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博極醫源 - 梁卓偉
加國「醫聖」

2016年10月13日
   

 

筆者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常見許多中國遊客專程前往安大略省小鎮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當地是不少多倫多市民旅居的別墅區(cottage country)之一,並非外國訪客旅遊勝地,遊客都是因一位醫生而慕名前來。有趣的是,這位加國大醫竟在中國比本土更家喻戶曉,他便是白求恩(Norman Bethune)。
 
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應該沒有人不知他的大名,這是由於毛澤東寫過一篇悼文「紀念白求恩」,在文革時代是全民必須背誦的「老三篇」之一,如同將他封了聖。
 
本欄上周提及俄國大文豪契訶夫患有肺結核,白求恩也不幸同樣患上結核病,但他以自己做實驗,開創了人工氣胸療法,並由此發明新的手術器具,譬如以他命名的「白求恩肋骨剪」(Bethune Rib Shears)。患病的遭遇,可能加深了他對貧病之苦的同情,他曾發表文章控訴:「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富人能活下來但窮人會死去。」(“There is a rich man’s tuberculosis and a poor man’s tuberculosis. The rich man recovers and the poor man dies.”) 
 
三十年代全球局勢動盪,危機四伏,法西斯上台,出於平等及社會公益的強烈追求,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本身為醫生,或許自覺有救治的天賦義務,面臨艱難時世更加責無旁貸,他不惜拋下安逸生活,遠赴西班牙內戰前線,最終到達中國延安,支持中國抵抗日本。
 
延安屬中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當時恐怕只能用一窮二白來形容,白求恩不但不以為苦,還甘之如飴,因為他在此義務奉獻,實現了身為醫生最為純真的價值,恰好實現了他多年來的理想:「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他認為清除個人主義的貪婪之後,醫生的職業可以變得純潔——對比最近香港醫改的爭議,他簡直是不食人間煙火。兩者何以有此落差,到底是出於地域之別,還是時代變幻?倒也耐人尋味。
 
白求恩赴華之前,曾與香港有過一面之緣,但冥冥中緣份未盡,他的傳記作者伍冰枝恰生於香港,成為第一位華裔加拿大總督;她的長嫂利德蕙,首位華裔加拿大上議院議員,則是香港利希慎家族成員,與港大醫學院毗鄰的利銘澤堂正是以她父親命名。這或許也應驗了六度分隔理論:互不相識的兩個人,只要五個中間人就能接上聯繫,甚至能跨越時空的千山萬水。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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