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戰略論 - 袁彌昌
儒與法

2016年09月22日
   

 

著有《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的趙鼎新教授,提出了中國「儒法國家」形成的原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結構提供了解釋,亦側面道出了目前陸港矛盾和香港問題的本質。
有別於一般人認為中國強大的官僚制國家是治水農業和外族入侵的產物,趙鼎新認為強大的國家機器是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戰爭背景下國家和社會的互動,最終導致了中國統一和儒法國家的建立。
大家都知道三家分晉是春秋與戰國時代的分水嶺,不過三晉的出現卻是由於貴族勢力不斷坐大,導致了封建危機,令貴族變成了國君。所以在三家分晉前,三晉已在領土上實行非世襲、以郡縣制為中心的官僚體制,以確保封建危機不再重演。
在這背景下,為了進一步加強君權及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魏、韓、趙先後發起了在法家思想指導下的全面性改革(因此法家學者絕大多數出自於三晉),其成功迫使其他國家仿效,最後造就了貴族勢力相對薄弱的秦國,採取更為徹底的改革,一統天下。
秦國統治者對法家這一套很自信,認為馬上能打天下,也能治天下,所以秦十五年而亡─他們不了解法家學說不能給國家存在提供一個合法性基礎,而這弱點恰巧是儒家學說的所長,因此日後漢朝採行「陽儒陰法」而成為儒法國家。
文化大革命後儒教崩潰,令國家由儒法雙軌變為純法一途,國家強大更令這趨勢有增無減,其治港政策亦變成了強硬路線的展現,造成了不少矛盾。故此,治港者必須盡快找出儒家學說的代替品,回到儒法雙軌的路上,才可軟硬兼施,因時制宜,令港人歸心。
戰略研究博士,「民主思路」總幹事  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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