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極醫源 - 梁卓偉
2016-09-01

新學年開始,醫學院又即將為新生舉行「白袍禮」。披上白袍,當然是有象徵意義的,讓人聯想到醫生的專業丶權威與承擔,但白袍的真相,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單純。   幾百年前,歐洲的醫生多以一身黑衣示人,正如荷蘭大畫家林布蘭(Rembrandt)的名作「杜爾醫生的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所繪的那樣,穿得像神職人員。雖然行醫被視作一件嚴肅的事,但是醫生並無甚麼專業形象可言:祖師們的醫療工具粗陋,又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療法更是千奇百怪,幾近「江湖郎中」。   社會觀念的轉變,有時起於微不足道的細節,白袍堪稱一個好例子。1868年,英國外科醫生李斯特(Joseph Lister)主持格拉斯哥皇家醫院(Glasgow Royal Infirmary)的改革,要求醫生穿上白袍,外科手術前要洗手,並試行無菌技術,醫院的整體死亡率明顯下降。加上微生物學的發展、衛生觀念的確立,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醫生穿上白袍,於其個人,可能只是一個小動作,於歷史發展,卻是標誌着一個時代的開端。   但凡事不能只看表面,雖然白袍一開始是為了滿足衛生要求,近年愈來愈多研究發現,白袍不但並不衛生,還容易滋生病菌,主要是因為不常清洗,反成微生物的溫床。白袍的傳統終於遭到挑戰,2007年英國政府發出指引,為免引起病菌交叉感染,奉勸醫生不要穿白袍(包括不要打領帶)。2009年美國醫學會也討論過這個議題,除了有證據顯示白袍會傳播細菌,還會令病人感到緊張,導致血壓上升,出現「白袍高血壓」症狀。目前醫管局也要求醫生工作時盡量換上院方供應的「藍衫」,確保每天更換。   誰能想到,一百多年以來,這件白袍遠遠超越了功能層次,甚至不止是醫生的身份象徵,還成了病人的精神寄託(又或者壓力來源)。但當今是社交媒體主宰的時代,快餐式的傳播令人疏於思考,輕視內涵和意義,醫學生披上白袍,除了參加儀式之外,也不妨捫心自問,你決定為之賦予甚麼意義。

2016-08-25

未及正式開學,但大學迎新營已是如火如荼,校園裡到處可見穿著各院系舍堂T恤的新生,一臉雀躍,興致勃勃 。 迎新營有如進入大學的一道關口,旨在於鼓勵新生踴躍參與團體活動。活動的規則與內容,包括管理、協作、賞罰等,都由高年級學生擬定,與中學時代大多由校方主導的課外活動截然不同。對於剛剛告別中學的年輕人而言,感到不大適應是十分正常的;性格內向的人,還可能感覺尷尬,難以投入。 迎新營活動在全世界十分普遍,美國一些大學的「兄弟會」(fraternities)或「姊妹會」(sororities)還有「rushing」的傳統,舉辦活動招募新成員,給予新人展露個性的機會,表現自己融入團體的決心,譬如競技、探險、才藝表演等,但是發展至今,有時涉及羞辱、折磨、惡作劇,甚至出於群體壓力胡作非為,釀出醜聞,在本地大學校園也曾發生類似事件,引起輿論關注。 無論新生是盲目跟從指令,在活動中屈服於群體壓力;還是出於內向,無法合群,拒絕參加,都可見迎新營的內涵或可有所失落。何時該合群而服從集體,何時該堅持獨立自主,兩者衝突時如何抉擇,並沒有標準答案,這正是新生在迎新營中面對的挑戰。 大學堪稱是年輕人投身社會之前最後一個庇護所,走出校園之後,他們面對的考驗將嚴峻得多。迎新營恰如一場預演,新生應盡情探索,嘗試磨練個性,同時尋求同道,及早歷練,必能受益終身。「大仙」在挑戰新生之餘,也要尊重新生的自主與個性,啓發他們如何面對群體與個人的矛盾,而不是要他們埋沒個性,盲從跟風。 保持自我與合群之平衡,是古往今來一大哲學題,正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所稱,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也是社會的政治動物,由理性塑造的美德,必須在社會關係中才能存在。中國的儒家給人的印象是比較重視群體,譬如孟子所說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意思是任何一個人的需要,都是來自群體合作的結果。但中國文化也歌頌「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之特立獨行、擇善固執的風骨。中外哲人在這課題上可說是殊途同歸。 融入群體,共享理念,同時不失自我,彰顯個性,是大學教育的精粹之一,大學迎新營恰如邁向這一目標的起點。希望各位「新鮮人」珍惜這一生一次的機會,釋放自己,擁抱新的開始,今天結交志同道合的朋輩,未來締造融合協作的社會。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周四刊登

2016-08-18

五年前的今天,港大舉行百年校慶之際,因為國家領導人李克強到訪的保安問題,學生和警方爆發衝突,釀成「八一八事件」。部分參與抗議活動的學生一度指他們遭非法禁錮,但事後調查發現並無證據支持有關指稱。   五年下來,近日一次學生示威也引起爭議。早前立法會辯論醫委會改革草案的時候,醫學院學生代表曾發起靜坐抗議,輿論對此也不乏微詞,認為醫學生一向不沾政治,卻踴躍反對有關草案,只顧小我利益,未免有點蠅營狗苟。   雖然這兩件事的出發點不同,其實不無共通之處:行動之初,學生都滿懷正義感,認定自己是對的,但孰是孰非,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有時真相更叫人下不了台。   求學要求真,除了明辨是非,還需要心胸開闊,保持開放真誠,接受不同意見;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只會距離真相愈來愈遠,而真相是最容易被政治所掩蓋和扭曲的。   有傳是古羅馬哲人塞內卡(Seneca)的一句名言:「犯錯是人之常情」(To err is human),常為醫學界所引用,但後面還有一句:「堅持過錯則跡近魔鬼」(To persist in error is diabolical),求學中最難的一課,可能是學會放下自己,接受自己的過錯和不足。   這不是甚麼大道理,而是筆者個人的體會:我也曾經執意相信自己的判斷,罔顧事實完全相反,即使當時感覺十分難堪。最終只能放下自尊,承認錯誤。可謂吃一塹,長一智 。   本欄前文提過港大醫學院多位前輩,他們都成就斐然,從政經驗豐富,但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也都遇到過不盡如人意的局面,他們的作為也曾引起過爭議,遭遇過挫折,但他們都敢作敢當,不會為了自己的面子去犧牲真相。   大學為學生提供自由開放的環境,任其自行探索,學生經過獨立思考,自主決定的行動,也都是大學教育的實踐。有勇氣行動的人,也要有承擔後果,承認錯誤的勇氣,「犯錯是人之常情」的下文,還有另一個版本,英國詩人蒲柏寫(Alexander Pope)的「寬恕則如神靈」(To forgive divine)。認錯,是放下傲慢,寬恕,是化解仇怨,這不正是今天香港所缺乏的嗎?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8-11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在即,各路人馬擺陣對壘,選舉口號遮天蔽日,還半路殺出一紙確認書,面對眼前紛亂,不如退一步,從過去幾位醫生從政的經驗來看看「議員」之內涵。 港大醫學院歷來曾有多位醫生出任議員,第一要數醫學院前身、華人西醫書院創辦人之一何啟,他既是醫生又是律師,還是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雖然身為受英國教育的華人精英,但他在議會內常為低收入階層發聲:譬如為罷工工人提供法律意見,在針對貧民區的衛生條例上為窮人力爭,這一身份和責任的內在衝突,令他在立會內顯得極為獨特。 似乎從何啟開始,這些「始醫從政」的議員關注的事務都十分廣泛。譬如本港首位華人耳鼻喉科醫生周錫年,行醫之外,還活躍於工商業、教育界,並進入廣播業發展,參與廣播事務的決策 。還有「復康之父」骨科大醫方心讓,他任職議員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與的士界談判,極力斡旋的情景,但最終政府執意加牌照費,方醫生隨後在立法局改組中選擇退出。 另一位享負盛名,自1988年連續五屆代表醫學界的「金刀」梁智鴻,任職期間正值香港主權回歸,他以捍衛專業制度著稱,一度更被立會同僚推舉為內會主席。沙士疫症爆發期間,他為保住整體管理層的公信,獨力擔上政治責任辭去醫管局主席之職。在立會接任他的勞永樂去年不幸病故,但他的特立獨行尤其令人難忘:他參加直選,走上街頭拉票,主持電台節目大膽敢言,堪稱顛覆了醫生給人的刻板印象。 這幾位港大醫學院舊生,無論是委任還是經選舉晉身議事堂,縱橫不同時代,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其政治作為都超越業界本身。政治謀求的是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上醫醫未病之病」,從政的意義,就是要找未病之病,避免傷及社會根本,否則等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時候,就悔之晚矣。即將上場的新人如何才能勝任?不妨多想想前輩的仁心和景行。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8-04

過去十多年來,民間質疑「醫醫相衛」的聲音愈鬧愈大,經過多年折騰,政府終於回應,欲修改法例擴大醫委會非業界代表比例,可惜改革草案最終觸礁。   有關爭議曠日持久,根源似乎是公眾對醫生「專業自主」的信心有所動搖,醫委會由專業精英運作成為爭議焦點。   在現今政治氣候下,精英問題更顯敏感而微妙。全球近年有愈趨民粹化的現象,舊有的政治精英紛紛遭選民拋棄: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冒起,法國國民陣綫殺出,例子比比皆是。有了社交媒體,即使是一把小聲音也能星火燎原,無限放大,發揮出遠超比例的影響。套用到政治上,則各走極端,「中庸之道」的大智慧愈來愈無空間。   同樣道理,過去專業精英憑其自主獨立的特性,引導輿論與政策走向的超然地位,因此也日漸式微 。   在此資訊爆炸,人人發聲的局面中,實在更需要專業獨立的聲音,不然的話,眾口難調,社會整體便苦無寸進。所謂專業自主,雖有小圈子之「形」,其「實」與民主並不相違背,這些團體的本質是憑其內在的專業精神,賢能居之的核心價值(meritocracy),加上整體專業以公眾利益為念的操守,經年累月才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權威機制。   英國醫委會2012年也有所改革,但不是增加選舉成分,而是增加委任席位,目的是確保「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可以出任」。整體委員會的規模縮小,只有12人,其中一半是業外成員,無論是業內或業外人士,均由獨立委任過程產生,並非「普選」的結果。誠然,英國具備一套完善的獨立委任制度,才能保證政府、公眾與專才之間的互信。   各種法定專業團體的存在,不但有其歷史背景,也有社會職責的必要。其獨立運作必須確保公眾利益,其專業自主才能得到公眾認受,這正是盧梭(Rousseau)「社會契約論」的論述。在實際運作中,選舉未必是萬用靈丹,個別候選人可能為了迎合選舉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確保制度的可靠。相對於此,meritocracy的精神與運作方式,其存在價值不容否認。   回歸專業精神與操守,維護社會契約,才有望長治久安。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7-28

本屆立法會收爐前夕,因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掀起千層浪,港大護理始祖、副食衛局長陳肇始更不堪日復日地目睹多名尊貴議員上演「政治凌駕真理」真人騷,不禁淚灑立會前廳,而草案亦最終被拉布拖死。 凡事極端政治化似乎是當今趨勢,單看過去一年,議員「按規程」要求點人數600次,虛耗120小時聆聽「添馬版禪院鐘聲」。 回想130年前,早在華人西醫書院(即港大醫學院前身)初創之際,創院三大醫之一何啟曾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當時的殖民地政治顯然無民主可言,何啟的議員之職也是委任所得,並非選舉出來。但他當仁不讓,在多項民生議題上,他都竭力為華人改善生活。 對比今天由選舉產生的一些政治人物,才德欠奉,或謀私利,或盲逐權力,只擅誇誇其談,或尸位素餐者都嫌太多,眼見兩者之間的落差,若問昔日真心為社會服務的政治家,與現今憑藉民粹上位的政客,誰更能表達民意、推進民生?答案不無弔詭。 一個「信」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基之一,「民無信不立」之說,出自《論語》:「足食、足兵、民信」這管治鐵三角當中,何者為先?孔子說,可以不要兵和食,但絕不能無信。 換成九月的選舉來看:候選人可以沒有龐大的助選團,等於「去兵」;更應「去食」,摒棄「蛇齋餅粽」,但萬萬不能失信於選民。 選民的信任,政客的誠信,才是最大的政治資本。但查看近期的「十大立法會議員評分」,最為人熟知的議員當中,支持度過半的只有一人!民望失落至此,即使有選舉,又到哪裡去找值得信任的人呢?各位選民要擦亮眼睛,看清誰是真正可信的代議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7-21

雖然不少人認為香港的醫療系統尚算健全,但任何人只要親身體會過在醫院門診部排隊的苦況,都不難發現,香港公營醫療其實走進了一個死胡同:看病已變得耗時費神,社會醫療負擔不斷加重,病人也得不到最符合本身利益的治療。   因為我們缺乏有效的基層醫療。   基層醫療不僅是提供基本服務,服務對象也不止於基層社群。一言以蔽之,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的是醫療系統最前線人員,即「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提供的服務極為廣泛,除了大大小小常見的疾病和症狀,如傷風咳嗽、支氣管炎、皮膚出疹、肌肉骨骼疼痛,還有慢病「三高」(高血壓、血糖、血脂)和精神健康;提供疫苗接種、癌症篩查等預防措施,協助防止傳染病傳播,轉介協調手術或住院前後的照顧等。家庭醫生的專業所在,一度連同行也看不出來,但家庭醫生的角色極為關鍵,他們對病人的長期了解,全人照顧,彼此的溝通與信任,往往能令治療更為妥善恰當。 放眼全世界,以社區為本,改善基層醫療網,加強相關資源的投放的發展,蔚為潮流。反觀香港的緩慢步伐,真叫人無地自容。   香港其實不乏卓有遠見之士,早已開始推動基層醫療:譬如1977年有份創立全科(現稱家庭)醫學學院的李仲賢醫生(港大東閘的仲賢路即以他命名),和去年獲頒港大名譽大學院士的李國棟醫生。   1990年,楊紫芝教授的一份政策報告開始引起政府關注基層醫療,撰寫這份報告的主筆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在醫務衞生署工作,現今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可惜報告內的建議一直未有落實。直至2010年食衞局局長周一嶽推出基層醫療策略文件,基層醫療辦公室才告成立,設立基層醫療指南,長者醫療券加碼,建設社區醫療中心等。   李仲賢、李國棟丶楊紫芝和周一嶽四位名醫,都是港大醫學院的前輩,堪稱本港基層醫療領域的先驅。但是近四十年來,家庭醫生是否已經走入千家萬戶?還是說,目前香港的公營醫療制度,從根本上與基層醫療未能接軌,妨礙了家庭醫學的發展?   面對醫療改革,除了參考外國模式之外,最值得借鑑的,難道不是本土的智慧與經驗嗎?「家庭醫生」的稱號,雖然聽來平凡,但潤物無聲,他們才是醫療的根本,在醫療改革的路上,整個社會的觀念是否準備好了呢?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7-14

前文提到本港的公營醫療制度仿效英國,但論其根本,醫療服務的基礎,起於香港早期民間自發的慈善傳統。 1872年,本港第一家私人慈善醫院,由華人士紳集資籌辦的東華醫院成立。東華醫院不只是一個純粹的醫療機構,而是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的團體,代表華人社會向殖民地政府表達訴求。 除了華人慈善團體,西方教會組織也積極經營醫院:譬如第一所為華人開辦的西醫院,雅麗氏紀念醫院,以及同樣由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創辦的那打素診所。倫敦傳教會後來又開辦贊育醫院,東華醫院也在九龍成立廣華醫院,還有在皇家海軍醫院基礎上成立的律敦治醫院等。 多年來,香港的公營醫院服務一直由政府和這些民營團體共同提供:前者由政府直接撥款及管理(“Schedule 1 hospitals”),多以英國皇室人員命名,如瑪麗、伊利沙伯、瑪嘉烈、威爾斯等;後者由政府資助(“subvented” 或 “Schedule 2 hospitals”),獨立運作,如廣華醫院、明愛醫院等。但這兩個體系差異顯著,漸行漸遠,加上香港生活水準不斷提升、醫療成本上漲等因素,營運方式逐漸落後於社會發展。 遇上難題,往往是突顯管治智慧與承擔的關頭,1984年,剛升任衛生福利司的湛保庶(John Chambers)委託澳洲顧問公司研究,檢討公營醫療制度,這份「司各特報告書」(Scott Report)認為:香港公立醫院的管理及資訊系統落後,服務質素與病人需求脫節,不同管理系統帶來低效率,以及缺乏市民參與。醫管局由此誕生,負責整合政府醫院和資助醫院。 醫管局運作至今近三十年,今天的香港社會,比起八十年代,正面對人口老化,慢性病日趨普遍的挑戰,又兼醫護人手短缺,更形雪上加霜。醫管局去年發表檢討報告,醫療改革勢在必行,如何提升基本醫療服務,是未來管治最大的挑戰之一。眼前正值又一個歷史關頭,但我們這一代的湛保庶在哪裡呢?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7-07

香港的公營醫院系統,脫胎自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NHS的建立,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產物。1945年之際,歐洲經過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戰爭的摧殘,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社會急需癒合創傷,鼓吹團結,「積極權利」終被確立,福利主義由此萌芽,並得以積極付諸實行,堪稱一段光輝歲月。   此時英國工黨政府上台,通過多項重要社會保障法案,為國民提供基本福利網,其中以醫療服務最為受落。NHS於1948年正式成立,由總稅收支付醫療經費,為患者提供免費服務,被視為英國戰後的重大成就之一,其後更被形容為英國的「國家信仰」。   但過去十多二十年,醫療政策每每朝令夕改,科技日新月異與人口老化也令政府入不敷出,其中不少醫院連年削減預算,導致人手丶物力同樣緊絀。英國政府委託調查研究發現,2005年起五年內,至少有400至1,200宗就醫不治案例,直接與醫護人力嚴重不足、未獲妥善照護有關,結論震撼全國。   近年類似情況在西方多國陸續浮現,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此類「大鍋飯」式的福利主義,絕非長久之計;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則仍在摸索出路,也是荊棘滿途;香港當然不能獨善其身:尤其當政府收入築於狹窄稅基上,持續膨脹的醫療福利必然無以為繼;如果完全放手給市場支配,又將造成嚴重不公。   回顧歷史,港府早在1983年設立衞生福利科(即日後衞福司及食衞局前身),研究醫療福利政策,三十多年來主事的九位官員中,除一名外籍政務官外,其餘八人均為港大畢業生,近期的三位局長更是醫學院的舊生。   醫療融資恐怕是當今各地的管治難題,也不會有通行全球的最佳方案,只能因應不同本土因素去摸着石頭過河,這是對主事官員智慧的絕大考驗。有勞各位在政府服務的港大學長,秉承明德之訓:保障健康,既是生活幸福的前提,也是優良治理的根本。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6-30

本欄前文提到內地「看病難,看病貴」之苦,香港的醫療問題雖然還未惡化至此,但市民也愈來愈感受到看病的壓力:譬如早前流感來襲,公立醫院即擠得水泄不通,病人輪候時間特長,叫苦連天,前線醫護人員也壓力爆燈。 每日面對龐大的病患人流,同事必須盡快完成工作,治療水準有無因此受影響,難免是許多市民心頭難以揮去的疑雲。在這種接近流水作業的程序中,不難想像,醫護與病人之間的有效交流是非常有限的,這種醫患關係似已成現代公共醫療系統的常態。 一百三十年前,也即華人西醫書院剛成立的時候,香港社會整體貧困,物資匱乏,當時的教授不時在雅麗氏紀念醫院義診 ,社會各界則餽贈實物,以表示對感激和支持:警署把充公的家禽、魚肉、蔬菜、生果贈送給病人,商人向醫院贈送藥品,酒店贈送床單、桌布等布料。上世紀三十年代,梁金齡醫生,即人稱「金刀梁」梁智鴻的父親,在香港仔避風塘行醫,常接受水上人家以漁獲代付診金。家庭醫生在社區默默耕耘,贈醫施藥的佳話,至今仍偶有聽聞。 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以物易物,甚至以心代酬的做法,直如伊甸園般美好單純,難以置信之餘,還不免感到一絲失落。社會發展高度現代化,病人求醫,醫生診治,受制於政府資助丶醫保覆蓋或個人財力,昔日那種人情味,從此失而不可復得嗎?面對凡事依賴技術,一概仰賴制度而造成的困境,重新回歸「仁」與「情」,或許才是出路所在。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6-23

一直以來,對於「有教無類」四個字,通常都解釋為教育機會的平等,不論學生的家庭背景,一視同仁云云。但是有另一種解釋聽來卻更為貼切:「無類」是指消除差異。   人與人生來不平等:性別有分,地位有別;有人聰明,有人愚鈍;有人外向,有人文靜;有的家境良好,有的少年坎坷,但通過適當的教育,卻有望消除由出生背景和成長環境造成的差別,令學生找到適合自我的前途。   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消除差異至關重要,讓孩子不因為出生背景和成長環境有別而從小就失去了起碼的機會。誠然,即使有平等的機會,到後來總有一些跑在前面,成為了高才生或「尖子」,進入大學讀所謂的「神科」。而其實高等院校仍然應該繼續貫徹消除差異的原則,才能真正達到有教無類的理想。   例如醫科生,許多都是自小學以來一向成績優秀的尖子,甚至是高考的「尖中尖」。但當他們進入大學,就應該放下過去的包袱,為自己按動「Reset (重啓)」的按鈕。無論是出身名校,還是來自基層;是一路青雲,還是屢經拼搏,從進入大學的一刻起,他們都應站在同一個新起點上,在同一個平台上學習。   反觀今日香港的高等教育,充斥競逐尖子、催谷效益的做法,將同科的學生以入學前的分數預先區別對待,這樣下去只會加深既有差異,讓社會不公平延續下去。而那些有專業培訓成分的學科,例如醫學,若為了吸引尖子而不惜縮減課程年期,省去擴闊學子眼界的機會,只顧進行專科專教,以求畢業生盡快出爐,則更可能會為未來出產一批又一批目光如豆的所謂「專才」。   筆者絕非否定專業培訓的重要性或是技術專才的價值,但目下本地大學教育確實有愈來愈傾向單元式的專業技能培訓的趨勢,做法實在跟「三三四」新學制加強通識的初衷背道而馳,忽略全人的塑造。   走筆至此,想起中大新亞書院創校校長、著名教育家錢穆的一番話:「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者遠者,此則唯通才達識者知之,擅一材一藝以絕業名專門者,往往不知也。」錢穆反對只顧培訓只擅一材一藝的學生,因為會導致教育風氣狹隘,學生眼界短淺。這可不是對今人的當頭棒喝?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6-16

傳統中小學的「填鴨式」及「考試導向」教育,一直遭人詬病,其實大學教育也有不少弊端,其一就是課程設計的碎片化。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Russell Jacoby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曾批評過美國的高教界:由於大學規模的不斷擴張,逐漸變得瑣碎化和明星化,學術變成量產,內涵不足。 Jacoby當年的警告,今天看來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香港社會向來信奉功利主義,鼓吹「快人一步,理想達到」,本地高等教育也出現類似的趨勢,不足為奇,表徵之一是大學學科劃分得愈來愈細碎,有時甚至讓人覺得是巧立名目。 1991年「大學聯招辦法」(JUPAS)提供的教資會資助學位課程一共145個,時至今年上升到 253。其中與商科有關課程更倍增:由1991年的22個課程編號,至今已增至差不多50。奇怪的是入學總人數未見按比例上升,反而有不少個別新課程每年只有十多二十個學額。 當然,不能排除社會變遷和學術發展,導致大學有必要編排新課程,增加新學科。只不過,有時更像是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刻意將學生分流,預先篩選中學公開試高分數的學生,好讓日後的僱主認準有關大學課程,招聘更為方便。近年,此風甚至蔓延至醫科:有新課程為求專門吸納小數的「尖中尖」,也像商科般冠以「環球」、「領袖」的時髦名號,目標更像是開設特訓班,而非專注把全體醫科生培育成新一代仁醫。 「拔尖」的思維,可以說與儒家傳統的教化理念背道而馳。預先篩選「尖中尖」看重的是學生的往績、名校背景和考試分數,不期而然已決定了學生的命運,即使他們的大學生涯尚未開始,應了「三歲定八十」的老話,間接令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惡化下去。 大學是育才之所,應為每一位獲取錄的學生提供發掘潛能丶得展所長的機會,而不是只傾向其中一小部分。人才多元,方有社會的改善和向上流動,否則,我們留給下一代的,只會是一個更加封閉的困局。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6-02

近年英、澳多家醫學院的收生政策有變:過去是直接取錄中學畢業生(Undergraduate Medical Entry),如今越來越多學校要求準醫科生已修畢本科學位(Graduate Medical Entry)。 此一轉變,是為了錄取心智更成熟,志向已明確的學生,好能培訓出更適合從醫的人才。同樣政策在美、加已實行多年,行之有效:準醫科生先完成大學學位,入讀醫學院接受四年基本醫學教育,再駐院進行臨牀專科培訓。 與此相反,本港醫學教育卻有「快進快出」的趨勢,縮短求學時間,甚至跳級收生。當然,對於一向學業優秀的「尖中尖」,比其他人用更短時間完成學位,或許並非難事,問題是醫生的培育,難道可以速成嗎?趕快畢業的醫生,會不會是病人之福? 在學醫過程中,年輕尖子並非有絕對優勢,他們過早選科的同時,未必清楚自己志向。曾有一名特別年輕的資優生智商超班,獲友校破格取錄入讀醫科,輿論為之驚嘆,但數年後,據悉這位同學發現自己志不在此,轉讀其他學科,終與杏林無緣。 有志學醫的年輕人,都應該明白學醫並非智商的競爭,更不應是學業成績的比較,而是一場漫長的修煉,面對的是遠較治療更為複雜的人生。人生是偶然、多樣、混亂,充滿了不確定。不確定性是醫學的永恆難題:任何臨床治療都是獨一無二的個案,現實是變化莫測的,無論資深名醫,還是初出茅廬的新手,都要面對這個難題。 每一個醫生的學成,都需要時間浸淫和刻苦,不僅要追求技術和知識的精進,還要試圖理解生老病死的終極疑問。正因為此,醫學才稱得上一門綜合學問:既有科學的規範,有時也需要藝術人文的體會;醫生除了要有膽識,敢於挑戰,也須心懷謙卑,足能豁達。學醫可能是腦力和努力的比併;而從醫,則有如終身使命。 周四刊登

2016-05-26

公開試還未放榜,各大院校收生安排已是一片緊鑼密鼓。搶奪「尖子」,更要各出奇謀:預先有條件取錄、訂造新聯招課程、甚至縮短學習年期,但求囊括最高分的學生。 搶奪「尖子」不是甚麼新鮮事,1984年個別院校即以「暫取生」計劃先行選拔學生——中六學生憑會考成績,再加上就讀中學的推薦信,可以申請為暫取生,跳過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直接進入大學,但須比一般大學課程多讀一年。 不知是否香港的現實環境競爭太大,從暫取生之後,此風有增無減:由2002年起又有多家高等學府推出「拔尖」計劃,均旨在預先篩選學生,盡快「收穫」人才。 但人才用甚麼來定義呢?近年出現的趨勢是,分數最高的學生大多為醫學院囊括,他們是否等於最優秀的人才,是否最終能修煉成大醫? 提前篩選「尖中尖」,除了在競逐過程中略嘗甜頭,意義何在?經驗說明,優秀的人才,往往富有悟性、聞一知十。相比於其他同學,這群精英反而無需老師多費心思,他們都會自我探索,自立成才。故此過分着重錄取最高分的學生,又能證明甚麼呢?  大學教育的成效,要看課程給所有學生帶來多少增值,而不是由一群本已得天獨厚的尖中尖來證實。相反,如果因課程本身的成功而能吸引大批尖子報讀,只不過是令人樂見的「副作用」而已,千萬不要因果不分,本末倒置。 世界是多元的,探索知識也是多面的,人的潛能也多樣而無窮。大學真正的實力,終極的質素指標,在於能否令每一個人盡量增值,有所發揮,學成的不只是分數,而是全面的才能和豐富的內涵。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2016-05-19

所謂「最好」的學生,很多時候即「最高分數」的簡稱。環顧神州大地,「最好」的學生都學醫這種事,可能只發生在香港這小島上。 去年夏天,據報南京一家名校470名高中畢業生中,有295人獲外國著名學府錄取,僅餘21人參加應屆全國高考,近年尖子外流的比例高居不下,足以令國家教育界汗顏。 內地同行跟筆者慨嘆,即使是國家重點醫學院也有收生不足的情況出現,又或者醫科肄業後不行醫。其中最受影響的是兒科,根據去年的國家衛生統計年鑑,大陸兒科醫生的缺口嚴重,高達20萬名,堪稱「兒醫荒」,每1,000名兒童相應只有0.43名醫生照顧。現在中國開放兩孩政策,卻並無相應的人手配套,未來豈容樂觀? 醫生人手供不應求,原因不外乎人工和待遇遠低於一般專業人士可接受的合理水平。就在本欄發稿前不久,一則內地醫療舊聞上了國際傳媒,在相關短片中,只見醫生護士將死去的嬰兒抱在懷中,遭病患家屬厲聲責罵,甚至拳打腳踢。這在醫療制度健全的社會看來匪夷所思,卻是中國的常態。死去的嬰兒固然極其不幸,但醫護前線人員面對這樣的處境與衝突,諒誰也不能說有絕對自信,從容應付。醫患之間的衝突長此以往,又怎麼留得住醫護人才? 呼籲改革醫療制度的聲音已迴響多年,但內地還是普遍「看病貴、看病難」,「號販子」、「塞紅包」的潛規則無從根除,從道德水準去批評醫護很容易,從制度根本解決問題則難如登天。有經濟學家痛責醫療制度跟不上經濟發展,這些看似荒謬的現象,顯示的是市場真實價格,醫院合理收費,是出於供求驅使,保障醫護的待遇與尊嚴,也等於保障病患利益。否則醫療怪現象必將持續,受損的是所有人。 中國經濟實力雄踞世界第二,但國民對醫療的信心又是否與國力的自信成正比?沒有醫護,哪有健康;沒有健康,哪有小康。回望香港眼前擁有的醫療環境,得來不易,更絕非必然:如果現代醫學在文明福祉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這個角色也需要制度、經濟和契約精神各方面的支持,才得勉力維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隔周四刊登

/136



C觀點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廚神

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