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自唱 - 劉銳紹
2016-07-08

港府官員前往北京討論通報機制，官方稱有「階段性」成果。我不否定，但這卻是一個可悲的「喜訊」；說實在的，也沒有甚麼可喜之處。   首先，這些「成果」不是市民關心的問題。大家最關心的是，內地有沒有人越境執法？至少有沒有越境犯法？港府官員到北京後，有沒有當面追問這些內容？即使追問之後沒有答案，但情況如何，也該有一個說法。可是，一個屁也沒有響過。   此外，市民也關心李波、林榮基等人在被扣押期間，有沒有得到正常的、合法的待遇和審訊？港府官員有沒有向內地了解詳情，也不得而知。按目前公開的資料可見，有關方面連內地的法律也沒有遵守，例如沒有在法律限定的時間裡讓當事人通知其家人，也沒有及時向港府通報事件。這類沒有守法的事情，港府有沒有跟進呢？   其次，即使現在「優化」或「完善」了通報機制，也不能減輕市民的擔心，因為通報機制不是現在才有，而是存在已久，但事實證明，內地有關方面對現有的機制也沒有遵守，而且執行時的隨意性甚強；遇到一般性和非敏感的案件，可以執行，但遇到敏感案件時，卻把通報機制置諸腦後（這次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假如日後內地依然故我，那麼，即使「優化」了通報機制，但又有何意義呢？   還有，除了公開的內容外，現在談的「優化」、「完善」、「鞏固」通報機制還有沒有其他細節，外界不得而知。所謂「加強合作」，是朝有利於「兩制」的方面發展？還是有利於「一國」的方向發展？也是值得關注的。 從現實角度看，北京屬於中央政府，處於強勢，港府無所作為也是意料中事。但事情卻不能這樣看，假如港府只看政治現實，而不理各種爭取的可行性，只會成為破壞「一國兩制」的幫兇。所以，市民本身就要自行努力。如果不主動關注，不發聲，沒行動，自己也會成了第二或第三幫兇。   哪怎麼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從共產黨起家的歷史上吸收經驗。當年共產黨怎樣抗衡國民黨的高壓，有很多經驗是值得研究的，今天只是易位而處吧了。周二、五刊登

2016-07-05

中國共產黨日前慶祝九十五歲生日，習近平講話。到底怎樣看中共過去的九十五年，才是恰如其分呢？ 從正面角度來看，有三點變化是它執政後出現的。一是中國排除了列強的干預，能夠做到真正的獨立自主。過去，由晚清到民國，中國號稱自主，但備受列強控制、干預或影響；後來中共雖然也倚靠過前蘇聯，但最後畢竟把列強排除在中國主權之外。雖然，中共也排除了外國一些好的影響，但從國家主權獨立的角度看，這是前人沒有做到的。 二是經濟上的起飛，這是最根本的要素。當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實很多代價是可以避免的)，至今仍有十分嚴重的問題，但這裡只是從宏觀的角度看，經濟起飛是主流，也須承認。 三是中國的綜合國力提升。除經濟外，科技、軍事、外交、醫療、基本民生等方面均有成績。無論對中共有多少不滿、痛恨，這也是可見的事實。   不過，我說上面的三大變化，還要看原因。習近平在慶祝九十五周年黨慶時，承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老調，大吹大擂，頗有貪天功為己功的味道。中共執政六十多年，最大的變化是，老百姓在感到不能甚麼都跟黨走的情況下，用人民的方法闖出一條血路，然後中共感到這些變化對它的統治沒有即時危險，在自己管不好之下才願意嘗試新方法，然後逐步適應，才有所謂開放改革。 在這過程中，民眾受盡中共錯誤政策的苦，在不推翻共產黨的現實下開始不聽話，這才是動力來源。今天的私有制，就是當年鳳陽縣十八戶農民不理中共計劃經濟的捆綁，私下簽了生死狀，自行闖出私有制的雛形。可見，百姓是主力，中共的貢獻是順應形勢的助力，而不是先知先覺，或者覺今是而昨非的醒覺。它必須承認自己的好與壞，才能走出只搞表面改革而不搞深層次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魔谷。 同樣道理，在其他方面如果沒有反對和真正的監督力量，任何執政者(包括西方國家)也沒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更何況是封建管治意識仍佔主流的中國。須知道，水漲，船也要升高，否則只會沉船。 周二、五刊登

2016-06-28

巴拿馬運河拓寬後的啟用禮已經完成。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出席，這是她上任的第一次外訪，而且訪問三天。不過，啟用後第一艘通過的則是大陸遠洋公司的船，形成一幅頗為有趣的圖畫。   其實，巴拿馬運河以及巴拿馬爭奪戰，既是一盤國際象棋，也是一盤兩岸棋。自從蔡英文有望當選總統後，大陸已努力搶奪台灣兩個主要邦交國，一是梵蒂岡，一是巴拿馬。就後者而言，不僅有政治作用，更有經濟、國際戰略和地緣政治的作用。   其實，中國航運發展至今，可說無遠弗屆。對於巴拿馬運河這樣重要的國際航道，中國當然不會等閒置之。到了今天，中國已是巴拿馬運河的第二大使用者，而台灣則排名十八；所以，從實際角度出發，大陸也會對巴拿馬運河採取政經分離的方式，不會因為巴拿馬是台灣的邦交國而杯葛或減少在當地的航運和經濟活動。   此外，巴拿馬運河也是了解和監控美國海上活動的理想監測點。無論美國軍艦或商船來往太平洋和大西洋，巴拿馬運河幾乎是必經之地。如果中國能夠跟運河沿線某些碼頭或路段搞好關係，不難借助這些據點，取得中國所需的資料。美國也用同樣方法，了解其他國家在巴拿馬運河內的活動狀態，可謂彼此彼此。   所以，中國不單加強巴拿馬運河的使用，還與其他人士(包括港商)合作，有如美國加強與它的伙伴合作，在巴拿馬運河進行背後角力。這也是國際之間共通共知的秘密了。   美國為了減少中國在巴拿馬的影響，用了多種方法協助台灣維持與巴拿馬的外交關係，所以大陸雖然努力挖台灣的牆腳，但至今未能如願。巴拿馬也有自己的盤算，不能不賣賬給美國，因為美國是巴拿馬運河的最大使用者，佔總貨物量八成。可見，中國希望短期內改變巴拿馬的政治和外交生態，一時間將難以辦到。   不過，從整體發展策略而言，中國目前推行的國際港口和海路計劃，如無意外，將會加強中國的綜合國際實力，這是美國的另一個頭痛問題。總之，中國的對外策略非常務實，進退有度，如果對內也是如此，那就阿彌陀佛了。 周二、五刊登

2016-06-24

廣東烏坎村五年前和今年先後兩次爆發民眾維權事件，但遭遇不同的命運。五年前，官方善待，並派出省級官員到場善後，答應了村民一些要求，還給予「自由選舉」。五年後的今天(圖)，不單沒有同樣的對待，帶領村民的代表林祖戀還被官方扣押，「被認罪」受賄。為甚麼有這樣天淵之別的結果呢？   我想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最高領導人的大方向問題。五年前，胡錦濤當政，政策相對溫和；而那時候已是他執政的末期，二零一二年就要功成身退了，所以傾向採取一些平和的措施處理民怨。但是，今天是傾向強硬的習近平執政，他不單在政治上收緊，在經濟、民生和意識形態上均不斷收緊，這樣他才可以坐得更穩。此外，習近平正面對「十九大」的換屆時刻，他要延續其執政地位，至少到二零二二年，所以一定會強硬到底。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方針政策是有指導性的，往往只為「一男子問題」而出現截然不同的效果，如今再一次得到驗證。   二是烏坎村的維權有兩層意義和性質。它既是因為村民土地被侵佔而要維權的問題，也是因此而引起政治權利的問題。五年前，當地嘗試自由選舉，結果選出民眾愛戴但官方忌諱的林祖戀。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難保其他地方照辦煮碗，官方的控制就會遇上更大的挑戰。所以，官方這次不惜採取強硬手段，務必把這種「放任自流」的趨勢壓下去。   三是整個官場態勢的問題。五年前胡錦濤當政，在廣東則是被視為「團派」的汪洋主政，自然上下政策容易接軌。如今習近平當政，對「團派」已非善待，而今天在廣東主政的正是「團派」的胡春華。所以，這正是考驗胡春華是否忠實執行習近平政策的地方領導。在此態勢下，胡春華只能順應習的強硬政策。 可見，中國的體制仍是由上而下的封建式管治。正因如此，五年前烏坎村向前走了一步的政治改革，如今又走了回頭路，而且大幅倒退。可以預見，這次事件將會很快「被平息」，但類似的維權事件陸續有來。未來官民之間的衝突無法停止，直至官方改變管治模式為止。 周二、五刊登

2016-06-21

何韻詩在被取消演唱會的地方重新舉行演唱會，用實際行動對卡壓說不。不少人對她的行動豎起大拇指，但也有人從另一個角度為她算一算，認為她作的犧牲太大，日後在演藝事業的發展將受到極大局限。其實，這既是一個理與利的問題，也是一個如何選擇的問題。   如果看眼前，她的確要付出一些代價，但我卻不認為這是不值得的代價。再看得闊一點，就可以看到卡壓她的一方也要代出更大的代價。其實，她和卡壓她的一方同樣面對更大的壓力來源，那就是封建家長式的思維和官方的濫權。官方如果繼續冥頑不靈，也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官方經常認為，市場的力量可以卡壓或杜絕不利於官方的意識形態。所以，他們用錢用權來搶奪市場。最近，內地在境外大力推動「大外宣計劃」，在已有的維穩費之外再撥出巨大資源，務必佔領別人的輿論陣地。可是，事實說明他們只會心勞日拙，最後還是在經濟規律和人民的明智選擇之下敗陣。   舉例說，中國努力抵制和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可是，迪士尼樂園最近就在上海落戶，而且大受內地人民歡迎。又如，中國官方經常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大肆抨擊，拼命指責這是西方世界破壞中國思想體系的炮彈；可是，爭取民主的呼聲和行動卻自發地在中華大地上爆響。四年前的烏坎村事件最近再度爆發，就是典型事例。   其實，中國官方最大的失敗，就是自己無法通過行動，建立有說服力和吸引力的意識形態體系；因為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至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都是用來鞏固執政者的統治基礎，而不是尊重人民思想自由或開發民智，所以完全失去凝聚力。面對民間的抗逆，官方不單不懂疏導，相反還加強打壓，於是離心更大。可見，外國攻心，中國攻身，效果自然大不相同。   有朋友問我，抗爭到甚麼時候才有實質效果？我不知道，只知道內地有一句順口溜：「十億人民一個樣，順心協心騙中央。」一面頂，一面騙，分工合作，鞏固民間實力，正是當年共產黨所走的路。 周二、五刊登

2016-06-17

廉政公署公布對湯顯明事件的內部調查，向8名人員作勸誡，但不包括湯顯明和事件中的另一主角穆斐文。廉署表示，調查不偏不倚，同時表示已全面檢討相關制度，並適當修訂常規，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 其實，這裡有點矛盾。肯定是現行制度有問題，才會修訂；但在修訂之前，無人在舊制度下需要負責，因而出現「放生」之嫌。說到底，這是從嚴或從寬處理的問題。從寬，自然可以保護內部士氣，但這類事件積累起來，也會削弱廉署的公信力；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今，廉署選擇從寬處理，效果如何？自己負責。 觀乎廉署回歸後的表現，總體來說是合格的。但遇到一些敏感事件時卻不孚眾望，尤其是在涉及內地官員和敏感人物的事件上，因為有些案件在未到廉署手上時，已有人讓案件在香港消失，劉金寶案就是典型例子。這跟廉署無直接或可見到的關係，但說明一個問題，廉署作為政府之內的一個機構，真的能完全獨立行事嗎？不少事例說明，表面上可以，但它畢竟脫離不了政治大環境，以及宏觀政治氣候和政治文化的影響。在港英政府年代做不到，今天也做不到，只要看看它的權力來源就知道了。 許家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曾向中央提交報告，認為廉署是「港英政府整治中資機構的部門」。這種說法是片面的，因為當時廉署有顯著的反貪污成績。但上述說法也有事實根據，因為中方後來發覺，當年廉署掌握了一些涉及中資機構的事例，更把這些事件作為與中方暗中角力的政治籌碼。回歸後，這種作用不需要了，但廉署在敏感事件上能否完全和真正獨立運作？始終是外界關注的一大問題。 到今天為止，我仍然與人為善，對廉署的總體工作仍是肯定的，但它必須注意如何排除明顯和不明顯的政治影響，包括感受得到的言行，以及看不見的政治氣候和政治文化。廉政專員更必須注意這一點。我知道不少廉署人員仍然秉公辦事，但作為一個機構的領導，更必須為公眾把好關，而不是為權力來源把好關。這不是指責，而是勸誡。周二、五刊登

2016-06-14

第八屆海峽論壇在廈門開幕，大陸方面俞正聲出席，台灣方面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出席，民進黨則按慣例無中高層出席。這是蔡英文上台後的第一次海峽論壇，兩岸政府都在測試對方的反應。 其實，這類活動各有盤算。例如，大陸減少提及對台商的優惠措施，明顯通過經濟手段，促使台商和台灣人考慮自身利益而牽制民進黨。國民黨則希望在兩岸關係上爭取更大主動權，藉以攻擊民進黨不能處理好兩岸關係，既要鞏固國民黨的固有支持，也期望固本培元，奪回江山。這是國民黨剩餘無幾的招數。馬英九(圖)要維持他的政治影響，勢必在兩岸關係上爭取角色。 可是，國共雙方的招數有新意嗎？經過多年的對台工作，北京應該明白，單靠經濟好處、「派糖」，實在無法令台灣朝野接受大陸的政策。對台灣政界而言，跟大陸走得太近就是政治自殺，統一更是即死的毒藥，而且統一意味著台灣的政治生命滅亡。對台灣民眾而言，現時基本溫飽可以解決，台灣還可以一人一票直選總統，民眾的聲音在政治上可發揮實質影響，怎會願意跟大陸統一而逐漸失去現有的權利？ 所以，大陸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實難吸引台灣和香港人。因此，大陸鷹派人物常說，解決台灣問題唯靠武力，但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甚至是付不起的代價。可見，大陸能否找到新招？才是重要的問題。 再看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的政治技巧也未見嫻熟。例如，它禁止馬英九來港出席民間活動，表面理由是申請的時間不符合提前二十天的規定，擔心馬英九洩密等。首先，馬英九會不會在剛卸任不到一個月就透過公開活動的機會洩密？其次，如果馬英九真的洩密，要自己動手嗎？會用這樣的機會嗎？肯定不會。還有，民進黨今天用條例卡壓，但馬英九總有一天可以自由活動，民進黨能阻嗎？民進黨這樣做，跟共產黨禁制異見人士對外接觸有何分別？ 總之，效果不好。如果民進黨表明，這次禁止馬英九來港只是因為不符合規定，日後再有申請，只要合符規定，將會積極考慮。這樣包裝不是更好嗎？ 周二、五刊登

2016-06-10

內地和香港久不久就出現一些杯葛、罷賣、驅趕之類的聲音(圖)，引起兩地民生思維的一些碰撞。這些碰撞有時是激烈的，有時是輕微的，但最後的結果還是──風潮過了，一切歸於平靜，然後積累埋怨。   在香港，由於自由度和透明度較高，而且官方介入的主導性較弱，所以容易形成民間的主流理性傾向；而且，民間互相平衡的力量較大，不容易發展到失控的衝突。但在內地，自由度和透明度較低，而且官方介入的意識很強，所以容易出現偏差；此外，內地出現的杯葛、罷買、驅趕等聲音，背後還有中國特色的心理因素。   不少內地的社會學家，包括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專家，愈來愈感到內地一些人士提出反這樣，反那樣的主張，其實是一種「不能反中央」之下的扭曲心態。他們對很多社會現狀不滿，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但很多問題是不能公開反對的，尤其是政治問題。所以，他們只好選擇可以「反」的範圍；而且，這些可以「反」的內容必須符合中央政策，跟中央一致的就更好。這樣，才不會招致官方打壓，但又能發洩心裡的不滿。   過去，內地有人發起杯葛台灣歌手張惠妹，因為她在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獻唱，但這個杯葛浪潮很快過去了。大陸也曾杯葛鄧麗君，但鄧麗君的歌聲還是「統治」了大陸的夜空，在日間老鄧(鄧小平)的管治之下，創造了夜間的小鄧(鄧麗君)天堂。   多年前，中日關係友好，中國官方禁止民間的反日運動，令很多正常的向日索償活動受到阻撓，對日本反而有利。近年來，中日關係陷於低潮，大陸有限度地容許部分反日活動，於是來勁了。可是，當官方發現反日運動的矛頭由外轉向內的時候，又馬上喝止。如此一來，勁頭又冷卻了，只有選擇別的事情來反。就這樣，「反」的事情層出不窮，但浪潮過後，日本貨照用，日本遊照樣出發，到美國的人照舊的多。   可以說，這類義和團式的「反」(當年的義和團，連戴眼鏡的人也要打，因為這是「崇洋」)，只是宣洩式的反，是大陸官方轉移民間不滿的洩氣筒。看懂了，那就一笑置之了。 周二、五刊登

2016-06-07

各位看這個標題，也許有點不明所以。本來，我想寫《中國人欠缺妥協基因》，但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妥協」二字，所以也不好直接使用；後來想過「協調」二字，但有些人馬上聯想到大陸經常用這個詞，例如中聯辦有協調部，中共中央也有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再想，用「協同」一詞好不好？但這個詞不能傳神地反映我的想法。最後，還是用了《中國人欠缺同協基因》這個標題，因為我想說的是：中國人搞政治，鬥爭基因很強，與對立的人難以妥協，可以理解；但在「同路人」之間也缺乏互相「協作」，要妥協更難，反映在中國人的政治血液裡，正欠缺這種「同協基因」。這個詞雖不大理想，但暫且先用。   為甚麼我說上面一大堆話，皆因「六.四」二十七周年當晚，我連趕兩場，先到香港大學的座談會，再到維園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兩個活動我都有發言。有朋友問為甚麼？他們善意提點，擔心我變成兩面派或騎牆派？   我衷心感謝君子贈言，善辭監督，於是笑說：「關鍵不在我到那邊去，而在於我說甚麼？」在港大那邊，我理解青年人近期思潮的原因，但我同時表示不能抽離現實，抽離歷史和抽離責任，就像我上周五在本欄所說的內容。後來有記者問我為何兩邊跑，我說兩個活動的理念可以殊途同歸，不要擴大分歧，我希望以身體力行，讓雙方為共同目標努力。區區之心，如此而已。   在中國人的政治史上，因為一點小的技巧性分歧而變成大的根本性分歧，屢見不鮮。尤其是官方，或是有權有勢和有利在身的人，更容易把芝麻變成西瓜，說是孤立一小撮，實是打擊一大片，自己人也鬥個你死我活。我說，民間力量為甚麼要變成他們的翻版？大可不必。   所以，我努力找尋民間力量的共同點，再研究怎樣解決分歧。例如，我對同學們建議，日後他們如果繼續另起爐灶(因為有參與者喜歡以研討方式)，是否可以在「六.四」的白天時間進行，或提前一兩天進行，也許對各方都好。這既可百花齊放，也不會分散向官方爭取權益的力量。豈不善哉！

2016-06-03

「六四」轉眼二十七年，近年來，逐漸出現淡忘「六四」的思潮。今年，這種思潮更為突出，從分散悼念轉為毋須悼念。我想，青年人出現這種趨勢有其社會基礎，主要是他們面對前景感到無能為力，加上官方長期打壓，令青年從困惑走向困倦。所以，我從這個角度表示理解。 不過，思考這些問題，毋須陷入「三抽離」。一是抽離現實。青年人有其獨特意念，有些更是創新的，不會墨守成規。這是優點，但如果走向極端，則也是缺點。例如，一些想法認為大陸的事情與香港無關，可以割裂，但事實上香港愈來愈多事情跟大陸有關，大陸官方正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控制，豈能視而不見呢？ 二是抽離歷史。歷史是延續的，尤其是仍然影響現在的歷史。以「六四」為例，當年的高壓和鎮壓政策至今未變，還延伸到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不能以深圳河劃界自保的事例。我明白，青年人也在爭取民主，但民主是一場多棒接力賽，不是四棒跑完；如果割斷歷史，就等如接力賽中途掉棒，也就意味著無人能走衝線的一棒。 三是抽離責任。一些人士認為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這種想法恰恰是逃避責任的表現，也許這是更大的問題，涉及一些新一代的某種特徵。 作為年逾花甲、而且在北京親歷整個八九民運和「六四」過程的我，面對上述「三抽離」，不會苛責，只會平心靜氣，說情說理說方法，更不會互相戟指而罵，否則，跟派性鬥爭何異？我相信，思潮是會變的，關鍵是怎樣變？ 在此，謹以二十七年前我從「六四」現場回港後填的《一點燭光》作結。此曲譜上新詞，由我厚顏獨唱，並已製成CD，明天在維園義賣籌款，延續「六四」燭光。 聽那邊，槍聲響幾遍。夜已深，更瘋狂。 連環炮，突然發，鮮血四飛，我淚盈眶。 赤子心，一心興家國。願以死，作先航。 男兒血，浩然氣，煉成俠骨興我邦。 寶劍光，盡驅惡毒豹狼。我願意，衝險鬥浪。 迎接，萬里春光。明日要，心曲細唱。 盼共你，上路去。那管風雨狂，凌霄志壯。 周二、五刊登

2016-05-31

台灣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形勢持續繃緊。台灣希望努力維持現狀，這樣對它最有利；大陸則希望趁蔡英文還未站穩陣腳之前加緊施壓，搶佔先機。如此情勢之下，加上美國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兩岸形勢盲點多於明點。怎麼辦？ 也許這個時候，兩岸應該考慮而且盡快行動，建立雙方秘密接觸和溝通的渠道。我不知道這個渠道是否已經建立；如果已經存在，那就當我野人獻曝就行了。如果共產黨和民進黨之間還未考慮或不準備建立秘密溝通渠道的話，那只能說明兩邊都沒有真正的政治家。如果任何一邊不敢於建立這種秘密渠道的話，那就說明兩邊均沒有政治氣魄和智慧。 秘密接觸、溝通，以至講數，是政治常態。當年毛澤東跑到重慶跟蔣介石談判，事前不是有很多秘密接觸嗎？即使後來周恩來作為公開的先頭部隊出發，但事前已有不知多少人為雙方進行秘密接觸和安排。還有，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也有很多秘密接觸。最典型的事例是基辛格利用到巴基斯坦訪問之機，秘密飛往北京與周恩來見面，這才開展了兩國建交的前奏。 所以，國際也好，兩岸也好，香港與內地也好，這類接觸都是常態。當然，關鍵是秘密接觸的具體情況、實質內容和作用，這是眼前難以判斷的，必須講求參與者的政治道德。因此，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民間監督，例如公開與秘密雙線溝通，以及事後公開的透明度。 其實，共產黨與民進黨過去也有不同層次的私下接觸，這也是公開的秘密。每年在廈門舉行的海峽論壇，有別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兩岸論壇，民進黨人可以用私人身份參加。大陸願意在這方面放開一線，因為當時他們計算、觀察和做好多手準備，民進黨可以在某些問題上制約執政的國民黨，一切都是政治盤算。 如今，民進黨執政了，過去建立不同層次的聯繫大可發揮作用，而民進黨也不妨在適當的情況下強化這種微妙的聯繫。否則，難道兩岸就此繼續僵持，等待打仗嗎？在這個假戲不妨當真做，逼使戲假變情真的過程中，人民的聲音很重要。發聲吧！ 周二、五刊登

2016-05-27

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扣多時的桂民海，其女兒出席美國的聽證會，被一些人士指為「裡通外國」，並指這樣的行動只會影響桂民海獲釋的機會，認為此舉不智。 聽了這類說話，我只能說是片面之詞，不但倒果為因，還扭曲了很多是非標準，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 首先要搞清楚甚麼才是真正的裡通外國？我難以一言蔽之，但桂女兒的行動肯定不算裡通外國的範圍。她經過長時間努力，一直低調處理此事，到今天毫無進展，才被迫使用新的方法，怎能說她「裡通外國」呢？而且，她在聽證會上發言，完全是公開的，沒有甚麼暗地裡做的事。如果大陸認為她在背後一定跟美國有不公開的默契，也就是鬥爭思維之下見風是雨的結論了。 其次，不妨看看案中的林榮基等三人。他們及其家人一直低調，甚少露面和發言，但至今三人仍無音訊。大陸經常有人說：低調、耐心等候，也許會較容易解決問題。但至今又如何呢？況且，官方要當事人無了期地等待施捨式的憐憫，是否合乎他們經常講的「依法治國」呢？   其實，尋求外國勢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更是經驗豐富。當它起家的時候，不僅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連中共領導人也是共產國際指派的，還接受資金、軍事訓練，以至後期的一些武器。這些都有公開的資料，包括中共後來逐步透露出來的歷史文件。所以，這才是裡通外國，只是正義與否而已。 到了今天，中國也在有需要的時候裡通外國。對執政者而言，這是國家政策的需要，屬於戰略性部署和策略性的行動。例如大陸要向台灣施壓，經常借助(或稱利用)美國力量，因為大陸看得清楚，美國能協助大陸令台灣不能獨立，這才是大陸眼前的需要。 還有，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決定與越南打仗前，也私下跟美國打招呼，說明中國只想教訓越南，而不是吞併越南。美國衡量自己的利益，沒有介入中越戰爭，有利於中國打勝仗。這更是在政治和外交層面裡通外國的行動。 我不排除這些行動有其重要性和實效性，但如果把桂女兒的救父行為也視為裡通外國，也就是過猶不及了。  周二、五刊登

2016-05-24

台灣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大陸壓力陸續有來。除了早前搶奪台灣的邦交國外，又力逼承認「九二共識」，最新則在世界衛生大會上顯露顏色，突出「一個中國」原則，並語帶相關說，台灣參與世衛可能難以為繼；如果兩岸關係惡化，也許另作別論。 大陸對台灣的壓力，可說是必然的。如果大陸在民進黨重新上台後不施加壓力，才是不正常的。綜觀大陸對台灣施壓，至今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姿態壓力。例如三月的「博鰲論壇」，大陸發出的邀請比往年遲，而這次世衛大會的邀請函，不單比正常遲了兩個星期，而且發出邀請時也做了一些動作，刻意冷待台灣新任衛生福利部長林奏延。雖然世衛是國際組織，但中國在2006年力爭安排陳馮富珍擔任世衛總幹事，實際已間接影響甚至控制了世衛的部分運作。2010年，世衛內部密件把台灣稱為「中國台灣省」，正是一例。   對蔡英文的就職演辭，大陸採用軟硬兼施之策。民間學者吹和風，官方則言辭較硬，但仍留有餘地，說這是未完成的卷。此外，又放出軍事壓力的言論，包括「三十年內要解決台灣」的可能性。凡此種種，都反映大陸暫時難以改變兩岸形勢，既然無法產生實質壓力，只有先來語言和姿態的壓力。 二是漸進壓力。這種手法也是慣常的，對香港和台灣一樣。對香港，大陸仍有一定的利用價值；對台灣，則因為形勢比香港更難處理，既然不能一口把台灣吞下，只能逐步增加壓力，徐圖後計。 三是外圍壓力。雖然大陸可以用經濟卡壓的手段，增加對蔡政府的壓力，但如果壓力過大而令台灣民眾反彈，反過來可能更有利民進黨。所以，倒不如先搶幾個台灣的邦交國，製造外圍壓力，而這些壓力對台灣人來說是較次要的。至於令台灣經濟更差的經濟手段，相信要小心運用。 在在說明，大陸的壓力是否有效？也要看台灣的實力。台灣沒有甚麼反制能力，但至少有反彈能力。還有，大陸說這次要考驗台灣的政治智慧。不過，我說，這同時考驗大陸的人民性到底有多強。政治與台灣人民福祉，它將怎樣選擇和平衡呢？ 周二、五刊登

2016-05-20

張德江來港，在幾次場合中對梁振英有正面評價，表示「中央滿意他的工作」。外界關注，這些話有沒有支持梁振英連任的意味。 我看，總體而言，暫時把這些話當作官話就夠了。首先，北京在公開場合對梁表示肯定，是別無選擇和毋須有其他選擇的常態。如果在這類公開場合中顯露對梁不滿，或者略有微詞，梁的管治豈不是更糟糕嗎？而且，梁振英一直執行的都是北京的政策，甚至是加碼執行，即使效果未完全符合北京期望，但在北京眼中乃非戰之罪。在這個時候砸梁振英的鍋，就是砸自己的鍋，北京不會那麼蠢。所以，北京一定會肯定梁振英的工作，但重點是「肯定其任內施政」，暫時不能作太多引申。 此外，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皇帝對臣子的任命暫不表態，正是一種謀略。這樣，才能令臣子更竭盡忠誠，其他有意上位的群臣也會努力表現或私下表忠，有利於君主觀察入微，最後才作決定。所以，未到關鍵時刻，繼續演戲。 其實，北京正在觀察的另一個因素，是泛民屆時會不會或能不能推出特首候選人？如可以，北京才會細緻思考下一任特首是誰；否則，所有建制派候選人都是北京的「馬」，誰勝出也沒有問題了。如果讓建制派候選人來一次真比併，只要不會暴露過多醜態，那就更像「真選舉」，對北京不是更有利嗎？所以，幹嗎現在就表態支持梁連任？ 歸根結柢，仍然是關起門來的揀蟀遊戲。所以，真普選尚未成功，港人仍需努力。 張德江此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跟泛民代表近距離接觸，聽了他們的意見。無論北京的動機如何，也是值得肯定的行動。泛民可以趁此機會爭取雙方向前多行一步。過去，北京連一點緩和的姿態也不願做，如今願意做一點，泛民就不宜過硬，只要立場堅定，方法多元，互借東風，進退有度就行了。 激進泛民也毋須指責溫和泛民「賣港」，「接受統戰」。很多時候，表面上激進也是一種策略，用大陸的話說，這就是「形左實右」。內地甚至有人問：「倘若統戰的利益落在激進泛民身上，他們會否拒絕呢？」周二、五刊登

2016-05-17

張德江來港，官方以「反恐」級別護駕，如臨大敵。不了解情況的人會被嚇死，但了解情況的人就會笑死。因為這樣大陣仗的戲碼，到頭來只會是重錘出擊打空氣。 其實，有些外國領導人來港時，港府也作同類級別的保安措施。所不同者，一般事前不會張揚，不會讓敵人知道自己的部署，連氣氛也感覺不到，這才是真正的保安。但這次卻是故意張揚，而且好像上演大龍鳳一般的「揚」，還直接或轉彎向新聞界放風，煞有介事地放料，唯恐天下不信。所為何事？無非想把官方的安排合理化。可是，官方列舉的例子，跟「恐怖」離天隔丈遠，脫離香港實際情況，可謂貽笑大方。 中國和外國領導人訪港時的保安工作，還有一個不同，就是外國方面只防真正的暴力和危險，但不會把「令領導人尷尬的情況」，例如示威遊行，也列入預防和打擊的範圍。中國則不能讓這些事情出現，玷污龍目。因此，必須把形勢說得愈恐怖愈好，才能加倍防範。 這次保安措施如此擾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官方要製造君臨天下之勢，說明領導人是「視察」而來，規格至高無上。事實上，大陸保安部門已佔領了主導角色，香港警方只是配合和操作而已。大陸有位高官說過：「香港回歸十八年了，但你們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那就要創造更多既定事實，讓你們的腦袋回歸，令你們香港人適應，這就是中國，我就是中央。」 按此趨勢，這類「反恐級」的保安也許會恆常化，配合官方胡亂定性的需要，遏制「香港恐怖主義」(勇武式抗議和肢體語言，也會被官方無限上綱而涵括在內)，甚至「港獨」。其實，這樣很可能適得其反，刺激更多人挑戰官方的底線。 這次保安如此緊張，也許還有「一男子原因」，就是張德江本人。2003年「沙士」期間，廣東隱瞞疫情，還蒙騙中央，以致疫情擴大，禍及香港和內地，間接累死近千人，而當時廣東省委書記正是張德江。所以，張德江對香港也有一種恐懼感甚至恐怖感，於是就要用「反恐級別」保駕護航。 各位看，這像不像電影裡的皇帝出巡？ 周二、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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