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其事 - 曾鈺成
2016-01-11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上月發表文章，論述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他指出了三大問題，其中第一個是「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   教授說，在典型的傳統資本主義社會，政府是盡可能少地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不會「劫富濟貧」。他認為「香港以前就是這樣，這也是為甚麼香港可以產生那麼多億萬富翁的重要原因」；「這是香港原有資本主義的特點，也是歐美傳統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   但教授認為，「回歸後香港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即政府由過去主要關心少數富人轉變為開始關注大多數人。」他說，隨著香港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推動普選產生的第一個直接反應，就是政府稅收政策的變化，開始讓富人多交稅來討好普羅大眾，社會福利越來越好。」   教授又說：「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這個大方向是正確的，不管有沒有普選，政府都應該這樣做。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是否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從原來只照顧富人、不照顧窮人，現在突然變到只照顧普羅大眾、不照顧富人了？」   教授強調，基本法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這是底線問題，是不可迴避的最深層次的問題。」   教授似乎認為，「傳統資本主義」只照顧富人，而普選產生的政府只照顧普羅大眾。然而，環顧今天世界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已實行了普選起碼數十年的。他們上世紀開始確實「讓富人多交稅」，增加對普羅大眾的照顧，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資本主義的本質，使他們變成福利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他們依然在產生很多億萬富翁。   至於香港，教授更毋須憂慮：香港政府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輕微程度，令美國傳統基金會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所有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高踞榜首。推動普選未有「讓富人多交稅」，更談不上走向只照顧普羅大眾的「另一個極端」；教授可放心讓香港進行民主普選。

2016-01-07

最近坐了十幾個鐘頭飛機，在機上讀了十幾頁書(只十幾頁，不是十幾本)，看了一齣電影。書不好懂，寫不出閱讀心得。戲很好看，我雖不會寫影評，卻有一兩點感受可與讀者分享。 電影是Bridge of Spies，港譯《換諜者》，先前在香港公映時我錯過了。 電影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發生在上世紀中冷戰時期。蘇聯間諜Rudolf Abel在美國被FBI捕獲，出庭受審。社會上流傳的說法指Abel要把美國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偷回蘇聯，倘若成功，美國將受到原子彈襲擊。美國的一般老百姓、政府官員以至主審法官，都未審先判，認定Abel是國家敵人，窮兇極惡，罪無可恕。 被委派代表Abel的律師James Donovan，由於盡責認真地為Abel辯護，捍衛當事人的權利，竟被國人視為通敵賣國，在公共場所被認出他的人投以鄙夷目光，回到家裡連妻子兒女都怪責他。當他說服了法官不判Abel死刑時，法庭裡旁聽的人憤怒起鬨，律師的家庭遭人惡意襲擊。 美國政府對Abel威迫利誘，叫他背叛蘇聯，為美國工作。Abel拒絕，寧願被美國長期監禁。後來，美國機師Gary Powers駕駛U2間諜機到蘇聯上空偵察，飛機被擊落，Powers被俘虜。美國政府恐怕Powers向蘇聯供出國家機密，決定派Donovan到東德跟蘇方代表談判，用Abel交換Powers。結果交易成功，Powers獲釋回國，Donovan翻身成為人民英雄。美國總統甘迺迪其後更派他到古巴進行同類交涉，救回了大批在古巴被囚的美方人員。 冷戰也是戰爭。對付戰爭中的敵人，有另一套道德標準，其中「仁慈」和「殘暴」，「尊重」和「歧視」，「正義」和「邪惡」等概念，都有特別的解釋。冷戰結束了經已二十多年，但冷戰心態在國際關係中不時仍隱約可見。 電影中有很多精警對白。且舉一例：Donovan見到被捕的Abel一副冷靜神態，問他：「你很可能被判間諜罪，不擔心嗎？」Abel淡淡地反問：「擔心有用嗎？」當Abel被陪審團裁定罪名成立，等候判刑時，Donovan問：「你可能被判死刑，不害怕嗎？」Abel 反問：「害怕有用嗎？」交換間諜協議成功，Abel即將返回蘇聯；Donovan問他回國後會受到甚麼對待，他說不知道。Donovan問：「你不憂慮嗎？」Abel仍是反問：「憂慮有用嗎？」

2016-01-04

元旦日收到盧偉國議員發出的以下新年祝願： 「2016=666+666+666+6+6+6；2016=888+888+88+88+8+8+8+8+8+8+8+8；2016=999+999+9+9；2016=1818+180+18。」 「祝各位2016年六六大順，六六無窮！發發發發，長長久久！事事順利，實發實發！」 盧議員的祝福，跟大家分享。以上算式充斥著6、8、9，但大家不必急於下結論，以為2016年只有6、8、9。其實還有：2016=777+777+77+77+77+77+77+77。這也不錯，西方人相信7是幸運號碼。(噢，2016也可以寫成14+14+14+……，一共144個14，大吉利是！) 此外，6=2+2+2=3+3，8=2+2+2+2，9=3+3+3，所以盧議員各條算式右方的6、8和9都可以被取代，改為表示「三三不盡」或「生生猛猛」的3，以及「易如反掌」或「義薄雲天」的2。 從以上各算式可見，2016這數字有很多因數(即可以把它整除的數)；在單位數中，1、2、3、4、6、7、8和9都是2016的因數。連同1和它自己，2016共有36個因數(2015只有8個)。 數字2016是首63個連續數的和：2016=1+2+3+……+61+62+63。多個連續數的和，等於它們的平均(亦即首尾兩數的平均)乘以項數。從1加到63，等於(1和63的平均)32乘以63：2016=32×63。順便一提：32是2的5次方，在2進制表為100000；63是2的6次方減1，2進制表為111111；2016的2進制寫法是連續6個1，後面加上連續5個0。 從1開始的若干個連續數加起來，就得到一個「三角形數」。用圖形表示，在第一行置1點，下面的第二行置2點，第三行置3點，餘類推，首n行的點數加起來就是首n個連續數的和，這些點合成一個三角形，所以叫做「三角形數」。開頭的幾個三角形數依次是1，3(=1+2)和6(=1+2+3)。    從1加到n，就得到第n個三角形數。如果n是奇數，且n=2m－1，那末第n個三角形數便等於m×n，而這個數同時也是第m個「六角形數」(計算並不複雜，限於篇幅，說明從略)。2016等於32×63，它是第63個三角形數，也是第32個六角形數。 三角形和六角形對流年有沒有啟示，我不曉得。去年我說，2015的素因數都是「好素數」、「安全素數」、「幸運素數」或者「快樂素數」，所以2015年不會很壞；誰知過去一年，還是未如人意的事佔多。今天談2016，純屬數字遊戲，以娛同好，別無用心。周一、四刊登

2015-12-31

在聖誕日前夕，我見識了波蘭人的wigilia─平安夜晚餐。 波蘭人十分重視聖誕節，平安夜要一家團聚，按傳統吃wigilia。開餐前，全家人圍攏起來，由一家之主帶領禱告，朗讀一段聖經，然後將「聖誕威化」(一塊薄薄的白色脆餅)掰開，每人分一片。接著，各人把自己手裡的一片分給所有其他人，同時也從其他每個人的手中分得一小片；一邊分威化，一邊互相送上新年祝願。祝願完畢，才開始用餐。 波蘭人在聖誕期間不吃肉，wigilia的主菜是魚。一般有12道菜，據說代表耶穌的12門徒，也有說是代表一年的12個月。傳統菜式包括甜菜湯、蘑菇椰菜餃子、酸椰菜黃豆、土豆和各種乾果等。 為了讓獨居人士和貧困家庭分享聖誕的歡樂，在聖誕前一天，波蘭全國各地都有慈善機構和志願團體舉辦大型慈善餐會，招待露宿者、獨居長者和沒有能力自備wigilia的貧困家庭。那天中午，我在波蘭第三大城市羅茲(Łódź，波蘭語讀如wutsh；「羅茲」其實是誤譯)，去到一個志願團體舉辦的慈善餐會，協助招待90名貧困人士用餐。 參加餐會的人分成前後三批，每批約30人，其中多是長者，也有幾個帶著小孩的家庭。他們都是事先領取了餐券，在指定的時間憑券入座。餐會不像正式的wigilia有12道菜，但也包括了湯、魚、酸菜黃豆、餃子、麵包、糕點和水果等主要成分；開餐前也認真地進行了祈禱、讀經、掰餅、祝願等程序。 我加入了當地義工的行列，一起擺餐具、分菜、傳菜以及在餐後清理桌面(圖)。三批人用餐，一共只花了個多小時，行動頗為「軍事化」。所有人都很守秩序，各自靜默地、專注地用膳，連小孩子也沒有高聲談笑。氣氛感恩有餘、歡樂不足。 同一天晚上，我獲邀到一個建築師的家裡，參加主人家和幾個朋友的家庭一起享用的wigilia。長長的餐桌，周圍也是坐了差不多30人，但氣氛跟中午的那一餐是完全兩樣。菜式不算很豪，但傳統的12道菜齊備，且有美酒佐膳；連同餐前儀式，整頓晚餐歷時三個多鐘頭，全過程充滿歡笑聲、聖誕歌聲和祝酒聲，端的是觥籌交錯。還有人打扮成聖誕老人，在廳子裡的聖誕樹下分派禮物。

2015-12-28

通過一個國際「工作營」組織網絡的安排，我和梁國雄(長毛)到波蘭參加義工服務，其中一項是名為Noble Box的關懷行動，每年聖誕前夕給貧困家庭送上他們最需要的東西，鼓勵他們提起勇氣，克服困難。   Noble Box的義工首先找出亟待援助的家庭，了解他們的需要和願望。在聖誕前約一個月，Noble Box就會在網頁上發表一份不具名的貧困家庭清單，列出每戶的具體困難和需要，讓熱心人士從中選出一個家庭，給予提供最合適的聖誕禮物。Noble Box保證禮物可在聖誕前送到各個家庭，並派出義工陪同送贈者進行家庭訪問。今年，該計劃的受惠家庭平均每戶獲得30名送贈者的支持，聖誕禮物包括家具以及洗衣機等家用電器。   我們選擇了華沙的兩個家庭，按Noble Box提供的資料準備好禮物包，在聖誕前幾天訪問了他們。   第一個家庭是五口之家，爸爸約五十歲，媽媽四十出頭；三個孩子，大女兒六歲，弟弟四歲，妹妹兩歲，一家人生活本來很不錯。任職財務顧問的爸爸去年不幸患上癌症，不能工作，媽媽要留在家裡照顧三個小孩和患病的丈夫，於是一家人沒有了收入，加上要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爸爸每星期要到醫院接受化療和電療，費用一半由政府資助，一半須自付)，生活頓成問題。   我們給這個家庭送上他們要求的食品、日用品和給小孩的玩具和聖誕糖果。坐下來跟孩子的爸媽聊天，Noble Box的義工，一位年輕姑娘，為我們翻譯。這家庭去年陡生巨變之後，從政府拿到的生活津貼，不足以應付日常開支；媽媽要做散活掙點錢，還要依靠慈善團體的援助。但夫婦二人都顯得很樂觀，沒有流露半點嗟嘆埋怨的情緒。小孩子天真爛漫，更是未懂憂愁；弟弟見到客人顯得十分興奮，姊姊和妹妹起初有點害怕，後來也給玩具和糖果逗得樂了。   我們接著探訪一位獨居婆婆，也是按她的要求送上低糖食品、潔具和貓糧。婆婆大半生都過著簡樸的生活，很熱心當義工，近年因患腰椎病，大部分時間留在家裡，與愛貓相依為命。她很健談，跟前一對夫婦一樣，十分樂觀開朗。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又或許是Noble Box行動的成效。 周一、四刊登

2015-12-24

立法會會議不斷有議員指出會議廳內不足法定人數，響鐘、等候，消耗大量會議時間，成為「拉布」的有效手段。 很多人批評不肯留在會議廳裡的建制派議員。批評者說，建制派既反對拉布，就應該老老實實留在會議廳裡。四十多名建制派議員，只要有35人留下，便保證有法定人數，令拉布議員不能叫「點人數」。 事實上，很多建制派議員在會議廳裡坐不牢；在會議廳外聽到傳召鐘時，也不會趕快回席，寧可任由會議時間在等候中消耗。這其實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者心態。 首先，對建制派來說，會議進入了拉布狀態後，留在會議廳裡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流會。儘管拉布議員的發言間或精彩有理，建制派只會認定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消耗會議時間、阻撓法案的表決通過。所以，建制派根本不會跟拉布的議員辯論。再說，如果建制派也踴躍發言，延長辯論時間，豈不是等於配合拉布？   不少建制派議員可能認為，在會議廳外可做的事情比呆在會議廳裡更有用、更有意義。因此當在席人數超過法定人數時，就有人想離席；愈早脫身便愈上算，因為假如讓其他人先走，在席人數跌至僅夠法定人數時，不能離席的壓力便會很大。有的人在人數不足時仍要離場，是抱著博一博的僥倖心理，希望很快有其他人進場填補空缺。 當拉布議員指出了不足法定人數，傳召鐘已響起的時候，防止浪費過多時間的辦法，是所有人盡快返回會議廳。可是，沒有人相信其他人會這樣做；人人都不願早於其他人回席，坐著呆等。如果讓其他人先回席，更有可能在自己回去之前已湊夠人數，讓自己脫身。於是，對返回會議廳，人人都堅持先人後己，等候的時間拖到最長。 議員的職務，很多是要在會議廳以外履行的。在正常情況下，議員在會議進行期間離開會議廳去做其他工作，只要不影響會議，不但是容許的，而且有時甚至是必要的，否則《基本法》也不會把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定為全體議員的一半。在大部分反對派議員故意不出席會議的時候，指責不肯留在會議廳裡的建制派議員「懶惰」，未必符合事實，也並不公道。周一、四刊登

2015-12-21

「不停拉布(filibuster)成為政治常態，把議會的立法程序從少數服從多數變為少數的專政。」這句話是美國政治學者Jean Edward Smith說的(《紐約時報》 2009年3月1日)，裡面說的「議會」是指美國參議院。相信很多人會覺得，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我們的立法會。 上星期是2015年的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會議開了兩天半，合共24小時，其中有超過一半時間是花在「點人數」，即有議員指出會議廳裡不足法定人數，會議程序要暫停，等候議員返回會議廳。這情況在兩天半裡共出現了數十次，每次都要等候十多分鐘，總共消耗了大約12小時。對於這個現象，很多市民表示不能理解，十分反感。 相信大多數議員，不論建制派抑或反對派，都知道立法會這樣的表現令很多市民不滿。然而，有的議員仍堅持不停叫點人數；有的在點人數時故意不返回會議廳，寧見「流會」；另有一些議員不想「流會」，但一湊夠人數，他們便離席，不肯留下。市民都知道議會裡在「拉布」，但很多都不明白這荒謬現象為甚麼可以延續下去。 從上面的引文可知，拉布並不是香港立法會獨有的。在不少其他地方的議會，當佔少數議席的反對派強烈反對某項政府法案時，他們阻止法案通過的辦法，就是盡量延長法案的審議，不讓付諸表決，這就是拉布。 有些議會對議員發言的次數和長度有明確的限制，不容許拉布。另有一些議會，例如美國的參議院，故意規定議員可以無限制地發言，提供拉布的空間，讓少數派可以制衡多數派。(美國眾議院裡不能拉布；參議院容許拉布，也是為了制衡眾議院。) 拉布無可避免地要消耗議會時間，妨礙議會運作，很可能令一些迫切而沒有爭議的事務也受牽連，不能及時處理。多數容許拉布的議會，都有規定終止拉布的機制。例如美國參議院規定，如果得到不少於全體議員六成的同意，辯論便須終止，議案付諸表決。 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不見得在設計上有意容許拉布，卻不經意地留下了拉布的空間(例如容許議員在任何時間要求點人數)。正是由於這不是設計的制度，規則裡沒有終止拉布的機制。周一、四刊登

2015-12-17

最近和青年朋友談「幽默」，其中有人說，只有洋人，特別是英國人，才懂幽默，中國人是沒有幽默的。   今天的年輕人有這種感覺，並不奇怪。但其實中國古今有學問的人，並不缺幽默感。日前在本欄提及的廣東才子倫文敘，便有不少幽默之作。   英文的pun，是幽默的常用手法，用諧音詞或多義詞，達到一語雙關的幽默效果。中文也有類似的修辭手法。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得罪了貪官，被奸人誣陷，以叛逆罪判處斬首。在行刑前，金聖歎沒有呼天搶地，沒有失魂落魄；家人到刑場與他道別，金聖歎竟和他們玩對聯！他看到家人帶來的食物，出上聯「蓮子心中苦」求對，然後自己提供下聯：「梨兒腹內酸」。「蓮子」和「梨兒」，分別與「憐子」、「離兒」諧音，旁人聽了，無不心酸。金聖歎面對死亡仍能從容自若，談笑風生，正是幽默的極高境界。   首先把humour翻譯成「幽默」的幽默大師林語堂指出，孔子經常被描述為道貌岸然、規行矩步的學究，其實十分幽默。孔子和學生的對話，很多都富有幽默感。例如有一次，孔子和學生們遇上麻煩，他最欣賞的學生顏回走失了一段時間；師生難得重逢，孔子對顏回說：「我還以為你死了。」顏回隨即答道：「夫子還在，我怎麼敢死呢？」   孔子的幽默，最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自嘲。孔子曾經把自己比作賣不出的美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掛起來沒人吃的匏瓜（「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有人譏諷孔子說：「孔子真了不起，甚麼都懂，卻沒一事成名。」孔子聽了，轉頭對學生說：「我幹甚麼好呢？做車夫？當射手？還是做車夫吧。」   又有一次，孔子和學生們失散了，有人看到他一個人在城門下呆站著的模樣，對他的學生子貢說：孔子全身多處長得像不同的聖賢，但「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把那人的話轉告孔子，孔子笑著說：說我的樣貌像聖賢，不對；但說我似喪家之狗，很對，很對！   孔子這些自嘲的說話，可能令學究們不以為然。當今自以為地位崇高的人，很少有自嘲的幽默，這或許是人們沒法對他們產生好感的原因。   周一、四刊登

2015-12-14

明朝的廣東才子倫文敘，自小文思敏捷，才華出眾，有神童之稱。他家境清貧，靠賣菜維持生活，供養母親。一天，倫文敘送菜到一個員外家，員外拿出一幅蘇東坡的百鳥圖，要他題詩；周圍的秀才也前來看熱鬧。倫文敘也不推卻，提筆寫下第一句：「天生一隻又一隻」；旁觀者看到這毫無詩意的句子，正感錯愕，倫文敘已接著寫下第二句：「三四五六七八隻」。   這時，眾秀才再掩不住鄙屑的態度，有人發出嗤笑的聲音；員外更是哭笑不得，心痛自己的珍藏名畫要被這浪得虛名的「神童」糟蹋了。倫文敘卻是神態自若，揮筆寫出餘下兩句：「鳳凰何少鳥何多，啄盡人間千萬石。」   這兩句一寫成，眾人都連聲稱讚：「好句！好句！」員外欣賞末兩句之餘，仍是一臉狐疑。倫文敘知道他的困惑，解釋說：首句「一隻又一隻」，即是兩隻；次句「三四、五六、七八隻」，共九十八隻(3 x 4 = 12，5 x 6 = 30，7 x 8 = 56，三數加起來得98)，合共剛好一百隻，點了百鳥圖的題。眾人聽了，莫不點頭稱絕。原來神童不但詩才了得，還頗有數學天分。   另一個關於倫文敘文才的故事，也涉及鳳凰和鳥。倫文敘赴京考試，沿西江往廣西，經湖廣(今湖南和湖北省)北上，途中遇上了湖廣才子柳先開。柳恃才傲物，看不起出身寒微的倫文敘，要考他對聯，出上聯曰：「東鳥西飛，遍地鳳凰難插足」，暗諷倫文敘只是一般雀鳥，沒有資格躋身鳳凰之間。   倫文敘不慌不忙，對曰：「南麟北走，滿山禽獸盡低頭」。此下聯不但氣勢磅礡，喻意精妙，而且比上聯更合乎事理：鳳和麟都是珍禽異獸；禽獸見麒麟而自慚形穢，顯得麒麟威猛；鳳少鳥多是一般規律，何曾會有鳥兒因鳳凰太多而無處立足？兩個才子較量，高下立見。   鳳凰何少鳥何多，古今中外皆如是。添馬公園的大片草地，經常布滿覓食的麻雀，很少出現其他禽鳥，更不用說鳳凰了。麻雀舉目所見，都是同類，於是以為天下間會飛的都是跟牠們一副模樣，不知道有鳳凰的存在。假如有鳳凰飛過，看見遍地麻雀，一定覺得難以插足，唯有另尋棲身之處。

2015-12-10

選舉的勝負，決定於多個主觀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是候選人的表現和選舉工程的水平；客觀因素包括對手的表現、選區的特點以及政治大氣候。在一般的情況下，候選人的表現是最重要的因素。 「候選人的表現」除了指在競選期間候選人的拉票活動外，當然也包括他在選區裡做過的工作。現任議員競選連任，憑著過去一屆或者多屆在選區裡的政績，應該有明顯的優勢。不少資深議員通過在地區上多年的服務，和街坊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凝聚了大批堅定的支持者，成為真正的「鐵票」。事實上，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現任議員競選連任，大部分是成功的。 不過，資深議員爭取連任，也有他們的包袱。一個在選區裡工作了多年的議員，可以搞的建設、可以提供的服務，他想到的，大抵已經做了；再多做一屆，還可以給居民帶來多少新的好處呢？大家恐怕不會對他有甚麼憧憬。要是選區裡有甚麼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人們很容易把責任算在老議員身上。一旦遇上比較像樣的挑戰者，選民不難會想：「換個新人試試也好。」這次區議會選舉，有來自不同黨派的若干名老將墮馬，並非完全意外。 有的連任多屆的議員，其實並不是在選區裡沒有對手；不過對手拿到的選票總是差那幾個百分點，未能把議席奪走而已。如果出了甚麼問題令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只要有小部分選民改變投票意向，又或者出來了一批求變的首投族，選舉結果便會逆轉。 落敗的候選人或許有很好的理由認為，是不利的客觀因素令自己失去議席。然而，客觀因素並不是個人可以控制的。只從客觀因素找問題，無助於扭轉劣勢；要在下次反敗為勝，必須在主觀因素方面下功夫。在個人表現和選舉工程上查找不足，力求改進，方有利於捲土重來，收復失地。 從政黨的角度來看，如果要保住擁有的議席，就要尊重新陳代謝的規律，在適當時候讓老將退下，給年輕人上位的機會。這次區選，若干名連任了多屆的議員不再參選，成功協助年輕的黨友取得自己選區裡的議席；另一些則勉強堅持不退，以敗選告終，個人和政黨都受損失。周一、四刊登

2015-12-07

兩星期前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有很多出人意表的結果，成為各方討論分析的議題。其中一點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競選氣氛不見熱烈的情況下，投票率竟創歷史新高。 按傳統智慧，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愈高，對建制派就愈不利。2003年的選舉就是最顯著的例子：當年的區選在「七一大遊行」三個多月後舉行，許多本來對區選結果不感興趣的人，出於對政府和建制派的不滿，都出來投票支持建制派的對手；結果投票率高達44.4%(1999年區選投票率只有35.8%，2007年是38.8%)，建制派特別是民建聯失去了多個議席。 今年的區選，投票率達47%，比2003年還要高。可是，這次建制派並沒有像2003年那樣大敗：建制與泛民兩個陣營各有得失，雙方都有現任議員敗選，同時有挑戰者成功從對方手上奪得議席；得失相抵，兩個陣營各佔議席總數的對比基本不變。 這能否說明「高投票率不利於建制派」的規律已被打破呢？要準確回答這問題，需要對選舉結果有更深入的分析。 這次區選，建制派最大政黨民建聯共有110名原任民選區議員競選連任，其中有18人落選，當中有3人是因為各自的特殊原因，失去一部分選票，以至落敗。其他15人，有 2人上次自動當選，兩次得票無法比較；其餘各人這次的得票並沒有比上次明顯減少，有5人得票更顯著多於上次；他們敗選，是因為對手這次所得的選票比上次大幅增加(兩次的對手可能不是同一人)。 至於92名擊敗挑戰者成功連任的議員，其實許多也遇到對手得票比上次大幅增加的情況，只是未至於令他們輸掉議席。最少有10名上次自動當選的議員，今次遇到挑戰，而挑戰者都得票不少，其中有的僅以數十票之差落敗。有好幾個選區，挑戰者已取得多於在任議員在上次選舉中所得的票數，不過後者得票也有增長，所以才保住了議席。整體來看，勝方仍是民建聯，但雙方得票的距離已大大縮小了。 從以上分析可見，這次區選出現特別高的投票率，確實是因為多了一批對政府和建制派不滿的選民出來投票。建制派沒有減少議席，只是因為增加了的反對票未足以顛覆建制派原有的優勢。

2015-12-03

內地的高鐵網絡目前已覆蓋全國三十多個城市；按國家計劃，到2020年，全國高速客運鐵路里程將超過5萬公里，連接所有省會城市和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建成後，如果可以在西九龍總站實行「一地兩檢」，內地入境手續在上車前經已辦妥，下車後無需再辦，旅客便可前往高鐵網絡通達的各個城市，不限於在有口岸設施的車站入境。這是「一地兩檢」優勝之處。 然而從實際來看，香港接通了全國高鐵網絡之後，並不可能也不需要直通網絡上的每一個內地城市的。(即使從北京，也沒有可能乘一程高鐵直達各站。)只要能夠直達幾個主要城市，高鐵就已經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 「京港線」和「滬港線」屬於全國高鐵「四縱四橫」主幹線之內，兩線的內地段都早已建成通車。香港段建成之後，京港線全長約2,240公里，設計時速為350公里，運營時速300公里，從香港到北京只需不到8小時；沿京港線往武漢，只需3個半小時。滬港線長約1,300公里，香港至上海最快也是只需3個半小時。從香港往北京、武漢或者上海，高鐵完全可以和飛機競爭。而到了這些樞紐站，旅客更可轉乘不同的高鐵線前往其他城市。 所以，就算香港的高鐵站不設「一地兩檢」，只要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鐵站設有口岸設施，高鐵仍可以給香港往內地的旅客帶來很大的方便。 中國正積極推動國際合作，興建國際、洲際高鐵網絡。有關計劃涉及多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當然不可能在三數年間實現，但也並不是空中樓閣。事實上，計劃中幾條跨國高鐵的國內段，已在興建甚或經已建成；最近中泰兩國就建造鐵路達成的協議，為建設從昆明經越南、柬埔寨、泰國和馬來西亞直達新加坡的「泛亞高鐵」打通了一道關卡。 旅客和貨物由一條通過多個國家的鐵路進入中國，怎樣辦理出入境手續，自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全部依靠在出發的國家實行「一地兩檢」，相信可能性不大；所以，國際鐵路在中國的終點站必須有口岸設施。為了應付未來發展國際高鐵的需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鐵站設置口岸，是十分合理的。

2015-11-30

香港在2006年開始研究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時候，中國的高鐵建設剛起步。到2009年，中國建成了武廣高鐵，是當時全球最長的高速鐵路。今天，中國已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高鐵網絡，里程超過了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   我們都看到港鐵西港島線怎樣改變了西環社區的面貌。可以想見，高鐵所到之處，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相鄰的省份，藉高鐵成為「一日生活圈」；高鐵接通了的內陸城市，再不屬於「偏遠地區」，人流和貨流大大促進了經濟發展。   中國不僅在國內大力擴展高鐵網絡，近年更積極開展「高鐵外交」。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外事活動中都充當「高鐵推銷員」；他們出國訪問，每到之處，從俄羅斯到英國，從東南亞到中東歐以至非洲，高鐵興建合作計劃都成為主要商談項目。據報，中國已經與多個周邊國家達成協議，修建貫通中亞、東亞和東南亞的高速鐵路網絡，促進原材料在整個地區內的高效流動。另一項宏偉計劃是建造從倫敦到北京的高鐵，把旅客在48小時內從倫敦送到北京，然後還可以繼續前往新加坡，一天內抵達。   有學者把高鐵對國際形勢的影響跟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近代航海技術作比較：近代航海技術使本來處於中世紀文明世界邊緣的歐洲，變成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中心，以「海權時代」取代了原有的「陸權時代」。高鐵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使「陸權時代」以嶄新的形式強勁回歸。   學者把高鐵稱為「唯一可以改變整個21世紀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基本格局的戰略產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依靠外貿帶動國內經濟增長。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巨大打擊，同時也嚴重打擊了這些國家的中國產品市場。另一方面，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推動下，一些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菲律賓和越南，不斷給中國製造麻煩。中國的應對策略是「向西開放」，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是「一帶一路」經濟戰略中的「一帶」)，以建立「陸權」對付美國主導的「海權」。興建跨國高鐵，正是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重要手段。

2015-11-26

談到「一地兩檢」，人們自然會想到設在加拿大機場的「美國境外入境審查」 (United States border preclearance)。從加拿大飛往美國的旅客，在機場辦完了加拿大的出境手續之後，接著便由美國「海關暨邊界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簡稱CBP)人員給他們辦理美國入境手續，包括證件查驗、清關和檢疫。在登機前辦妥了這些手續之後，旅客抵達美國境內的目的地時，就不須要再辦理入境檢查。所以，航機便不限於只能飛往設有邊境檢查站的機場，而可以像美國國內航班一樣，飛往任何目的城市。 這項由美加兩國政府協議設立的特殊措施，行之已久，給在美加兩國之間往返的旅客帶來很大方便。試想想，如果加拿大多倫多機場沒有這「一地兩檢」的安排，旅客從多倫多飛往美國，辦了加拿大出境手續之後登機，除非前往的目的地設有美國邊境檢查站，否則便必須飛往一個有口岸設施的機場，辦理美國入境手續，然後轉機前往目的地。 美國CBP人員在加拿大境內執行「一地兩檢」的職務時，權力受到嚴格的限制。旅客在加拿大國境內，即使辦完了美國入境手續，仍然隸屬加拿大司法管轄權，遵守加拿大法律。美方官員執行職務時不得攜帶武器；他們可以查問和搜查旅客，可以拒絕讓違反美國海關或入境規定的人登機，但他們沒有逮捕權。即使發現有旅客觸犯了美國法律，甚至被美國政府通緝，CBP人員也不能把他拘捕；在加國境內，只有加拿大執法人員才有權執行刑法。 快將建成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把香港連接到內地的高速鐵路網絡。要充分發揮高鐵的作用，讓旅客在西九龍上車後可以直達高鐵網絡上的各個內地城市，就要在西九龍總站實行「一地兩檢」。律政司長袁國強日前在北京與港澳辦官員討論有關問題之後指出，要落實「一地兩檢」，無可避免須容許內地人員來港執法。 有人說，這會讓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拘捕違反內地法律的人，並解到內地去審判。但是，只要在港執行「一地兩檢」的內地人員，職權受到如上面所說的限制，「內地公安在香港境內拉人」的事，是沒有可能因「一地兩檢」而發生的。周一、四刊登

2015-11-23

區議會選舉落幕，街道上回復正常，不再見到過去兩星期每天在那裡向著途人微笑問好的臉孔。 香港的選舉法律，限制了競選經費和可以採用的宣傳方式。對於區議會選舉，特別在很多不能家訪的選區，除了張貼競選海報外，候選人只能親自走到街上作宣傳。所以，在競選期間，人們經常會見到衣飾上鮮明地標示著自己名字和編號的候選人，站在選區裡人流最旺的地點，跟往來的行人打招呼。 以往確實有候選人單憑這一招就贏了選舉，擊敗了知名度比他更高的對手。中產家庭的選區，居民沒有很多事情需要依賴區議員去做；如果每天出入都見到同一個候選人站在那裡招手哈腰，自然會覺得他很「勤力」，願意把票投給他，儘管他其實沒有做過甚麼事！ 除非出現了很特殊的政治環境，令選民有強烈的意願去支持某一派、反對某一派；又或者候選人在選區裡已有很高的知名度，譬如是原任議員競選連任，否則候選人必須在選民面前密集式曝光，才有機會贏得選票。 當然，只靠競選期間在街上曝光而贏得議席的候選人是很少的；大多數勝出的候選人，都會有一定的地區服務成績，讓選民們看到。可是，不管候選人平日做了多少工作，選舉到來時，他也不敢自恃「有麝自然香」，一定要在選區裡頻頻露面。 或許有人會覺得，一天到晚在街上打躬作揖，只是浪費時間。不過，在街上拉票的活動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競選期間是參選者與廣大選民見面機會最多的時候；大部分選民很可能只有在這幾個星期裡才會直接見到參選者本人，可以當面向他提出意見。選舉過後，當選者不能也不應整天待在街上，跟市民打招呼。 對從政者來說，在街上接觸選民是很重要的考驗和鍛煉。怎樣在人群中吸引注意，怎樣跟陌生人打招呼，怎樣向匆匆路過的途人有效地傳達自己的訊息；遇上冷淡、不友善的態度，甚至惡意挑釁的行為時，怎樣處理，這些都是從政者必須掌握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心態上的調適：在街上「拜票」，不能不放下身段，心存謙卑，容不得半點心高氣傲。這種經歷，是所有從政者必須接受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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