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其事 - 曾鈺成
2014-02-10

新春期間,不少人對我說:「祝立法會一團和氣!」但從他們的語氣可以聽出,他們其實認為「和氣」這良好願望,不大可能在立法會裡實現。 人們祈求「和氣」,是看到社會上太多矛盾紛爭,感到厭煩或憂慮,於是希望社會多一點和氣,少一點紛爭,讓大家可以較開心地生活,讓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可以較為順暢。然而,實事求是地看,社會矛盾並不是無緣無故地發生的,不可能靠祝願一番便得到化解;即使所有人都有保持和氣的意願,沒有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矛盾是決不會自行消失的。 至於要立法會「一團和氣」,這想法更值得斟酌。人們經常從新聞報道得到的印象,是立法會整天在吵吵鬧鬧,不是議員在罵官員便是議員在互相對罵,很少見到議員們齊心協力地做點「實事」,立法會是在浪費時間,浪費公共資源。我經常收到這類投訴和指責。議員在會議上使用過多辱罵性的語言,無疑是會令公眾對議會產生負面的印象的。但是,議會應有怎樣的表現,才符合公眾的期望呢?特別當市民對社會政策和公共行政感到不滿時,他們是否樂於見到「一團和氣」的議會呢? 標準的說法或許是:議員是市民選出來以反映民意、監督政府施政的;政府做得對的,符合市民的利益,議員便應毫無異議地支持;政府做得不對,損害了市民的利益時,議員便要批評反對,促使政府改正;而「以民為本」的政府,自應從善如流。既然各黨派的議員和政府都是為著服務市民的,都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為目標,自應可以和氣地合作。 這是理想。可是現實卻不能是這樣,因為從不可能有一致的「民意」,更沒有一致的「市民利益」。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大有差異,甚至互相矛盾。因此反映民意、監督政府的議會,絕不可能一團和氣。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教授福林達斯(Matthew Flinders)在他的近作《為政治辯護》(Defending Politics,2012年出版)裡指出:「民主政治就是拖泥帶水、惹事生非、令人懊惱的,它不能給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的解決辦法。」儘管如此,福林達斯認為民主政治仍是必須努力維護的。

2014-01-27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法定人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並無提及,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舉行。」另外,《憲法》規定,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大以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法律和其他議案以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跟這有強烈對比的是採用「威斯敏斯特制」的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的議會:他們召開會議和進行表決所需的法定人數只佔全體議員很低的比例。會議法定人數,英國上議院數是3人(上議院現有議員780名),下議院則完全沒有規定;澳洲的眾議院是全體議員的百分之20,參議院是百分之25;加拿大眾議院也是百分之20,參議院百分之15。這些國家的議會從來不會因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 至於表決時需要的法定人數,英國下議院規定只需有40名議員在席(即約佔全體650名議員的百分之6),即可進行點名表決;上議院規定30人(即約佔全體的百分之4)。在澳洲和加拿大,表決所需的法定人數和會議法定人數相同。一般的議案,只要在席議員過半數贊成,即獲通過。 法定人數的巨大差異,既是由於因應會議制度的不同需要,也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分別。在香港,《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可算是稍向中國的制度靠攏。翻看起草《基本法》時的討論紀錄,曾有人建議把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定為較低的三分之一,以免太容易因出席人數不足而流會;但也有人建議應定為較高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方可與立法會會議的重要性相稱。這反映了起草委員會裡港方和中方委員對議會的不同觀念。 中國的人大會議雖有較高的法定人數規定,但只適用於會議開始以及要進行表決的時候;會議開始後,代表不可以提出點算在席人數。英國國會同樣沒有在會議過程中點算人數的做法。但香港立法會則有這樣的規定,並且可以在一次會議中多次發生,成為議會裡少數派的一種抗爭手段。這是當日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完全沒有想到的。

2014-01-20

香港連續第二十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特區政府引以為榮。然而,有評論指出,連續二十年的最高經濟自由度,並沒有使香港在發展經濟或改善民生方面走在其他經濟體的前面。二十年前香港的人均GDP全球排第十五,去年已跌至第二十五;經濟自由度排在我們後面的多個地方,他們的經濟增長都比我們優勝。那末,我們長期維持「經濟自由」,到底有甚麼意義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須查看一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的計算方法。原來指數是從十個分項的評分合計而成的。十個分項是:產權保障、廉潔程度、政府開支、稅務負擔、營商自由、勞工自由、貨幣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和金融自由。在這十個分項中,香港有八項的成績算不上特別出眾;但在其餘兩個分項,卻是一枝獨秀,遠遠拋離其他大多數經濟體。就是這兩項的優異分數,令香港連續二十年贏得「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 你大概已猜到是哪兩項了吧?不錯,是政府開支和稅務負擔。絕對信奉「小政府」的傳統基金會,認為稅收和政府開支都是愈低愈好。由於香港只有百分之15的個人入息稅、百分之16.5的公司利得稅,以及佔GDP百分之20以下的政府開支,這兩項的評分高達89.7和93.0。 這令許多經濟發達的國家望塵莫及。例如幾個北歐國家,廉潔程度評分都高於香港,其他大部分項目也和香港不相伯仲;但在政府開支一項,排在第十位的丹麥只得0.5分,因為那裡的政府開支佔了GDP的百分之57.6!排十九的芬蘭只得8.9分,第二十的瑞典21.4分,第三十二的挪威也只得42分。同時,這些國家的稅率都遠高於香港;在稅收負擔一項,他們的評分依次是39.3、65.1、42.9和50.6。由於他們這兩項評分跟香港有巨大差距,令他們的總分遠低於香港。 其他經濟發達的國家,如第三位的澳洲、第四位的瑞士、第五位的新西蘭,以及排在十多位的美國和英國,同樣是由於高稅收和高開支的原因,輸給香港;只有新加坡在這兩項的評分和香港相若,從而緊隨香港,排名第二。如此「經濟自由」,對誰有好處呢?

2014-01-13

「總統選戰畢竟是十分殘酷的事,即使在最好的環境下。如果加上(選戰團隊)內部是破壞性的關係,沒有信任,那就沒法忍受了。我們決心從一開始便避免這種情況。……我們要努力建設這樣的選戰團隊:成員不會相互責罵,工作受到客觀評價,危機得以冷靜處理,做事是為著大家的共同目標而不是為了個人野心。健康的團隊文化對選舉最終有多大影響,很難估計;但我們認為它是一個重要因素。」 這段話出自David Plouffe寫的暢銷書《The Audacity to Win》。Plouffe是奧巴馬2008年選總統時的競選經理,書的內容正如書的副題所述,是「奧巴馬歷史性勝利的內幕和經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本書的中譯本,書名譯作《無畏而贏》。不過我覺得書中很多文字譯得不大準確。以上一段引文是我譯自原書,並非摘自人大的中譯本。) 奧巴馬最初考慮競選總統時,沒有人相信這名字古怪的黑人會成為美國總統。他終於勝出,除了憑個人本領外,要歸功於Plouffe領導的競選工程。奧巴馬說Plouffe「策劃了美國歷史上最精彩的選戰」,也許沒有誇張。Plouffe的書描述了整個選戰過程,從幾個人開始考慮奧巴馬參選,直到他當選總統。書名《The Audacity to Win》,有意模仿奧巴馬膾炙人口的著作《The Audacity of Hope》,亦有不畏艱難,敢於取勝的意思。 Plouffe是籌組選戰核心團隊的主要人物。在上面一段引文裡,他指出物色人選時的考慮因素。為要建立「健康的團隊文化」,不能純粹任人唯才,必須考慮個人的品格。Plouffe說,這叫做The No Asshole Rule,不要「衰格」的人。美國人用asshole這個髒字罵討厭的人,指該人品格惡劣、惹人反感。Plouffe堅持,團隊裡不能有asshole,凡是難以相處、不能合作的人,不管他本領多大,一概不予錄用。在整個選戰過程中,奧巴馬的團隊一直維持很好的士氣;相反,希拉莉的團隊則不斷內鬥、互相在背後捅刀子、各自爭名奪利,在選戰中的表現自然要大打折扣。 這道理其實適用於任何團隊。事實上,The No Asshole Rule正是史丹福大學管理學教授Robert Sutton寫的一本獲獎暢銷書的書名。該書指出,一個機構如果任用了難於共事的assholes,一定損害機構的士氣和工作效率。

2014-01-06

和青年朋友談領袖魅力。他們都贊同,領袖人物的幽默(humour),可以增加人們對他的好感。幽默不同於詼諧,不是搞笑的伎倆;它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個人修養。 能令領袖人物受人喜愛(likeable)的要素,除了humour之外,還有兩個h,或者可說另外兩個hum-。 第二個hum- 是humility,謙虛。和幽默一樣,謙虛不是一種技巧,而是一種德行、一種修養、一種心態。一個人是否謙虛,不在於他嘴巴裡說甚麼:有些人的自謙是矯揉造作,不能掩飾他的高傲自大,目中無人。他覺得自己比你高了一截;出言謙遜,一則為了照顧你的感受,二則為你樹立榜樣:「你們誰有我這樣謙虛?」這種「謙虛」,比一般的自吹自擂更惹人反感。真正謙虛的人一定懂得尊重他人,因為他有自知之明,看到自己的短處,並且樂意讓別人看到,督促自己改進。 領袖要得人喜愛,還要有第三個hum- :humanness,人性。讓人家看到他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機器。他和一般人一樣,能力受限制,性格有弱點,判斷會偏差。他會像一般人那樣表露感覺和情緒,喜怒哀懼愛惡欲。他堅強,亦會溫馨。魯迅為自己溺愛幼兒辯護的一首詩,或可用來提醒領袖們不要因為表示堅強過人而丟掉人性:「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有一本書叫《魅力的迷思》(The Charisma Myth,作者Olivia Fox Cabane),裡面說了這個故事:1886年,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和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競選英國首相。當時是維多利亞時代,誰當上英國首相,他就統治了半個世界。選舉日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恰巧都跟同一位女士吃了一頓飯。傳媒知道了,自然要問這位女士對兩人分別有甚麼印象。 女士說:「和格萊斯頓先生吃飯後,我覺得他是英國最聰明的人;但和迪斯雷利吃飯後,我覺得我是英國最聰明的人。」選舉結果,勝出的是迪斯雷利。最受人愛戴的領袖,並不是善於在別人面前證明自己如何英明的人,而是善於令其他人覺得,當和他在一起的時候,自己也會顯得英明。 一個成功的領袖,能令周圍的人感到自在、自信,樂意跟他一起工作。

2013-12-30

特區政府發表的政改諮詢文件,以「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為標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就政改諮詢到立法會發表聲明,呼籲各方理性務實地討論,一步一步地收窄分歧,一點一滴地凝聚共識,以落實普選。諮詢文件和司長的聲明傳遞了清楚的信息:普選應如何落實,各方意見分歧;而最終落實普選,不能靠一方壓倒其他各方,而是要靠各方一起努力收窄分歧、凝聚共識。 所謂各方的分歧,主要是兩個陣營之間的分歧:一個是中央政府加上愛國愛港陣營,另一個是泛民主派陣營。兩個陣營內部各自也有明顯的分歧,但最終可能成為落實普選的最大障礙的,還是兩個陣營之間的分歧。兩個陣營能否達成共識,成為普選能否落實的關鍵。 共識能否達成,有多個決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是否願意妥協,願意接受對方某些要求,作出某些讓步。兩個陣營裡肯定都有人堅決反對妥協,認為己方提出的條件必須始終堅持,半點不退讓;達成「共識」的唯一辦法,就是對方完全放棄他們的要求,完全接受我方的一套。 如果這「絕不退讓」的立場在兩個陣營或者任何一方成為主流,結果就是一拍兩散,沒有「理性務實」可言,即使坐下來「討論」,也不過是做場戲,試圖把普選失敗的責任推給對方。 如果雙方的主流意見都真的是理性務實,那末雙方必然都要認真權衡「讓」與「不讓」的得失。雙方都不願意見到因為達不成共識而令普選失敗,都明白沒有讓步便沒有機會達成共識;但同時也不可能為達成共識而不惜一切地作出讓步。普選失敗、「原地踏步」固然極壞,但目前雙方似乎都認定倘若全盤接受對方提出的普選方案,後果將會更壞。「收窄分歧」、「凝聚共識」,就是要通過理性的討論,找到一個雙方都相信比原地踏步優勝得多的方案。 要走向這個目標,第一步是兩個陣營之間要增進了解,減少猜疑。許多人都說,曼德拉所以成為偉大的領袖,他過人之處,在於懂得站在跟自己敵對的人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於是能夠化解矛盾,平息干戈。我們對曼德拉歌功頌德的同時,何不以他為榜樣?

2013-12-23

從現在到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的三年多,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可能要發生難以預測的變化,政治發展更是波譎雲詭,無法逆料。要參加下屆特首競逐的人,如果現在起跑,要有很強的韌力才可望跑畢全程,不管最後能否勝出;故可喻為跑馬拉松。 近日「馬拉松」這幾個字還可引起另一個聯想。如果「馬」是馬時亨,「松」就是梁錦松。較早時梁錦松和我「行孖咇」選特首的故事被炒作了一會,剛靜下來,又因為馬時亨一再表示梁錦松是當特首的合適人選,引起「馬拉松」的揣測:一說是馬要「拉」松出來參選;另一說是馬自己想出選,有意「拉」松打掩護。可以預見,在未來這段日子,「猜領袖」遊戲會愈來愈熱鬧。不管各種猜測有沒有事實根據,總有傳媒樂於拿來編造故事,炒作一番。 這本也無傷大雅,至少可以在「政改爭論」和「管治危機」等令人感到沉悶煩厭或焦慮不安的政治新聞之間,摻進一點趣味八卦。問題是要到甚麼時候,「猜」的遊戲才告結束,真正有意參加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人,才會願意將自己的參選意圖公之於眾? 很多人會說,現在大家還不知道2017年行政長官是否普選產生、會採用怎麼樣的選舉辦法,當然沒有人會認真地公開表示要參選。待遊戲規則決定之後,有意參加者才會站出來面對公眾。 如果2017年不能成功實現普選,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維持不變(這將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不幸地這可能性不能排除),那末按照過往的經驗,不論是中央政府或者它屬意的特首人選本人,都會把曝光時間盡量往後推,讓「猜領袖」的遊戲最少延續到2016年底──如果到時人們仍有心情遊戲的話。 但是,假如「一國兩制」命不該絕,普選行政長官如期在2017年進行,有意參選的人便必須拋掉「見光死」的包袱,及早站出來面對公眾,接受考驗,用自己的實際表現去贏取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信心。如果他們蟄伏至政改塵埃落定才冒出頭來,恐怕為時太晚。當然,現任行政長官或主要官員如要參選,並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的才能和品格早已受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所審視。 逢周一刊登

2013-12-16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星期在網誌上放了一張與狼形毛公仔「路福西」的合照,題為「與狼共桌」。較早前一個諮詢會上,有人把一隻「路福西」擲向梁振英,其後這毛公仔被搶購一空,還有人故意把它的名字改成跟粵語粗話諧音。梁振英「與狼共桌」的網誌,罕有地贏得了包括通常揶揄他的人正面評價,讚賞他的幽默。 幽默是政治魅力的重要元素。近日有一個關於曼德拉的故事在內地網上流傳:有一次,南非警察總署電腦屏幕上的曼德拉頭像被人惡搞,變成大猩猩,很多人知道了都十分氣憤,曼德拉自己卻一點也不介懷。數天後,他參加地方選舉投票,向工作人員出示帶有照片的身份證時,他自嘲地問:「你看,像不像大猩猩?」其後,在農村地區一所新建學校的竣工典禮上,曼德拉又對孩子們說:「看到你們有這樣好的學校,大猩猩都十分高興哩!」內地網民說,中國的官員要向曼德拉學習的,正是他的幽默。 隨便找一個被公認富有魅力的人物,拿他的名字加上「幽默」在Google 搜索,肯定找到很多事例。曾被評為「美國最偉大總統」的林肯,有很多幽默故事。他也愛拿自己的相貌開玩笑。有一次,他的政敵說林肯是「兩面派」,他回應說:「你們看看,假如我有兩副臉孔,我會願意戴著這一副嗎?」 說到自嘲貌醜,自然要想起大文豪蕭伯納。有一位很仰慕蕭伯納的女舞蹈家對蕭說:「如果我們結了婚,孩子有你的智慧和我的相貌,不是挺棒嗎?」蕭回答說:「如果孩子有我的相貌和你的智慧,豈不糟糕?」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遇到困難或尷尬的處境,有些人的反應會化險為夷,有的反應卻會令處境變得更壞,其區別往往在於當事人有沒有幽默感。印度「聖雄」甘地說過:「如果沒有幽默感,我早就自殺了。」 和梁振英一起出席諮詢會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被抗議者擲雞蛋打中,頭髮和衣服都弄髒了。曾俊華以輕鬆幽默的態度回應說:「醫生平日叫我不要吃太多蛋。」這回應為他贏得不少好評和好感。 「與狼共桌」是不是新任新聞統籌專員出的主意呢?如果是,可算是他就任的第一項成績。 逢周一刊登

2013-12-09

領袖人物的「魅力」,人們熟悉的英文叫法是charisma;一個具有charisma的人,會令人們喜歡他、追隨他、擁戴他。剛逝世的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就是一位舉世公認極具charisma 的領袖。 上星期我在本欄談及的likeability,嚴格地說跟charisma並不完全一樣。不過,一個並不likeable,令人望而生厭的人,絕不可能有charisma;要有charisma,必先要有likeability。同時,根據巴加瓦研究所得,likeable的人最容易贏得別人的信任。當一個政治人物既受人喜愛又得人信任時,當然可以說他具有charisma了。由此看來,likeability和charisma其實是同一回事,都是「魅力」。事實上,除了「魅力」之外,我看很難找到另一個中文名詞可以準確地表達likeability的含義,所以我把巴加瓦的Likeonomics譯做「魅力經濟學」。 巴加瓦研究的主題本來是likeability怎樣影響商業廣告的效果,但他認為他的研究結果同樣可用來分析政治人物爭取支持的成敗得失。他的「魅力經濟學」,從「魅力(likeability)決定成敗」這一信念出發,提出個人和機構怎樣可以建立或提高魅力的一套理論。他有很多觀察十分有趣,譬如他指出,有魅力不等於人品好,不等於和藹可親:蘋果電腦創辦人喬布斯出了名是很難相處的人,高傲自大,目中無人,脾氣極壞,但他同時也被公認是很有魅力的領袖。提高個人魅力,並不是靠學會笑臉迎人、和顏悅色。 那麼魅力是怎樣建立的呢?巴加瓦說他經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總結到魅力的五項核心原則:真誠、到位、無私、簡單、適時。 其中第一條是真誠。巴加瓦指出,多項調查結果一致顯示,人們認為在領袖應具備的各項條件中,誠實是最重要的一項。但他強調,真誠(truth)不光是誠實(honesty)。政治人物要贏得人們的好感和信任,不能只憑「不說謊」,不能以為向人們「交代了事實」便足夠;政治人物往往善於用修飾了的「事實」掩藏他們不願披露的真相,這正是令人們對他們不信任的主要原因。 真誠是要主動的誠實,「出人意表的誠實」,即在沒有人要求、沒有受到任何壓力下也主動向人揭示真相,包括個人的真相。如果別人覺得你總是深藏不露,沒法看到你的「真我」,很難會對你信任。

2013-12-02

英文動詞like(喜歡)有兩個近年頗常用的派生詞:形容詞likeable,即討人好感的;名詞likeability,討人好感的能力或程度,或者就是「魅力」。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數位行銷策略專家 羅希特.巴加瓦(Rohit Bhargava)創造了一個新詞Likeonomics,或可譯作「魅力經濟學」,並以此為名在去年出版了一本獲獎暢銷書。巴加瓦在書中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命題:不論企業或個人,如果要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支持,成功的秘訣是提高自己討人好感的能力,likeability。他指出,驚世的產品沒有顧客、優秀的人選不獲錄用、精闢的見解無人理會,這些事情每天都在發生;現實就是,擁有最佳的履歷或者最強的產品性能,都不是成功的保證:魅力比能力更重要。 選舉政治也是巴加瓦書中的一個議題。他引述心理學家Drew Westen一本具影響力的著作The Political Brain(《政治腦袋》)說:「在政治裡,當理智與感情有矛盾時,感情一定戰勝理智。……要贏得選民的感情和思想,你得從感情入手,否則他們根本不理會你的思想。」選民對一個政治人物是否信任,決定因素並不是他的政策主張,而是他的個人形象,是他有多大的魅力。 巴加瓦指出,近幾屆美國總統競選,勝出的都是魅力評分較高的候選人:克林頓勝杜爾,布殊勝戈爾,奧巴馬勝麥凱恩,都是靠魅力,不是靠能力。 巴加瓦的書,是要推銷其魅力培訓法,因此對「魅力決定勝負」現象不致貶詞。但這「魅力至上」的看法,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對政治選舉淪為魅力比併,致令當選的領袖都是只有魅力沒有能力,西方不少論者都表示不能接受。若巴加瓦一派的理論成為主流,政治人物只專注於形象塑造,那末政府的管治能力便十分令人擔憂。Westen說,美國人選總統,會在候選人中選擇「自己會較喜歡和他一起喝啤酒」的一位。畢竟總統選出來不是為了陪你喝啤酒的;這樣的選民行為,豈非害了國家和人民? 話說回來,如果「魅力至上」的規律不可抗拒,那麼改善管治的唯一希望,就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也重視建立魅力,免得自己因缺乏魅力而被忽略,讓高魅低能的人永遠給選上去! 逢周一刊登

2013-11-25

自列根開始,美國歷任總統都十分重視政治公關,通過向傳媒發放掌控的訊息,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掩飾或淡化不利的新聞。《紐約時報》在1980年代創造了spin doctor這名稱,用來指那些受僱為政治人物編造新聞、擺弄傳媒報道的人。這名稱現在一般譯做「政治化妝師」。 末代港督彭定康十分懂得政治化妝的重要性,特地從英國帶來自己的政治化妝師,在身邊組成了一個十分緊密的、經常處於作戰狀態的政治化妝團隊。本地傳媒給它一個更為簡潔傳神的名稱,叫做「心戰室」。心戰室除了不時以「吹風會」的形式,向記者發放對彭定康有利的訊息外,更在每天早上參加由彭定康親自主持、主要官員都出席的會議,聽取有關當天傳媒主要內容的報告,決定那些問題需要回應、怎樣回應。這個風雨不改的晨早例會,被戲稱為「早禱會」。憑著心戰室和早禱會,彭定康政府一直穩佔輿論優勢,所以雖是末代政府,仍能維持強勢管治,並且在和中國政府的政治論戰中一直處於上風。 回歸後,特區政府保留了早禱會的習慣。但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政治化妝不感興趣;他相信埋頭苦幹、多做實事,就是良好管治。他沒有像彭定康那樣搞心戰,早禱會也不出席了,交給其他官員主持。結果呢?不論他多麼努力,不辭勞苦,輿論總是對他不利,民望總是不斷下滑,結果要提早離任。 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後,馬上組織自己的政治化妝班子,重建心戰室,恢復早禱會的功能。曾蔭權在心戰方面的道行,跟彭定康還有一段距離,但由於他帶頭重視,整個管治班子都有較強的心戰意識,每項政策出台之前,負責官員都要仔細評估社會各方面的反應,設計宣傳策略,擬訂回應口徑,以及布置有利輿論。不管人們對曾蔭權政府施政得失有甚麼評價,應該說,在他任內的大部分時間,特區政府在輿論上很少陷於被動,施政基本順暢。 事實說明,心戰不能代替良好管治,但在今天的政治環境,管治者縱有造福人民之心、建設宏圖之志,倘完全缺乏心戰意識,很容易讓輿情成為施政的障礙,事事舉步維艱,更談不上良好管治。

2013-11-18

不少人認為,香港今天爭拗不斷,以至各方面發展停滯不前,禍源是「泛政治化」,即不論甚麼問題,包括許多本來純屬經濟或民生領域的問題,都給引入政治因素,變成政治問題。如果要返回健康發展的正軌,撥亂反正之道,就要去政治化。 如果「政治化」真的是我們發展的最大障礙,我們要「去政治化」,便首先要弄清楚,「政治化」是甚麼一回事,它為甚麼會出現,怎樣可以避免? 就廣義來說,在今天的社會環境,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是必然現象。多建房屋以改善市民居住條件,是民生政策,但要覓地建屋,到處都會遇到阻力;如何化解各種阻力,就是政治問題。同樣,處理垃圾,是民生政策;爭取某地區居民不反對擴大該區的堆填區,就是政治問題。開放「自由行」,是經濟政策;怎樣處理自由行旅客和本地居民的矛盾,就是政治問題。其他不論產業發展、經貿合作、文化、教育、扶貧等任何領域的經濟民生政策,都會涉及各方利益的矛盾,必須處理好這些矛盾,政策才可順利推行,這就是政治。就這個意義來說,「泛政治化」是無可避免的,政府應該積極面對,埋怨只是無能的表現。 不過,「政治化」還有一個狹隘的含義,指議題被對立的黨派利用為互相攻訐的話柄;不論甚麼議題,總是對人不對事,凡是對方支持的,我方就要反對。這種「政治」,就是黨派之爭。奧巴馬的暢銷書《無畏的希望》一開頭就談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對立狀況:事無大小,兩黨必定採取互相排斥的立場,針鋒相對,不肯磋商,拒絕妥協。奧巴馬指出,美國正面對多項巨大的挑戰,卻被這瑣屑無聊的政治所困擾,無法為處理重大問題建立有效的共識。 奧巴馬對美國政治的這番批評,應該引起我們很大的共鳴。特區政府近年要推行的種種政策,儘管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往往由於黨派之間不斷爭拗,以至決策延誤、歲月蹉跎。眼見新加坡和上海等競爭對手一個個政策出台,一項項計劃上馬,我們卻不停內鬥,一事無成,不少香港人自然會問:我們怎麼不可以多做實事,少搞政治?

2013-11-11

《紐約時報》本月2日有一篇文章,題為No Morsel Too Minuscule for All-Consuming N.S.A.(「國安局大小通吃,不嫌瑣屑」)。文章說,最近數星期人們看到,任何人不論敵友,都會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局」日常監控的對象。國安局的正式任務,包括使用它的監控能力,為美國爭取對其盟友如法德等國的「外交優勢」,以及對日本和巴西等其他國家的「經濟優勢」。今年九月,巴西總統羅塞夫得知自己也成為美國國安局竊聽對象,表示震怒。其後,以同一理由提出抗議的,相繼有歐盟、墨西哥、法國、德國和西班牙。 對於國安局無微不至、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監控,美國人最關注的,是政府會不會用它來對付自己的人民。去年出版的一本反恐小說 Black List(《黑名單》,作者Brad Thor),描述了許多厲害的監控手段,令居住在美國境內的人,不論跑到哪裡,一言一行都逃不過魔眼。 小說有一篇前言,裡面引述了前美國參議員丘奇( Frank Church)於1975年說的關於美國情報機構的一段話。丘奇是「美國參議院就有關情報活動的政府行動特別調查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是在「水門事件」揭發了美國情報機構在國內進行的針對美國人的活動後成立的,目的是要調查中央情報局(CIA)、聯邦調查局(FBI)和國家安全局(NSA)幾個機構的非法情報收集活動。(這個調查委員會後來演變為常設的「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揭露了美國情報機構的監控活動和能力,令丘奇感到十分震驚。他在一個電視訪問節目裡表示,這些機構具有監控一切的能力,包括對電話和電報的監控;這能力一旦用來對付美國人民,便「沒有一個美國人可以保有任何私隱,……無處可以躲藏。」因此,丘奇警告說,如果美國出現了獨裁者,他可以利用這些情報機構實行絕對的專權統治,沒有人能夠反抗。 丘奇三十多年前說的這些話,或許有點危言聳聽。當時還未有互聯網、智能手機、GPS;丘奇認識的監控,只是對電話和電報;監控科技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不是丘奇可以想像到的。如果以今天美國國安局掌握的監控能力來衡量,丘奇當年的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2013-11-04

《大衛和歌利亞》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個聖經故事。三千年前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兩軍對陣。非利士營中的巨人歌利亞出來討戰。他身高三公尺,身穿五十七公斤重的鎧甲,手拿七公斤重的鐵槍。大衛是個牧童,到以色列軍營給他三個當兵的哥哥送飯,聽見歌利亞罵陣,竟跑出去迎戰。他不穿領軍掃羅給他的盔甲,不拿刀槍,用自己「甩石的機弦」 甩出一塊石子,擊中歌利亞額頭,巨人應聲倒地;大衛取了歌利亞的配刀,砍了他的頭。這個以小勝大、以弱制強的故事,成為千古傳誦的佳話。 暢銷書The Tipping Point(《引爆趨勢》)、 Blink(《決斷2秒間》)和 Outliers(《異數》)的作者Malcolm Gladwell (麥爾坎‧葛拉威爾)今年出版的新書,以《大衛和歌利亞》為題,探討以弱制強之道。葛拉威爾很懂得吸引讀者興趣,特別善於就一些人們熟悉的事物,提出令人意想不到而又言之成理的見解。他在新書一開始詳述了大衛打敗歌利亞的故事,接著說:人們對這故事的認識,幾乎全部是錯誤的! 葛拉威爾要建立的理論是:歌利亞與大衛,根本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強弱懸殊;大衛不穿盔甲,輕裝上陣,其實是佔了優勢;歌利亞身形巨大,很可能是病態,導致行動遲鈍、視力模糊,加上身上壓著重數十公斤的盔甲,自然無法躲避飛來的石塊。他更指出,在古代戰爭中,射擊手(包括弓箭手和投石手)從來都是步兵的剋星,而大衛正是射擊手,歌利亞是步兵;二人對決,大衛勝歌利亞,理所當然。 這理論當然有犯駁的地方。例如他指歌利亞患病,理據十分牽強;大衛是個牧童,不是在軍隊裡受過訓練的射擊手;再說,如果步兵不敵射擊手是一般規律,率領以色列軍隊的掃羅不可能不知道,應當不會叫大衛穿上盔甲、拿刀槍去跟巨人歌利亞硬碰吧。不過,即使葛拉威爾對故事作了錯誤的演繹,他的說法仍是饒有趣味的,可以引人思考。他從中得出的結論,更是完全正確:「優勢」和「劣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特定的條件下,優勢可以轉化為劣勢,劣勢也可以轉化為優勢。這條道理,用來分析我們今天的時局,不無啟發。

2013-10-28

選舉政治會帶來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使社會矛盾擴大和激化。打選戰的人,都懂得利用社會矛盾去爭選票。有矛盾,即是社會上有一部份人的利益受威脅,於是政治領袖便站出來,捍衛這些人的利益,爭取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以往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候選人抓住某個社會問題擴大對立、激化矛盾的手法,十分常見。 近年港人和內地人的矛盾似乎到處出現,而且不斷擴大、日益惡化。十年前內地剛開放來香港個人遊(或叫「自由行」),港人都很歡迎,認為會給香港經濟帶來很大利益。這利益至今仍是十分明顯的:香港的零售、餐飲、旅遊業持續好景,就業情況普遍良好,即使數年前全球經濟比較困難的時候,香港市場仍是一片蓬勃興旺,這都是受惠於來自內地源源不絕的訪客。假如沒有這大量的內地居民來港消費,我們的經濟不可能維持這樣的繁榮,就業情況也不可能這樣好。 但事情總有兩面。內地人來得容易了,來得多了,除了旅遊購物之外,還要炒物業、生孩子、找學校,於是從產房到奶粉,從房屋到學額,都成為他們需求的目標,要和本地人爭奪,這就必然要產生矛盾。這矛盾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如果限制內地人來港,等於把消費者拒於門外,本地經濟立即要受打擊;說要增加供應以保障本港市民的需求得到滿足,則是談何容易;在香港這歷來信奉自由經濟的社會,要落實任何「港人優先」的政策,也會遇到很大阻力。 去年立法會選舉,港人和內地人的矛盾成為很熱門的選舉議題。當矛盾的雙方是本地人和內地人時,候選人自然毫不猶豫地、義無反顧地站在港人一方,高舉「捍衛港人利益」的旗幟;任何強調共融互利、呼籲接納包容的言論,都不受歡迎,不會為候選人贏得選票。 利用兩地矛盾爭取市民支持的策略,亦見於去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新一屆政府多項贏得市民掌聲的政策,包括雙非孕婦「零配額」、叫停深圳一簽多行、頒布「限奶令」、以「辣招」遏止外來人買樓等,都是強化「保障本港市民利益不受內地人損害」的訊息,無形中不斷加深兩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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