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其事 - 曾鈺成
2015-11-19

新加坡的國會議員,都要在自己的選區定期會見人民,接受申訴。這安排叫做meet the people session,簡稱MPS。一般是每星期進行一次,當了部長的議員也不能豁免。   我參觀過的一節MPS,從傍晚開始,至深夜才結束,議員會見了數十名申訴市民。工作人員說,一節MPS為時數小時,經常要延至過了午夜。整個時段的安排,十分緊湊:向議員申訴的市民,首先由工作人員辦理登記,領取排序編號;然後依次由議員的助理接見,說明申訴詳情,由助理準備一份書面的個案簡介;如有需要,助理還會替議員擬備一封致有關政府部門的信稿,表述申訴內容,要求政府部門處理。申訴人到另一個房間獲議員接見的時候,助理準備的文件已送到議員桌上,議員便可根據其中內容決定怎樣處理申訴個案。   我看到的申訴案例,全是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實際問題,有的甚至十分瑣碎。例如有一名市民違例泊車收到罰款通知,他投訴該區泊車位不足,要求議員為他出頭,令當局取消對他的罰款。另一名市民說他的太太對屋邨周圍種植的花卉敏感,要求議員協助把花卉鏟掉。我看到議員有求必應,都按申訴人要求向有關部門發出公函。結果能否令申訴人滿意,我無從得知,但聽說政府部門對議員在MPS發出的公函都十分重視,必須有所回應。   這MPS制度令新加坡的官員和議員跟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繫,一方面讓政府及時了解民情,掌握社會脈搏;另一方面為人民提供了便捷而有效的途徑,向政府部門申訴求助,減少人民因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而對政府的不滿。我見到的新加坡官員,都十分親民,沒有官架子,可能是由於他們經常在MPS和人民接觸,在思想感情上不會脫離以民為本。   香港的議員,包括區議員和立法會地方選舉的議員,都有會見市民、接受申訴的安排。不過香港議員的地位,跟絕大部分屬於執政黨的新加坡國會議員,自不可同日而語。至於香港的政府官員,不是到內地或海外公幹,就是要留在辦公室裡開會、讀文件。文山會海,貴人事忙,當然無暇搞甚麼定期會見市民計劃了。間有隆重「落區」,難奏實效,徒覺擾民。

2015-11-16

今年九月,新加坡進行國會大選。這是執政人民行動黨精神領袖、建國總理李光耀去世後的首次大選。 新加坡上次大選是在2011年。在該次選舉中,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僅僅超過六成,比前一屆大跌了6%,是歷史上最低;有3名部長敗選失去議席,包括地位崇高的外交部長楊榮文。對於素來沒有對手的人民行動黨,這是一次嚴重的挫敗。其後有兩次補選,都是反對黨勝出,人民行動黨受到進一步的打擊。 對於今年的大選,很多人在事前都估計,人民行動黨勢必失去更多選票和議席,甚至執政黨的地位也要受到威脅。誰知選舉結果卻大出人們意料之外: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大幅回升至接近七成,在89個議席中贏了83席。 為甚麼選舉結果會跟人們的預期有這麼大的差距呢?香港政策研究所日前請了新加坡前駐港總領事陳慶榮作了分析。 熟悉新加坡政情的陳慶榮指出,人民行動黨在這次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除了因為在上次大選受挫後進行了深刻反思,迅速回應人民的訴求,在改善施政上作了明顯的努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人們都希望執政的是一個有管治能力、能夠維持良好有效施政的政黨,雖然同時亦要有足夠的反對力量,制衡政府的權力。 到目前為止,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人民心中唯一有執政能力的政黨,沒有人相信任何其他政黨可以取代它的執政地位。「新加坡人民無法想像反對黨的人出任官員,或者代表新加坡與外國政府打交道」,陳說。人民認為人民行動黨的權力必須受制衡,所以要讓反對黨有生存的空間;然而,人們並不願見到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被根本撼動,令政府不能維持有效管治,所以人們也不會讓反對黨的力量過分強大。大選前出現的指稱人民行動黨執政地位可能受威脅的言論,正是引起了選民的擔心,促使他們要力保人民行動黨。 陳指出,反對黨在這次大選中仍取得6個議席,這對人民行動黨是件好事;如果人民行動黨贏得太盡,就會引起選民們對政府權力過大的擔憂,下次選舉要倒回反對黨一邊。 人民一方面要一個有管治能力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要它的權力受到制衡。大概到處都是這樣,不單是新加坡。

2015-11-12

選舉時節,抽水時節。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要向選民報告工作成績。人們都明白,所有改善社區環境、增加公共設施、解決民生問題的工作,都要靠各個政府部門和公共事業機構去落實,議員的職權只是建議、要求和監督。所以,候選人在選舉廣告上羅列的「政績」:增設交通燈、搬走垃圾站、興建行人天橋、改變巴士路線、加強保安設施、延長診所服務等等,都不是候選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必須在前面加上「成功爭取」,表示是自己努力工作得來的成果。 不過,「成功爭取」沒有專利。聲稱「成功爭取」的人,很難證明事情是他獨家爭取成功的。怎樣才算做過「爭取」,沒有客觀標準;你奔走經年,我吵嚷幾天,事情一旦成功了,我不是也有「爭取」嗎?你說「成功爭取」,我就乘機抽水。反正誰有爭取,誰在抽水,選民不一定分得清。 在選舉期間抽水的,除了候選人之外,還有壓力團體。對於這現象,奧巴馬的《無畏的希望》有精闢的論述。奧巴馬說,壓力團體運用他們掌握的選票去影響候選人在某些議題上的立場,這本是民主的精髓。可是,壓力團體並不關注一般的公眾利益,沒有興趣分辨哪一個候選人最有頭腦、有能力、有識見;他們關注的只是他們自己特殊的、狹窄的訴求。 奧巴馬憶述,他在參加參議院初選的時候,便收到最少五十份來自壓力團體的問卷,要他填覆。問卷裡提出十分具體的政策,例如取消自由貿易協議,或者修改憲法以保障全民醫療服務等,要求候選人明確表態。如果你不填覆問卷,或者表示有保留,不是簡單直接地說支持,你就可能把壓力團體的選票送給了你的對手。於是,候選人對複雜的政策問題便被迫採取簡單化的非黑即白的立場,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在香港也有這樣的情況。每逢選舉,代表社會上各種不同利益的壓力團體,都會抽水不甘後人,爭先向候選人發問卷,然後公布各人填覆的答案,指示團體的成員們怎樣投票。即使區議會選舉也是一樣:雖然明知區議會管的主要是地區事務,仍要迫著候選人就全港性的公共政策作非黑即白的表態。

2015-11-09

上星期去看了一個題為「紫荊綻放」的畫展。畫家是潮汕人,專攻紫荊水墨畫,據介紹被譽為「中國紫荊花水墨第一家」。展出的數十幅作品,大部分畫的是香港景物,有燦爛的花叢襯托。我問畫家,畫中的是中國的紫荊花,還是香港的洋紫荊?他說,是洋紫荊。 紫荊和洋紫荊,名稱相近,卻是兩個不同的品種,只有葉的形狀相似。紫荊生長於海拔150米至1,400米,主要分布在中國大陸的中部和南部。她的學名是Cercis chinensis,英文俗稱Chinese redbud (「中國紅蕾」),說明這植物是來自中國。紫荊是豆科紫荊屬植物,是落葉喬木,不過由於多是矮小叢生,常被當做灌木。 至於洋紫荊,英文俗稱Hong Kong Orchid(「香港蘭」),是常綠喬木,豆科羊蹄甲屬植物,最先在1880年左右由一位法國傳教士在香港島薄扶林鋼綫灣發現,並移植至薄扶林伯大尼修道院,其後被判定為新物種,命名為Bauhinia blakeana。其中Bauhinia即羊蹄甲屬,而種的命名blakeana,是採用了19世紀末一位香港總督的姓氏Blake。 由兩種植物的名稱和生長地區可見,紫荊屬於中國,而洋紫荊則屬於香港。「洋紫荊」得名,可能是由於最初發現她的人,看到她的葉和紫荊相似,但花的形狀和大小又有別於紫荊,以為她是來自外國的品種,於是加上一個「洋」字。其實她是香港本土的植物,叫「香港紫荊」或許更恰當。 洋紫荊在1965年獲定為香港市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在基本法起草期間,起草委員會向海內外徵集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的設計,收到七千多份作品,但沒有一份入選。其後草委會特別邀請了三位設計師重新設計,最後採納了香港建築師何弢設計的洋紫荊圖案,與基本法一起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說區旗和區徽上的圖案是「紫荊花」而不是「洋紫荊」,或許是為要去殖民化;但這樣一來,特區的區旗和區徽便不符合基本法。 洋紫荊受香港人喜愛,不是因為她有一個洋名,而是因為她適應香港的土壤和氣候,長得繁榮艷麗。不管給她換個甚麼名稱,她仍是港人熟悉和喜愛的洋紫荊。但是,如果破壞了她生長的環境和條件,她就會變質、失色、枯萎。 周一、四刊登

2015-11-05

五十多年前,香港的學童讀完小學,要參加一個包括中、英、數和常識四個科目的小學會考,按考得的成績決定能否升讀中學。1962年,教育當局把小學會考改為升中試,考試科目減為中、英、數三科,每科有優、良、佳、可的成績等第,記在證書上。   從小學會考到升中試,都是高風險考試,操練多,壓力大,為人詬病。自1970年代初小學教育普及之後,廢除升中試的呼聲不絕於耳。政府終於在決定1978年開始實施九年免費教育時,一併宣布取消升中試。 當時曾有人建議,升中派位不應考慮學生成績,應該分區隨機派位,令每間學校都收到不同能力的學生。但這建議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多數人認為仍應按學生的成績決定他們選擇學校的優先次序。   為減輕升中選校對學生的壓力,當局決定不設公開考試,用學生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校內成績決定選校次序。但各間小學程度參差,在一間學校裡成績中等的學生,在另一間學校可能已名列前茅;為求對全港學生公平,必須有一套可以比較各間學校成績的評估辦法,用來調整每個學生的校內成績。於是便引進了學能測驗。   學能測驗設文字推理和數字推理兩卷,目的是評估學生的「學業能力」。當局強調,學能測驗並不是另一個公開考試,內容與教學課程無關,學生無需操練;同時,學生的測驗結果不會直接影響他本人的升中派位。因此,學能測驗應該是零風險、零壓力、零操練的。   很不幸地,事實並不是這樣。由於學能測驗成績影響學校的優劣評比,大部分學校都盡力提高學生應付學能測驗的能力,辦法就是操練。提供模擬試題的大量「天書」應運而生,讓學校拿來操練學生。升中試年代,學生操練的是中、英、數學科內容,還可以說對學業有促進;學能測驗的操練,卻對學業毫無裨益,完全是虛耗精力、浪費時間。於是,學能測驗最終也難逃被廢除的命運。   廢除學能測驗不等於解決了問題。學校水準參差,單憑校內考試不能公平地評定學生成績,這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回顧升中試和學能測驗的興亡史,對如何處理眼前備受爭議的TSA,或許有點啟發。

2015-11-02

有記者給我拿了一份TSA(「全港性系統評估」,起壞名!)的小學六年級數學科試卷,要我在25分鐘內把它答完(給學生的完卷時限是50分鐘)。我用了23分鐘完卷,不覺得太緊迫。全卷共要填寫六十多項答案,我答錯了一項,因為大意,沒有看清問題;另有一項,「評卷參考」提供的正確答案是「g」,表示重量單位「克」(gram),我答了「gm」,相信不算答錯;其餘都答對了。   有報道說,有學歷很高、工作經驗豐富的議員做過這份試卷,錯了多題。即使真有其事,我認為既不表示該議員的文化水平「不如小學生」,也不足以證明試卷艱深刁鑽。試卷的內容,全部都在小六數學課程之內;不過有部分內容,例如分數的四則運算、幾何圖形周長和面積公式、各種度量衡單位等,多數人離開學校之後,便很少應用機會,因而淡忘了,並不奇怪。我雖然也離開了學校多年,畢竟當過一段時間數學教師,未至把學校數學完全忘記。   平情而論,一個小六學生,如果在校內的數學科考試合格,解答這份TSA試卷應該沒有難度,沒有理由要在正常的課內學習以外接受任何特殊操練。換一個說法,如果一間學校裡的學生不經額外操練便答不好TSA試卷,這間學校的教學恐怕大有問題。   進一步說,如果有些學校必須靠特殊操練才能使他們的學生在TSA取得合格成績,但學生在校內考試裡都能合格、升級,這些學校的校內考試又有多可靠呢?這不正好說明,一個「全港性」的、劃一標準的基本教學效果測試是十分必要嗎?   我當校監的一間學校,5年前也曾經因為學生TSA成績遠低於全港平均,受到來自教育當局的「壓力」。面對這壓力,我們有兩個選擇:一是要學生多做應付TSA的操練;一是認真檢討我們的教學工作,查找不足,對症下藥,努力改進。我們選擇了後者。現在我們學生的TSA成績,已高於全港平均,但學校從沒要求學生在正常學習以外做應試操練。   通過改善教學去提高學生成績,比只是加強操練要艱難得多。要保證TSA對學校教育發揮正面作用而不會有壞影響,教育當局必須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惡性操練。

2015-10-29

與一位訪客談到香港的議會和政府將在未來兩年相繼換屆,客人問:「你們有『跛腳鴨』的問題嗎?」 「跛腳鴨」是形容公職人員任期將近屆滿時的處境,尤其在新一屆的繼任人已經產生之後。「跛腳鴨」的公職人員,雖然仍未卸任,但已基本上失去了履行職務的權力;倘若他繼續發號施令,人們大都不予理會,寧可聽從即將上台的新貴。 例如,美國國會和總統選舉都在11月上旬舉行;在1933年之前,新一屆國會和總統就職的日期是選舉翌年的3月4日。所以,任期屆滿的國會和總統都要經歷長達四個月有位無權的「跛腳鴨期」。193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國會和總統任期開始的日期分別提早至1月3日和20日,「跛腳鴨期」縮短了差不多一半。 在香港,立法會選舉一般在9月第二個星期日舉行,當選議員10月初宣誓就職,相隔不過一個月。區議會選舉(11月下旬)跟新一屆開始(翌年1月)相隔也只有一個多月。兩級議會任期屆滿前的「跛腳鴨期」都很短,對議會的運作不會有多大影響。 行政長官換屆便不同了:新一屆行政長官人選3月下旬產生,至7月1日才就任,其間相隔三個多月。不過,這段日子並不是每次都成為卸任特首的「跛腳鴨期」。第一屆與第二屆之間,董建華自動當選連任;在第二屆中途,董突然宣布辭職,由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署任,直至曾當選,正式接任;第二屆結束時,曾蔭權競選連任成功,多做一屆。以上幾次換屆,都沒有出現「跛腳鴨」。 唯一有「跛腳鴨期」的,是2012年的換屆。當時的情況,人們記憶猶新:梁振英以候任行政長官身份宣布「零雙非」政策時,仍在台上的行政長官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都顯得十分尷尬。 三個多月的交接期,對於當選後才開始籌組管治團隊的候任行政長官,時間並不充裕,很難壓縮。如果新舊兩位行政長官理念相同,合作無礙,自會善用這段交接期,確保政府平穩過渡,無縫銜接。但倘若新舊二人的管治理念南轅北轍,政府換屆猶如「敵意接收」,那末三個多月的「跛腳鴨期」,對於等待下台的官員,可能是長得難受了。

2015-10-26

大多數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長,都有任期規定。最常見的任期是4年或5年一屆,而最常見的任期限制是最多可以出任兩屆。有些國家的首長沒有任期限制,如意大利和印度的總統、英國和日本的首相、加拿大和新加坡的總理等。另一方面,有少數國家規定首長只能出任一屆,不得連任。這些國家包括南韓、以色列、巴拉圭和中美洲的幾個國家─墨西哥、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   日前與一位訪港的墨西哥外交大使會面,談起這任期問題。他說,墨西哥的憲法規定總統只能出任一屆(6年),是為要防止像迪亞斯(Porfirio Diaz)的獨裁者再出現。迪亞斯是選舉產生的總統,但他一共贏了7次選舉,他的統治長達35年。1910年爆發的「墨西哥革命」推翻了迪亞斯,其後制訂的憲法便規定總統和各州州長都只任一屆,不得連任。   總統只能做6年,會否令施政流於短視,缺乏長遠發展的願景呢?大使說,他認為問題不大。拿美國總統作比較:美國總統可以連任一次,即任期最長8年,但他實際上可以履行職務的時間,只有6年多一點。因為他在任的第四年,即第一屆的最後一年,整年時間都要花在競選活動上;而到了第二屆的最後一年,下一任總統當選後,在任的總統便成為跛腳鴨。對比之下,只做一屆的墨西哥總統,就不用花時間做競選連任的工作,6年任期的大部分時間都可以正常地履行職務,落實自己的政綱。   大使又說,總統只任一屆,可以較少受民粹主義影響:由於無需考慮連任,總統不會因為擔心失去選票而不敢推出有爭議的政策,可以堅守理念,不讓選舉政治妨礙施政。(這正是「官到無求膽自大」!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就會削弱了人民監督總統的權力。)   墨西哥的國會議員,也是6年一任,不准連任;但就任一屆之後退下來,隔一屆便可再參選,重返議會,不算連任。還有,墨西哥國會是兩院制,法律只規定不可以在同一院裡連任。所以,在眾議院做了一屆議員之後,可轉到參議院,再返回眾議院,如是者梅花間竹,只要贏得選舉,便可以連續不斷地做議員,不受限制。

2015-10-22

赫希曼的著作《退出、發聲與忠誠》(圖、Exit, Voice and Loyalty)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了熱烈而有趣的討論。赫希曼指出,當一家公司的表現變壞時,員工有兩種不同的反應:「退出」,即辭職,另謀高就;或者「發聲」,提出批評意見,希望公司改進。   這兩種反應對公司會帶來不同的影響。首先說「退出」:員工紛紛「跳船」,會打擊餘下員工的士氣。但另一方面,最早「跳船」的員工通常是對公司的忠誠程度最低的;他們跑了,公司少了一批離心分子,或會較容易上下一心解決問題,扭轉頹勢。   至於「發聲」,員工提出批評意見,可以幫助管理層了解公司的問題所在,從而改進。但如果員工們的「發聲」表現為對工作怨聲不斷,甚至互相之間「唱衰」公司,工作環境便只會更差。此外,即使是善意的批評,如果處理不善,也會造成更多矛盾,令問題惡化。   按赫希曼的理論,「忠誠」不是員工的另一種反應,而是對公司的一種態度,影響著員工在公司出問題時所作的反應。對於赫希曼的這個觀點,其他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認為,「忠誠」不但是一種態度,而且也是員工的一種反應:公司發生問題時,特別在問題出現的早期,許多員工其實都不會立即「退出」或「發聲」,而是若無其事地如常地工作,這就是「忠誠」反應。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反應,叫「沉默」更為恰當。   有人進一步指出,「沉默」有積極和消極兩種。積極的「沉默」才是「忠誠」,對公司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能力充滿信心,緊守崗位,努力工作,耐心期待情況好轉。消極的「沉默」就是「麻木」:對公司心灰意冷,無奈找不到其他工作,不能「退出」;提意見又明知沒有作用,所以也沒興趣「發聲」,唯有呆在公司裡混日子,消極怠工,得過且過。   學者在赫希曼的「退出」(Exit)和「發聲」(Voice)兩種主動反應之外,加上了「忠誠」(Loyalty)和「麻木」(Neglect)兩種被動反應,構成所謂EVLN模型,用來分析當公司衰敗時員工的回應行為。   這分析也適用於面對挑戰的城市,例如香港。市民當中EVLN四種行為各佔多大比例,反映社會的政治狀態。 

2015-10-19

每隔幾天便收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材生盧安迪的文章。最近一篇,安迪以李陵和蘇武的故事為引子,抒發他對遠託異國,求學立業以至安身落戶的想法,並引詩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無處不青山」作結,像呼應李嘉誠先生的「此心安處是吾家」以及「我身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李陵答蘇武書》是我小時頗喜歡、印象較深刻的一篇古文,主要因為讀來節奏整齊,聲調鏗鏘,很好背誦;但對文章含義,理解甚淺。看了安迪的文章,我重新細味李陵在《答蘇武書》裡的陳情,若有所悟;特別是其中對投降匈奴後遭受屈辱、「仰天椎心而泣血」的怨憤,以及寧可選擇「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且「每顧而不悔」的決絕。   我不能接受李陵為自己投降所作的辯解,但他正確地指出了朝廷親小人而遠賢臣,致令「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而功臣義士則「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唯有「負戟而長嘆」。因此能人義士都不願為朝廷效命,「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經典著作《退出、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1970年出版),指出當一個組織開始衰敗時,對它失去信心的成員可能作出兩種回應:「退出」(離開組織)或者「發聲」(用溫和以至激烈的方式向組織提出批評意見,促使組織改進)。赫希曼分析了這兩種回應方法跟成員們對組織的忠誠程度的關係:一般來說,忠誠程度愈高的成員,愈願意通過「發聲」去嘗試令組織改善;忠誠程度低的,則較易「退出」組織。這理論適用於一家公司、一個城市以至一個國家。   除了忠誠,還有其他影響人們採取「退出」還是「發聲」的因素,例如組織的成員怎樣評估「退出」和「發聲」的得失。另一方面,組織對成員的「退出」和「發聲」怎樣回應,也會反過來影響成員對組織的忠誠程度。   正如盧安迪所說,今天的世界跟二千多年前李陵和蘇武生活的世界已大不相同。然而,退出、發聲與忠誠三者之間的根本關係,可能千古不變。

2015-10-15

本欄上一篇文章指出,孔子說的「命」或「天命」,是指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例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裡面的「命」,就是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個人的能力和成就,要受到「命」的限制。對於個人的發展,這「命」的作用可說是消極的。 有學者認為,孔子說的「命」或「天命」,可以有另一種意義。它可以理解為道德力量;在道德力量推動下,人可以作出超越個人利害考慮的行為,為實現某種遠大的目標而犧牲個人的利益。這種力量來自人的天性,故稱之為「天命」。當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中的「天命」,指的就是這種道德力量。它是使命感、責任感和意志力的來源,所以對個人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按這個說法,「知命」或「知天命」,不一定是指認識客觀世界對個人能力的限制,也可以指認識自己的道德責任,確立人生的使命。前者是辨識「可為」之事,後者是辨識「應為」之事。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所指的是哪一種認識呢?孔子「知天命」之後開始周遊列國,踏上漫長而艱辛的弘道之旅。由此看來,他的覺悟是認識到「應為」之事,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孔子在「知天命」之後還有兩個更高的修養境界:「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耳順」是甚麼意思,有多家說法;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意義十分明確,並且可解釋為在「應為」之上增加了對「可為」的認識:懂得準確判斷個人能力的極限,心之所欲自不會逾越客觀條件容許的範圍,於是就能做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但我們也可以倒過來作這樣的理解:孔子應知道(或相信)事有可為,才會帶著他最優秀的學生去周遊列國;如果只憑一股使命感,「有前無後,打死罷就」的帶學生去犯難冒險,他就是很不負責任的老師。在列國十多年的經歷,令孔子認識到並非所有「可為」的事都是「應為」,於是個人修養才提升至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不管從那一個方向去看,只有同時認識「可為」和「應為」,才可以從必然王國走到自由王國。

2015-10-12

孔子把「知命」或「知天命」視為人格修養的重要指標。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孔子本人,據他自述,十五歲「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後達到「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說的「天命」,不是唯心的、迷信的東西。孔子從不導人迷信;《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他教學生集中精力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不要花工夫去猜測現實以外的東西。學生樊遲問智慧從何而來,孔子告訴他:「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子路問怎樣事奉鬼神,孔子反問:「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再問對死怎麼看,孔子又反問:「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所說的「天命」,並不是虛無縹緲的、超然於現實世界以外的神秘力量;他所指的,是客觀世界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孔子的「知天命」,絕不是消極的無所作為的聽天由命;他五十三歲開始周遊列國,不畏艱險,到處宣揚他的政治理想,正是在知天命之後表現出積極的人生態度。 客觀世界的實際情況,決定哪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得到,哪些做不到。例如古人說的「嫦娥奔月」,只是幻想的神話故事,因為當時人類還沒有掌握航天科技,沒有人可以飛往月球。但到了今天,人類的科技水平已發展至可以把載人飛船送上太空,再安全返地,奔月便成為可能的事了。 社會的發展也是一樣。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理想的政治制度能否實現,決定於「命」,即社會的實際情況。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不獲通過,命也。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任何先進的制度,如果社會條件未成熟時強行推出,就是冒進,注定要失敗;但當社會已經發展了,人們都要求改變,掌權者仍死抱著舊制度不肯改革,就是落伍,必將被歷史潮流所淘汰。 「知天命」就是懂得審時度勢,清楚了解客觀世界的實際情況,從而準確判斷甚麼可為、甚麼不可為,於是進退有據,謀而有成。君子要擔大任、成大業,除了要德才兼備,不可不知天命。 周一、四刊登

2015-10-08

基本法規定,香港回歸後,原有法律予以保留,但同基本法相牴觸者除外。基本法訂明,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成為根據憲法設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香港在英治時期制訂的法律,許多條文都包含對英女皇和皇室、英國政府或香港總督等的提述。這些體現英國殖民管治的提述,當然同基本法相牴觸,不能留在回歸後的法律條文裡。 最近有人指出,特區法典裡的《刑事罪行條例》和《官方機密條例》,至今仍保留著「女皇陛下」、「聯合王國」和「英國屬土」等字眼,質疑特區立法未有貫徹去殖民化。   其實,在香港回歸後第一天,即1997年7月1日,臨時立法會已通過了《香港回歸條例》,規定對香港原有法律要作符合基本法的詮釋。這包括,在任何法律條文出現的對英女皇、皇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或「相類名稱、詞語或詞句」的提述,須解釋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提述;對樞密院的提述,須解釋為對香港終審法院的提述;對香港總督的提述,須解釋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提述;凡名稱中包含「皇家」一詞的政府機構,須理解為猶如「皇家」一詞已被刪去,及提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應政府機構。   這樣的詮釋,已一籃子處理了法律條文中去殖民化(或稱「法律適應化」)的問題。不過特區政府仍認為,回歸後的法典不應保留與基本法相牴觸,或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的用語,所以先後提出了數十條法律適應化條例草案,對含有與殖民管治有關字眼的多條法例,分別作了修訂。這些去殖民化的修訂,大部分沒有引起爭議;適應化條例草案都獲立法會順利通過。   至於上面提及的《刑事罪行條例》和《官方機密條例》所以未有修訂,是由於條例的特殊內容,而不是因為去殖工程半途而廢。兩條都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條例,任何修訂都必然引起很大爭議,包括只是把其中提及英國的字眼直接換為對中國的提述。有關爭議,看來要留待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時才作處理。周一、四刊登

2015-10-05

香港要「去殖民化」,有甚麼應去掉呢?   在回歸十八年後的香港,百多年英國管治遺留下來的、富有殖民時代特色的東西,舉目皆見。上月底復修完成隆重啟用的終審法院大樓,就是英治時期司法制度的標誌,據說是大英帝國在海外最漂亮的法院大樓。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和內地司法部門的首長都出席了啟用儀式;他們不但聚精會神地聆聽終院首席法官講解英國人怎樣興建法院大樓和樹立法治精神,而且興致勃勃地聽取接待人員介紹當局怎樣小心保存和準確還原大樓的英式設計。看來,即使最強烈地主張去殖的人,也不會提出把這座足以勾起對殖民管治回憶的大樓,作為「去」的對象。   同樣,去殖大概也不會針對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其他歷史建築,從代表殖民政府最高權力的港督府(現改稱「禮賓府」,或許算是去了殖;然而不少人,包括沒有半點戀殖意識的愛國港人,仍會不經意地繼續把它叫做「港督府」),到維多利亞時代為便利華人居民而設的中環街市。與殖民管治關係密切的皇后碼頭,因發展海濱而要清拆;拆卸後也要把組件保存下來,覓地重置。   香港的街道、公園、學校、醫院,用英國皇室成員或殖民政府高官的名字命名的,多不勝數。去殖權威陳佐洱先生說,這些名稱都不用改。殖民時代的建築物不能拆卸,是因為保育的理由;殖民時代命名的地方和設施不改名,則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倘要改名,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必然引起極大混亂。   有說法指要「依法」去殖,但基本法裡似乎找不到很多去殖的規定。事實上,基本法的主要精神,是保證香港回歸中國後,原有的(即殖民管治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所以其中的條文,規定不變的多,說要變的少。最明顯的去殖規定,是政府首長不再由宗主國派來,立法機關不再由派來的政府首長委任,終審權不再設在宗主國。這些去殖規定,已完全依法實行了。諷刺的是,在有的人眼中,這些變化恰恰是造成特區管治困難的禍根。   所以,在考慮還有甚麼「殖」要「去」時,可要小心謹慎。

2015-09-2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不是「行政主導」?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中,司法獨立並無爭議;所謂「行政主導」,針對的是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 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最少直至回歸前數年,總督主持立法局會議,官員佔了立法局多個議席,行政當局直接掌控立法機關,可說是百分百的行政主導。 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北京十分強調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須維持行政主導。但是,基本法規定官員不能兼任議員,行政機關不能照用港英年代的辦法去控制立法機關,行政主導怎麼保證呢? 立法程序是由提出法律草案啟動的。掌握了提案權,就掌握了立法的主導權。有的政治體制(如美國的總統制)規定,只有議員可以提出法案,政府沒有提案權。英國和回歸前的香港也規定法案必須由議員提出;但由於官員兼任議員,所以實際上政府享有提案權;同時,雖然政府以外的議員也可以提出「普通議員議案」(private member’s bill),但數量受到限制,並且甚少獲得通過。 基本法把立法提案權賦予特區政府:官員雖不是議員,卻可以向立法會提出法案。另一方面,立法會議員雖然也可以提出法案,但不得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涉及政府政策的,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可提出。這些規定,大大限制了議員的提案權。 基本法又規定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必須由行政長官簽署,方能生效;但回歸以來,行政長官從不需要拒絕簽署法案,因為立法會從未成功通過一條政府不同意的法案。 同樣,財政預算案由行政機關提出;有關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動議,必須經行政長官批准,由政府當局提出。立法機關可以不批准政府的稅收和公共開支建議,但不能提出增加政府開支的議案。 如果把「行政主導」理解為提案權掌握在行政當局手上,那末行政主導已從基本法得到保證,並且自回歸以來經已落實。 但在回歸前的香港,行政當局不但享有提案權,而且在立法局未有民選議員之前,還控制了立法機關的表決權,政府法案和議案保證獲得通過。如果這樣才算「行政主導」,今天的特區肯定沒法做到。

/136



C觀點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廚神

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