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2010-11-16

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的國力日衰,美元難免在日後還會不斷貶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港元兌換其他貨幣的匯價亦因而被拖累。這種趨勢估計還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將導致港元的購買力不斷被蒸發,香港無可避免會出現輸入性通脹。基層的日常生活質素,會因而受到影響。因此,近日要求政府重新檢討聯繫匯率的呼聲多了。不過,政府仍採取一貫的態度,堅持認為聯繫匯率行之有效,對香港金融制度有重要的穩定作用,政府決不會考慮脫鈎。 然而,現時美元的弱勢已路人皆見,政府的財金官員不可能感受不到。因此,與美元脫鈎的問題,即使他們會上不說,心底裏一定不會沒有想過。只是他們擔心一變就會產生動盪,後果難以評估,為了避免背上黑鑊,他們寧願把問題拖延,留待下任官員去處理。 不過,問題愈是拖下去,將來一定愈難處理。我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放棄與美元掛鈎的構思,市民可以自主選擇,不用一刀切,推行起來亦不會有太多的困難。即使政府不配合,市民也可以自己嘗試。 我的構思很簡單,就是嘗試讓人民幣在香港市面增加流通,逐步成為市民樂於接受及經常使用的貨幣。在開始時先與港幣並行流通,並逐步增加流通比例,至最後變成差不多沒有人用港幣,即聯繫匯率的問題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其實這種情況早已存在,一些旅遊區的商舖,尤其是那些賣珠寶與名錶的,都在門口大字標貼:歡迎用人民幣找數。據說大陸遊客的生意,佔了這些店舖生意的八成以上。這種環境會令不肯收人民幣的店舖在競爭上吃虧,所以不用擔心這個趨勢不會蔓延開去。 店舖肯接受用人民幣購物,除了因為這樣可多做點生意外,更因為人民幣物有所值。美國就經常指人民幣升值不足。因此,人民幣是現時世上最受歡迎的貨幣之一。中國有這麼多的產品,有人民幣不愁買不到東西。因此,收了人民幣要兌換成其他貨幣絕對不會有困難。有些人甚至會把人民幣儲存起來,以等它升值。 中央政府現時已容許香港的企業(不一定要做進出口的),隨意兌換人民幣,儲存人民幣,買人民幣債券,將來還可以買股票,只是不可以隨便調進國內。這等如讓香港建立一個海外市場,海外人民幣將可以自由兌換。這已為人民幣在香港流通建立了一個客觀的基礎。 我相信,很快可能會有店舖公開標榜,以人民幣找數,可獲折扣優待。這樣,有人民幣的人就不會急於兌換港幣。大家的荷包裏都會放些人民幣,以享受用人民幣的優惠。當大家發現用人民幣比用港幣更方便的時候,港幣就可以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這是大勢所趨,政府若不想在這個過程中一點角色也沒扮演過,宜及早立法,讓人民幣與港幣一起成為香港合法流通的貨幣。在殖民地時期,英鎊也曾一度有這樣的地位,沒有理由人民幣不可以。

2010-11-15

施政報告推出了一系列的遏抑樓市措施,但成效未見顯著。現實是人們已愈來愈意識到美元已難逃貶值的宿命,持有與美元掛鈎的港元,只會落得與美元同一樣的命運,於是紛紛轉持實物資產,減持港元,地產於是成了很多人的資金避難所。這種全球性的大環境,小小一個香港政府是改變不了的。因此,尚未置業的港人,不宜期望政府會有甚麼有效的措施,足以令樓價在短期裡明顯下調;以至今天買不起樓的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買得起。望樓價短期裡下跌,可能比望中六合彩更難。 除非政府肯撥一部分土地,限定其發展出來的樓宇,只供本地人首次置業時購買,否則都不易隔絕外來投資因素對本地樓價的扭曲。我這項建議,其實只是要求政府向社會提供一種沒有折扣的居屋吧了,其干預市場的程度比之前的居屋更少,怎會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執行絕不困難,仿照居屋便是了。真不明白政府為何覺得行不通! 現時,社會輿論一味敦促政府加強抑市措施的力度,但大部分建議都沒有新意,不外是要求(i)降低按揭成數,(ii)增加按揭息率,(iii)增加印花稅,(iv)對短期轉讓的物業徵收懲罰性的增值稅等。然而,這些措施都有同一樣的副作用,就是令本來已經置業困難的普通市民,更加買不起樓,可謂是食砒霜蠹老虎。降低按揭成數的直接效果,是要買樓的人得籌集更多的首期,結果是本來有首期買樓的人,也變得買不起樓。對這些人而言,政府不是在幫他們,而是在害他們,他們怎會感激政府? 至於由金管局出面,促使銀行增加按揭利率,更是與全港尚在供樓的小業主為敵、今天的低息環境真是數十年才有一遇。量化寬鬆令銀行水浸,為了把錢借出去,銀行間不得不減息互相競爭。消費者能夠減輕供樓的負擔,等同有更多的資金作其他消費,既可以改善生活,又可以活躍經濟。現政府強要銀行加息,豈不是破壞了市民的美事? 徵收懲罰性的短期轉讓稅,只能減少炒家的利潤,不足完全阻嚇炒家入市,嚴懲炒家或許可以舒緩一下沒有機會靠炒樓獲利的小市民的怨氣,但亦可能導致短綫炒家變成長線投資者,紛紛押後持盤時間,令市場的賣盤更少,使樓價升得更急。 以上措施,如果加倍力度的話,或許有一定的降溫作用,但這種表面上的降溫,正正是政府阻人,而非助人買樓的結果,怎會替想置業的市民帶來好處?或許,政府覺得在樓市過度熾熱的時候阻人買樓,可助市民逃過泡沫爆破的劫數;但對於將來,政府也沒有準確的預測能力;難保現時買樓可能是量化寬鬆政策下的一種正確的選擇,政府的抑市措施反而破壞了市民自我保護的能力。究竟哪項選擇最正確,在事實揭曉之前,只有天曉得;政府何需越俎代庖?

2010-11-12

紅隧塞車嚴重,市民議論紛紛。我在電台的烽煙節目中聽到不少建議,大多數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沒有考慮是否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塞車的害處是造成時間上的損失,須先找到淤塞點,再安排疏導的途徑,才能真正減少在路上浪費的時間。然而,現時提出的建議,大部分都只關注如何可以少付點隧道費,而非少花點時間。 三條過海隧道,興建的日子與擁有的機構各異,所以收費各不一樣。現時大家都以為紅隧塞車的原因是西隧與東隧收得太貴,只要政府購回西隧與東隧,然後減價,那就可以吸引一部分車輛轉行西隧與東隧,紅隧就不用塞得這麼厲害了。 我很懷疑,作出這樣建議的人,究竟是想少付點隧道費,不是真的想解決塞車問題。他們之中,有些本身就是職業司機,對路面情況應該比政府請來的外國專家還要了解。我住九龍中,返工主要行紅隧,曾因為太塞車而試行西隧與東隧,結果是錢多花了之後,所花的時間卻沒有減少。因為,行西隧只是入隧道前暢通,但一出隧道就已經塞車,一直塞到金鐘,其嚴重的程度,絕不亞於紅隧的港島出口。我的寫字樓在中環,行西隧於花費的時間而言,對我一點也沒有好處。 我亦試過轉行東隧,則未入隧道已塞車,只有塞得沒有紅隧那麼嚴重吧了。但出隧道之後,除非繼續東行,否則未到北角已塞車,一塞就塞到上環,時間一樣省不了,但車程卻長了很多。最後,我還是選擇行紅隧,主要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省時。 由此可見,問題根本不是隧道塞車,而是港島北在上班時間塞車。唯一可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擴闊東區走廊,並把它延長至西環,成為港島北的外環線。所有跨區的汽車都行外環線,原先的道路系統,只供非進入本區不可的車輛使用。可惜,這個方案必遭環保人士反對。然而,這麼多的車塞在路上噴廢氣又環保嗎?兩害取其輕,我還是傾向在港島北沿海,興建一條不干擾原有道路系統的環迴高速公路。 短暫而言,與其叫政府花公帑去收購東隧與西隧,不如叫政府免收紅隧過海費算了。西隧與東隧是屬於私人機構的,政府想買,人家也有權不賣。但紅隧是屬於政府的。政府完全有自主權。政府可以這樣說:過海塞車,政府一時解決不了,為了謝罪,所以免收紅隧過海費。 其結果將會這樣:有部分原來行西隧與東隧的車輛貪免費改行紅隧,紅隧將更加塞車。但紅隧沒有收錢,免費就無得埋怨。另一方面,東隧與西隧的車少了之後,行車就可以更為暢順;有急事的人就可以花多一些錢去解決時間緊逼的問題,不趕時間的人,則有免費隧道可供選擇;可謂各適其適,皆大歡喜。

2010-11-11

大家樂事件,顯示香港商人對香港的政治環境敏感度不足,行事之前沒有考慮到民意會反彈,以至不得不收回原先的設想,除了換來商譽大損之外,一無所得。 近年香港的經濟發展,主要靠金融業帶動;與金融業相關的專業服務也是得益者,從業員的工資升幅遠勝其他行業。但香港並非人人適宜從事金融業,專業知識不足的,只好在低技能的服務行業中「頂爛市」,近年工資水平不加反減,成了經濟轉型的受害者。 這種情況不但令低技能服務行業的從業員甚有怨言,連市民大眾也為他們抱打不平。最低工資的立法就是在這種民情下獲得通過的;其精神就是要讓基層也可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飲食業正是僱用低技能工人較多的行業之一。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洗碗女工月入只有四五千元,有些國際連鎖快餐店的員工,時薪連二十元也不足。在市民心目中,飲食業是無良僱主集中地,對待員工實在太刻薄。 面對社會的批評,飲食業通常以租金太高、食物材料價格上升、以及利潤微薄為由作解釋,希望市民明白,這個行業工資低是迫不得已的。但大家樂是上市公司,帳目公開;市民看到大家樂近年利潤可觀,去年盈利超過5億元,怎肯接受連他們也有需要刻薄員工;這是造成民意反彈的主要原因。 然而,大家樂的管理層卻無視民間的情緒,一味只曉得維護股東的利益,竟想透過把用膳時間從工作時間中剔除的方法減少對最低工資的承擔。這正好與市民支持最低工資的初衷相違背。市民因而覺得大家樂在「耍花招」,目的就是想逃避付予員工該得的報酬。 如果大家樂一早擺明車馬反對最低工資,市民的反彈可能沒有這樣強烈。但陳裕光先生身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之前又表態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市民於是對大家樂這種言行不一的舉止尤為不滿。 大家樂事件正好提醒商界,社會的價值觀正在轉變。已有愈來愈多的人意識到,公司的盈利不是單靠股東的投資創造出來的,工作人員的努力才是公司增值的主要動力。因此,勞動者亦應該有權分享勞動的果實。公司的管理層,如果不能在思維上把員工也視作持份者(Stake holders),並讓他們分享公司增值的成果,公司將勢難平穩地營運下去。 大家樂的經營者,心中只有股權擁有者(Share holders)的利益,只希望令公司的盈利不至因最低工資而受損失,因而忽略了最低工資的推行目的,是要改善基層員工的待遇,結果走上了與民意為敵的道路。這種對環境的錯誤判斷,最終連公司的商譽也成了陪葬品,股東的利益因而大大受損。其他經營者要引以為鑑。

2010-11-10

由於最低工資快將落實,大家樂飲食集團發覺,原來把員工的用膳時間也計入工作時間之中,將來公司需要加薪的幅度會大過那些用膳時間不當工作時間的競爭對手。 這將令公司在與行家競爭時,背負更高的成本,處境非常不利。於是公司的管理層決定及早改制,以增加時薪的方式,去換取員工同意用膳時間不計薪。這樣,當需要行最低工資時,公司的負擔就可以少一些。 從僱主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面對最低工資立法的正常反應,相信還有不少僱主都在動這類腦筋。不過,從大部分身為打工仔一族的小市民來看,大家樂的行為就是逃避社會責任;這樣刻薄員工,實在無良。市民於是在工會的號召下,群起而攻之,威脅以後會罷食大家樂。 在社會的壓力下,大家樂終於低頭,不但放棄改制,而且承諾明年首季內加薪至最低工資水平,經此一役,大家樂元氣大傷,而工會則勝了漂亮一仗。現時工會正部署新攻勢,希望把戰果擴大至其他公司。有商會人士驚覺,香港的營商環境已改變;僱傭關係已不能單靠雙方的私下協議,而是滲入了政治勢力的較量。 然而,事件並沒有促使香港的商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是打算更加迴避。大家樂主席陳裕光就表示,今次事件可能與他身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有關;他決心以後都不會再擔當公職。 由此來看,陳先生最初擔任此公職,並無意在委員會內為商界爭取權益,而只是視作一種自己的形象工程,所以一受挫折就打退堂鼓。其實飲食業面對最低工資立法,所受的衝擊很大,極需要有行業的代表,為他們反映情況,爭取在立法時,可以照顧到不同營運水平公司的實際情況。否則,害苦或者害死了經營者,對打工的一樣沒有好處。 一般市民會以為,既然有了最低工資,最緊要是細則訂得清楚,以免奸商走法律罅。但最低工資的缺點,就是過度劃一化,無視經營者的實力與背景各有不同,劃一要求只會促使部分公司被擠出市場,而「老弱殘兵」亦會因而更難有工作機會。 其實,飲食業用膳時間不計薪的情況普遍存在,工會是否打算要求所有的食肆都這樣做?如果沒有這個要求,為何單要求大家樂?即使是現在,工會似乎也未有對用膳時間的長短訂出標準;大家樂是45分鐘,比一般文員少,但比一般飲食業都長,將來應該怎樣? 此外,現時飲食業大部分都有「落場時間」(午膳與晚飯之間有段時間沒有客人,有些食肆甚至會暫停營業)。這段時間長達三、四個鐘頭,但不足予工人另找兼職;如果這段時間也要計最低工資,很多家庭式生意可能承擔不起。因此,飲食業宜找一個有政治智慧的人,向社會解釋自己的實際處境,以免在這場政治遊戲中完全沒有發言人。

2010-11-09

美國欠債愈來愈多,卻無意做多點功夫,少歎點世界,努力儲蓄去還債,而是東借西借,靠別人的辛勤勞動去維持自己既有的生活水平。現在別國已不想借太多給美國了,但美國卻連提高利息去吸引別國借錢也不願意去做,竟然自己左手借右手,由聯儲局出面用虛錢繼續借錢給美國人花費,而其他借錢給美國的人,則冒了高風險也收不到高利息,實在沒有道理。 美國亂印鈔票,導致全球貨幣泡沫;人們預期一旦泡沫爆破,持現金者可能一無所有;於是紛紛轉持實質資產,如買黃金、買物業、買名畫、買古董,以及買有品牌與有競爭力的公司的股份;希望這些資產的價格會在貨幣貶值的時候上升。當愈來愈多人這樣做的時候,資產價格就升得愈快。 因此,當貨幣泡沫膨脹的時候,持資產的人會得益,持現金的人就吃虧,有能力去借錢去持有資產的人就更著數。然而,窮人沒有資產,只有勞力。資產升值永遠沒有他們份,而勞力則必須在當天出售,不可留待明天賣。但資產不但可以留待以後的日子才賣,而且有機會可以賣貴些。因此,只能賣勞力而沒有資產的人,在貨幣泡沫下,必然最為吃虧,他們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窮人每天看到的新聞,是股市又升了多少點,某某炒家在三兩個月之內因樓宇轉讓又賺了多少錢。他們沒法理解:這些投資者究竟為社會做了些甚麼有益的工作,值得他們賺這麼多錢?為甚麼不做實際工作的人,生活可以過得要比辛勤勞動的人還要好?這叫他們怎能不仇富。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矛盾勢將激發,甚至會造成大規模的社會衝突。為此,特區政府必須重估形勢,立即訂出適當措施去防止情況惡化。 本來,特區政府最應該做的是斬斷與美元的聯繫匯率,以免香港不斷給美國抽水。但政府已表明不會這樣做,那我們只好放棄治本的方法,改求治標。現時特區政府最需要做的,是舒緩窮人的不滿情緒,避免窮人以為政府總是站在富人一邊,聯手欺負窮人。 因此,與其聯手與富人一起搞關愛基金,不如向富人徵收更多的稅項,重新分配給在這場貨幣泡沫中的受害者。正常營運的生意可以不增加徵稅,因為讓營運者有更多的資金,有助他們擴展業務,製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令勞力市場的工資上升。這樣,窮人才有機會以較好的價錢出售自己的勞力。政府最應該針對的是短期炒賣的利潤,只在一年之內就轉讓的資產,政府都可以徵收比正常稅率更高的利得稅,譬如是純利的30%。這樣既不會妨礙有資產的人自救,但亦可以把那些靠搭順風車所得的利潤與更多的人分享。政府如果肯把這筆額外得來的稅款,成立一個扶貧基金,一定會比現時的關愛基金更獲社會支持,而且不愁有些富豪會拒絕捐錢。

2010-11-08

出於好意的財金官員與經濟學者,近期紛紛勸喻市民,要小心資產泡沫的風險,不要隨便去投機,以免招至承受不起的損失。 無疑,對普通小市民來說,投機絕非致富之道。大部分人雖然都曾在投機市場賺過錢,但最後還是虧損告終的多。所以,勸小市民不要去投機,本應不會錯。 然而,金融海嘯之後,世情出現了急劇的變化,財政出現問題的歐美國家,紛紛採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企圖把自己的危機轉嫁給別國。他們自己債務纍纍,就想透過貨幣貶值,以後不用還得這麼辛苦。香港人素來工作勤奮,有盈餘亦有積累,正是他們以鄰為壑的對象。在這種情勢下,如果仍是一本通書睇到老,勸香港人不要投機,等同叫香港人放棄保護自己,自綁手腳,任由不負責任亂印鈔票的國家宰割。 官員與學者是否弄錯了?逼在我們眉睫的,其實不是資產泡沫,而是貨幣泡沫!人們是發現世上的貨幣太多,遠超人類的實體資產,人們是為了保護自己辛勤努力的積累,才紛紛把過量的貨幣換成稀有的資產。我們不能把這種理性的自保行為也視作是投機,還勸人們不要這樣做。 有學者對我說,QE2的六千億美元,佔全球美元總額的比例有限,怎值得近期資產價格這樣升法?不是乘機炒賣又是甚麼? 其實是,美國的問題絕不是近期才出現的。前後兩次量化寬鬆,所放出來的貨幣不外二萬多億,相對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企業與個人加起來的過百萬億債務,的確有限。但人們擔心的不是新發的二萬億出問題,而是過去所發出的百萬億出問題,這才「大件事」! 過去幾十年(可以從打越戰算起),美國基本上已進入產出少、消耗多的狀態,除了少數幾年外,幾乎年年都有財政赤字與外貿赤字,只能靠印鈔找數。美元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債務貨幣,全球持美元者都可視作是美國的債主。以前大家覺得美國這麼強,應該不會有還債問題,所以大家都相信美元。但現在大家發現,美國不但沒有還債的意圖,還在拼命借多一點,心裡怎不擔憂?為了自保,全世界手上有美元的人都紛紛把手上的美元兌換成其他貨幣或買股票、黃金。從近期各類非美元貨幣與各類資產價格的升法來看,愈來愈多的人正在加入拋棄美元的行列。唯一對美元情有獨鍾的是特區政府,還是死抱著聯繫匯率不放。 特區政府想跟美元陪葬,我們沒有辦法,但我們沒有理由自己也不去關心形勢,及早防範資產泡沫爆破可能帶來的損失。因此,放棄與美元掛鈎的港元,改持實質資產乃理性的選擇。今天遲疑的人,最後還是會為勢所逼,非歸大隊不可。屆時,可以保得住的資產可能跟今天有距離了。因此,我不敢勸人在今天這種情勢下也不要「投機」。面對貨幣戰爭,我不甘心就此投降。

2010-11-05

香港有人仇富,卻不肯認。做人頂天立地,應敢於說出自己的真感受嘛!何必把情感鬱在心裏?香港的確存在著導致仇富的客觀環境,要仇富大可以光明正大地仇,好讓社會知道事態嚴重,及早著手去解決背後的問題。 形成仇富心態的原因,是窮人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窮人眼見富者愈富,自己卻看不到有富起來的機會,心裏自生怨忿。不像早年香港,雖然貧富在生活上的差距比今天更大,但大家卻覺得有得搏,所以不會仇富。當一個人自己也在努力成為富人的時候,不可能培養出憎恨自己將來的情緒。 然而,隨著社會的變化,香港的窮人要致富已遠遠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既有客觀環境的,亦有主觀心態的。 客觀而言,現時行業的競爭環境已與早前很不一樣。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百廢待興,除了個別英資大洋行之外,大家都是剛起步相差不大;正是群雄混戰,未知鹿死誰手,新加入者也不用自慚形穢。大家差距不大,自然會覺得有得追。但現在大部分行業都已有強雄跑出,獨佔半壁江山。新來者面對財雄勢大的競爭者,已不容易招架,很難再冒出頭來。 激烈的競爭,已令經營的成本變得高昂,利潤變得十分微薄,缺乏規模效應的新公司,根本很難立足。加上市場資訊流通,消費者很懂得選擇,沒有品牌的公司,很難得到消費者的眷顧。做街邊小販已沒有條件跟價廉物美,兼有排山倒海廣告攻勢的大企業競爭。 在這種情勢下,屢戰屢敗的創業者,很容易會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高租金與大公司壟斷市場,甚至聯想到官商勾結及政制不合理有關。加上政客與傳媒都喜歡推波助瀾,把社會矛盾激化,以便突顯自己為民請命的存在價值,以至社會對商人普遍都有負面印象,以為無商不奸,愈是富有的,必然是欺負小市民的奸商;於是富商都變成了小市民的仇恨對象。 香港的基層有仇富情緒,除了因為上述的客觀因素外,還因為年輕一代的主觀態度與上一輩有很大的差異。上一輩的香港人,經過戰亂的洗禮,求生意志旺盛,對物質享受的要求較低;只要有點安全感,已可以自得其樂。但新一代香港人,一出生就已有相對豐裕的物質生活,起碼不用挨凍受餓。他們很容易不珍惜手上已有的東西,而當他們發現往後要改善還得付出額外的努力的時候,他們就容易氣餒。他們不願意透過自我提升去改變自己的命運,轉而想改變大環境去提供自己更多的發展空間。誰知這樣做更難有實際成效。於是他們就把矛頭指向既得利益者,指控他們利用財力操控市場,買通官僚進行不公平競爭。這種觀念在香港已愈來愈多人認同。商界應該好好檢討,以免仇商情緒導致階級衝突。 (因版面調動,專欄《澄天霹靂》及《荒島校長的說話》暫停一天,敬希垂注。)

2010-11-04

說香港人仇富,香港的意見領袖未必肯認。因為,這樣說政治不正確。我們不應因一個人所處的經濟境況而決定他是好人還是壞人,然後把感情上的愛與恨都轉嫁到他們身上。中共在解放初期,就是以擁有土地與財富的多寡去決定誰會革命,誰會反革命,又挑動仇富情緒進行階級鬥爭,令很多無辜的人也在群眾情緒失控時受到無情的傷害。香港的上一代,很多都受過盲目仇富的苦難,因此對宣揚仇富的觀念十分抗拒,此之所以有些人在行為上雖然極之仇富,但在口頭上卻怎也不願意承認。然而,如果我們願意客觀地作比較的話,不難察覺香港人確已變得比以前仇富。以前,香港人稱李嘉誠為超人,想子女向超人學習。近年卻凡與超人有關的都反,反對港大醫學院接受李嘉誠捐款及冠名,反對李嘉誠基金會搞 “LOVE IDEA, LOVE HK” ,有NGO甚至誓言不要不義之財。連富人為善也予以抵制,還說不是仇富? 無疑,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不甚公平,以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但這是制度問題,不是個別的富人問題。政客有本事的應設法改變整個制度,而不是拿個別商人開刀,自己則扮正義,撈取政治油水。 其實,商人只不過是一種社會角色吧了。很多商人之所以從商都是身不由己的。他們跟普通人一樣,曾經在人生道路上拼命掙扎,沒有太多的選擇,只是見路行路,在機緣巧合之下,不知不覺地從起商來。我們豈能因為命運之神的安排,而仇恨他們呢? 無疑,商人賺到的錢會比打工的多,但他們要冒的風險與要付出的精力亦比打工的多。超過80%的新生意,都在始創的頭三年裡倒閉,參與者可以因此而傾家蕩產。若果從商也不能發達,誰又會願意去冒這麼大的風險。正因為香港的社會政策相對重商,才能引發埋藏在一般人內心的創業慾望,令香港的經濟比鄰近地區更有動力。 為基層向既得利益者身上爭權益,這類說話講就容易,但要變成人民的實利卻沒有那麼簡單。奧巴馬上任之前,也作過很多好聽的承諾。但結果是美國的失業率依然高踞不下,人民生活得反比之前更苦。所以今次中期選舉,美國選民又轉投相對重商的共和黨。 中國的傳統思想一點也不重視商人;士農工學商,商人排在最尾;所以經濟無法有足夠的動力。改革開放後,容許商人合法「剝削」,人民的生活反比人人平等的時候大有改進。讓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反而可以帶動其他人也富起來。正正因為從商可以致富,有才能的人才願意投入精神時間去開展經濟活動。 商人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仇富的後果往往是令商人失去動力。當社會整體生產出來的財富沒法增加時,無論分配得怎樣公平,最終也分得有限。我不是反對改善社會分配方式,我在自己公司內所嘗試的就極之前衛,我只是覺得,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應訴諸理性,而非訴諸情緒。盲目仇富對香港沒有好處。

2010-11-03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想成立一個關愛基金,目標是由政府與商界各出資五十億元,以支援現時綜援安排未能顧及的人士,個別大地產商立即起來支持,相信要達標並不困難。 我原先對這個構思並不抗拒,由政府與商界拿些錢出來去關愛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有甚麼不好?每次施政報告後都有人說自己未能惠及,這個基金不是正好拿來填補這類漏洞。我在房委會的時候,就接觸過一些老人家,年輕時辛辛苦苦供了層樓,可惜是唐樓沒有電梯,他買的又是高層,現在年老體弱,每日上落都極不方便。他想申請住公屋,但因為已有樓而失去資格。由於他已失去工作能力,所以想申請綜援,但亦因為有樓而沒法申請。這類人關愛基金應可以想辦法施以援手。 然而,社會對關愛基金的反應並不正面。有人竟把政府聯同商界一起做善事也視作是一種官商勾結,動用公帑去為商界塗脂抹粉。更有社福機構指商界出的錢不乾淨,是不義之財,他們不會去申請或參與一起工作。他們認為,商界若要做善事,不如平時少剝削員工,少欺負消費者,不要借關愛基金來「攞彩」。 據說,有些捐了錢的商界,聽到自己這樣被揶揄之後,以後再也不敢參與這類活動,要做善事就自己直接做算了。一與政府合作,就會被反建制派針對。相信今後政府想搞甚麼大型的官商合作活動,一定更加阻力重重,反建制派今次又成功削弱了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 香港人雖不承認有仇富情緒,說他們仇的只是不公義行為,而不是富人本身。這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政治正確的虛偽說法。從商人做善事也常被冷待甚至批評的情況來看,這種仇恨已發展得有點盲目。 一百億元不是一個小數目,用得好,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解決很多具體困難。沒有理由因為一部分錢是來自商界,就斷定它為不義之財。那我們從商界收到的稅,豈不是也是不義之財?以這樣的推理,我們的公營教育與醫療經費,也內含不義之財,是否也應停辦,以免被玷污? 有些NGO擔心,政府一次過敲了商界這麼大筆錢之後,商界可能會削減平時的慈善工作預算,令他們想爭取捐款更加困難。其實,關愛基金的錢將來會如何分配,現時尚未有定案,政府還在聽取意見,可塑性仍相當高,不排除NGO也有機會分到一杯羹,可以利用這筆資金來推廣自己想做的項目。所以,我不贊成從一開始就從本質上否定這個計劃,甚至要求政府把方案撤除。這樣,或許可以舒口烏氣,但對基層不會帶來實質的好處。

2010-11-02

釣魚台撞船事件後未解決期間,中國曾非正式地限制對日本的稀土出口。這個行動雖然對逼使日本及早釋放了被扣押的船長,卻令世界各國擔心中國將利用稀土出口作為外交上的施壓武器,甚至操控了其他國家的需用稀土的產業發展。 其他國家之所以會這麼緊張,是因為稀土(如鑭、鈰、釹等)乃發展環保能源、軍事武器、太空科技以至家電的必需品。這類稀有元素的專有物理與化學特性,暫時都未有代替品。而全球對稀土的需求,絕大部分(97%)靠中國出口供應。若果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很多國家的高科技產業都可能因而大受影響。 為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對中國的限制稀土出口行為表示關注;「提醒」中國,這樣會違背加入WTO的承諾。西方國家在要求中國負起國際責任的同時,還呼籲訂定國際協議,把稀土出口規範化,希望藉此為強逼中國繼續出口稀土提供法律依據。 中國對此的回應是:中國會繼續向世界供應稀土,但亦會因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對稀土的開採、生產與出口作合理的調整。事實上,中國稀土的藏量只佔全球的30%,沒有理由其他國家都惜售,卻把供應的責任完全加在中國身上。 美國與俄羅斯都有稀土礦藏,但他們卻掩蓋自己的藏量,不願意開採自己的稀土,還嫌中國賣得少。過去,人們以為全球九成的稀土藏在中國,但隨著別國的新發現與中國的無節制開採,中國的稀土資源佔全球藏量的比重已大幅下降,跌到只剩全球的三成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釣魚台問題,中國也應重新檢討自己的稀土出口政策。 過去,中國可謂在稀土出口方面缺乏周詳的考慮。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可供出口的產品不多,唯有靠出口稀土去換外匯。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二萬六千億美元。根本不用愁外匯不足,何需把這麼稀有的礦藏急急開採,賤賣給外國。因此,中央已逐步收緊政策,希望整頓生產秩序,保護環境,減少浪費。 然而,中國雖然中央集權,但這種權力多用在政治層面上,在經濟層面,中國政府的管治效率向來不高。改革開放後,很多企業與地方政府都一窩蜂的向錢看,大家都想趁中央的收緊政策落實之前,多挖一點,多賣一點,甚至採用走私的方法去抵制中央的管制。 釣魚台事件,以及美國加強對中國的敵意,已令稀土問題從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地方政府已意識到,中央已不會容忍他們在稀土問題上敷衍失責。可以預期,中國對稀土出口的收緊將會愈來愈成效明顯。世界各國必須攤分稀土出口的責任,不能 97%依賴一個藏量只有三成的國家。

2010-11-01

香港的醫療支出,若以佔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計,比大部分採用醫療保險的先進國家低;而香港能提供的公營醫療服務,無論在覆蓋面或服務質素上,亦不比醫療支出與香港相若的地方差;反映香港的醫療制度應有一定的優越性。真不明白為何政府總想放棄自己的好制度,改用別人的壞制度。 醫療保險制度有本質上的弊端,天生的DNA有缺陷,後天想補救也不容易。無論對受保的消費者還是對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來說,醫療保險都會提供誘因,鼓勵兩者都按保險條款的最大容忍度去盡情花費,以至保險的成本必然會被愈推愈高。 我有參與不同性質機構的管治工作,有些機構有為員工提供醫療保險,有些沒有。有保險的員工,動不動就去看醫生。他們覺得,既然公司已付了保費,有免費服務為甚麼不用?結果,由於索償比承保公司原先估計的多,承保公司隨即要求提高保費。 相反,沒有醫療保險的公司,員工看醫生要自費,他們就傾向小病盡量不睇醫生。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身體自然會發揮出抵抗病菌的功能,一樣可以不藥而愈。其實,人的抵抗力需要經常鍛鍊,才會愈練愈強;經常借助外力,反會退化。香港人怕蝕底,看醫生會嫌醫生給的藥少,所以醫生多多少少都得開些藥給來看醫生的人,藥吃多了,不一定對人有好處。因此,沒有醫療保險的員工,健康狀況不一定比可以免費看醫生的人差。 另一方面,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為了收取更多的服務費,每當有人來尋求服務時,會先了解來者是否有醫療保險,如果已有保險,他們就按受保的範圍,盡量提供更多的服務;可用先進儀器作檢查的,當然確認一下最好;需要聽取專家意見的,當然找來一起會診;一切皆可以打著為病人著想的旗號出發。 負責承保的公司,當然不想醫療服務機構提供不必要的服務,但要挑戰醫生的專業判斷並不容易。於是承保公司也得聘用自己的專家,作抽樣檢查,令成本增加。有時承保公司還會想出自以為聰明的方法,去抑制花費。譬如要確定病情嚴重到某個程度,才可花費超過某個限額,而確認病情嚴重的方法,竟是看是否需要住院。結果,有些不用住院的小手術(如照腸鏡等),為了可以要保險公司償付費用,都被安排住院,令花費反而更多。 以上皆是醫療保險制度可以衍生出來的弊端,要防範並不容易,徒增成本。相比香港現有的公營醫療系統,我們最大的優勢是只計成本,無需盈利;但保險公司與私營醫療機構皆以盈利為目的,市民為此付出的代價必然更大。因此,我不贊成把香港的醫療服務保險化,納稅人將為此而增加負擔。

2010-10-29

昨文已指出:政府正在諮詢的新醫療保險計劃,起步不難,因為社會上本身已有人買了醫療保險,現在政府拿500億元出來為他們補貼保費,又為他們向承保機構集體談判,保障一定比以前更好,個人承擔的保費一定比以前更少;有著數的東西,香港人不會錯過。由於計劃是自願參加的,不認同的人應不會組織起來阻撓計劃的推行。因此,這個計劃將不會如以往的那樣胎死腹中。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所提供的標準醫保範例,收費的確很便宜。0至19歲,每月才收70至170元;20至39歲收130至200元;40至64歲收240至460元;65歲及以上收560至1250元。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保險公司很難會肯承保。但政府並沒有告知市民,真正的保費應該是多少?政府的補貼比例是否以後也會保持?如果政府只是在開始的時候補貼多一些引市民參加計劃,但當中產都參加後,政府就逐步撤銷補貼,那中產以後就得自己背起這個包袱。 醫療保險其實與一般的保險很不一樣。一般的意外保險,其社會功能是大家一起出點錢去幫助出了意外的人;大家之所以肯出錢,是因為意外發生之前,大家並不知道意外會否發生在自己身上。但人會知道自己的健康情況,大體上知道自己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有多大。自以為身體健康的人,見自己多年也不看一次醫生,未必肯參與保險計劃。因為,即使可享30%的無索償折扣,自己付出的70%保費,亦沒有機會用在自己身上,只會用作協助他人。自私的本性令年輕力壯的人不願意參加保險計劃。結果,參加這個保險計劃的人,可能都是患病的高危者;大家參與的目的都在有得索償。在索償的人多,白付保費的人少的情況下,這個計劃怎可以長期維持下去? 一般保險公司提供的醫療計劃,愈年輕的時候參加,保費愈平;老了、病了才來投保,保險公司可以不接受。這樣,保險公司才可以利用你年輕時交的保費,為你老病時提供醫療服務。但政府新提出的計劃,老了也可以參加,只是所付的保費較高吧了,而且設有上限,最多加3倍。在暫不參加沒有太嚴重後果的情況下,年輕人可能不會主動參加。 此外,新計劃又容許已有病的人投保;他們只需先交一年保費,第二年就可發還該年25%的醫療費,第三年的發還比例增至50%,3年之後就可以獲100%償付。我相信,保險公司是不會輕易接受這樣的條款的,政府一定有補貼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一定會要求,可按具體的損失,調整政府需負責的額外保費,令整個計劃的成本變得很昂貴。 這項新計劃是否成功,不能光看開始時是否有人參加,關鍵是計劃實施後,政府能不能控制成本。如果政府需作的補貼愈來愈多,成本比全力提供單一的公共醫療還要大,那納稅人的負擔只會比今天更吃重。

2010-10-28

香港人口老化。原因有兩個:一是出生率低,二是人的壽命不斷延長;以致老人佔總人口的比重愈來愈高,而有生產力去供養老人的年輕人則愈來愈少。從這個角度來看,少生孩子雖可減輕這一代的負擔,卻增加了下一代的負擔。 老人的壽命長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必然同步增加。此之所以,香港公共醫療開支的增長,雖然遠比人口增長快,但市民感受到的服務改善卻並不明顯;原因是來自老人方面的需求增加得更快。 政府眼見現時的制度很快會不勝負荷,曾嘗試引入強制性由個人承擔供款的醫療保險計劃,但受到社會的強烈抗拒。政府在吸取教訓後,把目標降低,不求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亦不要求全民參加,先搞自願性的醫療保險計劃,而且撥出500億元公帑來補貼這項計劃,令吸引力大增。 我認識有些人,本已移民外國,但仍持香港身份證,聽到這個計劃後,亦打聽是否可以參加。可見這500億元的確有吸引力。 香港現時的公共醫療服務雖謂是服務全民的,但社會上總有一部分能力比較好的人,會嫌輪候時間長,寧願選用私家醫生與私家醫院的服務。這批人中,除了小部分是財力足夠的富豪外,其餘大部分亦要靠醫療保險計劃。現在眼見政府既有500億元作補貼,又肯替他們出頭作集體談判,向保險公司爭取更佳條款,當然樂於加入。所以,今次政府推出的自願醫療計劃,不愁沒有參加者。 此外,還有一部分人,雖然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自己本來負擔得起保險,但見公共醫療接近免費,棄之可惜,既然自己有份交稅,為何不好意思用,於是與基層一起去逼。我相信政府肯大手筆撥出500億元的原因,就是要把這批人也引出來,參加新計劃。這樣,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人就可以減少,基層有機會得到更好的服務,而政府亦無需不斷增加這方面的開支。 政府的長遠計劃,是將醫療服務分割成三個板塊:公營醫院主要服務基層;自願性但有政府補貼的保險計劃則用來照顧中產;至於富豪就貴客自理了。這套構思能否成功,還要視乎政府能否克服保險計劃通常都會出現的成本日增,但作為起步,應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 計劃是自願的,不認同的人大可以不參加,公營醫院仍可提供安全網。但有點能力的人,都希望有私家醫院的更貼身服務。如果由政府安排的保險計劃,保費比自己原來的便宜,覆蓋的服務比自己原來的多,又容許攜舊轉新,那又何樂而不為? 香港有不少機構,都有為中高層員工買醫療保險,這批人大部分應會轉去政府的新醫保計劃。因為,公司提供的保險,一離職就失效,而政府的醫保卻是跟個人的。所以,即使要自己貼一些錢,也有人願意。我估計,將來機構招聘員工的時候,都把會補貼多少醫療保費,作為招聘的主要條件,令中產參加醫保成為一種常態。

2010-10-27

樓價上升令關心樓市的人多了。由於我從事地產代理行業已三十多年,所以常被人問:香港的樓價還能升多少?人們希望我的答案可協助他們作出恰當的市場決定。 人們愈是想這樣做,我愈感到有壓力。因為,若是我的答案出錯的話,足以令人損失慘重。屆時,原本以為幫人,反而變了害人。 如果純從主觀意願出發,我希望香港的樓價不要再升了;升下去必會影響社會民生,對大多數人都沒有好處。然而,若要我根據客觀形勢的觀察去作結論的話,我又不得不指出,今次樓市的上升浪會比過往的任何一次都強烈,升幅可能超出大部分人的想像。 可以推動香港樓價上升的因素很多,我這裡只談兩個較為宏觀的,會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一個是源自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力,另一個源自美國的貨幣危機。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起飛,無論是升幅還是其升勢的持續性,都令西方的學者感到吃驚。原因是這次中國所處的,並非一般性經濟循環周期,而是處於一個特大周期。一般的周期為時十五年左右,但這類特大周期為時可以超過一百年。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國勢開始轉弱,從全球生產力最強的國家,逐步淪落成東亞病夫。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又再恢復動力,已高速上升了三十年;如果沒有重大的外來干預,憑中國內在動力,有機會再衝兩個三十年,重新成為世界的一級強國。香港如果能夠恰當地定位,當可受惠於中國經濟的特大周期。 過去香港的地產上升浪,皆是一浪高過一浪,每次新的浪頂都高過上一個浪頂一倍以上。73年恒指千七點時,豪宅才500元一呎;到81年另一個浪頂時,太古城也賣過千元一呎;至97年,太古城也可以賣8,000元一呎。這麼大的升幅,在樓價剛開始上升時,根本沒有人會想像得到。此之所以,當我說,今次的上升浪頂,中原城市指數有機會超過二百點時,一般人一樣很難想像。其實,相對歷史上的上升浪,我的估計已相對保守。連同中國經濟處於一個mega trend一併考慮。真正的浪頂可能遠不只這個水平,問題只在甚麼時候出現吧了。 香港的樓市,除了受中國因素影響外,還受美元危機所影響。美國人欠下數以萬億計的外債,看來全沒有打算還的跡象;唯一的出路是靠貶值賴債。那要貶多少才還得起呢?貶一半可能還不夠,起碼要貶三分之二,才可以還得輕鬆一點。港元與美元掛鈎,港元若跟着貶三分之二,那樓價就得升兩倍。因此,單是美元貶值因素,已足以令未來樓價升個不停。 當然,以上只是一種可能性,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推論出來的。如果前提錯了,結論也會跟着錯。再者,世事每天都在變,新的因素亦有機會變成主導因素,投資者必須不斷重新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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