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拆局 - 黃英琦
2015-07-28

三年來，我感覺香港在向下滑，也同時看到了社會的新價值在辛苦經營和成長。下滑的不是金融樓市，大家都想樓價和租金跌，它卻不跌；下滑的，是許多香港人的心，在缺乏互信、推卸責任、麻木和自私中沉淪。 當香港的教育體系繼續商業化，我們發現大專副學士課程超收學生，連課室和老師也不足，不擇手段；私立大學的收生廣告則譁眾取寵，展示大學行政人員的「求其」和膚淺；而小學的掌權者，不用說了，把校譽凌駕人性，扭曲教育工作者的價值，完全匪夷所思。香港各行各業按指引做事，懼怕犯錯，以自保為前提。早前看到高鐵工程延誤，我心裡嘀咕，難道在高鐵地盤的前線工程師一直看不見？我相信他們知道，但機構不鼓勵下情上達，人人報喜不報憂，既然做事投入不會被稱讚，就做花生友好了。如此例子多不勝數，許多組織架構應有的同理心消失，擁有權力的人忘記「初衷」：老師的基本責任是保護孩子，這是與生俱來的價值，不用文憑和指引；專業人士應有承擔，努力提出解決問題的點子，就像沙士時期的醫生。 去年雨傘運動後，這城市更缺乏互信，管理者常以擔心「混亂」為名，過度管理。在書展的龍應台講座後，千多名讀者有秩序輪候簽書，但貿發局職員卻先把部分讀者圍在鐵馬陣內，繼而找來保安呼喝甚至半推著讀者，要他們走快點「不准停留」，簽書後馬上離開。 與此同時，我也認識了許多渴望改變的人。「教育大同」的家長認為教育應有選擇，不怕與校長和老師溝通；「綠腳丫讀書會」是以家長為主的面書群組，參與的數以千計家長出版繪本，帶小朋友在農田中閱讀，摒棄港孩式催谷教育。還有許多青年組成的關注和互助小組，在街頭辦講座，發動社區的共享經濟，聆聽長者的故事。 當自稱文化活動的書展以鐵馬招呼讀者時，我在更多家長和青年身上看到了重燃的「能做到can do香港精神」，大家願意為香港共創更美好的未來。而我也會盡一己綿力，促進這些社會新價值的成長，各位讀者願意參與的，請揮手。 文化拆局三年前開始，就以這個承諾結束。 

2015-07-21

地鐵站內有這麼一個大型燈箱廣告，主體視覺效果是個誇張的「雌雄同體」，左邊是女體，長頭髮，穿半邊鮮紅裙子，有著撩人的體態；右面是男體，鮮寶藍色西裝，長小鬍子，眼神帶點曖昧。我還以為是個講夜總會的戲劇演出，誰知廣告的左上角寫「明德學院收生日」，中間寫「改變你的視角：報讀明德學院的性別、媒體及文化課程」，右下角寫「明德學院是香港大學集團成員」。以上是我的翻譯，原文為英文。 這是個「吸睛」、也是個「無品」的廣告；這廣告缺乏知識、譁眾取寵；這廣告的效果是加強公眾對性別的誤解和二元對立。我不敢相信這廣告來自大學，還要是香港大學的一員。 明德學院的網頁說，性別、媒體及文化主修課程「採用性別研究的方式以探討媒體文本、機構、科技、受眾及文化議題」。我向其他大學的性別研究學者打聽，知道策劃明德這個新課程背後是有心的老師，但她看了廣告後也質疑：為何一個希望拉闊學生對性別理解的課程，會有著強化既有觀念、完全與原意相反的宣傳手法？學者朋友說，廣告重複了坊間對男女和性別的偏見，課程鼓勵學生在真實生活中思考性別議題，發展批判能力，但宣傳卻風馬牛不相及。 我看了廣告後，很想給馬斐森校長寫一封信。我想說，馬校長，香港大學的校友都願意撐大學，我們是港大的持份者，可以幫忙抵擋政治壓力，保住港大的獨立自主，但我們卻不能阻止港大的市場化和庸俗化。甚麼時候開始，港大竟是個「集團」？明德既是港大集團成員，它也應該傳承港大文化和「明德」，給公眾一個重視知識的形象。我理解自資大學的財政壓力，但天大的壓力也不能用這樣低俗和政治不正確的方法做宣傳。 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政策都有著性別定型和偏見，缺乏性別思考和正確的觀念。例如社區的體育設施都是足球場和籃球場，就是個跨越規劃與性別的議題。知識驅逐愚昧，知識是創新的基礎，明德學院的人文通識課程是「鍛鍊自我反思、探究及批判能力」，遺憾的是，這廣告卻讓我們看穿市場化的禍害，連港大也要如此不擇手段。    逢周二刊登

2015-07-14

「社會」實驗室是陌生的概念，但與科學實驗室一樣，同是創新的過程，是在充滿不確定情況下尋找突破點，發現解決問題的線索。若醫療的實驗室是為了研究症狀或病毒的治療方法，社會實驗室也是在複雜的問題中抽絲剝繭，尋找「治愈社會的藥方」。醫學研究人員常與細菌為伍，但社會實驗室研究員卻最需要與人溝通，從人的故事中得悉他們如何過生活，需要怎樣的支援。 荷蘭智庫「智識平台」(Kennisland)就用了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 的概念，從下而上，推動政策創新。他們得到地方政府的資源，把辦公室搬到社區，借用位置適中的咖啡室一隅，設定要解決的問題，就這樣開始工作。如此落區看似沒甚麼特別，但原來團隊是個跨界組合，有官員、研究員和志願組織。實驗室為期數周，期間官員暫放棄舒適辦公桌，每天留在區內訪問政策的用家，聽他們的故事，理解不同政策對他們的影響。他們發現，不少長者最重視的是獨立、自主、私隱和尊嚴，寧願照顧自己也不願麻煩別人，但期待有人陪伴每月看醫生一次。有時長者也搞不清楚政府能提供怎樣的協助，若服務和選擇太多太亂，會適得其反。團隊每天四出家訪和街訪，傍晚就在大本營把筆記變成文章、隱去被訪者姓名放上網。兩周多後，社會實驗室來個中期總結，從近百個有血有肉的人性化談話中找到了政策該如何細緻變更的方法。 政策的創新需要實驗精神，嘗試不同方法，不怕失敗，才能真正以人為本。香港的決策者不像社會研究員，制訂政策前基本都有諮詢了，但只局限於聆聽代議士和團體的發言。例如面對「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這個讓錢跟人走的計劃，意念是好的，長者可按需要作出選擇，但被批評為「唔湯唔水」，官員感到氣餒，但若決策過程有所創新和實驗，結果會否不一樣？ 8月中旬，兩名來自這個荷蘭智庫的研究員將來港一周，與民間團體一起策劃短期的社會實驗室，讓市民也參與改變政策的過程。當決策是跨界的實驗和創新，也許更容易找到治愈社會問題的新藥方？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email protected]/周二刊登

2015-07-07

台灣的基金會近年在推動台灣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台東，「公益平台」長期關心花蓮和台東，由民間建言，倡議花東以可持續發展的思維作全面規劃，而不是只有巨大的工程建設，破壞自然和文化生態。八年前，平台創辦人嚴長壽先生更親自呼喚關心這議題的台灣文化人、導演、作家及企業家召開聯合記者會，請政府以花東的永續和溫和發展為考量，之後更認為需要作出正面行動，因而設立平台，在原住民教育和文化主導的小型產業孵化方面投放時間和心力，讓更多人體驗花蓮和台東。我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認識和理解花東之美。 另一個「台灣好基金」則認為鄉鎮文化的深耕是使台灣成為美好家園的重要基石，因此基金會投放資源於協助鄉鎮產業的持續發展。這些小型社區產業在大城市的消費模式中被邊緣化，於是基金會在台北繁忙的南京西路巷子開了一家「好灣好、店」，產品都是自家製，傳承著當地的文化、氣味和創意。店內產品以公平貿易為原則，與農夫和原住民部落合作，讓生產者用細心和最自然的方法製造，而消費者則可感受到產品的獨一無二。 這些基金會的工作低調，但為了改變大眾對「落後」社區的看法，也會偶然辦令人感動的文化活動，由在台東池上舉行的小規模「春耕野餐節」，到有優人神鼓和雲門舞集演出的池上音樂節，都是在池上的田間演出，以池上的山水稻田為背幕。眾多觀眾遠道而來，坐在田間阡陌，大家對珍惜生態和鄉土人情又多了深刻的體會。 香港也有許多家族基金和由大企業設立的基金，大部分都較傳統，由贈醫施藥至支持新醫療科技，由捐助獎學金至在家鄉推動興建學校，做的都是有意義的工作。但香港的基金較少扮演倡議者和直接參與和行動的角色，遑論與政府打對台。然而，面對後政改被撕裂和充滿仇恨、連一位灼傷者都不放過的香港，面對過度發展帶來的種種人文和生態危機，香港需要更多的跨界朋友和基金會願意作出直接行動，以溫和態度倡議新的價值和思維，讓社會慢慢由兩極的敵我分明走到中間來，以正面行動創造新的香港。 

2015-06-30

原來每個著名的世界城市，都有一個市民愛戴的市集；而城市的興起，往往也是圍繞著市集開始，以市集和其公共空間為核心根基。 西班牙巴塞隆拿不單有足球隊和藝術建築，也是當下歐洲創業者熱愛的創業聚落。大家喜愛巴市的其中原因，是它的中央市集La Boqueria(且譯保記市集)。市集已有數百年歷史，與巴市一起成長，是該城的地標和驕傲。保記市集內有最新鮮和道地的海鮮肉類和蔬果，更有原創和手作攤位和小型食肆和酒吧，每年吸引不少遊客。最近，巴市成為郵輪停泊大港，眾多遊客逼爆市集，導致居民不能在保記買餸，檔販也不高興應酬太多遊客。於是新上任市長也要下一道相當民粹的命令：在早上買餸黃金時間，不歡迎旅遊團進入。看來保護主義在每個城市都會發生。 還是繼續說市集吧。現代大城市與其政府愈來愈重視市集，在紐約下曼克頓區，Chelsea Market(就叫賽詩市集吧)翻新成為市民和遊客所愛，供應來自本土和全球的新鮮食物。千萬別以為它就像濕滑的食環署街市，賽詩環境整潔，部分攤位的檔次頗高，除了新鮮糧食，還有可即買即吃的海鮮和生蠔。在倫敦，泰晤士河畔的Borough Market(叫布諾市集如何？)定位與賽詩市集不一樣。那裡大部分商販都是食物生產者和製造者，大家到布諾市集，是希望品嘗最本土的英國食物。例如賣乳酪的幾家著名小店東主，是乳酪生產者又是乳酪專家，你可以從他們身上了解不同乳酪背後的故事。在亞洲，台灣大小城市都有市集和夜市。新加坡市集在市區更新中沒有被消滅，反而提升檔次和衛生水平；食物貴了，有些地點甚至太商業化，但市集仍具獅城特色。 在香港，我們應該慶幸中環街市的1938年建築物在「地少人多」的迷思和「庫房收益」壓力下仍健在，默默在等待活化的方向。我們是否要集合力量向市建局說：請不用花太多錢做花巧的復修了，那裡曾經是市集，未來要繼續成為香港的現代市集，那裡就是我們的保記、賽詩和布諾。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周二刊登

2015-06-23

在香港政制發展史上最令人費解的投票甩漏事件跟前，其他不知所謂的決策似乎變得微不足道；不是的，甩轆的源頭，早就從社區的小事顯露出來。例如三項鐵人賽突然走樣，只剩下兩項。三鐵向體力挑戰，由游泳、踏單車和跑步3種運動組成，奈何今年卻因區議會和毗鄰單車徑的《天賦海灣》居民反對，腰斬踩單車部分。 建制議會與害怕投訴的政府前線人員一起「不作為」，貌似息事寧人，卻阻撓了不少創意活動。若居民反對封路，議員能否請居民求同存異，締造包容社區？鐵人賽只是每年一次，在周末的大清早舉行，怎能說成滋擾？ 例如調景嶺普賢佛院逼遷事件。無論西貢區議會有多麼好的想法，也很難說服一般講道理的市民：為甚麼在策劃文物徑和風物資料館前先要拆毀已在當地營運數十年的佛院？傳媒報道了佛院住持在少年時已是激動和不合作的人，欲把責任個人化，但政治難道不是「雙贏」的藝術？議會在使用資源時不能如此霸氣。 例如觀塘海濱音樂噴泉。政府的一億元工程成為各議會視野和領導力的測試，目前優勝者看來是葵青區議會的流動醫療車。音樂噴泉不是甚麼創新之物，選址遠離民居，為何要投放數千萬元於此？其實只要多研究，定能想出可直接幫助區內長者和低收入家庭的社會創新點子。 建制的資源滾滾來，心態也愈傲慢和浮誇，忘記了謙卑，身邊的盲點累積，動搖了最基本的常識和獨立意志，就發生了618的匪夷所思行動。 這邊廂，公民社會被分化，但仍有不少人在學習營造社區，研究政策，拓展公共空間，鼓勵居民參與。香港文學季剛在一個沒冷氣的牛棚小屋開幕，簡樸而堅定，資源匱乏阻擋不了「書在人在」的承擔。政府一向不重視文學，但香港文人近年的行動力卻令人驚嘆，跨代作家詩人組成香港文學館的倡議團，出版文學雜誌，還不介意教授只有廿人的工作坊，默默深耕。 後政改的年頭，就像電腦畫面的refresh，重新執位，思考角色，強弱隨時逆轉；大家都要學習，以人文關懷出發，令香港不要再貽笑大方。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逢周二刊登

2015-06-16

在世界不同角落，由數碼和智能化推動的社會創新已改變民間、商界和政府的關係，政府開放數據，市民可多理解和參與政策制訂。這不是「聽聽而已」的敷衍了事，南韓首爾市長就把10%財政預算留白，鼓勵市民參與，提出社區為本的新服務。在西班牙，政黨透過手機程式仔細聆聽人民聲音，不同議題的意見也可進行小型公投。這都是數碼化社會創新的例子。除了讓政府放權，與市民共創，更可推動共享經濟，例如有了carshare，大家能租車就不用再買車了。 香港仍是生意主導，我們想像的科技和創新，是為了商品化和賺錢，首要不一定是為了改善人的生活。在英國，社會創新者和科技人的跨越，出現了許多創新產品，聽說腦退化病人可戴上互動手錶，讓醫療團隊隨時測量心跳和情緒波動，也可實驗多元治療，如播放柔和音樂；當然也可確定病人行蹤，防止走失。社會創新不單由年輕人和創革者參與，大企業也紛紛加入，讓生意融入社會使命。可口可樂透過營銷網絡向窮鄉僻壤派送藥物，球鞋公司樂意回收舊波鞋，把舊鞋打碎升級，成為鋪設運動場的膠地板。愈來越多跨國企業就採購源頭作出承諾，使用公平產品，支持良心消費。 社會企業擁有盈利和社會的多條底線，美英已有相應公司框架回應這些既可賺錢也擁有強烈社會使命的公司，美國稱之為B公司，可獨立註冊和認證。世界各地已有不少大學推出「社會創新」碩士課程並就此新領域進行研究；公共智囊設計工作坊，讓跨界人士理解社會創新的流程，如何運用同理心想像多元方案；官員則推出創新的政策，例如法國政府推動城市內建築物的屋頂綠化，也倡議90/10的投資策略，即90%投資可以「利潤最大化」，但餘下一成可有社會使命和意義。 在社會創新領域，香港有社創基金，有中介機構，但仍未能推動跨界起動，商界支持，社會制度朝著公義的革新。也許這也是政改的壞影響吧：香港停滯不前的，何止政制改革，其實是整個社會的互相信任、創新向前。 周二刊登

2015-06-09

在未來世界，有部分打工仔，特別是從事國際商貿、科技和創新一族，可能再不用規律的九至五上班了。Fast Company文章預測，未來「返工」趨個人化，不需要固定在某個辦公點，只要有電腦和手機，工作由起床就開始，其實是無日無之，沒完沒了。有大機構鼓勵員工彈性上班，若需要接子女放學，或陪老人家看醫生，儘管早點走吧，晚上再在家中工作，不用請假，只須完成任務，有所表現。我也聽說過一些國際律師事務所不介意律師偶然「在家工作」，但條件是減少年假及必須隨時回覆電郵。聽下去較苛刻，但是否仍比要打卡的九至五好？ 早前認識一位在蘋果電腦工作的年輕人，他告訴我，辦公地點浮動，沒有固定地方。我問：那公司如何監察他的表現？他驚訝的說，能成為蘋果電腦一分子的人都有著無比的主動，並擁有工作熱誠和承擔，有著「創業家」的性格，幾乎是每分每秒、24/7都在思考工作，公司不擔心員工在hea。 在不久的將來，工業年代帶來的標準化和一統化會消失，許多人的工作更自由自主，與生活的界線模糊化。若未來的工作模式將有顛覆性的轉變，香港為何需要更多甲級寫字樓？為何要把觀塘工廈拆掉和改建，讓文化創意產業沒法生根？若未來有三成工作人口是「遊走」各區的，我們為甚麼要打造「第二個中環」？政府在2007年曾作「香港2030研究」；8年間，科技翻天覆地改變生活，報告預測了規劃部門如何回應人口增長和土地需要，但那是基於過去的工作方式作假設。 2030研究忽略的是，若有三成人不用每天趕返工，偶然在家工作，那社區的設計應有怎樣的新意？室內與室外，辦公點與市集，人與大自然，如何共存和結合，不分你我？ 我想像的是，未來的中環街市部分也必須有創業者喜愛的「共享工作空間」。香港已有三十多個類似的共用辦公點，只須三數千元月費就可使用。當香港有更多創業者和流動的自由工作者，也許我們要改變過往「地少人多」的偏見，也許香港不需要太多新增的豪華辦公樓，而是更多的「聚落」(clusters)，讓不同興趣的人走在一起，集思廣益，分享經驗。

2015-06-02

一群長者被脫光衣服，坐在平台等候洗澡，有人說，這只是冰山一角。問題出在哪裡？說穿了，不就是欠人文關懷？香港表面文明和繁華，卻嚴重缺乏人文精神，不少人對「人人平等」振振有詞，但行動卻表裡不一。香港需要改變。 剛退休的朋友到老人院探望年邁親戚後苦著臉說：要積極行動和做些事了。因為他不想自己到八十多歲時會被視為一個人球和物件。我也人到中年，我最不想的是在數年後被稱為「老友記」。這是社福界對長者的經常稱呼，但這叫法背後顯示權力的強弱：一般人不會視陌生的年輕人為「小友」，那為何硬要把長者視為「老友」？這麼一句，其實已把一群人框入較弱勢、需要照顧的圈子。 學者說，安老服務要走向家居照顧，這是老生常談。問題是誰去統領和創新，重新調撥資源，誰能打破現存的山頭主義，在私營和資助院舍之間找出第三條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開始退休，我認識不少這樣的朋友：六十多歲，身體健康，正在投身第二事業或參與公益工作。他們經驗豐富，不需要照顧，還可以幫助別人。你會稱他們為長者嗎？我會叫他們「新中年」。 人人都對安老發展有責任，不單是政府和社會界。在英國，愛緩跑的年輕人每天傍晚發起「有意義的跑步」，跑到長者家，為他們送飯，做些小維修，閒話家常，既keep fit也為社區做好事。在香港，聽說志願機構的家居照顧人手不足，下午三時就要送晚飯給長者。如果我們能夠如英國一樣動員社區的義務精神，也可以有這樣的跑步隊，或設立更多社區廚房，甚至到超市收集賣不去的新鮮食物，自己社區自己幫，有人煮飯有人跑步送飯。我相信企業也願意履行社會責任，鼓勵員工投入社區。這些第三條路，就是社會創新的力量。長者是社區的一分子，社區要有足夠配套回應人口老化。也是英國，社區有義工隊陪同腦退化病人在社區散步，讓他們不會走失，有人帶長者落街買餸，為甚麼香港不可以？我相信社會有大量有心人，但需要領航者、倡議者，不拘泥於公與私，願意付出，為每位長者帶來人性化和具尊嚴的晚年。 

2015-05-26

想不到一年多沒來東京，這城市的大街小巷竟多了單車，不是由鋼條型「火柴人」駕著去比賽的公路車，而是生活和休閒用的，前面有個籃子那種。中年的伯伯在騎車，少婦帶著兒子也騎車，好不寫意。這裡的單車可開上行人路，主幹道也規劃了單車徑，鄰近地鐵站路旁欄杆的新景觀，是一整排上鎖的單車。 東京人騎單車懂禮儀，在鬧市行人路上緩緩開過，控制自如，不會突然超速，橫衝直撞；其他車輛文明互讓，不像香港的巴士小巴，看見挨著路邊的單車往往不懷好意。其政府也看到商機了，在市內設立地底單車自動化儲存系統：在繳款後，送單車「搭落樓」就可逛街，取車時輸入號碼，單車就自動回到地面。 不知怎的，總覺得這次在東京街道上行走特別舒暢，原來行人路與馬路的連接位已變成徐徐的斜道，沒有令人懊惱的一級，想是方便單車吧。噢，還有輪椅！街上多了輪椅長者與家人出遊，日本已在適應高齡化社區的需要。 世界在變，在東京、台北、倫敦，還有無數城市，單車是普遍的環保交通工具。政府鼓勵，其他車輛的司機願意配合，與單車友共存，分享道路空間。世界知名城市中，唯獨香港拒絕視單車為正規交通工具，司機霸道，集體運輸系統則討厭和留難，甚至歧視單車。天星小輪的中環至尖沙咀線，不准單車上船，尖沙咀往灣仔碼頭可以，但每次只容許10部，還要另外收費十多元，往離島的航線安排相同。奇怪的是「喼臣」不另收錢。坐地鐵更苛刻，單車被要求先拆除一個輪子，但拖喼卻無限制。 在東京的共用工作空間門前，都是密麻的單車陣，內裡的年輕人是創業家、資訊科技創新者，他們在共享工作間掛單，愛以單車代步。香港正在推動創意創業創新，這「三創」與單車文化有直接關係。可惜，在政改是單一議題下，運輸局迴避，社會也沒法討論。 看來司馬文是對的，香港需要一位市長。特首處理政治問題，而市長的目標，則是創新市政，讓香港與世界其他城市看齊，鼓勵多元創意生活，成為具質素和同理心的國際城市。東京能，香港也能。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email protected] /逢周二刊登

2015-05-19

兩周前到過威尼斯。在水都的大運河兩岸，大量的貴族和商人大宅仍被稱為「皇宮」，但部分樓宇外牆長著厚厚的青苔，看得見水位升高，油漆剝落，地面層已不能使用。歷史建築雖不至破爛，但總予人「大勢已去」的蒼涼感覺。 當然，威尼斯仍是活生生的旅遊城市，每年夏天的藝術或建築雙年展為該地帶來經濟能量，吸引數以百萬遊客，用香港詞彙，都是「促進旅遊的大型活動」。威尼斯能夠擁有今天的藝術殿堂地位，要感謝百多年前的市長；在1893年，他在市議會通過了前瞻性的決議：參與策劃藝術雙年展。 我長期關注文化和保育，威尼斯最令人佩服的，是善用了整個小城的每一幢古舊建築，成全了整個雙年展，而不是另闢土地興建新設施。其中一個主會場是前軍火庫，那是個有一公里長的建築和廠房空間，以前部分曾是船塢和繩索工廠。當局沒有花錢復修和把場地現代化，會場保持當年的建築特色，一些以前用過的大型機器就與展覽的當代藝術品有趣並存。我也按著地圖走訪了多個「平行展」，它們都會突然出現在幾乎是荒廢的「皇宮」或古老小屋內，讓藝術自然的融入城市不同角落。由西九M+策劃的《無盡虛無》也是其中一個平行展。(題外話，雖然成本貴，但曾建華的多媒體作品實在不錯，在這個世界舞台上，香港的展覽絕不失禮。) 回到香港，維港兩岸絕不荒涼，各摩天大廈外牆的燈光每晚配合匯演，以不同圖案和顏色扭動和閃爍。但不知怎的，香港也開始有某種「大勢已去」的感覺，香港的未來不確定性與威尼斯不遑多讓。我們一向是經濟城市，百多年前，殖民政府要我們的上一代漠視文化藝術，只顧賺錢。香港沒有港督像威尼斯市長般，通過決議，讓香港成為藝術展覽之都。有人會說，今天不是有巴塞爾展嗎？但那只是個藝術交易平台罷了，與香港人無關。我想像的大型展覽，是以香港的社區作為展示舞台：中環街市、雷生春、粉嶺的前警署、大坑的前書院、景賢里、錦田的菜園村，都不需要億元復修費用，就可以成為有意思的展覽場地，反擊港的文化沙漠「美譽」。 

2015-05-12

香港近來出現「忽然創業創新」的熱潮，大學、智庫和專業團體接二連三舉辦講座，倡議「創意創新創業」的「三創」議題。香港大學在月底也會舉辦「捉夢人」(Dreamcatchers) 論壇，不過出場的仍是那幾位成功的創業家。 創業是怎麼一回事？上世紀創業需要膽色、大志、不怕失敗、靈活變通，懂得挑戰舊的做法。21世紀創業也是，且更大起大跌，無論是科技、環保還是社會創業，都是面對「風險、失敗、轉向」的歷練。因此，青年創業需要的是知識和堅持，但有90後青年對我說，他們一代人甚少「輸得起」，創業「不是他們的那杯茶」。 誠然，無論在那個年代，「輸得起」的成功創業者只是極少數，多數人都打工去，由低層躍升至打工皇帝，也是某種成就。「忽然創業」的弔詭，是各界突然高調推崇創業的好處和厲害，卻沒有人說，創業要先面對失敗，創業不是人人可為之。 若香港鼓勵創業，應有更多以「失敗」為題的論壇，不迴避創業的高風險，不用請成功創業家，反而是把那些屢屢失敗但繼續堅持的創業人聚在一起，讓其他人從中學習。香港政府、傳媒和市民都未準備好的，是不嘲笑失敗，以開放的胸襟接受在創業浪潮中浮沉潦倒的人，而不是三分鐘熱度後就批評投資於創業是「亂花錢」，在香港行不通；更是要放下香港基因中的短線炒家思維，即賺快錢才醒目，花時間在新興領域鑽研和尋找商機的都是笨蛋。 創業者需要甚麼？不是小盒子辦公室，不是數萬元的資金，而是一個能夠互相鼓勵並面對失敗的社群。早前，政府邀請了位於多倫多、擁有逾百萬呎面積及別名「火星區」的創業創新空間總裁來港。火星區前身是醫院大樓，今天是個集創效投資、物聯網製造和支持金融、醫療、環保、科技和社會創新的獨特中介機構，現有五百多個創業單位在火星區工作。 總裁說，中介機構不是既得利益者，可拉攏各領域的人一起跳出框框，而好的意念都是跨界和「變種」的。如火星區般有能量跨越民商官學的中介組織在香港仍未出現，數碼港、科學園和各大學各自修行，仍未感受到跨越和變種的威力。 作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email protected]、周二刊登

2015-05-05

入境處推出吸引人才的「優化」措施，向移民港人的第二代招手，歡迎他們回港工作，又延長內地人才的留港期限和擴大創業家計劃，希望全球創業家來開辦初創企業。 在電台討論這些新政策，我和聽眾都不看好；要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來港，我們必須是宜居城市(livable city)。沒錯，這裡的稅率較低，有自由和法治，但若以教育制度、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城市的良好生活質素評估，香港的宜居度國際排名愈來愈低，新加坡早超越香港了。 若港人的第二代帶同孩子回港，要入讀國際學校，但學額長期短缺。跟著就是更嚴重的住屋問題，香港租金幾近全球之冠，習慣了外國寬敞環境的年輕家庭要適應香港蝸居，也要面對諸多限制的社區環境，公園欠缺可自由躺臥的大草地，娛樂只能溜進商場，消費再消費。 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明言要鼓勵青年創業和吸引創業家。不如政府先了解外國的創業環境和配套？我認識的年輕人愛在倫敦創業，他們住得較偏遠，但好處是每天實踐綠色生活，踏單車返工；倫敦生活指數高，卻有共享經濟和不同類型的共用空間，讓創業的人走在一起。倫敦的核心價值是包容，接納多元，也接受失敗，創業者可互相分享、啟發和學習。過去三年，香港的共用工作空間由兩個躍升至三十多個，但特徵是面積細，也形成不了群聚；騎單車上班？不用提了。 在倫敦，人人都知道Shoreditch是創業聚落；在柏林，Moritzplatz的市區更新策略促進了生意人、創意人和創業家的融合和互惠互利。香港呢？不是數碼港，也不是科學園，其實最理想的聚落應在中環街市！但這寶貴的城市空間卻被市建局丟空逾六年。 全球人才和創業家的選擇很多，他們喜愛文化特色、橫街窄巷、新舊交替。當其他城市的市區更新有著「宜居」考慮，香港卻以推土機主導，市建局眼中只有$$。昨天有消息說市建局準備向政府建議加快重建，收購五成業權後就可啟動《收回土地條例》的強制性收購，太不公義了吧？這就是香港，一手奢望提升城市和人才質素，另一隻手卻把香港的宜居度毀滅。  逢周二刊登

2015-04-28

最近收到司馬文對提升區議會工作的建議。他是荷蘭裔的南區區議員，處事認真，對規劃和運輸等政策尤其熟識。他倡導由下屆區議會開始，每個議會均要製作《區議會年報》，向市民匯報政府在區內已承諾和計劃中的項目，包括發展、基建、運輸、休憩用地和教育等範疇。當完備的資料上載後，市民就能更有效監督實施的過程。 司馬文繼而提倡由各部門每年撰寫《地區計劃》，取材自各部門在規劃中的基建及設施，土地和公共空間用途等。他更建議在各區建立跨界的商議平台，讓區議員與持份者就區內重建的優次、社區特色、發展步行徑計劃等，向政府提出建議。 當了六年議員後，司馬文看來充分理解區議會的局限與「不能」。 香港有數以百計的諮詢委員會，但只有一個諮詢架構由全民選出，那就是十八個區議會。每個區議會擁有約二千多萬撥款，再加上本屆的一億元「亮點」工程。民主選舉為區議會帶來認受性，可是，在隆而重之的選舉過後，區議會沒有實權，只能影響政府。區議會不能主導規劃議題或由下而上否決議案；區議員的選區過細，議員不太懂或關心全港政策。區議會鮮有參與社區發展的宏觀討論，當主要基建影響社區時，區議會也許是最後一個知道。我當年經歷的「經典」案例，是房協在2006年啟動灣仔藍屋的更新計劃，單方面見記者，但事先竟不通知區議會。於是，當傳媒問我意見時，我只能無奈回應「毫不知情」。 因此，要理解何謂「虛假的認受性」，只須看今天的區議會。要改變這現狀，唯有讓區議員和市民變得更聰明。司馬文要求民政處製作年報和地區計劃，貌似溫和，但作用是讓市民知悉政府在該區已承諾的工程和項目，讓大家有效參與討論；區議員也會因此掌握更多資訊，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及早影響政府。 當然，要消除虛假的認受性，最理想是讓區議會擁有實質的地方行政權。現時的區議會架構由前港督麥理浩設計，他把這個諮詢架構冠名為「區議會」，但又把權力抽空，讓議會成為「疑似」議會；在八十年代，市民不知就裡的袋住先，就這樣到了今天。 逢周二刊登

2015-04-21

市建局放風說，中環街市的保育成本節節上升，由六年前的5億增至今天的15億，似乎在暗示保育效益有問題，質疑項目應否繼續下去。聽說政府內部也有不同聲音：中環街市的地段珍貴，若能賣地就好了。 中環向東的土地價值比西邊高，據資深規劃師說，是因為東面有重要的歷史建築群、公園和廣場，讓人在擠迫的商業區仍能透氣，擁有空間感和歷史感。畢打街以西的一端卻欠缺「呼吸空間」，除了中環街市，也缺乏有趣的建築。因此，無論是從保育或規劃角度，中環街市被保留下來，有其策略之必要，也會提升該一帶的環境質素。 中環街市的保育，是為「中環留白」，是為了保留這個近百年社區空間的真確性，並讓它有再生的機會，絕不是為了「增加十萬平方呎」樓面。市建局為了提高可租樓面面積，一直堅持加建，本末倒置，令街市閒置荒廢，蹉跎六年。若用中環零售空間平均呎價計算，政府和市建局在過去十年已損失了近十億的租金收入。 去年市建局在屋宇署批核圖則過程中碰釘，亦遇著香港的整體建築成本上漲，於是諉過於人，想打退堂鼓了。然而，若以原面積馬上復修，不再加兩層「蛋糕」，據專業人士說，建造費不會超過7億。市建局不考慮，是不放棄「賺到盡」，是關心賺錢多於其社會和文化保育責任。 當然，市建局也抱殘守缺，對復修後的中環街市沒有想像。我憧憬的街市空間不是「另一個商場」，而是標誌著香港多元價值和生活的現代市集和創業空間，它應該支持小店、推動本土創意，堅持本地健康食材和生活消費的多元選擇，推廣協作文化、共享經濟、青年創業、升級再造，並給予文化、社會及環保企業以及社會創新項目優先發展的空間。 中環街市的未來營運模式，應讓小店、老字號、社會企業、創意和創新項目等能在租金昂貴的中環「平行生存」，重視本來被「中環」壓迫的種種文化和小商業形態，帶出香港的特色，實驗可持續的營運。這是社會創新，不建基於「利潤最大化」，但也有「回本期」和商業的持續性。請大家也走出來，為中環街市的未來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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