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其事 - 曾鈺成
2014-06-09

孔子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這段話顯示了孔子對「狂者」和「狷者」的肯定。在另一場合,孔子又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這被理解為孔子對一種叫做「鄉愿」的人十分厭惡。 孟子把以上兩段話拉到一起來,將「狂狷」和「鄉愿」描繪為兩種互相對立的人格;在孔子眼中,前者可嘉,後者可鄙。後人很多都跟從孟子的這個演繹,以至有「寧為狂狷,勿為鄉愿」的說法。 按孟子的解釋,「狂者」喜歡誇誇其談,幹起事來卻可能有心無力、志大才疏;「狷者」則自鳴清高,往往流於孤芳自賞,落落寡合。這兩種性格本來都有明顯的缺陷,但孔子卻看到他們各有可取的地方:狂者有進取心,而狷者不會為取悅他人去做違心的事。當然,孔子最讚賞的還是「中行」:不浮誇、不畏縮、進退有據、行止合度;然而達到這「中行」境界的人畢竟十分罕見,退而求其次,就應該是「狂狷」的人了。 至於「鄉愿」一詞,有點費解。如果它是一種人或者性格的名稱,它除了在上面引述那段孔子的話之外,似乎沒有在別的地方出現過。孟子把「鄉愿」解釋為「閹然媚於世也者」,並對其劣德加以詳細描述,指這類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子是憑甚麼斷定孔子所說「鄉愿」二字就是這樣的人呢?《論語》裡既沒有孔子對「鄉愿」的較明確的評述,也沒有提供任何「鄉愿」人物的例子。按《說文解字》,「愿」,謹也,就是「恭謹」的意思;把孟子所說的那種口甜舌滑、媚眾取寵、同流合污的人叫做「鄉愿」,不論怎麼引申,似乎十分牽強。 然而,有了孟子的權威解釋,後人都把偽君子、軟骨頭、牆頭草、老好人等為人唾棄的人物性格,全部歸入「鄉愿」之列,好借孔孟的話予以鞭撻,並且由此襯托出「狂狷」為高尚的品格,把「寧為狂狷,勿為鄉愿」演繹為寧走極端,不作妥協。

2014-05-26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獲得克魯明等左派學者高度評價,同時受到右派的揶揄抨擊。因為皮克迪認為,如果任由資本主義自由發展,財富將愈來愈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導致社會極端不平等。他建議,為要扭轉這個趨勢,應該向富人徵收重稅,防止資本過度積累:他提議向收入在五十萬或一百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人徵收80%的所得稅;收入低至二十萬美元的人,也要繳納50%至60%的稅率。 這些建議,當然令保守派譁然,難怪他們把皮克迪斥為「仇富」,指他要「讓馬克思在二十一世紀復活」。保守派反對把貧富不均作為討論焦點。他們認為,「美國精神」就是要尊重個人有權擁有自己賺得的財富;向富人徵收重稅就是違反美國傳統。 對此,克魯明引用上世紀初主張徵收累進遺產稅的羅斯福總統的話,予以反駁:「在各州、特別在全國,對不公正地攫奪財富缺乏有效的限制,因而造成了一個由擁有極大財富和經濟力量的人組成的少數階層,他們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克魯明指出,事實上,在20世紀初,美國許多領袖人物已對財富極端集中的危險性發出警告,呼籲要運用稅收政策,限制巨額財富的增長。要富人多繳稅,沒有違反美國傳統。 二十世紀中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歐美國家由資本積累造成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並不嚴重,這令當時的經濟學者如庫茲湼茨(Simon Kuznets)相信,隨著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的自然發展會縮小貧富差距,達致社會平等。皮克迪指出,這其實並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常態。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破壞了資本積累;而二戰後的三十年,歐美經濟發展強勁,各國政府無需提高稅率,財政收入已有可觀的增長,於是提供公共服務的資源不斷增加,特別在教育、醫療和退休保障三個主要方面,公帑補助了低收入人士的需要,舒緩了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矛盾。然而在最近三十年,西方國家經濟高速增長風光不再,如不大幅提高賦稅,政府收入已不足以應付維持社會公平所需的開支,貧富懸殊的矛盾便愈來愈尖銳。 歐美國家過去這幾十年的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2014-05-19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場思想風暴。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的學術著作今年三月面世,立即成為暢銷書;它被認為是本年度以至整個年代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它的出版具有「里程碑」、「分水嶺」的意義;它將重塑政治和經濟觀念,令未來所有政策論戰都要以這些觀念為基礎。 皮克迪最熱烈的支持者,包括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明(Paul Krugman)。克魯明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了多篇推介皮克迪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Wealth Over Work(「財富重於工作」,3月23日發表),把皮克迪推崇為當今世上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的頭號專家。文章指出,皮克迪「不但以事實說明了收入愈來愈集中到少數巨富手中,而且他更有力地證明,我們正倒退到『世襲資本主義』。在這制度下,佔據著經濟制高點的,不光是財富,而且是世襲的財富;一個人的出身,比他的努力和才能更加重要。」 這是皮克迪「新資本論」的核心論斷。他否定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理論,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貧富差距正嚴重惡化,而且會繼續惡化下去。 克魯明的文章指出,美國的富人榜中,首十名有六名是財富繼承人,而不是白手興家的創業者;巨富的下一代,從一開始便擁有巨大的優勢。企業所得以及絕大多數的資本收入,愈來愈集中到少數人手中。1979年,美國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家庭,得到17%的企業所得;到2007年,同樣這一小群人卻拿了43%的企業所得和75%的資本利得。 皮克迪說的「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原文為法文capitalisme patrimonial),內地有人把它譯為「拼爹資本主義」。「拼爹」是內地流行詞,指「比拼老爹」,即年輕一代要上學、找工作、買房子等,比拼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各自的父母,就如這些順口溜:「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有個好腦子,不如有個好老子」。權力和財富世襲的現象,在中國大陸同樣造成社會不公平不斷擴大的後果。

2014-05-12

日前出席一間中學的慶典,獲贈書法條幅,內容是「允執厥中」四個字。 這四字來自上古。據《虞書‧大禹謨》所載,舜傳位給禹時,說了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說當堯把帝位讓給舜時,就把「允執厥中」四字作為修心之法,傳授予舜;舜傳位給禹時,再在前面加上十二個字。這十六個字,被後世認為是中華文化經典中最早記載的「心法」,是「儒學之精髓所在」。多位大師都曾鄭重其事地對這「心法」作解釋,以及說明它的重要意義。 古代漢語的一個特點是簡略,所以易於記誦。但也正由於簡略,往往意義十分隱晦;加上一字多義,所以同一段文字,可能有多種解釋,令人無所適從。在網上找到這「十六字心法」的如下語譯:「人民的意念是難以安撫的,道統的思慮是微妙幽深的,想要傳承道統,最精粹也獨一無二的方法,那就是信守中庸之道。」 這試圖把原文裡各個重要單字的含義直接用現代詞語來表達的「語譯」,顯得膚淺、牽強。讀了它,人們不可能領略出甚麼精闢的道理,沒法明白這幾句話為甚麼會是儒學精髓。特別難以理解的是前面三句話的意義以及它們和最後一句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信守中庸之道」就是這「心法」所包涵的重要訊息,那末舜為甚麼要在堯傳給他的「允執厥中」之前多說那幾句話呢? 在我找到的有關「十六字心法」的論述中,朱熹《中庸章句集注序》的分析看起來最深刻、最有啟發性。朱熹把「人心」和「道心」分別解釋為「人欲之私」和「天理之公」:人心「生於形氣之私」,是以「危殆而不安」;道心「原於性命之正」,是以「微妙而難見」。一個人不會完全沒有私欲,「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不會完全泯滅天理,「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如果兩者之間的矛盾處理不好,「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就會被人欲之私所埋沒。所以要明辨公私、秉持公正,這就是「精」和「一」,也就是「擇善固執」;然後才引出「執中」的道理。 限於國學水平不高,我的理解只是十分模糊,還望有高明賜教。

2014-05-05

《論語》有這段故事:子路在城門外過夜。早上開城門的人問他從哪裡來,子路說,是從孔子那裡來的。開門人回應說:「就是那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嗎?」(《論語‧憲問》) 許多學者都認為,「知其不可而為之」七個字概括了孔子一生行事風格,點出了孔子堅韌不拔、熱心救世的可敬精神,代表了儒學骨幹。更有人拿它和莊子說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比較,認為「安之若命」是消極的態度,等於「知其不可而避之」或「知其不可而逃之」,不肯迎難而上。 但也有人指出,古代的儒學大師大都不認同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例如朱熹和張居正都認為,這句話是不了解孔子的人對孔子的譏諷,即是說,它的含義是貶多於褒,並不是對孔子公道的評價。贊同這觀點的人認為,「知其不可而為之」其實是愚蠢的行為,孔子絕不是這樣的人;他一生所做的事,從杏壇講學到周遊列國,都有清晰的目標,而他自己完全相信這些目標是可以達到的,決不是「知其不可」。 這兩種理論孰是孰非,自可作為學術論題加以探討。從教育目的出發,大都不會對「知其不可而為之」予以譏笑,寧願給它賦予正面的意義,把它理解為意志堅定、在困難面前絕不畏縮的精神。古今中外有不少格言諺語,都教人只要意志堅定,「不可」也會變成「可」。 然而,閱歷豐富的人當會明白,一面倒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一定是成功之道。對「知其不可奈何」的事安然接受,泰然處之,不至耿耿於懷,鬱鬱於心,其實是豁達明理的表現,不一定屬於消極的處事態度。真正成功而心境開朗的人,應該懂得「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安之」。 當然,不論「知其可」或「知其不可」,關鍵在於這「知」是否準確判斷。把不可誤以為可,會碰個焦頭爛額,無功而退;把可誤以為不可,則會坐失良機,一事無成。上世紀中開始流行的《寧靜禱文》說:「神賜我寧靜,以接受我不能改變的;賜我勇氣,以改變我能夠改變的;賜我智慧,以辨別兩者。」誰擁有懂得辨別「能」與「不能」的智慧,誰就是成功的人。

2014-04-28

和青年朋友談批判思考。我說,不應把批判思考看作一門技術;它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一種研究問題的態度。我認為,批判思考要求我們準確完整地弄清問題涉及的事實真相、嚴謹細緻地進行分析綜合、獨立客觀地作出判斷評價。 首先要掌握事實真相。有的記者很喜歡拿政治人物的互相批評來做新聞,他會問阿乙:「阿甲剛才這麼這麼說,你同意嗎?」乙不去核實甲的話是否真的如記者所引述,便評論一番,給記者拿去報道了。報道一發表,丙、丁、戊等時事評論員、專欄作者,便都一哄而起,按乙引述記者、記者引述甲的話,各自大造文章。這種「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現象,十分常見。連人家的原話是甚麼、有甚麼前文後理、在甚麼場合發表等等,都沒有弄清楚,便滔滔不絕地妄加評論,這當然跟「批判思考」沾不上邊。 掌握了全部有關的事實之後,就要對資料作分析和綜合,透過事情的表面,探究它的本質。例如當政府要推出一項看起來對社會很有好處的政策時,我們要問:為甚麼這樣好的政策過去沒有實行?為甚麼現在又推出來?是否有甚麼隱蔽的目的?這政策涉及甚麼社會代價、會否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等等。相反地,如果政府要推出的一項政策在社會上遭到強烈的反對,我們也要問:這政策不搞行不行?其他地方怎樣處理同樣的問題?有沒有較易為公眾接受的、更好的替代辦法,等等。 經過一番嚴謹深入的慎思明辨之後,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客觀地、獨立地對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不致人云亦云,毫無主見;也不致主觀武斷,昧於成見。懂得批判思考的人,不會因人廢言,也不會因人立言;不會迷信權威,也不會自以為是。 很多人把「批判」理解為批評、反對,以為要顯示自己懂得批判思考,對別人的意見就一定要予以駁斥、抨擊。其實批判思考的結果不一定是反對。對別人的意見,不經思索便盲從附和,固然不是批判思考;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反對,即屬蠻橫無理,跟批判思考也是背道而馳。反對容易批判難;今天社會上喊「反對」的人很多,懂批判的人很少。

2014-04-14

一個成功的典禮,不一定要像奧運會開幕那樣有精彩大型表演,不一定要像奧斯卡頒獎禮那樣星光熠熠,更不一定要像皇室辦喜事那樣奢華鋪張。有的典禮,經精心策劃,妥善安排,處理得宜,出席者不但不會感到枯燥厭煩,更會受現場氣氛所感染,充分領略到典禮表達的訊息,留下深刻的印象。數天前舉行的「清明祭祖大典」,就是很成功、很有感染力的一個典禮。 祭祖大典的目的,是「開孝心之門,宣禮儀之風,踐行孝道,以感恩的心,緬懷中華民族的萬氏先祖,讓市民現場領略傳統節日的魅力」。主辦機構指出,祭祀是華夏禮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祭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在古代,每逢清明、端午和重陽等節日,人們都要舉行典禮祭祀祖先。 祭祖並不專屬於某一個宗教,也不排除任何宗教,所以本港六大宗教都有代表參加,其他主禮人包括官員和學者。我獲邀擔任「主祭官」,參與典禮全過程的每一環節,對典禮意義自有深刻體會。 典禮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廣闊的大堂座滿了人:主辦機構原來預算有八千人出席,但由於報名踴躍,最後接納了一萬人參加典禮。會眾列坐於大堂東西兩序,整齊安靜。大堂前面掛著「中華民族萬姓先祖紀念堂」的橫匾,禮台上供奉著三皇五帝和中華民族二萬三千多姓氏祖先的靈位,擺設著香燭果膳等供品。穿戴傳統服冠的禮生和樂師各就各位,令場面更莊嚴隆重。 為要再現古人祭祀祖先的場景,典禮包括多個環節:啟扉、鳴炮、迎神、進饌、上香、獻禮、恭讀祝文、飲福受胙、撤饌、送神、望燎、闔扉等,每環節都有特定的動作,其間以莊重的擊鼓和敲鐘掌握節奏,並由樂團以傳統的國樂器演奏「咸和、寧和、安和、景和」之曲,有效營造肅穆祥和的氣氛。主辦機構的準備工作十分周到,事前給主禮人和所有參加者作了清楚的介紹,臨場又有細緻的指引安排,所以整個過程十分順暢,達到最好的效果。 最難得的是一萬名會眾自始至終保持肅靜,全場鴉雀無聲,起立、行鞠躬禮時動作整齊,態度認真,一絲不苟,足證典禮對參加者的強烈感召力。

2014-04-07

香港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特別多;官員和議員,一年到晚都要應邀出席很多團體的活動,擔任主禮嘉賓。這些活動,不論是委員就職、節日慶祝或者會員聯歡,通常都要包括一個冗長的典禮。典禮的形式和程序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工作人員舉著「典禮進行中,請保持肅靜」的沒有多少人理會的「溫馨提示」,在會場內游弋;大會主席和各主禮嘉賓輪流在台上發表沒有多少人會認真聆聽的講話;然後頒發各種證書、獎狀,致送禮物、紀念品(你送給我之後我又送給你);然後亮燈、剪綵、祝酒、致謝詞、大合照。 即使不算典禮正式開始前的「本會上年度活動」錄像播放、舞獅以及由風笛手引領主禮人進場等時間,整套儀式程序完成,動輒要超過一小時;如果遇上重金禮聘的司儀小姐要展現她的才華,在程序中滔滔不絕,典禮不難達到一齣電影的長度。 在主人家眼中,典禮的每一個環節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典禮愈長,便愈顯得場合隆重,愈顯得主人家有面子。況且講話、送禮等項目一定要夠多,才可以讓主辦機構的眾多首長每人都有機會由司儀宣讀名字,到台前亮相:理事長致歡迎詞,監事長致答謝詞,會長致祝酒詞,而向各個主禮嘉賓致送紀念品的任務,便分別由其他名銜的首長們負責,每位首長招呼一名嘉賓,人人有份,永不落空。這大概就是「禮多人不怪」的意思。 至於出席的賓客,似乎多是早已習慣了這類活動的形式,對冗長沉悶的典禮不大介意,於是沒有人認為典禮需要精簡,更沒有人會動腦筋去搞點變化創新。久而久之,「典禮八股」便被所有搞團體活動的人奉為楷模。 最近一段時間我應邀出席了大學裡多個學會的就職典禮,詫異地發現他們竟然也搞典禮八股。各院校、各學會的「新莊」就職,都要採用一模一樣的儀式,其中最矚目的程序是全體「新莊」成員列隊進場,原意似是要以堅定整齊的步履,表示幹事會的團結和決志,但機械人般的動作,生硬牽強,詼諧多於莊嚴,且跟青年學生應有的活力和創意格格不入。這制式究竟是誰所創?為甚麼成為跨院校、跨學會的八股?

2014-03-31

香港的政治人物,不是屬於建制派,就是屬於反對派。兩個陣營互相排斥、壁壘分明,又給自己和對方貼上不同的標籤:反對派把對方叫做「保皇黨」,把自己叫做「民主派」;建制派則指反對派「反中亂港」,稱自己「愛國愛港」。這些標籤已深入人心,兩個陣營裡的成員縱不願承認,也沒法抗拒:建制派中人不論對民主有多麼支持,也不會說自己是「民主派」;同樣,反對派的人不會用「愛國愛港」來形容自己,不論他對國家、香港和「一國兩制」有甚麼立場。 「民主派」和「愛國愛港」兩個詞語到底有甚麼內涵,人們已甚少探究。兩個詞都被賦予外延的定義:說某人是「民主派」,等於說他屬於反對派;說某人「愛國愛港」,等於說他屬於建制派。 由於人們普遍有這樣的理解,所以當中央官員強調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的時候,很多人(尤其泛民中人)便認為這是以陣營劃線,就是只讓建制派的人參加行政長官選舉。 在特區政府最近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對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符合的「愛國愛港」標準,用兩個「擁護」來界定它的內涵。他說:「在法律語境中,『愛國愛港』標準不妨表述為一個候選人必須滿足擁護香港回歸祖國、擁護並遵守《基本法》的法律要求。」候選人承諾並踐行這兩點,即是「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中國的國家主權,承認中央政府對香港具有管治的權力;就意味著承擔有愛國家、維護國家權益的義務,承擔了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義務。」 饒戈平並且指出,中央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出「愛國愛港」的標準,「是由香港在中國憲政體制中的地位、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以及行政長官的特殊身份所決定的,也是《基本法》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 饒戈平是《基本法》的「新四大護法」之一,他這番表述當有一定的權威性。按他這個說法,「愛國愛港」不是一個陣營的專門屬性,而是根據《基本法》提出的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要求。不管那個陣營的人,做到兩個「擁護」,便符合行政長官候選人「愛國愛港」的標準。

2014-03-24

《中國新聞周刊》本月中發表了一篇俞可平的專訪,主題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很多香港人認識俞可平的名字,是因為他在2007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令他蜚聲國際。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習近平上台後提出的。俞可平是內地最早研究和倡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學者之一,他曾經提出「治理」、「善治」、「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概念,並主持「國家治理評估」和「社會治理評估」等課題的研究,發布了「中國國家治理指標體系」和「中國社會治理指標體系」。 俞可平在專訪中說,中國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衝突日益明顯,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不穩定因素急速增多,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黨和政府公信力嚴重流失,現存的許多體制機制嚴重阻礙社會進步,凡此種種都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 他斷言中國目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的政治經濟需求。他提出警告說:「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執政危機。」 俞可平認為,「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沿著民主法治的道路,堅定地進行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改革。」 他提出要「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並且解釋說,「統治」其實是指「政府管制」;「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就是「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制」。 俞可平關於中國今天面對的社會矛盾和治理危機的坦率論述,相信很多港人都會同意,並且覺得同樣適用於香港;他認為要化解治理危機就要走民主法治的路,要「少管多治」,更是多數港人會認同的。問題是國家領導人是否贊同俞可平的這些看法,並且是否認為「少管多治」的原則也適用於香港?

2014-03-17

2017年3月26日,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日。晚間電視新聞頭條: (平行宇宙一)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已於大約半小時前結束。全港六百九十三個票站共有2,534,211人投了票,投票率達67.6%,遠高於香港過去任何一次選舉。從傍晚開始,全港多處地點都有情緒高漲的市民集結,熱烈慶祝香港成功舉行歷史性的行政長官普選。本台記者較早時訪問了在牛頭角下邨舉行慶祝活動的街坊。(記者:)「阿伯,你幾多歲呀?」(老伯:)「八十九啦。」「你有冇投票呀?」「梗係有啦,今朝一早就投咗啦。等咗咁耐終於等到呢日,有得投票選特首啦!」…… (平行宇宙二)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已於半小時前結束。全港共有1,971,693人投了票,投票率是52.6%。今天實行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前年在立法會經激烈辯論後,獲大多數議員支持通過。本台記者今天分別訪問了當日支持和反對方案的議員。(A議員:)「香港市民期待已久的行政長官普選,今天實現了!這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大里程碑……」(B議員:)「這次特首選舉方案,並不是最理想的方案。我投了支持票,是為了要讓政改行前一步;但這並不是終極方案。新特首當選後,必須繼續推動民主發展……」(C議員:)「我投了白票,抗議這不是真普選!我們會繼續抗爭……」 (平行宇宙三)根據前年在立法會僅以四十七票通過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香港市民今天投票選舉新一屆的行政長官。「反對假普選大聯盟」昨晚在政府總部通宵靜坐,今天上午開始陸續有市民加入抗議集會。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輪流在台上發言,呼籲市民抵制這次選舉。截至晚上九時,全港數百個投票站發生了四千多宗衝突事件,大部分是前往投票的市民與票站外的抗議人士互相辱罵引起…… (平行宇宙四)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全體委員今天上午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齊集,投票選出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進行期間,會場四周被示威人士包圍,選委們在投票結束後被困在會場內,至傍晚仍未能離開。有示威人士企圖衝入會場,與警員發生衝突,最少有三十一人受傷,包括四名警員…… 逢周一刊登

2014-03-10

今年在兩會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及港澳的一段,說了「我們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後,沒有像過去十年的工作報告那樣加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十二個字,引起了很多猜測,有人更認為這表示中央政府要收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了。 香港回歸以來,每年由國務院總理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必有一段提及香港,其中一定強調中央政府堅持或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幾個字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裡出現,是在朱鎔基任總理的第一份報告裡(1999年)。但他其後的四份報告都沒有再提這幾個字,只是說繼續堅持或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當時並沒有人因此認為中央政府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 至溫家寶接任總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十六個字才成為標準提法,給寫進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十年不變。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談港澳的一段只有四十三字,歷年最短,但「十六字真言」仍包含其中,完整無缺。李克強的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不提後面三句話,是頗矚目的轉變。 因文字差異引起揣測,也許不是做報告的人始料所及,但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從2001年開始,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說「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直至有一年,卻只說支持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不提行政長官,於是有人問,行政長官是不是失去了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了?有的文字,似乎是不能精簡的。 其實更值得留意的,是每年的報告裡可能包含的新提法。2011年的報告,提出全力支持兩個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2012年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後再加上了「推進民主」,那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提法。今年的報告,增加到四句話:「大力發展經濟、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進民主、維護社會和諧」。其中「大力」和「有效」的說法,是修辭作用多於實際意義;最突出的是在「推進民主」前面加上「依法」,反映了中央政府認為在香港落實普選時須特別強調的原則。

2014-03-03

全國政協和人大今年的大會,本星期先後在北京開幕。據報道,「兩會」今年有勵行節約的新措施─「礦泉水實名制」:服務員們不再為出席會議的委員和代表們提供「沏茶倒水」的服務,代之為給每名出席者提供一瓶貼上他名字的礦泉水;只有在他喝完一瓶之後,服務員才會為他提供第二瓶。報道說,這項措施實行後,「以往那種喝了幾口找不到主的礦泉水只能遺憾地被丟掉的情況,將從此絕跡。」 這消息在網上引起了一番議論。有文章稱讚這小改革有大意義,讓兩會成為負責任、講節儉的榜樣。有評論更說這是「吹來了質樸、務實的執政新風;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體現了「政府過緊日子、百姓過好日子」。 但也有評論尖銳地指出,兩會的浪費,遠不止於礦泉水;節省礦泉水絕不能遏止貪污腐敗。有網民質疑說,節省礦泉水應是理所當然,大張旗鼓地予以表揚,「不正說明了原本素質不夠嗎?」 當貪腐之風仍然深為社會詬病的時候,把管制會議飲用水當做「厲行勤儉節約」的典範,過份褒揚,不會贏得人們讚賞,甚至會引起反感。不過,如果當局確是下決心改革會議的鋪張浪費,即使是從小事做起,也是值得肯定的。關鍵是在這「小改革」之外,當局是否願意處理一些真正重大的浪費問題。 例如,兩會真的要開十多天這麼長,不可以縮短嗎?為出席兩會,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名代表和委員,在北京要逗留差不多兩個星期,他們的食宿和交通,要耗用公帑數千萬元。如果會期縮短一半,省下的資源當然遠不是節約礦泉水可以比擬。其實以往把會期定得較長,是要給代表和委員們留下許多會議外的餘暇時間,方便他們交流應酬,以至拜會各部門的京官,辦理許多會議以外的事務。在現屆政府提倡的新風尚之下,這些活動大部分已被禁止,大家是否仍要呆在北京這麼久呢? 又如會議期間的幾次全體大會,為要坐在大會堂裡聽兩個小時的報告,數千人連交通時間動輒要花上老半天,是否值得呢? 習近平的「八項規定」包括精簡會議活動,要「開短會、講短話」,是否更應由兩會作榜樣呢?

2014-02-24

位於黑海之濱的俄羅斯城市索契,因辦冬季奧運會而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香港無綫電視把「索契」的「契」讀作「屑」(sit3),這成為本地普遍採用的讀法;但同樣以粵語廣播的廣東珠江台,則用了「契」字較常用的讀音,即如「契約」的「契」(kai3)。 索契的英文拼法是Sochi,讀出來(ˈsɒtʃi)跟俄語的原名十分接近。其中第二音節的聲母,是「腭齦塞擦音」,跟普通話裡的q(漢語拼音)相近,所以Sochi普通話音譯為「索契」,讀作suǒ qì,是和原名的讀音比較近似的。而普通話讀qì 的「契」,正是「契約」裡的「契」,也就是這字的最常用讀法;珠江台把普通話的讀音轉為粵音,便讀成kai3了。但「契」的粵音讀法還有sit3,與普通話讀音xiè相應。據《新華字典》解釋,讀xiè的「契」是「古人名,中國商朝的祖先」,這顯然是極罕見的用法。古代遊牧民族契丹,普通話照讀qì dān,但粵音會把它讀如「揭丹」或「乞丹」,大概是比「契(kai3)丹」更接近原音。 既然大家接受了Sochi是「索契」,而「契」有多個粵音讀法,那末選取一個跟原名最接近的讀音,也十分合理。問題是「契」的幾個粵音讀法,不管是kai3還是sit3、kit3或hat3,沒有一個跟Sochi的第二音節近似;kai3固然「離譜」,sit3也好不了多少。因此有人建議,粵音應把它譯為「蘇池」!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問題。例如,說粵語而不諳普通話的人,會沒法明白為甚麼Steve Jobs是「喬布斯」,Walmart是「沃爾瑪」;最近在烏克蘭動亂中復出的「美女總理」的姓氏Tymoshenko,為甚麼會譯作「季莫申科」? 由於粵、普異音,有的外文名稱,粵普各有不同音譯。例如英國Warwick University,香港一般叫「華威大學」,普譯「沃里克大學」;Kent港譯「根德」,普譯「肯特」;美國Virginia州,港譯「維珍尼亞」,普譯「弗吉尼亞」。 這兩種做法─粵從普譯以及粵普異譯─那一種可取,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但純粹從實際考慮,也是各有利弊的。 上星期五,2月21日,是「國際母語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定的,目的是宣傳保護母語、推廣母語的重要。在香港,不論政府或民間,似乎都沒有人在意。

2014-02-17

立法會又一次否決了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是連續第七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被否決。回歸以來,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共十七次,其中十二次的致謝議案都不獲通過。 這並不奇怪。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監督政府施政;議員認為施政有任何不足時,當然要批評指出,要求政府改善。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的措辭是「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議員倘對致謝議案投贊成票,很容易被理解為對施政報告表示贊同,沒有異議,或者起碼沒有重大的意見。現實地看,政府是沒有可能全部滿足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要求的,因而也不可能令立法會裡各黨派都感到滿意。議員對施政報告的任何方面有不滿時,便會不願對「致謝」投贊成票。 否決致謝議案不等於否決施政報告。事實上,立法會是不能否決施政報告的。《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的職權包括「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是「聽取」和「辯論」,而不是通過或否決。(同一條文規定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所以立法會對財政預算有否決權。)動議致謝議案,本來只是用來啟動施政報告辯論的一項程序安排,沿襲了回歸前立法局的做法;議案通過與否,並沒有實質性的後果。 然而,「感謝」的說法畢竟給人予以支持的印象;致謝議案被否決,便會被公眾理解為立法會反對施政報告。有輿論認為,以前殖民管治下立法機關「感謝」香港總督發表施政報告的舊習,今天已是不合時宜,應予改革。 其實,回歸後不久,已有議員質疑藉致謝動議辯論施政報告這做法是否恰當,並且提出了兩個改革建議。一是把議案措辭改為「本會察悉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避免了任何「支持」的含義,令議案較易獲得通過;但有反對意見指出,「察悉」議案倘遭否決,意義極之含糊,會引起混亂。另一建議是乾脆把議案改為「本會支持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讓表決結果清楚反映議會對施政報告的取態,但這似乎又超出了《基本法》關於「辯論」的規定。經討論後,大部分議員認為保留「感謝」措辭仍是最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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