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其事 - 曾鈺成
2015-09-21

  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的大部分時間,總督不但是香港行政機關的首長,也是立法機關的主席,而且主要政府官員都兼任立法機關的議員。港英政府管治期間,司法獨立,但行政立法兩權並不分立。   政府首長和官員兼任議員,佔議會的多數議席,正是英國「議會制」特點。只是香港這殖民版的「議會制」跟英國本土實行的有本質上的區別:政府官員和議員都不是選舉產生。   在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很多人認為香港能夠維持多年的繁榮穩定,證明管治制度行之有效;這套制度應該寫進《基本法》,保留下來,回歸後繼續實行,盡量不要改變。   可是,港英的管治制度畢竟不能原封不動地搬到回歸後實行。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承諾: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這承諾寫進了《基本法》。於是,特區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便不能像以前的總督和官員一樣,自動成為立法機關的主席和議員。如果仍然要有一部分議員由官員兼任,那就只能先有立法會選舉,然後從當選的議員中任命官員,即是走英國議會制的道路。   不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決定不採用議會制。《基本法》不但規定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分開進行,更規定立法會議員不得兼任政府官員,這就在行政和立法之間劃了一條不可跨越的界線,令行政當局不能再在立法會裡佔有議席。行政立法關係於是徹底改變了。   《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一至第四節,依次為「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有關條文對行使三權的機關作了明確的界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分別為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和各級法院。從條文就三個機關的職權和組成所作的說明可見,三者各司其職,互不重疊,互相制衡,近似美國的「總統制」。在三個機關之前,「行政長官」自成一節,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顯示行政長官在憲制上的超然地位。這並不影響三權之間的關係,正如美國總統身兼國家元首的超然地位並不影響三權分立。行政長官超然於三權之上,不是凌駕三權,不是三權獨攬。

2015-09-17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並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條件。 例如作為民主國家的英國,從不奉行三權分立。英國的政治制度是「議會制」,大選中贏得國會多數議席的政黨成為執政黨,黨魁出任首相;首相和各大臣都是國會議員,由他們組成的內閣,既掌握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同時是立法機關即國會裡多數黨的領導核心。行政權和立法權由首相和他的內閣同時擁有,並不「分立」。 至於司法,在2005年之前,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司法首長是內閣成員之一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英國的終審機構是上議院司法委員會,所以司法權並不完全跟行政和立法「分立」。在2005年憲制改革之後,英格蘭和威爾斯司法首長的職權才交給由司法任命委員會任命的首席法官(Lord Chief Justice),終審權才從上議院轉移到新成立的最高法院。 美國實行的「總統制」是三權分立最徹底的例子。美國憲法把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賦予國會、總統和法院。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分開進行,總統所屬的政黨不一定是國會裡的多數黨。國會議員不能同時出任政府官員,官員也不能兼任議員。司法系統獨立於國會和政府之外,法院不受國會或政府干預。三權清楚分開,行使三種權力的機構或個人不會重疊。 同樣作為民主政治制度,議會制和總統制各有優缺點,不能說孰優孰劣。所以,並非只有三權分立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議會制和美國的總統制,同樣有效地保證了行政主導。 英國的議會制標榜「議會至上」,理論上是立法主導。但首相和內閣實際上主導了議會;國會的議程由政府決定,且國會的多數議席屬於執政黨,政府議案一定獲得國會通過。這是十分有效的行政主導。 至於美國,三權之間雖有互相制約,但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腦、三軍總司令、外交首長,享有極廣泛的權力。而且總統是最受傳媒和公眾關注的人物,特別在最近數十年,總統的政治影響力遠大於國會。從制度設計到政治現實,都保證了美國的行政主導。 由此可見,不論是否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都可以有效實現行政主導。

2015-09-14

北京官員與泛民主派個別政團和人士接觸,馬上有人說這是中共的「統戰」手法。 「統戰」的全稱是「統一戰線」。按中國共產黨解釋,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是為了實現各個時期特定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同各階級、階層、政黨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標下結成的政治聯盟。這本來是共產黨對敵鬥爭的策略。概括起來,就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很多人一聽到「統戰」,便想到它是共產黨對付敵人的手段,於是產生提防、抗拒的態度。譬如,假定香港所有泛民主派都是中央政府的敵人。中央政府沒法一下子對付所有泛民,於是便採取「統戰」手法。激進泛民是主要敵人,溫和泛民是次要敵人;按統戰原則,中央政府便聯合溫和泛民,打擊激進泛民。然而聯合前者只是為了打擊後者,所以聯合只是過渡性、階段性的;當激進泛民都被消滅之後,溫和泛民便可能上升為主要敵人,變成打擊對象了。 很多人對「統戰」就是這樣理解的。所以當中央政府對個別泛民人士和政團釋出善意時,就有人說中央政府在試圖分化泛民,要拉一派打一派;並且叫那些跟北京官員接觸的泛民要提防「被統戰」。 不過,自文革結束,中共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改革開放之後,「統一戰線」的性質經已改變,不再只是對敵鬥爭的策略。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裡,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是「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愛國統一戰線」由兩個範圍的聯盟組成:一個是大陸範圍內,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聯盟;另一個是大陸範圍以外的,以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聯盟。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屬於後一個範圍,他們只要擁護祖國統一,就是聯盟的一分子,不一定要擁護社會主義。 按照新時期的統戰理論,愛國統一戰線應當包括泛民主派的絕大多數,他們並不是中央政府的敵人。

2015-09-10

「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   「一國兩制」的理論是鄧小平在三十多年前提出的。理論的基礎,建立於在當時的國內和國際形勢下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客觀條件。按北京權威人士的說法,鄧小平提出的適用於香港的「一國兩制」理論,內容包括必須以「一國」為前提;「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政制走向普選的發展要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和在必要時作干預等等。   按「一國兩制」理論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歷了18年的實踐。用這18年「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去檢驗「一國兩制」理論,應有甚麼結論呢? 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去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成功的: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保持繁榮穩定,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白皮書說:「『一國兩制』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   「一國兩制」實踐在整體上的成功,固然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如果說18年的實踐完全沒有問題,或者說所有問題已經得到圓滿解決,也不符合事實。寫進《基本法》的東西,特別是關於政治體制的內容,畢竟是二十多年前擬定的;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和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以及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先前設計的政治制度和管治模式,一成不變地繼續施行,怎可能沒有問題呢?   《實踐論》說:「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   「一國兩制」要成功走下去,必須總結經驗,改變思想,發展理論,不能老是摸著石頭過河。

2015-09-07

習近平主席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裡,用了《詩經》的兩句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兩句話出自《詩經‧大雅》一首題為《蕩》的詩,是詩中最常被人引用的兩句,一般用來告誡人們做事要善始善終。字面的意思是:凡事都有開頭,但很少能達到終結。   習近平在他的講話裡接著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努力。」民族復興大業已經有一個很好的開端,但仍需後來者堅持努力不懈,方能達到最後成功,這大概就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意思。   唐太宗李世民五言詩《賜蕭瑀》有名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當中的「板蕩」,就是《蕩》詩和《大雅》另一首《板》詩的合稱。 《板》、《蕩》兩詩寫於周厲王在位期間,各有八章,每章八句。《板》詩第一句是「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卒」同「瘁」);《蕩》詩第一句「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板板」指違反正道,「蕩蕩」即放任驕縱;君王的「板」和「蕩」,分別是兩詩的主題。兩詩都是假托周文王慨歎商紂王放縱無道、禍國殃民,暗諷周厲王管治之下政局敗壞,人民受苦。《蕩》詩裡「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八個字,其實是對周厲王的譏諷,指他政令不能貫徹始終。   獲李世民以「板蕩識誠臣」嘉許的大臣蕭瑀,甚得李世民父親唐高祖李淵的信任。在李世民與兄弟爭權奪位的過程中,李淵曾偏信長子建成和四子元吉,對世民有所顧忌,違反了立世民為太子的承諾。蕭瑀一直站在世民一方,在李淵面前為世民辯護。「玄武門之變」後,蕭瑀說服了優柔寡斷的李淵,把政權交給世民。蕭瑀對李世民十分忠誠,但由於他與房玄齡、杜如晦等其他功臣不和,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後並沒有重用他。   後人把「板蕩」一般地解釋為「時局動亂」。但《板》、《蕩》二詩針對的,其實是君王的施政:君王無道,才出現動亂的局面。從蕭瑀忠於李世民的一段歷史來看,李世民詩中的「板蕩」,是一般地指「亂世」,還是暗喻父親李淵未能齊家治國,製造宮廷矛盾,令諸子兄弟鬩牆,兵戎相見?

2015-08-31

國務院港澳辦一位副主任在香港與民主黨領導層會面,「就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交換意見」。這是中央政府官員和泛民主派人士在政改方案否決後的首次(有報道的)接觸。 香港和北京都可能有些人把所有泛民主派看成是反中亂港分子、「一國兩制」的敵人,認為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跟他們沒有甚麼好商量,唯有盡力予以打擊,不讓他們製造麻煩,香港才能維持繁榮穩定。反對派當中也可能有些人把中央政府看成是扼殺港人民主自由、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邪惡力量,只有不斷與它對抗,才能維護港人的權利。 但是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和泛民陣營中,抱著絕對的「敵我」觀念的人終究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應該明白,堅決維護「一國兩制」,符合香港和國家的最大利益;而「一國兩制」要實踐成功,中央政府必須接受反對派長期存在,而且有時還會得到很多港人支持;反對派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承認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的最終管治權。雙方必須建立求同存異、有分歧而不對抗的關係,所以要溝通、對話。 港澳辦發言人說:「中央政府官員與香港社會各界各政團以不同的方式會面、聽取意見是正常的安排。」這裡說的「社會各界各政團」,自然應當包括泛民人士和政團。可惜一直以來,中央政府官員和泛民人士會面,沒有成為「正常的安排」。這次港澳辦官員和民主黨的會面引起諸多議論,正因為人們不覺得它是「正常」的事。 當然,區議會選舉將至,任何「政治事件」都可能影響選情,各方難免要從區選得失的角度去評估民主黨與中央官員的會面。民主黨的競爭對手,包括在建制派和泛民陣營裡的,不願見到民主黨因與北京改善關係而「得分」;而民主黨內部,卻有人擔心因接觸京官而「失分」。這是會面引來一些批評和攻擊的主要原因。批評的人說,現在不是接觸的合適時機。 這是短視的看法,沒有看到中央政府和泛民建立正確關係對「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要性。雙方的接觸溝通,應該正常化、經常化,沒有不合適的時機。

2015-08-27

對於2017年行政長官換屆選舉、中央政府會有甚麼態度呢? 大家會記得,2002年行政長官換屆,中央政府支持董建華連任,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董建華在800名選舉委員中囊括了762張提名票,成為唯一的候選人,自動當選連任。 同樣的局面會否在2017年重演呢?中央政府對現任行政長官高度評價、十分信任。但同時中央政府也知道,在社會上、議會裡以至政府內部,有不少反對現任行政長官的情緒和力量。中央當會考慮,如果行政長官連任,這些反對情緒和力量能否受控,會否增強成為施政的嚴重妨礙? 如果中央政府不排除換人,接著便要考慮:第一,有沒有適當的替換人選?第二,怎樣避免重蹈2012年選舉的覆轍,出現惡性競爭,影響新一屆政府的管治能力? 人選方面,在香港各界精英之中,具備特區首長應有的識見,且有領導能力和親和力的人,並不缺乏;問題是他們有多少能和現任行政長官一樣,在政治上經得起「疾風知勁草」的考驗,贏得國家領導人絕對信任。假如中央政府有意考慮換人,大概不會被動地看著群雄並起、逐鹿中原,應該已經開始物色工作,或者對個別有意角逐的人仔細觀察、認真評估,看是否可以錄用。 如果要競選,爭奪會有多激烈呢?從以往經驗看,要保持「君子之爭」,只有兩種辦法:或者像第一屆選舉那樣,把競選活動局限在選舉委員會內部,不面向公眾,不牽涉傳媒;在今天的環境,這顯然行不通。又或者像2007年的選舉,建制派只出一名穩操勝券的候選人,跟陪跑的泛民候選人做台好戲;這就等於中央政府決定讓現任連任,或者已勸退現任,讓路與另有其人的真命天子。這兩種情況,看來都不大可能發生。 再說,即使中央政府為要避免建制派內部廝殺,希望只有一名建制派候選人,這願望只怕也難以實現。「建制派只出一名獲中央政府祝福的候選人」這樣的理想安排,已被梁振英在2012年的選舉中打破了。梁在上次做到的,下次也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一旦出現了多於一名競逐者,在選舉中有人會用甚麼手法去打擊對手,沒有人可以控制。

2015-08-24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有競選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回歸前舉行的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中進行。候選人共4名,競選活動沒有公開進行,候選人各自向推選委員會委員介紹理念和政綱,回應委員們的質詢。沒有選舉論壇,沒有候選人互相詰難、激辯的場面,更沒有互爆醜聞、互揭陰私。那是一場在小範圍裡的君子之爭,最後董建華以高票數「大熱」勝出。 新成立的特區政府管治並不順暢,加上遇著亞洲金融風暴和禽流感等嚴重事故,經濟民生大受打擊。第一屆政府任期結束時,為求穩定,中央政府和香港建制陣營都支持董建華連任。200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以絕大比數提名董建華,沒有其他候選人,董建華自動當選。 行政長官最多只能連任一次。第二屆政府開始不久,競逐下屆行政長官的活動即告展開。這一次,沒有一個獲得各方一致接受的人選,爭奪在所難免,這就必然影響建制陣營以至特區政府內部的團結,本來已處於弱勢的政府將陷入更大的管治困難。中央政府有見及此,毅然決定提早兩年換人,在「跑馬仔」未成氣候之前讓董建華卸任,由時任政務司長的曾蔭權在無對手之下自動當選為第二任行政長官。 曾蔭權上台,帶來新局面,扭轉了政府的頹勢。完成第二屆政府的任期後,曾蔭權以高民望競選連任,挑戰者只有來自泛民陣營的梁家傑。這是回歸以來第一次有競選的行政長官選舉,香港市民第一次看到行政長官候選人進行電視辯論,收到候選人的競選政綱。然而,那是一場預知結果的選舉:曾蔭權得到選舉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支持,最終一定當選,曾、梁之間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競爭,雙方都沒有動機要把對方置諸死地。所以這場競選,是比理念、比口才,沒有負面宣傳的君子之爭。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你死我活的爭奪,其惡劣情況大家記憶猶新。普選方案被否決,2017年行政長官仍用舊辦法產生。屆時,是現任行政長官在無對手之下自動連任?還是有競選但預知結果的君子之爭?抑或是另一場你死我活的惡鬥?

2015-08-20

在「燭之武退秦師」兩年之後,鄭文公和晉文公先後去世。鄭文公的兒子鄭穆公繼位後,繼續讓秦穆公兩年前派來的將士留在鄭國,其中包括秦國大夫杞子。 杞子派人報告秦穆公說,他獲派掌管鄭國北門;有他接應,秦國派兵偷襲,即可攻下鄭國。秦穆公把襲鄭的計劃告訴上大夫蹇叔,問他意見。蹇叔反對說,長途跋涉去打遠方的國家,對方一定知道,作好準備,以逸待勞;如果勞師動眾而打敗仗,軍隊便會起反叛之心。秦穆公不聽蹇叔勸告,決定向鄭國出兵。蹇叔到東門送行,哭著說,不會看到軍隊回來了。他對在軍隊裡的兒子說:「晉國一定派兵在殽山襲擊你們,……你必死在那裡,我去收拾你的屍骨。」是謂「蹇叔哭師」。 秦軍向鄭國進發,行至滑國,給一個出門做生意的鄭國商人弦高遇上。弦高心知不妙,於是一面用厚禮犒勞秦軍,自稱代表鄭穆公歡迎秦軍將領,令秦軍以為行動已被鄭國知悉;一面趕緊派人回鄭國通風報訊。鄭穆公收到訊息,叫探子偵察駐鄭秦軍的動靜,發現他們已經束矢載弓、厲兵秣馬,準備打仗。鄭穆公於是派遣大夫皇武子對杞子等人說:「你們在敝國逗留很久了,供你們食用的肉脯、糧穀和牲口都吃完了。既然你們即將有行動,不如先到田野裡捕些糜鹿作食物吧!」 杞子見密謀敗露,逃到齊國,其他駐鄭秦將都逃到宋國。在滑國停留的秦軍知道鄭國已有防備,攻鄭沒有勝算,於是滅了滑國便折返秦國。回程中經過殽山,果然被晉軍襲擊,秦軍大敗。是謂「晉敗秦師於殽」。 先前秦晉聯合圍鄭,滅鄭唾手可得之際,秦穆公聽信了鄭國說客燭之武的話,臨陣撤軍,跟晉國結了怨。這次再出兵侵鄭,也是這個秦穆公,對本國老臣蹇叔的勸諫,卻充耳不聞,結果如蹇叔所料,滅鄭不成,反被晉軍打得損兵折將。 鄭國在三年內兩遇滅國危機,都能逢凶化吉。第一次靠燭之武;第二次因為有弦高。兩人都很有膽識和機智,而且十分愛國。而鄭文公和鄭穆公父子二人,都顯出臨危不亂的應變能力。 關鍵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對歷史發展起著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2015-08-17

公元前630年,晉、秦聯軍圍鄭。鄭國大夫佚之狐向鄭文公說:「國危矣!若派燭之武去見秦君,秦師必退。」鄭文公聽了,去找燭之武。燭之武推辭說:「臣壯年時也力不如人,現在老了,無能為力了。」鄭文公說:「我沒有及早重用你,現在危急才求你,是我的錯。但鄭國亡了,對你也不好啊!」燭之武於是同意去見秦君。 夜裡,他們用繩子把燭之武吊下城牆,到了城外,見到秦穆公。燭之武一番說話,果然說服了穆公,不但班師回國,更與鄭國結盟,留了幾員大將在鄭國協助戍守,於是晉軍也撤退了。這是《左傳》裡「燭之武退秦師」的故事。後人都稱讚燭之武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憑機智和口才挽救了鄭國。 故事似乎有多處不合情理。第一,既然燭之武一直未得鄭伯重用,他不會有機會代表鄭國從事外交活動。那末他的外交才能是從哪裡得來的呢?佚之狐憑甚麼相信他一定能夠說服秦國退兵呢? 第二,鄭文公在位45年,是鄭國任期最長的君主。在他之前,鄭國國勢早已衰落,四周強國環伺。鄭國長期周旋於列強之間而不被消滅,說明文公深諳縱橫捭闔之道,而非顢頇無能之輩。他怎會長期冷落一位外交奇才,國危時始授命於他? 第三,燭之武摸黑翻牆,隻身秘密出城。他年事已高,怎麼竟然好像有特務鐵金剛的身手,可以深入秦營,直闖秦穆公面前,如入無人之境?而穆公不是立即叫人把他拿下,卻願意聽他遊說? 第四,秦穆公並不輕易聽取別人的意見(這點可從《蹇叔哭師》的故事得知)。秦晉關係本來十分友好,聯晉滅鄭不會是穆公倉卒的決定。況且出兵攻鄭,「勞師以襲遠」,倘無功而退兵,必然影響軍隊士氣。燭之武縱有如簧之舌,穆公又怎可能聽了敵營說客一番話,便改變初衷,不惜動搖軍心,且與晉國決裂呢? 或許如論者所說,《左傳》為要用最少的文字把複雜曲折的事情說清楚,所以省略了許多細節。不過,如果「燭之武退秦師」確是史實,但以上問題的答案都被湮沒在省略了的細節中,人們從而得到的「燭之武憑外交才能制止了戰爭」的結論,又有多少真實性?

2015-08-13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說:「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在思考「一國兩制」對立統一的時候,重溫《矛盾論》,當有啟發。 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論點:「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對抗的公式。解決矛盾的方法,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毛澤東強調,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鬥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然而很諷刺地,毛澤東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正是混淆了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矛盾。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歷史裡,最重大的錯誤,也是將對抗的公式套用在處理非對抗性矛盾上。或者說,處理矛盾的手法,令原來非對抗性的矛盾發展成為對抗性的矛盾。 《矛盾論》說:「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要令「一國兩制」成功發展,就要創造條件,讓矛盾著的「兩制」能夠共居於統一體中,並且不斷把原來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讓「兩制」可以互相吸納對方的優勢,共同演進。這樣「一國兩制」才有生命力,可以持續發展。反之,如果不適當地套用對抗的公式,令原來非對抗性的矛盾也變成對抗性,最終必會失去矛盾雙方共存的條件,「一國兩制」難以持續。 《矛盾論》又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一方,與泛民主派一方的矛盾,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裡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作用。

2015-08-10

有一次,一位來港任職不久的外國總領事問我:「你們選舉時,政綱裡可以寫些甚麼?」她說的是立法會選舉;有此一問,是因為她知道公共政策不是由立法會制定和推行的。她向我解釋說,在她的國家,政府由大選裡勝出的政黨組織;政黨把政策主張寫在參選政綱裡,並向選民承諾:「如果我們贏了選舉,上台執政,就會在施政上落實我們的選舉政綱。」 但在我們的立法會選舉裡,政黨不能對選民說出同樣的話;說了也無人相信,因為明知你這個政黨無論贏得多少個立法會議席,也不是由你來決定政府政策。所以那位總領事感到好奇:香港的政黨在選舉時可以向選民說些甚麼呢? 我回答說,我們也一樣就各項公共政策向選民作出承諾,只是在每個承諾開頭加上「爭取」兩個字:「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爭取立法規定標準工時」、「爭取提高長者生活津貼」、「爭取免費幼稚園教育」,等等。我們成功選進了立法會之後,便會就各項政策提出(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向政府當局提出質詢,抗議當局不接納我們的要求,這就兌現了我們「爭取」的承諾。 所以,人們不能期望政黨提出的政策主張都經過嚴格的論證。認真嚴格的政策研究,對於政黨來說,是奢侈、多餘、浪費。反正選民想要甚麼,政黨就說爭取甚麼;不用計算成本效益,不用研究是否可行,不用考慮能否持續。歸根結底,就是不用擔心一旦贏了選舉,就要把自己在競選中提出的政策主張付諸實行,否則選民會來「追數」。 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不應─是這樣。行政長官在競選時所作的承諾,不是「爭取」甚麼政策,而是他領導的政府會推行的政策,在他當選後就要落實。儘管行政長官不是普選產生,他在競選時還是要向公眾作出種種政策承諾,當選後便會被公眾「追數」。 所以,行政長官在競選時不能只為迎合選民所好,提出無法落實的政策承諾。行政長官競選政綱裡列出的各項政策計劃,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也不應是閉門造車的構想,心血來潮的創作。一套可以落實的競選政綱,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2015-08-06

很多人看到香港的管治有問題,並且看到問題的根源在於政治體制。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人們相信香港當時實行的管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繁榮穩定;只要把那套制度寫進基本法,回歸後保持不變,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就會得心應手。 誰知特區政府的管治一點也不得心應手。行政當局在立法會裡沒有穩定可靠的支持力量,公務員又強調要「政治中立」,任何政策只要稍有爭議,政府便無力推行。儘管特區政府設立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又嘗試與友好政黨結成管治聯盟,以增強政府的政治能量,但行政主導始終不能實現,行政立法之間不能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實踐說明,管治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管治團隊能力不足,制度上顯然存有缺陷。但缺陷出在哪裡?制度要怎樣完善?未有人提出圓滿的答案。 很多人看到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並且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政策。香港政府和商界歷來相信,香港能夠維持強勁的經濟活力,是靠奉行市場經濟,堅持小政府,把稅收和公共開支限制在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很低比例,令香港成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為了維持經濟自由全球第一,香港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全球已發展的經濟體中,香港的貧富懸殊最為嚴重。上屆政府抵受不住社會壓力,推行了一項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政策:立法規定最低工資。這稍微改善了低收入家庭的經濟狀況,但對於是否要循財富再分配的方向走下去、走多遠,社會難有共識,政府也欠缺政治理念和能量去作出決定。 很多人看到港人和內地的矛盾不斷加深,並且知道矛盾是兩地融合的過程中產生的。十多年前內地剛開放「自由行」,港人都十分歡迎,認為中央政府這項政策給香港帶來經濟實惠。但當開放省市的範圍逐漸擴大,訪港內地旅客不斷增加,對香港社會帶來的問題愈來愈多,便引起敵視內地來客的情緒。這只是兩地融合產生矛盾的其中一個方面。融合不能逆轉,矛盾怎樣處理? 這些問題(還有其他)都要解決。而要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必須依靠理念清晰、論證嚴謹、判斷獨立的政策研究。

2015-08-03

政改方案否決了已一段時間,爭議暫見平息,可以較冷靜地檢視否決方案的後果。 對於要通過任何政改方案,即要修改原有的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產生辦法,基本法設定了相當高的門檻:修改方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最少三分之二以及中央政府三方面的同意。設定這高門檻,是要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作出任何改變之前,中央政府和香港大多數人必須就改變達成共識;如果沒有共識,政制就不能改變。 按照這條道理,這次政改方案通不過,只表示方案未能跨越基本法規定的門檻,港人之中未有足夠的大多數與中央政府達成共識,即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的條件並未具備,於是政制要維持不變。這本應沒有甚麼大不了,無需害怕天會因此塌下來:基本法有關政改所作的規定,實行起來不可能給香港帶來沒法解決的危機。事實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已不是第一次,2005年也發生過;當年政改失敗,政制原地踏步,但社會沒有亂,政府沒有垮,其後進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換屆選舉也沒有脫軌。 不過,今次政改失敗的後果恐怕不能跟上一次比較。首先,這次政改的依據不僅是基本法,還有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該決定給出了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決定雖然只是說2017年可以(而不是一定要)實行普選,但這已令大多數港人對2017普選有所期望。況且,在政改爭議的整個過程中,特區政府不斷向市民宣傳2017實現普選的好處,甚至強調「一定要得」,這無疑要加強了市民對政制原地踏步的失望。 其次,如果說這次政改失敗是因為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未有共識,那並不是因為一部分市民不支持普選,認為政制不應改變。恰恰相反:幾乎所有港人都認為2017年應該有普選,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肯接受特區政府按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出的方案,認為那不是「真普選」。即是說,其實沒有人願意見到政制原地踏步。 最重要的是,過去18年實踐證明,特區現行政治制度中存有明顯的缺陷,對有效管治構成嚴重的妨害。而在普選實現之前,這些管治問題很難得到解決。 所以,普選問題不能不了了之。

2015-07-30

春秋末期鄭國有一個卿大夫,名叫子產。他被史家譽為宰相典範,「春秋第一人」。據史書所載,子產治理鄭國一年後,年輕人不會胡鬧,老年人不用操勞,小孩子不須下田耕作。兩年,市場買賣公平,不用討價還價。三年,家家夜不閉戶,人人路不拾遺。四年,晚上不用把農具從田裡帶回家。五年,男子無需服兵役,人們自覺守喪。子產治國二十六年,人民對他十分愛戴。他去世時,全國老百姓悲痛不已,男男女女都除下佩帶的飾物,停止玩奏樂器,哭了三個月。 《左傳》有一篇《子產論政寬猛》,記述子產臨終前,把他的治國心得傳授給兒子大叔。子產說,只有德行很高的管治者,施政才可以寬鬆仁厚,人民心悅誠服;德行不那麼高的,施政就寧可猛烈強硬。猛烈如火,人們望而生畏,不敢觸碰,便不會燒死;倘柔弱似水,人們以為可以隨意冒犯,結果便會溺斃。子產告誡大叔:寬厚的管治是很難實行的。 子產死後,大叔繼任。他起初不忍行猛政,只行寬政。結果盜賊興起,很多人被劫殺。大叔很後悔,說:「我早按夫子的話去做,就不會弄到這個田地。」於是派兵攻打賊巢,把盜賊殺光。 文章並不是就此結束;接著是孔子對「論政寬猛」的很長一段評論。孔子同意子產的說法,但又補充說,寬政會令百姓漠視法紀,這時要用猛政加以糾正;猛政會令百姓痛苦難受,這時又要以寬政給予舒緩。「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施政才能達致平和。孔子又引述《詩經》的句子指出,要行寬政讓人民休養生息,行猛政令盜賊受到制裁。施政不爭不急,不剛不柔,平和寬厚,就可令人民得到幸福。 按孔子這番道理,儘管寬政比猛政難於施行(對不能以德服人的管治者尤其如是),然而管治不能一味靠「猛」,必須審時度勢以調整政策策略,寬猛兼施,剛柔並濟,才可以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成都武侯祠裡有一副《攻心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不懂攻心的管治者,往往也缺乏審勢的智慧,因而寬嚴失度;且多是失諸過猛,寧猛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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