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前行 - 曾蔭權
2016-12-12

我太太與我相伴了五十多年，一起經歷過無數甜酸苦樂。多年來我對她一直心存愧疚，因為我擔當的公務愈來愈繁重，能夠給予她的時間就愈來愈少；但她從無怨言，一心待我退休後可以和她走遍各地，與普通人一樣真正體會旅遊的樂趣。 這幾年來，我和她去過不少地方，感受至深。最近兩三年，我們去了歐洲，在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分別遇上了示威，示威者主要都是不滿國家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不斷攀升，工資減少，以及政府收緊社會福利。在法國和希臘，抗議人士比較激進，往往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遇上這些衝突，我和太太總是走為上着。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示威者的表現很不一樣；有一次在里斯本，剛巧又遇上示威，人數不多，大約一二千人，但他們很有組織，全穿上耀眼的制服，拉起色彩斑斕的橫額，齊聲叫口號，沒有任何破壞，太陽一下山，就輕鬆的和平散去。近年葡萄牙的失業率下降，經濟回復增長，不知同葡萄牙人凡事處之泰然、隨遇而安的性格有沒有關係。 四十多年的公務生涯，令我深信任何地方要長治久安，市民都必須擁有不錯的收入及穩定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一直比較幸運，除了1997/1998年的金融風暴後一段時間，香港的失業率長期處於低位，只是過去有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不合理的偏低。曾經有議員批評我抗拒最低工資的整套概念，我不能否認，我的公務員訓練及我對自由經濟的信念，確實令我有點抗拒由政府插手干預多年來運作自如的勞工市場。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服膺市場規律，當經濟好轉，勞工需求增加，工資自然就會上升。雖然2004年後本港經濟逐步復甦，然而，我發現基層勞工的收入仍遠遠落後於經濟復甦的步伐，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一些基層勞工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甚至無法應付基本的生活所需。 但要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引入最低工資確實不易，不少傑出的經濟學者及美國傳統基金會都警告我這樣做的後果。及至2000年代中期，我深切明白到要勞工市場持續和諧及保持效率，最低工資的保障不可或缺。但要成功推行最低工資，勞資雙方必須互信互讓。結果在2006年，藉着立法會辯論此一議題，我乘勢建議針對個別行業引入自願性質的最低工資制度。但結果證明此路不通，因為真正受惠的基層勞工只佔少數，更主要是政府合約的外判工。經過政府和勞資雙方的多番努力，在2009年初，各方終於達成共識成立最低工資臨時委員會，及至2011年1月，立法會通過由2011年5月落實28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事實證明，最低工資的施行沒有推高本港的失業率，但不少基層勞工的生活卻得以改善。 現在回想，在香港推行最低工資，實在有點「離經叛道」。要不是多個關心勞工議題的議員一直鍥而不捨，勞資雙方又願意每人行一步，這個影響深遠的政策只怕終歸無法實現。

2016-12-05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今年7月日本厚生省的一個公布，就是香港人已經追過日本人成為世界最長壽的男女。香港居住環境狹窄，空氣算不上尚佳，但女性平均壽命87.3歲，男性平均壽命81.2歲，實在讓我感到有點自豪。 港人長壽的原因眾說紛紜，既可以歸功於我們優良的公共產前及產後護理，香港屬全球嬰兒夭折率最低的其中一個地區，香港吸煙人口遠低於很多其他地區，粵菜可以均衡飲食，還有近乎免費的先進醫療系統……這些可能都全部屬實。但長壽難免令人口老化問題變得更嚴峻。 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年紀漸大，生活要惆悵的事不少。如果沒有充裕的儲蓄，家人又未能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老人家就只能依賴社會援助，但社會援助只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中國人向來儉樸，無依無靠的老人家更會省吃儉用，除了食住開支，其他使費會可免得免。如此一來，他們終日自困在家，沒有朋友，亦缺少生活樂趣，致令身心健康日差。 在我連任行政長官後，為了讓長者增加外出尋找樂趣，我力推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讓長者只需兩元就可以享用全港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現在長者只要用長者八達通，花兩元，就能夠由筲箕灣搭乘地鐵和火車去粉嶺及上水，或者坐船去長洲、南丫島或大嶼山，再不然亦可以搭小巴到山頂欣賞維港景色，令他們享受以往無法想像的自由及生活方式。 最近幾年我和太太充分享受這項優惠，在閒日的非繁忙時間，由家乘坐小巴到中環，與其他乘客共享車程。我們亦不時到離島，在長洲及坪洲悠閒漫步。離島小輪很潔淨，不時坐滿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銀髮一族。島上餐廳提供的食物價廉物美。還有，島上沒有汽車行駛，令行動緩慢的長者不必顧慮，我亦可以隨意拍照，不用擔心給撞倒。 這些離島遊讓我領會到一些在推出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時原先沒有想到的社會得益。在推出票價優惠計劃前，離島渡輪營運商為了減低營運虧損，總會計劃減少班次或加價，每年都要與長洲和坪洲的居民對抗。當時離島渡輪的載客量不足，營運商根本無法維持離島居民要求的服務質量。現在這些渡輪增加了一批長者乘客，由政府填補船費差額，可謂皆大歡喜；長者為自己得享優惠感到欣慰，他們同時又為島上帶來更多生意，離島居民又毋須擔憂渡輪經常加價，渡輪營運商又能夠收支平衡。 這項政策無疑增加了政府的公共交通津貼開支，但我不禁猜想，長者的健康好了，令公共醫療的重擔減輕，是不是足可抵銷這筆額外的開支？我們無法得知長者乘車優惠會不會令港人更長壽，但我想政策至少令長者多了出外走動，亦多了一個不介意年華老去的理由。我和太太正是其中二人。

2016-11-28

過去四年，我和太太一有空，就會在香港街頭蹓躂。我享受陪她到街上、街市及街角小店購物，觀察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 我一直很敬佩香港的小商販，由賣薑葱到經營小食外賣店的無一例外。他們賺取微薄的正當收入，做自己的老闆。那些一直做小生意而又活養一家大小的都有共同的特質，就是十分勤勞工作。在我眼中，這就是香港經濟成功的基石。 當我太太專注購物的時候，我就會與那些小商販閒話家常，逐漸從他們口中認識他們、他們的起居習慣、日常難題，以及對子女和對香港的期盼。他們對香港包括立法會的事情瞭如指掌。他們倚靠常識來判斷本地事件，往往與主流傳媒鼓吹的言論不一樣。與他們的一席話，不時會激發起我的思考，讚嘆油然而生，更深有同感。而我已離開政府，他們亦樂意同我交流。 有些小商販成為了我腦海內難以磨滅的本地標誌同英雄印記，他們包括筲箕灣的麵包店、西環賣潮州鵝的外賣店、銅鑼灣的粥店、鴨巴甸街附近的牛腩麵店及堅尼地城的魚蛋店等。它們全都是家庭式生意，大部分全年無休，每天日以繼夜工作，為自己的家庭及成就自豪；他們多擁有自己的住宅，甚至自己的店舖。太太和我完全感受到他們待我們如真正朋友，熱情招呼。我們一直牽掛要跟他們見面；他們讓我們更愛香港。 這份至誠待客的情懷不局限見於香港人。最近我們到新疆亦有難忘的體驗。到新疆的路程可說是我們經歷過最變化莫測又艱鉅之旅，但沿途景致恍似世外桃源。沿着瓦罕走廊走可以盡覽積雪蓋頂的崑崙山脈，而途中偶遇散居在這個遙遠邊疆的少數族裔，包括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及維吾爾人，他們的熱情款待教我們動容。讓我舉兩個例子。 一天早上，我正在喀什的大草原上專心拍攝哈薩克和塔吉克騎士追奪一隻羊的一場叼羊馬術比賽。忽然一個五十來歲的哈薩克男士拍拍我的肩，他的深色外套很殘破，腳上的鞋亦十分破損。但他臉上掛着友善的笑容、頭上頂着一頂傳統哈薩克帽子，淡灰眼睛，鬍子刮得很乾淨。我們以普通話交談，當他一知道我來自香港，就立即邀請我和太太及數名當地朋友到他家作客。我婉謝了他的好意，但繼續胡扯，後來他二十歲初的兒子亦加入，兒子在成都讀設計美術，父親顯然為靠飼養羊馬的微薄收入而能夠供兒子上大學而深感自豪。他是一個心胸廣闊的好人，待我猶如他的鄉里。 兩日後我和太太到了喀什市的塔什庫爾干縣，我們發現了一個塔吉克農民家庭的古老傳統農舍。當我們查探能不能入內參觀時，農舍主人大開歡迎之門。室內沒有甚麼傢具，但有一部雪櫃及一部電視機。即使以新疆的標準，他們顯然都不屬富有人家。後來我和太太將隨行車上的一些簡單食物如即食麵、餅乾及糖果送予他們，答謝招待之恩，不久後主人的兒子拖來了一隻幼羊，說要宰羊為我們預備晚餐。我和太太完全沒料到他們有此一着，急忙道謝，匆匆告別。 在餘下旅程，我們多次感受到新疆人的善良熱情，儘管生活刻苦，卻無損他們熱誠待人，一如我那些為生活奮拚的香港小商販朋友。從他們身上，我領會到財富與人情其實沒有必然關係。情由心生。中國人喜說：攞個心出來。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通，只要攞個心出來，再大的難題都會迎刃而解。

2016-11-21

最近我和太太多次在多哈轉機，對多哈機場留下深刻印象。機場的建築和設計都非常現代化、優雅及實用。事實上，全球各地的主要城市都湧現不少新機場，包括內地都有若干新機場。 當我與一個博學的教授討論此事時，發現機場建造普遍面對延誤及超支問題。我不期然想到當年赤鱲角機場經歷的噩夢，料不到這名教授竟不以為然，認為六個月的混亂噩夢可說是福氣──畢竟噩夢會有終結的一天。在美國有一個機場，與赤鱲角機場差不多同期興建，但各式各樣的問題至今還未完結。可說今時今日差不多所有大型基本工程項目都面對同樣困境。而由政府施行的基建項目，延誤及超支似已變成常態。 基建項目在籌劃階段，總會有涉及選址、城市規劃困難、破壞環境、收地及立法會撥款的各類爭議。可幸跨越了此階段後，香港以往的基建項目總會在限期前及預算內完成。近期一些基建項目卻顯示這情況有變。較早前政府成立了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監察項目的進度，我對辦事處寄予厚望，期望我們可以重拾往昔的效率。 在政府工作期間，我長期負責監察工務工程。出任政務主任初期，我曾經擔當財務主任，專責處理所有工務工程的資金事宜。後來借調到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我學會了更多關於項目評核及監控支出的工作。亞洲開發銀行更讓我出任孟加拉一個主要鐵路項目及菲律賓民答那峨島一個水力發電項目的財務分析員。及後我做庫務局局長及財政司長的時候，繼續專注於有效管理公共工程項目，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後期協助政司司長監控機場核心工程的資金運用。在我連任行政長官後，公布了十大基建工程項目，我特別花精力確保當中兩個已屆施工階段的項目不會出現大幅的延誤或超支。 由一個通才去同專業的建築師、工程師或外判商講如何執行項目管理，難度可想而知。他們都決心要將工作做好，但他們往往對這些項目在政治層面上的影響掉以輕心。如果發生項目嚴重延誤或超支，包括行政長官在內的主要官員均要面對立法會及傳媒的質詢。因此主要官員必須設法防止項目延誤或超支，同時又不會妨礙專業工程師或建築師履行工作。自參與機場核心工程後，我一直採用一些簡單而有效的措施來監督基建工程的進度。 立法會通過撥款後，在正式開工前，我會要求相關的項目經理做兩個圖表，第一個詳列項目根據向立法會及公眾承諾的期限內，預計由開始至終結的實際工作，並配有每個月要達到的主要指標，第二個圖表同樣配有每個月要達到的主要指標，會列出每項已列於圖表內的工程項目的預計開支，而開支定必不能超過扣減了應急資金撥款的整體項目預算。 當我出任行政長官時，就是採用此策略來監察添馬政府總部及啟德國際郵輪碼頭的興建，我要求項目經理每個月用這兩個圖表向我匯報最新進展，列明對照原先預測實際上完成了的工作。這些更新通報會同步發放予所有相關的處長及政策和工作局的政治問責官員。這些官員會仔細審視這些更新通報，查詢任何落差，並預期我會追問任何工程墮後或超支之事。 任何工程師發給承建商的修改通知單都會受到嚴格監督，必須得到他們的上司審核及項目經理的批核。雖然發出修改通知單有時屬無可避免，而應急資金亦要發放以應付所需，但它們往往成為嚴重延誤及超支的罪魁禍首。在這個機制下，施工一旦出現問題會很早被發現及能夠盡早解決。 我知道很多專業工程師都厭惡用這個方式來監督他們的項目，但非如此，我恐怕政治問責官員非要待至整體項目無法依期落成或嚴重超支後才會恍然大悟，而此時要增加撥款，他們就要面對立法會及公眾的拷問。 除非問題未能解決，要我主持會議拉攏各方達成往後發展的共識，否則我每次不消十五分鐘就可以看完這些附有政策局評議的每月更新圖表。 這個由上而下監督大型基本工程項目的機制，以往行之有效，因為政府各級部門知道行政長官親自過問工程的進度及開支，很自然會格外留神，防止工程大幅延誤及超支。 時移勢易，我不知道這些簡單的措施還管不管用？

2016-11-14

見證過不少的本地、地區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甚至曾在香港披甲上陣應戰，可說我對金融市場的穩定自然而然保持悲觀的態度。自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後，任何涉及全球金融中心波動的新聞，都會令我即時全神貫注評估對香港的影響。我體會到在任何類似的危機中，監管機構及政府往往會傾向低估連鎖效應、對其他地區帶來的後果及對開放的金融體系例如香港所造成的深遠及廣泛影響。 2007年我剛連任行政長官，美國就爆發次按危機。貝爾斯登倒閉，雷曼兄弟在2008年緊隨其後，令我們的最大海外市場美國猛然陷入衰退。當中雷曼發行的迷你債券違約，令我們頭痛不已，更迅即變成政治事件。很多本地銀行參與推銷這些迷你債券，不少港人亦購入了債券。雖然最終絕大部分的本地投資者收回本金，在漫長的資產收回過程期間，不少憤憤不平的示威者上街抗議，傳媒不斷譴責，而本地銀行及銀行和證券監管機構都經歷無數徹夜難眠的晚上。 在美國愁雲盡散之前，在2009年底，一些外圍的歐元區國家如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等相繼傳出主權債券違約，令全世界再次墮入金融不穩定的泥沼。危機遲遲未獲解決，投資者陷於絕望邊緣。可幸當時中國經濟蓬勃為全球市場帶來了新資金、投資機會及交投量，亞洲區尤其是香港都得以受惠。 我在2012年退任時，深信復甦在望。然而，全世界開始明白，美國、歐洲及日本央行推行量化寬鬆帶來快錢，終歸要付出代價，金融市場再次受陰霾籠罩。為免通脹失控，利率遲早要調升，而利率一旦向上，很多現在靠平錢支撐的各類投資就會受到衝擊，甚或崩潰。全球很多主要城市包括內地及香港的樓價過高，投資市場一旦逆轉，樓市就會首當其衝。 還不止此，全球金融市場仍要面對英國脫歐的震盪。只怕未來幾年金融不穩定會繼續抬頭。 簡而言之，自由金融市場處於無休止的變動，稀有的穩定期總會被這樣那樣的事件打亂，例如缺少流動資金、政府財政失衡、資產價值失控亢奮，甚至政治事件。諷刺的是，儘管有缺陷，自由市場依然至高無上，皆因至今未有替代品可以帶來可比的全球財富增長。自由市場讓很多國家及城市躋身第一世界。 如果能夠將不看好自由市場的心態轉化為預先制訂對策，或者拼盡才智發掘商機，也不失為好事。市場崩潰或錯位往往會帶來新商機。香港憑藉靈活的市場結構、大量金融專業人才、流動資金充裕、法治、廉潔政府及公平營商環境，過去三十年在金融世界建立了備受信賴的地位。香港不但存活下來，還在國際金融的變遷中茁壯成長。 除了我們優秀的金融基建，我會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歸因於我們社會行為的三個特質。首先，我們不是信口雌黃，會緊跟國際銀行及證券監管論壇發布的最佳守則。比方說，香港是國際證監會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及金融穩定委員會的活躍成員。其次，香港不時自我反省本身的金融體系，確保體系可以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最能應對我們的處境。這種精益求精的努力從未止息，持續的上市系統及銀行監管機制檢討可茲明證。第三，亦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確信有危就有機，並且掌握先機。 一個好的例證就是我們如何處理1998年8月政府入市的後遺症。記得在1998年，我們動用了外匯基金約17%的儲備來擊退外匯及證券市場的炒家。當大部分人欣喜外匯基金在此役中獲利近千億元，我卻放眼於另一項更大的成就。我們當時沒有將購入的股票售回市場，因為此着定必推低股價，反而將持股證券化，成立盈富基金，盈富基金自2000年以來一直交投活躍。我們借勢公眾支持提升市場結構，以及消除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體系內的結構及制度漏洞。在證監會及時任財經事務局長許仕仁的支持下，我強迫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及結算公司合併為單一上市的港交所。在孕育此計劃初期，證券經紀市場有強烈反彈，雖則後來所有證券經紀都笑不攏嘴，皆因他們手上持有的港交所股票大幅升值。改革後的證券業及提升了的金融基建，為香港抵禦其後的金融風暴包括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立下大功。此亦為內地及外國企業來港上市及買賣股票建立了一個穩固及可信賴的平台。 期望這份真摯的自我反省及冒險精神長存不朽！

2016-11-07

記得當年參加特首選舉的時候，有同事跟我說：有些事情不必太上心，香港一日沒有普選，行政長官作為「不民主」的產物，都不會討好。我不是不明白卻一直有點不忿。直至二零一二年七月離開政府後，生活一下子不同了，不必再細閱政府文件，不必再與政黨議員周旋，更沒有甚麼難題要去解決，倒讓我有機會脫下「有色眼鏡」，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情港事。我會說現在我對一些政事會有更深切的了解，亦可能更客觀。 在離開政府之前，我已經不時告誡自己：退休了就不要再對公眾事務絮絮不休。但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了，難免會牽動很多往事湧上心頭。 在過去三年，英國成了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兩次為了改變當下憲制安排的歷史性公投都吸引了全球目光。2014年先是蘇格蘭公投要不要脫離英國獨立，2016年再是英國公投要不要脫離歐盟。我深信卡梅倫政府沒有預計英國真的會脫歐，只是想利用公投，為英國在歐盟爭取最佳的利益。但結果英國「意外地」脫歐，英國政府亦迅即變天。英國將於明年初啟動脫歐程序，但至今仍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脫歐的實質影響。可以預見，商業世界未來幾年要面對何等的波動！ 眼看英國脫歐一事的發展，實在有點大惑不解。卡梅倫政府究竟怎麼了？錯誤理解及判斷英國人關心的事情？嚴重低估英國人對歐洲的懷疑和不滿？不管怎樣，這次公投充分反映了英國政府同英國人之間缺少了充分的互信。由此我不禁想到：在我當特首期間，互信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多重要？ 我一直恪守不評論本地政治的自許諾言，只有我太太才知道去年六月立法會否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我是何等的傷心和悲痛。 在2007年我連任行政長官的時候，我決心一定要推動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這可說是我的政治議程上的首要工作。在之前的參選過程中，我聽到不少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強烈聲音，希望香港可以實現普選。當時中央政府既有信任及善意，亦有無比的決心要落實《基本法》容許香港循序漸進推行普選，我得以在普選議題上行前了一步。 在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確實時間表，繼而在其後的2020年普選立法會。很多香港人尤其是政府內的同事都為此興奮莫名。   2007年達成的普選時間表，對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非常關鍵。為此我和同事均全心全意投入策動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舉安排。在2008年初我們啟動與本地政黨及中央政府的討論，過程實在相當艱鉅。但我們有超強的耐性和真誠的努力要去達成共識，加上有關鍵的政黨願意靈活談判，以及抱有不可或缺的互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2010年的最後一刻，終於促成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大幅增加民主成份，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開路。 這一切已經過去。我們只能放眼未來。要向前走，我們必須要造就香港各黨各派建立更大的互信，以及他們與北京之間的互信。然而，我卻擔憂「白雲在青天，可望不可即」。 編輯後記：我們多年來不斷邀請前任特首曾蔭權，希望他能以文會友，近日终獲答應，首次為本報執筆撰寫專欄，另，根據作者要求，本專欄稿酬將悉數捐贈予長者安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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