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2010-09-10

香港終於完成了對最低工資的立法,但這對於解決在職貧窮究竟有多大的好處?仍有待事實證明。 坊間傳言,最低工資的時薪將訂在二十八元;以此推算,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三十天(休息日也計薪),月薪也不過6,720元。以我接觸的香港人來說,他們都不會滿意這樣水平的工資,覺得這與在職貧窮沒有甚麼分別。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香港現時並非人人都有二十八元時薪的,對於那些在酒樓做清潔,或在舊樓做看更的低薪一族來說,最低工資確可以減低了他們在職貧窮的程度。據估計,將會有三十萬工人,因最低工資的立法而受惠。從這個角度來看,最低工資不無好處。 我相信,最低工資訂在時薪二十八元的水平,社會應該承受得起。不過,勞工界很明顯對此並不滿意,他們爭取的目標是時薪三十三元,每年檢討一次。這樣,他們就可以逐步把最低工資的水平提高,最終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 這當然理想,但綜觀世界,很多有最低工資立法的地區,一樣存在着貧富懸殊的問題。有些國家成功地藉此減低了本國的貧富懸殊問題,卻加劇了與他國之間的貧富懸殊;而且是他國富,己國貧;古巴與北韓就是這樣。我相信香港人寧願要現時香港的貧富懸殊,也不要古巴與北韓式的「均富」。 現實是立法並不能解決貧富問題,否則我們把最低工資的水平訂得高一點便可以了,人人月薪三萬元,短期裏一定皆大歡喜。 不過,若是經濟沒有同步增長,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沒有增多的話,三萬元能買到的物資亦不會增加,基層一樣處於相對貧窮。 香港人想達至的,是生活得比一般人好,而不是與一般人差不多,那就一定不能靠提升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愈訂得高,就必然會有更多的人一起拿最低工資;結果將會是有更多的人處於相對貧窮狀態,令社會上出現更多怨氣。 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沒有最低工資,但由於經濟增長得快,人力市場經常處於緊張狀態,老闆要請人,不得不增加工資。在那個年代,香港雖然有不少人處於相對貧窮,但由於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比人不足,但比前有餘,所以心裏較為好過。但近年香港的經濟已發展至頂峯——金融經濟,難再向上轉型,要再整體改善生活已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相對貧窮的矛盾自然激化。 要解決這個矛盾,最低工資可起的作用不大,主要還得靠經濟增長。可惜香港人現在把問題簡單化了,以為透過立法,把最低工資訂高一點就可以解決問題。我擔心這種心態,長遠對香港未必有利。

2010-09-09

《時間簡史》的作者霍金警告,若果人類未能在未來的二百年裏,成功移民外太空,人類將因地球資源不足而走上絕路。 有人以為︰現代科技突飛猛進,二百年不是一段短日子,移民外太空應不會太難吧。然而,人類要去地球以外的地區生活,難度遠比一般人想像中高。 離我們最近的星球是月球,它是地球的衛星,可惜質量太少,沒有足夠的地心吸力把大氣層吸住。太空人只能自備氧氣在太空衣內生活,根本不可能長住。至於太陽系內其他行星,亦缺乏地球這樣獨一無二的環境,不適合人類繁衍。 離太陽最近的水星,太陽的輻射強烈,一般生物都吃不消。在高溫之下,水可能都會被蒸發,植物難以生長,人也沒有天然食物的來源,非久留之地。 水星之外是金星,它離太陽的距離比水星適中,但金星的公轉與自轉差不多,以至金星有一面長期向着太陽,而另一面則總是背着太陽,沒有日夜之分。向太陽的一面曬死,背太陽的一面不見天日,會被凍死。 金星之外是地球,地球之外是火星。火星是離地球最近的行星,但它的大氣層較稀薄,地面上未見有液態水。美國曾派太空船登陸過火星,發現它像沙漠一樣,一片荒涼,沒有生物的痕跡。火星人只是小說家的幻想。 火星之外是木星,它是太陽系裏最大的行星,比地球大一千四百倍。它的地心吸力是地球的兩倍半。因此,人千萬不要在木星上跌跤,跌一跌就可能跌死。此外,木星的大氣層流動劇烈,那裏的一個風暴已比地球的面積還要大,叫人類怎樣生活。 至於木星以外的行星,實在離太陽太遠了,它們能吸收到的陽光很少,溫度在攝氏零下一百五十度之下,即使有水,也已凝固成冰。在這種環境下,生物根本不能生長。 如果太陽系除了地球之外已沒有星球適合人類生活,那人類就只得往外太空其他星系找機會了。人類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距離太遠。我們根本不能以地球上慣用的尺度來衡量這樣的距離,而是要用「光年」來量度,即光在一年裏可以經過的距離。光速是每秒三十萬公里,一年有多少秒?我也不想計下去了。 以現時太空船的速度,即使有辦法再快多幾倍,一代人也沒法遠航至最近太陽系的星系,我們的太空船能㩦帶這麼多的食物與氧氣供幾代人生活嗎?如果所到的第一站不適合生活,我們還可以去第二個星系嗎?真是很難想像! 因此,我們還是研究如何在地球上和平共處較為實際。因為,即使我們在外太空找到合適的星球,難保上面已有高等生物居住,我們如果不懂得和平共處,一樣會面對地球上的同樣的資源分配問題,那又何必飛這麼遠呢?

2010-09-08

昨文談及,在地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根本沒法容許愈來愈多的人口,一起來過現代化的富足生活。為了自己的國民在物質生活上有基本的保障,各國政府都必須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先是保護本國的資源免被他國掠奪;進而想操控他國,把別人的資源也據為己用。這種發展必然會導致戰爭。 有讀者認為我的論調過度悲觀,但這絕非我一個人才有的看法,英國科學家霍金(《時間簡史》的作者)最近就表示:如果人類不能夠在二百年內移民太空其他星球,人類將沒法繼續在地球上活下去。 科學家曾以白老鼠做實驗,當籠裏有足夠的空間與食物時,白老鼠皆能和平友好地生活;但當放進籠裏的白老鼠愈來愈多時,白老鼠就會顯得煩躁、好鬥,咬死弱者。這是生物基因裏自私的天性使然,人類一樣逃脫不了這種自私基因的操控。 有人或者會說,人類除了有自私的基因外,一樣存在著利他的基因。如果我們能夠遏抑自私的天性,讓利他的基因發揮主導作用,我們或許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合理分配資源,讓一部分人繼續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然而,生物之所以同時擁有自私與利他的基因,前者是為了個體的生存,後者是為了種族的繁衍。後者只在特殊環境下發揮出來,而前者則只會在特殊環境下才受到遏抑。前者的主導性遠比後者強。 一般而言,父母看到子女處於危難的時候,最願意犧牲自己以成全子女;亦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願意為國家民族遏抑自私的基因。但對非我族類,就很難產生利他的意願。文明如美國,也會以非人道手段審問疑似恐怖分子。歐洲至今仍有國家排擠吉卜賽人。很難想像,人類會在將來,為了其他民族也有生存空間,可以偉大到叫自己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不要再活下去算了。香港人連港人在內地的子女也不肯讓他們來港定居,怎肯在資源不足時利他? 歷史上,人類只有在資源充足時,才會選擇和平,避免戰爭。按《史記》記載,周古公被戎狄攻擊,卻「奪其財物」時,雖然「民皆怒欲戰」,但他仍選擇帶領族人,踰梁山,到岐下生活。他之所以不忍「殺人父子而君之」,是因為還有岐下這塊未有人佔領的地方可以生活,但當今世界已沒有岐下這類處女地,人類非遷往外太空不可。 然而,往外太空移民談何容易,是否二百年內做得到也成問題?但地球資源不足的問題,將在未來的三十年裏愈趨惡化。金磚四國的崛起,將令二十多三十億的人口也要過現代化生活。這是現時正在過這類生活人口的三倍,地球能有這麼多的資源供應這批新需要者嗎?原來已享受得比較多的人肯分薄一點嗎?我所認識的年輕一代,都不思考這類問題。他們未有貢獻,就已覺得世界虧欠他們。人類將來怎不爭個你死我活?

2010-09-07

香港的民主派,常視美國為民主的典範。可惜,美國只在自己國內行民主,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卻不喜歡採用民主的方法,而是採用武力壓服的方法。不然的話,美國應在全球設立投票站,而不是軍事基地。 奧巴馬決定從伊拉克撤軍,並非他比小布殊熱愛和平,而是因為他發現美國無力同時兼顧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個戰場,他想把兵力集中在阿富汗,把問題分先後解決。 所以,當奧巴馬談及美國的全球戰略時,他一樣要美國成為「唯一有能力遠距離投射和持續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國家。」若非為了建立全球的軍事霸權,美國何需有這樣的要求?按奧巴馬的說法,美國需要以自己的價值去維持國際秩序;這樣,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才會有保障。 由此可見,美國人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一切仍是以自己的價值與利益為依歸的。別國人民皆須順從美國的意願,否則美國將以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強迫別國就範。至於別國人民的意願在美國人民的利益面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美國曾為了在印度洋的加西亞島上建立軍事基地,把當地的全體原居民強迫遷往毛里求斯,而且永遠都不可以回來。這完全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但為了美國的全球利益,那就管不得那麼多了。香港的民主派,經常去美國乞求民主,會不會是所託非人? 歷史上,美國支持獨裁者鎮壓民主的事例非常多。智利的皮諾切特,印尼的蘇哈圖,越南的吳庭艷——都是美國扶植起來的。現時獲得美國支持的沙特阿拉伯皇室,其實比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還要封建專制,但美國卻對薩達姆看不過眼,而對沙特阿拉伯卻可以容忍。這又算甚麼普世價值呢? 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取態,說穿了就只有一條,就是要千方百計操控全球資源,以保障美國人可以過高人一等的生活——美國人開車,馬力要比人大,美國招牌,燈光要比人燦爛,連美國人吃的雪糕,都要比別人甜,比別人大份。為此,美國必須在全球建立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因此,美國即使在連年財政赤字下,仍不斷增加自己的軍事開支。 美國人口佔世界的5%,但美國的軍費卻佔全球的40%。2008年美國的軍事支出高達六千九百六十八億美元,高過排第二的俄羅斯兩倍,是美國認為必須抑制軍事發展的伊朗的七十二倍,比排在美國之後的十八個國家的總和還要多。這可不是一個崇尚民主價值的國家應該做的。 然而,當全世界愈來愈多的人都想提升生活水平時,世界的資源一定不夠分配;這些牽涉到國家基本利益的問題,除了訴諸武力外,是否還有更好的出路?這或許是人類命運的可悲!

2010-09-06

奧巴馬終於完成他競選時的諾言,把美軍從伊拉克撤走。今次撤軍可謂沒有太丟美國人的面子,起碼是有秩序地進行,不似上次從越南撤軍那樣,軍隊自己也秩序大亂,爭先恐後地想登上撤退的艦艇,為了乘載更多的撤退人員,不得不把航空母艦上的飛機也推落海。這些場景,讓全世界的人在電視新聞中都看到了,美國軍威盡失,美國人心中真不是滋味。奧巴馬今次撤軍,總算避免了重蹈從越南撤軍的覆轍。 然而,美軍進佔伊拉克的目的達到了嗎?很明顯,今次撤軍很難算得上是勝利凱旋。因為這邊廂美國在撤軍,那邊廂伊拉克的「叛亂」分子就四出生事——放炸彈、搶物資、伏軍警。可以想像,美軍撤走後,伊拉克一定不會安寧。美國今次撤軍,一樣不見得光彩。 美國人或許可以自我安慰,說已成功推翻了薩達姆這個獨裁政權。但這個目的七年前已達到了,小布殊如學他的父親在91年那樣,一勝即撤,那就不用死多幾千美軍,花多數以萬億計的軍費。現在總不能說,留多了七年,實際上別無所圖吧! 美國人雖不肯承認,入侵伊拉克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資源;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伊拉克根本沒有大殺傷力武器,又沒有與拉登勾結,根本不可能威脅美國的安全,那美國留在伊拉克幹甚麼?可惜,美軍佔伊期間,伊拉克的石油產量始終沒法回到薩達姆時代的高峰層面。而伊拉克平民的生活,在缺乏油產上升的帶動下,根本不可能有真的改善。另一方面,作為侵佔者的美國,儘管花錢無數,卻撈不到一點油水。這是美軍無心戀戰的一個主要原因。 美軍留駐伊拉克的另一個原因,是擔心薩達姆落台後,伊拉克會出現一段政治上的真空期,沒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很難逼使伊拉克的三大勢力——什葉派回教徒、遜尼派回教徒,與庫爾德族分離分子,合組聯合政府,伊拉克勢將走向分裂。但現實是美軍要走了,但這項任務卻遠遠未算完成。如果伊拉克不出現一個類似薩達姆這樣的軍事強人,伊拉克將國不成國。但如果又出現一個薩達姆第二,那美軍七年來的努力豈不是付諸流水? 美軍佔領伊拉克期間,曾扶持自己的支持者搞過兩次民主選舉,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選出來的只不過是一個傀儡政權,沒有人相信內裏有多少民主成分。這樣的政制不可能會穩定,沒有人可以保證,這屆政府能否捱完他的「法定」任期。 現在美國撤走的只是駐伊的作戰部隊,實質還留下數以萬計的各有名堂的合約工,以扶持美國設立的傀儡政權,繼續維護美國在伊拉克的利益。這批工作人員未撤,表示美國還未死心;當美國連這批「半僱傭兵」也得撤走時,那美國就不得不承認,自2003年以來的佔伊行動以失敗告終了。這項宣告奧巴馬自己是不想作的,那就留給他的下任做吧。下任的包袱應該會小一點。

2010-09-03

從我之前的文章中,讀者不難察覺,我傾向青年人應自我問責,而不是把問題推給社會。以青年失業問題為例,其背景非常複雜,短期內都不易得到解決,青年人宜珍惜自己的青春,調節自己去適應環境,而不是眼光光靜候環境會變得對自己有利。 然而,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評論,卻傾向從相反的方向去對待青少年失業問題,他們會把問題歸咎政府,認為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失敗,以至培養出來的學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此外又指大學學額不夠多,令青年人失去了透過學歷去改變命運的機會;有些更指商界肯付的工資太低,沒法吸引青年人投入工作。總之,一切都是社會的錯,青年人自己反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其實,青年人失業率高根本是一種自然現象,全球如是,香港的情況絕不比其他國家嚴重。現實是青年人離開學校後,都需要有一個找工作的過程;要物色一份自己喜歡,僱主又接受的工作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人人都一步到位。在這個找工階段,青年人的失業率較高,是十分正常的。 這種情況其實與新樓落成時差不多,投資者也有一個物色租客的過程,在一時未找到租客的情況下,新樓的空置率較高亦是正常的,無需視作社會問題。因此,我們亦無需把青年失業率高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在一般的情況下,政府都沒有太多的改善空間。 新樓業主若想快點找到租客的話,最有效的方法是減租;青年人想快點找到工作的話,亦只能採取類似策略,就是要學孔子那樣「多能鄙事」,卑賤一點的工作也肯做。我在商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當練習生,實質上就是做信差;而我之後的發展,亦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現時香港的整體失業率只有4.3%,反映青少年找工一段時間之後還是能找到穩定工作的。未有跡象顯示,這一代的青年人往後都會找不到工作。當真如是,高失業率的情況,將由去年的15至24歲延伸至今年的15至25歲,而明年更會延至15至26歲;那我們才能說我們的教育真的出了問題,教出來的學生根本不符合社會的需要。 此外,我亦不認為香港大學生的學額不足;相反,我們的問題是大學生的收生基準太低。這種情況不但會浪費社會資源,亦令一些大學生虛有其表。他們缺乏自知之明,還以為一出社會就可以謀得高薪厚職;結果當然久久未能如願,徒令失業率上升。 現時,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已不少,讀完中學可以讀展翅,讀副學士;讀完大學可以讀碩士。但讀多兩個課程,不見得社會可提供的工作崗位會同步增多,結果工作依然難找,而青年人的怨氣反比未去進修前更多。因此,與其鼓勵青年再去進修,不如叫他們早點出社會工作。

2010-09-02

朋友從事飲食行業,嘆聘請不到員工。我問他有沒有歧視年輕人,因為據統計數字,失業率雖已跌到只有4.3%,但青少年(15歲至24歲)的失業率卻仍有13.2%。朋友說,不是他歧視年輕人,而是年輕人歧視他們的行業。 他請人時:如果在廣告上標明是做飲食業的,那就很少人會來應徵;以至他不得不扮請文員以作招徠,那即使工資訂低一點也有人應徵。他是等有人來的時候,才告訴應徵者,文員的職位已滿額,希望說服他們轉做其他職位。 不過,他說這樣請回來的人很多都做不長,因為他們沒有思想準備,會嫌工作時間長,星期日也要返工,長時間站立很辛苦,要拋頭露面不習慣,很多時工作還不到一個禮拜,就不再上班,走的時候交待也沒有一句,更奇怪的是工資也不回來領取,家裡真的這麼富有嗎? 我會理解,青年人為何不喜歡做飲食業,高調地說職業無分貴賤是沒有意思的。然而,青少年也得明白,這個世界是不容所有人都去做醫生、做律師的,要想做這類工作,得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就表現比其他同學好,如果比輸了,那就得面對現實,做一些被視為次一級的行業。總不能寧願選擇失業,有工也不去做,廿幾歲仔仍要家裡養。 據統計,香港整體的失業數字在下降(由4.6%跌至4.3%),但青少年的失業率卻上升了(由13.1%升至13.2%)。這即是說,香港的整體環境在改善,照道理青年人找到工作的機會亦應該會同步增加,那為甚麼青年人的失業率反而增加了呢?究竟是社會愈來愈歧視年輕人,還是青年人愈來愈不願意工作? 有青年人埋怨,很多工作在請人的時候都要求有經驗,他們剛從學校出來,哪有經驗,所以不是他們不願工作,而是僱主排擠他們。然而,青年人也得有自知之明,為何一定要找那些需要經驗的工作呢?未有經驗就得找一些職位低一點的工作;從低做起是大部分人都要經過的職場里程,這一代青年人也不能例外。不見得社會上每一個職位空缺都是需要經驗的,關鍵是青年人願不願意低就一下吧了。 我記得孔子在回憶自己生平的時候說過:「余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說:孔子少年的時候,身份卑微,所以很多被人鄙視的事情他都能夠做。從孔子的語氣來看,他並沒有以此為恥,反以此為榮。 史記說孔子乃野合而生。他父親早有妻妾,66歲仍不依禮教搞「野合」,弄大了20歲少女的肚,生了孔子這個私生子。孔子三歲,他就死了,令孔子得不到父系家族的庇護,只好去做鄙事—管倉庫、看牧場,可能要搬運貨物,餵飼牛羊。但少年做鄙事,並沒有妨礙孔子成為一代宗師。香港的青年人是否爾生也貴,故不屑為鄙事呢?

2010-09-01

中共自誕生的一天開始,已在黨內搞民主選舉,為何搞來搞去都沒法有真正的民主呢?最大的原因是中共所講的民主,背後還有「集中」兩個字。他們稱之為「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不但要民主,更要集中。」他們是透過選舉的形式,把權力集中在中央,然後就在全國的範圍內要求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在這套思想的指引下,中共在搞集中的時候就雷厲風行;搞民主的時候就馬馬虎虎,連形式上的民主也不重視。 西方的政府,透過民主選舉獲人民授權後,也會把社會公共事務的管治權集中在政府手裡,但政府只管已立法的公務,不管人民的私務。中共則秉承中國父母官甚麼都要管的傳統,連人民如何談婚論嫁、生兒育女都要管。黨的旨意滲透入人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作之君,作之師。」這個中國傳統,令人民不但受管,還要受教。所以,每當需要選舉時,黨就可以教人民該如何投票。香港的政黨亦會教支持者如何配票,如何綑綁,反映他們有近似中共的基因。 民主的基礎是個人主義。選舉的目的是讓個人的意願在政治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而不是把組織的意旨強加在個人身上。在革命時期,中共或許不得不集中力量去爭取勝利;然而,若果在執政之後,還是一味強調集中,反而會令社會失去平衡,陷自己於被革命的困境。 在革命時期,中共鬥地主,分土地,把既得利益者的財產拿來共了,民眾當然支持。但革命成功後,中共自己成為了既得利益者,那權力集中就演變成財富集中。改革開放後富起來的人之中,相當有一部分是藉黨的權力而致富的。 今天,內地的貧富懸殊已日益嚴重,若不趕快進行體制改革,就無法制約黨的權力,令社會的財富可以得到較公平的分配,發展下去,社會的矛盾遲早會激發。 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引入黨內民主,避免權力過度集中,那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選舉必須定期進行,不容當權者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舉行。 (二)參選的門檻必須降低,否則沒有差額選舉,又與委任有何分別? (三)選舉前得有公開辯論,好讓投票人有機會了解候選人的見解。這就需要讓黨員起碼在黨內有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並且不會被追究,否則競選何來競爭。 (四)投票必須以不記名的方式,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進行。 (五)點票工作必須接受監督的情況下進行。 以上要求,即使未能在選全國代表時進行,亦得先在選黨的中央委員會時落實。先由中央建立起良好的民主作風,然後才從上而下地向全國推行。

2010-08-31

昨文預期,中國民主發展的道路,將會是先有中共的黨內民主,然後才會有社會的全民民主,先以黨內民主制約高層的權力集中,待建立起一定的法制後,才向全社會推廣。這樣可以暫不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行起來阻力較小。 其實,民主制在希臘城邦開始的時候,亦是小規模地先在精英分子中試行的。西方先進國家最初也只是有土地有財產的人才有權投票,然後才發展到成年男性、再到女性,最後才是少數族裔。中國的情況特殊,先在中共黨內行民主,不失為可以一試的選項。 然而,要在中共內部先行民主也絕不容易,民主在中共可謂先天不足,缺乏歷史經驗。民主的理念本來並不與共產黨的理念相阻,馬克思要爭取的就是工人的民主權利。所以中共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斷高叫民主口號,直到當權後才叫少了。 事實上,中共在管治蘇區(中共的佔領區)的時候,為了發揮基層的積極性,的確曾樂於聽取下級的意見,實施過小規模的民主。當年很多去蘇區探訪的海外知識分子,也以為中共在蘇區已落實民主。 當年,中共是革命黨,加入中共是會殺頭的,共產黨人很多確是有理想的,他們相信民主應該是真心的。然而,當時的客觀環境並不容許中共在黨內實施民主。 在當時執政者眼中,中共是叛黨,故中共的黨員只能隱蔽地進行地下工作。黨員四散東西,互不認識,很難進行全國性的選舉。當年的革命領袖,要麼是打出來,要麼是由蘇聯老大哥相中委任的。兩派人馬經常有矛盾。黨內的權力鬥爭嚴重扭曲了黨內的民主建設。 在遵義會議之前,中共名義上的領導人是王明、博古。他們因為曾留學蘇聯,受蘇共賞識。中共奉蘇聯為革命先行者,又接受蘇聯援助,不得不受蘇聯影響,但當年在農村打游擊的土共,根本連這兩個人的名字也未聽過,心中當然不服氣。 由於在王明領導下,中共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損失慘重。毛澤東利用民意在貴州遵義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成功奪取了王明與博古的權力。所謂擴大會議,實質上是請了一批非正式代表一起來開會,表面上是聽取更多人的意見,實質上是破壞既有的會議規章,不依法辦事,先滲入「自己友」,然後強行要「少數」服從「多數」。中共的「民主傳統」就是這樣承繼下來的。 再者,在革命戰爭時期,一切講求效率,民主的成本實在太大,革命黨無法負擔得起。加上革命領袖都是強人,下屬容易因崇拜而盲從。在這種氣候環境下,民主的種子根本不容易萌芽。因此,中共現在即使真的想推行黨內民主,需要克服的困難仍有很多。

2010-08-30

早前出外公幹,回港閱讀舊報才得悉,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已被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與公職,移交司法機構法辦。 在內地,官員一旦被開除黨籍,表示已無可挽回,法庭多會按黨的取態,治以應得之罪。相反,若黨籍得以保留,之前所犯之事,法庭亦會網開一面,暫且(或者永遠)不予追究。 這分明是把黨的位置放在司法機構之上,以至在法律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只要找到黨內高層庇護,法庭也沒奈何。 這種社會環境,是導致貪污愈來愈普遍的主要原因。人們即使目睹有人貪贓枉法,也不敢輕易告發,擔心犯事者有高官做後台,反而惹禍上身,以至社會上缺乏正氣。 近年,內地不是沒有捉貪官,而且被抓的官員職位愈來愈高,連直轄市的市長也一樣給拿下來,不能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但人們仍會問,為何這些被抓的官員,長期劣行纍纍,絕非初犯,之前竟一直不被察覺? 這說明,貪污在內地已十分普遍,人們已見怪不怪,習以為常,要去告發也告不得那麼多了。我真擔心,人們已視貪污為國家機器運作時必須施加的潤滑劑,缺此,機器就不能有效運作。 經過長年累月的適應,貪污已進入了中共黨員的DNA,成為遺傳因子的組成部分。難怪有中共元老說:「不肅貪會亡黨亡國,一肅貪先會亡黨。」可見黨與貪污已結合得難分難解了。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內地社會缺乏獨立的監察機構,黨的權力缺乏制衡。中共鼓吹一元化領導,黨委書記無處不在。法律由黨解釋,法官按黨的決議辦事。在這種情況下,黨員若有不當的行為,老百姓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是以貪污風氣一發不可收拾。 現時中共的官員,尚不至於只貪污,不做事;更多的應是邊做事,邊貪污;有些辦事能力還不錯,如陳良宇便是。因此,內地仍不至於民不聊生,並不存在著民眾揭竿起義,重建民主政制的客觀條件。要解決貪污問題,主要還得靠黨內部的進步力量。 中共黨內雖存在大量入黨為做官的貪污腐敗分子,但亦存在著一批希望帶領中國走向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為了令中國在全球崛起,為了中國可以有與其他先進大國並行競爭的能力,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有效的國家體制。 中共革命時代的第一批領袖,都已紛紛去世,像毛澤東,鄧小平這類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已不會出現,黨中央也得行集體領導制。這種形勢已有助黨內民主的建立。我相信,中國在行全民民主之前,須先行精英民主。 有黨內民主,中央領導人的權力就會受到一定的制衡;全面黨代表會議就有權成立有獨立權力,類似ICAC的反貪腐組織,肅貪才會真正見到成效。 我相信,香港要有民主,先得要中國有民主;中國要有民主,先得有中共黨內的民主。除此之外,別的路都不易行。

2010-08-27

毛澤東說,中共賴以成功的一項優良傳統是實事求是,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確如是,但當權之後,卻愈來愈假大空。中國人愛面子,共產黨又要講教條,行起事來自然無法切合實際。 我在內地營商,又從事一些環保與扶貧的工作,所以接觸到不同層面的內地法律,發覺毛澤東所說的優良傳統已經蕩然無存。內地的法律在起草時都寫得很完美,卻不考慮客觀上的可行性,結果必然是沒法全面落實,只好表面上說一套,行起來又是另一套。 以內地的勞工條例與環保要求為例,立法時,標準訂得比香港還要高,連香港的勞工團體與環保人士也說訂得好,常以此向港府施壓,要求香港的法例也應向大陸睇齊,說大陸做得到的,香港怎會做不到!但現實是,大陸的法例只是虛有其表,有些根本從未落實過。 大陸的勞工,在法律上可享有的福利比香港還要多,既有退休保障,又有教育與醫療補貼;既有最低工資,又有最高工時;若被解僱,還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賠償。但訂法例的人卻不考慮業界的實際情況,不明白以中國的生產力根本負擔不起這麼多的工人福利。業界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若要生存下去,就不可能遵照這樣的要求去做。唯一的出路,就是買通有關官員,過得關就算。而官員們又樂於有這些無法執行的法律,好讓他們隨時找到業界的痛腳,方便收取「通行費」。 現時內地抓貪官抓得多了,官員不敢隨便收陌生人的賄款,於是市面上就出現了專門提供勞務的公司。企業可以把自己的員工掛在勞務公司的名上,當員工是勞務公司聘請的,福利由勞務公司負責。企業與勞務公司之間只有商業性質的合約關係,因而不受勞動法管轄。至於勞務公司如何去遵守勞動法,企業就可以不理了。這樣的安排,不但民間如是,連一些國企也有利用。久而久之,勞動法已虛有其表。 又如物業買賣的增值稅,一般要收價格升值的30%,升幅逾倍的要收60%。大陸近年樓價升幅何只逾倍,理論上大部分二手樓宇轉讓時都得交大額的增值稅。然而,買賣雙方為了避稅,都不把樓宇真正成交的價錢報給政府。於是陰陽合同就普遍起來,即一份「陰」合作是拿來交易用的,另一份「陽」合同是拿來產權登記用的。陽合同上的價錢,有些還一直停留在十幾年前的價錢。所以,內地的增值稅例雖已有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卻從來未收到過增值稅。這分明與事實不符,但上級稅局卻可以任由下級稅務局長期收不到稅。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就是內地存在著太多不切實際的法例,大家都接受有些是沒法執行的,都早已習以為常了;只要能蒙混過關,沒有人想無事生非。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又何來會有尊嚴?因此,今後內地在立法的時候,寧願標準定得低一些,但一旦法例制訂後,就必須嚴格執行。如果繼續容許有法不依,那法例訂得再好也沒有意思。

2010-08-26

香港人去內地工作或做生意,最不習慣的是那種沒有法治的社會環境。他們講關係,不講合約;講情義,不講法律。他們要有了關係才和你講情義。為了建立關係,你就得一起去飲酒唱K,花費大量精神時間於業務無關的事宜上。   香港也有人靠拉關係來做生意,但不拉也可以,只要簽好合約,就可以透過法律去解決中途的波折。然而,在大陸打官司絕對不是一條可以依靠的途徑。官司的輸贏,與法律上的理據無關,而是看訴辯兩方誰有較深厚的社會關係網。你有朋友認識主審法官,他就找朋友去託主審法官的上司去施壓。如果你自己沒有關係,也會有自命有關係的人為你穿針引綫,教你如何透過送禮,去扭轉訴訟形勢。以至有時候,明明是對方違約,法庭竟判對方得直,還可以得到不合理的賠償,令守約一方反而吃虧。   這種文化,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破壞了市場機制的基礎──在自願自利前提下進行公平交易。這是內地經濟發展虛耗偏高的基本原因。內地如果還不下決心扭轉這種狀況,經濟發展將很快遇到瓶頸,不容易在人均生產值方面,追上西方國家。   有人認為,內地若想有法治,先得建立民主政制。這當然最理想,但現實上並不易行。中共的執政地位,是以打江山的方式得來的,怎會肯輕易放棄。現時亦不覺有透過革命推翻中共的客觀條件,比較值得參照的是台灣與南韓所行的途徑。   台灣與南韓原先亦行軍人專政,但隨著經濟起飛後,社會上出現了一大批知識水平較高的中產階級,他們手上已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自然希望有法律為他們提供私有產權的保障。這是推行法治須有的客觀基礎;否則,即使出現開明的領袖,民主也只能夠是菲律賓式的。   內地經過這幾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民間積累起來的財富已不少。這批第一代的財富擁有者,當中確有相當一部分,是靠權力與關係,趁社會未有法治,乘機掠奪公產而致富的。但他們不難發覺,他們嬌生慣養的第二代,一定不如他們那麼善於掠奪。此外,當他們自己不再是一無所有,他們亦不想再去鋌而走險。他們為了已經在手的財富,為了下一代的保障,一定會樂於看到法治的建立。社會有一套穩定的運作秩序,他們才有安全感。他們不想看到有權力的人可以繼續無法無天。   此之所以,近期內地已放權傳媒,在非政治議題上,對地方政府進行一定的監督;消費者遇到不公平待遇,也可以透過傳媒進行申訴。此外,地方若出現重大事故,主要官員亦得辭職,作政治問責。政府在施政時亦增加了透明度,行事需依照一定的程序。另一方面,被捕的貪官,級別已愈來愈高。這些雖然還做得很不夠,但已展示出官方的權力正受到制約。希望日後量變質變,法治真的可以在內地出現。  

2010-08-25

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總理溫家寶特來巡視。他在視察後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三十年來,深圳由一個只有幾萬人口,以農業為基礎的小市鎮,發展成一個逾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會,成績有目共睹。我手頭沒有統計數字,但我相信,深圳的生產力已不只翻了幾個番,而是翻了幾千個番,甚至過萬個番。世上應很難找到另一個城市,曾如深圳這樣高速增長過。 那深圳是憑甚麼這樣高速地增長起來的呢?簡單地說,就是靠政策開放──開放地引入外資,開放地容許全國人才來深圳工作,開放地容許企業按市場的需要去自行運作,開放地容許社會的成員憑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深圳的動力,主要來自企業,來自民間。它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模式,令民間的積極性不再受到束縛,深圳的成功,已促使全國都得仿效,從而令中國的經濟體系,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表面上,這些變化是經濟性質的,但實質上,這些變化都是極具政治意義的,而且是屬於根本性的。如果在文革時期,這些改革一定會上綱上線地被指控為想復辟資本主義。因此,不能說現時大陸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香港的政治評論員,常把政治體制的改革局限於選舉制度上,這是非常狹隘的看法。世上往往先得有經濟發展,才能導致政治改革;當個人有獨立生活的經濟能力後,才可能有個人投票權的確立。急不及待地在內地推行民主選舉,只會令政治矛盾激化,對人民沒有好處。 我認為目前內地最需要的,並非形式上的民主選舉,而是經濟運作上的有法可依。英國的法治是早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逐步建基的;大憲章實質上是皇帝與貴族之間的協議;大家各付出一些,以換取對方的好處。法治的起緣就是為共處制定遊戲規則吧了。 中共作為執政黨,需要重新定位,並自行約束自己的權力,以讓民間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政府的權力範圍,必須有明確界線。這樣,民間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空間,可以恰當地早作規劃。 此外,民間在從事經濟活動時,亦需要一套一貫的遊戲規則作依循,不用沿用殘酷的森林定律,否則又會導致交易成本高昂,生產效益比不上其他文明社會。可見建立一套法治系統,並不與中共維持執政的利益相衝突。 目前就想中共放棄所有特權並不實際,但中共應該縮窄特權的範圍,讓更多的人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裁決。這樣,不但可以改善營商的環境,還可以令人民有正常的申訴渠道,減少貪污腐化,令社會更為和諧。

2010-08-24

長期以來,地產投資者都喜歡投資港島區的物業,認為港島區的物業,檔次高過九龍區。在人同此心,並在行為上反映出來之後,港島區的物業,過去在升值幅度上,的確比九龍區優勝。然而,我認為,這種情況今後可能逆轉,投資者應加以留意。 港島勝九龍,有其歷史因素,但這些因素已起了變化。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人先奪港島,雖然再奪九龍新界。在時間上,港島佔了先行發展的優勢。 殖民地統治者,屬外來的入侵者,自知不受當地人歡迎,缺乏安全感。早期的港督府就設在維多利亞山頂,極不方便,怕得要死是也。九龍連接大陸,清兵可以一擁而下;但港島則有海港作天然屏障,安全性較高。所以,英國從一開始,就把政府總部與核心商業區設在港島,而殖民地官員,亦大都住在港島。在這種情況下,港島的地位自然高過九龍。華人為了方便做生意與辦事,只好向權力核心靠攏,在富者的追捧下,港島的樓價自然升勢凌厲過九龍。 不過,香港的殖民地時代已經結束,權力核心已轉移去了北京;加上近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香港的經濟動力,亦主要來自北方。九龍比港島更靠近內地,明顯在地理位置上已比港島更為佔優。 英國看中香港,是因為它的海港。當年的商務以海運為主,船泊在港島與九龍分別不大,英國人為安全計,才選擇優先發展港島。但現在海運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尤其是在人員的流動上,空運與陸運比重遠超海運。內地人來港,無論是坐飛機還是坐火車,皆先至九龍後至港島,九龍怎不近水樓台先得月? 過海隧道經常塞車,去港島已變成了一種不方便。即使不計內地來客,純計香港本身人口,住在九龍新界的也遠比港島的多。去九龍返工遠比過海去港島方便,假以時日,九龍區的寫字樓當顯現出更多的吸引。近期,九龍區寫字樓的吸納速度已快過香港島,租金上升的速度也比港島快。這些都反映著用家的心態已有所改變。投資者一定會跟隨用家,故價格上很快亦會反映出來。 現時,西九龍新發展區的豪宅,價格已可媲美山頂南區,主要原因是不斷有大陸客捧場。大陸客不受太多的傳統地區觀念影響。他們見高鐵站與西九文化藝術區都放在九龍,而九龍望港島的風景,比港島望九龍還要漂亮,自然捨港島取九龍。 至於零售業方面,現時生意最好的是尖沙咀廣東道一帶,生意額已好過銅鑼灣。連旺角油麻地一帶,亦盡是大陸客。大陸客的消費增長已遠超歐美日本客。港島區過去做歐美日本客為主,現在已不是一種優勢。已有迹象,商舖投資者把注意力由港島轉往九龍,這種發展,在今後將會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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