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2010-10-05

香港的保釣運動,近年已變質為只熱衷於搞小眾的激烈活動,卻不重視喚醒群眾,發動廣大群眾一起參與。結果,他們每有活動都成頭條新聞,但普通市民卻置身事外,一點也不動心,日本貨照買,日本行照去;在這樣的民情下,他們卻要與日本硬碰,究竟實際嗎?   保釣運動於七十年代初,由留美的華人學生首先發動起來。為了教育群眾,他們搜集了大量歷史與地理資料,先解決釣魚台主權誰屬的問題。但香港的保釣分子近年都不注重這類深入細緻的發動群眾工作,以致很多年輕人,根本連釣魚台在哪裡都未搞清楚。這叫他們怎會真正投入? 釣魚列島位於台灣基隆港東北約100浬,包括釣魚台與黃尾嶼等8個島嶼。釣魚台是台灣的叫法,內地叫釣魚島,日本叫尖閣群島。由於釣魚台近台灣多過近內地,加上早期的保釣分子中有不少台灣留學生,所以保釣運動一路沿用台灣的叫法,但近年香港的報紙大都跟內地,改稱釣魚島了。 釣魚台距中國大陸約200浬,但距日本本土將近500浬。從地理上看,釣魚台與中國的大陸架相連,與日本之間卻有一道2,000公尺深的海漕相隔。而歷史上,中國自十五世紀初已有釣魚台的記錄,漁民已到附近海域捕魚;但日本則要到十八世紀末才來到釣魚台;可見中國與釣魚台的淵源遠比日本深遠。 其實,日本在1879年正式佔據琉球群島時,其官方文件都未把釣魚台列入版圖,即使到1965年,日本政府的「臨時國勢調查報告書」,亦未把日本的勢力範圍伸展至釣魚列島。釣魚台之所以會有領土爭端,可謂由美國一手造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與琉球群島都落入美軍的手裡。戰後,美國把台灣交回中國,但仍保管琉球與釣魚台至1971年,才把琉球(日本人稱沖繩)與釣魚台交「回」日本。釣魚台從來都不屬於美國,美國怎有權私相授受,把釣魚台交給日本? 日本與釣魚台的關係,源自1895年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一役,中國慘敗,不得不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這時,日本才把釣魚列島改名為尖閣群島。但這是日本侵略得來的土地,是非法的。二次大戰後,美國把原先屬於中國的台灣交回給中國是應該的,但把釣魚台分割處理,交了給日本,分明刻意製造爭端。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釣魚台的管轄權自甲午戰爭之後已落入日本人的手裡;二次大戰期間,日本雖一度失去了對釣魚台的管轄權,但在1971年已重新從美國手上「收回」,情況與沖繩沒有分別,歷史已不可挽回。 其實,分別就在於美國在71年的決定,如果美國把歷史上一路屬於中國,並與中國鄰近的釣魚台歸還中國,那今天中日就不會有這場紛爭了。現時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2010-10-04

隨著詹其雄船長未開審已被釋放,中日這次在釣魚台的衝突,應暫告一段落。領土問題雖然不會這麼快得到解決,但今次衝突已不會擴大與惡化。 撞船事件發生初期,中國的處境相對被動;漁船被扣,船員被抓,難道不惜一戰,像美國營救人質那樣,派特種部隊去日本強搶?美國在伊朗與索馬里尚且不成功,何況中國對日本。 撞船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即明確表示,釣魚台屬美日安全條約保護範圍。即是說,一旦中日為釣魚台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將無可選擇地站在日本一邊。中國政府在回應時,不得不考慮美國的這種取態。此之所以,我不認同某些香港傳媒的看法,認為中國政府應第一時間派艦隊去釣魚台巡邏。總不成輕率派出艦隊,去到才發覺美日的聯合艦隊實力比自己大得多,然後把艦隊召回。那又何必當初呢?美國的航空母艦與核潛艇現在都在日本,中國可派甚麼去呢? 幸好,中國的領導人沒有日本政客那樣,一開始就去盡,結果反要逐步後撤,難向國民交代。中國政府的策略,在領土的問題上決不退讓,但具體回應則循序升級,留有餘地,盡量做到「鬥而不破」。 中國先是召見日本大使,私下先打招呼,繼而由外交部發言人公開展示中國的立場。總理溫家寶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時,亦乘機向全球領袖解釋了中國的取態。此時,日本方開始意識到,中國是決不會就此罷休的。 在言之已預的情況下,中國開始停止稀土輸日,日本的電子業與汽車製造業立即叫苦連天。中國亦自行開採東海油田,不再與日商討聯合開採的問題。此外。中國還逮捕了四名在中國軍事禁區拍攝的日本工作人員,以示報復。 這時,日方才發現,原先的如意算盤已難以打得響了。日本以為,只要把被扣押的中國漁船船長以國內法交法庭裁決,就可以宣示日本對釣魚台的主權;但現在看來,這樣做是不可能沒有後果的,而且這些後果日本不一定可以輕易承受得起。 另一方面,美國亦自知經濟危機尚未過去,此刻仍需要中國在多方面與美國配合,與中國全面鬧翻對美國沒有好處。於是美國的取態也就由挺日本與中國纏鬥,改為向日本施壓,要求日本與中國妥協。 日本自知,若沒有美國撐腰,日本根本沒法獨立對抗中國。菅直人政府明知虎頭蛇尾會損害自己的政治威信,亦只好在沒有任何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未經法庭審判,就把中國的詹其雄釋放回國。 經過今次較量,日本應該明白,鄧小平在解決釣魚台問題的建議:先擱置主權爭議,合作開發海上資源,實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恰當做法。

2010-09-30

巴菲特每年都會搞一次慈善飯局,以親自在飯局中向捐款最多者授予投資心得作吸引,把競投所得的款項用作慈善事業。近年這項捐款的紀錄已被中國的富豪打破,可見中國的確有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富到願意用過百萬人民幣與巴菲特吃一頓午飯。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挑起了巴菲特要與蓋茨一起來中國搞「勸捐飯局」的念頭。他們最近在美國搞了一個同類飯局,成功地令四十名美國富豪在飯局上即場「決志」,承諾在生前或死後捐出最少一半身家。不過,今次中國富豪的反應卻不如他們想像中熱烈。 據說,當有些富豪得悉,出席飯局需捐出一半身家時,連巴菲特的電話也不敢接,飯局差點找不夠人出席。為釋除獲邀者的疑慮,主人家要親自寫信向獲邀者解釋,飯局的目的只是交換一下大家對慈善事業的心得,不一定需要即場作捐身家的慈善誓言(Giving Pledge)。這才湊夠五十人出席。 我在傳媒上看到不少評論,指責中國的富豪大都是守財奴,不似外國的富豪那麼樂善好「捐」。其實,事情並非如此,只是傳媒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吧了。 美國的遺產稅很重,富豪覺得,與其把自己賺來的錢交給政府為社會做事,不如自己成立慈善基金,自主地做一些自己認為對社會有價值的事。在美國,捐錢給自己成立的慈善基金是一樣可以扣稅的。 再者,把自己擁有的生意放進慈善基金,只會令生意的盈利須用作慈善事業,但不會令自己失去對生意的控制權。但中國卻沒有成立私人慈善基金的機制,富豪要捐錢,只能捐給紅十字會,希望工程之類的組織,公司的股權一旦捐出,就不再控制在自己手裏。如果美國的富豪也需要面對同樣的境況的話,他們也不一定肯在生前把自己公司的股權捐出來。 此外,中國的富豪大都曾在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生活過,嘗過共產的滋味。他們對自己擁有財富能否長期確保也缺乏把握。他們在心理上仍有強烈的怕失的恐懼。當一個人確知自己擁有甚麼的時候,才會設想如何去處理自己擁有的東西。然而,中國的私有財產權的保障依然十分不足,富豪們連保產的問題都未解決,怎會有條件去考慮捐產?可能要富多兩代,心態才會改變。 尤其甚者,勸捐在中國十分普遍,一有天災人禍,或者政府要搞形象工程,富豪們都會受壓要承擔一定的捐款配額。結果大家都聞「捐」色變,心理上反而產生「防捐」的警惕,時刻提防著有人來勸捐。巴菲特就是這樣碰釘的。 捐獻應該發自一個人的內心。人透過自我反省,才會意識到自己的財富要用在他者身上,才能無限延展。施壓勸捐只會適得其反。香港的輿論,近年亦喜歡向富豪施壓,嫌他們捐錢捐得少;我擔心,這只會令富起來的人養成「怕捐」的心態,對社會沒有好處。

2010-09-29

有傳言巴菲特可能會找李錄作為他的接班人,令不少人都感到意外。原因是李錄曾是八九學運的骨幹分子,怎會一下子成了全球排第二位富豪的接班人? 有人對李錄不繼續搞民運,轉去搞投資表示失望;亦有人對李錄爬得那麼快表示羨慕。我覺得第一種意見過度偏激;而第二種意見則有點庸俗。 六四至今已二十一年,當年的參與者大部分都是學生,現在應已出社會工作,怎可能要求這批人都全職搞學運。人生在不同的時段該有不同的選擇,能在時代呼喚的時候,全心全意投入過,已算對自己有個交代;其他旁人怎可以苛求?難道一朝參與過學運,以後就不可結婚,不可以為自己的小家庭而奮鬥?因此,每當我看到有民運分子,在社會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位子,我都會感到欣慰。我不忍看到這批一度為民族的理想而奉獻出自己青春的人,長年都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然而,巴菲特所選擇的道路是否值得李錄追隨呢?我就有點懷疑!李錄說,他願意協助中國邁向繁榮,但協助巴菲特一時投資中國石油,一時投資比亞迪,這樣會對中國帶來實質的好處嗎? 香港的傳媒一向對巴菲特推崇備至,原因是只懂得看一個人能在社會裏賺多少錢,而不懂得看一個人能在社會裏實際扮演甚麼角色,起過甚麼功能。 巴菲特所領導的投資公司–巴郡,向來只作靜態投資,不會具體參與他所投資的公司運作。當他發現一間公司的股價尚未反映這間公司的潛在價值時,他就趁價低大量增持,待公司愈做愈好,股價充份上升時,他就把股票賣出套現。巴郡是從來都不會花心思去改善公司的營運模式,以為公司增值的。公司若是管理不善,他們就把股份賣出算了。因此,巴菲特可謂是徹頭徹尾的金融炒家。香港的傳媒對香港的地產炒家深惡痛絕,對美國的金融大炒家卻推許有加,怎會這樣雙重標準? 一個社會需要不斷有人發展新的生意,社會才會進步,人民的生活才有機會得到改善。見現有的公司搞得好,就去買它的股票,擇肥而噬,待價而沽,這只會對投資者帶來升值的利益,對社會上一般市民都不會有甚麼好處。巴菲特的公司每年賺錢數以百億計,但他的公司只有很少職員,不會替社會帶來就業機會,亦不會協助社會提升生產力。這類模式運作的公司,根本沒有太多的社會功能,不是中國在現階段最需要引進的公司。 李錄年輕的時候參與八九學運,動機當然是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否則怎會不顧個人的安危呢?現在要投身社會做實際工作,其實一樣可以有很多選擇,一樣可以做一些在社會有實際功能的工作,投靠巴菲特看來與李錄年輕時的理想多少有點矛盾。

2010-09-28

有智庫組織建議政府,以租金轉為樓價的方式去資助租客變成業主。這個建議在概念上很難成立,即使強行實施,亦只會是故弄玄虛,多此一舉吧了。 租金是租金,樓價是樓價,兩者根本不是同一樣的東西。持有物業是有成本的。供樓有利息成本;資產會折舊;土地有年期;出租要維修;選擇投資地產,就失去了投資其他項目的機會。因此,很難叫一個正常的業主,把租客已交的租金當作已付的部分樓價。這豈不是等同免收部分樓價,或等如放棄過去一段時間裏本應收得的租金。除非租客願意在交租時,交得比市值租金還要高,那業主才肯把額外的部分視作交樓價。但這也輪到租客不願意交高租金了。 我相信,現時支持這個方案的,都是想買樓的租客。他們當然想一物二用,既可當租金,又可當樓價;最好是把以前他們已交的租金也可當樓價,那一定更加支持。我有位同學,四十年來都租樓住,已交的租金,足夠他買兩間樓。所以,他聽到這個建議後非常雀躍。 其實,業主願意把租金視作樓價的情況不是未有出現過,但絕不會是今天那樣的市況。我從事地產代理逾三十年,曾在市道最低迷的時候見過業主願意這樣做。因為,當時市場供應過剩,樓價趨跌;業主不要說賣,連出租也有困難;於是只好提出租金可折成樓價的方式去吸引租客。不過,業主會事先在租約上訂明將來他願意接受的樓價,而租客的購買權亦同租約一起,以兩年為限。以當時租金回報率五厘計,兩年所交的租金亦只值樓價的10%,等同樓價打個九折吧,業主的損失有限。 既然今天不會有私樓業主,接受租金變樓價的安排,那這項優惠就只能靠政府用公帑去提供了。這等同要求政府,自行興建一批可以先租後買的另類「居屋」。智庫心目中的如意算盤可能是:現在利息這麼低,租金在扣除供樓的利息後,應還有餘額,那這部分租金的餘額,就可以被視作買樓的部分樓價了,但若果將來供樓利息上升,這個方案又可以如何去應變呢? 不過,無論怎樣演繹,這個方案都是要政府放棄部分應該收到的市值租金。橫豎都是要政府補貼,那為甚麼不乾脆把政府補貼的租金換成現金,直接給租客作首期買樓算了。何必強要想做業主的人,先做幾年租客才轉為業主呢?這樣故弄玄虛的唯一功能,是騙納稅人,政府並沒有補貼樓宇的投資者吧了。 現時租金回報只有三厘,如果銀行只可以做七成按揭,租客要交十年租才可以交夠三成首期,買家一定等得不耐煩。但若果由政府出面叫銀行提高按揭成數,那不如叫銀行做十足按揭,初次買樓都可免首期,那政府就不用自己建居屋去搞租金轉樓價了!何苦要花這麼多的行政費用,又收租,又折算,真是「阿茂整餅」!

2010-09-27

近日美國朝野都在向中國施壓,要求將人民幣快速升值。但人民幣是中國人用的貨幣,其幣值影響中國人的生活,多於影響美國人的生活。中國政府只能按照本國的需要來制訂人民幣的匯率,不可能因為美國的國情,而損害本國的利益。 美國指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其實所有國家都有自己的匯率政策。日本最近就為了防止日圓升值,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拋售日圓,干預的手法更加明目張膽。至於美國自己,亦經常透過調整利率,去影響美元在外匯市場的價格。這是全世界政府都在做的事,美國何故偏偏針對中國?這等同侵犯中國的主權,只是香港的保釣分子對此相當麻木吧了。 美國逼人民幣升值,相信是為了以下幾個原因:(一)轉移美國國內的視線,把經濟不景與失業率高企的責任推給中國。(二)藉此作為政治籌碼,以向中國換取利益。(三)乘機賴債,將來可以還少點錢。(四)累中國經濟出亂子,以後無法崛起。 奧巴馬上台後,美國的經濟沒有出現多大的「change」,樓價依然在下降,失業率一樣高企。為了避免國民把矛頭指向政府,只好諉過中國,把一切都歸咎人民幣幣值偏低。其實中國輸美的產品,大部分都是美國國內早已停產的低檔產品,怎會搶走美國人的工作?相反,人民幣匯價低,反可以幫美國人買到平價的中國貨,舒緩美國人在經濟衰退時的生活困難。 美國人現時擺出這般強硬的姿態,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以此為籌碼,向中國換取其他方面的利益。每次有甚麼國際性的會議,美國就會把人民幣問題炒作一輪,甚至聯同一些其他國家向中國施壓。目的就在於逼中國向美國讓利,否則就在匯率問題上與中國糾纏不清。 本來,匯率是相對的,人民幣不肯升值,美元大可以自行貶值。然而,一旦美元貶值,就不只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其他國家的貨幣也會一同升值,這對美國未必都有好處。中國才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元對人民幣貶貶值,才有助美國賴債。 中國現時的外匯儲備已超過二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國債券。當中不少錢都是美元幣值高的時候,賣中國貨給外國換來的。如果人民幣一升值,就等如促使手上的美債貶值,以後就沒法以同樣的錢,買回當初可買回來的東西。人民幣升值10%,就等同美國可以還少10%債,相等於二千億。這麼大筆錢可以因此而不還,難怪美國上上下下都嚷著要人民幣升值了。 此外,日本的經驗顯示,出口國的貨幣升值,雖不至立即令出口減少,卻足以在本國形成泡沫經濟,有很壞的後遺症。美國最想要中國變成《廣場協議》的日本,那美國的一哥地位就不用受到中國崛起的挑戰。從溫家寶總理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來看,中國是不會學日本那樣,輕易受美國擺佈的。

2010-09-24

由於經濟全面復甦,加上賣地成績超理想,今年特區政府的財政,勢必又出現巨額盈餘。在全球大部分政府都正為財赤所困擾的時候,香港竟有這麼好的財政狀況,實在要感謝上天的眷顧。然而,若果政府處理不當,財盈一樣可以為政府帶來煩惱,甚至招致未得利益者的不滿。   首先,政府應該知道,今年的財盈有它的特殊性,並非一定以後皆可以保持。因此,暫時不宜以這個收入水平去預算日後的經常性開支,更不應聽從各大商會的意見,調低稅率。  減稅當然皆大歡喜,但減易加難,待經濟環境欠佳時再加稅,那社會就百上加斤了。不如現時積蓄力量,留待真的要刺激經濟時才減稅吧。 今年政府為了遏抑樓價,加推了很多土地,財政收入自然大增。但這必然會透支了社會的購買力,令將來社會吸納土地的能力下降。因此,我建議政府把賣地收益中的超預算部分,投入一個特別儲備戶口,待賣地成績不如理想,而財政又出現赤字的時候回撥。這樣,政府就不用在困難的時候,還要考慮加稅,令經濟雪上加霜。 現時特區政府手上已積累了過萬億元的盈餘,沒有必要再去增加。因此,在把一些特殊性的超收(如上述的賣地收益)做撥備之後,餘下來的應立即回饋社會,以免將來貨幣系統出現危機時,眼白白看著人民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財產,轉眼間就付諸流水。 政府過去只曉得作正常的預算,甚少會研究真的出現盈餘的時候,該如何處理。今後應跳出這種墨守成規的做法。我建議,今後若再出現巨額盈餘時,可作以下的安排:一半用作還富於民,另一半用作成立基金支援已可預知的未來社會需要。 我所指的還富於民,不是簡單的退稅。香港的基層大多享有免稅優惠,退稅對他們沒有好處,只會益了商家與高層管理人員。我認為還富於民的最佳方法,是按每個市民過去一年的實質工資收入作比例,分攤去年政府盈餘的一半。 我的理念是:凡是在社會上有工作的人,都對社會有一定的貢獻。至於他們的貢獻有多少,在某種程度上亦可從他們能收取的工資上得到反映。用這種市場機制去衡量一個人的貢獻,一定會比任何精算方程式更加公平。 至於餘下的那一半盈餘,政府應成立不同的基金,並以這些基金的投資收益,去支援一些社會需要發展,但在經常性預算時撥款不足的活動。我們都知道,醫療問題、老人問題、基建問題、藝術發展問題,將來都會有極大的財政需要,為甚麼我們不趁有盈餘的時候,預先撥款給他們呢? 我在這裡得申報利益,我是香港小交響樂團董事會成員,政府若成立藝術發展基金,我們的樂團也有機會是得益者。不過,為了政府的盈餘能得以善用,我在這裡就不避嫌了。  

2010-09-22

 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高調接見了香港商人李嘉誠。香港的媒體對此大表驚訝,覺得主席的這種姿態有過度「重商」之嫌。他們認為,如果主席接見的是一位對香港做過好事的一般市民,那普通人就更容易有代入感,更容易向這類榜樣學習。再者,現時香港社會正瀰漫著一片仇商情緒,接見富豪不但難贏得基層市民的認同,而且還可能激起民間情緒作負面的反彈,在政治上並非上策。    然而,若果因為胡錦濤接見了李嘉誠,就以為中央會推行「親商」、「挺商」的政策,那就可能是一場誤會。現實是胡錦濤上台以來,所推行的政策,明顯有向左的傾向。原因可能是中央對改革開放已有新的評估,刻意想加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內容。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鄧小平為了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故不得不在政策上偏幫商界。以借助商界的力量去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因此,無可否認,中央在某段時期,在政策上的確有向商界傾斜,以締造一個有利的營商環境。   但共產黨始終是共產黨,尤其是胡錦濤,他長期在內陸的落後地區工作,他在感情上似乎偏向基層多過資本家。他上任以後,其實並不熱衷與商人建立私人關係,至於他推行的政策,更大部分都是旨在削減商人的利益,以讓利予基層的。   他上任不久,就把與地產商糾纏不清的上海市長陳良宇抓了,令不少地方官員都不得不調整他們與商人的關係。而他推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更大部分是針對地產商的。新的政策,規範地產商要多建中小型單位,不能只建豪宅,地產商如囤積土地,遲遲不動工的話,土地就會被沒收,即使是有背景的公司也不能倖免。新政策又限制銀行貸款予非自用的買家,令地產商失去了很多生意。此外,中央最近還放手讓國企搞地產,分薄了民營地產商的機會。   相反,中央對基層都採取完全不一樣的政策。農民不但不用交稅,還可以在購買家庭電器與汽車時,獲得國家補貼。此外,國家又為農民出城打工落戶打開通道,農民只要儲夠積分,就可以正式獲得城市戶口,享有城市居民一樣的福利。   至於賦予工人的權益與福利,近期在多方面都有突破。新勞動法大大加重了廠商的成本負擔,令廠商不得不遷廠去條件較差的內陸地區。更令廠家煩惱的是,地方政府常在勞資出現紛爭時偏幫勞方,要求資方加薪去平息工潮。近期此起彼落的罷工事件,有些便是在地方政府默許下出現的,廣東省政府近期更率先搞企業的體制改革,要求資方讓工人代表加入董事會,以增加企業管理中的民主參與成分。   以上的新政,都顯示中國已放棄一面倒地仿照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而是加入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分。胡錦濤決不會因為見過李嘉誠,就改變黨的政治路線。香港的商人可不要錯讀今次接見的訊息。

2010-09-21

由於香港的出生率不斷下降,學校每年收到的新生亦只能同步下降。但這種情況並非平均地發生在全港所有學校,而是有些學校依然極受家長歡迎,但有些學校卻出盡法寶也乏人問津。 招生不足的學校,如果情況不太嚴重的話,還可以透過減少每班人數的方法暫時應付一下,但若是情況進一步惡化,那就只好縮班;當縮班也縮無可縮時,那收不到學生的學校,就只好接受自然死亡的命運。 無論教育界接受與否,學校中必然有部分辦得好,有部分則未盡人意。作為家長的,當然想送子女去好一些的學校。過去,好一些的學校學額不足,想鑽進去也沒有辦法。現在,整體報讀的學生少了,就會令到一些原先要退而求其次的學生也有機會入讀好的學校。在這種情況下,差一點的學校想收生就更困難了。 在差一點的學校任教的老師,當然希望全港同時推行小班教育,那就可以逼使名校也收少一點學生,令他們的學校有多些收生機會。但這明顯與家長的意願不一致。 香港的家長迷信名校,不管自己子女的程度是否合適,總之不經努力不會心息。這並非虛榮心這麼簡單,而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家長有這種心態不難理解。所以,爭入名校的社會風氣,短期裏誰也改變不了。 因此,若現階段就強要名校也實施小班教學,勢必招至家長群起而攻之。凡是未能令子女進入名校的家長,都可能視自己的子女,為此項政策的受害者。對教育當局而言,老虎屁股還是不碰為妙。 有些學校,雖然不屬名校,但位處人口尚在增加的新發展地區;由於新建的學校不多,本身已有人滿之患。若他們也得推行小班教育,那部分學生就得舟車勞頓,往其他有學額多的地區學校就讀,這不但會增加交通負荷,還可能會影響貧苦家庭的生活質素。政府在推行小班教育時,亦得考慮這方面的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全面推行小班教育,不如按照具體情況,對不同的學校採取靈活的策略,先在招不足學生的學校推行小班教學。這種做法會令辦得不好的學校,反而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這好像不符合商業社會的經營模式,但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都是社會主義的,由政府出手扶助弱校,教育界內的反對聲音應該不大。因此,政府不必斤斤計較是否每個學生獲得的資助都一樣。政府與其扮演殺校的兇手,不如勇當救校的英雄。增撥資源給那些收生困難的學校花不了多少錢,總好過花精力與教育工作者搞政治鬥爭。有些學校要步向死亡,乃客觀環境造成,遲早都會出現;那政府又何必急不及待去做醜人呢?等花錢花到審計署批評,社會輿論不滿時,屆時再出手,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老子說:「為無為,則無不為。」

2010-09-20

早前小學面對的殺校問題,現在終於輪到中學了。這其實是香港社會生育不足的必然結果,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縱有小班教學,也解決不了「無學生可教」的根本性問題。 根據統計,香港的女性平均一生只生0.97個孩子。由於男性不會生孩子,加上有一定的夭折率,因此,女性平均要生2.1個孩子,社會的人口才能取得基本平衡;如果只生0.97個,那就等同每一代人口會少一半以上。這樣發展下去,教育界無可避免要面對殺校問題。 中國民間古訓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是中華民族賴以延續的祖先智慧,可惜我們的社會受到西方個人主義的蠱惑,已把祖先的智慧遺忘了。 按照西方的理念,身體是屬於自己的,個人有權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包括是否生孩子。但實際上,我們的身體並非由自己的意念製造出來的。我們光是有了身體,然後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意念。按存在主義的說法,是存在先於意識。 然而,我們的身體是哪裏來的呢?中國人的說法是:「身體髮膚,受諸父母。」這種說法,有堅實的客觀基礎,並非只是似是而非的理念。我們的生命皆源自父母各自一個生殖細胞的結合,再在母親肚裏十月懷胎,經過艱苦痛楚的妊娠,才能來到這個世上。出生後,我們還得經過十多二十年父母的照顧與養育,才能獨立生活。因此,說我們的身體是受諸父母,是不容否認的。 我不是說,父母可以任意主宰我們的身體,但我們應該感恩圖報。我們欠父母那麼多,我們當然應該孝順父母。父母生我們出來,並非純粹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家族的延續。 這是所有生物一出生就得肩負的歷史使命。我們受諸父母的身體,亦不應逃避這個使命。因此,中國人認為,孝順父母的最高體驗,就是延續父母的基因。 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為了把個人從封建制度裏解放出來,故不得不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但人始終是社會動物,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們仍得對個體的自由作一定的遏抑。此之所以,社會需要人人都得尊崇道德規範。中國人長久以來,就是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去遏抑個人不願生育的自由。 若果純是為個人着想,很多人都可能不願意為了生孩子而承擔這麼多的金錢負擔,與精神勞累。只有當孝道成了至高無上的道德規範後,人才會接受個人身體從出生的一天開始,就肩負了祖先給我們的使命,這個身體已非百分之一百由己的。 然而,近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已不再重視孝道,甚至把它視作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舊禮教。我們既然鼓吹人對自己的身體有百分之一百的自主權,那又怎可以要求下一代再生孩子呢?教育界在爭取小班教學的同時,是否還應檢討一下我們的德育內容呢?

2010-09-17

綜援戶追索免租利益一案的判決,引起社會對綜援問題的激烈討論,但意見分歧很大。 有些人覺得,能夠讓無法自力謀生的人有溫飽的生活已夠;但亦有人覺得,應讓他們有體面地生活,平時也有機會參與文娛活動,並有餘錢積蓄,生活上有點安全感。最好不要讓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領綜援生活的人,以免被人標籤化,因而受到歧視。 我不反對,當社會的經濟環境豐裕的時候,讓弱勢社群也可以活得體面一些。但究竟可以活得多體面,則視乎社會整體的負擔能力,以及對社會有貢獻者的集體意願。 如果今天香港不是進入了金融經濟的發展階段,根本負擔不起現時的綜援水平。社福界的前衛分子經常批評金融界巧取豪奪,但現實是沒有他們在經濟上的貢獻,社會不可能負擔得起現有的綜援水平。如果香港仍停留在輕工業生產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水平,普通人就只能過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弱勢社會就只能自生自滅。這種情況在第三世界仍十分普遍,並非出現多幾個人權活動家,或訂立多幾條保障弱勢社群的法例,就可以解決問題。 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得快,所以社會福利的水平也改善得快。但現時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已差不多接近世界的頂峯,增長的速度自然減慢。不過,香港的情況已比很多地方好;在金融海嘯後,不少先進國家,也不得不因財政困難而削減弱勢社群的福利水平。連法國這樣重視人權的國家,也狠到要把吉卜賽人遞解出境。 香港在金融海嘯後所受到的衝擊,雖不如歐美國家,但經濟亦衰退過一段時間,而政府的紓解民困措施亦是在那個時候推出的。當時社會考慮要幫助的是普羅市民,而不是要領綜援的弱勢社群。綜援戶能在社會的整體負擔能力下降的時候,保得住原有的福利水平已屬不錯了;在這種時候要求增加福利,勢必引起民意反彈,並非高明的策略。 公屋的綜援戶,今次雖然享受不到免租的好處,但政府並非完全沒有照顧他們,亦試過向他們派發「雙糧」,這些是其他市民享受不到的。再者,其他公屋租戶只是獲寬免了幾個月的租金,而綜援戶卻是個個月都不用交租。此亦導致有些市民覺得要求把免租福利折現的綜援戶有點過分。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社會上的人可分成兩類︰一類是貢獻者,一類是依靠者。依靠社會福利生活的人能過甚麼水平的生活,得看貢獻者能有多大的生產力,以及要看貢獻者的同情心有多強烈。前者是客觀能力,後者是主觀意願。香港的貢獻者能力不差,只是意願不足。但這只能慢慢引導,不能急急施壓,否則他們一旦怠工,那就連客觀能力也會不足。此之所以,社會始終為貢獻者所主導。

2010-09-16

高院法官判不斷上訴的一名公屋綜援戶得直,令她可以在本身已不用交租與交差餉的情況下,仍可享受過去幾年政府免收公屋租金與差餉的利益。即是說,判公屋的綜援戶,有權要求把這筆寬免的租金與差餉折現,變成額外的現金收入。 這項判決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原因是法官對社會政策的理解,與社會上很多人的理解出現了差異,即使是平時樂於為民請命的學者與社福界人士,也對高院的判決提出了異議。他們擔心,此舉會造成雙重福利,浪費社會資源,同時還可能造成社會分化,令人覺得綜援家庭「貪得無厭」。 我則覺得法官的判決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綜援家庭,作為社會上最需要受助的一群,沒有理由在政府推行紓解民困措施時,沒有機會獲益。沒有理由只讓「交租戶」的生活因租金被寬免而得到改善,但「免租戶」卻被排除在這項福利政策之外。 再者,「免租戶」之所以變成「免租戶」﹐全因綜援金發放的模式所造成。早前,政府是把綜援金一筆過發給綜援戶,讓他們自行去交租的。後來因為有部分綜援戶把政府撥給他們的交租的錢也花光了,變成了長期不交公屋的租金,政府才先在綜援金中把租金扣下,直接交給房委會。如果在未有這個安排之前,公屋行寬免租金政策,綜援戶是一樣可以有得益的。這種前後的差異,是造成綜援戶覺得社會政策對他們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然而,這些都不是甚麼新意見,在立法會通過涉及公屋免租的財政預算時,早已討論過。之後,當房委會研究這項政策如何落實時,就討論得更加深入。當時,的確有委員提出,應讓公屋綜援戶也成為這項政策的受益者;只是經過正反意見的交鋒,房委會最終決定不用交租的綜援戶,不能享受這項免租的優惠。 房委會是法定的處理公屋租務機構,在房委會作出決定後,法庭就不應為房委會的決定另作解釋。要知道法庭只是司法機構,不是立法機構。法庭只應按立法時的原意去判案,而不是代社會制定社會政策。法官如果覺得某些立法已不符合民情的話,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但在法律未修訂之前,他仍有責任按原有法例作判決。今次法官的做法,分明過了火位。 所謂「紓解民困」,其實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大題目,它要靠很多具體的政策去加以落實。寬免公屋租金只是眾多具體政策之一,不能單獨去完成「紓解民困」的責任。法官不宜在落實個別具體政策時,要求大概念得到百分之一百的體現。 如果法庭可以把這條大概念任意延展的話,那些住在私人樓宇,由業主包差餉的租客,也應得到免差餉的好處;沒有交稅的人也應得到退稅的好處。這樣豈不是天下大亂?

2010-09-15

中國漁船在釣魚台附近與日本巡邏船相撞,中國漁船被日方扣留,日方欲把船長起訴,以示日本在釣魚台海域有司法權。中國外交部為此多次召見日本大使,向日作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放人。 中國民間對此非常憤怒,香港的傳媒亦紛紛要求中國政府,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以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然而,在很多保釣分子看來,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立場仍未夠強硬,連保釣分子租船去釣魚台宣示主權也橫加阻撓。 很明顯,在現階段,中國政府仍不想把釣魚台的矛盾激化。因為這不是民族立場夠不夠堅定的問題,而是軍事力量夠不夠致勝的問題。如果衝突擴大,而中國沒有必勝的把握,那就不應任由民間個別人士的衝動,而陷整個國家民族於危殆的境況。 不難設想,當保釣分子的漁船航近釣魚台的海域時,必會被日本巡邏艦艇攔截;所謂宣示主權,反變成別人宣示主權成功,自己宣示主權失敗,除非中國派遣艦隊護航。 然而,中國派海軍出征之前,不可能不考慮可能出現的後果。孫子兵法有云:「將不可怒而興師。」人在發怒的心理狀態下,很容易失去對客觀形勢的評估能力。如果中國如某些傳媒所鼓吹的那樣,不怕與日方對峙,派艦艇巡防釣魚台,以展示保衛領土的決心,那就必須作好開火的準備。不打算動武的,派艦艇巡邏幹甚麼?萬一日方不肯退讓,我們總不能不預先計劃好對策。 香港的傳媒在推動中國政府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時,可有清楚考慮過之後的對策?中國人民,除了部分憤青,可真有與日開戰的心理準備?現時是最恰當的開戰時機嗎?屆時香港又如何自處?這些都不是一時意氣就可以不管的問題! 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定是慎戰的,不會因為一時的尊嚴受損,就怒而興師。中國不應在時機未成熟時,就去打無把握的戰爭。 中國現在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個日本,還有背後撐腰的美國。美國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是有戒心的,故樂於以日制華。美國政府最近已明確表示: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是涵蓋釣魚台的。可以預期,中日若在釣魚台海域發生衝突,美國一定會支持日方。 以中國今日的海空軍力,仍不足與美日聯軍抗衡;硬碰只會吃敗仗,令釣魚台被佔成為事實;不如先口頭抗議,保留權利,待實力強大後,才與美日算帳。 在領土問題上,訴諸歷史是沒有用的,唯一可以起作用的是實力。有實力時,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現在實力不足,就不應寄望「戰而後求勝」,因此必須採取較為審慎的策略。

2010-09-14

平機會為不願穿裙的女教師出頭,終於迫使校方道歉。相信自今次事件後,校方已不敢對教師在服飾上有較多的要求,教師在衣著上將有更多的選擇權。 與一位當校長的朋友談起此事,他卻有點憂慮。他的學校早已容許女教師著褲,但他對教師的衣著仍有一定的要求。他擔心有些教師會受事件影響,群起與校方對抗,令校方難為。 他說,那位女教師曾向傳媒表示:「在這個年代,仍剝奪衣著選擇權,十分荒謬。」但他卻認為,於教師來說,這種衣著自主權並非完全不受限制的。家長期望教師穿得端莊得體,校方對教師亦不能沒有要求。 他認為,判斷教師應怎樣穿才算端莊的權力,應留在校長手裏,否則每個教師都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只會弄到天下大亂。女教師可以著褲,那男教師是否可以著裙?是否可以戴耳環?這是端莊的觀念問題,與男女平等沒有多大的關係。 他拿空姐與教師作比較。空姐的服飾只是為了滿足乘客的視覺需要,但教師的服飾應該作為學生的榜樣。照道理,社會對教師應比空姐有更高的要求才是;那為甚麼航空公司可以要求空姐著裙(大部分空姐的制服都是著裙的)?而學校則不可以呢?商業利益是否比教育更重要? 我發覺,人的意見是會因年齡而改變。如果在年輕時代,我一定支持那位女教師;但現在年紀大了,卻覺得校長的講法不無道理。 我在六十年代末段也當過老師,當時我十分反叛,視一切成規如無物。我任教的學校,物質條件非常差,西斜又沒有冷氣,課室熱得像一個火爐。我忍無可忍,把長褲的褲腳也捲上大腿。有教師看不順眼,把事情告知校長。 校長年事已高,但為人開通,予我解釋機會。我反問校長,為何衫袖可以捲起,褲腳卻不可以?校長說,這不是道理的問題,而是大多數人的觀感問題。他建議我去問多幾個同事,也可以問問家長,看看他們有甚麼反應?我當然不用問也知道答案,以後只好捲起衫袖不捲褲腳,讓大腿接受與手臂不一樣的待遇。 在八十年代初,中原地產的女同事已不斷提出可以著褲不著裙的自主權利。當時在管理層裏仍有不少人主張女營銷人員不宜著褲,但我卻傾向讓顧客去選擇,營銷人員當曉得按顧客的標準來決定自己的衣著,公司大可以「無為而治」。 不過,學校的情況與商業機構不一樣,社會對教師的期望遠比營銷人員高。在這種情況下,校方仍不宜放棄對教師在衣著上的要求,只要校方的要求與時並進,校方是不難贏得家長的支持的。

2010-09-13

據估計,若把最低工資的時薪訂在28元水平,已可以有30萬人得益;但這只是一切其他環境都不變的推算方式,現實世界卻永遠不會這樣。環境是互動的,當環境中的某一個組成部分出現變化的時候,其他組成部分都會跟著變,以至最後結果往往與最初的估計完全不一樣。 把最低工資訂在28元一小時,只能改變某些工種的工資,但不一定可以令所有現時拿時薪28元以下的人都可以獲得加薪,甚至可以累某些人失業。 自由市場競爭激烈,有利可圖的生意都有人搶著加入競爭,結果搶到利潤非常狹窄。市場上總存在著一批徘徊在虧損邊緣的公司。對這批公司而言,他們增加最低工資的能力有限,並非把利潤收縮一下就能過關。不能排除,最低工資通過後,有部分公司會被迫關閉,以至有部分工人,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資,而且還可能因此失業。 有些公司,即使不用倒閉,但也得削減人手。譬如原先在某食肆有五個人負責洗碗碟的,最低工資增加了之後,食肆可能請四個洗碗工人算數,留下來的人只好增加勞動強度;手腳慢一點的,還可能被替換。所以,洗碗碟這個工種的工資雖然加了,但僱用的可能已是另一批人,原有的工友是否能享受到最低工資,仍是未知之數。 有些新創立的,自知條件不太好的公司,在未有最低工資的時候,可能「老弱殘兵」也肯請,但現在既然不容許用低一點的工資請人,那當然揀年輕力壯的,學歷高、經驗足,有些甚至會揀英俊漂亮的。這樣一來,弱勢社群的失業率一定更高。 初出社會工作的年輕人,沒有工作經驗,又不懂人情世故,在受聘的頭一段時間,可能不但幫不了手,甚至會成了其他同事的負累。如果他們願意在「學師」時期收少一點工資,老闆或許願意博一博,希望蝕頭賺尾,現在既然要付最低工資,那就不如找個有經驗的,立即可以入位工作的人算了。因此,可以預期,有了最低工資之後,青年人的失業率只會更高。 當然,以上的景象只會在經濟增長不足,社會上有充足剩餘勞動力的時候才會出現。如果香港的GDP也可以有雙位數字增長的話,那失業問題就不會存在,新畢業的年輕人也不愁找不到工作。 內地近年經濟增長快,所以實質工資往往升得比最低工資快。相反,有些早有最低工資立法、但經濟發展緩慢的地方,工人一樣大量失業,有最低工資也起不了作用。 由此可見,改善生活的不二門徑是促進經濟增長,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只是政客為向選民交代的門面功夫吧了。如果透過立法也可以改善生活,人類早已進入美好新世界,基層不宜對最低工資有過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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