院揀、沒病床揀;長者沒老人院揀;連死者也沒骨灰龕位揀!我們還要多少長者死於流感、多少大埔安老院事件,才有人挺身而出,抗衡不講理、政治掛帥,以民主之名大搞不合作運動,動輒拉布、司法覆核、逢事必反必阻必拖必鬧的議會文化;當我們面對燃眉之急時,才浪費納稅人金錢及時間,結果害了老中青三代,令社會民生發展倒退? 港人似乎有個通病,認為只要有某種普選,所有問題便迎刃而解。但如今歐美國家便是鐵證,說明這非事實。正如由1993年青島啤酒上市起,做到今天股市全球第三,香港當時沒有因顧慮水質及管理問題,而不踏出第一步幫青島啤上市,便說明只要我們踏出第一步,便會愈做愈精,繼而做到最好!若文明社會是輛三輪車──政治、社會、經濟缺一不可;歐美就是社、經兩輪鬆脫,只剩下政治一輪,停滯不前。香港過去170年雖沒政治一輪,但社、經兩輪都健康運作,所以今天在各方面已力逼倫敦、紐約。本來若能加上政治一輪,使政府向500萬選民問責,定能為香港鋪出太平盛世路,讓年輕一代幫香港更上一層樓,超倫過紐。我們實在沒有條件再因一時意氣,愈看愈窄,只專注政治一輪,卻忽略了社、 經兩輪;否則只會落得不但裝不上最後一輪,連社會經濟都甩轆的三失局面。香港本可成為最文明城市,把國際都會排名由「紐倫港」改寫為「港紐倫」。政改否決過後,若我們繼續內耗、原地踏步,那麼這個「原地」,將會是173年一直成功的香港的葬身之地。
政改方案已表決亦塵埃落定(圖)。但過去一年,社會因為政改爭拗不休,撕裂甚深。700萬港人個個都是好人,卻弄得如此不快,相信港人和筆者一樣痛心。其實大家都為香港好,鬧得面紅耳熱的原因,都是想把香港建成文明社會,令 (一)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二)下一代過得比上一代好。不過,要令老中青三代生活過得更好,除了政治,還有許多同樣重要的社會、經濟、民生議題,需要大家如政改一樣着緊、懷着同樣令人面紅耳熱的熱衷,急切討論和處理。 剛過的流感期奪去逾400條性命,比沙士還多。流感已如是,如果新沙士襲港肯定是災難。流感死者大多是長者,須知今天香港只有100萬長者,未來15年將大增1.2倍至220萬。屆時流感造成的人命損失隨時數以千計。你未必認識年初的400名死者,但當長者人數達220萬時,疾病危及的,一定會包括我們父母、親人、朋友!可惜,可能因為社會和議會15年如一日,只聚焦在政治一格子(pixel)而忽略大圖畫(picture),令發展停滯不前,亦令病牀總數毫無寸進,如果我們目光仍然狹窄,未來15年恐怕也會困在今日,原地踏步! 年輕人面對的危機同樣迫在眉睫。香港共有7萬個酒店房間,預期未來5年增加約12,000個;澳門未來5年將倍增3.5萬個!而且香港未來新增的大多是幾十間房的劏房式酒店,而澳門卻有像剛開幕的銀娛二期中,全球首間全套房RitzCarlton及亞洲最大的JW Marriott等世界級酒店。理大酒店管理課程全球排名第二,但香港卻沒有新的好酒店供他們管理,菁英學無所用。其實酒店以外,我們十多年沒建醫院、寫字樓、展覽館,等於逼我們各行各業的菁英,為追求發展機遇,到澳門、上海、前海、新加坡打工。這種港漂趨勢,是菲傭模式的翻版,會令很多家庭妻離子散,家園變成老人村。 我絕對支持普選特首,因為文明社會理應賞優罰劣。但我們也要切記直選是文明社會的一個「必要但非充分條件」(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好比栽培花卉,同時需要陽光、水分、肥料。每天只幫盆栽澆水,但卻不給它曬太陽和施肥,多優良的品種都會枯萎。同一道理,文明社會需要直選制度,但也要蓬勃經濟、優良教育、完善醫療等。但環顧全球,撇開印度、非洲、南美等發展中民主國家,只看最先進成熟、最高「國際標準」直選國家又是否文明社會?歐盟每5個青年人便有一個失業;文藝大國意大利的青年失業率高達44%,和長年受戰火蹂躪的利比亞不相伯仲。另一邊廂,美國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25年來不升反跌﹗讀書最多一代,長大時卻不能像其嬰兒潮出生的父母得享全民就業,反而人人失業,實在糟蹋。似乎很多遠高於「國際標準」的直選制度,都不能貢獻家庭口袋,也不能令精英學有所用,勢會過得比父母輩差。 當大家吵得面紅耳熱、情緒主導時,最好就是心平氣和、客觀、全觀(holistic)地看事實。例如,議員把「國際標準」選舉掛在口邊,但他們能否別「講啲唔講啲」,也告訴市民「國際標準」的稅率、失業率、罪案率呢?
政治和宗教一樣,即使到蓋棺一刻都未必有定論。正反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以有涯一生,作無涯辯論實不划算。與其執著意識形態,倒不如追求客觀、肉眼可見的正面、利民改變。選舉制度是達成目的之手段(a means to an end)。而筆者向來認為這目的是建構文明社會,其中包括:(一)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二)下一代過得比上一代好。反政改者如此激動,就是為了所謂的「國際標準」。但環顧全球「國際標準」普選制度的地方,又有多少做得文明社會﹖ 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22%。當畢業等於失業成為常態,年輕人比其父母輩過得更差幾成定局;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扣除通脹後25年來不升反跌,也不禁令人問經濟發展所為何事。要講照顧老弱傷殘,希臘下個月是否發得出公務員薪水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改善醫療體系,助弱扶貧了。巧婦難為無米炊。西方國家福利系統尾大不掉,經濟陷入泥沼,甚麼仁義道德都拋諸腦後:當英國連公共醫療都要削減預算,實在不難理解為何當歐盟提出成員國「分擔」來自地中海難民時,英國堅拒參與計劃。相比之下,中國沒有迫香港收容她的貧窮人口(單程證乃家庭團聚,份屬人權),反而有CEPA、滬港通、一周一行等政策,港人是否欠「一國」一聲多謝?筆者強調,建構文明社會有如種花,而花朵需要陽光、水份、肥料,缺一不可;正如文明社會也不能只靠直選制度,也需繁榮經濟、良好教育、完善醫療等。既然如此,何以香港現在才要著迷於政治這一格子,追逐早已「此路不通」的昨日黃花? 那麼泛民議員執意否決政改,所為何事?若政改通過,屆時特首隨時有上百萬選票的民意授權。換言之,政客們不能再以「缺乏民意基礎」攻擊政府,從政者都不能為反而反,而要有比執政者倡議更好的反建議。從社會運作、有效管治來看,對市民是好事。相反,若否決政改,政客便可一如以往,用「爭取真普選」的名義,天天拉布、事事反對,不做功課、空喊口號,懶理民生。正如本欄之前所述,有一人一票,無論將來的特首是甚麼政治背景,他都要面向500萬選民,要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綱。用陳弘毅教授的講法,特首必須向選民「求票」,筆者無法想像這制度與現時1,200人投票相比,對社會有何壞處。香港還有太多事要做:人口老化,長者人數在未來15年增加1.2倍到220萬人,公營醫療體系最少要擴充60%。同時,每年5,000名長者等候安老院舍「等到死」,現在開始建醫院、老人院、增聘醫生已經算遲;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劏房戶不斷增加,覓地建屋、發展新市鎮早已刻不容緩——而這些問題,無論選舉制度如何,都可透過良好政策解決。 香港花在政治問題上的心血已經太多。社會經濟問題迫在眉睫,我們是否還要事事政治掛帥、陰謀論猜度一切,繼續在政治這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分條件的格子中糾纏下去?屆時哀莫大於心死的,就是看着香港明明可以實現「超額」未來,超倫趕紐,最終卻淪為新威尼斯,被遺忘於歷史廢墟之中。
近日股市的最大焦點之一,當然是滬港通的發展和深港通即將推出。但少有人想到,其實滬港通、深港通不是香港賺回來的。國家會用香港這個平台,香港本身固然有其優勢,但其他城市也有她們自己另外的優勢!中國大可選擇「滬紐通」、「滬倫通」、「深台通」、「深星通」……而非一定是「港通」。所以,同樣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國」:中港一家,我們是「自己人」,否則國家實在不用特別照顧呵護香港。 哀莫大於心死。易地而處,國家一個又一個特地照顧香港的政策都不被領情,無論多大的熱誠都會退卻。到中央有一天真的意興闌珊,撒手讓香港自生自滅,任由我們成為「零頭中的零頭」,才是對香港最大的傷害——到時香港「自滅」的機會肯定比「自生」高。諷刺的是,滬港通令全港持MPF戶口的打工仔得益;同時也帶來大量額外印花稅、利得稅收,可以用於扶貧、公共醫療等,全社會都可受惠,但有沒有人感謝「一國」的好處? 「多謝」固然沒有一句,更尤甚者,今時今日談「一國」,竟好像成了禁忌(taboo)。支持中央、港府的,都自動被打成是非不分的壞人;而反對政府的,違法也好、阻街也罷,都彷彿在「公民抗命」的道德光環下得到包容。這好比足球場上,進攻球員進入禁區,一與防守球員接觸便不分青紅皂白跌倒,然後向球證投訴,但球證卻不出示黃牌,實在不太公道。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類行為似乎有惡化蔓延而未被制衡(left unchecked)的趨勢。例如,拉布等議會不合作運動,明明就是摧毀民生、拖垮香港的行為,由阻延綜援、長生津出雙糧,到低津延遲實施,到大小公務工程延誤、超支,都是一筆又一筆要全港市民和納稅人「埋單」的糊塗帳。 林鄭司長為辯論比賽頒獎,遇到示威者衝擊,令同學連評判的評語都聽不到。筆者相信,在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發生同樣事情,不管衝擊者目的如何高尚,都一定會被批評破壞秩序,殃及池魚(參與比賽的同學和觀眾)。唯獨在香港,這類行為就像「奉旨」,衝擊者可以義正辭嚴地說「不用道歉」,因為他們是「為民請命」。相反,批評同類衝擊的意見,卻會被指是「打壓言論自由」、「為權貴護航」。 又例如甚麼「鳩嗚」、「拉喼」、「驅蝗」等毫無意義的挑釁行為,徒令遊客難堪,也讓香港蒙羞,令原本的好客之都、旅遊天堂,變成以「排外仇客」知名的城市;直至最近的無證兒童風波,網民圍封小學的行為幾近文革時期的「批鬥」和「公審」。這一切都是挑戰文明社會底線的行為,但大眾卻視若無睹,沒有人挺身而出,制止這些不文明行為,其實是間接地縱容和鼓勵歪風。
50 年不變只過了 18 年,香港便將成「零頭中的零頭」,在國家經濟版圖上消失!如此懸殊的比例,而香港又沒意識到自己正急速沉淪,你認為國家真要處心積慮主動傷害香港這個「零頭中的零頭」嗎?香港人不知是否看得太多武則天這類勾心鬥角的宮廷劇集,只用陰謀論思考,想法還停留在文革時期,聚焦於思想批判和意識形態鬥爭。事實是,The world has moved on. The country has moved on too. 若我們不把握機遇,那香港放棄的機會,就會自動成為區內和國際對手的補品。結果是香港的年輕人被迫捨棄老、中兩代,為了追逐上流力,到別人的土壤,為別人的發展出力,匯錢支持身處香港的家人。孩子沒有父母照顧、長者沒有中年人供養的悲慘「菲律賓模式」結局,聘用過外傭的家庭都不陌生。我們是否想香港走上同一條路? 中國繼續崛起是客觀事實,環球政經亦必將波譎雲詭。例如,中國佔全球GDP的 13%,幾乎是日、德、英總和,但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投票權卻只得4%,而上述三國加起來卻有16%;美國更單獨擁有17%投票權。IMF 重要事項需85%支持,變相等於美國一言堂。又例如,中國佔全球出口的12%,而人民幣已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但IMF 的「特別提款權」(SDR)卻不包括人民幣。明此理者,自亦明白若中國還不趁此刻崛起,便等於讓 175 年前清末的「不平等時代」重臨!所以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推出「一帶一路」,加強與亞洲國家的經貿、基建合作,實合情合理;最近 IMF 亦開始討論把人民幣加入 SDR,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極為關鍵。隨着國家在國際政經舞台上扮演與其重要性匹配的角色,香港亦可一展所長,擔當中外「超級聯繫人」,對人民幣離岸業務、貿易融資、資產管理、航運服務、法律仲裁等行業而言,都是黃金機遇:最近的例子有中銀向中銀香港注入東盟資產,讓後者集中拓展東南亞業務,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另外,中港證監會已就兩地基金互認達成共識,初始投資額度定為資金進出各3,000 億人民幣。 事實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股市市值已超越倫敦,高踞世界第三;作為美食之都,香港米芝蓮星級食肆早已領先倫敦,只落後紐約;講安全便捷,香港罪案率、地鐵延誤率之低更是贏到開巷。今天我們已有滬港通,年內深港通亦將推出;那金融市場外,有沒有想過中港在其他服務業的聯繫融合,帶來巨大機遇——例如醫療通、教育通?又例如,美國西岸矽谷公司要遠赴東岸紐約融資,那「中國矽谷」深圳和香港只是一河之隔,讓港深兩地人才合作,利用深圳的低地價,支持初創企業(startups),如此「港深創業通」的協同效應(synergies) 就可想而知。 這就是我們的二分結局(binary outcome):繼續糾纏政治,則淪為「零頭中的零頭」;相反,若香港能把握機遇,便能實現我們的「超額」未來(Outsized Future),在5至10年內脫穎而出,讓全球國際都會排名改寫為「港紐倫」,指日可待!
過去兩周有不少重大國際政經新聞,但翻看報章、網絡,港人似乎仍最關注政改和無證兒童。這實令人憂慮,因為香港要急切為老中青三代做的事越來越多,但世界環境卻越來越不利! 當我們要為15年間增加1.2 倍的長者趕建醫院、老人院,要為教育程度最好的年輕人製造上流力,也要幫中年人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突破而不致失去工作,偏偏未來20年發達國家卻將因人口老化和債台高築而缺乏增長;當我們經濟上需要更多收入支援這些社會投放時,香港面對的區內與國際競爭對手卻越來越強、越來越快,而可供正面改變的時間卻越來越少﹗ 更尤甚者,當香港最需要團結一致、全觀(holistic)、客觀審視各階層每個家庭的需要時,社會反而越來越微觀,只聚焦在政改這一格子裡打生打死。文明社會就如栽培美麗花卉,不能只靠一種,而是同時需要多種元素:每天只是讓花曬太陽,但既不灌溉又不施肥;就等於社會只執著於某一種選舉制度,卻對經濟民生等其他議題置之不理,那麼即使得到了陽光(普選),花朵(文明社會)仍會枯死,而今天大家的堅持執著到頭來則「唔知為乜」。因此,若市民對老中青三代前路的關注,不起碼提升至和政改一樣,文明社會只是鏡花水月。 軍事上,美國海軍邀記者登上P-8A反潛偵察機,逼近中國在南海填海的島礁,並表明日後會繼續同類行為;政治上,日揆安倍晉三宣布對亞開行等投資1,400 多億美元,固然是劍指亞投行。但一個人口連年減少、長者佔四分一的老人國,不理國債高達 GDP 的 2.4 倍,還要不顧後果地大舉投資別國,只為政治面子,除了魯莽和要配合美國之外,實莫以名之。 一個新興強國出現,必定會影響到現存強國的既有利益,因而全力阻撓其崛起:美國「重返亞洲」,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日本則繼續否認歷史,不停挑釁;還有與菲律賓、越南等的利害關係,區內同類衝突只會有增無減。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要處理的問題多的是:13億人的就業、民生問題,經濟改革、整頓吏治等。在此宏圖背景下,老實說,700萬人的香港,橫看豎看都無關痛癢(irrelevant)。 政客們每周落區宣傳陰謀論,「袋住先等於袋一世」,因為中央不存好心,想要「陰乾」香港、欺騙港人,甚麼「大陸化、赤化、換血、溝淡」等名詞充斥媒體,無限上綱,極盡煽情之能事。但冷靜下來看看數字:六年後中國名義GDP預測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若與香港比較,回歸時香港經濟是中國的五分之一,到今天是 3%,預測10年後更只是0.5%。以7%增長計,屆時中國經濟等於每年「生出」14個香港。事實上,5年前香港 GDP 被上海追過,4年前讓新加坡趕過,3年前是北京,今年勢被廣州、天津超前,到明年深圳都會領先香港了。 按現時路徑移動,相信連澳門和前海都會贏香港。知恥應近乎勇。由滬港通到深港通,「港」都排在後面。似乎港人真的潛意識接受了我們不斷讓人趕過的事實,到未來若有同類合作,我們是否會見到「澳港通」和「前(海) 港通」﹖
政府早前公布政改方案,一如所料,各方繼續「企硬」,各自表述。反對者指普選方案並不符合「國際標準」,堅決反對。但成功之路向來獨特、無法複製;若拾人牙慧,就不切實際。筆者希望提供較廣闊的角度(wider perspectives),說明成功的路——就像很多香港及全球的成功故事,都是獨特、史無前例而沒有跟國際「指示牌」行出來的。 新加坡便是一例。早前,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與世長辭。一代歷史巨人殞落,令人惋惜之餘,作為亞洲人,我們亦為這位難得的領袖而自豪。新加坡的成就無庸置疑,但李光耀先生的「威權統治」,打壓政敵,也限制表達自由。不過,若李先生今天仍健在並年輕30年,筆者相信九成以上的新加坡人都會支持他再做總理。有泛民議員指「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文明、公平」——新加坡絕非西方民主制度的典範,但人民生活水平,包括組屋,比其民選鄰居如印度、印尼、菲律賓都高。做實事,為民生,最終得到全民認同欽佩,是否只有「國際標準」的路才能做到?教科書(textbook)外的選擇,是否可以走得更遠更好、更全面、更徹底?是否只有某一套普選理論和道路才可上天堂?這聽起來又是否有點原教旨主義的信仰或法西斯主義——只有你的一套才對,其他任何一套都會死人、下地獄?李先生逝世也在港掀起一陣抑己揚人之風。多有論者比較星港成就,慨嘆香港近年遠遠落後。一時間,似乎港人巴不得李光耀是香港「國父」。但其實從無到有、到好、到最好,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故事,我們實倍數拋離新加坡!40年代末,香港剛捱過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當時香港近100%的經濟和就業都靠轉口(entrepot)貿易,偏偏踏入50年代爆發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無船出入,令全民失業。當時英國飽受二戰之苦,百廢待舉,遑論救濟遠在南洋的小小殖民地香港。 山窮水盡疑無路,但港人憑着智慧、靈活、努力不懈的獅子山精神,轉型輕工業。1950年李嘉誠先生創立長江塑膠廠,到1958年營業額達1,000萬元,賺到第一桶金,轉型地產業務,後來躍升成全球華人首富。到80年代,彈丸之地的香港甚至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地,亦造就了廣東省工業崛起,令廣東省成為最外向、出口最多、最富有的省份,也造就深圳經濟特區。新加坡能影響的主要只有國內,但香港不理任何掣肘逆境,走着獨特的成功路,不但影響自己,更影響全省全國。 新加坡捱過二戰,靠李光耀先生有頭腦、有遠見、有策略的精英團隊,為國民劃出道路,帶領國民前進,固然難能可貴;但香港捱過二戰、內戰、韓戰的三戰之苦,一直都是自己靠自己,不用依賴港督的英明領導;若新加坡有一個李光耀,香港就有700萬個小小李光耀,即使英治時沒有民主制度,自己也能自動走位,有如用之不盡、源源不絕的分子(molecule),為家人及香港創造更好的將來!
提起「一國」,自然有無限的陰謀論,不理客觀事實、未審先判的觀點。但我們讓事實說話:回歸時香港GDP是中國的20%,如今只不足3%,預測10年後更只是0.5%。以7%增長計,屆時中國經濟增長便等於每年新增14個香港。作為中國「零頭中的零頭」,如不是「一國」,只市儈地「在商言商」,其實中國實無需照顧香港。但中港一家,而家人就不會計較得失,才有照顧香港的滬港通及一周一行等政策。這不是誰「明益」誰的問題:好比生兒育女,無論他最後高中狀元還是名不見經傳,你都會用心栽培。 故此,借習近平主席的話,中港是「命運共同體」,生死與共,榮辱同存。國家讓內地企業在港上市,間接把國內的資本、人民的財產放在香港,某程度等於把13億人的命運放在700萬港人手中。明此理者自會明白,政府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合法合情合理,不存在中央要欺騙港人。相反,若我們的未來,讓一群不理客觀事實、不做功課,空談口號,只談政治不談民生,又不了解一國在過去20年以至未來對香港的重要性的人掌舵,實難令人安心。 中港淵源深遠、密不可分是客觀事實,但很多人未必了解箇中重要性。回顧歷史,二次大戰後,中國爆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為躲避戰火南來香港,令香港人口在1945年至51年短短6年間由60萬大增3倍至240萬。之後50年代韓戰,6、70年代文革及其後的越南難民又為香港帶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多次的政經衝擊和移民,沒有令社會秩序崩潰,反而孕育出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真正獅子山精神。自佔領行動以降,社會都談核心價值。但核心價值不是一時三刻就出現的,當大家把民主、公義等道德高地掛在口邊時,有否想過,其實早已植根香港大半個世紀的「核心價值」,正是廣納百川的包容心態?由何時起,我們由「四海皆兄弟,完全無問題」的東方之珠變成謾罵遊客的排外之都? 有人說這不足為患,因為香港是文明社會,只是有一批「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對我而言,文明社會和沉默大多數是互不相容(mutually exclusive)的。主流民意應是最響亮的,否則最大聲的黨派、最出格的行為、最能搶佔媒體篇幅的動作,就變成主流。而真正的主流民意又不挺身而出,便是默許甚至縱容極端聲音。例如當大家拖着行李箱上街,都恨不得貼上「我是港人」時,這種恐懼便是我們承認和默許歧視非港人的鐵證。而當「沉默大多數」心知肚明這是歪事,卻默不作聲,便是鼓勵不文明少數佔領香港﹗如此水準的我們,又有何資格批評內地人缺乏同情心、各家自掃門前雪,見人發生車禍都不幫忙呢?到最後,有一天我們拖着行李箱被人踢,也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政改議題上,到底我們是像青島啤酒般先行第一步,還是任由那些只專注在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份條件、把事情政治化、專門拉布的人「代表」我們,而我們又不作聲?
上周講到青島啤酒、中移動和北控來港上市。當時,如沒香港這取信全球的平台,國企在國內外都難以集資。但越來越多國企在港上市,投資者的信心亦越大,所以連超大型國有銀行亦開始南來,我們亦成了全球的「上市之都」。 中銀(香港)2002年上市,為當時深受呆壞帳困擾的銀行帶來資金,還把風險管理、企業管治帶進內地;沒有這些,便不會有今天的融資融劵。同年內地更推出QFII;2007年實施QDII。到2014年的滬港通,青島啤酒上市已21年。如22年前金融市場像今天議員般,一天未有完美的兩地股市融合制度,便連第一步都不踏出,那麼等到青島啤酒過期都未能上市;至於3G、4G上網在內地只是癡人說夢,遑論淘寶、小米等港人今天都用的服務和產品。 人們對新事物總是半信半疑。當青島啤酒上市,你可能覺得她市值小,不用理會;但當北京的投資公司來港,你會多加研究;到中移動上市,你不能不密切留意。今天全球十大銀行幾乎一半都是在港上市的中資行,國際認受性毋庸置疑。原本外人接觸不到、明白不了的中國業務,變成研究報告的數字,透過香港金漆招牌推介,投資者把資金投到這些他們原本毫無概念的資產上;國際社會亦慢慢理解、接受、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牟利機構。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使中港金融市場的形勢、機會、回報、風險改變,這就是循序漸進的威力。如今,同樣的中港主角在政改舞台上重現,筆者相信「中港+一國+循序漸進」推進金融市場超英趕美的故事,一樣可在政改舞台做到大團圓結局。 議員時常要求時間表、路線圖,但循序漸進並非為推卸找藉口。由青島啤酒到滬港通亦無時間表、路線圖,只有一國、一家互相照顧扶持、向好向善之心,摸着石頭過河,卻創出人人受惠的成果。其實李嘉誠、馬雲、蓋茨、喬布斯的成功,亦無時間表、路線圖,而是他們的上進心和把握機遇的結果。慢慢演進總比革命性轉變來得好,正如「慢牛」總比「快牛」持續;而先有成果再向前向高走下一步,市民信心及政策認受性亦會更高。一國及循序漸進令擁有強積金戶口的港人受惠,亦為庫房帶來印花稅收,可用於醫院、安老院等支援老弱傷殘——即使未有普選,文明社會這朵花已有水源灌溉。 又打個比喻,我們想騎單車到達文明社會,而路途遙遠,一定要小心平衡。但要在靜止的單車上平衡難比登天,而陀螺理論(gyroscope theory)告訴我們,當單車開始前進,向前的慣性(inertia)越大,單車便越穩,負載能力也越高。若要推動政改這部單車前行,有一人一票的動力後,政府認受性提高,要凝聚共識更易,日後再優化選舉制度亦更輕鬆。相反,不先把單車推動,港人哪裡都不用去。只要有向好向善之心,加上按基本法辦事的一國支持下,我們不可能開倒車——正如香港股票市場發展,都是先踏出第一步,再慢慢改良,但我們從未倒退。
近日股市牛氣沖天,而過去二十多年的工作令筆者相當熟悉資本市場的發展,所以正好把握這膾炙人口的話題,和大家分享一下何以「一國」和「循序漸進」這個兩個疑似「礙耳」的概念,卻產生了人人受惠的結果—— 包括令港股成為全球第三大市值股市。 先談「一國」。城市的經濟動力和表現,可在其股市市值上表現出來。一般發達國家的股市市值等於其GDP的1倍。即使是英國,擁有享譽數百年、早已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倫敦,其股市市值都只是GDP的不足2倍,而香港卻高達 15 倍,當中過半是中資企業。彭博統計更指香港已超越倫敦,勢成為全球第三大市值的股市——我們深信,香港最美好的50年,不是173 年的歷史,而在未來;而這一代年輕人教育最好、富有理想,又有一國給予的發展機遇,一定會做得比上兩代人好。這星期,我們又多了股市市值這一硬數字支持。 香港股票市場如此蓬勃,其中除了本地公司相信我們的制度是全球最好,無需到倫敦紐約上市,亦歸因於國際企業如Prada等,認為相比倫、紐,在港上市能給其股東和家人的資產更大保障和價值。一國兩制最偉大之處,在於連外國人都以真金白銀投票,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會比數百年資本主義孕育的國際金融中心倫、紐,更值得投放其公司和家庭的財產。 如今,中移動市值便等於香港1倍GDP,騰訊又是另外七成的GDP。如不是因為「一國」——香港是「自己人」,很難想像中國會容許最大的銀行、電訊商、國企來港上市,而非在「自己人」的上海、深圳、未來的前海,甚或「外人」新加坡。所以沒有一國的機遇,港股市值很可能就會像其他先進國家一樣,等於1倍GDP,而本地最大市值的股票可能仍是香港電訊——相信本土派會樂見其成,但同時香港亦不會有高增值的金融業讓我們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輕人選擇。 明乎此理,亦應明白中國讓這麼多重要企業來港上市,香港情況絕對會影響內地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如果你是中國的對手,你一定不會樂見香港的 P/E 估值升至甚至高於全球平均,從而利用股票這貨幣來收購他國對手公司的業務。所以國家安全在香港的確是個實質議題,不容忽視。 香港股市有今天成就,絕非一蹴而就,當中充滿了「循序漸進」,一步一步走上成功路的腳印。而一切都由小小的一罐青島啤酒立下的里程碑開始。1993年,青島啤酒成為首間在港上市的國企。在港上市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多了生意,有資金更換廠房設備,讓老牌子做得更好。自此,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嚴謹的監管,認識到中國企業的運作;上市的H股越來越多,規模亦越來越大。1997年5月,北京控股(即北京市政府的投資公司)在港上市,籌集資金興建了第一條連接北京機場與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同年,中移動上市,籌集資金擴展和升級了全國的流動通訊網絡——沒有香港為其集資,今天就可能沒有阿里巴巴及騰訊。
本周名副其實「風雲變色」,各位除了要帶傘防風擋雨,還要密切注意中證監為了維持「慢牛」健康發展,周五出招、周六澄清、周日降準所帶來的股市震盪。同時,政府亦會於周三提交2017政改方案,政局動盪在所難免。 香港黃金五十向來以客觀事實為依歸,不是要說服(convert)讀者支持甚麼政治理念。只是希望各位為政改打架之前,可以全觀(holistic)地看香港議題。在未來幾周,我們會用客觀事實,為大家化解成見、解開心結,用平常心作重大抉擇。 筆者非政治專家,但觀察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政治討論日久,各黨派「企硬」、「嗌交」,社會的確少了客觀思辯。同時也不難理解,在人人都忙、分秒必爭的香港,加上媒體渲染,政改常用的「循序漸進」,很自然會立即勾起抗拒;而對於不明白中港兩地其實是個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人而言,政改常用的「一國」,更會覺得難以接受。不過,很多事情乍看之下未必順眼,事實上卻會令人喜出望外。正如當大家首次見到來自蘇格蘭、看起來有點「老餅」、「過時」的Susan Boyle唱I dreamed a dream,都未必會想到她擁有天籟之音,震撼人心、賺人熱淚。 歸根究柢,港人不懈工作、努力養家,為的都是共同創建及維繫一個更好的文明社會。具體而言,這應包括(一)老有所依、弱有所靠、傷有所救、殘有所助;(二)下一代過得比自己一代好。 雨傘運動充分反映了特別是年輕人對追求某一種普選制度的激情和理想。筆者絕對支持普選,因為一個文明社會,人民應可任免政府。不過環顧很多有普選的國家,都不見得一定是文明社會。例如印度普選歷史逾60年,到今天很多地方依然連公共衛生、女性尊嚴等都強差人意;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22%,幾可肯定年輕人會過得比父母一代差;至於Land of the Free美國,由於選舉入場費用太高,長期只有兩黨角力。到最新一屆大選,甚至可能有第三個布殊,與第二個克林頓對壘。美國中產實質收入20多年原地踏步,貧富懸殊又是歷史新高;這不禁令人疑問,在最需要深層次改革時,3億人口的美國,其選舉制度只能「翻兜」三兩個政客,是否公平、公正、公開?如此結果,又會否把American dream變成美國惡夢?普選是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單靠普選並不能創出文明社會。當A(文明社會)必定推出B(一定有普選),但B(普選)卻不能推出A(未必創出文明社會),那B便是A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正如花朵需要陽光、水份、肥料,缺少任何一樣,多優良的品種都會枯萎。 選舉制度只是文明社會大圖畫(big picture)的其中一個格子(pixel),當中還包括繁榮經濟、優良教育、推己及人、向好向善之心等。筆者相信,所有真心為香港好的人,都應客觀務實地審視現況,不要在政治格子中打生打死,別讓空泛口號佔據公共討論,令香港裹足不前,無法創建文明社會。
今天的香港有一大堆矛盾和不滿,以及應使卻沒使、結果自製這堆矛盾和不滿的巨額盈餘。如果公共理財真的有其紀律,今天便應有錯即改,立即投資追回香港應有的美好過去,以及更美好將來。 人口老化下,長者將由100萬增至15年後的220萬,但過去15年卻連一間新醫院都沒有。可惜,最新預算案不單未有嘗試立即追回過去5年有錢做卻沒有做的投資,反而變本加厲,倒行逆施,要在兩年內共節省開支2%! 前綫醫護人員早已叫苦連天,公營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社福機構人員疲於奔命;當一個體系(如公立醫院的病房)使用率已超過100%,到底在財爺心中,還要節約甚麼? 財爺常強調「財政紀律」,甚至曾以希臘等國家來說明「審慎理財」的重要性。但香港的確不是希臘,我們沒有財赤、沒有欠債、沒有通縮;為何要無故自殘,一刀切地緊縮?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炊」,怎麼我們面對滿溢糧倉的米卻坐困愁城?再者,政府可用儲備接近1.5萬億,佔GDP約70%。相比之下,2000年初科網泡沫、911、沙士打擊下,4年間赤字總額是1,700億,極粗略估計,1.5萬億足夠抵禦同樣衝擊近9次。 而且,過去5年是環球經濟自大蕭條以來最差時期,香港依然錄得每年GDP 3%的盈餘,除非我們過分自殘,否則實難想像赤字從何而來。如今,我們最需要增加醫療服務,興建最少9間大型醫院時,卻要削減開支,實好比當人民飢腸轆轆,政府應開倉派米時,卻加建糧倉儲米一樣。 我們希望財爺和港人不要混淆投資與開支。派糖是開支,如潑出的水一去不回;但投資卻可在未來獲得回報。退稅、退差餉後,可能你會換一部新手機,或者去一次旅行,買到霎眼嬌的一時快樂。但建一間新醫院可換來60年的安心;建新商場、新酒店,則可換來60年的就業機會、上流動力及稅收! 我相信當香港人為家中長者、正在讀書的年輕人想想,自會明白目下為老老嫩嫩以及自己的美好未來,是應該善用盈餘在今天投資,而不是靠未來基金。 政府過去5年錯判形勢,眼前的香港早已「乜都唔夠」。即使我們今天便上馬,其實已遲了5年;況且,未來基金還打算把儲備鎖起,等到不知多少年之後的未來才用,到時的未來基金只會是個「遲來」的「遲來基金」,重複過往5年的消極誤判,淪為「今日不做明天才做」的藉口。這好比對面大廈大火,你打電話給財爺求救,他向消防處注資50億,但卻連一部消防車都沒有派遣到場。遠錢不能救近火,結果當然是大廈「燒通頂」,死傷枕藉。 事後孔明,如果港人5年前就知道今天香港會有巨額盈餘,但同時有一大堆矛盾,人人不快;另一個選擇則是5年前大力投資,把香港的餅造大,那今天可以化解所有矛盾,人人開心,而依然有可觀盈餘。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你會點揀?
CFO和收銀員的分別,在於後者只是負責收錢、入帳;而CFO則要考慮市場全局,為機構制訂適當策略和定位。 同理,財爺作為香港的CFO,必須摒棄收銀員思維,不要消極被動的只看帳面數字,而要一併考慮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能一味強調「不干預自由市場」,因為如今城市與城市間的經濟競爭中,政府的角色日益重要。有時政府帶頭加大投資,可令整體經濟賺得更多,產生更多稅收,應付未來開支。 再者,亞洲放眼都是積極主動的城市:上海、前海、深圳、新加坡、澳門等,她們的政府帶頭幫市場一把,因而製造出新的就業和稅收,最終得益的,還是社會和政府庫房。可以想想,如上海沒有建成浦東新區,有可能造就高速增長嗎?如新加坡政府不是建成Marina Bay,又主動推銷新加坡,有可能短時間超越並拋離香港嗎? 又例如澳門的博彩業,過去10年都屬結構性增長。如果當初一個沒有盈餘的澳門,明明見到結構性機遇,但基於她演繹的審慎理財,並無為澳門投資,填海造地建成路氹城,有可能容納這麼多世界級旅遊設施和酒店嗎?人均GDP又怎能從香港的0.6倍,短短十多年間變成2.4倍,成為世界第4高? 香港零售業也坐享同樣的結構性機遇。但可惜過往5年零售額大增80%,零售面積卻只增加2%。用財爺5年總誤差的6,000億元,可以建近1.5億方呎(目前面積的1.5倍)商場。但我們沒有增加商場,不但白白損失地價、上流動力和新稅源,更造成中港矛盾。 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影響的權威標準普爾(S&P)推算,人口老化下的醫療開支是政府最大負擔。眼前我們的醫院和安老設施應付100萬名長者已瀕臨崩潰,如何指望它負擔15年後220萬名長者的需求?每年已有5,000名長者在輪候不足3萬個安老院舍宿位期間逝世;而建一間醫院需時10年,訓練一個專科醫生要13年。今天還不擴充,到日後要全球搶醫生、趕工建醫院,成本隨時數以倍計。日後即使未來基金有錢建醫院,病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除了成立未來基金,財爺還計劃把政府開支控制在GDP的20%內。財爺認為這是體現量入為出,因為過去40年只有8年政府收入佔GDP超過20%。但財爺沒有留意,這8個奇特的年度,其中5個正是剛過去的黃金五年! 香港潛力無限,開支限制就好比父親因自覺未來加薪幅度有限,因此只限用收入一成買奶粉,所以兒子在兩個月、六個月、20個月大時都只吃20安士奶。結果明明應是昂藏七尺的兒子,卻因未有投資栽培,守着無謂的「審慎理財」信條,到18歲長大成人時只得4呎高。香港本有「巨人DNA」可超倫趕紐,為青年和長者創造可持續的稅基,現在卻可能被迫要做侏儒! 前財政司麥高樂的話點出了公共理財哲學的應有態度:「我相信市民寧願有更佳的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也不願儲備不斷增加,變為可笑的吝嗇。」
正如上周提及,黃金五年(2010至14年)間,原本財爺預測期內會有200多億赤字,結果卻錄得逾5,700億盈餘:其中約一半(3,000億)是報表上(reported)的財政盈餘,但要注意該數字已扣除派糖及注資不同「小金庫」。所以,調整有關金額後,財爺過去5年實際低估盈餘近6,000億,等於1年半的政府開支,或每年估錯30%!由此可見,司長是根本地誤判香港實際情況:政府收入不會從天而降,故連年巨額盈餘,定是港人多賺了錢貢獻庫房,以致當先進國家衰退、通縮,政府個個赤字時,香港不但沒有跟隨這周期性下滑,反而成為年年有餘的逆市奇葩,足證香港實享結構性機遇,而這當然亦與祖國的結構性增長有關。 司長錯誤睇淡對香港的傷害極大。正如做教師的定要了解學生資質,強項加以培育、弱點予以扶持;現在香港好比一個天資聰穎的高材生,卻連幼稚園都不給他讀,白白埋沒天才!明明市道暢旺,應該請人加舖,把生意做大,但因老闆「睇錯市」,抱著公司盈餘不投資;但對手卻順市擴充,那麼不用多時,本來較弱的對手都會從後趕上。最後公司的客人會流失、員工會跳槽,別人連年花紅,自己卻虧損纍纍。面對結構性大好形勢,卻沒「應使則使」迎好投資,結果赤字收場的結局,其實是「自己攞嚟」的。 在美國,如果上市公司CFO的盈利預期(earnings guidance)有3%誤差,公司股價肯定大幅波動。因為市場會認為CFO錯判公司及市道,必會動搖對其信任(credibility)。如果誤差更大,股價更會一蹶不振,有如最近「大地震」的渣打銀行以及股價持續疲弱的滙豐銀行。這就是市場公正的紀律:睇得準便有份工,睇不準便遭逼宮。 財爺的誤差6,000億,足以建60萬間公屋,向公屋輪候冊上每個家庭派3間;或60間瑪麗醫院,增加我們所有醫院床位3倍有多,而未來15年我們只需增加0.6倍便可應付人口老化需求,即是足以把人口老化的醫療問題解決5次;或1.5億呎商場,是全港所有商業樓宇總和的近1.5倍。換言之,6,000億足以倍數解決香港所有重大問題:劏房戶、急症室輪候過長、中港矛盾、競爭力下降、通脹等,令香港由人間煉獄變成樂土,還會「有找」,依然有可觀盈餘! 而這6,000億投資一定會產生極大「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先進經濟大都債台高築,沒有資源應對人口老化,勢必連年加稅、缺乏增長;而香港卻擁有背靠祖國的優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十三五規劃機遇、最新最好的商業硬件(酒店、商場、寫字樓等)和軟件、充分的醫療照顧令我們有健康的市民以及無後顧之憂,做事積極的打工仔;勢必是個繼續年年有餘、沒有加稅壓力的人間樂土,到時全球最好的投資者、精英和企業都會湧到香港,尋找理想的他鄉故事。這就是香港未來50年成為全球贏家的本錢。這就是香港人把6,000億盈餘投資得宜,可以綽綽有餘地創建的黃金50年。
政府公布未來基金的計劃。根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長劃組)直至2041年的推算,隨人口老化,結構性財赤總會出現,故要未雨綢繆。因此,未來基金是基於一個橫跨27年的推算。但財爺過去5年每年平均估錯30%,誤差達6,000億。連過去5年為何出錯都未清楚,如今在此薄弱不穩的根基上作長5倍的推算,我相信「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已能解釋何以我們不相信結構性財赤的預測。 過去5年政府收入平均佔GDP的22%,但長劃組沒以此作為推算首年(2014/15年)的起點,反用上比前年還低的19.4%,預測到2029年,開支便會高於收入,出現財赤;若把這個起點上調至事實的22%,那未來約30年收入都比開支多,到2041年,人口老化洪峰已過,都有盈餘,根本毋須設立未來基金。 別忘了這22%是在甚麼環境造出來:過往5年歐洲連年衰退、美國3次QE、日圓貶值三分一、中國不能保八,現在歐美中日都面對通縮風險。經歷以上佔全球GDP六成的經濟周期性衰退,這有如紅爐火對香港財政收入的壓力測試,足見香港坐享結構性機遇,而這當然與內地的結構性增長有關。信手拈來的例子有自由行:現在只有49個自由行城市,只佔全國660個城市的7%,空間無限。因此,22%這數字肯定是堅實可信,但長劃組卻沒有解釋為何沒有採用。由此可見,我們的財政實力的確雄厚。只要理財得當,目前儲備早已足夠。現時政府可用儲備近1.5萬億,佔GDP 70%。而且,當全球不振時,我們仍錄得每年近3%GDP的盈餘,香港真的需要巨額儲備嗎?就算按歐盟財赤安全綫每年3%GDP計算來慢慢「搣」,都足夠支持23年。何況即使我們把儲備搣盡,與其他國債動輒佔GDP100%以上的國家比,我們依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再者,即使香港有個三長兩短,相信祖國定會給予支持。 撇開預測準確度,更值得商榷的,是未來基金背後的公共理財哲學,以至對社會經濟的誤判: 未來基金反映政府消極被動,只着眼帳面數字,漠視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因為事實上「甚麼都不做」的成本(cost of doing nothing)其實最高!例如,過去5年我們新增極少商業用地,令寫字樓租金貴絕亞洲。粗略計算,過去10多年起碼30萬個金融及商業服務業職位被新加坡搶走。假設每年1.5萬個大學畢業生中,有三分之二(即1萬人)投身相關行業,我們已不知不覺地流失了共30年的年輕人事業發展機會!這些都是就業、上流力及稅基的流失! 今天,新加坡靠平租、國際學校學額把跨國企業的CEO搶去。這些CEO眼見15年來,沒有新醫院的香港是病人等床,新加坡卻是病床等人。當他們習慣了當地社會、醫療等服務,要他們回到香港落戶實難比登天。到10年後未來基金即使有錢建寫字樓、醫院、國際學校等都已經太遲,只會淪為「年年走寶」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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