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自唱 - 劉銳紹
2016-05-13

張德江(圖)來港，港府在邀請函上要求嘉賓填寫多項資料，並申明資料會交警方。港府又安排小範圍酒會，四名泛民立法會議員收到邀請。建制消息：中央願與不同政見人士溝通。 我看這類遊戲多矣！一句話：另類公關輿論戰。 其實，這類顯示寬鬆的建議早在N年前提過，但北京一直拒絕。其中一次吳邦國來港，有人建議：在晚宴期間，讓一名北京可接受的溫和泛民到主家席與曾蔭權碰杯，同時「偶然」地向旁邊的吳邦國舉杯；吳不需碰杯，只需舉杯還禮就行了。 結果，這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建議也被否決，因為官方認為「任何姿態都會釋出某個政治訊號」。後來，所有嘉賓席上多了一個牌子：請勿隨便離座。同時，主家席加強保安。這種要求嘉賓勿隨便離座的做法延續至今，貽笑大方。這只是無數溫和建議被否決的事例之一。   還有一點要注意：港府先發出大範圍晚宴的邀請，泛民表示不出席後，才發出小範圍酒會的邀請。也許，港府要等北京同意才能發出酒會的邀請，但客觀效果令人感到另有所圖──一面製造有利於官方的寬鬆形象，一面又分化泛民，同時製造對方的困難。 也許有人覺得我太「陰謀論」了。但從過去官方否定多項溫和建議的事例可見，官方這次安排出於策略的需要，多於誠意的驅使；尤其是九月份立法選舉將至，這才是最重要的戰場。 政治從來就是借勢的遊戲，關鍵是借勢的動機和技巧。建制已在製造輿論，呼籲泛民不要拒絕。根據過去經驗，泛民如應約，可能被同路人指責；倘不赴會，建制派日後可說：「創造了機會你也不來。」實際效果就是兩面刀。 面對如此情況，泛民毋須失措，出席也沒有問題。只需：目標明晰，方法多元；立場清楚，行動透明；互借東風，進退有度。當年，毛澤東也跑到重慶跟蔣介石會談；兩岸、中美之間，也磨磨錚錚，鬧鬧談談。總之，政治的最高技巧就是在關鍵時刻作出不失立場的彈性處理，開闢更闊空間。 說到底，官場政治從來只有利害關係，所以需要民間政治平衡。中國的現代化政治仍未進入啟蒙階段，有待各方努力。周二、五刊登

2016-05-10

香港一些青年在公開和集體活動上跟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見面和拍照，馬上有人抨擊，指責他們把「港獨」和「藏獨」連成一起。不久前，藝人梁朝偉、王菲等人也在公開場合跟佛教人士拍集體照，照片中有達賴的親信，結果被指行為不當，還有網民提出封殺。   正常人一看，就知道這類大事抨擊的行為十分幼稚和無聊，見風是雨，無限上綱。其實，跟達賴等人接觸只是整體活動的一個部分，拍集體照時，根本不知道當中有甚麼人，怎可以因而入罪呢？如果當中有甚麼秘密的話，又怎會公開接觸呢？   極左思潮馬上找來自圓其說的解釋：「那些公開的接觸只是秘密行動的包裝，他們背後一定有不軌企圖。」如果此說成立，那麼中共有沒有秘密跟達賴的人接觸？有。不單在印度，還在香港，更曾經在大陸接觸。中共中央統戰部為自己宣傳時，曾公開透露這些秘密活動。這顯然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對此，極左思潮又找來開脫的理由：「中央幹的是正經事，為了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其他與達賴集團接觸的人幹的，都是破壞性的事。」不用我說，大家已明白甚麼叫「左」，更明白「中共的敵人是怎樣創造的」。   其實，北京要解決這些「敵人」，減少或阻止他們跟「敵對勢力」接觸，方法很簡單──只要北京也公開、友善、平等地對待這些人就行了。在中共的思維裡，能不能公開接觸是一種政治姿態，將會釋放出不同的訊號，所以他們非常謹慎，甚至把這類公開接觸視為一種引誘或壓力，順者可傾，不順者拒。可是，他們把這種政治性、外交性，以至鬥爭性的思維放在跟一般人的接觸之上，反而促使對方愈走愈遠，外界更感到官方一點親和力也沒有。   據我所知，已有很多人建議北京分層次、分階段地公開接觸香港青年，包括被視為激烈的青年。建議中包括很多「在北京可接受的情況下」的方法，但都被拒絕了。北京只著重眼前利害，敵我分明，甚至認為「一定要對方跪下來才接觸」。你說，不肯吃藥的病人，怎樣治療呢？只會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周二、五刊登

2016-05-06

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巴拿馬文件，透露一些內地的「紅二代」或「紅三代」紛紛透過香港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其中一些「紅色後代」已成為香港人，取得香港身份證。外界關心他們這樣做的動機。 平情而論，各人有不同的原因和動機，難以一概而論。況且，他們申請香港身份證，是他們的自由和權利，只要合法就行，等如香港人申請加入外國籍一樣。不過，由於「紅色後代」身份特殊，難免引起聯想。從好的方面看，有些人可能認為香港制度比較完善，法治基礎較強，國際渠道較多，方便他們開展業務或工作，所以設法成為香港人。從負面的角度看，有些人可能認為香港已是中國一部分，而他們又有紅色背景，辦事方便，所以努力鑽空子。 其中一些「紅色後代」雖然成了香港人，但他們的目標仍是在大陸撈錢。由於他們已有港人身份，可以成立境外公司，跟著投資內地，成為「中(大陸)外(香港)合資企業」，可以享受稅務優惠。此外，他們還跟境外的中資公司合作，發展大陸或國際市場，於是又成了「中中外公司」。說到底，他們都以中國資本為主，非常完美地發揮他們的「趨利基因」──即見到利益就趨之若鶩。至於他們的原始資本(即開始做生意時的投資)怎樣來的？自籌還是貪污或鑽法律空子？不得而知。 其實，這些「紅色後代」來港發展，有些也是香港的大富豪從中牽線，甚至背後協助，以至一起謀利的。前者在內地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可以成為香港富豪在內地發展的踏腳石。所以，兩者一拍即合。 不過，我倒認識一些極為異類的「紅二代」，因為討厭內地官場文化、官商勾結，以至鬥爭頻仍和愈來愈資本主義的生活模式，才移民香港。他們來港後十分低調，只做一些賴以維生的小生意，很少人知道他們的背景，可謂返璞歸真。 他們在「紅色後代」中是十分少有的，算得上百濁一清，背後還有一個令我唏噓不已的原因，就是他們要避免被有權勢的同輩排斥，以為他們是一種威脅。大家看，中國的宮廷歷史不是在香港重複嗎？周二、五刊登

2016-05-03

習近平去年十二月在中央黨校的發言，最近全文公開。大家可以從文章內容看到，原來中共領導人是這樣想問題的，跟以前的封建王朝無異。 他說：「黨校姓黨」，是天經地義的事。作為資本主義規律之一，誰出錢，誰話事。沒有錯。那麼，大家就要問一句：同樣道理，國家應該姓國，而不應姓黨。但現實卻是，中國幾乎所有事物都姓黨，只要黨有需要。 習近平批評黨校裡有人大講西方普世價值，認為這樣污染了黨。其實，他的話反映兩個問題。一，黨校的教職員也有新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地信奉黨八股，可惜現在也被批評。二，黨校也失控，習近平才要如此鄭重其事地加以批評。但他看不到的，這完全是中共的教義和言行已失去凝聚力，光靠利益怎能令萬眾歸心？ 其實，近年來由中央黨校以至地方黨校，已成為資本主義的最佳典範。且看，它們舉辦的各類課程，出版的各種刊物，徵收訂戶，有些是有市場價值的，有些則是借助黨校的名義掘金，成為「粉紅色收入」。還有，黨校這個招牌在官場中仍是有價的。如果在黨校畢業，或者參加黨校(尤其是中央黨校)某些課程，而其學歷又獲得承認的話，就可以得到較佳的晉升機會，難怪不少人趨之若鶩。 回顧歷史，「黨校姓黨」已長期存在，關鍵是黨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例如在開明時期，中央黨校曾協助推動開放改革。打破華國鋒「兩個凡是」的經典作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胡耀邦等人精心部署之下，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中刊登出來，掀起一場大辯論，最後殺出一條血路。 此外，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在《理論動態》發表一篇文章《重新認識香港的資本主義》，認為不能否定資本主義有其價值，某些好處內地也應該吸收。這篇文章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曾對中共高層處理中英會談及香港問題產生一定的影響。 可惜，如今在習近平「一切姓黨」的政策下，黨校只能發揮「黨校黨教、黨刊黨看」的作用。但到底有多少人認同呢？相信各位已心中有數。

2016-04-29

習近平日前走訪有「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的鳳陽縣小崗村，並稱讚當年參與其事的十八戶農民「貼著身家性命幹的事，變成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誌」。 同樣的新聞、同樣的說話，差不多十年就來一次。江澤民、胡錦濤當總書記的時候，適逢開放改革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中共需要宣傳，所以兩人都到過小崗村參觀，還幾乎同一模式地與農民圍坐閒話桑麻。這一次，習近平改變一下宣傳的模式，還未到四十周年就到小崗村走一趟。 不過，看見中共的宣傳，我倒感到唏噓不已。現在，他們肯定當年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的創新，但宣傳中卻沒有談及這些農民當年為甚麼要「創新」。皆因他們已感到跟著共產黨的經濟政策走，就會可能餓死，所以才走入荒郊之地，自行種植，然後悄悄地把農作物變賣，藉以糊口維生。他們立下生死狀，還互相承諾，假如某一人被官方抓走(例如利用「撬社會主義牆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藉口)，那麼其餘十七戶人家就要撫養他的後人。此情此景，大有荊軻刺秦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勢。 這些血淚史，在今天的宣傳裡不見了。還有，當年這十八戶農民還遭人舉報，受官方打壓，最後雖然由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給予肯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他農民也效法這十八戶農民的做法，逐漸成風，官方看見控制不住，而且確有效果，才慢慢接受，後來更貪天功為己功，把這些農民冒死闖關的事情宣傳為官方制定的政策，「中國開放改革由農村做起」。 其實，我看中國的改革力量不在於領導人對甚麼事情的肯定，而在於領導人敢於認錯，包括為前人的錯誤決策認錯。試想，如果他們肯定小崗村成績的同時，也承認過去的經濟政策確實害了人民，苦了人民，那麼推動改革的效果肯定更大。因為覺今是而昨非，才是孺子可教。 同理，假如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以至「六四」的問題上敢於承認錯誤，疏導了人民的怨氣，都會成為最大的改革動力。可是，他們在政治上仍抱殘守缺，會有這樣的勇氣嗎？  周二、五刊登

2016-04-26

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發言，指必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的主動權。他又談到要管好大陸的「網絡宗教」，還大談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看法。 說得白一點，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宗教，或者說是有宗教性質的物體。所以，習近平所說的其實是中共對宗教的政策，重點在於宗教如何為黨所用？其他宗教在中共管治下怎樣才能生存？這些才是實質的問題。   首先，中共雖然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宗教，只說「共產黨員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已成為中共捧起來的宗教，並利用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宗教的迷彩外衣，加上多種實際的利益，變成凝聚黨員的本錢。這已是某些宗教和利益群體的共同點。   其次要問：中國共產黨現在是不是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呢？很多黨員也說：口頭上是，行動不是。其實，鄧小平提出的「四個堅持」，現在只「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其他三項已不再重要，甚至名存實亡，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路等。   其實，習近平說得很直接，處理宗教關係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換言之，宗教不是自由的，宗教必須為政權服務。政權就是一個沒有固定教義的宗教，不同時期的政權領導人的主張，就是他掌權時的宗教主張。   況且，中共這個宗教有強烈的排他性。如果其他宗教影響了它的管治，肯定沒有好下場。所以，習近平說：「必須堅持政教分離，堅持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實施，堅持政府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這不是中國獨有，其他國家也有，甚至更嚴重。   從習近平的講話可見，有些地方根本控制不了，包括中共黨員信奉其他宗教的情況十分嚴重，就像當年不少中共黨員也是法輪功學員一樣。而且，網絡傳教、網絡論教、網絡成教的現象已十分普遍，既產生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例如宗教欺騙)，也產生多種對中共不利的壓力。中共大力打擊宗教，卻不能控制宗教的發展趨勢，何苦呢？ 周二、五刊登

2016-04-22

《明報》突然炒了服務多年、口碑甚佳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引起新聞界譁然，到處都是「不明不白」之聲(圖)。在這次「突炒」之前，《明報》剛好報道了「巴拿馬文件」涉及大陸和香港一些名人在海外有隱蔽財產的消息，人們馬上想到：「兩者有沒有關連？」《明報》管理層已間接作出否定。 人們又聯想到另一件跟《明報》有關的事。該報以前也刊登過揭露中國和香港某些權貴在海外有隱蔽資產的新聞，後來時任總編輯的劉進圖遇襲重傷。這兩者又是否有關呢？ 假如上述事件真有關連的話，那麼，上次可謂「出手狠」，而今次則是「出手快」。當然，這裡說的只是「假如」，因為真相仍未水落石出。不過，假如這兩位總編輯的遭遇也是跟報道了敏感新聞有關的話，那又說明甚麼問題呢？ 無論如何，香港新聞界已面臨一場強烈風暴，香港人的知情權也面對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不是一句「市場萎縮，經營困難，裁員自救」就可以說得過去的。 就我的經歷和觀察可見，從2003年至今，有三種主要力量不斷破壞香港新聞界的生命力。第一種力量是不喜歡新聞自由、害怕新聞界能夠發揮「第四權」力量的人。他們擔心新聞界監督權貴，包括官方的政策和行動，批評他們的倒行逆施，令他們的既得利益和隱蔽利益受損。所以，這些人利用各種方法管、卡、壓，影響以至控制新聞界。 第二種力量的某些新聞界的老闆階層。他們有自己的利益選擇，利用自己擁有的媒體的影響力，換取其他方面的好處，包括有形或無形的利益。這是另一種「錢、權、勢的交易」。 第三種力量是某些新聞界的管理階層。他們有其考慮和顧慮，但擺在他們眼前的是：敢不敢堅持新聞自由和報道有價值的新聞？考慮和顧慮個人因素較多？還是非個人因素較多？這是對他們的考驗。結果有些管理階層投降了。 第三種力量中，因人而異，因為新聞界也有敢於堅持核心價值的管理階層，民眾自會選擇。總之，炒了能幹和正氣的「姜」，《明報》日後的局面可能更僵。 周二、五刊登

2016-04-19

梁振英涉嫌行使特權，破壞機場安檢程序，引起的風波至今未息。如今，披露出來的材料愈來愈多，包括前全國人大代表朱幼麟前天在機場集會上所說的細節(梁振英在電話中跟航空公司職員說話，該職員「講到喊」。該職員至今未能現身說法。)其後，各有關方面均沒有迅速回應；正面猜測是要了解詳情，負面猜測是要再夾口供。   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皆因香港人還未習以為常，要站出來捍衛香港的價值觀，反對特權。在大陸，雖然也有指責濫權的聲音，但引起的公憤不大；相反，卻有一種截然不同的反應。   一些內地機場和航空公司的朋友說：「這類事件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根本毫不足道，用香港的話說，就是『小兒科』。而且，比這類事件更嚴重、更荒誕、更離奇的事情還多著哩。香港人真是少見多怪。」   他們舉例說，一位部級的官員忘了帶外套，派人返家取回，但飛機和機上所有乘客都要乾等，而且機組人員不能宣布是甚麼原因，只有託詞「機場交通繁忙，感謝乘客耐心等候」。在機上，官員們可以在頭等艙內吃吃喝喝，隨意伸展筋骨。但乘客呢？只有被蒙在鼓裡，筋骨僵硬也不能舒展。在中國，這不是新常態，而是舊常態，有人甚至形容為永恆的狀態。   另有一次，一位頗有名氣歌手，過了時間還未趕到機場。但這人很有辦法，可以通過某些渠道讓機組人員知道。結果飛機延遲起飛，歌手最後可以施然上機。事後了解，歌手要趕到某市登台，一次過可賺巨額酬金。試問，這樣級數的人交遊廣闊，也許認識很多名卿巨公，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航空公司怎會不給面子？   在中國，權可以變成勢，勢可以變成錢，然後錢又可以變成權。三者互換職能，交換角色，已是司空見慣的事，皆因知情者不敢揭發，而局外人卻不知詳情，加上沒有輿論監督，就此把全國人民玩弄於「權、勢、錢」之間。如今，這種腐朽的風氣會不會傳染到香港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敢於堅持真理，尋求真相，香港只會淹沒於惡性污染之中。  周二、五刊登

2016-04-15

一批涉嫌與電話詐騙案有關的台灣人由肯尼亞被押到大陸，惹起兩岸爭議。台灣認為應該把嫌疑人送返台灣審理，但大陸認為受害者多是大陸人，所以大陸有司法管轄權。   此與同時，台灣又把涉嫌與香港命案有關的人士押到飛機艙口，間接交給香港警方。由於台灣與香港沒有引渡或遣返協議，所以「移交」以特別形式進行。   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押返，引起連串猜測。也許，先要看看兩種押返的性質。種種跡象顯示，前者的性質是大陸一方要向快將上台的民進黨新政府施壓，所以不斷創造各種既定事實，讓蔡英文感到壓力。不久前，大陸已搶走台灣邦交國岡比亞，現時正加緊撬走梵蒂岡和巴拿馬，正是要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這次大陸要求把電話騙案嫌疑人押到大陸，還強調中國與肯尼亞是邦交國，言下之意是指台灣你好自為之了。   不過，大陸這種做法也引起非議。他們說受害人多是大陸人，所以要把他們押到大陸受審。如果這套理論成立的話，那麼，日後大陸疑犯傷害了別國人民的利益，是否應該押到該國審理呢？此外，大陸這樣做，反映他們的法治意識不強，在未審之前已認定這些台灣人「有罪」。「國台辦」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的話，正反映他們未審先判的慣性。   至於把命案疑犯送返香港一事，則是馬英九執政八年來的第一次，他為甚麼在即將下台之前還要「創造歷史」呢？我想，既有個別案件的特殊需要，也有兩岸三地官方創造既定事實的需要。試想，先例一開，日後蔡英文將如何面對類似事件呢？合作還是不合作？就像去年的「習馬會」，她能否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下進行「習蔡會」？將是她能否處理好兩岸關係的考驗。   其實，馬英九在下台之前諸多動作，包括最近兩次登上由台灣控制的島嶼，在客觀效果上也順應了大陸的需要，顯示中國的主權。所以，有人估計馬英九下台後還會在兩岸事務上扮演某種角色。屆時，他沒有公職身份，訪問大陸不是難事。不過，那時候他是自己主導自己的角色，還是大陸主導他的角色？則不得而知了。 

2016-04-12

近日，內地傳出很多關於如何處理「兩制」的信息。所謂「處理」，有兩層含意：一是一般性的「如何對應」，另一種則是懲罰性的「郁你」。 這些信息有明的，也有暗的。但無論是明是暗，也顯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具體內容和內涵，正受到目前內地的政治需要和保守思維大規模侵蝕和顛覆。 由提出「一國兩制」開始，上級已安排我跟進有關採訪，經常聽傳達；八十年代駐京時，更與有關官員和智囊團一起研究如何設計和落實「一國兩制」。今昔對比，那時的寬鬆和誠意，今天全部消失。如果問我的心情，我只能說：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沉重和擔心！鄧小平構想的「一國兩制」，已到了虎口邊緣。 從內地學者近期的觀點可見一斑。例如：香港可有兩個行政長官，一個由中央管(其實香港特首也是中央管，而且是一切遵命)；香港的普通法已不是回歸前的概念了。其實，內地人士的「創意」 還有很多未曝光的，但都是壓縮「兩制」的空間。   例如：不單問責官員要由中央任命，屬於公務員系統的常任秘書長也應該由中央任命；香港應恢復歷史科，而且要成為必修科和必須合格科，至於內容也不能任之由之；香港教師除了取得現行資格之外，還要參加政府安排的「評核試」，才能取得執教證書；如此類推，新聞界(包括記者、編輯)、法律界(包括法官和律師)，都要經過「有關方面認可的評核」，才能取得執業資格。所謂「有關方面」是誰，沒有言明，可以是官方，可以是官方同意的專業機構，但肯定不是「放任自流」的機構。更有殺傷力的「創意」是：中央應考慮必要時宣布收回「一國兩制」，甚至提早收回。 有人強調這些「創意」只是一家之言，不代表官方。但在內地「一切姓黨」的體制下，這些「創意」恐怕已反映高層的意願和方向，與香港出現「港獨」的情況完全不同。「港獨」是一些無權無勢的「一小撮人」(官方語言)提出來的，目前在香港無甚市場，但上述「創意」卻是有權有勢的人支持的。此情此景，香港人能不發聲嗎？ 

2016-04-08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認為須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向官方表達訴求；六成受訪者不認同採取激烈手法迫使政府回應其個人訴求。北京和港府看到這個調查結果，第一樣要做的事，就是自我反省，好好珍惜「和理性」的主流力量，分清和處理好主要和次要矛盾，否則未來的管治只會更差；甚至有一天，主張「和理非」的人還會減少，而支持激烈手法的人反會增加。 其實，目前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民眾與官方的矛盾，主要表現在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具體而言是真普選)與北京的放手程度之間的落差，而不是甚麼「港獨」問題。可是，北京卻把支持者不多的「港獨」變成了主要矛盾，煞有介事的開動連環炮，口誅筆伐。對於港人關心的民主發展，北京答應之後卻數次反口和設法拖延，兩年前還開始處處封殺。這才令到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凸顯，「本土」和「港獨」的意識才會抬頭。 據了解，一些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內地專家、學者，也看到了問題的核心，紛紛上書講述他們的見解。但他們只是客卿身份，不是擁有權力的官員，更不是一心維護黨的領導和壟斷最終決策權的中央大員。所以，即使國內也有珍惜「和理非」的聲音，但他們的研究只會被扔進垃圾桶。相反，趨炎附勢的人(其中一些研究香港問題不到兩三年)，只需按上級意旨拿出「研究成果」，卻大收飛黃騰達、名成利就、升官發財之效。 我感到奇怪的是，香港和內地的民眾之間，都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聲音，而且我相信這是主流的聲音，毫不孤單寂寞，但為甚麼兩地的「和理非」總是不能結合起來？阻力在哪裡？難道中國人不值得享有「和理非」帶來的民主自由？難道中國人真的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才能推動寸進式的民主自由？ 我絕對不相信，中國人命中注定不應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香港人眼前更面對一個偉大的使命，就是盡量利用一切空間和機會，防止和減慢香港下滑的速度(或稱「大陸化的速度」)。唯其如此，才能早日如願。 周二、五刊登

2016-04-05

《十年》奪得本屆香港最佳電影獎，成為一時話題。從電影本身而言，我看後沒有太大的觸動，但經過北京的打壓和禁制之後，我看《十年》的影響將不只十年；如果北京繼續打壓，它還會繼續發揮影響，十年、二十年、一百年，直至北京不再或者無能力打壓為止。 擺在眼前的事實告訴人們，北京高層下令禁播香港電影金像獎之後，首先激發了國際傳媒的注意，紛紛報名採訪這次頒獎禮。跟著，內地觀眾使用自己的方法，翻牆越境收看。官方新華社報道得獎名單時，獨欠最佳電影《十年》，內地觀眾卻到處打聽，並用他們的方法找來《十年》細看。 這就是官方打壓的自然反應，反映人民的腦袋是不能禁閉的。眾人的反應，正是對官方倒行逆施的反抗，也是對官方愚民政策的「反愚」，更是對官方「愚民自愚」的譏笑。我真想不通，當年共產黨反抗國民黨的言論打壓，今天自己卻重複當年國民黨的行為，歷史就是這麼簡單地重複和反智？ 與打壓《十年》而遭到反彈同一道理，北京近期對「港獨」言論的反應也是推動「港獨」意識進一步受到關注的最大動力。近期，京官、內地傳媒和建制派紛紛表態反「港獨」，彷彿是體操比賽中的指定動作，按指示辦事，其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就像當年國民黨打壓共產黨而造就共產黨不斷提升的機會。 其實，種種現象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管理現代化社會？繼續沿用以前封建王朝的意識和手法？還是用現代化文明的手法？事實說明，人類的發展會經歷三個階段：基本溫飽、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民已不再停留在溫飽階段，於是努力保障自己的公民權利，繼而尋求自己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參選權以至參政權。 到了今天，人民可以接受共產黨通過真正的、公平和公開的選舉取得執政的合法性；只要管得好，大眾心悅誠服，共產黨可以繼續執政。不過，民眾已不願接受國家安全等如政權安全的概念，更不願意看見腦袋「被代替」的現實。一切從寬，就有更大的迴旋空間，古今皆然。 周二、五刊登

2016-04-01

今天是愚人節，但這篇文章的內容絕不愚人；如果看了這篇文章而繼續自欺欺人，那真的是愚人了。更有甚者，如果這些愚人擁有絕對的權力而又不肯自省，那麼只會更加愚人自愚，變成自愚之餘還要令人「被愚」，豈不悲哉？   我說的是「港獨」的話題。香港出現以「港獨」為號召的民族黨，並申請註冊，但不成功。其後，半官方的港澳研究會發炮，指責「港獨」不該；不久，港澳辦發言人煞有介事地加入發炮行列。前者以民間形式出現，但後者則是正式的官方機構，批評的規格更高。在官方眼中，這種姿態正好反映官方對「港獨」的抨擊力度，希望一錘定音，敲山震虎，主張「港獨」者應該好自為之。   可惜，這只是官方一廂情願的大陸官場文化而已。在香港，他們沒有甚麼權威，相反，愈是這樣聲色俱厲地大事抨擊，主張「港獨」的人就更加振振有詞。其實，北京有兩大盲點，才導致今天的「港獨」意識抬頭。   一，北京的治港政策（主要指政治方面）愈來愈強硬，不單政改方案完全按北京單方面的意圖辦事，一意孤行，不單毫不妥協，而且關門閉戶，重重上鎖，才導致港人的反彈情緒愈來愈強烈，造就了「本土」以至「港獨」的市場。與此同時，北京也不願意跟溫和泛民合作，逼使溫和的也趨向激進，激進的更激進。   二，「本土主義」和「港獨」雖然升溫，但眼前形勢可見，這不會成為主流。即使「本民前」梁天琦在選舉中取得六萬多票，但激進力量仍然有限。北京如能採取「冷處理」、靜觀其變、釜底抽薪的方法，效果應該較好。不久前，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表示，即使議會裡出現一些激進年輕人也不出奇，被視為務實的態度。   但是，北京慣性地強勢出擊，結果對方借勢而起，引起更多關注。北京也許感到，當年毛澤東也提過湖南獨立的主張，最終中共還奪取天下，擔心今天歷史重演，於是防患未然，口誅筆伐。殊不知，這種做法「愈壓愈出屎」，北京愈不想看到的情況，就在自己的高壓政策之下愈來愈明顯。這不是愚人自愚嗎？ 周二、五刊登

2016-03-29

今天的標題用了多個「國立」，因為近來「國立」兩字成為熱門話題。康文署要求劇團把場刊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國立」二字刪去。有人認為「國立」兩字敏感，不應多談，甚至不能談。但我認為，正因為這樣，才要多談「國立」，所以才起了《國立！國立！國立！》這個標題。以後，還要一千次、一萬次、無限次談「國立」，因為我要問：「國之維，何以立？」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在香港一般普羅大眾眼中只是一個校名，不存在承認了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事實。所以，根本毋須害怕「國立」二字，更毋須杞人憂天，只需要從寬鬆的角度看待就行了。官方和建制派說：正因為民眾不明白「國立」二字的政治敏感性，才要把「國立」二字刪去，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敏感詞。我說，這種說法真的是庸人自擾。這只能說明官方和建制派完全離地，根本不會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問題，只顧自己「政治絕對正確」。可見，官方經常說反對政治化，但自己卻是最政治化。   不知是否為了「政治絕對正確」，傳聞李國章也要改名，變成「李早」，因為李國章的名字，已出現「國立」二字，所以必須刪去；沒有了「國立」，於是只剩下「李早」。不過，我認識一位朋友，名字就是「國立」。他哭笑不得地說：如果他也把「國立」二字刪去，豈不是變了有姓無名？   推而廣之，如果認為「國立」二字敏感就不能用，那麼，英皇道、太子道、公主道、維多利亞港、皇室堡………都要改名，因為這些都是政治不正確的象徵。如果真的要把上述名字改動，那就茲事體大了，因為這涉及大量法律契約也要改動。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所以，必須無限次地講「國立」──國之維，何以立？如果官方只懂高壓、強權、專制，以為這樣可以保護政權，那就大錯特錯了。國之維，建立在官方能否擁有令萬民心悅誠服的政治道德，有則立，沒有則廢。如今，連本來可以不敏感的「國立」兩字，也被官方「斬頭」，這就更難建立官方的威信了。可以預期，官方愈是冥頑不靈，支持「台獨」的人只會更多。 周二、五刊登

2016-03-22

自從習近平集權一身，並要求「黨媒姓黨」之後，內地出現不少異常現象。例如，新華社對外部編輯周方發表批評網絡和信息管理人的公開信；「官二代」任志強質疑「黨媒姓黨」的合理性；新疆網站《無界新聞》出現要求習近平下台的公開信。於是，外界猜測這是否反映習近平地位不穩？內部反彈和風浪仍然強勁，習近平能否鎮住？ 除了這些事例，外界又把近期北京「兩會」的一些現象拿來比對。例如，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出現「三無現象」──李克強宣讀總理報告之後，習近平無鼓掌，兩人無握手，在所有公開場合兩人無交流。由此推論，「倒習勢力」已經形成。 也許，上述推論是很多人的願望。不過，如果從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現實的角度看，上述現象只可以說明：對習近平的不滿聲音(尤其是集權和個人崇拜)強烈，但能否動搖他的地位？仍然言之尚早。 首先，中共的接班機制承襲封建王朝的特色，有它的政治倫理，這就是習近平強調的「政治規矩」。如果打破這個規矩，就是大逆不道，奪權。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不少奪權事例，但多數是昏庸的君主被有權謀的人奪位；但如果君主也懂謀略，奪權則較難實現。習近平不是明君，但也不是昏君。較準確的形容也許是：懂得把弄權謀的專制君主。所以，要奪他的權，不容易。 其次，即使有人(包括不少「官二代」)不滿他，反對他，但這些人都不在重要的位置上。例如任志強，已退出第一線；發表批評習近平言論的葉劍英後人，已移民出國；李克強屬於團派，但不能形成自己的團隊。怎樣威脅習近平？ 還有，在中國特色的政治中，由政治鬥爭、派系鬥爭發展到奪權鬥爭，一般會出現兩股接近的勢力，再利用宮廷政治的契機，才有可能「逼宮」。眼前，暫時看不見中國出現第二股足以跟習近平比併的力量。所以，未來的發展可能是習近平進一步集權，內外高壓，直至他的政策出現極度反彈。 所謂「極度反彈」，主要是經濟危機爆破，引發普遍民怨、民憤，逐步逼向臨界點。這一點則有待觀察了。 周二、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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