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格 - 文路
2015-10-29

這邊廂內地電影海報出現毛澤東超越時空參加開羅會議,這是國情;那邊廂有本地電視台製作終戰七十年的新聞特輯,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放軍超越時空與日本皇軍大戰的場面,那就是港情。而九七後香港民間遊行示威常出現英殖時期旗幟,就是感情。 攝影:鍾式明 過去,本港官方機構的旗幟、帽徽,以至車輛、文件上所用的標誌,都是龍獅盾徽,但在此之前,香港官方的盾徽原是《阿群帶路圖》。圖中繪了一隻中國式帆船和一隻西式的三桅大帆船,岸邊站了兩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中國人腦後垂着辮髮,外國人着燕尾禮服,戴了高帽,兩人正在握手,岸邊一列擺開了六隻長方形的木箱,代表貨物。背景是香港的「扯旗山」,山頂有旗桿和掛着信號的橫木,山腳下有許多房屋。圖中的那個拖了長辮同外國人握手的中國人,他們說就是「阿群」。由於他當年給英國商人帶路有功,特地在圖中留下他的像作紀念,因此這幅圖就名為《阿群帶路圖》。   這個盾徽甚有殖民佔據新領土的氣勢,但隨著英國及香港的發展,香港的定位早已不再單純是支援印度的殖民地,而是英國在中國發展的橋頭堡。早在戰前時間,港督金文泰曾致函殖民地部,曾提出廢除這幅《阿群帶路圖》的要求,可是不獲通過,一直馬馬虎虎的用了一百多年,直到1959年,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訪港,代表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授予香港盾徽,並在伊利沙伯醫院奠基儀式中交給港督柏立基,新盾徽刊於政府憲報,而那幅《阿群帶路圖》才正式廢除不用。   新盾徽設是由一名英軍在赤柱戰犯集中營內所繪,最頂部是一隻手持明珠的小獅子,而左右分別是一隻大獅子和一條中式四爪龍,捧着一面盾牌,盾牌上繪有兩艘中國帆船及繪有一枚海軍皇冠,即香港早期十分著重海上貿易。盾牌的上、下部由一條象徵城垛的凹凸線條隔開,紀念1941年對抗日本侵略的香港攻防戰。新的《龍獅圖》取代《阿群帶路圖》絕不是「換支旗換個督」的屁話,而是管理發展的新方向,而香港在六十年代開始亦的確由殖民地改變成半自治的社會,實踐代議政制,使市民有參與政制的機會。   一枚泡過水的國產舊電池說:「該去的要堅決去掉,不該去的,絕對不能除掉」,身在香港的香港人最為認同不過,於是就要把「讓一些本應放在歷史博物館裡的東西,(都要)跑出來招搖過市,有的還被封為金科玉律」。原因就是九七後在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民族主義分子連香港這座博物館都容不下,要摧毀中國大陸走向文明的機會。   不屬於香港的國產舊電池,都是回到屬於你的回收場吧。

2015-10-15

以往,香港郵筒的顏色一直都是跟隨英國的,以紅色作為郵筒的衣裳。據說,紅色代表十萬火急,要顯示出大英郵局的效率之高、投遞速度之快。隨著要求香港去英國殖民地化的聲音日膨脹,仇視這段英國殖民香港歷史中的一切。紅郵筒改穿綠衣已有十多年,一直相安無事,但突然傳出要將一切與皇室標誌的郵筒統統消滅的消息。雖然皇室標誌要被遮蔽,但在香港郵政的骨子裡,仍然是傳統英國的靈魂。     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香港郵政亦可算是英國殖民早期最重要的建設,早在1841年6月21日,當時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及全權大臣義律指示莊士敦負責籌組香港政府,而莊士敦在同年8月24日致函印度總督岳麟勳爵,建議設立香港郵政局長一職。雖然第一任郵政局長Fitz Gibbon同年10月8日逝世,但香港郵政成為英國統治香港的首項重要建設。     香港的郵政在遠東佔有獨特的位置,雖然歷史上香港第一間郵局位於今天中環聖約翰座堂對上小山坡中的一間木屋,但未有因空間的規範影響它的規模。遠在中國與日本尚未考慮到發行各自的郵票前,香港的郵票已在中、日兩地使用。在南京條約和江戶條約下,英國僑民與其他人可利用設在中國及日本的英國領事館所辦的郵政,而郵票則由香港供給,但分別蓋上不同的郵戳。香港郵政與英國皇家郵政的傳統同出一轍,就是「一票抵達的承諾」(the one piece goes anywhere)。     在五十年不變中只有變才是不變的時代,誰可以許下四百年不變的承諾,在英國就只有英王。英國皇家郵政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年,當時的英皇亨利八世(Henry VIII)設立了郵政總管(Master of the Posts)這個職位,漸漸形成皇家郵政系統的雛形。皇家郵政最早對公眾服務始於1635年,大致相當於中國的明末清初的時候。而英皇頭像剪影的郵票設計正反映這一點。     九十年代,香港人早已放下英國殖民者的白面具,自己當家作主,但對於歷史,我們採取感恩的態度,不敢忘記!但有大陸的殖民者認為,香港人希望繼續帶著殖民者留下的白面具,假裝自己依然居於殖民者的優越行列的話,這是誤判、是詭計,借所謂去殖化,要香港人戴上染紅面具。  

2015-09-17

華洋共處的香港地無奇不有,為何政府部門的繳費處,中文叫繳費處,英文叫施羅孚──SHROFF?九七後的一代不知並不奇怪,因為九七後的香港政府被鬥爭的意識型態侵蝕,滿腦子都是國教、國歌、跟紅頂白,對於英殖時代留下精髓毫無興趣,說推廣就更是難上加難。原來施羅孚──SHROFF除了是繳費處外,更是一個種族來港的故事。     大家或許對巴斯人很陌生,巴斯人最初與英國人一同做生意,並且均是以販賣鴉片致富的。他們是英國人的最佳貿易伙伴,亦是印度各族群中最親英的,與英國人儼如兄弟一般。香港早年有不少巴斯商人,香港第一次賣地,由4名巴斯商人投得地皮。1860年,當時在73個西方商人中有17個巴斯人,可見他們的影響力很大。     這批旅居香港的巴斯人,很早以前在今日的伊朗一帶活動,後來回教進佔當地以後,被迫遷至印度孟買。他們是天生的商人,很懂得經商,他們在英國最初與中國進行貿易時,一同來到華南地區活動。巴斯人有自己獨特的信仰,與印度教及回教不同,他們篤信名為祆教又稱拜火教的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行事很神秘,相傳印度總壇一個已燒上千年的不滅的聖火,一般人不可以入教,只有父承子繼,母承子繼已經不容許,所以拜火教徒人數愈來愈少,行事就更加神秘。     香港人稱高利貸為大耳窿也是與巴斯人有關,巴斯人相信,耳朵是智慧的中心,聰明人必定有大耳朵,沉重的耳環,會把耳朵垂往下拉,使它變得更長,相對愈長的人也變得更睿智。更由於他們有天賦的營商智慧,因此積累很多財富,有些巴斯人昔日從事高利放貸,而巴斯人都戴上大耳環,重重的垂下來,耳窿愈墮愈大。於是,便被稱為大耳窿。久而久之,所有從事高利貸者,不論國籍都稱為大耳窿。亦有一說放貸的巴斯人會將銀幣放在耳朵中,令人產生大耳窿的假象,放高利貸的就稱為大耳窿。     巴斯人與英國人關係密切,從香港的巴斯人墳場便是在香港墳場(亦稱為紅毛墳場,安葬在此的大都與殖民政府或軍部有關)的毗鄰,可見英殖時期的香港政府,如何重視巴斯人。甚至從開埠初年已將法庭追求罰款的工作,外判給一批做匯兌生意的巴斯人,做匯兌生意的巴斯人大部分都姓施羅孚──SHROFF,所以久而久之,香港的繳費處就稱為SHROFF。     英國人嚴肅、重視制度、不妄為,但英國人也重人性、重視人的貢獻,與現在只有黨性不重人性的政府,誰才是進步?

2015-08-27

我們都是速度的囚徒,甚至盲目崇拜速度。一切「老」、「舊」、「慢」都是被淘汰事物的罪名。都市更新?建築物更新?這是甚麼樣的城市?我們到底更新甚麼?在一式一樣的商場大廈中,只有百年電車才有香港島獨有的感性,坐在電車上才可以感受香港之美。 不少作家喜歡電車作文學作品的背景,因為電車出場代表著一個時代的一種新舊交纏,也有人喜歡它悠悠的歷史味,在車內的簡單樸素與車外的繁華多變成強烈對比,電車與世無爭的感覺,賦予它一份獨特的性感。 作家之中寫電車寫得最好,我首推張愛玲。放心,我不是張迷也不是硬銷懷舊之風,但張氏寫電車的確有一手。 「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陽,電車裡面,也是太陽——單只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張愛玲在《燼余錄》曾寫道。 在夜幕低垂的城市作背景,雖然今天已沒有的充滿古典風味的候車亭,取而代之是僅在街道旁豎立一面圓牌示意,其上寫著電車站的位置等電車。在早上車來車往的莊士敦道上,晚上明顯比較寧靜。傳來的叮叮叮叮聲,電車到站。登車後坐在電車上層的木椅子,發現車上乘客不多,冷冷清清,陣陣窗外的涼風撲面的場景,頃刻間確有張氏所寫氣氛全湧上眼前。 電車與巴士不同,電車在城市行走,像移動的屋子又像鐵蛇,而且擁有別一般的生命力,一連數輛電車排隊進站,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張愛玲曾寫道。 張氏曾說過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裏,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電車的韻味。」對,有些聲音的確是屬於一個地方。 登電車,站立在車尾駕駛的位置,很多時會被頑皮故意踩一踩安裝在地板上的叮叮控制器,叮叮叮叮響個不停,是真正踏叮叮。如張氏所言,長年住在鬧市裡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的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甚麼,叮叮叮叮,搭電車就是搭叮叮,一種專屬香港島的聲音。叮,亦即張愛玲說電車中的「玲」,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香港人對香港沒有印象,因為我們的城市是一個不斷消除記憶的城市,說穿了就是一個寡情薄倖的城市,沒有人與人沒有關係,它沒有過去的記憶,它對過去沒有感謝,就只剩下一批老的,指點一個已不屬於他們的江山。  

2015-08-13

這不是一個童話故事,但落難女皇流浪記卻是同樣的驚險萬分,劇情緊湊,最終大團圓結局。與童話故事不同,就是這是真人真事。 今天維多利亞女皇像置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一角,靜享著由英國百多年建立的香港繁榮。公園兩邊都是香港年輕人熱愛的足球場,前面的小路比較寬闊,可是過路人看也不會多看一眼。銅像本身確實是殖民地統治的象徵,但這也成為歷史的回憶,不少在此留下了身影。 維多利亞女皇像搬到維多利亞公園是光復香港後的事,自1896年起在中環皇后像廣場上豎立,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皇在位的金禧(即50年)紀念而鑄造,並放置在拱亭座之上。除了維多利亞女皇像外,英國不少皇室成員的銅像也豎立在皇后像廣場上,包括英皇愛德華七世及喬治五世的銅像。 1941年日軍侵略香港,英軍、義勇軍等奮力抵抗18日後最終失守,香港在聖誕日淪陷,日軍全面管治香港。由於戰時金屬原料、燃料皆缺,日本為了維持戰鬥力,將所有民間物資轉為軍用物資,當時日本社會甚至發起「獻銅運動」。是為日佔的香港,獻銅分子亦將香港不少銅像拆除,並運往日本充作軍備原料。 位於皇后像廣場的維多利亞女皇坐像隨著香港淪陷被日軍接收,變成日軍的軍需物資,被徵收和拆毁,只留下銅像的地基,地基處張貼了1942年2月就職的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起草的《告諭》。維多利亞女皇坐像,連同皇室成員或殖民地官員的銅像一起落難,後者大多數已經散失,就只有滙豐銀行的一對銅獅──史提芬和施迪,陪伴著維多利亞女皇的坐像。 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軍投降。戰後,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安靜地坐在東京的倉庫內,史提芬和施迪亦無大礙,雖然史提芬左臀有不少彈孔,但仍然顯出張口怒吼的神情,最後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下運回香港,維多利亞女皇銅像於是重置在維多利亞公園至今,而史提芬和施迪連同在橫濱碼頭倉庫發現的滙豐銀行大班昃臣的銅像一併交還滙豐銀行,並豎立在皇后像廣場的原址上。 雖然重置維多利亞女皇銅像沒有盛大的儀式,但不少人每年七一走過維園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前時,心中都會莫名其妙的響起一段鼓聲,之後一齊唱:「God save our gracious Queen, Long live our noble Queen, God save the Queen」。  

2015-08-06

讓後世回顧日治香港的歷史,要感謝英國殖民政府的氣量。 在中環心臟地帶背後有一個寧靜的動植物公園,憩靜的公園遠離中環的繁華,但行走公園內,涼風吹起卻有一陣的入骨寒意。由正門離開回望拱門,拱門的外形與西式公園的設計顯得分外格格不入。拱門一左一右刻著「紀念戰時華人為同盟國殉難者,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形狀彷彿有些像神社的鳥居。   日軍在佔領香港後大興土木,忠靈塔、改建港督府及建神社三大建築,今日的動植物公園就是當天的「香港神社」。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的《香港日報》報道,當局決定於香港總督府後面的太平山東北面建設神社。最後,香港神社還未完工,日本便已戰敗。神社原本設計有三十四萬坪(大約一平方公里)的廣闊面積,供奉天皇一家的祖先神衹天照大神。   日本人的信仰歸一是明治維新後的產物,神社成為近代日本──也是天皇制國家的宗教象徵,在政府主導之下把神社界大力重組,學校、政府及企業都被強制推行神道信仰。神社透過天皇制國家的教育,根深柢固地植入日本人的生活。但神道教脫離不了日本人固有信仰以及民族宗教的框框,因此,很難想像香港人會向神社參拜。   日本每次侵略一個地方,都會建築一個神社以宣示主權,香港不能例外。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後來考證日軍一共建設了三家神社。現在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內,日佔時期稱為「大正公園」曾經興建過香港神社;此外在銅鑼灣的海軍艦隊司令部內有南海神社、中環的香港國民學校(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堅尼地道校舍)校園內也有香港國民學校神社。   也就是英國人的氣量及心思,將代表天神居住的鳥居刻上「紀念戰時華人為同盟國殉難者」的字句,不但沒有拆卸鳥居,反轉令日軍對天神的崇拜成為對戰爭的懺悔。今年九月三日之後,鳥居上會否改為寫上中國共產黨抗戰紀念長存的字句呢?

2015-07-23

香港有一個城市傳說話,禮賓府即英殖時期的港督府,在日治期間被日軍遺下一具日治年代的神秘惡毒法器,當中涉及二戰時期日本侵略東南亞諸國常用的「厭勝」之術,即在佔領的重要地點插下金屬樁或木棒,象徵永受日本管治。而木棒上刻有日本老牌建築商「清水組株式會社」的字樣。對於「厭勝」一說已沒有辦法去確認,但今天的禮賓府卻隱藏了一個日治時期的建築。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僅十八日香港便失守,楊慕琦港督在12月25日宣布投降,香港進入日治時期。而港督府很快就成為了香港佔領地總督官邸,日治政府曾對其進行了大規模擴建工程。   港督府的大規模修葺及擴建工程始於磯谷廉介任日治香港總督時期,並由南滿鐵路的日本建築師藤村清一負責。 磯谷透過任關東軍時代的關係,向南滿鐵路本社建築課的青木菊治郎商談,青木菊治郎原本屬意由工務課建築系相賀兼介負責工程。訪港時相賀兼介同行外並帶同任職滿鐵事務所的藤村清一和任職滿鐵哈爾濱鐵路局工務課村上次一起訪問。但最終選擇了年僅二十六歲的年輕工程師藤村清一的設計樣式。   藤村說服了頑固的磯谷,加進自己的設計,把兩座建築物的外貌重新粉飾,加建了中央塔樓。承接工程的是清水建設台灣分社,本地的生利建築公司負責建造。屋頂瓦片是中國的鐵路公司所製,請來京都的技師設計庭園,內部裝修則是大阪的室內裝修公司承包。   從動植物公園看港督府,塔樓的外形會比較突出,但怎樣看都難以洞悉為日式的建築物,原因是藤村清一將整項工程把原有的總督府改建為和洋風格兼容,並節省經費而盡量留了原有的建築物。塔樓採用方形平面設計,四角屋檐會向上翹起,塔頂有尖頂裝飾,都是典型的日本塔樓設計。   改建後的港督府有着日式茶室和由京都園藝家設計的庭園,其中最顯著的改變,是在主樓及副翼之間加建了一座日式的塔樓,原意用作宣示霸權的象徵,但當日軍戰敗後除了塔樓外,其餘都被拆卸改建。   而傳說中刻有日本「清水組株式會社」字樣的木棒,究竟是「厭勝」巫術還是當日建築工程或拆卸工程留下的建築材料早已不得而知,但港督府隱藏日治建築,讓後世回顧日治香港的歷史,就是感謝英國殖民政府的氣量。

2015-07-16

在日治時期的香港,日軍打算興建三個建築物以示日本皇軍對香港的極權統治,但最終只有改建港督府能完工並且遺留下來,而未完成的忠靈塔就在戰爭結束後被英軍摧毀。 很少人知道傳說中的忠靈塔的位置,更難說香港人對忠靈塔的理解。著名掌故學家魯言在香港掌故指「日本佔據軍又為了紀念他們在香島攻略戰中戰死的官兵,特地在金馬倫山上建一座忠靈塔,作為陣亡日軍紀念碑。但還未開幕日軍已投降,即被炸毀」,另一段紀錄是這樣說:「日本在港島寶馬山擬建忠靈塔,未及完成,日本就已宣告投降。 1947年忠靈塔被香港政府炸毀,原址即今日馬己仙峽道的金馬倫大廈。」兩段資料都有提供忠靈塔,但忠靈塔的模樣如何,以及忠靈塔的意義卻鮮為人知。 中日戰爭愈陷愈深後,陣亡日軍不斷增加,日本傳媒一窩蜂宣傳「一朝戰死,忠靈報國」的口號,開始了「忠靈彰顯運動」。日本軍部與神道教界達成幾項協議包括建立忠靈塔作為公立的陣亡軍人墳墓,而忠靈塔設計比賽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宣傳,甚至找著名建築師代言,但由於事情由軍部勢力牢牢控制,摩登的設計都被剔走,結果,建於中國東三省各地甚至香港的忠靈塔,全是有如大型墓碑的作品。 在香港方面,日軍總督磯谷廉介剛上任,便著手興建香港地標式建設。負責改建總督府的滿洲鐵路年輕工程師藤村清一,亦受命設計忠靈塔。日軍總督部的指示說:「香港、九龍全境,港內出入船舶,以至南海遙遠船艦俱可認識景仰……金馬倫山西邊兩樓所處高地……標高三百五十五米……歷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建立華南戰區唯一忠靈塔,供奉所有陣亡軍人和軍屬遺骨,昭其遺烈,明幟聖戰,以壯國民精神……」,可見忠靈塔就是日軍殖民香港的標記。 香港忠靈塔高八十米,重九百噸,工程資金由香港市民「捐獻」,香港市民被迫捐款高達七十萬日圓。但忠靈塔的建築工程受戰局惡化影響,資金、材料兩缺,遲遲不能完工。香港社會更流傳著「忠靈塔,忠靈塔,今年起來明年拆」的小曲,預言忠靈塔的末路。果然,忠靈塔還沒起好,日本已經戰敗投降。戰後英國光復香港不久拆毀忠靈塔。 忠靈塔灰飛煙滅,但日軍在忠靈塔埋下作為「鎮塔之寶」的寶刀,則不知所終。

2015-07-09

今天的黃泥涌已沒有戰爭的回憶可供大家憑弔, 就只有一堆貴價豪宅及一個水上活動中心, 但曾幾何時,黃泥涌是一個水塘,供應港島中西區的用水, 更是當年香港力拒日軍失敗的關鍵。 日軍在入侵香港前作出精密的部署,甚至出動日皇來打探香港的情況。1921年3月,尚未成為日本天皇的裕仁皇太子出訪英國,途經香港時雖然有綁架的威脅,但裕仁皇太子仍決意出訪香港。裕仁皇太子在其中一次宴會中向港督司徒拔表示要參觀黃泥涌山峽中維多利亞水庫(即黃泥涌水塘),這座淡水庫關係全體港人的日常生活,旣非名勝又非古蹟,歷來沒有邀請外賓參觀,按理可以禮貌地拒絕。然而這一次,但司徒拔卻慨然允許。   次日,裕仁皇太子及隨員來到了黄泥涌峽,仔細察看了這座當時供應全島用水的水庫,了解了它的抽水設備和防禦設施,並俯瞰地勢,還特別問了一個要害問題:一次儲滿庫水,可供應全島幾天用水?回答是毫無保留的:兩天!裕仁皇太子和他的隨員更徒步下山,儘管這會有危險,但他還是興致勃勃。為甚麼裕仁突然對徒步感興趣,二十年後就得到答案。1941年12月20日,日軍突襲黃泥涌峽,日軍首發就命中了那裡的防禦工事,這才知道:原來徒步測量比航空測量還要準確:加拿大軍團司令羅遜准將及僚屬全體戰死,莫德庇少將反攻黃泥涌峽但為日軍所阻。此時,日空軍加強轟炸。守軍在黃泥涌峽以碉堡奮戰,力拒日軍攻入跑馬地。   攻守雙方都知道,奪取這座供應全島人民飲水的地方意味着甚麼,投入了數千兵力,爭奪了四天多時間。情况熟悉使日軍佔了很大便宜,終於被它攻佔了這個多年注意的目標,並且破壞了所有的抽水設備。最後不消一星期,即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在尖沙咀半島酒店的司令部投降……   對於裕仁皇太子來說,香港一行是人生的轉捩點。在逃避義烈團的綁架計劃後,到達他的目的地倫敦。在倫敦,他受到了盛大殷勤的款待,獲英皇喬治五世授予榮譽陸軍大將軍銜,贈送了大將軍服,還派皇子陪同他視察了英軍的兵營,向他講解了英軍的編制、配備和訓練,接待可謂盡善盡美。   裕仁皇太子在臨別前在倫敦發表講話,肉麻地稱喬治五世「像自己慈父一樣」,說:「從香港到倫敦,各方面盛情相待,使我終生難忘!」   像自己慈父一樣?有點耳熟,在哪裡聽過呢?可能我想得太多了。  

2015-07-02

香港曾有小東京之名,關係的緊密甚至協助日本粉碎一個綁架天皇計劃。這個代號「冬天的金達萊」的綁架天皇計劃,發生在司徒拔在位港督時。 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大戰中、英國與日本同屬「協約國」,算是同盟國家,港督司徒拔因而對於日本皇儲的來訪極為重視。 不料於出發前,日本宮內省突然接到港督司徒拔轉來英國情報部的情報,有人擬在香港、新加坡密謀刺殺裕仁,提醒日本方面注意。英國這情報很準,策動刺殺事件是流亡的韓國臨時政府組成的義烈團。義烈團從報上得知日本皇太子出訪的消息,便打算在他經過香港時採取行動。 他們估計裕仁在香港上岸時必有隆重的歡迎儀式,便決定在禮炮鼓樂齊鳴時投擲煙幕彈驅散人羣,藉煙霧掩護趁亂綁架裕仁,再用避風塘準備好的小船沿西江秘密將他運到中國廣西梧州山中,再與日本政府談判朝鮮獨立和釋放愛國者,行動代號「冬天的金達萊」。 義烈團妥善策劃後派人到香港準備船隻,同時攜同自製的催淚彈與煙幕彈。不料運送武器露出破綻,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偵知,秘報英國「蘇格蘭場」轉告英國情報部及日方。日本宮內省接通報後立即派人去香港,與港督司徒拔商議了一個「特別保安措施」。裕仁皇太子乘「香取號」戰艦偕姊妹艦「鹿島號」於1921年3月3日自橫濱港啓錨西行,3月8日到達香港。港督司徒拔布置了盛大而又隆重的歡迎場面,特乘專車親自迎接,精心組織的夾道歡迎隊伍不下十幾萬人。為保衞這位皇太子的安全,他下 令出動了全體反恐團員和警察,還從蘇格蘭場請來了反恐專家,同時又和日本宮內省協同進行一個瞞天過海的迷惑行動。 由於港英政府事前禁止出售印有日本皇太子頭像的書刊報紙發行,所以當時無人能認出此時的裕仁是假扮的,眞正的皇太子裕仁,早已換了便裝登上特備的快艇,繞到香港灣仔海軍船塢,從那裡的淺橋登陸,沿着當時布滿英軍宿舍的花園道,到達山上的港督府。 義烈團發現「冬天的金達萊」計劃已敗露,臨時決定取消行動。冬天的金達萊最終失敗。據說司徒拔獲得兩份禮物,日本天皇頒贈最高榮譽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另一份是義烈團撤離香港時,給港督司徒拔書信一封,上面寫著:「……等着吧!你的日本盟友總有一天會給你送來糖果的!」而這包「糖果」在十多年後從天而降,降落在黃泥涌水塘附近。

2015-06-25

香港是中原文化的避難所,大澳石狗大有來頭。 位於大澳吉慶後街的石狗神壇,估計已存在超過一百年。石狗神壇的出現,其中一個說法是南中國的原住民「傜族」的石狗崇拜習俗的遺風。石狗作為地方的守護神,安放在人們經常出入的地方,石狗神壇內的石狗像;象徵「土地」的三角形石,以及刻有佛教「南無阿彌陀佛」的石碑並置,可見現時對石狗的供奉與供奉土地無異,皆為祈求一境之平安,驅走惡運。也有傳說指以前大澳居民有拜石狗的習慣,原因是大澳居民的祖先是狗,這傳說的真確性無從考究,現在只剩下一尊小小的狗石像。 一尊小石狗帶出千年中華文化的根源,對狗的崇敬因為是盤瓠崇拜,亦即是我們所知的盤古。香港也有盤古廟,位於大埔九龍坑山。雖然廟內盤古塑造成人的外貌,但其他地方的盤古多以狗頭人身的形象出現。盤瓠的故事十分有趣,相傳盤瓠原是一隻借大耳婆左耳誕生的小狗,後來小狗咬死了作亂的番王有功便化身為人,更娶了三王五帝中的帝譽之女為妻,一躍而成狗王。所以廣東瑤民、畬民有拜狗的習俗,畬族養狗,一般只為了打獵和看家,在本族內普遍禁吃狗肉,一些地方甚至在狗死的時候舉行葬禮。部分瑤族人更認為狗吃過的食物是「吉兆」,所以吃飯前先敬狗。他們認為,狗先吃肉,六畜興旺,該年的肉價必然好;狗先吃飯,五穀豐收,這年的糧價必好。 文革前部分中國人也有拜石狗的習俗,湛江雷州有拜石狗、抬石狗求雨的傳統,相等於中原地區舞龍求雨,可見在湛江雷州人眼中狗與龍的地位相若,甚至超越中原文化。 同屬南蠻之地,香港人接受西方教育,雖不拜狗但也不吃狗肉,更以吃狗為恥,這是文明的象徵。同屬南蠻之地,大陸小農高高興興辦狗肉節,並用文化傳統去包裝小農炫耀財富,這是落後,更是自恃為禮義之邦的中華民族開始衰敗的象徵。眼中只有利益的中國小農,怎樣說你都不會明白的,你都是多買兩個名牌袋吧。

2015-06-11

香港人對日本的感情雖然是很糾結,但比大陸人多一份的感情,因為日本不是外來物,卻是留在社區中的記憶。一句「自稱灣仔為大佛」透視香港與日本的糾纏不清關係。 灣仔何來有個「大佛」?「大佛」究竟在哪裡?在五六十年代,香港電車路線曾以「大佛口」為終點站,電車在「大佛口」落客後便掉頭往返北角或屈地街,可見「大佛」的重要性。「大佛口」是位於灣仔西面的地方,即莊士敦道與晏頓街口遨舍衛蘭軒正是當年的「大佛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有一間日資出入口公司「大佛洋行」 DAIBUTSU COMPANY在港營商,因位於電車路旁,特別顯眼,故稱之為「大佛口」。曾有人指大佛洋行外牆畫有一個佛像,所以稱為大佛口,但在歷史照片卻未有發現。   相比大佛口,香港人更有印象應該與大佛口有關的俚語,街坊們因此習慣稱此地方為「大佛口」。自稱灣仔為「大佛」的意思是乃嘲笑別人自吹自擂,今之所謂「作大」,因「仔」與「大」實際上為細小與巨型的比對。   戰前,日本人也在香港開辦醫院,亦在灣仔道,名叫「馬島醫院」的日本醫院,專門診治一些日本病人,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關閉。戰後英國政府決定將醫院沒收作為敵產,改為性病醫院。   舊時灣仔亦曾被稱作「小東京」或「小日本」,位置大概在大佛口、軍器廠街一直到和昌大廈之間。二戰期間,皇后大道東易名成「東明治通」、莊士敦道亦被稱作「八幡通」,店舖全部都是日本式的食肆和商店。而日本人喜歡在灣仔生活,甚至將灣仔駱克道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趕走,把騰出來的地方給日軍娼妓接待恩客,供日本官兵來此享樂。此後,這一帶市容劇變,紙窗、松木、燈籠蕩漾日本風情。而在皇后大道東洪聖古廟後山上,更是有名的日本旅館,名叫千歲館,是一間高級慰安所,旁邊經營一家叫千歲花壇的食肆,是日佔時期上流社會必到之處。   因為英國人的關係,日本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日本人視香港作為看中國的窗口,大陸人視香港作為向外謀生的跳板,英國人視香港作為貿易的樞紐,誰也不願改變,直至1921年3月8日的一件大事,一切將會截然不同。

2015-06-04

「籍貫」二字應該是下一個十年最快被人遺忘的詞語。 籍貫是上一代人與人接觸的第一度防線,不相識的人在碰面之際,在寒暄兩句之後,總會問句「你邊度鄉下?」,是為再傾下去的關鍵。首次與「籍貫」這兩個字接觸,是在小學的學生手冊上。那時從父母半懂不懂地聽回來的解釋,是「鄉下」,但這鄉下又僅限於廣東省內,否則你就是外省人。 相同的語言、風俗和生活習慣,加上以前的鄉土觀念,所以在香港便出現大大小小的同鄉會。香港同鄉會的建立,有遠至清朝時期,更多是在九七前後成立。組織同鄉會沒有特訂的文化規則,有由一鄉組成的如順德龍江同鄉會;由一個縣組成的如新會縣同鄉會;有由幾個縣組成的,如香港中順(中山、順德)同鄉會,又或者僑港五邑(台山、新會、開平、恩平、鶴山)同鄉聯誼會;有一省或兩省組成的,如蘇浙旅港同鄉會等等。 遊走中上環,不難察覺在舊式大廈的外牆上,總有各式各樣社團的招牌,有同鄉會也有工會,對繁忙的香港人來說,她們很是陌生的。同鄉會可說是香港這個城市的基因,構成這個國際商埠,不計外籍人士,單是華人也分為許多籍貫各派系,所用的語言及是多樣化:廣東話、潮州話、客家話、福建話等等,這些語言都顯示地域觀念濃厚,各種不同方言的鴻溝,也在行業上表現出不同鄉下在不同行業幹活,以前香港曾有這個講法,苦力多是東莞人;魚販多是南頭人;賣雜貨多是中山人;做錢莊多是南海九江人;做建築多是四邑人。當然,世界轉變得快,有能者居之,這種行業的界限亦沒有以前的明顯,但是同鄉會的性質對部分鄉民來說仍有價值。 由僑居、旅港的一代到留港、落地生根的一代,香港的同鄉會漸漸失去原有功能。取而代之,不少同鄉會被統戰成某某社團總會,鄉民被代表了與政權作交易,但對留港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對鄉下的價值早已不如香港,籍貫的功能亦只會停留在基因的層次,因為籍貫的功能早已失去發展的動力。

2015-05-14

行走灣仔、中上環等舊區,在唐樓轉角的梯間很容易發現古物古蹟的痕跡。抬頭一望,只要細心觀察,不難發現在滿布蜘蛛網天花的角落,總會發現幾個黑色膠盒掛在梯間,左有一紮電線,右也是一紮電線,有時盒蓋都打開了,裡面藏著的都是電線。當你胸有成竹以為是電話線的時候,頓時發現黑色膠盒上有幾個差不多用肉眼辨認不到的英文字:Rediffusion。   Rediffusion是一間英國公司,1949年登陸香港,並以「麗的呼聲」為旗號開始廣播。她們以有線傳送聲音到登記客戶,自此,開拓香港有線廣播先河。而當中亦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故事,因為Rediffusion這間英資大行是要迎合香港人口味,所以在港徵求中文譯名,設下巨額獎金港幣三千大元,結果以譯名「麗的呼聲」勝出。   1957年,麗的呼聲以400萬元資本創辦的電視台正式成立,名為「麗的映聲」,麗的映聲順理成章成為香港第一家電視台,並由港督葛量洪親自主持按鈕正式啟播,可謂相當巴閉。紅極一時的麗的呼聲曾經叱吒一時,在無綫電視未啟播前,盈利頗為不俗,起碼有足夠財力買下廣播道81號地皮,蓋建新廣播大樓,更是中文電視台的鼻祖。   而那時看電視的確是上等人的專利,麗的映聲在開台之初,集中在山頂區鋪綫,及後來才發展到其他地區。原因很簡單,住山頂的差不多清一色是外國人,麗的映聲所提供的節目以英語為主,當然先主攻山頂的英國人。   當時麗的呼聲和麗的映聲並駕齊驅,但當原子粒收音機大行其道,加上政府取消收音機領牌制度,以前在涼茶舖、士多收聽麗的呼聲廣播劇場景也逝去,轉而收睇麗的映聲,飲涼茶睇電視不乏捧場客。所以麗的呼聲毅然決定自願交還牌照,不再申請續牌,在1973年9月30日午夜節目播放完畢後停播,只留下麗的映聲延續餘暉。而麗的以後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亦不贅補充。   香港幾間傳統英國大企業,一間一間消失在香港這片土地,甚麼香港電話公司、麗的映聲、黃埔在易手之後無一倖免地走上衰微的道路,如今只剩下早已遷冊的渣甸怡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但英國公司到今天仍然不乏捧場客,是因為英國公司還是英國人做話事人之故,大家心中有數。

2015-04-23

開士多、雜貨舖等都是所謂的「街坊生意」,與顧客們有說有笑,建立深厚的感情,還可以賒住先,月底出糧結帳,所以賒住先是葛量洪時代香港人的回憶。葛量洪是香港在位時間長的港督之一,四十年代末上任,而當時香港可謂百廢待興,加上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本地居住房屋緊絀,許多居民只好在山坡、臺階、空地上用鐵皮木板搭建木屋,當年記錄,約有四分一港人居住在木屋區。 一些有營商頭腦人士,在區內經營小生意,這類雜貨士多便應運而生,為區內主婦與小孩服務,除售賣零食汽水、文具、乾貨、馬票、柴、米、油、鹽、醬、醋、茶、罐頭、日用品等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凡家居用品,大多皆可購得,店內布置有點凌亂,但全部貨品皆會在店內或門口展示,一目了然;更有天九麻雀牌租賃服務,一元租金可供一天耍樂,如在颱風襲港期間,十分搶手。 一類士多,開設在半山區與郊區,遠離大型街市,這些區份為低密度住宅,大多僱用三兩個馬姐工人,偶有煮飯傭人遺漏所需食材,馬上可以在這類士多補貨,原因每天上市場買餸菜不甚方便。這類士多更兼營薦人館與物業租賃代理,介紹傭人與單位出租,是小區內的資訊交易所。 另一類士多在學校附近、屋邨球場周邊為主,售賣糖果香煙、汽水雪糕、鹹酸零食、學生文具;偶爾偷偷售賣熟食,豬皮蘿蔔、齋滷味、餐蛋麵、三文治等,為一眾街坊提供快餐。在舊區重建的巨輪下,這類士多最先在社區中消失。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是否都有去過士多,手拿住一支維他奶或者汽水四處亂跑,或者拿著零用錢去士多店裡抽一蚊次的紙抽換禮物,又或吃著一隻五塊錢的孖條棒,還會分一半給好朋友或是去分別人的一半。隨著時代的快速進步,便利商店四處林立,士多也愈來愈少,但是相信在大家的記憶中,雜貨店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回憶。 時移世易,汰弱留強,社會追求速度,這類雜貨士多被大集團經營的24小時營業便利店與超級市場所取代,更改變居民購物習慣,目前已不易見到。當然這兩類士多銷售貨物有所重疊,分別不太清晰,但同一命運。 攝影:莊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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