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極醫源 - 梁卓偉
2016-12-15

前文談到立法會的功能萎縮，根本原因之一是市民似乎再也不能忍受水平每況愈下的議政行為，對代議士的信任徹底動搖了。 「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唔得㗎喇！」 市民對不專業或不夠水平的表現，好像愈來愈不能忍受：譬如碰上交通失準、產品出錯或服務差勁等，往往在社交媒體上口誅筆伐，有的甚至在現場已破口大駡。香港人普遍「躁」或者難以取悅，也可能與要求甚高有關。 大眾對醫療失誤，更是零容忍，因醫療牽涉到每個人最切身的利益。醫療服務要達到市民的合理期望，究竟是依賴個別的「神醫」還是健全的制度？ 先秦時代思想家荀子說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有解釋說，這話是指如果制度健全，即使個人資質平平也不要緊；反過來，制度一旦敗壞，泥沙俱下，再卓越的人才也難獨力支撐大局。 這種演繹有其見解，強調制度也合乎香港現今民情。然而，制度與個人必須互相配合：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讓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換言之，沒有任何一套制度可以脫離個人品行而運作良好。例如不少人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從最近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以至意大利修憲公投可以看到，再好的制度，也可以因為政客不負責任的言論而導致出人意表的結果。 醫療專業也一樣，「大國手」治愈病人，背後有不少制度因素，例如藥物和器材標準的保證、醫患的互信、臨床安全及質素的監控、人事和資源的恰當分配等。試問，如果沒有制度的保障，所有病人只能求助於個別「神醫」，世上何來那麼多神醫呢！ 上周梁特首宣布放棄競逐連任，輿論點評一番過後，更值得思考個人與制度的微妙關係。香港一向以制度穩健為優勢，尤其是司法獨立、學術自由、程序公義等核心環節，卻在過去幾年遭到挑戰，令人信心動搖。好制度還是要靠在位者的品格保障和共同維護，正如蓬生麻中自然直立，但蓬本身亦要為一棵勁草，才可屹立不倒。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2-08

上周提到政府成立三方平台，以求不同的持份者展開對話，繼續尋求醫委會改革的方向。 改革法案觸礁，除上屆醫學界代表單人匹馬「成功」拉布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近年立法會似乎喪失了專業、理性議論的功能，只淪為互相攻擊的平台，議員但求「出位」，為爭議而爭議，往往置公眾利益於不顧。對於議會打擊更大的，是議員本身對此機制的否定，故意癱瘓議會的運作，甚至鬧出宣誓醜劇，終致有議員被取消資格的惡果。 尋求新的溝通平台無可厚非，但問題的根本其實圍繞一個「信」字。本欄曾多次論及信的問題，子貢問政的故事不但值得政府管治借鑑，也同樣適用於議事堂：沒有值得信賴的代議士，即使有公平的選舉制度，又能如何彰顯民意？ 不專業甚至幼稚無知的議政水準，還能怎樣取信於民？ 公眾一向要求醫生恪守專業精神：凡事以病人福祉出發，尊重病人自主權，以及推動社會公義。若將「病人」換成「市民」，同樣的要求難道不是政治追求的目標嗎？既然如此，現今立法會是否也有必要重新訴諸專業精神？ 今年牛津字典選出「後真相」(post-truth)為年度單詞。在這後真相時代，湧現許多只顧迎合選民情緒，罔顧真理的極不專業的政客；他們對社會的危害，實比不專業的醫生對病人更甚。 香港今天許多問題，都在於「信」的根基已遭動搖，市民缺乏共同體的思維，變得四分五裂；不同利益集團缺乏專業操守，彼此缺乏互信。三方平台能否修成正果，關鍵在於各方代表能否專業議事，真心實意重建對話的共同信心。信心在香港失落已久，何時才能失而復得？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2-01

醫改方案在上屆立法會尾聲被拉布拖垮，政府隨即成立由醫學界、病人組織和議員代表組成的「三方平台」繼續跟進。 乍看成立平台確有其合理之處：有份對醫改表達意見的不同界別，均派出代表參加，勢似三足鼎立，堪稱穩健。但深思一層：若論公開包容，具廣泛代表性，還有甚麼平台能比立法會更有說服力？ 立會本身已經涵蓋專業團體和廣大民意的代表；換言之，立會的組成早已囊括三方平台的代表。再加上立會本身就是權力機關，如需參詳更廣泛意見，隨時可召開公聽會；因此，立會理應是最能兼顧各方利益、最公開平等的議事平台。倒要反問一句：既然醫改方案在立會行不通，何以三方平台又能修成正果？ 筆者無意點評三方平台的功能和過早論斷其最終成效；畢竟，任何有利於展開對話，深入討論的途徑都值得嘗試。值得關注的是，像立會這樣具深厚傳統的既有議事平台，是否地位有所動搖，功能開始萎縮？ 近年來不但立會的議政功能萎縮，香港整體也未能做到政通人和，或許能借用中西醫學來解釋：中醫早有「痛則不通，瘀生百病」之說，認為健康是臟腑器官的協調運作，痛症源於體內瘀堵；西醫也同樣肯定，健康有賴身體各器官的協調聯繫，得以維持體內環境的恆定性(homeostasis)，以達致動態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有益於保健治療效果。其他如瑜珈、冥想、靜修等方式，也主張養生是對身體機制的保養，有賴身、心、神合一的溝通和協調。 立會以至香港整體的現狀明顯是「瘀堵不通」或「動態失衡」的結果：議會中不同民意的代表固執己見，互相挑釁，政壇各方也彼此不願溝通，遑論去解決議題，疏通困局？而類似三方平台的模式，有可能是出路嗎？拭目以待。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1-24

今天正值感恩節，追源溯始，有說是起於歐洲新移民與美國印第安土著一同感謝上天賜予的節日，至今已有近四百年歷史。我們在香港雖然不過感恩節，但也可以借此機會學習感恩。有人或會質疑，香港近年百事不順，有甚麽值得感恩？但這可能正是思考感恩真諦的機會。 即使在感恩節發源地的美國，今年恐怕也有一半人心情極為複雜，不知是否應為選出新總統而感恩。誠然，凡人多在好景時才知感恩，劏雞酬神。大概只有平常心的人，才會在逆境中慶幸有磨練的機會，並深信終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英諺有 “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之說：即主觀預見惡果，行為上會不自覺製造相同結局，以證明自己預言正確，可謂心想事成！醫學上亦有「安慰劑」效應：病人對藥效有正面期望，即使他們服用的只是安慰劑，也會產生舒緩症狀的效果。由此觀之，悲觀者碰上悲劇，往往並非天意，實乃人為！   近年香港氣氛愈見悲觀，「唱衰論」不絕於耳，例如最近法庭在判詞中清楚解釋是依據本地法律和普通法原則判決兩名議員喪失資格，根本毋須引用釋法的條文，示意本地法制完全有能力作出獨立及完整的裁決，但仍然有人大聲疾呼「司法已死」，唯盼這不會變成另一個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其實不一定是聖賢才懂得在逆境中心存感恩，艱苦奮進，最終修成正果，港大醫學院的先輩就已樹立了榜樣。創欄的文章曾提到，在華人西醫書院建校最初的四分一世紀，畢業生一直未獲承認為正規醫生，無權簽發死亡證，亦即要宣判死亡也無資格！然而，這漫長的低谷，反而激發師生不斷奮進，至1911年港大正式成立，醫學院及其畢業生終於獲得認可。永不言敗方能戰無不勝，這才是值得反覆求證的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中國古語有云「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又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與北美感恩節精神不謀而合。感恩之心令人常懷謙卑，珍惜生活；相反，凡事怨天尤人，只會變得消極悲觀，難以振作，陷入惡性循環。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1-17

119似乎總是歷史分水嶺的日子：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統一；今年11月9日美國則選出曾揚言在美墨邊境興建一道新圍牆的特朗普。 儘管今屆美國大選暴露出民意嚴重分歧，甚至接近仇視，但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所稱，民意在選舉前洶湧澎湃，一旦塵埃落定，眼看即將決堤的洪水，也將迅速回歸河道。美國政治領袖向來深諳於此，特朗普在勝利演說中強調，第一要務是彌合分裂的社會，期望他說得出做得到；落敗的希拉莉也呼籲支持者給予新總統領導國家的機會。奧巴馬更如此總結：「我們首先不是民主黨人，也非共和黨人。我們首先都是美國人，首先都是愛國者。」 本欄此前說過，政治家是社會的大醫。醫生的目標是治愈疾病，撫平傷痛；稱職的政治領袖，也必然以整合社會為第一要務，安撫民意，弭合社會裂痕。 英國公投脫歐，美國今屆大選，都顯示出普羅大眾與所謂「政治精英」的決裂，事實上全球各地都面臨社會分裂的困局，其中不僅牽涉到本土和外來移民的衝突，還有世代和階級之爭。但文明社會的發展，要求的是公民之間的對話，用溝通諒解來消弭成見和紛爭，而非宣揚仇恨。回看香港政局的發展，社會紛亂一再激化，新近鬧出立法會宣誓醜劇，政府出面興訟，人大釋法，一連串事件令既有的鴻溝越來越深。 特朗普和他當選後第一位接見的外國政客英國脫歐領軍人法拉奇（Nigel Farage）均屬偽裝者，是因為他們都是無所不用其極，利用分化贏得一時的民意而勝出。當真正的政治家，必定確保與社會各階層耐心溝通，譬如被譽為「偉大的溝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的美國前總統列根。其實當醫生也一樣：帶領不同專業的團隊會同診治，全面照顧病人的身心，了解病友和家屬面對病魔的恐懼，透過溝通諒解為他們分憂。 上周六是孫中山150周年冥壽，港大醫學院這位首屆畢業生，也是今天兩岸以至全球華人共同尊崇的政治領袖，他之所以偉大，在於能團結不同黨派以及全民。在此日益分化的歷史關頭，香港更需要一位有大醫風範的真領袖，治愈這個時代。 周四刊登

2016-11-10

近日有關港怡醫院的報道又再升溫。傳媒常稱港怡醫院為港大醫學院的私家醫院。雖然我們多番宣稱醫學院主理港怡的臨床管治及培訓，醫院其實是由新加坡跨國醫療機構百匯班台集團(Parkway Pantai)及香港新創建集團合資擁有和管理，但大眾似乎還未瞭解這新模式。   很多人問過筆者，由醫學院全權掌控，獨立營運的教學醫院，豈不更省事？所謂「獨立自主」，聽上去不是更為政治正確嗎？況且民情對商界抱有頗深的猜疑，官商走得太近，總引起負面印象。醫學院不是衙門，教授也不是官，但終究是公營機構，姓“公”的跟姓“私”算不上門當戶對吧！   那為甚麼港大醫學院偏要與商界合作，不在乎擁有醫院，只在乎侍候病友？究其原因，主要是醫學院和醫院存在的根本區別。和醫學院相比，醫院的運作複雜得多。   醫院是一個大型綜合機構：除了醫療、教學和科研之外，還要兼顧商業、行政、公關、物業管理、物流、清潔、膳食等事務，就好像一間酒店，各個領域環環相扣，所需人力、專業和資源非常廣泛。在醫院全局中，醫學院最擅長的領域，是治療、臨床管治及培訓學生，這些工作雖是營辦醫院的關鍵，但也只是其中一環。 正是有鑑於此，醫學院選擇與校外夥伴合作，各展所長：由更適合的財團和著名的醫療集團承擔投資和營運風險，醫學院一心一意專注教學研究和人才培訓，務求心無旁騖。   香港醫生的分布，其實是公私營各佔一半，唯教學醫院大多是公營的，港大的旗艦教學醫院是公營的瑪麗醫院，但醫科生在私營系統受訓的機會卻有限，即使醫學院自九七年開始跟長期伙伴養和醫院合作培訓醫護生，但以未來香港醫療體系對人才的需求而言，進一步開拓私立教學基地實在刻不容緩。期盼港怡這項嶄新的醫、產、教、研合作實驗最終既能造福病人，也能為莘莘學子提供習醫的新契機。

2016-11-03

醫生一向給公眾政治素人的形象，然而本屆選委會醫學界代表的競逐竟出現前所未有的積極參與，凸顯業界對明年三月特首選舉的高度關注。 退休大法官胡國興宣布參選，令選情更火花四濺。胡官德高望重，即使缺乏政務經驗，卻令人引頸期待；另一位大熱人選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向謹言慎行，不以口才見長，也民望高企，都帶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政治領袖得人心是憑他的政策理念，還是他的人格品行？ 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前者當然顯得更重要。但以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莉來看，答案卻未必：即使她提出的政綱堪稱全局盡攬，滴水不漏；加上她從政多年，無疑經驗豐富， 卻依然廣泛遭人怨恨，在民調中未能進一步拋離對手，顯然也無法彌補民意的分裂，正是由於她的一貫行徑不足以完全服眾。 另一個發人深思的例子莫過於孫中山。這位醫學院前輩被尊為「國父」，兩岸四地以至全球華人對他的認可程度超越黨派政治。但眾所周知，其實孫中山在辛亥革命的武裝行動中參與十分有限，武昌起義的時候他甚至身在美國。何以史學界普遍將辛亥革命歸功於他？ 政客具備人格魅力，往往能有效凝聚人心，在條件成熟時能帶動社會變革。問題是政治魅力從何而來？孫中山曾自稱他的革命思想來自於香港，這句話所指的是學校教育，還是社會閱歷之影響？ 香港特首選舉在即，世界衛生組織也在甄選下任總幹事，接替快將卸任的陳馮富珍。在六位候選人中，有經驗豐富的外交官，有深諳金融創投的專家，有長期在社區工作的學者，還有推行反吸煙立法的功臣，但民眾究竟是需要有擔當的政治家，或者能幹的技術官員？還是最終由地緣政治角力決定一切，最適合的人未必能上台？ 當前正值全球局勢巨變，對於政治領袖的要求堪稱嚴苛。一些「老、大、難」的社會經濟問題，也不是任何個別政治領袖自稱有良方、有經驗，肯下苦功，就可以在短期內迎刃而解。我們是否也應深思對於政治領袖最重要的要求到底是甚麼，是竭力照顧民生福祉，主要滿足民意需求，還是讓大家先化解舊恨，撫平傷痕，再重新上路？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0-27

新一屆立法會已經產生，提起歷來最深入民心的醫學界議員，要數梁智鴻。梁醫生1988年獲選為立法局議員，多年代表醫學界議政、參與公共事務。他的專業公正、群而不黨，不偏不倚的形象，猶如他那永遠的中間分界髮型，「五十年不變」。 梁醫生1962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而剛剛當選的陳沛然醫生則是千禧年畢業的舊生。不料梁醫生這個髮型，卻呼應了他學弟的政治立場。 陳議員自認「中間偏黃」，卻又拒絕「被泛民」或「被定位」。他刻意兩頭兼顧，不得罪任何一方，不免遭到攻擊，指其是「牆頭草兩面派」。一說則認為，醫學界選民本身正是社會兩極化的縮影，他如此界定自己，可說無可厚非。 如今，香港的藍黃陣營，已勢成水火，而中立溫和的立場，卻成為政治污名。立法會兩大陣營不惜敵對到底，似乎沒有人願意先伸出對話和協商的橄欖枝。政見對立，社會分化，罔顧事實，也是當今環球「後真理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普遍潮流，前有英國脫歐之民意分裂，繼而有特朗普挑起的仇視，以及他與希拉莉之間的人身攻擊，也屬美國大選史上所罕見 。   退一步反思，身為醫生，到底有沒有必要在政治上「選邊站」呢？畢竟，出於醫生的天職，從來都不會因為政治立場去選擇病人；正如大律師都要恪守一條「的士站原則」(cab rank rule，借喻的士司機不得拒載)：除非有利益衝突，否則不能按自己對當事人的喜惡去揀選案件。 由於職業操守使然，專業人士服務人群，不分對象的政治立場，專業功能界別代表所面對的選民同樣多樣廣泛，他們偏向中立，又何足為奇？反觀當今政界，充斥著急欲討好自己選民的代表，抓住小節就大造文章，不顧全局，社會兩極分化，愈來愈難彌合。中立的聲音不但一再遭到邊緣化，甚至首當其衝成為攻擊目標。 前些天在聚會中有朋友點唱一曲《難為正邪定分界》，這首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電視劇《飛越十八層》的主題曲，居然在當下十分應景：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環境中，大部分政客都聲稱自己代表正義，然而，這些人是否就有資格佔據道德高地去批判溫和中立的人？未來的香港，如何才能飛越這宛如十八層一般的困境？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0-20

前文談及學醫的文學家，學醫的政治家，以及一位懷有殉道精神的醫生，他們的共通之處都是同情大眾疾苦，欲拯治社會弊病，謀求更好的局面，由此延伸，則不得不提耶穌會。耶穌會宣揚"Cura Personalis"，意思是「照顧全人」：照顧一個人的整體，也照顧社會的整體，恰與醫學同源。   我的求學生涯也與耶穌會頗為有緣：先是香港華仁，後來在英國讀寄宿學校Stonyhurst College，都是由耶穌會辦學。   耶穌會之創立是為對抗當時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冒起，要求天主教從內部改革，並積極向外傳教。耶穌會的神父以博學多聞著稱，除神學之外，對文學、哲學、法學和自然科學等也多有涉獵。現任教宗方濟各即出身耶穌會，而在中國最廣為人知的一位耶穌會神父，也是中西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開拓者，就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近30年，他採用了靈活妥協的手段，極力調和中國文化與教會的差異，譬如利用中國既有的觀念來解釋教義，將「天主」改換為「上帝」，允許教徒繼續祭祖敬孔等。他還熱心學習中國文化，穿著僧袍，讀四書五經，廣泛結交士大夫，融入主流，死後更由萬曆皇帝特許葬在北京。   為紀念這位先驅，耶穌會為港大建立的舍堂，即以利瑪竇命名。我的一位恩師，狄恆神父(Rev. Alfred Deignan)曾當舍監，現在還住在這裡。他在華仁任教超過半世紀，並擔任校監和校長，德高望重，深受愛戴，不但我兄弟倆受教於他，連先父也是他的學生。   港大利瑪竇舍堂的學生還有自稱Riccian(利瑪竇人)的傳統，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有6名Riccian為保衛香港捐軀，他們的英勇奉獻令這個傑出的名字更顯非凡。同樣是Ricci仔的還有大醫方心讓、大律師李柱銘，以及鬼才黃霑。新一代Riccian的代表又是誰呢，是曾經擔任宿生會主席的梁天琦嗎？還有同樣是華仁仔、稱中國為「支那」的梁頌恆，他們的政治目標，和利瑪竇的初衷，以及耶穌會的宗旨可是截然相反，這難道是歷史的黑色幽默嗎？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周四刊登

2016-10-13

筆者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常見許多中國遊客專程前往安大略省小鎮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當地是不少多倫多市民旅居的別墅區(cottage country)之一，並非外國訪客旅遊勝地，遊客都是因一位醫生而慕名前來。有趣的是，這位加國大醫竟在中國比本土更家喻戶曉，他便是白求恩(Norman Bethune)。   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應該沒有人不知他的大名，這是由於毛澤東寫過一篇悼文「紀念白求恩」，在文革時代是全民必須背誦的「老三篇」之一，如同將他封了聖。   本欄上周提及俄國大文豪契訶夫患有肺結核，白求恩也不幸同樣患上結核病，但他以自己做實驗，開創了人工氣胸療法，並由此發明新的手術器具，譬如以他命名的「白求恩肋骨剪」(Bethune Rib Shears)。患病的遭遇，可能加深了他對貧病之苦的同情，他曾發表文章控訴：「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富人能活下來但窮人會死去。」(“There is a rich man’s tuberculosis and a poor man’s tuberculosis. The rich man recovers and the poor man dies.”)    三十年代全球局勢動盪，危機四伏，法西斯上台，出於平等及社會公益的強烈追求，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本身為醫生，或許自覺有救治的天賦義務，面臨艱難時世更加責無旁貸，他不惜拋下安逸生活，遠赴西班牙內戰前線，最終到達中國延安，支持中國抵抗日本。   延安屬中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當時恐怕只能用一窮二白來形容，白求恩不但不以為苦，還甘之如飴，因為他在此義務奉獻，實現了身為醫生最為純真的價值，恰好實現了他多年來的理想：「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他認為清除個人主義的貪婪之後，醫生的職業可以變得純潔——對比最近香港醫改的爭議，他簡直是不食人間煙火。兩者何以有此落差，到底是出於地域之別，還是時代變幻？倒也耐人尋味。   白求恩赴華之前，曾與香港有過一面之緣，但冥冥中緣份未盡，他的傳記作者伍冰枝恰生於香港，成為第一位華裔加拿大總督；她的長嫂利德蕙，首位華裔加拿大上議院議員，則是香港利希慎家族成員，與港大醫學院毗鄰的利銘澤堂正是以她父親命名。這或許也應驗了六度分隔理論：互不相識的兩個人，只要五個中間人就能接上聯繫，甚至能跨越時空的千山萬水。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10-06

前文談到魯迅和孫中山，都棄醫另求志業，俄羅斯的大文豪之一契訶夫(Anton Chekhov)，堪稱兩者兼顧：一手妙筆生花，一手義執蛇杖，醫學和文學互為表裡。 契訶夫是長期結核病患者，終年只四十四歲，筆者今年剛滿四十四歲，聯想到一百多年前他的時代與遭遇，也不無感慨。契訶夫可能自醫科畢業的時候已經染病，從此深受折磨。其實現今的香港還是全世界肺癆病中、高發地區之一，戰後高峰時期每年十萬人中有七百多新個案，近年數字下降，每十萬人中也發現六十個案(共約4,500病人)，以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論，可謂異常之高。近二十年前，筆者剛到港大執教的第一課，正是「結核病見習課」(Tuberculosis Clerkship)。 契訶夫家境艱難，在他讀中學時，為幫補家計，經常為報刊撰寫幽默小品，薄有名氣，但覺得毫無意義，直至變革的大時代到來，他才找到創作使命。 他大學畢業後，正值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社會經濟發生巨變之際：舊的社會結構開始崩解，逐利暴發的風氣流行，工業生產將人變成機械，財富不均、貧富懸殊的程度似乎比過去更甚，令他深受刺激，轉而思考社會問題和深層的危機，關注身處社會邊緣和最底層的人，譬如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犯人，並由此創作了「六號病房」(Ward No. 6)。 這部傑作對俄羅斯當時的生存狀態，及精神危機洞若觀火：在這座象徵大俄帝國的病房裡，猶如沙皇般殘暴的看更、代表良心知識分子的醫生、貪婪的僕役、麻木的病人，閒雜人等，在這黑暗壓抑的環境裡已經精神變態、人格扭曲，據說列寧在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也感到如同被囚禁在這個病房裡，而不得不去戶外透氣，有一說甚至認為列寧投身革命，也是受到這部作品的啓發。 身為醫生，契訶夫不但在創作中投入了人文關懷，在生活中也身體力行，這與他習醫的背景有關：1892年霍亂爆發的時候，他在家園附近設立醫療站，在短短三個月內治療過近千病人。他還熱心社會公益，積極在鄉村辦學，為農民免費治病施藥。 契訶夫的作品與事跡，是醫學與人文結合的典範，近年港大設立醫學人文課程，鼓勵學生擴闊視野，接受文學的薰陶與啟迪，其中當然少不了閱讀契訶夫。新一代醫學生讀過「六號病房」之後，是否也會感到窒息，要逃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香港現狀如斯，還有沒有可以抒懷的淨土？還是應學習契訶夫，濟世為懷，由此獲得真正的心靈幸福？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9-29

中國近代史上，除了魯迅棄醫從文，還有一位棄醫從政的大人物，即港大醫學院最為顯赫的「校友」，華人西醫書院「大仙」(「仙」為“senior”)，國父孫中山。 今年不但是孫中山誕生150周年，也是魯迅逝世80周年，這兩位偉人的人生軌跡雖然並無交疊，卻有不謀而合之處。孫中山和魯迅都曾學醫，也在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最終都沒有選擇行醫。魯去日本的主要目的是留學，學醫並非他的首選，他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只讀了一年就退學。孫先入讀廣州博濟醫學堂，後轉來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畢業後曾於港、澳、穗行醫兩年，據載頗有名聲，隨後成立興中會，醞釀革命。學業和學運或許很難兼顧，孫中山卻是一個破例。 一般都認為孫的革命思想是在香港讀醫的時候形成，當時尚處於議論革命的階段，他似乎也受到西醫書院老師的影響，譬如曾多次與清廷主政官員打筆戰，要求改革體制的何啟。他的另一位恩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也懷有改良的抱負，他認為培育華人醫學人才之目的，不僅是讓他們為國民治病，還希望以科學精神叩開中國大門。 因此，在孫中山投身革命之前，也一度上書李鴻章，提出中國必須發展工業，改革教育和選拔人才的制度，解除皇權對於商業的限制，嘗試從建制內求變。眾所周知，他最終放棄了漸進式的改良，投身革命。應對社會發展的難題，到底是改良，還是革命，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首要的課題。香港當前也陷入同樣困局：一派主張漸進式從制度內部改良，另一派則由外部施壓，追求一夜變天，此一對立形勢，已導致香港民意分裂。像何啟那樣的改良派，或者康德黎之理想，換在今天，恐怕都不免被扣上「左膠」的帽子；而新興的民意潮流，也將一些立場激進的代議士送入了立法會，香港今日的命運，其實同樣面對百多年前國家何去何從的疑問。 孫中山和魯迅都曾習醫，但並未成為終身事業。所謂「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在他們倆的誕辰和忌辰紀念之際，令人不禁想問，香港的「良醫」在哪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2016-09-22

上周述及治病與治國共通之處，其實治療軀體的疾病和彌補思想或心靈上的缺陷，也可以做同樣的類比，歷史上也不乏生動的例子，譬如「棄醫從文」的魯迅。 魯迅相信拯救國民的靈魂，比醫治體疾更重要。他的凌厲文風，令人聯想到手術刀的冷峻。 魯迅是中國左翼文學的代表之一。左翼先天反建制，代表抗爭，特別吸引年輕人。有說「人不左傾枉少年」，譬如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大學生反越戰等，都被視為那一代的激情歲月。在魯迅的年代，滿懷理想的中國青年也有過這樣的傾向。 左翼發展到今天，不再只是來自邊緣的外力剌針，有的已加入建制甚至上台執政。雖然在西方社會，教條式共產主義的左早已被揚棄，但代表批判傳統、以伸張正義及維護弱勢為己任的左翼，譬如現今英國工黨的科爾賓主義(Corbynism)，仍不乏追隨者。這種左，只講政治正確，站在道德高地上而拒絕接納異見，甚至孤芳自賞，結果衍生出一個新品種：「左膠」(Leftard)。 在香港，「左派」往往等同傳統的愛國、親北京人士，而「左膠」標籤的則是一些堅持「和理非非」，或呼籲善待新移民、同情弱勢的人。奇特的是，批判「左膠」的人不但不以代表保守的右翼自居，還成為公眾眼裡的激進分子，但在政治傳統上，激進的應該是「左翼」。在香港論政，這些獨特的政治座標難免令人混淆，顧左右而不知所云。 眼見社會出問題，抨擊時弊、尋求治療，無論從左或右出發，關鍵是實踐時必須適度，正如任何藥物用過了界線，都會產生副作用甚至中毒一樣，無論左右，過度都會變質：左膠如是，極右也一樣。 魯迅毫不留情地鞭撻國民的劣根性，唯似乎沒有對症處方。但凡有志推動社會改革的人，特別是從政者的責任則不止於此，必須像臨床醫生一樣擔起治理的重任，不能只找出病源而不嘗試治愈。 德國著名病理學大醫菲爾紹(Rudolf Virchow)說過：「醫學作為社會科學及研究人類的科目，務必診斷疾病並在學理上嘗試提出治療良方；而實踐型的人類學家及從政者則必須為社會尋求實際的出路。」 (“Medicine, as a social science, as the science of human beings, has the obligation to point out problems and to attempt their theoretical solution: the politician, the practical anthropologist, must find the means for their actual solution.”) 從這個角度來看，魯迅跟菲爾紹一樣較適合當病理學家，真正治療社會的重任還得讓賢於人。在中國近代史就有一位治國的大國手，有趣的是，這人也曾學醫，還與香港有一段不解之緣，下回分解。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9-15

新一屆立法會剛剛產生，26位議員新丁上場，自然引起公眾對於新氣象的期盼。新貴躍躍欲試，想要一展身手，履行承諾，無可厚非，但身為醫生，筆者此際想起一句行內的老話，即傳說由「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的「先勿傷害」(First do no harm)。   從字面上來看，「先勿傷害」很容易理解，仔細一想卻殊不簡單，關鍵在於「傷害」的定義非常複雜，甚至因人而異。簡單舉個例，當治療或其副作用帶給病人的傷害和痛苦，與疾病本身不相上下的時候，難題就來了。事實上，醫療並不是由醫生說了算，還牽涉到病人的個人取捨、家庭關係、經濟負擔、文化及道德等多重因素，藥物和技術並不能給予完整的答案，其中的灰色地帶，也像水墨畫在墨色與留白之間的無限層次，這正是生命之奧妙。   這條原則其實點出了醫學與社會倫理的關係。在醫學界有這樣一種弔詭的現象：堅持治病到底，不一定是好醫生，可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醫療的目的是保護病人的整體利益，追求固本培元不應只為了證明自己的醫術而貿然出手，或是因門戶之爭而固執己見。   治國也如治病，中外哲人都看到兩者有共通之處。德國十九世紀病理大醫菲爾紹(Rudolf Virchow)曾有名言：「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政治則無非是更大規模的行醫。」(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is nothing else but medicine on a large scale)，社會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既然醫生不應罔顧病人利益，任意加重其負擔；政客也不應該為了追求個人政績，任由社會付出代價。   「黃帝內經」早就有「上醫醫國」之說，偉大的政治家，就是最好的醫生，任何治理，都要以「先勿傷害」為前提，所以才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觀點。社會是長期發展的結果，其中千絲萬縷的關係，運作的方式，也好像人體構造一樣精妙，應對社會問題，不斷漸進的改變必然優於即時激進的手段，從政不可以只為逞一時之快，急於求成。   無論新舊議員都不妨思考「先勿傷害」這條醫囑。行醫必須尊重病人，衡量利弊，心懷謙卑，才能作艱難抉擇，從政難道不也該如此嗎？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2016-09-08

大多數醫學院都位於大學本部校園之外，自成一國，譬如哈佛醫學院，毗連幾家著名醫院，但遠離哈佛大本營，分布於河流南北的兩個不同城市。如此規劃，顯然是以方便醫學生受訓為優先考慮。港大醫學院也不例 外，毗鄰瑪麗醫院，而非大學本部。如此佈局不免導致醫學院在整體大學環境中相對孤立，好像漂流在陸地之外的一座小島。除了校園規劃的硬件因素，醫學專業的內容，課程的獨特設計，也令這種隔離的狀態更為牢固。 公眾對此多不以為意，教師亦傳統偏向着重專業培訓，容易忽視學生的全人生活體驗，及其蛻變成長的過程。大學時代是人生中一段獨特時光：大學校園的開放，與中學相對狹小和受限制的環境，相形懸殊。不同學院的分布，帶來包羅廣有的讀書氣氛，志趣各異的學生聚在一起，促進思想交流，這是大學生活最令人嚮往之處。但醫學院軟、硬件的先天限制，卻成了醫學生體驗大學生活的無形障礙。 近年港大正從教學的角度著手，化解這種隔離狀態。自3-3-4學制起推出「共同核心課程」(Common Core Curriculum)，要求所有學生在科學、人文、環球視野和認識國情等課題上，都能達到基本的認知和修養；並開展「體驗學習」，帶領學生走出課室，接觸不同領域 。醫學院還為醫學、中醫、護理和藥劑的本科生設計共同課程，追求跨專業教育的目標，在當今時代趨勢之下，衛生醫療的發展，與社會合作已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醫學固然是專業，也是一門要求不同領域合作的藝術；醫療不能只憑專業知識單打獨鬥，還要依賴團隊合作，顧及與人溝通，理解人性需求。 在六年的求學生涯中，醫學生不僅要成為醫學專才，貢獻社會，更重要是建立成熟健全的人格：頭腦理性、內心仁慈，有如美國幽默大師羅傑斯(Will Rogers)所言：「成就卓越當然很了不起，但人性的圓滿更了不起。」(＂It’s great to be great, but it’s greater to be human.＂)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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