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於上海世博,讓中國人能瞬間看地球;始料不及,竟同時把中國人的一副德性曝露於全世界人前。很多人原本去上海看世博,但最後更令人驚訝難忘的是世博內的同胞。 世博是美麗的,只是參與其中的人很沒禮貌,又推撞又打尖又大小二便。不過,這也不是新鮮事,始終世博也要完結了。於是,我在世博閉幕前想起一個問題:「這就是上海嗎?」 如果去世博走走,在新天地吃一餐美味的新吉士,再到田子坊喝杯咖啡……你就認為自己了解上海的話,你像在跟我說,到香港逛過蘭桂坊,到過旺角買電器,再看過維港夜景就叫做了解香港。那並非不是上海,也沒有說那不是香港,但那只是繁華盛世的片面。因此,叱903決定花錢讓我到上海,看看上海的外灘也看看她的真實面貌,再回來電台做特輯。 翻牆,是內地人的用語。因為內地網上資訊不流通,即使是Facebook、節目討論區、我的blog……內地人都上不了,所以要用一些軟件借力爬過封閉的中央防火牆,才可以觀摩這個世界。 牆,不可能是單面的,封鎖內地人的同時,倒過頭來看,我們可以輕易看到內地的人和事嗎?這就是我「翻牆到上海」的初衷,也是行動名稱的由來。 起程之前,我用不同方法聯絡了很多上海高高低低的各個階層。當中有性工作者、愛滋病患者、富二代、民主支持者、「相親熱」主持人、維權人士、文化人士……後來我亦從不同人的口中聽說:「這個探訪很危險。」和我說這話的人,也包括上海當地人。那上海人身邊就有個朋友,只不過在網上寫過支持甚麼,竟然有公安上門敲門找她和她的家人談話! 我由入行開始,膽子已經練得蠻大。那時候,即使是在嚴冬,森美叫我去尖沙咀星光大道,要我爬上李小龍像幫他穿上外套,我臉也不紅,因為我當那是表演。所以,我到達上海之前,一直沒認真想過自己會有甚麼危險,只覺得大家言重了。直至我去找一個人,她告訴我政府在監視她。相遇後,我真的親身見證在她身後10米有3個便衣公安盯著她。每次想起她,我的眼淚都流出來,因為我不知道再有沒有機會見到她…… (吒咤903DJ,主持節目《你睇我唔到》,[email protected])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突然想起一段往事,在美國留學的時候,經常閉門趕paper及溫習考試,當遇上廚房缺糧時,我比較習慣選擇call外賣。 跟香港不一樣的情況是,美國的餐館是不使用公司車的,言則不會有麥麥送或肯雞雞般的車隊。在美國送外賣的是使用員工個人的車子的,看來好像對員工不太著數,但是由於小費的收入不錯,所以吸引了不少半工讀的後生仔當這一行。 有好幾次在家留下取外賣的時候,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架價值差不多7萬美元的Evolution 8型格跑車駛到我的前面,一位才二十出頭的華人後生仔步出車廂,然後從乘客座取出一盒菜遠排骨炒河粉送到我面前。 我忍不住地送上讚美:「一部好車…」那位後生仔一臉自豪的回應:「當然了!」 一盒菜遠排骨炒河粉另加一道菜,價錢是大約13美元左右,連外賣的小費,我則付了2美元加零頭,總數15美元。 他跟我說了一句謝謝後,那輛Evolution 8型格跑車便在我的眼前絕塵而去。 在美國有一流行的說話,「有車有女,無車無女,架車愈靚,旁邊個女仔愈靚」。當時,我已經是一名有車之士,座駕亦是一型格跑車(10年前),花名為「飛雞」,第三手,車價6,000美元,一筆過付清。乘客座經常有一固定女乘客,為人可惡,經常在車主駕車時吃KFC的Hot Wings,弄得車廂在「一陣」Hot Wings的氣味,唯車主準備投訴的時候,一隻Hot Wings會被女乘客塞在咀巴。 相對之下,那輛Evolution 8型格跑車,第一手,車價70,000美元,分十年供款。乘客座沒有女乘客,但經常放置了各式各樣飯盒,因此車廂「充滿」廚房的氣味,唯車主沒有投訴權利,也不能夠偷食。 「沒錯,這故事教訓大家,沒有咁大個頭,不要戴這麼一頂大帽。」我的美國老死跟我往消夜時搶在我的話之後作總結。他跟我一樣是留學生,普通家庭出身,駕著一輛二手車代步,也有一固定女乘客,唯大家望著餐廳的大門外的Evolution 8又再一次出動了。 正所謂,「沒有咁大個頭,不要戴這麼一頂大帽。」香港政府,先搞好「民生」,再搞「亞運」吧! 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我常說,香港人實在溫柔敦厚。 看看法國發生了甚麼事。總統說國家要減赤字,所以要推行退休改革,將法定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2歲,而領全額退休金的年紀也將從65歲提高至67歲。這促使了法國人群起反抗,由中學生到司機到清潔工,齊齊進行了大型罷工、罷課,令燃料供應緊張,甚至有「非常暴力」的「打砸燒搶」出現。 如果發生在香港,他們的抗爭大概會被指為不肯共度時艱的自私行為,但法國人的看法卻不同。工會認為不應因全球金融崩潰而變相懲罰勞工,應對銀行與富有階級加稅,而非向辛勤工作的勞工下手。「當勞工在資本收益中幾乎毫無所得之際,這項改革卻使85%相關成本由薪資支付,這是不公平、殘酷、無能!」法國巿民雖然生活受到影響,但對如此不「和諧」的罷工,卻有七成巿民支持,而支持改革的,只有大約一成。 雖說各有前因莫羨人,法國人對自己權益的堅持、對別人爭取權益的包容,還是值得我們羨慕。相比之下,香港人其實不擅長為自己爭取權益,對於其他爭取權益的人,也充滿戒心。明明自己也是打工仔、也是被地產商大企業欺壓的人,對壓迫者的包容往往大於對同處困境的弱勢者。住在公屋的小巿民,領匯迫走了廉價的小販小舖,超級巿場又把物價抬得高高;打工仔每天不知OT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收工,經濟不景減人工多麼爽快,經濟好時加人工卻諸多藉口;家庭主婦沒有退休保障,老人家也只得每月一千元生果金。但當問問他們最討厭誰,答案卻很可能不是富豪階層,而是他那位失業拿綜援卻可以每天飲茶的鄰居。 為自己爭取權益,真的與甚麼「懶惰」、「依賴」、「貪心」無關。我們都嚮往幸福的生活,要得到幸福,個人努力和公平合理的社會缺一不可。幸福卻不會從天而降,我們都要多點關心、多點爭取、多點包容。 (作者為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愛好讀書和寫作、旅行和遊行。)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上次在恭碩良演唱會,聽他出神入化的音樂演奏外,他還說了一個故事。那天他走在街上,看見一位女孩子迎面而來。那女的眼尾瞥見恭碩良,或許不認得人家是音樂天才,也還算了,始終他幾年沒正式曝光了,但她竟然用眼神說:「沒見過美女麼?你看甚麼?死色魔!」恭碩良在台上憶述:「甚麼?我當時根本沒怎麼看過她!而我只是想和她說——她的牙縫有條菜呀!」恭碩良說完,起碼有一半人在拍手叫和 ,因為他們都是男的,而我是其中一個。 想問大家,你見過她們嗎?我覺得這是「80後」少女的其中一個典型,頂多把「早90後」也歸納一起算,因為,這些女孩大多是二十來歲。年紀輕的還純真,沒辦法裝出這副咀臉;年紀大一點的又已經放低了,才不會太在意別人的眼光,所以這些女孩正正就是80後與早90後了。同時我也事必要講清楚,這只是其中一類人,而非大多數,但這就是心理學了——只要你聽說幾單內地的騙案,就自然覺得內地沒有東西是真的。 那些女孩真的覺得自己很受人注目嗎?可是她們同樣很矛盾。她們一方面覺得自己是明星、狂吸眼球,另一方面又會在地鐵上化妝!她們究竟是人是鬼呀?究竟她們覺得自己有沒有看頭呀?再者,我覺得有些事絕不可以在公眾地方做,如大便、換衣服、自瀆……也包括把原本細細的雙目化成大大的黑眼睛。幹了,其實又不能算犯法,即使你在我面前真的換衣服我也沒大所謂,但又不是人人如我,有些人真的會作嘔,她們又過意得去嗎? 「沒見過美女麼?你看甚麼?死色魔!」下次我再感受到類似的眼神,一定會以眼還眼的回應:「我就是要看看你這個美女的假眼睫毛何時掉下來。」 吒咤903DJ,主持節目《你睇我唔到》,[email protected]。逢周一、三、五刊登。
小學師生聚舊,歡天喜地BBQ去,起爐的時候發現兩位男同學都穿著有衣領的Polo shirt。正穿著圓領T-shirt的我按捺不住說了一句,「哈哈!你們兩個已經變成「佬」了。」 男同學A說:「沒辦法啦!現在上班都要穿有領的衣服啦!」初為人父的B同學也點頭稱是。班主任說:「學校的男老師通通都穿著清一式襯衫和西褲。」 「真土啊!」我說,「應該模仿我間母校(中學)那位女教師般,為了捍衛穿褲的權利而訴諸平機會,最後革命終於成功,大快人心!」下場是理所當然地不能在教育界立足了吧。 「我平時到不同學校作講座都是這樣一身圓領T-shirt加牛仔褲的!」我續說。 「你當然不一樣了,你是走young的形象路線的。」班主任說。 「不,我是走生命教育路線的。」我說。 可能是因為在美國接受大學教育的關係,我不能夠理解為何香港的大學校園內充滿了一群穿著G2000行政人員套裝的學生。很明顯,他們不是甚麼保險經紀或行政人員,而只不過是一群準備去作一個15分鐘的presentation的學生而已。他們認為穿著西裝作presentation表示能夠增加分數(形象分),但卻從不留意自己的樣貌和服務拼起來顯得很古怪,加上在台上說話15分鐘, 一個“er”字卻說了數百次。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已經發現了校園有一種穿衣文化-越高級的教授,裝扮越隨意,正如兩位department 裡最有聲望的教授,一個穿得像屋邨街市買餸的師奶,另一位則像老人院剛睡醒的伯伯。 我滿腦子問號,於是在下課後發問,「作為一位專業人士,為何不穿套裝上課呢?」 教授反問,「穿套裝上課也是說這些東東,穿這樣上課也是說這些東東,那我覺的穿這樣輕鬆一點呢!」 我說,「人家說,穿套裝代表禮貌。」 教授說,「我的父母教我『尊重他人』(respect to other)也是代表禮貌。」 我茅塞頓開,明白了未必需要穿金戴銀才能夠顯示專業和禮貌的道理。 可憐一群地盤建築工人大哥,自始被迫穿上有領T-shirt上班。誰「專」?誰「笨」?一眼看破!真吹脹! (作者為2009十大傑青www.cyh.hk)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小小金魚被困於方寸之大的魚缸之中,可否用「自由自在」來形容?或問,囚犯可以在囚室內自由走動,那這位囚犯算是個自由人嗎?當我們在談論香港樓巿的自由巿場時,邏輯也是一樣。 香港人對自由巿場有種莫名的迷戀,也許是因為我們彷彿除此以外,再無可向世界炫耀之物,於是我們會為能否成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之類頭銜斤斤計較。但自由巿場其實是甚麼?當有人以自由巿場之名拒絕「干預」,其實又是甚麼意思? 近來民間常要求政府復建居屋,總有人(包括政府)愛說樓價是以自由巿場運作,政府干預愈少愈好。但想深一層,根本沒有所謂政府干預巿場這回事──香港有一半人口居住於公營房屋、政府控制每年賣地數量和價格、又設有房委會、房協、巿建局、城規會等各類機構,並可以各種政策和法例規管和影響巿場──政府本身就是巿場的最大操控者。無論它做甚麼、不做甚麼、抑或甚麼也不做,其實都是在大大地做、大大地影響巿場。政府一直以來就是影響樓巿和樓價的最重要因素,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調節樓價令巿民有瓦遮頭,從來就是它的責任。 土地本身是特別的資源,它不是手機,可隨便推陳出新或棄如敝屣;土地資源自有其獨特性和稀有性,一個地方的糧食、生態、以及人民能否安居樂業,全繫於此。一個有遠見、有氣魄的政府,理應義無反顧地承擔起管理土地的責任;若自由巿場無法使巿民安居樂業,那要來幹甚麼?我不是在否定自由巿場,只是用得太濫,由mean變成了goal,我們期望透過自由巿場帶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犧牲生活。 逢周一、三、五刊登
早前在電台節目中問過王貽興,叫他推介一本書給同學,他選了台灣作家侯文詠的《不乖》。於是,我聽從他的說話,自己也乖乖的買了一本來讀,才證實這的確是本好書!對香港這個表面很開放,內裡還是很保守的城市,這是佳書;對於正靜靜起義的新一代,尤其是學生,這可要算是必讀的傑作。 「不乖」,只是不「乖」,不是「曳」。「不乖」不是打家劫舍,只是不聽話,不走那些所謂的「唯一的路」。 主流思想如香港的老師、香港的家長、甚至香港的老闆……從來只希望培育乖學生、乖仔乖女、乖員工……因為這樣的人易管理,走不出自己的十指關。可是,乖的人其實沒活出自己最大的可能,他們只是活在魚缸內的金魚,活得再好再健康,也被魚缸限制著身體的大小。教育制度說讀好這些就夠;父母說幹那一行最易賺錢;老闆只需聽命的狗,卻很少看重一個有創造力的下屬。大家如此乖下去,只會愈來愈沒生氣。 《不乖》的其中一篇,和免費雜誌《白卷》內的MODEL QUESTIONS精神一致。同學在讀書時只學會答問題、寫MODEL ANSWERS,但事實上問問題才是真正的答案呀!書中提到,「從『未來』的角度看,現在的『標準答案』其實是一點也不標準的。因此,上學的目的,與其說是學習『知識』,還不如培養一種能夠『獲得知識』的能力。」今天你問同學,世上最有錢的人是誰?他們可能「記得」是墨西哥電信大亨Carlos Slim Helu;十年後,他未必是首富了,那麼同學不就啞了?(這個問題當然太淺,但人生有更多更深的問題要答。)我們要學的是方法,並非一成不變的答案。 就像你的父母或許曾經覺得「讀電腦」是最有前途的;但科網股爆破後,他們也倒過來覺得「讀電腦」是最倒霉的。正常思維說:「中途輟學沒可能是好事。」如果Steve Jobs一直沒成功,中途輟學的他只是另一個傻瓜,但現在大家都說「中途輟學的他選對了路!」若然大家不跟隨長輩的「建議」,你就是他們口中的「不乖」,但走錯的路卻是自己選的,不是人家在後面推你行的。即使走錯了,要淚流滿面,也不至於要買兇殺人心存不忿。這是「不乖」最乖巧的地方。
剛過去的周末,我又老了一歲,眼看三十大關還有幾年便要來臨,許願一刻也真的暫時忘記了「私慾」。畢竟,在童年時許下的願望大多實現了(我的願望很簡單的,只是想由學士讀到博士而已),今年切蛋糕一刻,我忽然說了「世界和平」四字。真矛盾!心裡明知「世界和平」的同義詞即是「天方夜譚」,卻口出廢言。求學多年,心裡老早就明白,若要「世界和平」,除非人人都「是」耶穌!言則,人家打你一巴掌,你把另一邊也讓他再打一巴。 那就試一試看吧,看一看以基督教立國的美國的和平之道吧! 美國是從來不會主動攻擊或侵略他人的,在美留學時,一位曾當美軍的朋友告訴我,他們不會攻擊,只會反擊。言則,美軍從沒侵略過阿富汗,因為是人家「先撩者賤」,只不過大家用的兵器不同吧了。人家阿富汗不懂得用飛機和導彈,而美國的士兵又不習慣拿刀及拋石仔,因此,當阿富汗的人民把石仔扔向美軍的時候,美軍感到生命安危或「利益」受到威脅了,所以便立即向對方發射了好幾枚導彈。 當然,這不是勝之不武,只是「各展所長」而已。 同一個道理放在中國政府立場上,監禁劉曉波絕對是擁有充份的理由。因為波哥非法藏有「具攻擊性」的武器,沒錯,他藏有的武器正是一枝「筆」而已!總之,你們就別跟我辯論,誰說一枝「筆」殺不到人。因此,當國家感到生命安危或「利益」受到威脅了,由於,國家比較習慣使用「大牢」作武器,所以便把波哥打進大牢了。 當然,這不是勝之不武,只是「各展所長」而已。 正如當年在鏡頭面前,一位青年在天安門廣場,以身軀來迎戰一架坦克車一樣。這不是「精神分裂」,只是「各展所長」而已。 現在的我亦只不過是一個無聊的吹脹八十後,但是,感激劉曉波先生教導,以身作則告訴我們,原來只剩下一枝筆也能夠為「世界和平」而戰!因此令我深信許下「世界和平」這願望,肯定不是「廢言廢語」,因為,我們依然會繼續「各展所長」地讓「夢」成真。 (作者為2009十大傑青www.cyh.hk)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星期五下午五時,我在電腦前看著諾貝爾和平獎的直播。委員會主席嘰哩咕嚕說了一大段挪威文,終於用英文宣布「得獎者,劉曉波」,我不禁在辦公室內大聲歡呼。 這聲歡呼,夾雜著了多少複雜的情感。劉曉波得獎了,但得獎的不只是劉曉波,而是譚作人、陳光誠、胡佳、趙連海,一班為了公義而有家歸不得的維權人士。中國人拿諾貝爾和平獎,該是多光榮的一件事啊,內地搞奧運世博亞運,不也就是希望博得世界的一聲認同麼?可是當中國人拿到了這個世界最具人道精神的獎項時,在十三億人的土地上竟只能噤聲,得獎者仍然是「敏感詞」,中國在榮譽面前更顯出悲哀。 這樣一個獎項,就如此降臨了中國土地,帶著眼淚。劉曉波是個文人,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了「零八憲章」,就被丟進了大牢,判了十一年徒刑。譚作人調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陳光誠為殘疾人士維權、胡佳為愛滋病患者奔走、趙連海為結石寶寶興訟,通通被捕被囚,他們的名字都應被深深刻在和平獎上。還有更多沒那麼著名、卻在默默為弱勢者努力和受苦的人,遍布中國大地上,和平獎都應該算上他們一份。他們都是劉曉波。 中國外交部說:「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是對和平獎的褻瀆。」其實史上只有三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得獎時正被囚禁或軟禁。第一位是1935年的得主Carl von Ossietzky,是一位經常批評納粹黨的德國記者,被希特拉政府囚禁至死。第二位是1991得獎的昂山素姬,被緬甸軍政府軟禁二十年至今。中國政府「有幸」與希特拉政府及緬甸流氓政府並肩,造就了另一個鐵窗背後的世界良心。是誰褻瀆了和平獎?事實不會為個別政府的說話而改變的。 感謝國家感謝黨,成功爭取和平獎。但我寧願沒有這個獎─只要劉曉波們都能平平安安,回家吃飯去。 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903同事兼偽文學雜誌《黑紙》拍檔阿BU剛由北京旅遊回來,拍我膊頭苦口婆心道:「陳強,香港不能了,快和我加入共產黨吧!」我甚麼大蛇屙尿沒見過?我每個星期天都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看「法輪功友們」穿著醫生袍,發功表演劏人故事,但突然被阿BU誠邀入黨,我也不禁冒汗,卻不敢冒險,還是叫不出「黨救了我們!」,唯有再問下去。 「不用問了,答案是——香港實在不夠大呀!」我也去過北京,很明白他的意思。因為我曾經在天安門拍照後,想去洗手間小解,那次我只是想走路到天安門旁邊最近的商場「東方新天地」借廁所一用,但一直走,最後我竟然走了三十分鐘才到達!在北京,那看起來就在旁邊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很大很遠的。只是因為那裡的樓房和建築物不高,才有錯覺把一公里外的東西看成是在身旁。香港地小人多,在太子區三百呎的樓已經在賣二百多萬港元,實在是沒可能比較。但不夠大就必死了嗎? 「不夠大呀,真的做甚麼都不成!先說藝術創作,人家地方大,畫也大、作品也大,有氣勢呀!你奶奶的還在看A3大小的畫就以為很大嗎?」我一聽完,心中的火就起了一半!甚麼?A3?我家的窗也沒有A3那麼大!你還和我說畫和藝術品?你奶奶的當我是梵高嗎?梵高是有問題的我可沒有呀! 「不用那麼快生氣,再和你說北京真的很大,天空也大。」天空嗎?那可以是有兩個意思的。一個是指真正的天空,我之前才問過身邊的朋友:多久沒看過一個沒有石屎沒有大廈的廣闊天空?我很久沒有了,但北京的樓房矮,天空也比例上大。另一個是指那邊給新一代的生存空間。其實那是一條數:假如八百萬人當中要找五十個支持自己很難,在北京就比例上易找一倍以上,因為那裡有二千萬人口!這就是很多內地的地下樂隊較能生存的原因。 寫《創意階級的興起》成名的Richard Florida也說,你居住在甚麼樣的城市,比選擇一個好的配偶,或一個好的職業更重要。阿Bu像Richard一樣說出同樣的話,的確令我很動搖,想抽身去找個更大的天、加入共產黨,然後再回想總結一句:「香港,唉,只能繼續小。It's really 北京 good!」(叱咤903DJ,主持節目《你睇我唔到》,[email protected])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說起社會公義,近日聽一位牧者講道,他同樣以社會公義為題目。他表示,現今的年輕人在進行社會行動時用了「不對」的方法。 聽見「不對」這二字的時候,我當然在想,「那怎樣才是『對』呢?」 他沒有解釋甚麼是「對」的社會行動手法,同樣地,他也沒有指出那些年輕人的社會行動有甚麼「不對」。他只說了,那些年輕人很激進。 我在想,甚麼是「激進」呢?說起「激進」,讓我想起了當年「韓農」在香港示威的事,在電視機前,看著一群團結的韓國農民示威隊伍,以「屈機」的強勢,過完一關又一關。要不是警隊擁有更「屈機」的武器,我們香港定必再次淪陷。 看著那班「韓農」的如此「激」,你或許會發現長毛的所謂「激進」也只是小孩子玩泥沙而已。 我不是在發動社會行動,也不是在鼓吹大家去進行更「激烈」的示威甚麼的。說到底,我最討厭抗議示威。現在,每每到七一、十一的公眾假期的時候,想往銅鑼灣shopping也不可以,因為到處都是遊行中的人群。 心裡在抱怨他們阻著我行街,但是,在他們的心裡想著的,應該也同樣地希望去行街shopping的吧!試問,有誰不想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眼見到處一片歌舞昇平呢?難道,當年那群「韓農」不想去迪迪地或海洋公園旅遊,專程到來香港示威為的只是two words, “For Fun”!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喜歡運動的,更加希望參與一起舉辦亞運會。 政府希望申辦「亞運」這盛事,當然希望人人也「樂在其中」。但是若要我們一同「樂在其中」的話,也必須先有「樂」才有其中吧! 眼見全個香港的貧窮問題愈來愈嚴重的同時,政府隨手的拿百億出來搞運動會,說到底,其實是「誰」樂在其中呢?我討厭遊行示威,許多人也很討厭遊行示威,但是,當一天,香港變成了一個民不聊生的地方時,我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激烈的社會行動」會變成「十分對」的行為了。 (作者為2009十大傑青www.cyh.hk) 此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聽到曾德成局長說要申辦亞運,說「市民也要求在不同的領域提升香港的生活質素,其中一個是體育。」真是再正確沒有了! 香港早就應該可以在體育做得更好,特別是當政府三番四次說要在體育方面得到更佳成績(即多拿獎牌)時,到底政府打算做甚麼去「提升香港人在體育方面的生活質素」? 簡單點,就是讓運動在香港普及化,巿民不但可以多運動,也培養出對不同運動的觀賞興趣及能力;再進一步,就是創造與運動有關的職業階梯,讓有志投身運動的年輕人,不必擔心未來「冇啖好食」而對投身運動卻步。 最基本的,恐怕不是建築幾萬觀眾的大型場館和接待外賓的選手村,而是地區的體育設施。平民老百姓要租場打羽毛球,可否不用三個月前預約?夏天到公共泳池游泳,人多得寸步難「游」,政府可否不加價,而多建兩個招呼基層巿民的泳池? 聽到政府會投放四百億元去興建及改善運動設施,其中三百億元是無論申辦成功與否亦會進行的項目,實在感到納悶。十年前政府以「香港一定得」為口號申辦亞運時,也承諾了無論申亞成功與否也會興建多個場館,然而一失敗了,卻反口說沒有必要,七項設施不是貨不對辦,便是無疾而終。去年東亞運,政府對於多個運動場地運用的承諾,現今同樣未兌現。有時真的很難怪巿民不信任政府的。 政府真的很關心體育嗎?還是其實只是關心如何透過「大龍鳳」出風頭?甚至,「亞運」其實是否只是一兩位官員及富家子弟的心結,卻將之硬銷給香港人呢?作為一個普通巿民,實在不覺得會因為香港舉辦了亞運而自豪,香港又不是要做體育之都。一個大部分人連運動都沒有時間的城巿,辦了亞運,又能為我們帶來甚麼光榮和益處呢?幾百億元用來推廣體育,應該有比辦亞運更好的用途。逢周一、三、五刊登
猶記得上星期在台上接受「香港精神大使」的獎座時,坦白說,那一刻我的確毫無「精神」可言。試想像,當一個人已經於整個星期內整天在不停地工作,然後在連續三個晚上又帶領著一群義工隊上板房,上籠屋作探訪。在最後一晚的探訪,因為對象是露宿者的關係,我和幾位兼負尾場的義工隊工作人員更直踩到清晨兩時多。回到家中,洗澡刷牙後已經是清晨四時,睡了不足5個小時,便要跟iPhone的鬧鐘搏鬥。因為,新的一天又是一堆新的工作。這個時候,若我仍然能夠精神充沛的話,大會便好應該勸喻我參加驗毒計劃。 許多人稱讚我「夠拼搏」、「夠進取」,夠「逆境自強」!相信這是我成為了香港精神大使的原因。然而,當開始尋找原因的時候,其實很少有人會問我,「你為甚麼這麼拼搏呢?為甚麼這麼逆境自強呢?」 其實我跟大家都是一樣的,香港人這麼勤奮都是為了生活過得好一點而已。我們為了家人的生活過得好一點,我們便先打好自己份工;當我們也希望其他人也能夠生活得好一點時,我們便一起去當義工了。 所以,我們必須認清楚一件事,我們如此搏命地工作,並不是只為了去供一間只會越供越貴的小單位,更不是為了去付越加越貴的車費同隧道費的! 我們必須醒覺,真正的「香港精神」並不是如此複雜的東東,只要一家人開開心心的聚在一起,吃一餐飯,看一會兒電視,簡簡單單的,也是一份香港精神啊。 既然小弟作為香港精神大使,我希望在此提醒一下正在品嘗著紅酒,及想著又要訂購一架新私人飛機的富商朋友一件重要的事。 「香港精神」並不是由一小撮人建立而成的,而是由整個香港的每一個人共同建立的!特別包括了自上世紀便拼命工作到今日卻瞓緊街的香港人,以及在看am730的時候迫緊巴士或地鐵返工,卻妄想能夠在pm730放工的八十後。 所以,各位老闆,請您們體諒一下打工仔的心聲,千萬不要把一班好有「香港精神」的人都迫成「香港精神病人」吧! 作者為2009十大傑青(www.cyh.hk)。逢周一、三、五刊登
一開首我就要說:「議論文只有寫得好不好之分,但考試中的議論文對學生則有壞影響。」根據議論文寫作參考書,文章必須開門見山一針見血。而且,記得在發表自己意見時,也下一些定義,不然就談不下去:「議論文是以自己主張,辯論一個主題或事物之利害得失。」 說到這裡,我必須被迫的把「議論文的利害得失」平衡地陳述一次。議論文推動學生思考,讓他們學懂如何豐富文章內容,怎樣深化文章思想,最後提高說服力。當論點說到沒甚麼好說時,你可以引用名人金句、事例和對比論證——在電影《古惑仔》系列中,我們常常聽見陳浩男(伊健)及其黨友只懂問人:「睥咩睥呀?」沒有認真學過寫議論文的黑社會死對頭,只有支吾,最後釀成一場廝殺。試想,若然黑社會的說話像議論文一樣有內容及說服力,另一黨派的人也一定知難而退,俗稱「哨」,而不必見刀見血了。 為了平衡兩邊的論點,我被迫說了一堆廢話後,終於可以說出「考試中的議論文」之禍害。議論文讓很多同學都變得犬儒,對世界的問題盡可能不表明立場,因為自己的立場一旦和別人的不同,或許會引來攻擊。議論文教育大家,當我們面對一個議論題目,大家一定要把支持和反對兩方論點都說一遍,而且份量最好差不多,不然就失衡了! 現實是,並非甚麼問題都有正反的。難道你能告訴我「殺人是否恰當?」的正反意見?為何不可以只拿一面倒的意見?老師和參考書又不斷叫學生引用一下名人的論據——才子王貽興在《慨歎當下變了「犬儒社會」》一文中說:「即使明知是假,然而因為強權在前,不敢與群體為敵,所以明知是假,也要假裝是真的。」其實講明香港人從來只懂盲目中庸,甚麼都不敢親身表態(網上表態則沒成本,大家反而勇於表態),怕被人非議。 七百字的文章去到最後,因為老師說過「騎牆最易得到高分」,所以最好不要拿定一個立場,走中間線最安全。但我可不是在考試,所以我一定要在最後說句似是離了題的總結:又是教育制度惹來的禍。叱咤903DJ,主持節目《你睇我唔到》。逢周一、三、五刊登。
小弟竟然當選了第一屆的香港精神大使,實在有點不可思議!拿著獎座回到家裡,跟老媽說了一句「不好意思」。因為客廳的組合櫃的吉位已經被我這幾年來拿回家的「阿加力」膠(獎座及紀念座)完全佔據了。 望著這個獎座,心情怪怪的。大會說香港精神的特質包括了:「逆境自強」、「拼搏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刻苦奮鬥」和「關懷互助」。 看在眼中,聽在耳邊都是熟悉的感覺。原來這些特質,在上星期的義工探訪活動中都親眼目睹。伍先生在六十年代「刻苦奮鬥」地當一個五金工業的學徒,捱更抵夜地「拼搏進取」辛勤工作至八十年代並當上了師傅。九十年代末期至千禧世代,香港經濟轉型,伍先生聽從政府勸說,「勇於創新」地往內地工作。怎料,在內地教懂徒弟無師父,內地的公司把伍先生炒了。伍先生唯有「積極樂觀」地繼續找尋新機遇,可惜時不與我,連盤川也耗盡了。只好回到香港,冀望政府能夠雪中送炭。可是,社署卻反指伍先生在過去一年居港不足309日,並不符合申領綜援的資格。 為了飽腹,已經六十歲的伍先生「逆境自強」地找了一份清潔公廁的散工,因工作表現良好終獲聘為長工。實在可喜可賀,現在的伍生,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一小時,月薪為六千元,言則時薪僅為十八大元。由於伍先生在內地有一個家庭,小兒和小女還是小學生和初中生而已。為了盡好爸爸的責任,伍先生把可以租住一個床位的每月一千三百元省下來給子女供書教學用,而自己則「靈活適應」地每晚在文化中心席地而眠。 伍先生為人很好,與旁邊那些宿友的關係也很好,守望相助也「關懷互助」,並且很樂意解答我們這些義工的無聊問題。 談起香港精神,香港精神大使一職,小弟愧不敢自居。只盼望各位朋友能夠與家人聚首一堂過一個愉快的中秋。畢竟,「家」便是最重要的香港精神。逢周一、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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