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華有意選特首,我接觸的商界朋友普遍表示可以接受(有別於一定支持),主要是因為他相對保守,似乎不會大有作為。商界最怕來一個有偉大理想的特首,那商界就得為配合他的鴻圖大計而付出代價──交更多的稅。 特朗普主張大幅減稅,就是因為他認為把錢留在商界手裡,會勝過留在政府手裡。商界有錢,就可以增加投資,就會增加就業機會,就會帶來GDP的增長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其成效會好過由政府徵稅搞福利。 曾俊華任財政司長期間,沒有加薪俸稅,也沒有加利得稅;但一樣年年有盈餘,為特區政府的庫房增加了不少積累,大大增加了香港社會在遇到逆境時的應變能力。 《基本法》107條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曾俊華可謂是《基本法》107條的忠實執行者。 大部分政客都喜歡拿社會的錢去扮好人,派街坊。曾俊華能夠在庫房水浸的時候,仍能夠忍手,顯示他是一個懂得節制的人。沒有一定的理財哲學,很難頂得住花別人的錢去增加自己受歡迎度的引誘。 有人或者會說,曾俊華不是沒有加稅,他加了多項物業轉讓的印花稅,而且稅率超高。不過,加印花稅與理財的需要無關,而是調控房地產市場的需要,財政司只是予以配合罷了。曾俊華或許在這方面做過參謀,但不應是政策的起動者。 地產業行內有不少人有幻想,認為如果由曾俊華取代梁振英做特首,很快就可以有機會調整現時嚴重偏高的印花稅。但我覺得機會甚微,以曾俊華保守的性格,他需要等條件很充分的時候才會行動。這是缺點,也是優點。我寧願政府行動緩慢一些,也不想政府過度輕率,胡作妄為。 社會上對曾俊華的主要微言,是說他是一個守財奴,只懂得積累,卻不懂得把錢用作需要的地方。 其實,曾俊華可謂是歷任財政司之中「派糖」最多的一個。他試過直接派錢,亦試過退稅,免差餉、免公屋租金等,得益者十分廣泛。有人批評,這些都是一次過的,而非經常性的保障,曾俊華似乎缺乏為基層作長遠承擔的勇氣。 曾俊華的解釋是,政府現時的財政收入並非全部都是經常性的,有些是今年有未必代表以後都有,所以不能因為這類收入增加了,就立即增加政府的經常性開支。他不想將來無以為繼,成了社會的包袱。 我基本同意這種保守的處理角度,但現時的政府財政盈餘已愈積愈多,已有八千多九千億港元,等如兩年多的政府開支。這已超過實際的需要,為何不把部分政府以後也不容易用得着的閒資退回給市民?這不會增加政府的經常性負擔,卻一定可以令市民皆大歡喜。
曾俊華已遞辭職信,相信一待中央批准,會立即宣布參與下屆特首選舉,於一眾曾俊華的支持者而言,此舉仍是來得太遲,多少有點失望。 為甚麼要等梁振英宣告放棄爭取連任後才辭職呢?這是否表示,若是中央屬意梁振英連任,那就放棄與梁振英競爭呢? 我並不想香港出現一個專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但亦不想出現一個一切聽從中央安排的特首。前者會搞到香港難有安寧,全民都要付出代價,後者難取得多數市民支持,將來必定施政困難,令中央的對港策略不容易得到貫徹。 市民希望特首的候選人,是基於港人的需要才當仁不讓地出來競爭的,而不是等到當選機會較高時,才願意作進一步的付出的。 出來選特首的人,必須自覺已看到香港的問題所在,並覺得自己心中已有一套治港良方,一定要爭取令這套方案得以落實,無論擺在前面的困難有多大,亦會「雖千萬人,吾往矣。」有這種精神的特首候選人,一定更能贏得香港人的支持。可惜,無論是曾俊華還是林鄭月娥,在應否參選的問題上,都表現得有點不夠堅決。 市面上有流言,說曾俊華今次參選(應很快會公布),事前並未獲得中央的祝福;還把他今次參選形容為衝紅燈。 我不知道這種說法的消息來源,應該不是聽習近平說的吧!那又怎可以確定是中央不想曾俊華參選?所以,曾俊華大可不必理會,一樣全力以赴。 理論上,中央只能說某人不符合參選資格(如還持有外國護照,年齡未達40歲等),但不應在選委會投票前就表示應該選誰,不應該選誰。這會予人中央在干預香港特首選舉的印象,有損中央形象。 我估計,這類流言很有可能是由一些與中央關係密切人士的口中傳出來的。中央應把這類人嚴加處分,而且以後也不宜找這樣的人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因為他們做事太沒有分寸了,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應怎樣定位;找這類人擔當公職對一國兩制有破壞,無建設。 我敢說,今屆選委會建制派在專業人士組別一敗塗地與他們的行為有密切的關係。他們這麼張揚,這麼狐假虎威地企圖影響選舉的結果,已令人們擔心他們自己是否只懂得馬首是瞻,而不懂得以獨立思考的方式做選委?此之所以,建制派的候選人在今次專業界別的選委選舉中,大都落選。這和他們平時太熱衷於政治八卦有一定的關係。 因此,特首的候選人,只要自覺符合參選資格,就不需要事前去打聽中央意向;中央是不會在這個階段亮紅燈的。只要港人認同候選人的政綱與能力,而他又願意服膺就職宣誓的內容,中央是沒有理由不讓他來當特首的。
民主制度並不完美,它並不能保證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政府,一定是一個好政府。民主制度最有效的功能是讓人民有機會修正錯誤,即當人民發覺上次選出來的政府不如意時,有機制可以換掉它。 從這個角色來看,上次中央提出的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方案,基本上已可做到這項功能。只要大多數港人對梁振英不滿,就可以在換屆時不再投票給他。這樣,人民手上起碼可以有否決權。 然而,香港的假民主派卻不惜發動佔中也要力阻人民獲得這項基本權利。如果人民手裏有否決權,香港人就不用患得患失,要擔心梁振英再出來選,還要擔心選委會最終仍是選了他。由此可見,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對香港人是多麼重要,但香港的假民主派卻千方百計也不想人民有這種權利。 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提名委員會有篩選,限制了人民的選擇。我亦覺得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有值得改善的地方,但沒有理由為了這一點就連一人一票也不要。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何嘗不是經民主黨與共和黨各自篩選,然後才供人民投票?而且特朗普還可以在少希拉莉260萬票的情況下一樣當選。可見美國的制度一樣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美國人一定要有了一個完美方案才接受,可能至今仍在爭取民主,而不是在享用民主。 香港的假民主派正是最希望香港永遠處於要爭取民主的階段,這樣他們才有角色扮演──為民請命,爭取「真正的」普選。這是他們最優以為之的強項。若香港有了民主,不用他們在這方面努力了,改為要求他們拿出真正的管治政績時,他們就沒法交得出一份亮麗的成績表,把自己的弱項充分暴露了。這可以解釋,為何這些年來他們都以不夠完美而阻止政改,不讓香港的民主有寸進了。 他們不讓人民有投票權,自己卻千方百計去爭取入選委會,作間選的代理人,目的就是要把操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們自己也承認,今次這麼積極要爭取成為選委,目的就是要扮演關鍵的少數角色,可以起造王作用。 現在他們在選委會有三百多票,佔四分之一強;餘下的八百多票給兩個以上的候選人分,可能就沒有一個人能取得過半數票。這時,他們的三百多票就可以起關鍵作用。誰想當特首,誰就得爭取他們的支持,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 以今屆特首選舉為例,林鄭月娥可能與曾俊華旗鼓相當,那假民主派的選擇就可以操控結果,令他們成為真正的造王者。他們之所以有這麼大的話語權,就是因為他們剝奪了人民的投票權。 這次他們初嘗到政治權力的滋味,無不興奮莫名,以後勢必更熱衷於搞造王權術,而不願意讓人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因為這只會令他們失去造王能力。 他們為了造王,一定會要求三百多票一致行動,不容許成員獨立作判斷,而非接受集體的安排不可。世界上的政治專政其實都是這樣開始的,所以,說他們是假民主派並不為過。
梁振英宣布不再尋求連任後,林鄭月娥終於改變初衷,表示不能不重新考慮,是否應參選特首。 就我所接觸,社會上對此表示歡迎的人不少,但林鄭對梁振英的認同,卻引起有一部分人的擔憂。她究竟是未能掌握民情?還是覺得非這樣不足以贏取中央的信任? 林鄭在回顧她與梁振英的合作時表示:「過去四年多,我同行政長官是最緊密的合作夥伴,行政長官給我非常大的支持。」這或許都是事實,但公開作這樣的表態,卻似乎有悖於民情。 梁振英雖以家庭理由宣布不再尋求連任,但社會上大都認為他是因為缺乏足夠的民望,才令中央覺得需要換一個民望高一點的人來代替他,這樣會對落實中央對特區的政策更有好處。 這顯示,即使是中央也不能不顧香港的民情。在這種情況下,有意競選特首的人應首先設法贏取民意的支持,否則即使令中央放心也沒有用,梁振英要讓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林鄭說,社會對梁振英的評價有時並不公平。老實說,民情的確會有偏見,但在現今的社會,民情即使不公道也得被尊重。美國的選舉人揀特朗普不揀希拉莉,難道不是偏見?但遊戲規則是這樣,希拉莉也得尊重。當多數市民都因梁振英棄選而感到高興的時候,還說上任後會繼續執行梁振英路線,是否會令很多人感到失望?甚至可能因而失去了他們的支持,令將來施政時更加困難。 QE令全球貧富不均的情況日益嚴重,社會上充斥著大量不滿現狀的民眾,他們都把一腔怨氣發洩在當權派身上。希拉莉敗選就因為她上任後會基本上沿用奧巴馬一樣的路線,而特朗普當選,就是因為他會選擇行一條不一樣的路線。這個經驗教訓,林鄭可不要掉以輕心。 香港市民其實亦不滿現狀,因此必須承諾會有不一樣的做法,才能令他們對未來有新的希望。否則,市民會擔心將來仍是原有的既得利益者繼續獲保護,普通老百姓一樣分不到一杯羹。 若果市民普遍有這樣感覺,那下一任特首將很難獲得足夠的認受性。這對落實一國兩制沒有好處,並非中央想看到的景況。 因此,即使明知中央對梁振英還是相對放心,並會支持下屆特首繼續行梁振英一樣的政策,林鄭也沒有必要透過香港的傳媒向中央派「定心丸」。中央需要的不是口頭上的承諾,而是真正理解並掌握好中央的底線。 在公開場合,就應該先考慮廣大民眾的感受,一切該以贏取民眾支持為出發點。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盡量遷就民意,完全不理共和黨的一貫理念。到當選後,他才慢慢向黨內人士解釋。這不會太難做。新的特首候選人應學會如何玩民主遊戲,中央不需要光會效忠的人。這樣的人多着呢!憑甚麼個個都來當特首。
梁振英宣布不再尋求連任後,我接到不少來自記者的電話,要我評估一下這會對樓市有些甚麼影響。 從記者的語氣中,我感覺到,他們似乎都認為這是一項好消息,我應該亦會為此而感到高興,並會作出較為樂觀的評論;但事實上,我卻不是這樣想。 我雖然經常在本欄批評梁振英的房屋政策,但我並不認為香港樓市發展至今天這個田地全是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我也不認為梁振英一離任,甚麼都會好起來。現實是影響樓市的因素很多,很複雜。有歷史的,有當朝的;有國際的,也有本地的;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有民生性的,也有政治性的……。這些因素都不會因梁振英的離任而全部消失,或者問題會因而變得容易解決。 我不相信,梁振英離任後,香港的土地供應就會立即多起來;或輪候公屋的人會因而可以早些上樓;我亦不相信,梁振英離任後,流入香港的資金會從此減少;或高企的樓價可以因而回落至市民可負擔得起的程度。 現實是梁振英在企圖解決這些問題方面都表現得很落力,否則就不會被人指控是「盲搶地」,以及把印花費弄得愈來愈辣了。相反,下一任特首會不會仍然這麼注重房屋問題,都是未知之數。 不過,我得承認,現在行內確有不少人對梁振英快將離任抱有寄望。他們希望,新上任的特首應會願意撤回部分辣招,起碼都會重新檢討一下,並且不會那麼抗拒去作出某些修正。 然而,我們若是能夠跳出行內情緒的制約,不難發現,民間並不怎麼抗拒辣招,有人甚至可能認為,訂得辣一點會更好呢!我不覺得新特首在制訂房屋政策時,可以完全不理會這方面的民意。 如果我們平時有留意一下某些激進派的言論,不難發現梁振英的政策其實已遠比他們溫和。激進派的意見包括:由社會來訂定樓價與租金的標準,不讓發展商與小業主任意加價加租;由政府強制收回發展商手上的土地,由政府自行發展,以保障社會的房屋供應等。如果讓朱凱廸、姚松炎、梁國雄等這類人來制定房屋政策,他們制訂出來的很可能就是這類社會主義傾向的政策,其對市場的破壞性只會比梁振英的那套更嚴重。而現時社會上卻不乏這類意見的支持者,誰能保證新特首不會受這類意見所影響? 現時,有意選特首的人尚未全部出來表態,根本無從估計誰最有可能當選,遑論根據新特首的政綱去分析未來的房屋政策。此之所以,我並不敢太早肯定,梁振英一走,辣招就可以撤銷,令二手市場上的交投很快可以恢復正常,房屋資源可以更快地落入有需要的人手裡。
特朗普為了當總統,不惜討好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遺棄的民眾,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反對全球化的旗手,以爭取這批受害者的選票。 現實是美國乃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如果全球退回本土主義、保護主義,美國將會損失最大,美國人民只會生活得更苦,再也難有夢想。 從經濟層面而言,美國的產品行銷全球,新穎的iPhone,傳統的可口可樂;還有美國的投資銀行,保險公司,I.T.公司‥‥‥等,在全球的商業中心都有分公司;美元更是全球的通用與儲備貨幣。 如果世界走回頭路,不推動全球化,改為各自閉關自守,經濟上受到打擊最大的只會是美國。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美國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都在搞全球化,以保障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利益。 美國與全球不同的國家都有簽署盟約,有些還派有駐軍,美國的艦隊在全球每一個海域巡邏。二戰後每一場在全球各地展開的重大戰爭(韓戰、越戰、塞爾維亞、阿富汗、伊拉克等)都離不開美國的參與。由此可見,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有多大、多重要。 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對此不可能不認識。他的幕僚一定會不斷提醒他。因此,他對全球化之所以會擺出一種不以為然的姿態,是因為他知道,在美國內部的確存在著不少全球化的犧牲者;他們被現有建制遺棄,是特朗普最容易爭取得到的政治籌碼。 全球化令美國很多有技術有品牌的公司可以借助全球的廉價資源,包括土地、原材料及人力等,令自己的產品更容易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然而這種做法卻令很多美國人失去了工作,不只基層如是,中產亦如是。 特朗普現在要做的,就是要先讓這批人有工做,有職升。那就只好對外國輸美的產品收重稅,對那些肯把部分工種移回美國的公司提供稅務優惠。此外,還可以限制美國的技術出口,限制美國的大學向海外學生傳授美國掌握的先進知識,以減低其他國家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如果這樣還不夠,美國還可以用軍事力量去打開弱國的市場;用政治力量去控制當地的政府,要當地的商人只跟美國及美國的盟友做生意,不與美國的競爭對手做生意。那美國就可以步步進逼,拉開與競爭對手之間的距離,令競爭對手逐漸失去對美國的威脅能力。 特朗普不可能會反對全球化,他反對的只是現時相對平等的遊戲規則。他擔心若然繼續以現時的遊戲規則進行競爭的話,美國有可能會輸,所以一定要趁美國還有一定的軍事與科技上的優勢,不再理會甚麼之前宣揚的政治正確與普世價值,強行以實力地位去壓倒對手。 香港是對外開放的經濟體系,十分依賴全球公平開放的大環境。然而,這種大環境正在改變,香港人看來未必一定可以適應。一場經濟上的生態大災難正在醞釀。
政府推行新辣招之後,市場的交投少了近半,但樓價卻高據不下。原因是辣招在阻撓買家入市的同時,亦打擊了業主放盤的意欲。結果需求與供應同時減少,對價格的影響只是中性。 我相信,未來影響樓價較多的將是利率與人民幣匯率,辣招的作用已在市場充分發揮,未來不會起新的作用。 特朗普當選後,市場估計,他會在減稅的同時,大事展開基建──起機場、建公路、修橋樑等。然而,美國的庫房早已空虛,所以不得不進一步大量舉債,那就需要增加利率去吸引資金。 此外,進行基建就得聘用本地工人,帶動工資上升,推高通脹,令聯儲局亦需要加息去遏抑通脹。因此,不難預期,今後美息還會進一步上升。 由於現時港元的匯率仍偏強,因此在美國加息的初期,港息不一定立即跟貼。我估計美國要加息兩至三次後,港息才會開始跟進。不過,若然美息持續向上提升,港息不可能長期無動於衷。即使利率不至於升至存款收息比買樓收租更吸引的水平,亦足以令人們對收租回報率有更高期望。如果租金沒法跟隨利率同步上升,而人們又期望有更高的租金回報率的話,那唯有降低樓價去令回報率上升。因此,利率上升得比政府辣招有更強的遏抑樓價作用。希望在利率的升勢確定之後,政府會考慮減辣,令市場可正常運作。 另一個在未來會影響樓價的因素是人民幣匯率。因為,現時令樓價可高據不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不斷有買家從內地蜂擁而入。這些買家入市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買樓自住,而是要找個藉口把人民幣換成港元資產。他們是基於恐懼,多於因為貪婪。他們除了擔心人民幣會貶值外,更擔心人民幣將來會無法調出國外。否則怎會有人願意付了30%樓價的買家印花稅外,還願意為賣家交10%樓價的特別印花稅(因上手持貨的時間不足三年)。 然而,我覺得大陸人對人民幣貶值的恐懼並不理性。原因是人民幣其實並不弱,它只是沒有美元升得那麼快吧。人民幣兌世上其他的主要貨幣,包括歐元、日圓、英鎊、澳元……等,其實都是升值。其他幣值貶得更多的國家,其國民都沒有這麼大的恐懼,相信中國人經過這一輪的盲目走資後,應該會逐步冷靜下來。 再者,特朗普顯然並不樂於看見人民幣貶值,這會令美國的產品顯得更昂貴,而中國的產品反會因此而變得更便宜。因此,今後特朗普一定會想辦法令人民幣升值。屆時,中國資金來港買樓的迫切性就會下降,樓價能否長期維持在高價就成疑問。所以,香港的樓市在下階段應該是易跌難升,投資者入市宜謹慎為重。
首先聲明,本欄不斷指出一些人類的劣根性與陰暗面,並不代表我對它們的認同,而是要讓讀者識破某些漂亮的謊言,並懂得去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們要建立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必須建基於對客觀世界有一個真實的認識,不是建基於虛假的幻象。 此之所以,我才會指出:上天並沒有賦予我們不用努力也可獲得的權利,歷史上人類都在互相殘殺,企圖霸佔更多的資源。今天我更要指出,人類不但會排斥非我族類,即使對有血緣關係的同胞,也從來不放棄加以奴役。而奴役的手法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無與倫比。 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一直都在研究,智人是怎樣把自己的堂兄弟尼安德塔人,清洗到一個不剩的呢? 尼安德塔人比智人更早離開非洲的發源地去中東與歐洲生活。他們的體格比智人魁梧,腦容量也比智人大,且大家都已懂得用火與簡單的石器。智人不見得有甚麼特別優勝的地方,那智人是憑甚麼去對尼安德塔人作種族清洗的呢? 考古學家發現,尼安德塔人的遺址都不大,聚居在一起的大約只有三數十人,從不過半百。但智人聚居在一起的人數卻經常過百,甚至有幾百人。因此,估計智人是靠人多欺負人少的方法,去消滅尼安德塔人的。 要聚合更多的人一起生活,就不能單靠血緣上的家庭關係,還要靠更複雜的社會關係,以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種種矛盾。因此,考古學家認為,智人當時已有一定的社會建制,包括已經懂得借用宗教式的神秘力量。 考古學家在法國西南部發現一個洞穴,內裡很大,穴道卻十分狹窄,高不及兩呎,要進入洞穴的人必須匍匐在地,把自己擠進去。要爬行幾近一個小時才能進入洞穴開揚的地方。考古學家在洞穴的石壁上看到很多壁畫,畫有不同的動物與牠們生活的環境。考古學家覺得不可思議,當時的物質條件那麼差,人為甚麼這麼辛苦也要進入巖洞畫壁畫呢? 此外,考古學家又在洞穴內發現小孩子的手印。考古學家不明白,父母為甚麼要帶幼孩進入這麼難去的洞穴呢?不怕中途卡塞住麼?想必有些足以影響孩子一生幸福的宗教儀式在洞穴內進行,才促使父母不惜冒著子女的生命危險,也要帶子女爬進這麼深的洞穴。我年輕時爬過狹窄的地洞,深知要克服這種恐懼並不容易。 是甚麼力量令人會這樣做—不計回報去巖洞畫畫?強行要自己的子女冒險去爬狹窄的穴道?莫非是價值信仰與社會共識?紅衛兵因為相信毛澤東思想,於是去鬥父母、鬥老師。邪教教主可以令教徒相信末日快將到來,於是集體自殺。當然,追求藝術上的完美不應視之為邪惡,但人在追求抽象的意景時,很容易走火入魔亦是事實。在某個程度來說,文化藝術亦是人類社會建制的一個組成部分。藝術在提升族群的生存能力的同時,往往亦可以對人類的思想與行為有莫大的影響力,有時甚至可以令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智人在這方面的能力比尼安德塔人強,令智人最終可以在競爭中勝出。
民主政制的基礎是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否則縱有民主的形式,亦難達預期的效果。因為,若果社會上大部分人都個人質素不足,選出來的只會是一批又一批的愚弄人民的精英分子。特朗普這樣的人也能在美國當選就是一個好例子。 一般人都有一個錯覺,以為隨著教育的普及以及營養條件的改善,個人的普遍質素都在改善;但研究顯示,現代人的質素,在個人層面而言,還遠不及狩獵與採集年代的人。 現代人雖然比狩獵時代的人長壽,但這與個人體質無關,是人類整體的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這些都掌控在由精英掌控的建制手裏。個人只能依靠建制與專家,自己的醫療知識則不如原始人。 原始人能自己找山草藥與礦物質為自己治病,有些甚至會發動內功驅除病毒。現代人甚至連判斷一塊餅乾能不能吃也不曉得,他們只懂得看餅乾的包裝紙上的日期是否過期。紙上說過期,就不敢吃,我不期望分辨能力這樣低的人也懂得投票選總統。 原始人的體格普遍都好過現代人。他們在狩獵的時候要經常跑步、游泳、潛水、爬樹、攀岩、飛躍、拋擲、擔抬、以至鑽進狹窄的地洞等,可謂十項全能,現代人都能嗎?如果隨便找一個原始人與現代人「隻揪」,勝負早已寫在牆上。可見在體質上現代人一定不如原始人。 原始人都懂得觀星測氣象,知道明天甚麼時候潮退,可以去沙灘摸蜆、採鮑魚。他可以預測哪一片果樹會在哪一個時期適宜採集。他亦知道甚麼季節,哪些魚會游近岸邊產卵,哪些動物會熱衷於交配,容易捕捉。他們亦能預知旱季的到來,並知道哪裏會有可靠的水源。他們還知道哪一個山洞裏有熊居住,哪種蛇有毒,以及哪種味道是老虎發出來的。他們都懂得製造自己所需的工具,而不是只懂得付錢去買。 原始人要活下來,不但需要強壯的體魄,還需要極全面的知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生物、化學、物理、社會都得有一定的掌握。他們的知識都是直接從自然中觀察得來的,學知識不是靠老師提供或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二手知識。他們會在生活實踐中不斷運用這些知識,以判斷知識是否有錯。他們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會像現代人那樣迷信權威。他們很清楚,把知識弄錯了是可以致命的。能在古代生存下來的,都是好種。 相反,現在社會分工精細,甚麼也不懂的人也可以在生產線負責一個簡單的工序。有人的工作可能只是看到黃燈亮了,就按黃掣;不轉綠燈就按警號。試想想一個這樣的人能在狩獵時代生存下來嗎?這樣下去,人類的個人質素只會愈來愈差。個別精英將比以前更容易對低質素的人進行操控。尤其是有了互聯網之後,精英們已重新掌握了向群體念咒落降頭的新魔法,精英的地位看來只會愈來愈鞏固。精英治人,庶眾治於人的現象,在人類社會正變得愈來愈嚴重。
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被視為反精英主義的勝利。他能夠勝出,很大的原因是美國民眾對社會現狀感到不滿。覺得現有的建制出了問題,以至經濟增長的得益全落在少數人手裡,普羅大眾不但分不到一杯羹,更成為被剝削和受欺負的對象。以至很多人都把問題歸咎已執政8年的民主黨,以及丈夫做過總統,自己又做過國務卿的希拉莉。而特朗普卻把自己打扮成,勇於挑戰建制並拒絕接受被建制派視為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的反精英主義者。普羅大眾於是誤以為把特朗普推上台後,他們就可當家作主,並在社會上得到更好的對待。 現實是特朗普與他的班子都是社會上的一批精英,他們只是利用社會上的反精英主義情緒,去奪取權力罷了。特朗普自己是一個屢敗屢戰,最終勝出的商人。他若不是精英,又怎能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中勝出並成為億萬富豪?今次協助他當選的團隊,還不是一些前官員、現議員、以及一批在自己領域表現突出的成功人士?他們不是精英是甚麼? 因此,特朗普當選只是由一批新的精英取代了舊一批精英,一樣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難道特朗普會找底特律的失業工人與密西西比州的個體農户來加入自己的管理班子?即使邀請他們,他們也未必會做,他們不難知道自己是做不來。現代國家已發展得愈來愈複雜,不是精英根本沒法調控得好這部儀器的運作。 中國在文革期間,上海工人王洪文與山西農民陳永貴,都當上了國家領導人。他們理應不會連這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不是受到毛澤東的忽悠,才進入興奮過度的狀態,以為自己可以真的領導中國,其實他們只是精英的「扯線公仔」吧了。 香港的某些政客,有些是剛離開學校的黃毛小子,有些是若不做議員要在社會找份收入有議員收入一半的工作也找不到的社會失敗者,他們還不是受人忽悠才以為自己可以擔當領導香港的角色?他們連經營好一間中小企業的能力也未必有,竟以為自己可以管好一個年產值超過兩萬億港元的大都會,不是中了邪是甚麼?但究竟是誰在向他們「落降頭」?則不是人人看得出了。不過「落降頭」的人肯定是精英。 我讀過一些人類學的書籍,發覺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在進行戰爭時,都會請巫師作法,請鬼神附體,以令社會的基層成員失去常性,好替精英去捐軀。其實到了廿一世紀,人類還在玩這一套,只是不再需要滴血施咒,改為講理想談使命罷了,還不是被精英牽著鼻子走! 歷史上,帶領農民起義的往往是出身在地主家庭的讀書人;法國革命的成員中就有不少有貴族背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馬克思與恩格斯,都是來自有產家庭。基層民眾都是用來造就精英成功的炮灰罷了。且看特朗普上台後,真正掌權的是精英或是民眾?
昨文建議中央,把能夠成為特首的要求放寬一些,放手讓一些非自己嫡系的人才來擔當這個職位。這樣才能令港人相信,特首不是中央的代理人,不會只按照中央指令行事,而且還會反映港人的需要。只有這樣,新的特首才有機會獲得較高的民意認受性,在施政的時候,才不致於處處受到反建制派的阻撓。 這樣的人選,最好是來自反建制派陣營,但平時取態相對開放,願意與中央有溝通,而不是那些只會擺出戰鬥格,處處要與中央對著幹的人。 然而,社會上就有一批人,千方百計地想阻止這樣的人出現。他們把願意與中央溝通的人,都說成是向中央跪低的人,是不值得港人信任的人,這實在是不切實際。因為,怎可能叫一個做特首的人,在一國兩制下,不與中央溝通?除非香港人覺得連一國兩制也不打算要了。 有溝通,才能互相了解,才能知道雙方的立場與底綫,才有合作的基礎。所以,香港的傳媒與意見領袖不應一見有泛民中人與北京有交往,就加以圍攻,質疑他們在私下出賣港人利益。 問題不在於這樣的指控是否有證有據的問題,而在於這種取態會引導香港人作錯了政治定位,誤以為那些不顧一切都要與北京對著幹的人,才是值得港人支持與信任的人。港人應該想清楚,把全副精力放在與北京對著幹是否值得?是否真的會有一條更好的出路? 若是真的考慮到港人的實際利益,特首當然應是一個能夠與北京溝通的人,這樣他才能向北京反映港人的想法與需要,才能令中央在制訂國策時予以配合。因此,我不贊成把那些與北京有接觸的人就視作賣港求榮的人。 只有當北京感覺到香港人是願意與北京溝通、協商,而不是與北京展開無休止的鬥爭時,北京才不會太過神經緊張,處處予以防範,把對港的政策愈收愈緊。這樣發展下去,只會造成惡性互動,令一國兩制也無法推行下去。 現實是香港人若想有更多的自主空間,必須先令北京願意放手;而要令北京肯放手,那就先得令北京可以放心。那怎樣才能叫北京肯放心呢?關鍵是香港人怎樣定位。如果我們一定要視北京為我們的鬥爭對象,絕對不願妥協,那只會令北京視香港為一個動亂的源頭,處處都要加強管控,香港又何來更多的高度自治?可見這樣的定位並不恰當。 其實,香港可以參考世上其他國家對北京的定位,他們也不可能完全認同北京的做法,但他們一樣在北京設大使館,一樣與北京有廣泛的合作。他們的定位很簡單:中共現時在中國執政,而且還會繼續執政,這個事實他們不得不予以接受。但香港的反對派叫香港人連這個事實也不想接受,他們真能為香港人爭取到利益嗎?
又到要選特首的日子了,香港人為此感到煩惱的可能比為此抱有盼望的還要多。原因是香港人早已意識到,在現有的政治環境下,不管誰出來做這位置,都不容易做得好,所以不敢有奢望。李嘉誠先生說:特首要為香港人帶來希望。這真是談何容易! 北京對當特首的人有三項基本要求:一是要得到中央的信任,二是要獲得港人的支持,三是有治港的能力。 作為特首,當然應該有治港能力。這一項應該不會有多大爭議。現時的矛盾主要出現在前兩項。 現時以選委會間接選特首的方式,基本上可以保證選出來的特首是一個中央可以信任的人。原因是北京太緊張,擔心會選出一個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所以設計了一套機制,令選委會的成員大部分都在投票時體現北京的意願。這樣選出來的特首,當然就是北京心目中的理想人選,不難獲得中央的信任。 然而,這樣的安排無可避免會引來質疑與指控,以致這樣當選的特首常被反建制派描繪成北京欽點的代理人,只會按照北京的意願來處理香港的事務,而不會照顧港人的需要。結果歷屆特首都未能贏得相當一部分港人的支持,亦因而沒法符合北京提出的三項要求的第二項。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獲得中央信任的人是一樣有條件獲得港人支持的。兩者之間不應是對立的。但現實是反建制派已成功地令相當一部分港人相信,緊跟北京的人一定會犧牲港人的利益。 以現屆特首梁振英為例,很明顯他是得到北京的信任的,但在民間的認受性卻很低,連前民建聯的主席曾鈺成也得附和ABC的說法(Anyone but CY),以示自己並非「梁粉」。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有機會爭取到更多的支持。他應該很清楚,光贏得建制派的支持,大約只能得到全港的四成多一點的支持,仍然未能過半數,不符合要當好特首的要求。 姑勿論獲北京信任的人是否一定不能照顧好港人的利益,但由於民間的成見似乎不會短時間裏改變,那北京若是仍有意建立一個有民意認受的政府的話,唯一的選擇就是在某種程度上遷就一下民意。 我認為比較可行的做法,是不再強調特首必須是一個獲中央高度信任的人,而只需是一個愛國、愛港及願意效忠基本法的人,亦即是願嚴肅認真地去宣誓做特首的人。這樣,符合當特首的人選就可以擴大,新任特首才有機會獲得那些游離於反建制派周邊的人的支持,成為一個獲多數港人支持的特首。 要北京接受一個與他淵源不深的人做特首,並不容易。這個人必須有足夠的智慧令北京相信,他知道北京的底線在哪裏;同時,他亦要令港人明白,不去踐踏這些底線,香港才有機會維持高度自治。
每年到這個時間,不少公司都得把來年加薪的問題擺上議事日程。我旗下的公司通常都決定得比較快,十一月中已有結論,並且會向外公布。 有些公司不想太早作決定,是因為他們想先看看其他公司,尤其是自己的競爭對手會怎樣做。他們認為加薪多少,跟隨市場便是了。加多了公司會吃虧,加少了會留不住員工。 我以前打工的時候,曾遇過一間公司,要等到接近一月底,才通知員工這一年會加薪多少。我覺得這樣做對員工不公平,因為這等如要員工在未知工資的情況下就得開始為公司工作。如果後來發現公司決定的加薪比例不可接受,即使一樣可以轉工,但起碼有一個月的時間是沒法挽回了。我是一個擁護自由的人,我不接受在違背我意願的情況下去替別人工作。此之所以,我做老闆之後,都會盡早決定來年加薪幅度,好讓員工可以早作選擇。 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我決定加薪幅度的時候,我不會光看市場,我更關注的是自己公司的財政能力。如果公司的盈利狀況勝過市場的一般情況的話,我會樂得加多一點,以在市場起帶頭作用。 我認為自由市場應容許不同的人按自己的處境與自己意向來作出選擇,這樣市場才會不斷演變,不斷互適。所以我一向反對僱主協會及勞工團體制訂統一的加薪標準,我更不認同由社會來決定最低工資。 我傾向在有條件的時候盡量加多一點的原因,是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分配制度本身已很不公平,貧富懸殊,所以希望透過提升工資去調和一下這個矛盾。此外,我亦認為,提升報酬是激發員工努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法。良禽擇木而棲,高工資有利於令公司匯聚更多的人才,並有助於員工對公司建立起歸屬感。教科書說這不是唯一的方法,但這是員工最歡迎的方法。 只可惜,我經營的兩門主要生意,當前的處境都不佳。房地產代理行業因政府狂加印花費而進入全面虧損狀態,中原地產算是經營得比較好了,亦只能僅僅收支平衡。但由於第三季的時候,公司多少賺過錢,而公司亦有信心將會很快找到適應新環境的方法,所以最終決定加4%。 am730的處境就更加嚴峻。零售業走下坡導致廣告收入大減。行家在下半年已開始縮減人手。am730雖仍有微利,但亦比去年少了一大半。再者,公司為了適應移動互聯網的新環境,必須加強在多媒體方面的投資,資金方面會比較緊張,以至明年只能加薪2%,相信在行內已不算太差。如果明年我們在多媒體方面做出成績,明年稍後時間可以再加。 至於明年經濟的整體情況,由於變數太多,現在還看得不太清楚,估計大部分公司都會比較保守,加薪幅度應在0至7%之間,平均約為3%。世界正醞釀大變,大家要早作準備。
有人擔心退休後沒法生活,要求政府提供全民退休保障,他們認為這是基本人權。亦有人因現時的居住環境不佳,要求政府提供資助房屋,亦認為住房也是人權。提出類似要求的人很多,而且異口同聲地說,這些都是他們的基本權利,政府不應視作是一種福利,要待資源充足的時候才去作改善。 我認為這是對人權的嚴重誤解,因為人權只是一種不容否定的權利,而不是一種可以由政府賦予的權利。以生命權為例,政府只能維持治安,保障社會成員的人身安全;並把損害別人生命的人繩之以法。但對失去生命的人,政府也沒法重新賦予。 又以財產權為例,政府只能不容許有人(包括政府自己)侵犯別人的私有產權,而不需要把財產賦予社會中的所有成員。 此外,政府只能不妨礙人民自由地去追求幸福,卻沒法把幸福賜予每一個社會成員。現實是每個人的幸福都不一樣,由政府提供的幸福,很多時都是低質素的。高唱為人民謀幸福的領袖,大多是專制的獨裁者。 其實,保障人權的最佳方法是不要依賴政府太多。如果不斷要政府做這個做那個,政府手上的權力就會愈來愈多,人民的自主空間就會愈來愈少。甚麼都由政府包辦的社會,只會是千篇一律,非常乏味。 很多時,人們會以為,人權只是近世紀才由某些哲學家或政治領袖所提出的理念。好像是經他們倡議之後,人類才知道世上有人權的存在。我的理解卻不是這樣。 我認為,人權是人類在群體生活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是在有人出現的一刻就有界定人權的需要。否則,人就很難匯聚在一起過群體生活。洛克所提出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其實在聖經的十戒裡都有觸及。 十戒是遠古人類社會已要遵守的戒律,相傳是上帝透過摩西向衪的子民頒布的,但非基督教的地區都有類似的法律,可見它是社會運作的實際需要,不論信甚麼宗教都一樣要遵守。 譬如:不可殺人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命權;不可偷盜是為了保護財產權;不可姦淫是為了保障家庭;不可作假見證是為了保障法治;守安息日是為了工作六天後有休息權。沒有這些基本人權的保障,人類的社會一定會十分混亂,人也沒法分工合作,發揮出更大的力量。 十戒的特色是用戒律(即不容許某些行為)來保障人權的。這與本文倡議的概念十分一致,即人權是一種不容否定的權利,社會只能從反面的角度去阻止人權被傷害,而不是讓社會的成員都可以得到人權。 一個人自己不努力工作,就會連吃也吃不飽,不鍛鍊身體就難有健康的體魄,沒有積蓄就不會有經濟自由,就難以安享晚年。這些都是人類社會行之有效的律例,現在卻有人認為可以不予理會,一切由政府承擔便是。結果只會逼政府犯戒,要侵犯某些人的財產權,才能有足夠的資源,去滿足某些人所要求的人權。這樣做一定會打亂社會原有的秩序。
接連寫了多篇指出人權並非天賦的文章,目的不是在於要否定人權,而只是在於說明人權是要社會發展至一定的水平才會出現的,是需要客觀基礎的。若把人權看成是天賦的,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有的,反而不利於締造一個人權受保障的社會。 本文想指出的是:在人類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種根深柢固的陰暗傾向,就是要滅絕非我族類。缺乏對這種陰暗面的認識,並設法加以克服,將不利於人類進入多元共融人權獲得保障的社會。 生物的基因都有自利的傾向,其終極目標是令自己的基因可以在世上延續。但地球上的資源有限,如果任由非我族類也可以在地球上生存,那就會分薄資源,減少自己的後代繁衍的機會。所以生物對那些需佔用同樣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同類都有排斥心態,要去之而後快。 雄獅成功奪取獅群的王位後,首要工作就是要清除上一任獅王留下的後裔,並不會因為幼獅看來可憐,而放牠們生路。 長期在野外與黑猩猩一起生活的生物學家珍.古德就留意到,黑猩猩會有意識地滅絕生活在鄰近森林的其他黑猩猩族群。一發現有落單的就加以圍捕殺害,有時還會召集青壯成員向鄰族展開戰爭,直至把鄰族完全消滅才心息。 人類自己原先就有很多「表兄弟」,譬如曾經生活在中東與歐洲的尼安德達人,生活在印尼的梭羅人與弗洛里斯人,生活在西伯利亞的丹尼索瓦人,生活在東非的魯道夫人。這些人現在到哪裡去了?估計大部分被現時橫行全球的智人殺害了。 現地球上的人,全部都是源自非洲的智人。他在五至三萬年前逐步離開非洲到其他地方生活後,就逐一把其他的人種消滅。現時,我們的基因裡,尚可以發現極微量的其他人種的基因,相信曾經有智人與這些其他人種交配過,但數量非常少。智人對待其他人種的主要手段是種族清洗,殺到一個不留。 即使在智人內部,亦一樣細分為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長期亦不把非我族類當人看待。蒙古人能夠所向披靡,就靠採取誰反抗就屠城的策略。歐洲人去到非洲,就強逼當地人做奴隸。英國人去到美國,就把印第安人迫害至所餘無幾。人類的歷史是一部不斷出現種族被滅絕的歷史。 即使到了今天,人類一樣不肯放棄以武力解決紛爭的軍事手段。所謂「人權無疆界」,只是強國干預別國的一種藉口。西方把中東搞到一團糟,就撒手不管;轉而各自在邊境建圍牆,阻止難民入境。他們對正在發生的人權大災難沒有責任嗎?怎可以視若無睹? 由此可見,一涉及本土利益,人權就可以放在一邊;一到經濟發展不順暢,右派民粹主義就抬頭,排斥外族的政治主張就會受到民眾支持。特朗普就是靠勇於排斥非我族類而在美國當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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