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論 - 袁彌昌
社會公義
2016年09月29日
在剛結束不久的立法會選舉中，朱凱廸、劉小麗和羅冠聰等人成功當選，除了令「官商鄉黑」成為香港新的專有名詞之外，更重要的是重新喚起了市民對社會公義的關注與盼望。
思想家李澤厚在與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中，主張「要改革不要革命」，並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四個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其前提是社會穩定和生態環境。筆者認為這四個順序對香港同樣適用：港英時代後期，香港經濟起飛，個人自由得到保障。由於社會機會處處，機會大致上平等，加上公共服務配合得宜，社會公義未成問題，市民轉而直接追求民主——這訴求到回歸後更形強烈，以致市民對其他三方面都不以為然。
後來全球經濟環境轉變，港人上流機會減少，經濟性深層次矛盾逐漸浮現，可是社會與中央依舊在民主問題上角力，令經濟性矛盾多年被忽視。佔領運動及政改失敗終於令市民在民主追求上清醒過來，導致民主回歸派失勢，本土及民粹主義抬頭。到立法會選舉，朱、劉及羅等人參選，人們才意識到社會公義才是目前香港的關鍵問題，以前的民主追求一定程度是以社會公義為代價的——沒有社會公義的基礎，即使有民主也是枉然。
因此朱、劉及羅當選意義非凡——除了凸顯出香港問題的經濟民生根源及性質之外，其「民主自決」主張實質上亦表明了民主是達成社會公義的手段，這賦予香港民主新的及更具體的含意，特別在香港政改未成功情況下，先退一步鞏固社會公義，之後再全力追求民主，實乃上策。
列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