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鴨脷洲的海怡西商場(即海怡廣場西翼),對象一直為海怡半島居民。據報道,除大型連鎖店,唔少租戶最近都接到收舖通知,要讓路予商場轉型為特賣場,主要為旅客服務。若然如此,當地居民第日購物可能就要等多班車,亦要為滿街旅行喼的景況做好準備。 相信「自由市場」的朋友會分析,價高者得,自由行生意興旺增加了對舖位的需求,租金上升,付不起的商戶離場合情合理。當地居民若然如此珍惜小商戶,早已多多幫襯,讓生意生存落去,得個講字無補於事。不滿安排的居民,大可一走了之,透過房屋市場用腳投票,道理同「唔鍾意香港就移民」一樣。 呢種角度錯唔晒,但弊在不夠全面。面對幫襯的舖頭、工作的組織、居住的地方質素下跌,除咗啞忍當冇事發生,就只有兩種方法應對:一就係離開(exit),轉用另一產品或加入另一組織,一拍兩散,令對方蒙受損失;二就係發聲(voice),聯絡組織不滿的用家或成員表達意見,留下來利用勸阻、輿論、抗議等手段扭轉形勢。 離開,是經濟力量;發聲,是政治力量。邊種方法重要,視情況而定。經濟學者哈舒曼(Albert Hirschman)的名著《離開、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探討的正是組織、廠商或國家質素下降引起的兩種回應,以及兩種回應互動下的不同影響。 例如,在股票市場,離開幾乎是表達不滿的唯一方法:不喜歡公司的營商手法,或為其前景擔憂,搵經紀出售股票即可,絕大部分的投資者都不會忠心一片勸導公司重回正軌。至於家庭、政黨等組織,若果問題叢生,發聲是表達不滿的主要途徑,離開反而是迫不得已的一着(離家出走、退黨)。上市公司的股票給拋售,就會有動機改革以防執笠;政黨高層面對黨員投訴聲討,怕醜事影響選情,又會有動機排解黨員的不滿。 講番海怡西商場,離開到底有幾可行同埋幾有用?居民可能對地區有感情兼有人際網絡,而且買賣樓宇的交易費用不菲,未必能夠話搬就搬,選擇離開的可能只有短期租住的居民。若果商場轉做服務自由行的特賣場,居民離開對商場生意影響微,無甚效果。 走唔甩的當地居民唯有靠發聲表達意見,組織起來請願抗議叫口號,令大業主知道居民的憂慮。大業主怕聲譽受損,又怕態度強硬的居民將來影響旅客生意,驚居民發聲多過驚居民離開,反而更有動機平息居民的不滿。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上周末到上海兩日一夜自由行,其實是探朋友兼聽音樂。朋友聚會中認識了幾位新朋友,包括華裔德國漢學家關愚謙、著名藝術家盛姍姍、美國UC Santa Cruz的電影系教授Eli Hollander等,當然更少不了音樂會的主角鋼琴家牛牛。有「鋼琴神童」之稱的牛牛原名張勝量,小小年紀便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遠赴上海親自捧場,我只坐了兩個多小時飛機算不上甚麼。 我想說的是,我們一班山長水遠去捧牛牛場的大小朋友,不但沒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所講的與當地人「磕磕碰碰」,反而自由行聽古典音樂買的都是最好最貴的優座票。山長水遠買貴飛捧場,有其民間智慧:反正機票酒店的成本已是萬萬聲,唔爭在買飛多幾百。這個「唔爭在」的民間智慧,原來合乎經濟學中的需求定律:因為有了固定的機票酒店費用,靚位之價在我們自由行捧場客眼中跌得很快。這個由「貴物離鄉」演變出來的經濟含意,我的美國同事多年前已驗證過:研究發現我們大學每逢舉行足球賽,大部分靚位都是由區外的觀眾包辦;像我一樣住在學校附近的本地觀眾,一般只會買平飛睇波。 從住得近買平飛睇足球到搭飛機買貴飛聽音樂,通通都符合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宋恩榮教授最近對自由行的分析。宋教授發現自由行雖然人多勢眾,一年兩千多萬人次的自由行旅客為香港帶來的經濟利益(272億港元),卻不及只有千多萬非內地旅客的貢獻(314億元)。從數字看,每名非內地旅客的經濟貢獻足足是自由行旅客的一倍!原因是當陸路來唔過夜的自由行旅客買的大多是進口貨,表面使得再多港人所賺的其實十分有限。 怎樣才可好好發展高增值的旅遊業呢?提升接待能力是老生常談。問題是,有地應先起酒店方便外來旅客觀光,還是先起住宅減輕本地房屋問題?海怡西商場應轉做特賣場招待旅客,還是繼續為海怡居民服務?以價格來篩選旅客,入境稅本來是個合乎「貴物離鄉」原則的經濟措施,奈何政治不正確被特首批評為「未富先驕」。相反政府要打造個甚麼粵港一小時生活圈,卻可能只會加劇兩地往來的「磕磕碰碰」。像牛牛般的鋼琴神童億中無一,只有七百多萬人的香港惟有自求多福,在這片彈丸之地找出我們獨特之處吸引更多來自遠方遊客,以自己發展的辦法解決全國發展的問題。
《莊子‧知北遊》講述東郭子問道於莊子,話道原來無所不在,甚至屎尿之中都有道,是為「道在屎溺」。最近網上瘋傳一張隨街大便的照片,加上局長唔講好過講的「包容論」,屎尿成了香港人的熱門話題。屎溺之中,又有甚麼經濟學的道理? 假設讓小孩隨處便溺的方便和舒暢對遊客來說值20元,但對路過的一眾市民來說,不忍目睹兼擔心傳播疾病,總共肯出錢500元防止情況發生。若果遊客有隨處便溺的權利,路過的市民就會夾份20元至500元,賄賂遊客忍一忍。遊客有賺,市民又有賺,是有效率的結果。相反,若果市民有禁止隨處便溺的權利,遊客唔肯付出超過20元購買一時的方便,結果亦係要忍一忍。無論隨處便溺的權力誰屬,透過市場交易達到同樣結果,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一個含意。 不過,剛才講的例子假設交易費用為零:遊客可以跟市民好冷靜咁討價還價,路過的市民又肯乖乖夾錢,但現實並非如此,好難想像遊客會同市民交易,亦難以防止市民扮唔知留待其他人夾錢。高斯定律另一更有意思的含意,係交易費用不菲的情況下,權利誰屬結果大有分別。例如,遊客有隨處便溺的權利,市民賄賂不成,遊客得到的20元價值比不上市民500元的總損失,問題一發不可收拾也。 隨街掉垃圾又好,隨處便溺又好,受害的人數眾多而分散,交易成本較低的解決方法,本來係由政府執法,透過罰款阻嚇越軌的行為,減低市民的損失。問題係遊客跟市民唔同,未必會再到香港,罰款走數可能冇乜後果。 遊客人數少,隨處便溺好少見的話,有限執法的安排唔成問題,弊在隨住自由行人數愈來愈多,市民行街視覺或嗅覺受損的機會愈來愈高。假設自由行遊客平均質素佳,只有0.001%有隨處便溺的行為,一年1,000萬遊客中有100人,一年3,000萬遊客中就有300人,大大增加係香港呢個彈丸之地目睹隨處便溺的機會。 結果,係迫使一些市民「以暴易暴」,你有你隨處便溺,我有我拍照公諸於世,令本來已沸騰的中港矛盾再次升溫。 香港政府權力有限,提一提入境稅都引來特首斥責,同時又好難要求香港人忍耐一下,為四大支柱之一「包容」一下隨處便溺等行為。唯一的希望似乎係中央政府縮減自由行的規模,令街上遇到屎溺再度成為罕見現象。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個多月前環境局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提出的「發電能源組合」AB餐,A餐是從內地電網買電,B餐是輸入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A餐B餐點去揀?環境局局長嗰頭話對未來發電燃料組合方向持開放態度,但嗰頭又講A餐能源較多元化兼電價或較平穩。轉頭更忍唔住加多句,A餐有利日後引入競爭。 說穿了,AB餐其實是兩個「發電來源組合」,一個是利用南方電網的「西電東送」,一個是配合中國石油的「西氣東輸」。這樣二選一有三奇:第一奇,是活躍於內地的環保團體跟局長一樣對A餐情有獨鍾,一聽見內地有水電便忘了準賣家因為大量燒煤一直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大國。第二奇,是以B餐價錢相若的電價去買可靠度是每年停幾個鐘的南網電力,在諮詢文件只輕輕一句「預期其可靠性應可透過技術方案、電力供應商與買家之間的商業合約和政府間的承諾來保證」帶過,而環境局的預期,卻上星期被傳媒發現是基於一份由與南網關係密切的研究院所做的顧問報告。至於第三奇,是局長口中的「引入競爭」,與我認識的經濟競爭是兩回事。 有競爭就有進步,是淺見。競爭根本無處不在,只不過形式多姿多彩:權力鬥爭是競爭,走後門也是競爭。權力鬥爭可以鬥過你死我活,貪污走後門亦怕摸錯門路。價高者得卻是唯一不會導致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因為只有價高者得是透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來促使競爭者以增加生產來取得勝利。應用在電力市場上,我理解的以市價定勝負是這樣的: 「西電東送」好, 「西氣東輸」亦好,叫整A餐B餐的南網和中石油各自出個價,當然亦歡迎不只限內地的其他C、D、E餐來競爭。 環境局的做法,卻是先表面諮詢實際硬推獨沽一味的向內地買電,之後據說與南網商討電價時才以澳門現時每度電0.8元的電價作參考。先鎖定供應商後議價,似乎是政府一貫獨有的「做生意」手法。當年中電花了七年時間研究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政府忽然規劃「西氣東輸」,拋下一句「至於向香港供氣供電的具體安排,如價格、供應水平等,將由雙方企業按商業原則商談」後港人便「貴氣」有排你受。你話政府的口中的所謂「引入競爭」,是權力鬥爭或走後門等政治競爭、還是以市價來定勝負的經濟競爭呢?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佛利民講過「沒有免費午餐」,亦提出過四種不同使錢方法的獨到見解:你自己使自己錢,自然會想清楚到自己想要甚麼,亦會精打細算格價,希望將每一元都用到盡。你使自己錢落別人度,好像幫朋友買禮物,雖然不會亂花錢,但未必買到朋友的心頭好。你使別人的錢落自己度,就像開公數食飯一樣,當然會善待自己,平時唔捨得開的靚酒都會飲番支,懶得格價。最後,你使別人錢落別人度,事不關己,當然懶理使錢到底買到甚麼貨色,亦不會為價錢煩惱,跟合埋眼入舖頭亂購物一樣。 佛利民想講的,是政府花錢往往同第四種情況一樣,造成浪費。今次的盛事基金事件,據報道還有第三種使錢方法的痕跡,懷疑以納稅人的錢作政治用途,有益自己友之嫌。 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就是局限下的極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聽來好像好深奧,道理其實好簡單:人皆自私,都想爭取最大的利益(金錢、名譽等),但同時又面對各種局限(法律有所規管,收入、時間、資訊亦有限)。局限不同,人的行為因而改變。政府近年因水浸而設立大小基金,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目標,但由於基金非牟利,自私的主事人唯有向其他目標打主意:關照友好團體、為自己增加政治本錢、滿足個人嗜好等行為,在經濟學者眼中是「人之常情」,關鍵在制度、傳媒、法律有幾大約束。若果基金搞的活動有幾少人參與都對主事人冇影響,人數多又唔會升職加薪,基金自然懶理活動的效果,「盛事」「傻事」都一視同仁了。 我不是「經濟學原教旨主義者」,不認為所有政府支出都是浪費,重要的是看市場和政府的效率:有時由市場解決容易些,有時由政府出馬又比較方便,要睇個別情況,就事論事的比較成本效益。就像今次盛事基金這單新聞,要問的是基金已花費的一億元到底有幾大回報,以及同一筆錢落在市民之手效果又如何。一億元除以700萬人,每人分到十幾元,市民自己使自己錢效果會點?當中有幾多市民肯出錢來睇板球睇舞獅?還是貼錢先至願意去? 強烈反對政府派錢的市民為數不少,不知道在盛事基金一事上又有甚麼看法?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英語free這個字,意思是免費,但亦可解作自由。你手上的免費報紙不用俾錢買,但爭取新聞自由從來都要付出代價。免費與自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要自由選擇學校,就不要免學費的學校。天下間,其實從來沒有免費教育這回事。 看到「幼稚園被逼遷」一則新聞時身在美國。那幾天,應自由基金會邀請到美國出席一個紀念產權經濟學之父艾智仁100歲冥壽的研討會。艾智仁教出了一個張五常,今天港人對產權及市場的認知,要多得艾智仁。大家都聽過「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老話,「沒有免費教育」卻原來出自艾智仁。當香港傳媒熱烈討論逼遷幼稚園的業主是如何無良,我在美國與張五常的幾個師弟試圖回答艾智仁半個世紀前的問題:What Price Zero Tuition? 事緣半個世紀前,美國加州大學零學費的爭議。艾智仁當年強調,因為辦學有成本,即使學費是零,我們從來有的都只是資助教育。正名不是吹毛求疵,強調「資助」而非「免費」,不能不問資助誰來埋單? 亦不可不知資助方式是間接透過津貼學校,還是直接資助學生?從美國州立大學到香港的官校津校,資助都是由納稅人埋單。資助教育,都是納稅人間接透過津貼學校來資助學生。大學零學費的壞處,是把財富從上大學比例低的窮等人再分配到上大學比例高的有錢佬。政府津貼辦學團體而非直接資助學生,就是剝削學生及家長作為消費者的自由選擇的權利。 資助每位兒童都要上的幼稚園理據可能充分些。但不要忘記,教育界同工及政客趁機力推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始終是把財富從沒有孩子的家庭再分配到孩子多的家庭。而同一班人同時又乘機建議取消學券制,正正就是要剝削學生家長作為消費者的選擇權。 反對只適用於非牟利幼稚園的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教育界人士竟然話:「幼稚園只提供家長想要的東西,但這不一定就是優質教育。」實情是世事都被艾智仁看透了,教育一係俾埋單的學生家長控制,否則就交由政客用政治方法決定。 透過津貼辦學團體的所謂「免費教育」,是漠視家長需求而又容許學校權力不斷擴大的教育制度。曾得到一些教育界人士支持的教改究竟改成點,大家有眼睇。國際學校有能力出高價租舖辦學,反而是因為有家長願意出高學費購買他們想要的優質教育。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註:本欄周一見報文章〈旅遊業的大餅點樣分?〉,作者應為曾國平,編輯手民之誤,請見諒。)
根據統計處2012年的最新數據,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4.7%(扣起0.8%的外訪旅遊後,入境旅遊其實只有3.9%)。相比金融服務(15.9%)、質易及物流(24.6%)和專業及其他工商業服務(12.8%),旅遊業的貢獻明顯比較低。不過,香港同年的生產總值有2萬億港元,旅遊業4.7%的經濟貢獻都有成1,000億,不是一個小數目。 統計處又話俾大家知,旅遊業就業人數喺2012年約有25萬人。1,000億除以25萬人等如40萬港元一年,即3萬幾人工一個月,豈不是十分吸引、前途無限? 非也,旅遊業除了靠勞力(導遊、酒店招待員、餐廳侍應等),同樣重要係要有地方:金舖、藥房、酒店、時裝店不是虛擬商戶,都要靠舖位開門做生意。勞力要加上舖位同其他「生產要素」,香港旅遊業的優質服務才能成事。換句話講,1,000億的大餅要由有份造就旅遊業的各路人馬去瓜分。 點樣分?相比其他專業,旅遊業大部分的工作入行門檻較低,所需技術多數唔使進修幾年才學到,而且不少是兼職性質,方便家庭主婦或暑期工客串。用經濟學的術語,旅遊業的勞力供應彈性(elasticity)非常高,多出一點錢就能吸引其他低技術勞工入行。 員工提供勞力的同時,業主亦要提供舖位成就旅遊大業。同勞力啱啱相反,舖位的供應彈性非常低:連小學生都知,香港土地供應短缺,「地少人多」的情況下土地相當珍貴,連特首都要「搶地」起樓。自由行增加對舖位的需求,結果不是業主爭崩頭提供地方做生意,而係舖位租金大幅上升。 一個彈性高、一個彈性低,經濟現象係低技術勞工多年來薪金升幅甚低,但又時時聽見七位數字的旺區租金。 升幅有分別之餘,今天的1,000億中到底勞工又分到幾多?保守估計旅遊業平均的人工有15,000元,乘以25萬就業人數,每年就等如450億元的人工,剩低的500幾億相當的部分都係舖位的租金。一個人多數只係做一份工,一個業主的一間舖卻可以服務多好多倍的遊客(兼且一個業主可以擁有幾個舖位),將分餅仔的價值轉化成人均數字,相信每位「資本家」的得益同每位「勞動人民」的差別會更加巨大。 業主手持舖位賺大錢,同打工仔為旅客服務攞人工一樣合情合理。問題係政府同利益團體唔可以只提自由行點樣製造就業,亦要承認自由行好大部分的利益落入舖位業主之手。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我熟悉的芝大經濟學傳統,一向輕視民調。輕視的原因與民調科學與否無關,而是因為經濟學有興趣的是了解人類行為。你會問,說話不也是一種行為嗎?是吧,但從「講就兇狠」到「talk is cheap」,中外皆如此。這樣看,特首民望究竟是平均分數47.5分,還是評50分以上的比率就是62%,都係講吓睹,吹吹水有咩所謂?民調值得討論,前提是受訪者言行一致。 可能是對港人言行一致有信心,本地幾位活躍於評論界的經濟學者先後就一場「民調風波」作出回應。練乙錚教授質疑「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犯了抽水、概念僭建、打茅波、和統計學上未經加權處理一共四宗罪。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把代表支持程度「一半半」的50分答案解讀為「合格」。 關焯照教授同樣批評62%合格的統計結果偏差,並建議採用中位數(Median)或截尾均值(Trimmed mean)等統計指標,剔除極高或低評分部分。聽唔明唔緊要,因為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統計甚至定義上的問題,都沒有錯,只是欠缺經濟內容。 懂統計的不一定識經濟,但懂經濟的都需要識統計。同事雷鼎鳴教授的意見跟之前兩位學者不同,他認為只要數據可靠,兩種統計分法都對。雷教授認為第一種以平均分作準的方法把回應者對特首觀感的強烈程度加了進去,可以多提供對他支持度的信息。而第二種只問合格是否過半數的方法,適用於預測投票結果。 認為兩者都對又或兩者皆錯,反而可能有經濟內容。我所指的經濟內容,是統計數字能否幫助推測市民行為?假如要推測今年七一上街人數或佔中等所謂「激進行為」,把這批張志剛口中「惡之欲其死」的極端10%剔除當然是掩耳盜鈴的做法。但當問題是要預測「和理非非」的普選結果,這又代表62%這統計數字比47.5分有用嗎?不一定。即使不管競選對手是誰、亦不論每位受訪者是否會去投票,答「一半半」支持的人怎樣投只有天曉得。而打分極低或極高的人,亦可能是最積極遊說朋友、動員群眾、甚至找出「惡之欲其死」一方的黑材料來影響選情的人。 改變歷史的一般不是牛頭角順嫂,歷史往往是由統計學上所謂的「離群數據」(outliers)所寫。懂經濟的人,關心的不應只是哪種統計方法才對,而是哪種統計分法最能幫助解釋某些重要的社會行為。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第一次在《免費早餐》同讀者見面,有點實驗性質。為友報寫的文章篇幅長一倍,方便深入分析兼引經據典;相反,《am730》讀者多數起身冇耐迫車返工,本欄文章就要盡量簡單直接,務求讀者未瞓醒都睇得明。希望我們能夠慢慢掌握讀者的口味! 講起迫車,一於討論自由行這個熱門題目。 自由行遊客愈來愈多,市民等多班車條氣唔順,局長蘇錦樑解釋話等車其實是捱義氣,容許源源不絕的遊客為香港製造就業。局長的觀點聽落有道理,但其實用基本經濟學分析一下就知道大有問題。 香港自從2003年沙士之後,失業率一直回落到現在的3、4%,近乎全民就業,找到心水好工不容易,但找一份工餬口一定不夠10年前困難。讀者要問,若果自由行規模縮細,從事旅遊業的員工會加入失業大軍,抑或會退而求其次選擇人工較差或不太適合的工作?舉個例,你原本做導遊每月賺15,000元,冇咗自由行要轉行,卒之去做酒樓部長每月賺14,000元。假設兩份工性質相近、同樣辛苦,縮減自由行對你造成的損失為1,000元。根據蘇局長以及不少論者的講法,沒有自由行丟了工作,損失是全數的15,000元。 誰是誰非?答案視乎旅遊業從業員轉工有幾容易,以及旅遊業學習到的技能(如禮貌、外語能力、吹水能力等)在其他行業又幾有價值。「製造就業」的說法聽得多,但背後的假設要搞清楚。 局長講法的另一個問題,是忘記了比較成本與效益。讀者要問自己:若果每日可以等少10分鐘車(即可瞓多10分鐘覺),車廂內又冇咁迫,兼且順便減少中港衝突,你每日最多肯付出幾多錢?10元?20元?100元?問題的答案當然因喜好、收入而異,有高有低,姑且保守估計每位香港市民平均只肯付出每日10元等少班車迫少陣。香港約有370萬工作人口,再保守估計只有200萬要迫車返工,等如每日香港市民總共肯付出2,000萬港元減少擠迫。局長話等車是為了製造就業,是假設旅遊業每日可為香港帶來更多的利益?抑或其實是得不償失,要大部分港人為旅遊業從業員和店舖業主犧牲一下?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當代港產片《志明與春嬌》的結局是這樣的:多得財爺大加煙稅,志明與春嬌趁煙價還未狂升時走遍全港士多便利店搜購平煙。 當年,加煙稅在電影裏撮合了志明與春嬌,財爺亦透過彭浩翔導演令香港觀眾上了寶貴一堂經濟課——掃平貨,經濟學者煞有介事稱之為「需求定律」。今日,加煙稅撮合了新專欄《免費早餐》和《am730》,而我這個港產書生亦想效法彭導演以「低俗」的手法寫給香港人讀的經濟散文。以後逢周一、三、五,請大家花一支煙時間享受本欄為你們提供只有養份而沒有尼古丁的免費早餐。 關於煙稅的經濟古仔,長講長有。說過了,志明與春嬌在加稅前掃平煙,體現了價格下降需求量必升的「需求定律」。但為甚麼向煙商加稅,煙價會上升呢?煙商透過加價把煙稅轉嫁給煙民,其實是印證了水漲船高的傳統智慧,愛扮高深的經濟專家叫它做「稅負歸宿」。最近公布的預算案,財爺加煙稅$4,全港最大煙草商的回應是一率調高煙價$5,聽說更有其他個別牌子額外多加$4。問題來了,根據「稅負歸宿」的分析,$4煙稅一般會由煙商與煙民分擔,即使在最極端的情況,煙稅全數轉嫁市民煙價也只應上升$4。何解煙價比煙稅加得還要狠? 大家都想知道做生意點先賺到盡。讀其他報紙,你得到的答案不是「煙商博懵」、便是甚麼「趁加稅起價」。博懵起價,為甚麼只博幾蚊雞?早前一位中大教經濟的朋友在他的Facebook提出兩個借勢加價的有趣解釋:(一)供應方面,每次價格調整皆有成本,煙商因此等到成本上漲夠多才一次過加價;(二)需求方面,為怕得失敏感的煙民,煙商寧願等到加稅這種橫死掂死的時機才借啲意加價。 我的解釋其實最傳統:有壟斷能力的煙商,知道每逢加價,部分煙民便會少食或轉食私煙。要把煙稅轉嫁煙民,難免流失這批對價格敏感的客仔。但煙商亦知道在尼古丁的影響下,向剩下來煙癮最大的顧客適量加價是趕不走他們的。集中與這批大煙癮的忠心煙民做生意,改變客路後,煙商再加幾蚊反而有利可圖。 也是為開拓新客路,從年半前起替全港最貴的報紙寫財經專欄,到今天開始在全港最抵的《am730》繼續講經濟,我希望免費早餐令你上癮。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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