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政府為僅26公里的高鐵要豪擲650億元(現在遠不只此數),一群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苦行,26步一跪拜,著大家關注菜園村的農民。2012年一群中學生絕食要阻止洗腦國民教育。到今年9.22 大專生罷課,9.26爬入公民廣場,激發史無前例的雨傘運動。 梁振英政府才恍似如夢初醒,表示過去的青年工作做得不好。其實,以上的事件、坊間的各項民調,以及一些網上媒體的言論,一直顯示年輕人對政府極度不滿。 當年反高鐵出現「80後」這名詞,曾蔭權也扮上網一族,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今年梁振英政府的分析,是不少年輕人都對房屋和向上流動感到不滿,當然他同時也諉過年輕人對《基本法》欠缺認識、傳媒渲染、通識教育錯誤等。於是,他11月底提出解決方案,在扶貧委員會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教育、就業及培訓等工作,改善年輕人的向上流動機會。 奇怪是一個星期後,上周末梁振英又搬出截然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另一套說:香港發展面對人才短缺,將有「較寬鬆的入境政策出台,促進更多人才流動」,他同時又鼓吹香港青年離開香港,到外地尋找符合自己興趣、符合自己能力的機會。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若某類工作崗位本土人才不足,目前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審批制度讓外地人才來港。另一方面,過去數十年間也有大量港人出外工作,無需特首刻意作呼籲,相信這些建議都搔不著癢處,不能解決青年問題。 政府的所謂「青年政策」最嚴重的問題,是上一代的建制中人,根本不了解這一代的年輕人及其價值觀。部分年輕人或許真的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又或買不起樓,但是真正推動他們的,不是追求物質,而是追尋生活意義,特別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住房方面的要求不是買到自己負擔得起的私人樓宇,而是質疑為甚麼要買樓,將收入的一大部分奉獻給地產商。 同樣道理,這一代年輕人不會願意憑藉獲得特權或優惠來達成目標(像新民黨葉劉淑儀和田北俊建議在選委會中加入學生界),而是要求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諧不能靠利誘,要靠公平、公義、公開的制度與政策。
警方上周借助兩個運輸團體的民事禁制令,將旺角連同非禁制令的部分也同時清場。到周一,高等法院對金鐘部分路段也頒發了禁制令,部分申請否決,相信警方又會依樣畫葫蘆,順帶禁制令以外的地段一舉清場。 這次旺角禁制令帶出的法律問題一籮籮,後患無窮。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乃公路,所有人有同等使用權,堵路屬公眾滋擾,一般只有律政司有權提出訴訟,法庭判詞,模糊了有關的訴訟權。命令字眼模糊,只清物件或包括清人也搞不清。 更嚴重的是執行法庭命令所引起的連串問題。非常任終審法院法官列顯倫曾公開對法院在沒有清晰執行計劃就頒禁制令說感到「奇怪」,擔心損害法院威信。彌敦道清場當日,由一批戴紅帽子沒有任何授權的「義工」替代了法庭執達主任來執行法庭命令,市民被警方棒打或驅趕時,也不能分辨對方是否在執行法官的命令,感覺就是法院介入泥漿摔角,與紅帽子或警方都是一伙。早前白皮書中提到法官是治港者團隊等三權合作這令人憂慮的說法,因這次清場行動清之不去。 可笑的是,當被捕者因被控藐視法庭被警方帶到民事法庭,原告律師竟要求法官容許原告無需再列席,由律政司代表警方接手。但律政司只處理刑事藐視法庭,一般違反禁制令是民事藐視法庭,應由原告決定是否進行申請及舉證。市民同一事帶上兩法院,民事刑事混淆不清。 旺角已連續多天出現並不違法的「鳩嗚」行動,要動用大量警力維持秩序,部分警員按捺不住,胡亂揮舞警棍驅趕市民,殃及並非參與示威的路人及在場工作的記者;另一方面,區內不少商舖因而要關門,生意比佔領時期更差。 可能也是因為感受到金鐘清場在即的壓力,「雙學」周日晚行動升級,嘗試包圍政總;學民思潮的三名成員更在周一開始絕食。包圍行動雖然失敗,但再一次顯示警方向市民挑釁及向伏在地上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試圖拘捕歐耀佳醫生和阻撓救護站的工作人員等,「黑警」的指控更洗不掉。 「鳩嗚」之類的不合作行動,不會長期每天維持,但會隨時野貓式的出現。說到底,清場不能清掉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長期高壓冷處理民眾訴求,分化社會,問題只會日益惡化。 逢周四刊登
雨傘運動要遍地開花,必須深入社區,讓更多人了解真假普選的分別及重要性。旺角佔領區已有一隊學生在區內「洗樓」了一段日子。周日,「雙學」、各泛民政黨和一些民間組織舉辦「雨傘社區日」,在各區開設約20個街站,派發單張,爭取更多港人支持運動。 可惜,大部分街站都遭到反佔中者包圍擾亂,以粗言穢語辱罵,有些更向街站義工動粗、投擲水彈和雜物,黃之鋒曾給推倒在地,有一名地方政協則涉嫌擊中一名警察。當然,在過程中也有不少支持運動的朋友見義勇為,幫忙維持秩序,也為義工打氣。 上周六,公民黨在美孚新邨舉辦了一個題為「無普選,香港會變成點?」的街頭論壇,邀請三位講者與街坊探討民主與民生的關係。一開始,已有一名建制政黨的樁腳在不遠處指罵,同時透過手機發出訊息。大半小時後,現場約20名反對者出現,部分人開始大聲叫罵,甚至走到講者面前,阻礙他們發言。即使警察到場維持秩序,他們仍繼續大聲叫囂,直至論壇完結──反佔中者講一套做一套,一向聲稱支持警方執法,但到要攻擊別人時,就完全漠視警察勸籲。 言論自由的真義,在於我們即使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也要尊重對方發表意見的權利。但近年來,這類「踩場」幾乎變成慣例,不單在街頭動手動腳推撞,即使在室內舉行論壇,也有「愛」字頭人士跳上枱大聲呼叫,目的就是要終止討論。最近兩次法律界1,800人為抗議白皮書舉行沉默黑衣遊行,及為抗議警方濫權的燭光晚會一樣不斷有人在旁全程叫囂辱罵。反觀,日前建制派議員梁美芬帶頭在同一地點舉行的集會沒人「踩場」,得以順利舉行。以前警方會因應不同團體申請在不同時間和地點表達相反意見,但近兩年這文明規則已消失於無形。 上星期的事件顯示,這股社區惡勢力已不斷蔓延,目的就是要嚇怕爭取民主的朋友,阻止理性討論。我們不能讓香港變成大聲就是道理,武力就可解決問題的社會;社區雨傘日會繼續舉行,市民要認清及舉報危害言論自由的暴徒。和諧不靠滅聲。
中大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近3個月做了3次關於佔領的民調,最新一期結果於周日公布後,一些傳媒立即拿其中部分數字大做文章。 其中一項是反對佔領的受訪者比率(43.5%)超越了支持者(33.9%),不少人指雨傘運動已大失民心,呼籲佔領者立即離場。其實自去年初出現和平佔中的概念後,年多以來多次民調均顯示,支持這種公民抗命形式的市民一直約在25%至30%之間(同一調查9月份佔領前的支持率為31.1%),目前的比率仍較佔領前為高。這種爭取民主方式對香港來說較為嶄新,加上長期佔領對市民生活帶來不便,短時間內未能獲得多數人接受,並不為奇。任何群眾運動都是由少數人開始發動,馬丁路德金爭取黑人平權時,最初也只有5%黑人支持他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多作解說,減少影響,正是民主派日後要努力的方向。 另外,調查發現,如果提名委員會取消公司票和董事票,全部轉為個人票,有45.4%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多於反對的35.0%,於是有學者指提委會民主化可能是政改的出路。 首先不要把馮京作馬涼,高興太早,不論是特首梁振英或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都只提出將「公司票」轉為「董事票」,不是當年彭定康的「新9組」方案,容許所有業內的從業員都有票,大大增加選民基礎。根據人大常委8.31決定,提委會的組成及產生辦法需「按照」現時選委會,這不只包括四大界別的劃分,同時包括如何產生這四大界別的1,200人。人大常委副主任李飛不只一次說過,任何改動,只能「八九不離十」,換句話說最多只是「董事方案」而不會是「從業員方案」。試想想,公司是死物,不會思想,從來都是董事決定,由公司票改董事票,豈非換湯不換藥?撇開董事票不談,人大的8.31框架還有兩個緊箍咒,一是無論「入閘門檻」如何寬鬆,都敵不過需過半提委支持才可成為候選人的「出閘門檻」,二是特首候選名額不能過三。 最近不少人為了推動政改,拚命轉腦提出刁鑽法子,實情是8.31決定不能改動,一切都是徒然,「公司票」改「董事票」只是騙人自我感覺良好的伎倆,用一句慣用英語 “too little, too late”。
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周一延長旺角和添美道的臨時禁制令,並且指示,法庭執達吏執行職務時可要求警方協助。若警員合理懷疑有人妨礙執達吏執行職務,必須先向該人士解釋禁制令撮要及其行為有可能違反禁制令,然後有權拘捕及移走有關人士,並盡快將他帶上法庭。以民事訴訟來說,該拘捕指令,非常罕見。其實毋須法院指示,警方一直有權刑事拘捕阻街人士,至於民事訴訟,之前壹傳媒曾要求警方協助執行針對圍堵《蘋果》的禁制令,遭律政司婉拒。 區官判詞對法治著墨甚多,但局限違法的層面。正如考評局上周發表的文憑試通識科報告指出,法治並不單是執法或守法,目標是維護公義。個別小市民有違法行為,政府可以執法,對法治衝擊極小,但是擁有權力的機關,施政時罔顧公義和制度,撕裂社會,破壞法治,市民怎辦? 最明顯的例子是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扼殺普選,違反《基本法》的承諾。2004年常委會在原本的「政改三步曲」前多加兩步:特首先交報告,及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有需要修改特首的選舉辦法。但第二步的8.31決定,超出「是否需要」的範圍,額外制訂了「如何」修改的框架;而且將2017年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從原來八分一變二分一,又將2007年人大常委決定提委會組成「可參照」選委會修改成「需參照」選委會組成,違反《基本法》第45 條中「循序漸進」原則。大律師公會今年4月份的意見書,早已提到對提委會的「不合法束縛」,又質疑要過半數的提名門檻是剝奪合理參選權。但8月人大決定後,反而不見大律師公會就「不合法」這問題再作聲明,只是提醒大家,法庭無權司法覆核人大常委的決定。那市民又怎辦? 法治另一重要原則是一視同仁。假如警方選擇性執法,市民不可能代其執法。根據傳媒報道,警隊成員佩戴藍絲帶,屬言論自由,但是一名女學警在社交網站上載了戴黃絲帶的照片,就遭到不少同事揶揄,結果「被辭職」。市民可以做甚麼? 公民抗命源於人大不公義的決定。但禁制令使政府如虎添翼,警方武力可加法官權威清場。市民要尊重法庭的判決,就像雙手被反綁的大衛,面對不公義的歌利亞,市民又可以做甚麼?
港鐵獨立調查委員會就高鐵工程延誤上周公布第二份調查報告,兩名獨立海外專家指出,造價已超支至達715.2億元的高鐵,有67%機會進一步上升,亦有31%機會延遲至2017年後才完工及通車,與港鐵評估有90%機會如期通車及不超支有嚴重分歧。除此以外,海外專家點出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政府必須盡快解決西九龍總站一地兩檢的安排。 現在逐一浮現的問題,4年多前在立法會高鐵撥款時,早已提出。短短26公里,造價650億元,每公里25億元,當日已冠絕全球,現在還不止此數。 當年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一直追問如何在一國兩制下實行「一地兩檢」,是否容許內地官員在香港執法,是否違反《基本法》﹖ 如果沒有「一地兩檢」,列車要在由香港往返深圳之間停站作出入境檢查,那麼高鐵未駛至最高速已要減慢,正如委員會主席馬時亨所說,只會淪為「快一點的直通車」,高速造價根本是浪費! 問題拖至今日,仍未有答案。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周日回應時也只是表示,政府正與中央部委及內地相關部門商議,一旦有具體安排就會盡快公布。這與4年多前撥款時的說法一模一樣! 可笑(或可悲)是,馬時亨表示,若無法落實一地兩檢,屆時要由公眾及立法會判斷興建高鐵的政治責任誰屬,其實只要上網查看當年財委會紀錄,答案一目了然。當年主事的鄭汝樺局長說,現在沒答案,不等於工程不可先上馬,建制派議員亦阻撓這些追問,指為「拉布」,在「一地兩檢」未解決前,盲目贊成撥款。運房局當年評估,高鐵於50年營運期內的經濟效益為870億元,每日有9.9萬客運量,當年民主派議員已提出不少理據,質疑這估算過分樂觀,而且即使估算有理,這些數字建基於未能落實的基礎。吳靄儀追問若沒有「一地兩檢」,經濟效益又如何?局長避而不答。 高鐵是典型的政治大白象工程,政府不顧因由硬推,建制派盲撐,指罵反高鐵大聯盟及民主派議員為反對而反對,事實證明,我們當日提出的問題,現在一一浮現,但政府寧願為面子再浪費多幾百億元,依然要錯下去,建制派依然會護航,民主派如何有理,依然在立法會是少數。這是現今政制的悲劇。
持續一個多月的雨傘運動,顯示了大、中學生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極為熱心,也有極強的分析能力;政府和建制派於是「歸咎」中學生必修的通識科。 通識科當然有助提升學生的社會認知──至少,任何通識科及格的中學畢業生,都不會像梁振英那樣,爆出「14K」或「體育與宗教零經濟貢獻」等無知理論。 更重要的是,通識科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性、多角度的思考,課程範圍除了中國和香港(所謂「政治」)以外,還包括人際關係、全球化、環境等課題,協助學生建立完整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有報道,政府極高層打算向中學通識科「開刀」。教育局突然急召考評局官員和通識教師開會,拋出方案,削減涉及香港政治的內容,由25%減至18%,並在課程增加《基本法》及「一國概念」等內容。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承認,早前梁振英與建制派議員在禮賓府會面時,有人提出要檢討及調整通識科。 18%或25%不是關鍵,多談「一國」也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政府心目中,教育只是一種管治工具,除非學生沒有獨立自主邏輯推理,或老師要指鹿為馬,否則通識科如何避免討論到人大沒兌現的普選承諾,或兩制下香港消失的高度自治? 若目的只是培養順民,教育局要修改的不只是通識科,文憑試中文科新增的小組討論,有助改進學生的思辯能力,也應取消?學聯五子在與政府高官對話時能言善辯,其中表現出色的梁麗幗在中學時代是辯論比賽高手,那麼政府豈不是要停止舉辦或資助任何學界的辯論比賽? 通識科是新生事物,教育界對課程也確有不少批評,教育局在適當時間作檢討,若有需要,予以修改,合理不過。但正如佔領是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教育問題也應以教育為本,政治先行只會製造另一個政治危機。 無論課程如何修改,也不能改變時代潮流的步伐,香港正上演一場史無前例的公民運動,已成為這一代覺醒的最佳通識科教材。每天川流不息的中學生到各佔領區「自修室」溫習,大學生和老師義教,他們定會繼續關心社會,並且付諸行動──或許,反對改動通識科課程就是下一場戰役。
9月28日87枚催淚彈後,警方與雨傘運動示威者的關係一直緊張。上周曾健超涉嫌被數名警務人員圍毆、不少影片顯示警員向示威者甚至記者面上近距離直噴胡椒噴霧、由上而下揮舞警棍將示威者打至頭破血流、女示威者被拖行地上,或攔腰被男警熊抱及箍頸。 高級助理警務處長趙慧賢表示,應付佔領活動的工作對警員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複雜及困難。他們要長期超時工作,亦受到難聽的指罵,壓力大得不能想像。「4點鐘許Sir」也不時表達類似的看法。 香港不少人都承受沉重工作壓力,但警方手上有武器,稍有不慎,可以致命,或導致嚴重事故,個別人員使用私刑或不適當武力,只會令情況火上加油。 無疑目前示威者和前線警員處於對立崗位,絕大部分示威者尊重警員要做好本身的工作,希望可以和平共處。示威者不要衝擊警方,不應謾罵或挑釁執勤警員,牽涉其家人的網上起底更要不得。 最可惡的是一些人士正在推波助瀾,例如建制派議員指雨傘是攻擊性武器、舉起雙手的人其實私底下正在踢警察、示威者配備眼罩、雨傘和以軟墊護腕等,就等於有組織衝擊警方的防線,又高調協助涉嫌使用私刑的警員籌款;又例如特首在不提供證據時瞎稱有全世界各地的各國勢力在操控這場運動。這類不負責任的指控對於化解雙方的分歧,同樣是有害無益。 目前出現的是政治問題,必須政治解決,單靠警方或法院壓制和嘗試清場於事無補。令警方長期超時工作、成為磨心的,不是示威者,而是在周二之前一直龜縮,不肯提出解決方案的梁振英政府,以及作出了多項錯誤決定的警方高層。 網上流傳一段影片,一名警員上周五在旺角執行任務時,合理有禮地對待群眾,甚至將自己的水分給一名示威者喝,更說了一句「大家都係香港人」。他立即獲得網民大讚,封為「警隊男神」,可見香港人很公道,警隊只要公平合理地執法,自會得到認同。 正如曾健超說:民主也需要警察,我們不應將仇恨發洩在其他警務人員身上,因為以暴易暴,這場運動就會輸。同樣的態度,也適用於警員對待示威者,正如一名女示威者說:「我們爭取的東西,你也有份的。」 周四刊登
佔領行動已進入第19日,政府上周單方面決定暫時擱置與學聯的對話,局面膠著。政府表面上甚麼都不做,實際上卻透過輿論攻勢,將民生不便和經濟損失完全諉過於示威者,彷彿自己全沒責任,期望引發市民的不滿,移走鐵馬後讓滋事分子清場,挑動群眾鬥群眾,正是梁振英政府的慣技。 另一伎倆是將學生運動形容為成年人幕後操縱,甚至說到有外國勢力插手。大量穿鑿附會,甚至弄虛作假的文章及聲帶在廣傳,誤導市民。 只要回顧一下這次佔領形成的過程,就知道根本沒有任何組織能操控。佔中三子於9月28日凌晨突然宣布提早發動佔中,大量群眾當日下午準備進入集會場地,按原定計劃等候被捕,卻發現警方堵塞了所有入口,人群因而聚集街上;而施放催淚彈則激發到更多人上街和分散到多個地點(圖為旺角)。因示威者人數太多,根本不能按原定劇本一一被捕。 走到佔領現場,跟年輕人談談,就會明白他們不可能受任何人操控。他們思路清晰,但又各有不同想法,因此會出現「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標語,對於佔領的具體策略,例如是否留守某點、留守多久、目標訴求等,也不易達成共識。 葉劉淑儀等人唯一提出過的「證據」,就是佔領區獲得源源不絕的物資供應,似乎只有財力雄厚的組織才可做到。周日《明報》特寫報道到了一名熱心人捐贈物資的過程;每次到場,我都會碰到一些許多年不見的舊朋友,一箱一袋東西捧到物資站放下,他們的共通點是追求民主,愛護學生,而不是受到甚麼人操控。 說到外國勢力,指控者同樣無法說明具體如何操作。例如指我與美國「國家民主研究院」(NDI)的所謂聯繫,不過是我在數年內兩次出席一些本地機構主辦的活動,擔任講者。指控說該本地學術或婦女組織獲NDI資助。我對於這類演講邀請,近乎來者不拒,也不會查問機構獲甚麼資助。 說示威學生受成人擺布的人,根本昧於事實。這一代年輕人已成熟,有獨立思考,不滿意上一代一味忍讓,絕不接受將假普選「袋住先」。他們寧願抗爭,爭取一個公義社會,唯一能打動他們的是政府作出具體承諾,落實真正有選擇的普選。
政府與學聯協議明天舉行第一輪會談。這進展得來不易,不過是兩個多月前,學聯也曾要求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司長以「未能安排時間」回絕。現在政府答應與一個學生團體就政改作平起平坐的談判,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政府會突然如此「尊重民意」,當然要多得過去個多星期的「雨傘運動」。 兩星期前,沒有人想到香港竟會出現一場舉世矚目的和平抗爭,向全球展示了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示威者的表現令海外傳媒嘖嘖稱奇:不單和平有禮,更會執拾垃圾分類回收,貼出告示向受影響的市民和商舖致歉,沒有打爛一塊玻璃或損毀任何公物。還有誰敢說港人沒有足夠的公民質素進行普選? 市民都期望這次會談可以迅速達成協議,盡快解決佔領所造成的不便,但是政府究竟有多大誠意,不容樂觀。政府提出的第一輪會談內容,是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定,很明顯政府仍打算用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拒絕重啟政改之門。不過人大決定後的政改第三部曲是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方案,既然立法會內超過三分之一的泛民議員已堅決表示不接受人大決定的框架,從憲制層面,也應重啟政改討論。 政府採「拖字訣」,希望示威者逐漸士氣低落,和平散去;我們也不能排除政府仍有可能武力清場。 但是,這不能解決問題。數以萬計面對催淚彈和黑社會也無畏的學生與市民準備好抗爭,八大校長和前首席大法官也不能勸退,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亦承諾在適當時機採取不合作運動,一些有良心的社會賢達亦辭去公職以明志,梁振英政府現在已無法作有效管治。 政府只有善用這次會談的契機,誠意回應示威者的訴求,讓港人在2017年獲得沒有篩選的「真普選」,才可以長遠化解管治危機。最低限度是重啟「政改五部曲」,由梁振英立刻撰寫另一份補充報告,讓人大常委會有足夠理據重新決定。 市民都是受害者,集會的身心疲勞,沒有集會的無辜受阻,懇請那些貼近政府的社會領袖,不要一味叫手無寸鐵的市民放棄抗爭,而是多勸喻專橫的當權者聆聽民意,為公義出一分力。
周一,我在中大百萬大道見證了香港歷史中重要的一頁:13,000名大專生參與罷課,是歷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一張張青春而純真的面龐令人感動,更令我們相信,香港總有爭取到民主的一天。 同樣值得欽佩的,是這群大專生「罷課不罷學」的精神。周二開始在添馬公園舉行的「公民講堂」,有超過100名學者和專業人士就不同的社會、文化、哲學議題講課。對大專生來說,這些歷史時刻的講課比上一個星期的正規課程更有意義。 打壓罷課其中最常見的「理由」,指罷課「無用」,改變不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包括李國章、羅范椒芬、范徐麗泰和梁錦松等都有類似說法。他們言下之意,罷課的訴求其實正確合理,只是不會取得實際效果,所以不值得做。 這幾位都曾一度主理香港的教育政策或從事有關教育的工作,卻向下一代傳遞出最錯誤的訊息。記得我們那一代的小學課本都有「愚公移山」的故事,教導我們應持之以恒做自己認為對的事,總有一天會成功,不應計較短期得失。現在這幾位達官貴人的潛台詞卻是:理想和是非原則不重要,最重要是看眼前有沒有短暫利益。這就是我們教導下一代的價值觀嗎? 抗爭行動要即時改變人大常委會於8月31日的「落閘」決定,機會的確不大,但是可喚起原本不大關心政改問題的市民注意,從而深入思考應否對篩選方案「袋住先」。在「落閘」後,有兩項政改民調均顯示反對「袋住先」的受訪者比率較以前大幅提高,已超過贊成的,有理由相信學者、學生的取態可改變市民看法。 從長遠看,這一次罷課也是一連串不合作運動和公民抗命的序幕,意味著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學生牽頭帶出了一個重要訊息:即使2017年不能落實真普選,我們已作好心理準備,爭取民主是漫長的戰爭,我們寧願以再多一代人、兩代人的時間,鍥而不捨地爭取下去。 對於這些行動有沒有用,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說得最好:「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下去,而是因為堅持下去才見到希望。」幸好,我們的下一代不像李國章之流那麼短視,香港還有希望。
據聞政府將提出建議,2016年立法會選舉將選區由5個變9個,每區由兩個區議會行政區組成,議席數目由5至9席大幅減至3至5席。 過去一、兩屆的立法會選舉,有建議拆細新界東、西兩個選區。以新界西為例,幅員廣闊,候選人要走遍全區宣傳相當吃力。而且2012年的參選名單多達16張(新界東更達19張),選民要記得每張名單的候選人也不容易,更遑論要全面了解他們的政綱和政績作選擇;即使是電子傳媒安排論壇,每張名單可以分到的時間也少得可憐。因此,有建議將新界東、西重劃為3區,以減少每區的候選名單數目,但未聽過連港九也重新劃區。 要判斷任何選舉制度轉變,最重要是看改動是否能夠充分反映選民的意願,以及符合當初制度設計的原意。港英年代的立法局選舉曾用雙議席雙票制和單議席單票制,結果建制派大敗(1995年立法局的20個直選議席中,建制派只贏得3席)。因此,回歸後政府就聲稱議會應包容少數派,吸納多元化的意見,改行比例代表制,讓得票只佔少數的建制派(特別是民建聯)贏取到更多直選議席。 現在,民建聯已成為直選議席最多的政黨,而一些泛民政黨又可受惠於比例代表制,政府就想改變遊戲規則,減少每區議席數目,排除獲較少數支持的政黨,將當初的原則拋諸腦後,根本就是輸打贏要。若真的要改變初衷,政府又是否膽敢改回單議席單票制? 目前立法會有35個直選議席,以9區計算,平均每區為4席,以這一屆選舉泛民派和建制派得票約為55%與45%之比計算,若分配均勻,兩派應在每區都各得兩席,泛民在支持率上的 10%優勢並不能化為議席,直選議席總數的上限將會是18席左右,但泛民派的協調和配票能力不及建制派,個別選區更可能失守,結果直選不能過半,在立法會連關鍵少數都做不成。若然泛民在功能組別的選舉又失利,就很可能維持不到三分一議席(24席)的政改否決權,到時,政府不論提出甚麼爛政改方案,都可順利通過。 簡單來說,劃9區,每區4席,最利取得 45%支持的建制派,加上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等原有制度,政府的如意算盤一目了然。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周一宣布設立熱線,呼籲公眾提供涉及中學生參與罷課或佔中的個人資料,並表示會公開所屬學校的名稱。教協、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平佔中秘書處等紛紛發表聲明,譴責此文革式的檢舉侵犯學生私隱,妨礙兒童的集會和言論自由。當日熱線立即給人「佔領」,不停有人打去叫外賣。 最近一星期,批評焦點由佔中三子和泛民議員,轉至學生身上。主攻的是《人民日報》海外版,批評香港學生「被當槍使不自知,被街頭政治裹挾」;前任和現任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都在幫腔;本地親共報章文章更是鋪天蓋地,連學聯周永康穿adidas tee,都被說成支持港獨的證據。 他們針對學聯發起9月22日起為期一周的大專生罷課。這是香港民間對政改全面「落閘」的第一波不合作運動。年輕學生率先挺身而出,不少成年人自愧不如。罷課期間,會有集會、教授講學、落區宣傳等,解釋假普選不能「袋住先」,公民抗命和平非暴力,顯示爭取真普選的決心。這正是北京和特區政府最為擔心的。 回顧中國百年歷史,學生在多場政治變革中擔當著重要角色:五四運動、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1989年的民運。在香港,從70年代的保釣、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以至兩年前的反國教,學生都是主力。他們的影響力,從來都不容忽視。 即使是中港兩地的官員,也不敢像抹黑泛民政團那樣,質疑學生的動機,只可以「屈」他們受人利用,走上抗爭之途。其中最荒謬的說法,是指學聯等學生組織過去是港英政府控制大學生的維穩工具。這說法漠視歷史,學生組織在所謂「火紅年代」曾緊跟「四人幫」的路線,在80年代又主張「民主回歸」,從來不受港英政府控制。至於指學生受到政圈中人煽動,則可說是對這些思路清晰的學生領袖最大的侮辱;學民思潮的黄之鋒說得最清楚:「鼓勵我參與抗爭行動的是李飛而不是戴耀廷。」 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我必須承認,今日年輕人影響我們,比我們能影響年輕人的時候為多。我期盼這些學生對社會的熱情,能喚醒沉默的大多數,成為香港的希望。
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的特首選舉訂下極高的篩選門檻,其中更加上一項事前沒料到的「辣招」: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由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中的「可參照」變成了「按照」,不但倒退,而且比民建聯、工聯會提出的方案還要保守,目的只是為現任特首梁振英度身訂造一個他可以連任的框架,不是普選,而是「保選」,保證欽點的人當選。 2013年3月,時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喬曉陽說「愛國愛港」不能有法律定義,他引用內地劇一句台詞「老百姓心中有桿秤」,那自然應由市民一人一票去決定誰人「愛國愛港」。今天,現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連老百姓的桿秤都不信,只信提名委員會1,200人心中的桿秤,過半數才可參選,等於操控601人就操控整個選舉,甚麼500萬人投票,只是為欽點的人面上貼金。而且李飛最近回答記者提問,已將「愛國愛港」變成「不言而喻」的「愛黨」。 中央背棄信義,不少人都感到心灰意冷,甚至激動流涕。失望過後,我們還是要抖擻精神,北京「落閘」,並不代表港人已再沒有事情可做。 首先,我們一同呼籲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否決這倒退不民主的人大決定,其次是回歸政改第一步,今次問題,源自梁振英不盡不實的政改報告,他應問責下台,由另一位特首重新諮詢,重寫報告。 《基本法》第50條訂明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重要法案」,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第52條訂明若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這是文明社會解決死結的方法,最終由選民決定立法會與特首的去留。即使梁振英不肯辭職,又不肯解散立法會,選民也可透過2016年大選重組立法會,再向特首施壓。同時,有廉恥的政府高官,亦應請辭,不要繼續狼狽為奸。 佔中三子表示,和平佔中勢在必行,各界會發起各式各樣的公民抗命行動,市民即使不參與,也望諒解與支持,多向身邊親友解釋,「假普選」只會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下的內地城市,喪失本土核心價值與優勢。不團結,不抗爭,香港可能變成澳門那樣,只搞民間公投,也會遭拘捕!任何政府都要靠市民支持才可運作,市民必須團結,才有可能迫使政府讓步。回顧香港過去幾十年爭取民主,從來都不是坦途一條,香港是我家,不能氣餒。
經過上周在深圳舉行的三場座談會(我出席了其中一場),以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會後的講話,我們已可大致估計到周日(31日)人大常委會將對香港的政改怎樣「一錘定音」:只有提名委員會有權提名特首,其組成方式要跟隨過去的選舉委員會;而為了體現所謂「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的「民主程序」,提名委員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候選人數目很可能會定於2至4人(下一輪諮詢後便確定3人)。這是徹頭徹尾的篩選,而且是700萬港人服從千餘人的提委會,多數服從少數的篩選。特區政府日後的第二輪政改諮詢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方案框架已定。 北京和特區政府接下來的工作,是一手硬,一手軟:硬是大力打擊佔中;軟是大力催谷市民以至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接受這個篩選方案。除了繼續「有票,真係唔要?」的洗腦宣傳,很可能用的一招,是在適當時間放風,指某些人已獲中央默許「入閘」參選特首。他們會是一些形象較溫和、中立,與現政府關係不大的建制派人選,甚至還可能包括一位泛民背景的人士(李飛上周說,大部分泛民都愛國愛港)。這意味著若政改方案通過,港人就有機會在特首選舉中投票支持這些可以接受的人選,令民望極低的現任特首梁振英無法連任。既然香港已沒有真普選,部分港人或會願意「袋住先」;某些泛民議員也可能以此為由,「轉軚」贊成通過政改。 但是這對改善香港的管治全沒幫助,因為我們要爭取的,是公平的選舉制度,特首才會向市民問責,假普選的人選,無論形象如何,一旦當選還是會受制於其權力來源──由親共人士和工商界主導的提委會,不會推行到真正有利香港普羅大眾的政策,令香港可以長治久安。唯一可作保證的,是沒有篩選的提名制度,讓港人有真正的選擇。 而且不要相信「袋住先」,日後還有機會改良。中央搬出「國家安全」這層次,正是告訴香港人他們無意妥協。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香港人天真以為內地的一套不會沾染香港,當政改是從上而下,改變不會遠,一國兩制喪鐘已敲。 周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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