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其事 - 曾鈺成
2014-12-11

「所羅門的審判」這故事,給後人留下很多疑問。例如:故事中的兩個婦人,同住一間屋,同時生孩子,屋裡沒有其他人;兩個婦人之間有甚麼關係,兩個孩子的父親去了哪裡?她們的背景所羅門知道多少,還是一無所知?所羅門是否早就料到她們對「劈孩」會有甚麼反應?如果她們的反應出乎所料,所羅門有甚麼後着?最重要的是,兩個婦人的反應,能不能成為她們當中誰是孩子生母的可靠證供?這些問題引起很多後人的評論、分析和猜測。 有人認為,兩個婦人的反應不足以證明誰是孩子的生母,卻足以分辨誰真正愛惜孩子,所以適合做孩子的母親。所羅門其實是要把孩子交給愛他的人,並不在乎她是否孩子的生母。他故意宣稱孩子是交還了生母,只是為了避免爭議:如果他說實話,承認他把孩子交給最適合做他母親的婦人,在法律和倫理上都會受到挑戰。這證明了所羅門的智慧,卻似乎令他失去了誠信。 有人獨排眾議,認為這分孩審判其實是劣作,不但不能說明所羅門有智慧,更暴露了他濫用權力、踐踏婦女尊嚴的面目。他粗暴地下令要殺死嬰兒,恫嚇兩個無力反抗的婦女。第一個婦人被他嚇倒,迫得放棄自己的權利。第二個婦人不肯屈服,堅持原則,她看穿了所羅門的恫嚇:如果真的把嬰孩殺了,所羅門就成為最愚蠢的判官,威名掃地。這勇敢的婦人,卻被人認為是殘忍、嫉妒、自私。 更有給故事加上複雜詭秘的情節,使它像克里絲蒂的偵探小說:兩個婦人其實是兩婆媳,她們各自的丈夫都已去世。按以色列傳統法律,一個婦人如果死了丈夫而沒有兒子,這婦人只能改嫁亡夫的兄弟。故事中死了孩子的是媳婦;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為甚麼這媳婦起初要拿婆婆的孩子跟自己的死嬰掉包,後來聽所羅門說要劈開孩子,便十分支持,因為這結果對她更加有利。 我最喜歡的,還是以下這最簡單的演繹:所羅門以高度的智慧,一眼便看穿誰是孩子的真媽媽,誰在說謊話;他料事如神,完全估計到兩個婦人對「劈孩」會有甚麼反應。在他跟前發生的一切,不過是由他編導的一場戲。

2014-12-08

「所羅門的審判」是很多人熟悉的聖經故事。故事說兩個婦人帶著一個嬰兒來到所羅門王面前,兩人都自認是嬰兒的母親。原來兩人同住一間屋裡,各自都剛生了孩子不久。那天夜裡,一個婦人睡著的時候,壓死了自己的嬰孩。她半夜起來,趁另一個媽媽還在睡,拿自己的死嬰和人家的孩子交換了。天亮時,另外那個媽媽發現身邊的死嬰並不是自己的孩子,認出是另一個婦人的。於是兩人為爭孩子吵起來,告到所羅門王那裡。 所羅門要決定應該把孩子交給那一個婦人。他沉思了一會,叫人拿來一把刀,命令身邊的人說:「將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那婦人,一半給這婦人。」聽到這個裁決,其中一個婦人立刻哀求說:「大王,千萬不可把孩子劈開,請你把他交給另外那婦人吧,讓孩子活著!」另一個婦人卻說:「大王,這孩子不歸我,也不歸她,把他劈開吧!」所羅門聽了,立刻斥退這不顧孩子死活的狠婦,將嬰兒交給寧可讓出孩子也要讓他活著的婦人,因為愛護孩子的才是真媽媽。 在這場「搶孩鬥爭」中,想著大不了拉倒,「不歸我也不歸她」的一方,根本無意把孩子抱回家裡,撫養成人。另外那婦人明明已經同意把孩子讓給她了,她並非立即興高采烈把孩子抱回家,還要說把孩子劈開,可見她要搶奪另一個母親的嬰兒,純粹是出於妒忌:自己做不成媽媽,也不讓別人做媽媽。她無所顧慮,當然不會作任何讓步。 相反,在另一方,出於慈愛,視孩子的福祉重於自己的得失,於是當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為了保住孩子的安全,寧可放棄自己的權利,舉手投降。如果不是有智慧的所羅門王主持公道,這位母親很可能要失掉孩子。 現實世界裡,不可能凡事都有一個所羅門出來作主。仁者與不仁者相爭,不仁者心狠手辣,肆無忌憚;仁者如果只講一個「仁」字,心慈手軟,很易成為弱者、輸家。所以孔子說:「君子道者三」,除了「仁」之外,還要有「知」和「勇」。或許那真媽媽的「投降」,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她具有很高的智慧,看透了所羅門的計策,並且有足夠的膽量,以退為進。

2014-12-04

泛民主派認為,「8‧31決定」的框架令政見與中央政府不同的人沒有機會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就是「無理限制」,所以必須反對。 按中央政府的意圖,「8‧31決定」框架是要保障行政長官的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中央官員曾經清楚指出,要求行政長官候選人「愛國愛港」,並不是要排除所有屬於泛民或者某些政治派別的人。官員一再表示,中央政府相信香港的泛民主派「大多數是愛國愛港的」;官員又說,在《基本法》規定下,「無論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還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都不是以政團或政治派別劃線,也不可能把任何一個政團或派別的所有成員排除在外。」 事實上,「8‧31決定」並沒有明文規定甚麼政團或派別的人不能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不過,反對「決定」的人會認為,按「決定」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來自建制派的、會依中央政府旨意行事的成員,肯定佔了大多數;「決定」把候選人數目限制為二至三人,又規定每名候選人須獲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支持,這事實上就等於保證了沒有中央政府不喜歡的人可以參選。 但是,如果提名委員會的運作有充分的透明度,它是不可能任意把中央政府不喜歡的人篩掉的。如果一位獲推薦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泛民人士,在社會上獲得廣泛支持,他的表現又令公眾都認為符合了「愛國愛港」的條件,而提名委員會竟然不讓他成為候選人,沒有合理解釋,那就必然引起公眾的反感,嚴重破壞選舉的公信力。這個道理,我在本欄已討論過。 事實上,一個選舉辦法如果明顯地排除了所有泛民主派參選,不但要遭泛民議員反對,而且很難獲得大部分市民支持,這是中央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選舉辦法會讓一些明顯地和中央政府對抗的人物成為候選人,中央政府決計不會接受;大多數市民對此都會理解,泛民主派也必須正視這個現實。 一個切實可行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向所有不同派別包括泛民主派的人開門,同時又要有效防止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這樣的方案,完全可以在「8‧31決定」的框架內制訂。

2014-12-01

幾乎人人都說,按照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提出的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一定不獲通過,因為所有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都要投反對票。 泛民主派說要「真普選」,並把這要求解釋為選舉方案須符合「國際標準」。按照泛民當中比較清晰的論述,所謂「國際標準」,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特別是其中 (b) 款的規定。該條文說的是公民應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權;泛民議員不斷強調,其中的關鍵條件是選舉權和被選權「不受無理限制」。 中央政府的立場是:第一,普選並沒有「國際標準」。第二,英國政府當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把《公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香港時,已聲明保留不實施其中第二十五條 (b) 關於選舉規定的權利;《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說《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顯然不包括第二十五條 (b),所以《公約》不能成為在香港實行普選的法理依據。 但是,不承認有「國際標準」、不承認香港普選應以《公約》為依據,不等於只能搞「假普選」,不可以制訂一套真正民主的普選辦法。對於香港實行的普選應「不受無理限制」,中央政府從來沒有表示反對。「8‧31決定」提出的框架,無疑給普選行政長官的辦法加上了若干限制(事實上,任何框架都是「限制」),問題是有關限制是否「無理」。 「8‧31決定」說:「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須保障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這就是「8‧31決定」對普選辦法所作的限制。中央官員先前與包括泛民主派在內的立法會議員對話時,說明了「愛國愛港」的含義,就是擁護國家統一,擁護和遵守《基本法》,不做損害國家和香港利益的事。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規定,要求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符合這樣的條件,不能說是對選舉的「無理限制」。(完)

2014-11-27

「佔領運動」已進行了兩個月。有「佔領」人士說,政府完全未有回應運動提出的要求,未有作出任何讓步,因此運動不能結束;有人更說,不但不能結束,而且要升級。上星期以暴力衝擊立法會的人就聲稱,那是「佔領運動」的升級行動。「佔領」不結束,政府不清場,這個局面將要怎樣發展呢? 「佔領中環」計劃,從最初提出構想到逐步形成具體的行動方案,歷時二十個月。計劃的發起人為「佔中」的執行方式定下了清晰的指引:參加者在指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靜坐;警察要清場,把他們移走時,不作任何抗拒;參加者要明白「佔中」屬違法行為,要承擔法律後果;組織者被檢控時會認罪,不作抗辯,等等。至籌備的最後階段,發起人更修正了先前「佔中要癱瘓香港」的說法,強調要通過「個人犧牲」去達到爭取的目標。為了盡量減少對社會運作造成的衝擊,他們選擇把行動放在假日。他們又承諾,確保示威和平進行,一旦場面失控,將會立即宣布行動結束。 然而眾所周知,事態完全不是按「佔中」發起人的計劃發展。由學生罷課演變而成的大規模「佔領運動」,雖仍十分強調和平、非暴力,但「佔領」人士在他們佔領的幹道設置大量障礙物,使用的是鐵馬、渠蓋、廢物箱和其他公共物資,不惜對這些公共財產造成破壞。路障堵塞交通,不但對廣大市民造成不便,緊急救援車輛也受影響,公眾利益肯定受損。每當警方嘗試移除路障,必受「佔領」人士阻撓,多次因而發生衝突。這種種情況,跟「佔中」發起人提倡的和平靜坐、不抗拒清場、不嚴重妨礙社會運作等等的設想,已是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衝擊立法會的行動,眾目睽睽,是徹頭徹尾的暴力行徑。行兇者振振有詞地說,政府不聽民意,抗爭行動便要升級。這次衝擊,破壞了大樓的玻璃門和外牆,下次倘再升級,要使用多大的暴力,造成多大的破壞?網上曾經恐嚇要對議員施以暴力,是否會付諸實行? 「政府不聽民意」,所以要公民抗命;再不聽,要長期堵塞馬路;仍不聽,要撞毀立法會大樓的門牆。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2014-11-24

上星期發生的衝擊立法會的行動,是一項帶著惡意、刻意使用暴力的集體行動。不論涉事者有甚麼背後動機,他們的行為已把他們定性為暴徒。 「佔領運動」延續了近兩個月,各「佔領區」大致平靜;其間出現過一些暴力事件,但主要是由人群結集的地方容易發生的事故所引起,如佔領人士和警務人員之間的衝突,或者兩組意見對立而情緒激動的群眾之間的磨擦,跟衝擊立法會這種非經挑釁、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進攻行動,性質完全不同。事實說明,在參加「佔領運動」的市民和組織衝擊的暴徒之間,不應畫上等號。 然而,「佔領運動」並不能和暴力衝擊事件完全畫清界線。 首先,甚麼人可以說參加衝擊的暴徒不是「佔領」人士呢?沒有。任何人都沒有權威去甄別誰是運動的一分子、誰不是。運動一開始,參與者便不斷強調「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是它的特色和原則,根本不存在「入會資格」審核,誰也沒有權不讓誰來參與。不要說參加衝擊的暴徒中最少有一部分事實上連日來在「佔領區」過了不少時間;即使他們在衝擊前從沒參加過任何「佔領」活動,就憑他們宣布衝擊是「佔領運動的升級」,已足以令他們成為「佔領運動」的一分子。 對人物不能畫清界線,那末對行為又是否可以呢?暴力衝擊行為發生後,大部分「佔領」人士都表示反對,運動的不少頭面人物更嚴詞予以譴責,這是否可以起碼把暴力行為排除在「佔領運動」之外,保住運動的「和平」旗幟呢?恐怕也不可以。 以衝擊立法會作為「佔領運動」升級的手段,其實是「佔領」人士討論過的議題;當中有人反對,但也有人贊成。即使反對的佔了多數,同樣在「沒有大會」的原則下,沒有人可以說衝擊立法會違反了「佔領運動」的甚麼規條,於是可以不承認它是運動的一部分。 事實上,衝擊發生後,有些留守在「佔領區」的人士,包括一些頭面人物,對衝擊並不表示反對,有的甚至公然予以肯定。「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一直高舉著的「和平、非暴力」旗幟,是否已經準備丟棄呢?抑或即使留著,也只是一句空喊的口號?

2014-11-20

在這個時候談到美國政治學者福山,不得不一提他對美國政府介入世界各地「民主運動」的看法。 福山曾經是忠實的新保守主義者,在國際關係問題上,主張美國要採取主動,在全世界推廣民主,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他與「新保」決裂,始於他反對軍事入侵伊拉克。他在2006年出版了《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實力和新保守主義遺產》一書,詳細解釋他為甚麼和「新保」劃清界線,同時就美國應怎樣重新制訂對外政策提出了他的主張。 福山與「新保」的分歧,並不在於向世界各地推廣民主這個目標;他反對的只是武裝入侵和軍事佔領那樣的行動,因為他認為這根本無助於推廣民主和維護美國利益。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國》一書裡,回顧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系列國家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指出在這些成功事例中,美國採用了甚麼不同的手法介入,並且從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福山指出,七十年代中,德國通過政黨成立的基金會,支持葡萄牙的民主力量,成功擊敗了葡萄牙共產黨。美國政府從這經驗得到啟發,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其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又成立了「民主和管治科」,國務院成立了「民主、人權和勞工局」。這些組織的成立,使「在其後若干國家發生的民主過度中,美國的影響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福山逐一描述了美國怎樣介入多個國家的民主發展,包括薩爾瓦多、尼加拉瓜、菲律賓、南韓、台灣以及在中亞一系列國家的顏色革命。 福山認為,美國的介入能夠成功奏效的必要條件之一,是當地的民主力量要願意接受美國的支持。成功的例子如東歐諸國以及塞爾維亞、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等,國內都有很強的嚮往民主的親西方力量;相反,在俄羅斯、中國或者阿拉伯國家,情況就不一樣,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對美國和西方沒有好感。 福山最近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訪問時,被問到香港現在的抗議活動會否改變中國。「我十分懷疑,」福山說;「(中國)威權主義的領導人都誓言絕不會讓顏色革命發生,而其中最堅決的是習近平。」

2014-11-17

二十五年前,美國政治經濟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稱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點,沒有別的政治制度會比它優越。二十五年來民主在世界各地的發展,特別是它在多個地方的失敗和失效,令福山要重新檢視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是否牢不可破。 福山的兩本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2011年出版)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今年9月出版)提出了他的最新觀點:一個國家要建立和維持「政治秩序」,除了民主之外,還需要有強效的政府和法治。兩本書有頗多篇幅談及中國;福山把中國的崛起視為異數,正在挑戰民主制度的優越性。 福山認為,中國沒有實行民主而可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因為中國承襲了二千多年前秦代已建立的完善官僚體系,這獨特的優勢是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可以比擬的。所以,其他國家不可能模仿「中國模式」。事實上,中國自己也從來沒有認為「中國模式」可以向其他國家輸出;正如福山指出,所謂「北京共識」只是西方發明的概念,不是由中國提出的。 福山認為,儘管多個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管治問題,民主依然是最優越的制度。它永遠不會被「中國模式」所取代,除了因為「中國模式」不能普及到其他國家外,還因為它有著若干重大的缺陷,包括缺乏「向下問責」的制度和沒法保證不出現「壞皇帝」的問題。福山指出,這些缺陷,令人懷疑「中國模式」的成功不可以長期維持下去。 不過,「中國模式」的得失並不是福山要探討的主題。他要解答的問題是:為甚麼歷史沒有終結?為甚麼推翻了獨裁統治的國家不能成功建立民主政府?為甚麼老牌民主國家的管治也會變壞?在一篇題為《歷史的未來》(2012年初發表)的文章裡,福山說,他看到「有一些很令人擔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如果繼續下去,不但會動搖今天的自由主義民主社會,而且會顛覆我們所了解的民主理念。」這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包括美國社會的財富愈來愈集中、社會不平等愈來愈嚴重。其根源就是福山在書中分析的「政治衰落」。

2014-11-10

上星期我在本欄提出一個在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稱「決定」)的框架內,把提名程序作最大程度民主化的方案。倘若2017年採用這樣一個方案選舉行政長官,肯定比現行由選舉委員會選舉要進一大步。不過我明白,這方案是不會令許多提出「我要真普選」的人完全滿意的。即使方案事實上跨進了一大步,仍不能符合他們心目中「真普選」的標準。政改方案要爭取多數人包括要求「真普選」的人的支持,除了盡量提高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民主程度之外,還可考慮對2017年之後的發展作適當的安排。 中央政府最初的立場,是認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如果獲得通過,那就已經達到了《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最終目標,以後不應再修改了。中央政府不願見到香港社會上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爭議「沒完沒了」,一屆選舉剛過去,便要為下一屆的選舉辦法吵鬧一番。 不過,有關2017年選舉辦法的討論在社會上展開後,中央官員對往後發展的說法,顯示了較靈活的態度。他們同意選舉辦法或須「與時並進」;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時,選舉辦法可能要作相應的改變。至最近一段時間,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說法更加明確。他強調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並不是終極方案」,並且指出,《基本法》沒有規定,2017年方案獲得通過之後,將來不可以再作修改。 現在提出要「真普選」的人,大部分都認為任何按「決定」設計的選舉方案,不可能是「真普選」。要爭取他們接受這樣的方案,願意「袋住先」,就要讓他們看到,不是「袋」了就算,而是「袋」了便等於打開繼續前進的大門,可以通往更理想的目標;這目標不但關乎行政長官普選,而且包括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 這是擺在眼前的現實:任何不符合「決定」的方案,中央政府決不會接受;另一方面,如果特區政府按「決定」提出的方案被否決,政改原地踏步,那末不但普選行政長官的日子遙遙無期,立法會走向全面普選的道路也像目前的夏愨道那樣,完全被堵塞了。權衡得失,沒理由要執意否決所有按「決定」提出的方案。

2014-11-03

《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時,行政長官人選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按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提名委員會和現有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一樣,由1,200人組成。兩個委員會的構成和產生辦法相同,但職能不一樣。 在現行制度下,1,200人委員會從一個已經「入閘」的名單中,選出一人「出閘」,成為行政長官人選,交中央政府任命;廣大香港市民沒有參與選擇的權利。這現行辦法可以叫做「一人出閘方案」。 在按「831決定」改革後的制度下,1,200人委員會從已「入閘」的名單中選出2至3人「出閘」,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交全港合資格選民從中選出一人為行政長官人選,然後由中央政府任命。這可以叫做「多人出閘方案」。 兩個辦法中的「出閘」門檻是一樣的;現行制度規定,須獲得1,200名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才可當選為行政長官人選;「831決定」同樣要求,須獲得1,200名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才可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入閘」門檻方面,現行的「一人出閘方案」中規定為選舉委員會的八分之一,即任何人獲得不少於150名委員的支持,便可入閘。「多人出閘方案」的入閘門檻,「831決定」裡沒有規定,特區政府可在第二輪政改諮詢後提出建議。不論這門檻有多高或多低,都不會違反「831決定」。 怎樣保證新制訂的「多人出閘方案」比現行的「一人出閘方案」進步呢?第一,新方案必須有較低的入閘門檻,起碼不應高於現行方案規定的全體委員的八分之一。第二,若干人獲入閘後,應像現行方案一樣,可以立即展開競選活動,各自發表政綱,公開辯論,接受質詢,不但要爭取提名委員的支持,同時也要贏得廣大香港市民的擁護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經過充分時間的競選活動之後,才進行出閘遴選。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給設計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的「民主程序」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以上完全符合「831決定」的方案,不但程序上包含了很大的民主成分,而且實際上令提名委員會不能輕易拒絕贏得港人擁戴的人成為候選人,任意對他們落閘。

2014-10-27

本月21日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視時事節目Newsnight首席記者Laura Kuenssberg作了一篇報道,題為「香港的抗議:活動家在奧斯陸自由論壇上分享有關秘密」。報道說:「當香港學生繼續在進行抗議以及與政府當局舉步維艱的談判時,協助他們組織鬥爭的來自全世界的民主活動家正聚首一堂。奧斯陸自由論壇是全世界人權活動家規模最大的會議之一,而今年它的頗為超現實的議程,帶上了不同的張力,因為活動家們要堅守陣地,對付北京在香港的作為。」 報道指出,會議上的一個「公開的秘密」,是香港的示威行動經過了差不多兩年的策劃,目的是以非暴力行動為「大殺傷力武器」,挑戰中國政府。報道又說,在香港參加示威的人,其中有一千人以上,經過特別訓練,使運動可以發揮最大作用;接著,報道介紹了各地的示威搞手怎樣訓練示威者。電視節目裡出現了25年前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現在定居美國的楊建利,記者說他「每天、甚至幾乎每個鐘頭」都和香港的學生通話。 這篇報道自然成為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反政府行動的罪證。任何人讀了它都會覺得,香港這場「佔領運動」是一個國際大陰謀,由世界各地的人權分子針對中國,合謀策劃、親自培訓、直接指揮。 不過,細看整篇報道的行文,再對比電視播放的片段,便會發現,記者把發生在香港和外國的事情混為一談,張冠李戴。例如「最大殺傷力武器」的說法是戴耀廷去年初提出的;如果說當時已有國外人權分子同樣想到這意念,實在匪夷所思。又如「佔中」組織者為示威者提供的「訓練」,眾所周知;若說是由國際專家指導,甚至是參加者到外國去受訓,恐怕是想像多於事實。為求哄動,一個BBC的「首席記者」竟然作出如此失實、誤導的報道,真的叫人詫異。 報道中有關佔領運動有「外人」參與的唯一可能真實的例證,是楊建利與香港學生的接觸。楊已澄清,他並不是「佔中」的「智囊」,但他並沒有否認報道所說的「每天、甚至幾乎每個鐘頭」跟參與運動的學生通話,遠遠超出了一般的關注。這類人物插手香港群眾運動,對香港絕對沒有好處。

2014-10-20

最近經常聽到這樣一個說法:「中央政府欺騙了香港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承諾了讓香港人普選行政長官,現在才知道不是真普選,要先篩選。」這指控並不符合事實。 《中英聯合聲明》並沒有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事實上,聲明全文裡並沒有提及「普選」。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聲明裡的說法是:「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在《基本法》的條文裡,普選才成為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元素。《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請注意:按這規定,在「普選」之前有一個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程序。 拿規管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第六十八條對比一下,可更清晰地看到第四十五條的意義。第六十八條第二款說:「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兩者的區別十分明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對立法會來說是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對行政長官來說則是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中央政府從來沒有承諾,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可以是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如果像有些人所指,中央政府一早作了這樣的承諾,那末《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便應該直截了當地寫成: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決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重申了第四十五條有關實行普選時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規定。在所有有關的法律文件中,中央政府從沒有只講普選行政長官、不講提名委員會提名。 所以,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跟中央政府的一貫立場是一致的。它沒有牴觸《基本法》,更談不上違反《聯合聲明》。你可以不滿意《聯合聲明》沒提普選,可以不喜歡《基本法》有提名委員會的規定,但不能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背信棄義」,是違背了中央政府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裡作了的承諾。

2014-10-13

持續了半個月的「佔領運動」,怎樣才可以了結? 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當然希望,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運動的目的宣告勝利達到,於是鳴金收兵,凱歌高唱。然而,這樣的結局現在看來是遙不可及。佔領運動開始時提出兩項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和梁振英下台。兩項要求都是要衝擊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下對香港行使的權力,中央政府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運動發展的過程中,一部分參與者知難而退,提出其他較「溫和」的要求,例如由行政長官以外的其他官員問責下台、政府為清場行動認錯道歉、行政長官就普選問題向中央提交補充報告、政府提出落實「真普選」的具體措施等。可是,特區政府如果滿足了這些要求,必然令政府的管治權威受重創,政改的法定程序被牴觸,後果仍是特區政府沒法承受的。況且,在佔領運動無領導、無統一意志的情況下,即使特區政府部分或全部接納了這些要求,也決不能保證多數參與者便會願意結束運動。所以,眼前看不到佔領運動會達到目的而宣告勝利結束的可能性。 政府是否可以武力清場呢?社會上有些人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但在佔領規模未有減退的情況下,武力清場後果不堪設想,大多數人是極不願見到的。大家明白,先前「佔中三子」津津樂道的和平清場情景──示威者躺在地上,放鬆肢體,不作反抗,讓警員把他們逐一抬走──只是童話故事;現實情況十分複雜,警方一旦執行大規模強制清場行動,激烈衝突勢難避免,倘有傷亡,對香港和中國都都是災難。所以,儘管不斷有「縱容」的批評,特區政府仍沒有採取清場行動。 那就唯有拖。拖下去,將有愈來愈多市民因為利益受佔領運動損害而不滿。他們既不滿示威者破壞了他們的正常生活,侵犯了他們的自由和權利,也不滿特區政府沒有能力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市民利益。社會對示威者和政府兩方面的壓力都會不斷增加,這壓力或許會迫出一個妥協,而這很可能是對各方傷害最小的結局。只是千萬不要有人自作聰明,或者別有用心,有意製造事端,激化矛盾,釀成大禍。

2014-10-06

「佔中」行動在過去一個多星期的發展,已完全超出了佔中發起人和組織者的設想。 佔領中環的計劃去年初最早由戴耀廷提出,作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迫使北京改變(對香港普選的)立場」。 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公布後,佔中發起人計劃以大規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示反對中央政府的決定。在他們的設想中,參加者都會按照他們設計的方式,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和平地靜坐,等待警察把他們抬走,不作反抗。他們估計,只要參加的人數夠多,使清場要延續一段時間,抗爭行動便算成功。 佔中發起人很清楚知道,如果讓行動演變為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從一開始便高舉「和平」的旗幟。發起人和組織者表示為防範暴力發生,採取了適當的措施,並且宣布,萬一場面失控,他們會立即結束行動。 誰知,由於沒有人能夠預見的種種原因,「啟動佔中」的號令雖然仍是由戴耀廷發出,但運動開始的時間、發生的地點、參加的人數和進行的方式,完全不是戴和其他佔中發起人所想的一套。「佔領行動」一開始,便沒有任何人可以指揮,更不是佔中發起人可以控制。 應該說,參與佔中的學生和市民,絕大部分都做到自覺地遵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則,儘管有時情緒激動,大部分時間仍能保持克制,盡力避免會引致武力衝突的行為。然而,示威者畢竟並非單純進行和平集會,表達訴求。他們的佔領行動確實產生了癱瘓作用,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必然要引起其他市民的不滿。時間愈長,佔中和反佔中的對立便愈尖銳。最近兩天在「佔領區」發生的暴力衝突,便是危險的警號。 所以,愈來愈多人,包括支持和同情佔中行動的人都站出來,急切呼籲示威者尤其是青少年學生撤離集會場地,以免最終釀成悲劇。除此之外,所有擔心學生安全的人,目前似乎愛莫能助。 這幾天我不停收到許多熱心市民發來電郵,提出各種解決當前危機的建議。我未能一一回覆,只能在這裡對他們表示感謝。我已認真閱讀所有建議的內容,其中我認為可行的,已經或將會盡快處理。

2014-09-30

四個月前我在本欄介紹過《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上星期很高興拿到這書的中文版,立刻翻閱其中我特別感興趣的章節。 法國經濟學者托馬‧皮克迪(Thomas Piketty,上述中文版按英文讀法音譯為托馬斯‧皮凱蒂)這本著作的法文版去年出版,今年四月出版了英文版;現在這本中文版是由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日期為2014年9月。從它給Piketty的譯名來看,這中文版似是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即翻譯、校對和印刷只用了四個多月時間,裡面還加了一篇Piketty寫的《中文版自序》原文(法文)和中譯,確是很高的效率。 不過,或許正是由於時間緊迫,這中文版在翻譯上顯得頗為粗疏,許多地方未能準確表達原文的含意,甚至有不少明顯的理解錯誤。例如在《導言》開頭有一段文字,意思是:在十九世紀,資本收益率超過了產出和收入的增長率;這情況在二十一世紀很可能再次出現,而在這情況下,資本主義便會自動產生無規律的、不可持續的不平等,從根本上動搖了民主社會的基礎——量人唯才的價值觀。然而,民主是有辦法奪回對資本主義的控制,保證公眾利益凌駕私人利益,同時維護經濟開放,避免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動。 我認為這段文字十分重要,概括了全書的主要論點。可惜中文版沒有準確地把它翻譯出來,特別是把the meritocratic values on which democratic societies are based譯為「以民主社會為基礎的精英價值觀」,是本末倒置,模糊了原文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民主社會須建基於量人唯才的價值觀。 類似的錯誤似乎俯拾皆是。Piketty談到歷史上對食利者的抗拒時指出,大多數宗教傳統,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以不同方式禁止放高利貸。中文版(第547頁)竟把這句話誤解為大多數宗教傳統都有「這樣或那樣的高利貸形式」!再舉一例:在討論馬克思學說一段,Piketty指出,共產主義革命的確發生了,但並非如馬克思預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俄羅斯,工業革命在那裡幾乎未有開始」。中文版裡的譯文是「共產主義革命……主要集中在歐洲和蘇聯經濟落後地區……」,這明顯的錯誤,實在是不應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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