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薇博 - 余若薇
2016-07-14

上周傳出廉政公署原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遭取消署任的消息,其後廉署更宣布她已辭職。這次突然的人事調動惹人質疑,有傳聞指與她堅持追查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UGL公司5,000萬元的案件有關。她的上司廉政專員白韞六到周一終於公開回應,表示不讓她繼續署任全是自己個人的決定,梁振英並沒有參與,也否認這安排與UGL案有關。但是這番解釋只令公眾產生更多質疑。 執行處首長是廉署第二把交椅,眾所周知,安排李寶蘭出任這種要職,政府內部必定經過長時間計劃、考核和審查。她去年中開始署任,若沒有過錯,理應在適當時間「升正」。她突然遭取消署任,絕非白韞六一句「表現未達要求」就可推搪過去。執行處首長主要負責調查工作,是有「女神探」之稱的李寶蘭一直以來的工作範疇,為甚麼會突然「未達要求」?各種跡象顯示,李寶蘭不似有甚麼過錯:據一名前廉署人員引述,白韞六在與廉署人員的內部會議中承認,過去數月並沒有向李寶蘭表達不滿的意見;而李提出辭職後,白竟挽留她出任原職的執行處處長。 梁振英一直用盡權力來左右政府部門、公營和學術機構、諮詢委員會的人事任命,排除異己,藉著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自然是最佳例子。不直接屬他權力範圍內的港大人事任命尚且如此,委任廉政專員和執行處首長屬他的職權,他要施加壓力,要求廉署不查UGL案,可謂易如反掌。事實上,周一記者追問白韞六有關此案的進展,以及特首辦有沒有提交相關文件等,他完全沒有回應。 曾幾何時,廉潔是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之一,但自從 UGL案件不明不白不交代,到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嫌貪腐免遭起訴後,香港的廉潔形象已岌岌可危。李寶蘭事件可能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1993年,廉署解僱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立法局曾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最終促使廉署公開更多資料,立法局也認同解僱合理,釋除了公眾的疑慮。今年立法會已接近尾聲,隨即要進行選舉,但10月開始的新一屆立法會必須查至水落石出,若要成事,各選民9月投票選新一屆議員時,應先問清楚各候選人在這問題的取態,不要輕輕放過。 周四刊登

2016-07-07

現在距離下一屆特首小圈子選舉只有不足9個月,傳聞有意參選的人紛紛發表疑似競選政綱。現任特首梁振英忽然回到4年前的「競選模式」,大事批評領展(但是他在任期間對此事做過甚麼?),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上周六在一個論壇上,也表示希望下一屆政府有足夠的條件、環境和氣氛,可以重啟政改,打倒以往她指不知何時才可重啟的說法,難怪被人視為是變相的「競選宣言」。   林鄭沒有說到重啟政改以甚麼作為基礎。北京一直強調,2014年的人大「831決定」適用於香港以後任何政改方案。換句話說,若下任特首不敢要求北京收回決定,那麼日後再次推出的仍會是假普選方案,港人肯定不會收貨!   林鄭的「重啟政改」論,令人想起2007年曾蔭權競逐連任,揚言在政改問題上「玩鋪勁」,承諾提出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普選方案,結果他推出的,只是增加功能組別(現變成「超級區議會」)和增加特首選委會的人數從800到1,200人。被玩鋪勁的,是香港市民。   下任特首仍然是由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產生,但必定要向全港市民交代對重啟政改和真普選的立場,這也一定成為民主派選委(上一屆在1,200名選委中約佔200人)投票的最主要考慮因素。   近日一些建制派候選人亦大打「倒梁」牌,提出”Anyone But CY”(簡稱ABC),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與自由黨田北俊對談時亦笑言民主派可與商界共同推舉特首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我們放棄初衷,由爭取制度弱化為針對個人的訴求。目標有長遠,也可以分階段性:2016年有立法會及選委會選舉的目標,2017年有特首選舉,而重啟政改和ABC同樣是特首選舉的目標。民主派與建制派最大的不同是民主派要求真普選、真自主、真自治;而不像一些建制派般只要求換特首。從董建華到梁振英,換人不能解決問題,但未解決問題前,也不能接受梁振英連任。公民黨提出港是會議,實踐革新,逆轉未來;不單只重啟政改,亦要求港人參與自決前途。   要討論重啟政改,必須有先決條件,「831決定」的三大緊箍不改,永遠不會有真普選,奉勸疑似候選人不要含糊其詞,以為可以蒙混過關,香港現時的管治與信心問題,已過了臨界點,靠「玩」香港人當選,只會害己禍港。

2016-06-30

明天是回歸紀念日,民間人權陣線一如過往舉辦遊行,今年大會的主題為「決戰689,團結一致,守護香港」,帶領出發的將會是3名所謂「政治犯」:劉山青、程翔和林榮基(圖)。這安排正好與公民黨擬訂的口號「向強權說不,香港人可以」互相呼應。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內地遭拘押8個月,回港後勇敢揭露真相,在此不贅。資深傳媒人程翔則於2005年4月因涉嫌間諜罪在廣州被捕,到2006年遭判監5年,直至2008年2月獲釋回港。而劉山青更早於回歸前的1981年因聯絡內地民運人士而遭拘捕,被控以反革命罪,判監10年。他堅拒認罪,結果至刑期屆滿到1991年才獲釋回港。 3人的經歷說明了,從回歸前到現在,香港人在內地的人身安全和法律權利一直得不到保障,特別是牽涉內地政治和言論自由的案件,更難以獲得公平的審訊。不過3人回到香港後,卻又充分表現了港人不畏強權的態度。他們並沒有因曾遭拘押、飽受折磨而噤聲,劉、程兩人一直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和評論時事;林榮基回港後更呼籲:「如果我哋唔出聲,香港就冇得救……香港人係唔會向強權屈服。」 林榮基回港爆料後,特首梁振英迫不得已要表態,於是書面向北京表達港人的憂慮,以及提出檢討通報機制。內地公安部周一回覆同意後者,梁振英忙不迭表示感謝中央。很明顯他已經「收貨」,當作已經交差,既不會追查銅鑼灣書店其他4子目前的情況,對所謂「港人憂慮」也是說過就算,不再追問。 這正是我們要「決戰689」的原因。明天是下一屆特首小圈子選舉前最後一次「71大遊行」,我們要明確表達,香港需要的是捍衛一國兩制和港人權益的特首,而不是事事奉迎中央的傀儡。當然,我們針對的,並不是梁振英個人,而是藉此聲討他所代表的態度和作風以及小圈子選舉的不堪。「一國兩制」瀕臨崩潰,香港必須作出制度改革,一方面要推行真普選,另一方面,公民黨提倡籌組由港人主導的「港是會議」,商討解決2047年的二次前途問題及檢討《基本法》,包括單程證審批權、釋法權、立法會權力等問題。 林榮基說過:「我都可以,你點會唔可以?」我們以他們3人為榜樣,明天下午3時,老地方見。周四刊登

2016-06-23

今年1月約6,000名市民的一次遊行,鼓勵了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回港後,不顧危險,揭露這8個月來被扣的經歷。他的行動又引發了同樣約6,000人上周六參與了「香港有底線,向強權說不」遊行,展示了港人同仇敵愾的情懷。 北京以至香港建制派對事件的回應是意料中事。首先是人格謀殺,安排傳媒「採訪」其他人、林的女朋友和韶關圖書館館長,指斥林榮基說謊和有桃色糾紛等。但是只要看看哪一方願意開誠布公接受各方媒體的質詢,而另一方各人只願單向發放訊息,不敢回應提問,已見高下。更重要的是,撇開旁枝,銅鑼灣書店這事件牽動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最核心的憂慮。 為何書店5人先後失蹤?不要像律政司長袁國強泛泛空談──「在內地要遵守內地法律」,5人究竟干犯了內地哪條法律?是否依照內地法律處理?為何要安排在電視機前認罪?這是哪門子的法治?李波沒證件如何以「自己方法」過關?按照林榮基的說法,「中央專案組」派了兩個人陪同他回港,要他隨時報告行蹤,這是否跨境執法?他提出兩人的姓氏,又願意認人,不難核實真偽。此外,《環球時報》指辦案部門(之前談及李波時又稱「強力部門」)可以提請啟動與香港警方相關工作機制,「對林榮基進行處理」,香港與內地並沒有疑犯引渡協議,這要求是否違反一國兩制和雙方的協議?根據林榮基說法,運書到內地,違反甚麼內地條例?哪一本書犯法?從來沒說明。即使真的涉嫌觸犯中國法例,也沒理由幾個月被禁止離開小房間,又「自願」放棄聘請律師和通知家人,違反中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而事件中被扣留的5人,內地都沒有按通報機制通知香港警方。這些問題都沒答案。 特首梁振英從開始輕描淡寫,到現在略似關心,周一休假後回港立即宣布作了3項決定,撇除有需要時派員上京外,真正的跟進只有兩點:以「書面」向中央表達港人的憂慮;以及檢討通報機制,但沒有承諾會親自向北京反映事件的嚴重性,要求查個水落石出,嚴懲涉事官員,確保書店5子人身安全。 與其空談宏觀的港人情緒和制度,不如實際行動,讓大家看看成果,實事實辦。

2016-06-16

這一屆立法會的工作到7月中將會完結,目前議員都在作適當提問和發表意見後,順利通過各項爭議不大的法例和撥款。但這時候卻傳出梁振英政府有意重施故技,安排極具爭議的10億元「一帶一路獎學金」撥款在財委會的議程上「打尖」,務求在這屆會期內通過。   「一帶一路」作為經濟合作發展的概念,本就極具爭議。計劃涵蓋歐、亞、非洲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雖有西歐和東亞一些較發達的經濟體系,但成員中至少約一半經濟頗為落後,甚至包括政局極為動盪的伊朗等國。各成員的地理位置、經濟水平、文化、語言等方面差異極大,因此不少學者並不看好合作能夠成事或具經濟效益,認為這只是中國擴張地緣政治實力的策略。   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42次提及「一帶一路」,大事吹噓香港可以做「超級聯繫人」,根本欠缺現實基礎,只是逢迎中央來為自己做連任工程而已。他無法想到任何具體計劃讓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就只好胡亂推出10億元的獎學金。   未經深思熟慮的計劃原先只準備資助「一帶一路」國家學生來港讀書,香港學生不能受惠。面對猛烈批評,政府才將計劃改為一半用於資助香港學生到「一帶一路」國家升學。但是這些國家大部分並非以中、英文為教學語言,其大學的水平也普遍低於香港,對香港學生根本欠缺吸引力。   更有效地將10億元運用於香港專上教育的方法,是直接增加本地大學的資助學額,讓更多學生入讀(第一年學士資助學額過去20年間一直維持在15,000個左右,只有小幅增長);又或設立獎學金供本地學生到世界各地知名學府深造。   「一帶一路獎學金」撥款的議程若「打尖」擺上財委會,勢必引發議員作大量的詢問,需要多次會議審議,結果其他更重要而沒有爭議的撥款項目肯定會受影響,單以教育範疇來說,已在工務小組通過、等待排上財委會的包括兩家學校的興建工程和群育學校遷往屯門的計劃,難怪連工聯會的黃國健也批評政府這做法「乞人憎」和「戇居」。不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推說一切是誤會,他沒聽過項目要「打尖」,強調一切是為「學生的福祉」,能將梁振英競選連任的擦鞋工程說成「學生的福祉」,真的需要像吳局長的厚臉皮。

2016-06-02

上月2日,灣仔警署一名警長涉嫌監守自盜,從警署夾萬偷走107萬元保釋金,不知所終,已顯得相當荒誕。想不到,此事衍生出更匪夷所思的事情:上周三一名保釋人士到灣仔警署續保時,被要求簽署表格,放棄追討被盜的2萬元保釋金。表格本有「決定」或「決定不」追究兩選項,但保釋人士被要求簽署的文件,已被刪減剩下「決定不」追討這選項。 按照法例,被捕而獲保釋的人士只要沒有棄保潛逃,不論是否遭起訴或是否入罪,其保釋金都獲發還。警署內發生失竊事件,根本不須被捕人士填表選擇追究與否,而且警員不向當事人作解釋而要求簽紙,更是近乎詐騙。 事件遭傳媒揭發後,警方根本全無辯解的餘地,只可以立即糾正,讓當事人更改表格內容,可以「追討」保釋金。但是警方卻完全沒有對公眾解釋事件因由。灣仔警區指揮官麥展豪表示,因口供表格的內容和格式令個別人士產生誤會,原意是要確認疑犯是否想追究保釋金及索償。但保釋者根本毋須作出選擇或確認,亦毋須「追討」或「追究」,警長監守自盜也與他無關。麥展豪承認約有60名保釋者的保釋金被盜,承諾警方必會向他們發還,究竟這60人中有多少簽署了這樣的口供表格?他也沒交代。對於受影響的當事人,警方當然也不會道歉,只是「講聲唔好意思」。 近年警隊的形象不斷下降,按照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對警務處滿意度的淨值(即滿意減去不滿意),由2007年上半年的高位78.5%跌至去年上半年的最低位20.9%,警方或可諉過港人的群眾抗爭意識日強,某些人甚至趨向「勇武」;警署內發生強姦和失竊,也或可說成是個別警員的操守,不代表整支警隊。但是今次印備表格要保釋者放棄追討的做法,卻肯定獲得某些高層警務人員的批准,充分反映警隊的制度和管理出了嚴重問題。 現任警務處長盧偉聰去年5月上任時,曾表示警隊若有錯「不能賴貓」,但從這次事件看來,警隊仍在秉承前「一哥」曾偉雄「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的作風,死不認錯;也不肯開誠布公,向公眾清楚解釋出錯的原因。這種心態並不會令警隊的威信提高,亦不會增加警民互信。

2016-05-26

上周五城市大學胡法光運動中心的天台倒塌,不是單一事件,不論政府、大學及專業人士都值得反思管治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在已落成建築物的屋頂進行綠化工程,以紓緩氣溫上升,是政府以至社會各界大力提倡的措施。但是從近年立法會數次關於綠化工程的質詢看,政府對於這種工程並沒有統一的監管程序,或清晰指引,業界也眾說紛紜。 單以中小學來說,過去7年有百多間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綠化天台或屋頂,其中不少沒有向屋宇署入則。該署近日只表示會跟進城大倒塌事件,沒有表示會巡查所有綠化工程建築物;發展局也沒有提出考慮修訂法例或制訂守則,同學及家長們唯有自己留意,自求多福。今次城大萬多呎運動中心天台倒塌,只有數人輕傷,最後一秒全部撤走,不是管理層英明,而是前線人員機靈。 城大高層處理這事令人驚訝。首先,事發前一周,學生在中心考試時已見到有石塊掉下,向校方報告,校方派建築測量師視察後,竟認為沒有即時危險。事發後,校方強調幾座建築物的綠化工程符合程序,但被揭發逾6萬呎綠化天台沒入則後,是否有「認可人士」核准,與測量師陳佐堅各執一詞。最後,校方成立的調查委員會遭質疑「自己人查自己人」,三番四次更動人選,原本在名單內的副校長李惠光因曾負責綠化工程,終要退出委員會。不少分析指出,這不是專業而是常識問題,天台金屬架承重力設計只為風力及清潔工人等行走,而不可能承載萬多呎的泥土、綠草兼積水。為何堂堂大學常識欠奉?這些綠化工程及善後工作所浪費的金錢可能要納稅人負責,揪出應負責的人不單只是講求賠償,也是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城大跟香港其他大學一樣,由校董會作決策,原意是保障院校自主。但是近期各大學的校委會/校董會的造假醜聞頻生:港大化學系講座教授楊丹的論文涉嫌造假;嶺大既有前副校長「購買」博士學位,也有前教授陳章明「秘撈」替菲律賓太歷國立大學擔任論文導師。這幾宗造假事件,校方都不予追究,難免令人感覺大學的標準在急劇下降。近年大學管理層忙的是籌款,與內地打關係,對學生卻是打壓,凡事政治掛帥,簡直是不務正業,忘記了大學的初衷。周四刊登

2016-05-19

主管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視察」三天,香港如防禦恐怖襲擊一樣如臨大敵,水馬圍城,封路改道,工程暫停,食肆休業,立法會放早,市民怨聲載道。網上重溫40多年前(也是5月天)英女皇訪港的親民圖片,她到愛民邨,街坊近距離在各層走廊圍觀,沒人擔心「事頭婆」被高空擲物,保安會有問題。中央最忌香港人「戀殖」,緬懷當年的港英政府,但只要相比當年女皇「訪港」及今日張德江「視察」的畫面,高下立見。 最搞笑莫過於警方派員在獅子山頂紮營,自備乾糧守山數天,直至周五張德江離港,目的是防止市民再到獅子山掛「我要真普選」的大直幡,於是有市民在獅子山下的畢架山另一點掛上同樣直幡,充分凸顯香港人靈活變通的腦筋。 其實香港現時不少情況,皆因港府自作孽,例如梁振英被稱為「港獨之父」,事緣去年他在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學苑》討論港獨,但越禁越旺,「港獨」變成潮語。同樣道理,梁天琦的選舉單張有「自主」、「勇武」等字眼,郵局拒收,反而大收宣傳之效。 昨日,張德江與4名泛民主派議員在酒會中會面,4人提出了撤換特首梁振英和重啟政改兩項要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也倡議籌組由港人主導的「港是會議」,香港各界均可參與,中央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員也可列席,討論2047年的二次前途問題,以及各項牽涉內地的事務,如單程證審批權及一地兩檢等。 對於泛民的首項要求,梁振英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回應,泛民議員反對政府是政治本質。言下之意,不論誰當特首,泛民都會要他下台,但當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提倡 “Anyone But CY”,或親建制商人王維基都準備以「換特首」為參選立法會的主要政綱時,問題就絕非梁振英用「政治本質」可以推搪得了。 我們不會期望一次數十分鐘的非正式會面就會達到任何成果,但若中央真的想與泛民以至整體港人改善關係,就應細心聆聽撤換特首,重啟政改的訴求。大力打壓就像「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可禁多少山頭,也不能遏止心中訴求。

2016-05-12

周一,立法會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將位於大嶼山的群育學校東灣莫羅瑞華學校遷往屯門的計劃,預料日後也可獲工務小組和財務委員會通過,建校工程可順利於今年第四季展開。 學校遷址計劃出現爭議,源於學校新址附近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校長蔡國光去信立法會提出反對,他斷章取義引述過時的教育局文件,將群育學校收錄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形容為有暴力行為、參與黑社會活動、有吸毒習慣、性濫交等問題。  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教育工作者不盡力教導反而帶頭歧視,實在令人齒冷;而且蔡國光指群育學校應建於偏遠地方,會阻礙這些學生重新融入主流社會。難怪他的意見惹來教育、社工團體,以至社會各界口誅筆伐,有18位校長聯署支持遷校計劃。藝人黃秋生更現身說法,當年若不是入讀群育學校,「現在社會上可能已多了個罪犯」。 幸好群情洶湧,使到原本聯署反對遷校計劃的工聯會和新民黨兩黨的立法會議員立即轉軚,在教育事務委員會表示贊成計劃。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解釋,該黨區議員是因為「賣咗個人情俾建制派」而參與聯署,這種議政原則和水平也未免太低劣。   這次遷校爭議並非單一事件,過去不乏類似例子:2009年,一些梅窩居民反對正生書院遷到當地南約書院舊址,結果改為於原址進行改善及擴建工程;1996至99年,麗晶花園部分居民反對在屋邨附近興建治療愛滋病人的健康中心,平機會協調有關人士對居民提出訴訟,幸好最後達成和解。各宗事件的共通之處,源於英文所謂not in my backyard(不在我後園)的想法,不受歡迎的設施稱為N.I.M.B.Y.,居民明白社會必須有類似設施,但不想影響自己生活。 要市民摒棄這種不在我後園的思維,從來不易。目前每個區議員的選區平均人口只有17,000,角色也只屬諮詢,沒有實權,又不敢得罪自己的選民,遊說他們平常心看待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2000年,政府取消兩個市政局時,曾承諾將市政權力下放予區議會,但從未兌現。長遠而言,公民教育及改善區議會架構,有助消除只看著自己的後園的落伍思維。

2016-05-05

去年3月,傳媒剛報道陳文敏可能不獲委任為港大副校長後不久,我已在本欄說過,若政府干預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和人事任命,香港將會流失學術人才,結果不幸言中。 上周五,中大校長沈祖堯向教職員、同學及校友發出公開信,表示若校董會物色到新校長人選,對方又能於他任期屆滿的2018年6月前上任,他樂意提早退任。沈祖堯表面提出的原因,是期望先到海外進行講學及進修,再展開科研及行醫工作,但很明顯他對繼續做校長意興闌珊。 另一位同樣姓沈的中大學者也萌去意。年輕的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今年夏天將離港,先往新加坡過一年,再按工作計劃到不同地方居住。他坦言「香港未來十年不需要他」。早於梁振英2012年當選時,沈旭暉已曾表示要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 同時,一些受到梁振英重用的大專界人士,醜聞不斷,「表表者」是新任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在嶺大出任教授期間「秘撈」,其學生鄭琴淵的博士論文在嶺大被拒,陳章明竟然轉身為菲律賓太歷國立大學鄭琴淵的論文導師,使到鄭幾乎同一篇文章在極速時間內取得國立大學的博士學位。還有,巴拿馬文件揭露現任資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在理工大學時成立離岸公司,理大校董說不知情,公司股份已轉移到理大校外人士,從未清楚交代,疑點重重。 雨傘運動以至最近港獨思潮,大學生不易做,大學學者同樣處於風眼之中,當局應停止干預,讓院校自主,不同意見學者發揮其專業精神教導學生。可惜特首梁振英不斷委任「梁粉」進入校委會/校董會來操縱各大學。繼委任李國章進港大,以及何君堯、陳曼琪進嶺大後,又任命只任中大校董一年的梁乃鵬為校董會主席。最明顯是李國章身為港大校委會主席,第一次主持會議後便移師到中環開記者招待會,在毫無證據下誣衊學生像吸毒般被人操控,港大校長坐一旁像傀儡。 不少國家均投放大量資源發展專上教育,高水平的學者十分吃香,要在海外找到理想教職毫不困難。香港要留住他們來培育下一代的人才,必須讓學者可以一方面安心做學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願參與社會事務,作出貢獻。若有良心的學者被打壓,沒良心的學者上位,甚麼人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2016-04-28

戴耀廷教授提出「雷動計劃」,建議非建制派盡量協調9月的立法會選舉,務求在各地區和功能組別,派出有利取得最多議席的人數和人選,目標取得立法會一半,即35席。   地區直選情況複雜,只要有個別打著非建制旗號的黨派或人士不願參與,難以協調。   基於眾多不易解決的問題,戴耀廷修訂了「雷動計劃」,提出超區初選,直選改推「聰明選民」和「雷霆救兵」。   先看超區,現在傳聞有意出選的非建制派名單約有8張,各方同意應最多3張,目標清晰,有別於地區直選各區應出多少名單都有爭議。其次,候選人需要獲得另外15個區議員提名,初選協議要求參選者確保其提名人也接受結果,不會提名沒參加初選或落選的名單,減少初選後再有其他人加入選戰的可能性,這是可考慮的方案。   此外,其他功能組別,例如社福界,亦傳聞有多於一名非建制人士有意參選,同樣可初選,不過也要考慮界別選民感受,例如,有些選民對「大局為重」非常反感。超區初選後,仍有3張名單可供選擇,但傳統功能界別,初選後只剩一名非建制派候選人,可遭詬病。某界別選民普遍歡迎初選,這也是可考慮的辦法。   至於地區直選構想中的「聰明選民」和「雷霆救兵」還在磋商。戴耀廷計劃在每個直選區取得5,000至10,000名選民,願意等到選舉日最後一刻才決定如何投票,拯救一些邊緣還差些微票數才可當選的候選人。初步看來,風險甚大。首先,各區目標應爭取多少席亦視乎建制派的部署,爭議很大。民調也可出錯,亦有人會從中搗亂,發放假消息。選況激烈,邊緣名單不只一張,平均分配後可導致全部落選。反之,2004年,本人與何秀蘭合組名單,在民調上領先楊森與李柱銘名單,於是不少選民改作李柱銘的「救兵」,最終令兩張名單的選票不均而導致何秀蘭落敗。今年的情況只會更複雜,「雷霆救兵」或弄巧反拙,本來應選上的非建制派因這計劃而落選,令到更多建制派得益。   剛過去的新界東補選,公民黨楊岳橋堅持不告急,但選舉當日,不知哪裡來的告急訊息滿天飛,要澄清也不易,想做「聰明選民」也可能被虛假消息變得不聰明。   直選最安全做法還是相信市民的自行配票,大家與理念相同的家人、朋友、親戚分別配票給不同心水名單,結果最能反映市民意願。

2016-04-21

上周日空勤三個工會歷史首次在機場舉行靜坐示威,抗議特首女兒手提行李「特事特辦」,由第三者帶過禁區。對大多數港人來說,前往機場路途遙遠,交通費不菲,能有2,500人擠滿了接機大堂,充分反映了港人對「我爸是梁特」事件的不滿。 建制中認為事件小題大做,先是行政會議成員兼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指香港只有一個特首,享用特權也不為過,也許她在憧憬自己成為特首時的特權;「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說:「一宗、兩宗叫做濫咩?」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朱幼麟反問:強姦一、兩次難道不計?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則指機場不酌情處理行李問題,反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港人怒斥梁振英濫用特權,正是要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及航空安全。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在法律和其他層面(包括航空運輸)均有明確、與國際接軌的制度。但這次梁家濫用特權帶來嚴重的後遺症;政府和公營機構為了替梁振英圓謊,將問題推往前線彈性提供服務,間接否定了國際空運手提行李要「同行同檢」的安全守則,令前線人員無所適從。這次靜坐,是空勤前線員工爆發的第一波,希望撥亂反正,填補安檢漏洞。但事件中的地勤人員一直不作聲,他們的工會屬建制,上司機管局與特區政府有千絲萬縷關係,亦可解釋為何機管局與民航處站在政府一方而忘記了專業。公民黨黨友譚文豪是民航機師,他日前收集三萬多簽名去信三個國際組織,目的亦是希望專業組織可重申被特權破壞了的安全規矩。 專欄作者屈穎妍認為這次特權事件是特首與夫人「父母心」的表現,大家為避特權「太矯枉過正」。父母心當然是人之常情,但父母縱容子女不用守規矩,繞過程序,都是可接受的「父母心」﹖張炳良局長在事件初期曾說過:「所有員工,所有公務員都唔會俾人當妹仔咁使」,父母應教子女「使妹仔」﹖這像「無家教」和「壞榜樣」多於一般「父母心」。 梁振英政府處理這事件的方法,就跟他過去處理僭建和收受澳洲公司巨款等醜聞一樣,先是用「語言偽術」搪塞,然後就不再回應,以為假以時日事件就會不了了之。但多次醜聞累積起來的負面形象已令他完全無法有效施政,說任何話都難以令人相信。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哪一根?

2016-04-14

上兩周傳媒先後揭發了兩宗「花生指數」甚高,但同時影響重大的事件,除了有關機場安檢的「我爸是梁特」外,還有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於2013年與賭王何鴻燊姨仔陳婉玉名下公司交換物業,由於丈夫馮永業2003年曾與陳婉玉商討直升機場的經營權,惹來收受利益和避稅的嫌疑。   雖然馮永業有意將責任全部「攬上身」,指太太不知道他與陳婉玉的「交往」,仍無法為馮程淑儀洗脫嫌疑。她具有豐富的買賣樓宇經驗,一定知道樓換樓是極端罕有的交易方式,與「不相識」的人換樓更屬不合情理;她作為資深政務官,理應懂得避嫌。廉政公署立案調查是應有之義。   回歸前,香港自詡擁有最優秀而高效率的公務員團隊,是香港成功的要素之一。制度強調政務主任(AO)政治中立,工作重點在於執行政策,而不是制訂政策。他們理應是精英,也是管治的通才,經常調動到不同部門和崗位都可勝任。   回歸後,多名由政務官出身的高官均傳出醜聞: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已鋃鐺入獄;前特首曾蔭權被起訴「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退休後加入新世界集團,遭公眾質疑在售賣居屋紅灣半島時利益輸送,結果要取消合約;還有其他不能盡錄。   政府中高層官員也日益惹人批評,他們雖說政治中立,但要解釋和推銷政策,而政策往往與民意背道而馳(如「網絡23條」),也隨意破壞既定規矩(如港視發牌);相比港英年代,至少重大政策出台前會以「白皮書」和「綠皮書」等做足夠諮詢,也會依循制度。   從前殖民地政府自知不是民選,政策要從利民角度出發。回歸後特區政府,自覺是名正言順由中央任命的真天子,凡事聽命北京及中聯辦:23條立法、國教、普教中、一帶一路。犯錯官員像湯顯明、朱經緯未見懲罰,梁振英收澳洲公司5,000萬元從未清楚交代,盡職的平機會主席不獲續約,被委任的盡見庸才,劣幣驅逐良幣,有良心的政務官不少提早退休。留下的要為梁振英的惡行辯解,刻意曲解規章制度,例如民航處長羅崇文指手提行李不用與乘客同時經過安檢,惹來航空業界怒斥,連個人尊嚴也要賠上。   要挽救文官制度,梁振英要先下台,再解決政府的認受性和問責性,用人唯才,賞罰分明,否則這類醜聞陸續有來。

2016-04-07

上周五,電影《十年》在全港34個地點搞「遍地開花」同步放映活動,室內的場地座無虛設,室外的也擠滿了人,沙田和美孚等地估計各自有近千觀眾。《十年》不啻是個奇蹟:這齣拍攝成本僅有50萬元的獨立製作,原本只準備在電影節放映,沒有打算在戲院作商業上映,後來票房大收600萬元;即使目前沒有戲院肯繼續上畫,但在社區內依然反應熱烈。不過更大的奇蹟出現在周日晚,《十年》令人意外地奪得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獎。 說是意外,因為即使是支持者也擔心有兩個因素可能令該片未能獲獎。首先是一如該片監製伍嘉良所說,論藝術水平或技術,《十年》有其不足之處。不過,能緊扣時代脈搏,反映社會現況和問題,以至對大眾構成影響,都是偉大藝術作品的重要準則之一。《十年》開創風氣,勇敢地剖析香港目前的時局,尖銳直接,感動人心,發人深省,也充分反映港人的憂慮。從這角度看,得獎實至名歸。 另一個因素是,《環球時報》狠批《十年》,該片獲提名後,內地傳媒立即撤銷直播頒獎禮,令人擔憂近年較為依賴內地市場和資金的香港電影人能否公正評分。但是在不記名投票制度下,賽果顯示電影人仍然展現風骨。 整場頒獎禮中,除了《十年》獲獎以外,還有很多地方流露著獨特的「香港」元素:最佳男主角郭富城說「唔可以丟香港人嘅架」;《哪一天我們會飛》的監製陳心遙說我們會用「自己嘅方法」繼續做香港流行樂和電影;更令人動容的是,出生於台灣的最佳女配角金燕玲說,每次離婚後都選擇「返嚟」香港;出生於澳洲、在台灣學習電影攝影的最佳攝影得主杜可風表示謝謝香港,「返嚟」香港是要讓這裡的新一代有機會學習。這充分展現了香港開放多元的文化特色,反觀內地就繼續搞封鎖新聞那一套,連《十年》得獎也不能報道,只會令港人日益強調自己的身份。 電影是夢工場,《十年》本身卻又是一場成了真的夢境,香港的前途也一樣,只要我們敢於夢想,同時像主席爾冬陞領導下的電影金像獎協會那樣無畏無懼,堅守原則,那麼香港要捍衛核心價值和爭取命運自主,肯定如《十年》片末所說,為時未晚。

2016-03-31

銅鑼灣書店的經營者李波終於在上周四返回香港,不過他此行並沒有令香港人安心,反而帶來更多疑問。他跟事件中另外兩人張志平和呂波一樣,回港向警方銷案後,就在極短時間內返回內地。李波這次留港僅約20小時,而「護送」他返回內地的,是去年11月起多次在書店現身、協助李波繳交舖租及承包營運書店的「陳先生」。   事情發展至此,內地「強力部門」編寫的劇本已見端倪:銅鑼灣書店5人自去年10月中至12月底失蹤,在香港以至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內地有關部門承受重大壓力,不得不安排5人在內地電視接受訪問「報平安」,並聲稱都是自願返回內地,同時將罪名集中在桂民海身上,其他4人只是「協助調查」,其中3人更獲安排回港銷案。   但是這劇本實在太爛,不會有多少香港人相信。就以最受到香港傳媒關注的李波為例,他過去曾接受訪問,表示自己不敢踏足內地,現在聲稱主動回去協助調查,更不是循正常的出境渠道,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事前甚至不知會太太一聲;而回港不足一天,就要立即返回內地,極不合理。正如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所說,「一般智力的人都覺得,問題比答案還多」。   她指這是回歸以來有關「一國兩制」問題最嚴重的事件,也是中肯的評論。過去,港人即使未能爭取到真普選,覺得本地的自由、人權和法治皆有倒退跡象,至少還相信在香港的人身安全不會受到內地的另一制威脅,現在我們連這丁點的信心也失去。   不過,有些應有「一般智力」的人聲稱相信李波的說法,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和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一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的樣子。他們分別在北京和特區的管治架構中位居要職,擺出這種態度,顯示中央不再顧忌香港人的想法與信心。   港大民研上周公布的香港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分別大跌至負9%及負8%,前者是2003年4月以來的新低。在不少港人心中,「一國兩制」已陷崩潰邊緣,這正是催生本土意識的最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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