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黃金五年」 (2010-14年) 的實證無處不在——與高增長期的80、90年代機會一浪一浪流入相比,黃金五年的機會是多行多業蜂擁而至的,零售、旅遊、金融、A&F大隻男模、24小時書店……凡是全球最頂尖的公司,都在黃金五年間爭相湧港。 在香港「中年」期,我們的就業情況卻比我們年輕30年時還強勁:自2010年起,總就業人口以每月0.2%的速度穩步上揚,即是在過往一年半歐美收縮、要QE3補足及中國失速下,我們的總就業人數卻增加了4%,達有史以來最高水平。這對香港的均富及機會流動有莫大的裨益,更引證了香港步入第二次結構性高增長期。 如此盛世是歸功於兩大宏觀經濟趨勢——「西向東移」和「北向南移」。 先談前者:歐美經濟受需求不足、債務問題所困泥足深陷,但以亞洲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增長仍持續強勁——亞太地區百萬富翁數目在去年首次多於北美,並連年遞增;G-7工業國佔全球GDP 比重將於今年首次跌穿50%,正喪失環球經濟主導角色;連LV手袋在亞洲的銷售額也於去年剛剛超越其原產地歐洲。種種數據均證明新興國家(尤其是亞洲)逐漸取代西方,帶動全球經濟。 面對如此境況,跨國企業紛紛把更多業務遷至亞洲,而法制、價值觀與西方接軌的香港自是首選:投行一哥JP Morgan剛把環球投資銀行部主管調來香港;世界最大零售企業Wal-Mart、化工巨頭BASF皆選址香港作其亞洲總部;Prada、Samsonite等外國知名品牌更在香港上市,對我們的制度和發展前景投下信心一票;甚至紮根倫敦160多年的保險業巨擘Prudential亦有傳「遷都」,把總部移師香港——身為亞洲人,我做夢也沒有想過如此標誌性機構(iconic institutions)會讓總部落戶任何一個亞洲城市,遑論香港。外企落戶,為香港人帶來大量優質職位,同時也使香港寫字樓長期供不應求。 香港在回歸前本是中國唯一的大門、外國人與內地人經商的必經之地,《基本法》「一國兩制」卻完全沒有考慮中港如何達至「一國一市場」的自由經濟流動,結果回歸初期內地人才、商機來港人為關卡重重,外商因在港不會見到內地夥伴而被迫北上,香港漸失去「中國門戶」的地位。 我們過去15年的經濟停滯,與內地一日千里成強烈對比,使各界衍生了很多妄自菲薄言論,如「香港要靠大陸賑濟」……全因我們沒有好好處理「北向南移」機遇所致。幸好,這幾年隨中港經濟間的壁壘逐步瓦解而得到改善——我將於周五更詳盡解釋「一國一市場」對香港的重要性。 一個人10-15歲的青春期是「甚麼事都可能」、可塑性最高的時期,這一生人一次的「標高期」,大大影響長大後的體格。同理推之,香港70至80年代和現時中國大陸便是經濟體的「青春期」,決定了往後整個地區的發展走向。 「西向東移」和「北向南移」兩大機遇卻是兩支荷爾蒙激素,令香港「中年再標高」! 我們在黃金五年中的首要任務便是把握這個資金、需求充裕的第二次高增長期,把過去170年做得不好的一一改正,使香港朝我們理想中的方向邁進。 我們唯一欠缺的便是自強不息奮發打拼的行動之心——700萬香港人實在再沒有空間浪費這舉世無雙的第二次機會!
選舉日適逢筆者生日,我衷心祝願這屆是香港最有建設性及和睦的議會(圖)! 今屆投票空前踴躍,充分表現市民關心社會。然而,有這麼多關心香港的人,又有個愛民政府,何以我們的民生經濟及社會發展在過往15年裹足不前?21世紀頭10年間人均名義GDP僅增長25%,遠遜兩個國際都會倫敦(+53%)、紐約(+38%)及同區對手新加坡(87%)。比較更能反映市民真正生活水平住戶入息中位數更令港人自慚形穢:過去10年家庭收入中位數只增加了9%,星洲家庭收入卻已上升106%(以港幣計),現已大幅拋離香港一倍! 問題根源之一肯定是議員、官員、市民的視野只局限於短期「戰術」(tactical)層面(如拉布、抹黑),如何今天贏你一小仗,而非長遠的「戰略」(strategic)角度解決全港問題。今次選舉中議員熱衷於戰術行為,配票抽水,法寶盡出,你一句「北京內奸」,我一句「西方間諜」,帽子亂飛,但說你錯並不表示自己是對,這麼多年的「你錯」並未有令香港變得更好。我衷心希望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大家可同心協力設計「你啱我又啱」的全盤利港宏圖,促進經濟、民生及社會流動性! 香港要實現累積了170年的潛能、成功躍升為更繁盛、更人性化的國際都會,令外人羨慕、港人自豪,「腦」、「心」缺一不可。在「腦」方面,我們要客觀為港「照鏡」:(1)who we are(市民/社會的質素和實力)、(2)where we are(我們在全球的定位)和(3)where we want to be(我們想朝哪裡進發)。在此先談「心」。 現時港人患最多的是「疑心病」——市民不信政府,不信領匯、不信地產、不信金融,不信北京也不信東京、不信中環也不信西環。以筆者好同事、事無大小掛在心頭的林太為例,她為港為民之心彰明較著,但針對她的惡意中傷卻蜂擁而來;「英雄淚不輕彈」,這香港女英雄在電視對著700萬市民落淚更令人感慨。連「香港愛心」當之無愧的林太也遭攻擊,社會上之互相猜疑恐怕已病入膏肓。市民和官員都是愛港之人、都沒有壞心腸,何不先給對方一個做事的機會,才作判斷(give each other benefit of the doubt)? 事實上,新班子上任80天便推出了雙倍老人津貼、港人港地、活化工廈、青年宿舍、天水圍天光墟、加建無障礙設施、優化交通津貼等民生政策,期間還要為颱風善後清理膠粒,也許暫未稱得上「強政勵治」,但客觀上已絕對是一個有心有承擔、急市民所急的政府了。相信隨著更多對症下藥的政策推出,港人能重新相信新政府的確是「以心施政、以民為本」。 綜觀香港170年發展史,成功從不靠猜疑仇恨——一個偉大城市的興衰,未必全決於經濟財富,卻絕離不開「信任」。我們700萬想香港好的人,是否忍心看著猜疑仇恨沖散香港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核心價值,把我們導入衰敗?執筆至此,想起一曲——貓王Elvis 的《Suspicious Minds》(猜疑之心):”We can't go on together with suspicious minds, and we can’t build our dreams on suspicious minds… Let's don't let a good thing die, when honey, you know I've never lied to you.” 貓王40年前已深明的簡單大道理,我們唱了這麼久卻忘記了嗎?
若問哪個城市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見證人,香港必然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紀末孫中山先生來港讀醫,與國內截然不同的社會價值和制度啟發了他「醫治國民的心」,推翻五千年帝制;二戰期間日本侵華,香港遭受「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國共內戰帶來大量資金、技術和勞工;韓戰使西方對香港實施禁運,迫使香港由轉口港轉型為輕工業中心;文革在香港衍生了六七暴動;1975年,美國在越戰中戰敗、南越淪陷,香港被聯合國列為第一收容港,收容逾20萬難民 (佔當時香港450萬人口近5%) ;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港商身先士卒投資內地,高峰時甚至佔中國外來直接投資 (FDI) 九成;八九六四撼動每位港人的心,百萬人上街聲援內地學生史無前例,亦觸發史上最大對外移民潮;九七回歸,一個城市由自由民主的國家以「一國兩制」交回共產專制政權手上,開創歷史先河…… 總言之,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大事,一直感同身受——香港的發展史確是一齣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電影。種種轉型衝擊,正正給香港磨練出國際都會的必需特質:在大起大跌中依然在時間洪流中屹立不倒,面對歲月洗禮,社會制度、價值系統 (value system) 仍風采如昔。 觀乎史上兩個最成功的國際都會——倫敦和紐約,不僅是經歷風吹雨打仍愈戰愈強的都市,更是全球文化、經濟的先驅、價值觀的輸出者 (value exporter) 。十九世紀後期,大英帝國足跡遍及全球,GDP佔全球三分之一,憑著殖民把她的制度、價值系統 (如普通法) ,輸出至全球各地 (包括香港) ,並孕育出國際都會倫敦;美國則在二十世紀迅速崛起,使全球人才、企業、資金蜂擁而入,支持了另一個國際都會紐約的興起,同時透過文藝、娛樂甚至食物等把「美國夢」(American Dream) 的價值觀灌輸全世界。 現在,香港已具備躍升為第三個國際都會的條件——香港本身經濟規模雖小,但4小時機程可覆蓋的GDP卻高達16萬億美元,規模已比整個美國經濟還大,亦與倫敦的20萬億美元 (即整個西歐經濟) 相去不遠。換言之,香港鄰近的經濟質量 (mass) 已足夠為香港躍升國際都會提供充足的機遇和客源。 香港更是中國唯一具潛質成為國際都會、向周邊輸出價值觀的城市。內地近年硬件建設神速,高鐵、巨型商場、豪華酒店一聲令下便可拔地而起,但軟件如食品安全、企業信譽、人權自由等價值系統發展仍舉步維艱。香港便正好充當中國這艘大船的領航員,把最好的價值輸入內地,例如中國銀行在港上市,便把西方風險管理、企業管治等概念帶進內地;內地各種維權運動源於與香港一河之隔的廣東省,亦是自然不過。 如先前數周所述,香港面對黃金五年機遇毫無反應,未有擴充硬件應付龐大需求,反而衍生通脹等民生問題;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現在我們實需把種種紛爭內耗拋諸腦後,團結一致把香港的硬件造大、造好,吸引世界各地機遇、人才落戶,亦要敞開懷抱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顧客,才可向他們「出口服務」同時出口香港價值觀。躍升國際都會,是歷史賦予香港的使命;讓香港實現潛能,是每位香港人的責任,我們實在沒有藉口再錯失讓香港騰飛的機會。每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應作出正確的決擇,不要辜負我們170年的發展,不要辜負時代、辜負香港——我們的家。 作者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之前也有提及,筆者去月趁行會放短假,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孩子們盡情玩樂,我的心情卻十分矛盾——星洲過去幾年發展之快,與香港實有雲泥之別。新加坡在短短7年間便在其填海區創造出與香港中環樓面一樣大的新CBD;只用5年便在其毗鄰建成了一個耗資10億美元、佔地5個維園的Gardens by the Bay;加上環球片場、全球最大的摩天輪、附有可容納三架A380空中巴士的巨型天台游泳池(Infinity Pool)的Marina Bay Sands(金沙)等,都在近幾年拔地而起。相比之下,香港投入30億美元、面積僅兩個維園的小小西九文化區,土地卻曬了十三年日光浴。平心而論,若你是一間準備進軍亞洲的跨國企業CEO,在雄心勃勃、有心有力的新加坡和議而不決、蹉跎歲月、有力無心的香港之間,你會點揀?答案恐是前者。起碼,我的家人已對新加坡豪華寬敞的新商場、驚險剌激絕倫的Transformers機動遊戲投下客觀老實的一票。 新加坡各方面的大力投資確已有顯著成效:過去30年香港的人均產值都領先新加坡,但2003年起被獅城追過並迅速拋離,去年當地人均產值已突破50,000美元,比香港的34,000美元多50%;商務(包括會獎旅遊,MICE)旅客人次在兩年半前超越香港……從前港人外出總以香港成就為榮,習慣看扁新加坡;如今我們已不可自吹自擂了,因為自己表現如何乏善可陳,我們心中有數。我們估計過去10年,近30萬個本應落戶香港的金融及商業服務業職位,因為空間不足、租金高昂而被新加坡搶走——這些都是要求大學畢業、收入可觀的典型中產職位,這代表了我們八大院校二十年(每年萬五個)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香港近年論政的一大問題便是「甚麼也不做」——政府少做少錯,議員事事阻撓,假若我們繼續蹉跎歲月,不難想像現在的深圳、澳門、橫琴、廣州、前海會是未來的新加坡,建設好本應由香港建設的硬件後,不但奪去本應屬於我們的機會,更瓜分了我們讀書最多、最人性化的年輕一代的將來。 形勢看似險峻,但我們HKGolden50仍是樂觀的——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強不息的奮發打拼精神(can-do spirit),不假手別人、只靠自己找尋出路。就如當年韓戰斷了佔香港產值九成、港人賴以維生的轉口生意,我們窮則變、變則通,轉型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輕工業重鎮;七十年代香港勞工成本飆升,我們成功蛻變成服務業中心;2012年的今天,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大量增建硬件、提升質素及競爭力,從對手奪回很多本應屬於我們的商機。我鼓勵市民從正面角度看,今天的新加坡,可以是5年後的香港,我們只不過是熟睡了的快兔,醒來當知恥近乎勇,一步到位奪取金牌。目下關鍵在於你會點揀:哪個政客有周詳的路線圖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哪個傳媒有創造和諧社會的全盤建議?通通沒有,唯一可領導香港的只有你自己:在繼續無日無之的內耗,抑或做更多的實事、為香港重新裝備邁步向前的選擇之間,你會點揀?
自由行旅客「逼爆」香港、內地人與香港人爭醫院床位、住宅單位等問題成為社會焦點。但其實這些問題根本是「好」的問題——因為這代表香港服務業的質素信譽,對內地人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當全球都在憂慮需求不足、就業太少,我們的問題是無病呻吟。相比倫敦豪花近百億英鎊舉辦奧運,建設場館、大肆宣傳下仍落得旅客不足、市面冷清、酒店空空、裁員處處的下場,香港在過去20個月全球經濟泥足深陷下就業人口卻增加4%(即16萬份新工)、去年工資加幅更為超過先前10年總和的11%,實在令人羨慕。 當一間餐廳遠近馳名、門庭若市時,老闆會做甚麼?當然是擴充店舖規模、開多分店,把生意做大。同理,香港面對客源過多,自然不過的解決辦法便是把服務容量做大,容納更多顧客。可是,面對無窮機遇,香港竟然全沒反應:零售總額過去2年及5年分別升了五成和九成,但零售空間卻只微增1%和3%,更沒有任何議員、傳媒、局長提出要增建商場、酒店,反而把議題「毒瘤化」(turning opportunities into cancers),加鹽加醋、混淆視聽,將正面的機遇扭曲為種種負面保港現象。 香港閉關自守、只服務自己顧客,是否可行?其實要創造經濟增長、支撐香港人豐盛的物質生活,引入更多旅客來港消費是最易的出路,否則便如四個人困在房中打麻雀,只服務自己人,不出數天,便會因斷水斷糧餓死。 再如上周五所述,為香港再照一照鏡:香港勞動人口中曾受高等教育比例僅27%,遠低於英國的37%、新加坡的38%和紐約的58%,換言之,香港要將比例增加四成才能趕上星洲及英國水平,要追上紐約更須增加逾倍。另一方面,回歸以來入口了80萬大多為低技術的新移民,勞動競爭力本應遠遠落後於人;幸好在黃金五年中,大量零售、酒店、旅遊等服務行業的機遇湧入,而它們大部分職位並不要求高學歷。面對這個讓基層安居樂業、向上流動,使整個社會更公平和諧的最佳良方,我們豈有不採納之理?難道我們要捨易取難,把一眾五十多歲的中年低技術人口送回大學校園惡補競爭力? 很多人擔心隨著內地旅客源源不絕來港,香港會變得「大陸化」,但事實剛剛相反:內地人因為香港的優質服務、自由安定才被吸引來港,他們自然會把在香港學到的價值觀帶回內地。在長時間的潛移默化下,內地自然會受香港的文化、價值觀影響。換言之,要使內地進步、開放,出人意料的最有效方法其實正是讓更多內地人來港觀光,開闊視野! 現時廣東道已擠得差不多要成為行人專用區,假若我們任由容量不足把我們舉世稱羨的龐大客源趕走,無疑是「暴殄天物」——家慈在我年幼時也有教導要珍惜食物,吃飯一粒不剩,如今在全球需求不足,經濟面臨「餓死」之時,我們豈可如此浪費? 擺在香港眼前的選擇可謂黑白分明,只要把服務業硬件做大,興建更多商場、酒店,讓來自世界各地以及本土顧客享用我們世界級的服務,使長者儲蓄不致讓通脹蠶食、八九十後有表演舞台;低學歷勞動人口有上流機會,改善收入分布、甚至把香港的普世信念出口到內地,推動內地價值系統發展。如此百利而無一害的抉擇,我相信,你一定識揀。 作者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 逢周一、五刊登
筆者上星期利用被特首「剋扣」至兩星期的行會年假(先前為3個月——「做實事」的小小個人代價),到香港的老對手新加坡一趟,並遊覽了他們剛開幕的新景點——面積達5個維園,座落商業區中心的Gardens By the Bay。這趟旅程實基於香港的一個核心價值——奄尖腥悶(只因我們習慣完美)。香港一向以國際最高標準為目標,別人做得比我們好的,我們努力學習甚至抄襲,竭力迎頭趕上。「學無前後,達者為先」,新加坡近幾年的經濟表現如此成功,實地考察乃應有之義。因此,筆者創立非牟利研究組織HKGolden50的研究中,很多時將香港與頂級國際城市(包括倫敦、紐約、新加坡)比較,探討其成功因素,以「吸各地之長,捨自己之短」——這正是香港作為要做到全球最好的國際都會應有態度。 令我憂慮的是,香港的視野似乎越來越窄,迷失方向。我們在重新踏上征途、向國際都會的目標邁進之前,必須先「照照鏡」,了解自己實況,並和一眾對手作基準比較(benchmarking)。因為benchmarking keeps us honest(客觀比較使我們老實)!我以前經營投行的股票部,任何時候都要知道自己在頭十名對手中身在何處,才可作出正確決策:落後要急起直追,領先要再精益求精,把對手拋得更遠。奧運單車賽中,領先車手亦會不時回頭觀望,看看對手和自己距離,從而改變戰略部署。 因此,我很高興近來社會多了很多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較,因為這正是一種知己知彼、面對事實的態度——過往30年我們八成時間經濟發展都領先新加坡,可是近7年新加坡已不知不覺從後趕上,人均GDP現已拋離香港50%!為甚麼新加坡由一個連美食選擇都僅限於肉骨茶和海南雞飯的沉悶城市,蛻變成多姿多采的動感都會?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和客源,食物食水、能源電腦等都要進口。要付龐大「入口帳」,只有一個途徑:「服務業出口」。也是說,假如港人要提升生活水平,進口更多消費品,非得出口更多服務不可。然而服務出口不同貨品,不能付運海外:一個日本顧客希望享用一碗港式雲吞麵,必定要特地請假,購買機票,負擔全球最貴的酒店房租,才可以在香港吃到該碗雲吞麵。要顧客出錢又花時,香港人賺錢的方式是全球最難的——一旦服務水平稍跌、價格稍高,遠道而來的旅客便可能選擇留在家鄉消費,放棄來港,我們便失去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數天前一則新聞令我徹夜難眠——一間獵頭公司的調查指出,新加坡已成為英國銀行家移居工作的首選,支持率是香港兩倍,其中一大原因為其英語水平高於香港,這反映了一個事實:香港回歸十多年來,中文、國情不及內地,英文不及新加坡,結果「不中不英」,「東不成,西不就」。我們更發現最大型的11間投資銀行,有5間在新加坡的寫字樓已比香港大,如花旗銀行在新加坡寫字樓達120萬呎,在港卻只有40萬呎;甚至有說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將不再是「紐倫港」,而是「紐倫坡」。連作為我們龍頭的金融業也在節節敗退,但市民和傳媒似乎對前門失火仍若無其事,香港「死於安逸」之勢已成。要「破鏡重圓」,我們必須面對敗陣事實,為香港鼓足幹勁、奮起直追。
百多年來,進入香港的機遇都是一批批魚貫進入。例如八十年代日本銀行大批進駐金鐘、九十年代則有如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等美國投行。然而,在黃金五年,即2010至14年間,香港的機遇蜂擁而至,而且橫跨各行各業。舉例說,國際時裝品牌如A&F及它的大隻佬、Forever 21價廉物美的衣飾都相繼落戶,名聞亞洲的24小時誠品書店亦剛在銅鑼灣開幕;金融業方面,投行一哥JP Morgan兩個月前把其環球投資銀行主管移至香港,保險業巨擘Prudential亦有傳「遷都」,把其倫敦一百六十多年的總部移師香港。身為亞洲人,我做夢也沒有想過,如此標誌性機構(iconic institution)會讓總部落戶任何一個亞洲城市,遑論香港。 一浪接一浪的機遇含義相當明顯:早已習慣在自由國度工作、生活的人或企業,斷不會移師至一個不自由或「不夠格」的城市。國際大機構都魚貫進入香港,充分印證「紐倫港」一說,香港並不輸於倫、紐兩市,躍升國際都會寶座當之無愧。 黃金五年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正當去年股市下跌兩成多,是徹徹底底的熊市;加上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似有若無的復甦、中國收緊銀根時,香港零售額在2010年增長18%後卻再升25%;住戶入息中位數增加11%,是過去17年最高升幅(之前10年共升10%);失業率長期徘徊於3.3%,就業人數自去年初起,平均按月增加0.2%,屢創新高。 機遇蜂擁而至,亦是盛衰關鍵。不論平日還是假期,由銅鑼灣商舖到元朗大街,香港每個角落都是名符其實的「旺角」。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空間去容納這些機遇。供應不足轉化為租金上升與通脹,勢將打擊香港競爭力,令顧客捨港而去。 我不是要各位讀者的想像(imagination),更不需要你們有甚麼願景(vision) ——但我極需要你們的反應(reaction)。香港歷經170年發展之際,大多數人卻對社會現狀不滿;生命無「Take Two」,香港人卻有黃金五年千載難逢的「第二次機會(second chance)」,讓我們重塑香港,建設一個更人性化、更繁盛、更環保的香港。我們在「Take One」做得不好的,更應把握「Take Two」的機會一一改正,為我們的家建設最好的黃金50年。 面對一生人都未必見到一次的機會,你會怎樣做?假如你選擇束手度過黃金五年,只望坐享餘暉,請緊記黑夜之前的夕陽是最絢麗迷人的。人生不到最後一刻,都不明白原來我們錯過了多少珍貴機會。就如現在的希臘、美國、日本等,到今天人事已老、債台高築,翻身乏力。墓碑的水泥已固,實在「再回首已百年身」。 假如再次錯失機會,我們將見證香港由發展170年的高峰,進入數以十年的長期衰退,成為另一個東京或威尼斯,曾經盛極一時的大都會,同被世人遺忘、棄在歷史的垃圾堆中。人說香港是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之傳奇,我真不想見到香港終於成為「自己的地方」時,卻只剩下過氣的人物、衰落的都市。 作者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不少朋友都問筆者,加入行會是否早有計劃。其實我早於去年4月便離開金融業,並於6月成立非牟利獨立研究組織HKGolden50。我們的首份研究報告於去年9月1日發表,其時梁振英先生甚至還未宣布參選。 在經過一整年埋首研究,並出版了4份重甸甸的報告後,我深明香港現時面對的機遇和隱憂。令我欣喜的是,梁先生的政府是富承擔、有抱負、想改變的班子,令我有信心我們研究中的願景是能夠落實的,因此我當然樂於「沾這趟混水」,全力以赴、齊心合力在香港盛衰關鍵的5年中奠下黃金五十年的根基。 說起我們的研究工作,筆者在投資銀行工作廿多年,最自豪並非被機構投資者票選為最佳分析員十多年,而是從來不曾錯過任何「死線(deadline)」 ;但在HKGolden50的工作中,居然不止一次推遲報告出版,最長一份甚至遲了10個月。 如此大失預算,只因筆者在金融界時,研究範圍是整個亞太區,由日本到澳洲都有,因此實在預料不到這小小700萬人的香港,研究結論會如此驚人:一方面,香港天生麗質,潛力之優厚令人咋舌。只要我們明白市場大勢所趨,不要妄自菲薄,香港躍升國際都會指日可待;另一方面,可以把握這些機遇改造香港的時間卻只有短短的黃金五年,也就是2010至14年。香港的前路將是完全二分(binary outcome)、沒有中間落墨的機會:力爭向上,大力投資,香港將與現在傲視全球的兩個頂尖國際都會倫敦、紐約並駕齊驅;把握不好黃金五年機遇,香港不會成為四分一個倫敦或0.6個紐約,而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東京或威尼斯,曾經盛極一時卻漸遭世界遺忘。 這個專欄並非政治宣傳,而是旨在以白紙黑字的事實和數據,向市民大眾闡明香港現在的處境。未來環球經濟環境將遠比之前10年困難,因此相比之前,要建立和諧社會亦會困難數以十倍。更大問題是,當我們說日本自泡沫爆破後至今迷失20年,未來歐洲亦將因債務問題陷入迷失年代時,原來香港早已迷失了十多年光陰而不自知! 回首過去十年,香港幾乎連一項已完成的重大建設都數不出:新醫院,沒有;新公營大學,沒有;人口政策,沒有;100萬呎以上的商場,沒有;談了十多年的西九文化區,沒有。沙包陣?有!大把!6,600億,足夠起近百間瑪麗醫院或科大。 今屆政府面對未來挑戰,不但要迎面趕上,更要在全球接近衰退的環境中,追回過往15年失去的光陰,讓硬件、軟件的建設都火速上馬,才不至令700萬市民、三代香港人的努力付諸流水。 作者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筆者加入了行政會議個多月,對這「新工作」可謂十分滿意;在金融界廿多年間,我研究過數百間大型企業,一般公司在高層「改朝換代」後,總要4至6個月的磨合,才會有實際成果。因此我本預期首月行會和剛換血的公司一樣,大家認識不深,未必暢所欲言(例如筆者埋首工作被老婆埋怨,剛開始時也不敢跟鄰座同事李慧琼談及,但現在大家都不會有這些「保密」的顧慮) ,只會有60分的工作效率。但我會給過去一個月的行會會議95分——大家雖屬新相識,但甫開會便打開天窗說亮話,在不少具爭議議題上都盡抒己見,可見大家對彼此和保密制度的信任。 行會諸君都富有承擔,急不及待為香港做實事,不會因起步遭逢阻滯而半途而廢——正如Steve Jobs剛回歸蘋果時,公司面臨破產,後來卻在他帶領下成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一樣。世事並無所謂「完美開局」,只有最好結局,而連接兩者,惟靠專心一致、努力不懈做實事,不被流言蜚語打亂。雖然有出色的戰友相伴,我對香港未來5年要做的事從沒半點鬆懈——這不僅是因為未來10年的全球經濟形勢將較過去10年嚴峻,香港更要追回過去15年應做卻沒做的事! 香港現在的「廚房」這麼熱,民怨沸騰,問題充斥,講到底源於我們之前從沒長遠規劃,因應往後10年的需求進行建設——以零售空間供應為例,當近5年本港零售總額增長九成,商舖總面積卻僅增加可憐的3%;過去10年人口多了又老了,政府卻連一間新醫院也沒建成,但再之前的10年卻有8間! 市民數年前可能沒有想過香港住房需求的龐大,到今天樓價高企、置業困難,其實早應於3、5年前規劃土地供應。同樣,市民亦未必知道人口老化的問題將在未來10年令醫療系統百上加斤!故此,政府不但要急市民所急,更應做到「急市民未來幾年所急」!因為應對土地、醫療、住宅、勞動力等的供應短缺,都是「交付周期」(lead time,即開始規劃至落成所需的時間)很長的項目,全都需要盡速開始建設。否則,到這些問題切實影響市民時,嚴重性相較現在何止數十倍——失救的病人將等不及興建新醫院;香港將已因價錢太貴、競爭力倒退而把「服務業天堂」美名拱手相讓,旅客捨港取新加坡、上海……外國諺語有云:"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就如褲子上的破洞一樣,待問題惡化,大難臨頭時才處理,一切都將太遲。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目下全民就業,要「居極安而思極危」無疑十分困難。但作為有承擔的政府,港盛港衰,實繫於我們的視野和願景之中。 作者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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